“里應外合”？--復旦前校長助理桑玉成澎湃發文聲援賀衛方

　　吳非

　　一、澎湃新聞推出桑玉成，替賀衛方辯護

　　近日，教育部部長就落實中辦國辦1月19日印發的意見發表講話，講話指出， “加強對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絕不能讓傳播西方價值觀念的教材進入我們的課堂;決不允許各種攻擊誹謗黨的領導、抹黑社會主義的言論在大學課堂出現。”該講話在互聯網上遭到少數自由主義高校老師和微博上反共的公知大V的圍攻。

　　對于教育部長遭遇圍攻事件，中國社科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常務理事朱繼東2月3日撰文認為，這次圍攻表面上看是針對教育部長的言論，實際上則是對中央加強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示威和反擊，同時指出，“某些人或勢力之所以對在意識形態領域敢于亮劍者一次次進行圍攻，這些人或勢力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懲處是非常重要的原因。”隨后，朱繼東也遭到賀衛方等人的瘋狂反擊。

　　2月3日，北大，人大等各大高校黨委書記也就中辦國辦意見撰文作出響應，其中以北大黨委書記朱善璐在中國教育報刊發的文章，引發輿論的廣泛關注，因文中明確指出，“嚴肅處理公開攻擊黨的領導、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歪曲黨史國史、造謠生事的言行……”，對此，輿論普遍認為，在北大教授中，存在公開攻擊黨的領導、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歪曲黨史國史、造謠生事言行的人物很多，包括賀衛方、張維迎等等，但近期最突出的是賀衛方。隨后，賀衛方處于輿論的風口浪尖。

　　然而，正當民間愛國民眾聚焦、揭露賀衛方之時，澎湃新聞網、澎湃研究所于2月5日刊發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黨組副書記、專職副主席，上海市政治學會會長，復旦大學教授桑玉成一篇題為《討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應多點善意，少點武斷》

　　(見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01151) 文章，極力庇護賀衛方，為賀衛方站臺。

　　(澎湃新聞之背景，可見《澎湃新聞——南方系下的蛋》一文

　　http://oisum.com/Article/yulun/2014/07/324385.html )

　　共識網轉發了該文并在其微博上進行宣傳，同時附上了陳丹青和賀衛方的合影，該微博得到@何兵、@遲夙生律師等公知大V的轉發和評論，底下評論大多在反對中辦國辦文件以及教育部部長袁貴仁的講話，甚至將習近平污蔑為希特勒，將教育部部長袁貴仁污蔑為擔任納粹德國時期的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部長的戈培爾。

　　二、為了替賀衛方辯護，桑玉成不惜裸奔

　　針對賀衛方被民間愛國民眾批判的局面，桑玉成此文認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項非常復雜的工作，……沒有深入一線的調研基礎，沒有長期的實踐感悟……簡單地高談闊論、草率地歸因于個別人、個別事件，甚至大打網絡口水仗，于問題的解決百害而無一利。”

　　然而，不管是中辦國辦文件、教育部部長還是朱繼東，都并未將高校意識形態，高校思政教育課的問題“簡單地高談闊論、草率地歸結于個別人、個別事件。”誰都知道，問題不僅僅出在賀衛方一人身上，而且他的背后還有保護傘。

　　教育部長在講話中就曾明確指出，“高校是意識形態工作的前沿陣地，青年師生是敵對勢力對我進行滲透分化的重點人群”，一些國家“加緊對我滲透分化，方法手段更加隱蔽多樣，高校宣傳思想陣地管理的難度進一步加大”，并強調“堅持課堂講授有紀律，用馬克思主義占領課堂主陣地”。講話中很明確，面對國內外敵對勢力對意識形態的進攻，要守住高校意識形態前沿陣地。

　　朱繼東的文章中也指出“境外敵對勢力在國內培植代理人、代言人”，并“采取多種手段大力地對這些人進行政治基因改造，使其成為圍攻在意識形態領域敢于亮劍者的主力”，對此，應該對這些人敢于“出重拳、拔釘子”。朱繼東文還不點名地指出了賀衛方的問題：“如這次三問袁貴仁的是某大學法學院教授，而和他同一學院的一位大V教授屢屢發表攻擊黨和社會主義的言論卻一直沒有得到應有懲處甚至還名利雙收，這對高校教師恐怕起到了一個惡的示范作用。”

