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有半數活不過三十歲。”

　　1946年，《時代》雜志記者西奧多·H·懷特在《中國的驚雷》一書中如實記錄了他在中國的見聞。“不論戰時或平時，荒年或豐年，公路或城市街道上橫陳著尸體是家常便飯。在上海，早晨在工廠門口收拾童工的尸首不過例行公事。”

　　老百姓的“民國范”不僅是目不識丁、水旱蝗湯，還有缺醫少藥。其時，中國國民平均壽命低于同時期的殖民地印度，瘧疾、鼠疫、霍亂、天花、血吸蟲病、性病等傳染病及癆病比比皆是。

　　“許多人生瘡害病，想個什么辦法呢?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1934年的毛澤東口氣不小。在他眼里，一向以多數人為本。

　　人民戰爭

　　1949年，大勢已定，“新生活開始了。”但一開始的生活很艱辛。

　　1950年1月，衛生部首先展開了對結核病的預防工作，不計成本在全國推廣卡介菌苗接種。10月，衛生部出臺規定，全國民眾必須普種牛痘。1951年4月，鼠疫、霍亂、天花、白喉等19種傳染病的防治方案、傳染病管理條例以及若干防疫工作具體辦法相繼出臺。

　　1952年愛國衛生運動委員會的成立，可以被視為中國醫療政策史上的分水嶺。在毛看來，運動的目的并不限于醫療衛生，更在于“要使我們這個民族振作起來。”

　　1958年，血吸蟲病流行區江西余江縣率先全面消滅血吸蟲病。正在杭州視察的毛澤東聞此“浮想聯翩，夜不能寐”，揮毫寫就《送瘟神》：“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1957年，霍亂在中國得到有效控制。1958年，血吸蟲病被基本殲滅。在解放妓女的同時，性病在中國絕跡。1960年，中國告別了天花。1964年，鼠疫在中國得到完全控制。1970年代，瘧疾逐步銷聲匿跡，結核病發病率逐年下降，并基本得到控制。

　　“到70年代末期，（在中國）醫療保險幾乎覆蓋了所有的城市人口和95%的農村人口，這是低收入國家舉世無雙的成就。”語出世界銀行發表的《1993年世界發展報告》，對于毛澤東的夢想成真，這是來自階級敵人的肯定。

　　一個毫不“黃金”的十年，愛國衛生運動改變了中國的面貌。

　　赤腳醫生

　　昂首向前的社會主義絕不是一團和氣，階級斗爭不只存在于黨委和工廠中，在醫院中同樣存在。1965年，城市平均每千人的醫院床位是農村的7.7倍，專業醫護人員數目是農村的3.7倍，醫療經費農村只占四分之一，而同期農村人口是城市人口的4.6倍。

　　“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工作，而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這一段憤怒的談話被毛的追隨者稱為“6·26指示”，“把醫療衛生工作重點放到農村去”由此成為了階級意志。

　　醫療資源開始向五億農民傾斜，大批的醫務工作者從城市走向鄉村，農村的醫療衛生機構和醫療條件得到了快速完善。“赤腳醫生”這個名字開始廣為人知，身背藥箱，打著赤腳的形象成為一個時代的象征。

　　1974年，原上海市川沙縣江鎮公社赤腳醫生王桂珍出席日內瓦世界衛生組織第二十七屆世界衛生大會，并作兩次發言。1975年，她成為衛生部黨委核心小組成員，兼任衛生部防治局副局長，人稱“拿工分的副部長”。

　　截至七十年代中期，醫藥衛生路線的斗爭已趨近勝利。國家有60%的衛生預算花費在農村，農村醫院床位比重已提高到60%，全國活躍著180多萬赤腳醫生。

　　1975年合作醫療在全國覆蓋率達到84.6%。完善的醫療衛生體系的建立以及醫療衛生事業的平等化使中國人的健康指標改天換地。30年內，中國人的人均壽命由35歲提高到67歲，嬰兒死亡率由千分之200降到千分之34.7。

　　“病有所醫”此時第一次成為了普通中國人日常生活。

　　一切人針對一切人

　　其后的故事我們都很熟悉。經歷了改革開放，中國日益崛起，中國人的醫療待遇也“闊氣”起來。按理說日子過得更好才是。然而果真如此么?

　　據衛生部統計，中國衛生總費用2005年衛生總費用為8000多億元，2010年上升到19600億元，5年間年均增長13.6%，遠超GDP增速。人均衛生費用1500多元，同期中國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5919元。

　　“能吃藥不打針，能打針不輸液”的世界衛生組織用藥原則，在中國早已被顛覆。據報道，2009年中國醫療輸液104億瓶，平均每人輸8瓶液，遠高于國際上2.5至3.3瓶的水平。

　　直接導致這種現象的，正是“以藥養醫”的機制。很多醫院的輸液與藥品回扣和獎金提成直接相關。不僅醫生，護士的獎金往往也與輸液人次直接掛鉤。

　　除了藥品，醫療器械也是過度醫療的大頭。據了解，小到針頭針管、大到骨科用的鋼板、人工關節等高科技器械，已成為醫院賺取利潤的有效手段。

　　太多的癌癥篩查，太多的心臟測試，太多的剖腹產申請。“最好”的藥物、“最高端”的檢查、“最先進”的手術，當然，還有最昂貴的費用。

　　美國癌癥協會首席醫療官Otis Brawley在其新書《我們在損害國人健康：一名醫生自診美國醫療痼疾》中形容，這個體制已被“為貪吃者提供服務的貪婪之人”所掌控。

　　布勞利通過這本書展示的美國是我們未來的一個極端藍本。那些窮人或沒有醫療保險的人即便是最基本的治療要求都被頻繁地拒絕。而在美國，享受完備醫療保險服務的人卻常常被“過度醫療”。

　　但是，事情不應該是這樣的。人應當是目的，而非盈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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