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白求恩大夫為了支持中國人民的抗戰事業，不遠萬里從加拿大來到中國前線參與救死扶傷，迄今中國人民仍在懷念著他。最近，關于一位美國眼科醫生自愿在中國行醫達十年之久的感人事跡在網上流傳著，他的中文名字稱作康南 。

　　中山大學眼科中心教授康南 (Nathan Congdon)

　　“不管怎樣，我沒辦法否認我是一個美國人。一個方面，我所有培訓是在美國做的，所以基本上我是美國醫生。但是我將來的大部分目的都在國內。”康南醫生所說的“國內”，指的就是中國。他已經習慣用這種一般中國人才有的說法。

　　“來到中國，是一種緣分，也是從小的夢想。”這位美國醫生與中國的緣分，始于他13歲時，康南全家搬到夏威夷，在那個多元化城市里，他開始對中國文化產生興趣。在自學了幾年中文后，1983年，康南第一次來到中國北京。“我記得北京天安門，很大的一個地方，很寬的馬路，全部都是單車，都是自行車，像河一樣，像一條藍色的河。我騎上自行車，穿得跟別人一樣，我不再是一個外國人，我好像有點歸屬感。”

　　1983年，康南在北京天安門城樓前

　　后來，康南在普林斯頓大學“中國文學專業”畢業后，又遠赴英國考取了劍橋大學的碩士，研修的卻是中國的明清小說。那些年，康南陶醉于中國的歷史、哲學和文學。“這些研究讓我深入地了解中國，知道得越多，我對中國就越著迷。直到現在，我還堅持。”

　　1986年，研究生畢業后，康南揣著500美金，第二次來到中國。

　　他來到一個農村走訪。“大家都對我很好，也對我非常好奇。全村子的所有小孩子都冒出來了，要看看什么奇怪的東西。”

　　這次中國之行，進一步堅定了康南留在中國的想法。但他意識到：要想在中國長期生活，僅研究漢語和中國文化是不夠的。究竟留下來做什么，康南反復比較了自己面臨的幾種選擇：“當記者，我想做的和他們希望我做的，可能有點不一樣。給外交部工作，代表美國，不是代表中國，也是會有點沖突，我生活會有點復雜。我覺得，我當醫生可能會最好。因為政府就變成了我的合作伙伴，沒有什么沖突，我們都有一樣的目標。”于是，他選擇了棄文學醫。康南又回到美國，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取得醫學博士學位。前后用了十幾年時間，完成了嚴格的醫師培訓，最終成為一名醫學院教授。

　　2006年，康南終于第三次來到中國，成了中國眼科界唯一的“洋大夫”。到中國當大夫沒多久，康南發現，他看到的情景已經和前兩次來中國不太一樣了。

　　康南談及現在與以前的變化時說：“(中國)國內沒有那么尊敬醫生，沒那么佩服、沒那么信任。這種彼此不太信任的態度，我覺得越來越普遍。當醫生的有很多的挑戰。病人不滿意、不舒服、不高興，投訴、打醫生這種問題，比美國要普遍一點。”

　　作為“洋大夫”的康南醫生，不僅真切感受到了中國老百姓經常掛在嘴邊的“醫患矛盾”，也開始尋找問題到底出在哪里。“病人不一定會信任醫生的原因，就是怕醫生要賺他們的錢，彼此不太能夠溝通，這個問題當然重要。這倒不是中國有這個問題，我覺得美國也有。”“我們要坦白地承認，目前農村地區的醫療服務，質量不夠好。還有，中國政府現在非常愿意投資不少的資助、不少的錢去改善醫療體系，問題是有的時候投資方法不一定是效率最高的。”但是，讓康南驚嘆的是，正是在他來華的十年間，中國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大的醫保體系，覆蓋了98%的中國民眾。“在美國最近有好幾年的沖突，才能夠給大概多15%的公民納入我們的醫療體系，給他們提供醫保，這我覺得不好。”

　　在康南的家里，掛著兩幅已經泛黃的那個特定時期的宣傳畫，這是他費了好大的勁兒才在網上找到的。當賣畫的人得知他是住在中國的一個外國眼科醫生，對這兩幅宣傳畫的意義又那么看重，便慷慨地將這兩幅價值近千元的畫贈送給了他。“這兩個我都特別喜歡。特別是‘為農民服務’的那個，我特別重視這種想法。”其中一幅“為五億農民服務”，這是當年無數中國赤腳醫生的真實寫照，也是康南最珍貴的中國記憶。

康南買到的老宣傳畫：“為五億農民服務”

　　今年是康南來中國當醫生的第十個年頭。十年間，除了完成大量教學、科研工作，康南也干起了“赤腳醫生”的活，只要有時間，他就往農村跑，免費給農民看病，培訓縣級醫院的醫生。中山大學眼科中心院長劉奕志講到：康南更喜歡去西部，或者是廣東，那里也有很多貧困縣。

　　2008年康南和女兒在廣州街頭舉著“祝愿北京奧運會舉辦成功”的牌子

　　讓自己的一雙兒女了解中國、愛上中國，最好長大了也能留下來工作，這是2008年康南帶著全家到廣州當大夫時許下的心愿。這一年，奧運火炬傳遞到廣州，康南自己做了一塊“祝愿北京奧運會舉辦成功”的牌子，在廣州街頭，讓女兒高高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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