　　朱繼東文章將賀衛方當做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敵對勢力的代表人物。其文雖然有具體指向，但是也沒有將高校思政教育問題“歸結于個別人”。朱繼東所討論的，只是以賀衛方為代表的“境外敵對勢力在國內培植的代理人、代言人”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巨大破壞作用，并沒有把所有的高校思政教育問題都歸結于敵對勢力，更沒有“歸結于個別人”。

　　但一個基本常識是，以賀衛方為代表的“境外敵對勢力在國內培植的代理人、代言人”，雖然相對于13億人口來說是一小撮，但是其能量和危害是巨大的，決不能掉以輕心。以賀衛方為例，早在1991年開始，他就受到美國情報部門控制的福特基金會的資助與扶持進行憲政研究，成為學術新星。從上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賀衛方以高層智囊的方式參與了中國司法改革，其思想影響了政法界眾多實權人物，并親自培養培訓了大批中國法官。(參見文章：《三峰：從“賀衛方現象”看中國面臨的危機》 http://www.hxw.org.cn/html/article/info6291.html )

　　桑玉成首先制造了這樣一個不存在的偽命題：“朱繼東等人認為高校思政教育問題都是賀衛方等個別人造成”。然后桑玉成再指出這種觀點是錯的從而否認賀衛方的破壞性作用，他認為把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問題【草率地歸因于個別人、個別事件，甚至大打網絡口水仗，于問題的解決百害而無一利】。緊接著，桑玉成又強調：【教育在人的社會化過程中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教育絕對不是萬能的。教育絕對不是萬能的。如果把我們現實中的一些問題歸因于學校教育，歸因于教師，特別是個別教師的什么觀點，這既不符合事實也不符合邏輯。】桑玉成在這里等于已經非常明確地認定，高校思政教育領域存在的嚴重問題，與賀衛方等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觀點”無關。桑玉成實際上就是在包庇以賀衛方為代表的“境外敵對勢力在國內培植的那些代理人、代言人”，回避教育系統已被敵對勢力滲透的事實，替敵對勢力代言人賀衛方的反黨反社會主義活動打掩護。

　　桑玉成又一次弱智地耍弄小聰明，自己制造出“教育萬能論”的偽命題進行批判。其實任何一個有正常常識的人都清楚，教育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肯定不是萬能的，但是任何一個有正常智力的人也明白，學校里的思想政治教育，對一個人未來的思想價值倫理觀念有多重要。假如以賀衛方為代表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勢力滲透并控制了高校學術研究教育及思政教育的平臺，其后果對于黨和人民是致命的。然而，桑玉成卻避實就虛地強調，當前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問題，主要是“現實中的一些問題”，而非賀衛方們的觀點導致的。

　　桑玉成非常極端地認為，【大學生的頭腦不是一張白紙，不是任你抹黑了它就黑描紅了它就紅的。我們必須承認，一個人三觀的形成，取決于非常復雜的因素。】在桑玉成看來，即便是賀衛方們完全控制了高校課堂，大肆散播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觀點，抹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抹黑毛澤東和馬克思，大學生們也不會受其影響，“不是任你抹黑了它就黑描紅了它就紅的”。一個自以為是的高等知識分子，竟然說出這種沒有任何常識的話，可謂匪夷所思。桑玉成為了替賀衛方辯護，簡直已經開始不顧廉恥地裸奔了。有中國學術界常識的人都清楚，實際上賀衛方、張維迎們已經基本上壟斷了大學里的法學、政治學、經濟學教育，西方新自由主義、政治自由主義、憲政民主、歷史虛無主義等思潮在高校泛濫成災，馬克思主義完全被邊緣化，其危害非常嚴重。

　　最后，桑玉成說：【總而言之，對高校思政教育這樣一個幾十年都在困擾著我們的宏大的復雜問題，需要的不是強制性的行政命令，也不是簡單的武斷和指責，更不是惡意的冷嘲熱諷和口水戰】。很顯然，桑玉成不僅污蔑民間愛國民眾揭露賀衛方是是“惡意的冷嘲熱諷和口水戰”，他甚至猖狂地認為，高校執行習近平總書記的指示、執行中辦國辦印發的意見、貫徹教育部部長的講話，搞好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在推行“強制性的行政命令”，就是在“簡單的武斷和指責”。習近平總書記的指示、中辦國辦印發的意見、教育部部長的講話，完全符合《憲法》、《黨章》，是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必然必須措施，怎么就成了“強制性的行政命令”?可見，為了庇護賀衛方，桑玉成不惜對抗整個黨、整個社會主義制度。

　　三、賀衛方們的危害不僅僅是高校，而是整個社會

　　我們需要實事求是地指出，賀衛方們抹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理論和言論，不僅僅在高校里影響、誤導、洗腦了大批青年學生，更是通過其高層渠道和整個中國網絡媒體(主要由西方資本控制)，從上到下影響、誤導、毒害了整個社會。很多青年學生之所以被賀衛方們所洗腦，一個關鍵的原因就是，中國社會現實中的確存在一些陰暗面和社會問題。如腐敗嚴重、國有資產被官僚買辦資本侵吞、四千萬工人下崗失業、教育醫療住房市場化資本化成為民生三座大山、外資泛濫危害中國經濟安全等等……然而這一系列問題，正是賀衛方、張維迎們所主張的經濟新自由主義、政治自由主義、憲政民主、歷史虛無主義、極端個人主義等思潮所導致的。

　　對于賀衛方、張維迎等人的破壞性作用，有學者這樣舉例指出：【例如賀衛方所主張的經濟私有化，就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實現，這種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使中國社會兩極分化，四千萬工人下崗，幾十萬億國資流入富豪手中，醫療住房教育的市場化形成了民生三座大山，大量的群眾成為弱勢群體。賀衛方們卻不斷告訴人民大眾，這些錯誤改革政策都是共產黨搞的，都是一黨專政的惡果。這樣，賀衛方在體制內同黨們所搞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就為賀衛方在體制外進行的激進顏色革命造就了龐大的群眾基礎。】(參見文章：《三峰：從“賀衛方現象”看中國面臨的危機》 http://www.hxw.org.cn/html/article/info6291.html )這一判斷是非常中肯的、實事求是的、切中時弊的。

　　從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伴隨著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是大批官員乃至高級官員的嚴重腐敗。之所以出現這種局面，有四個原因：

　　第一，是社會主義信仰遭受破壞。以賀衛方、張維迎為代表的西化派敵對勢力(他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曾是指導中國政治經濟改革的高層智囊)散播的西方錯誤思潮(如經濟新自由主義、政治自由主義、憲政民主、歷史虛無主義)，瓦解了大批黨員干部對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仰信念;

　　第二，是社會主義價值倫理遭受破壞。這批西化派敵對勢力所散播的極端拜金主義、個人主義等資本主義價值觀念刺激了黨員干部的物欲、貪欲。

　　第三，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遭受破壞。這些西化派敵對勢力為中國改革所設計的私有化的、資本主義的極端市場經濟制度，迫使黨員干部和普通民眾都不得不自然而然地奉行金錢至上的價值觀念。在這種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一方面勞動人民遭受國內外壟斷資本寡頭的剝削壓榨，另一方面，金錢則是衡量一切價值的標準，沒有錢在今天的社會不僅僅被貶低和鄙視，更是在現實中寸步難行。在國有企業中，鞍鋼憲法被全面廢除，黨對國企領導干部的監管、群眾對國企領導干部的監督都被廢除，這使國企管理腐敗混亂，在私有化過程中被官僚買辦資本鯨吞。經濟私有化、社會財富被資本寡頭們控制后，他們必然進一步去控制政治權力，控制黨員干部乃至高級干部，這是腐敗的經濟基礎和階級基礎。而賀衛方所要在中國推行的憲政制度，就是進一步讓國內外壟斷資本財團完全控制國家政權。

　　第四，是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和黨內規則遭受破壞。在80年代，西化派就曾散播過“掃黃就是反對改革開放”的謬論。上世紀90年代以來，黨內外反腐敗的聲音很高，但是當時掌握政治、經濟改革話語權的西化派敵對勢力則散播輿論稱“腐敗是改革的潤滑劑”(張維迎等人的名言)，阻止恢復黨的優良傳統和制度規則——例如黨內監督懲罰機制、群眾路線、鞍鋼憲法等等——以遏制腐敗。在西化派敵對勢力們看來，如果黨員干部不腐敗，中國社會主義制度運轉良好，他們通過改革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陰謀就無法得逞。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本來自身有一套完整的預防和消滅腐敗的制度規則(文化傳統暫且不論)，如自上而下的黨內監督懲罰機制和自下而上的群眾路線，這本來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核心內核，然而這套東西由于被賀衛方、張維迎等高層智囊極力詆毀成“極左教條”從而被擱置了多年，所以腐敗才史無前例地泛濫起來。

　　可以說，中國社會陰暗面的形成，是和以賀衛方為代表的西化派敵對勢力對改革的誤導和破壞密切相關的。當然，要說責任全在美國敵對勢力及其控制的賀衛方們的身上，也不完全準確，更關鍵的問題，是賀衛方們在黨內有一些與之“里應外合”的保護傘，正是這些人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就一直按照賀衛方張維迎們的資本主義理論進行“改革”(實際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顛覆)。假如只處理賀衛方，不打掉衛方在體制內與之“里應外合”的保護傘，不糾正違憲的新自由主義改革，不解決上述社會陰暗面，那么最終結果是：“一個賀衛方倒下去，千萬個賀衛方將站起來”。

　　四、桑玉成為何要與賀衛方“里應外合”？

　　早在2006年新西山會議上，賀衛方教授就指出要體制內外相配合、互相分工來推翻共產黨，在賀衛方的設計中，一部分人潛伏在體制內，不發表過激言論，而另一部分(包括他自己)則推行體制外顏色革命的工作：“我們都有目標，這個目標就是實際上現在說不得，將來一定要走這個道路，比如說多黨制度，比如說新聞自由，……比如說臺灣現在的模式，我們現在想中國應該朝這個方向走，但是現在我們說不得。……這邊人沒有辦法說透，說清楚，所以，我們現在尤其是體制改革這些年一直在推動，在座的前輩或者同輩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這個過程中都是艱辛甘苦的。……我想我們能不能慢慢的形成小的群體，這和改革的群體人有差距……”

　　到2012年，賀衛方已經更加公開地傳播他們的這種“里應外合”的戰略。2012年末，賀衛方的第一本英文著作被有美國情報部門背景的布魯金斯學會出版。在美國布魯金斯學會11月28日于華盛頓為賀衛方舉行的新書發表會暨中國司法研討會上，賀衛方公開發表了反共宣言：“不要要求在職的中國官員們說老百姓希望他們說的話，而學界人士則可以大膽諫言，和政界‘里應外合’，各司其職。……社會主義的根本性質讓司法無法得到獨立，中國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程度了……要對中國共產黨的理論根基進行改造，……將中國共產黨改造成西歐的社會民主黨是比較可行的選擇之一。中國共產黨必須承認其他黨派的正當性……以及軍隊不由黨來控制而是忠誠于國家。……有的時候民意對這個國家起到重要作用，網絡時代幾十萬人同時感到很憤怒的事情，他們會很緊張”。

　　黨員賀衛方們，二十年如一日地在黨內、在北大、在中國、在美國赤裸裸地、公開地、肆無忌憚地進行違背憲法和黨章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顛覆活動，卻絲毫不受黨紀國法的處罰，很顯然是在黨內有保護傘。因此，當賀衛方受民間愛國民眾批判時，一些體制內人物跳出來支持賀衛方，就是必然的了。

　　桑玉成就一直在體制內擔任重要職務，為顯示其身份的高貴，他發在澎湃新聞的文章在開頭時故意宣稱：【讀碩士那時候的課堂上，我們……跟著王滬寧教授選讀從古至今的西方政治學名著】。桑玉成現在擔任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黨組副書記，專職副主席，上海市政治學會會長，曾任復旦大學校長助理、國家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常務副院長、復旦大學社會科學基礎部主任、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等職務。

　　既然要在體制內與賀衛方“里應外合”，那么其發言尺度自然與賀衛方要有區別。當然，賀衛方也不指望桑玉成們像他那樣發表共產黨非法、中宣部非法、軍隊國家化、平反陸肆、共產黨是法西斯等言論。(賀衛方的這些言行參見文章：《三峰：從“賀衛方現象”看中國面臨的危機》 http://www.hxw.org.cn/html/article/info6291.html )

　　然而，盡管桑玉成“穿上學術的隱身衣”(中紀委語)，但仔細分析他的學術著作，可以發現，桑玉成的政治經濟理論與賀衛方是完全一樣的。

　　在2004年第9期的求是雜志社主辦的《小康》雜志上，桑玉成曾發表過這樣一段主張：

　　http://www.gotoread.com/vo/2522/page262910.html

　　【桑玉成復旦大學教授：政商關系的本質矛盾就是用權力代替市場的運作。從西方古典主義經濟學理論來講，因為市場領域主張平等交換、自由競爭，一開始是排斥權力的作用的。如果權利干預交換行為，就破壞 了等價交換的準則。所以英國古典主義學者亞當·斯密講，盡量避免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整個社會發展過程中，由于利益關系官商結合，權力主體滲透經濟活動也是常見的事情。現在我們國家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換，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由于一些利益關系，由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的力度 很大，無法避免。政府只能不斷調整，政府的目標是成為一個公共的政府，成為駕馭社會之上的公共權力，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官商攪不清的關系。】

　　對于新自由主義改革導致的中國社會中官商勾結的權貴資本主義現象，桑玉成完全用市場原教旨主義、新古典主義和新自由主義來解讀，認為“政商關系的本質矛盾就是用權力代替市場的運作”，并且主張政治權力對市場的干預越小越好，不斷調整政府的職能，最終將其變成一個僅僅維護公共事務的中性的公共機構。眾所周知，無論是在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還是社會主義社會，其政府都有公共服務和公共事務職能，比如興修水利、提供一定社會保障、抵御外來侵略之類，再比如懲罰罪犯(如殺人犯)等等，上述所有的政府類型或多或少都有這些職能。

　　馬克思主義國家和政治學說認為，國家的本質，并非是這些公共事務職能，而是階級統治壓迫被統治階級的工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導致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經濟剝削、政治專制，以及兩大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必然導致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即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

　　當然，這些本質性問題在西方資本主義、自由主義政治學說和理論中都是回避的。資產階級學者認為，其政府僅僅是也應當是代表全民的進行公共事務的政府，否認階級剝削、階級壓迫及階級斗爭的存在。他們認為其政府是超階級的、超社會的、代表所有個體和公民利益的公共政府。這些自由主義政治理論顯然是替西方壟斷資本寡頭涂脂抹粉的遮羞布。從桑玉成發表在《小康》雜志的言論可以看出，他不僅僅奉行新自由主義，對西方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政治理論也全盤接受。他不僅僅要在中國推行西方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還要按照西方自由主義政治理念，將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改造成資本主主義政治制度，即將中國的黨和政府改造成去階級化的、中性的、超階級、超社會的公共事務管理工具。其本質只能是壟斷寡頭們的共同事務委員會罷了。

　　桑玉成在這里指責的“官商結合”、“權力主體滲透經濟活動”等現象，其實指的是官商勾結的權貴資本主義現象。官商勾結現象在封建社會就存在，然而其主要特征是地主階級的政治權力控制商人和資本，商人和資本為地主階級的政治權力服務。所謂“權貴資本主義”，是也只能是指政治權力與資本融合，官商不分、官商勾結的政治權力為資本服務的現象和狀態。

　　眾所周知，資本主義從一開始就是權貴資本主義。在英國，新生的資產階級中的一大批骨干，就是由原來的封建金融貴族轉化而來的，資本主義國家一開始就是封建權力和資本高度融合的國家。隨著英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封建貴族的色彩和權力逐漸淡化，國家政治權力完全由壟斷資本寡頭所控制。這些壟斷資本寡頭不僅僅利用國家權力確保自己的統治階級的政治地位，也利用國家權力為自己的企業和資本牟利，乃至在全世界推行殖民主義、侵略全世界，所以資本主義到了這個階段，仍然是權力和資本高度融合的權貴資本主義。美國建國初，是一個奴隸主階級和資本家階級聯合專政的權貴資本主義國家，南北戰爭后，則發展成一個壟斷資本寡頭專政的權貴資本主義國家。在今日美國，小布什、拉姆斯菲爾德、切尼、保爾森、羅伯特-蓋茨等等高級官員，都是大資本家，即權貴資本家，而且他們都曾明目張膽地利用國家政治權力為自己的企業服務(例如小布什等人的企業在國外伊拉克戰爭和國內公共事務私有化資本化進程中大發橫財，華爾街資本如高盛財團在小布什的金融政策下獲利豐厚)，美國政府里的關鍵政治職位，必然由相關的大財團所控制(如高盛等財團控制財長，孟山都等控制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等等)，這就是最典型的官商不分、官商勾結的政治權力服務于資本的權貴資本主義。

　　放眼全世界，所有的資本主義模式，都是政治權力由資產階級控制、資產階級利用政治權力為自己謀利的權貴資本主義。賀衛方、桑玉成們在中國推行資本主義改革模式，出現官員蛻化成資本家、政治權力被資本控制的權貴資本主義，是必然的結果。然而，賀衛方、桑玉成們制造謬論，認為英國、美國并非權貴資本主義，其政府是代表全民的，其資本家和工人是平等的，政府在資本家和工人兩個公民之間是中立的、公正的角色。他們顛倒黑白地聲稱，中國的官商勾結、腐敗權力滲透經濟、權貴資本主義的根源，是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只有徹底改造黨和社會制度，讓黨和政府變成所謂的公共事務管理機構，徹底消滅黨和政府管理經濟的權力，才能減少腐敗和官商勾結。

　　其實在現代社會，政治權力、政治組織(政黨)對經濟的干預分兩種情況：一種是如美國等國政府主要進行的那樣，是代表資產階級尤其是資本寡頭的利益對經濟進行干預。美國政治權力阻止中國企業的進入、金額危機后美國的一系列干預經濟的措施(諸如拿公民稅收援助金融寡頭)等等，都是如此。第二種，則是代表無產階級和普通民眾的共同利益干預經濟的運行，例如對富豪征收高額稅收建立福利制度、反對資本寡頭壟斷等等。在蘇聯、中國社會主義模式強盛的時代，為了防止底層革命，美國及西方國家也存在這種廣泛的政治權力對市場經濟的干預。而在社會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是統治階級，他們必然要按照憲法和法律，通過國家政權，對經濟事務進行管理、組織和干預，這就是經濟計劃職能和宏觀調控職能。因此，當今中國社會出現的官商勾結、政治權力被私人資本家乃至外國資本家俘獲并為之牟利的權貴資本主義現象，正是黨和政府代表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對經濟事務的管理、監管、干預、監督的合法權力被破壞和束縛，政治權力異化并被資本所控制對經濟進行非法干預導致的。

　　桑玉成們借腐敗現象、借官商勾結現象，否定黨和人民管理經濟的權力，這是對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性顛覆。

　　當然，桑玉成的經濟、政治觀點不僅僅是這些。桑玉成的基本政治主張，其實就是賀衛方的西方憲政民主和全盤西化。例如，桑玉成在《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03期發表了一篇題為《官民協同治理視角下當代中國社會管理的創新與發展》的論文，其核心觀點和建議如下：【政府不能是、也不應是社會公共管理的唯一主體，社會成員的個體或團體如非政府組織等公民自組織甚至包括私營機構等等，都將與政府一起共同承擔管理公共事務，提供公共服務的責任。…… 現實社會的異質性、離散性和復雜性程度隨著現代化發展的深入而不斷提升, 需要有效的社會規制來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轉。在這種情況下, 政府通過培育多元的社會治理主體, 利用靈活多樣的社會規制工具, 編織社會良好運行的無形之網, 就成了政府作為的一般取向。……培育多元化的社會自治主體, 營造公民社會發育的良好環境, 使社會的自主和自治能力得以加強, 從而形成政府和社會良好互動的格局。】

　　桑玉成認為，黨和政府不僅僅不能干預經濟的運行，即便是在公共事務領域，也必須與所謂的私營機構、非政府組織等所謂的“公民社會”分享權力，即不僅僅讓資本寡頭壟斷經濟，而且在公共事務領域也讓資本家尤其是國外壟斷資本進入并分享權力。桑玉成明確建議，要“培育多元的社會治理主體”，即否定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統治階級地位，否定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治制度，讓新生的資本家尤其是官僚買辦資產階級成為社會治理主體，即在中國實現西方式的資產階級專政的資本主義政治制度。這和賀衛方主張的憲政完全是一種東西。

　　可見，這次桑玉成如果不跳出來替賀衛方辯護，反倒是奇怪的事。綜合桑玉成的一系列學術著作我們可以看到，他正是在體制內一直與賀衛方“里應外合”的小人物之一。

　　搞笑的是，桑玉成還擔任過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的職務，搞不好，這些人已經將很多大學的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搞成了“堅強”的反共堡壘了。除了清華、人大、社科院等少數幾個馬院外，在全國高校中，甚至在高校的馬克思主義研究院中，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馬克思主義者們都已經成了地下黨。意識形態和經濟領域再不撥亂反正，怎能不會亡黨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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