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出刊的《破土》雜志第三期制作了〈咱們工人有故事〉的專題，訪問了二七機車車輛廠、江南造船廠、青島第六棉紡織廠、紅鋼四家對中國現代工業建設有重大貢獻的國營工廠的退休老工人，請他們講述在這些歷史悠久、表現杰出的國營工廠工作的經歷與感想，對比了毛澤東時期與所謂改革年代工人的勞動精神與待遇的巨大差異，鮮明地呈現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根本區別，為我們了解社會主義體制下工人階級的思想、地位留下彌足珍貴的口述歷史材料。

　　【專題】咱們工人有故事

　　導語：歷史縫隙中的工業記憶/袁長庚

　　百年二七機車車輛廠——駛向何方?/左楠

　　能不憶江南?/梁敬婷

　　跨越半個中國的紡織因緣——女工文珍訪談記錄/管田欣

　　鋼城舊事/陳桂林

　　導言：袁長庚：歷史縫隙中的工業記憶

　　新的世紀已經過去十多個年頭，歷史的撰寫者們已然開始著手給它起一個悅耳的名字。幸運的是，選項似乎頗多：后現代、晚期資本主義、數字時代、后工業社會、后冷戰時期…與之相比，“工業化”，帶著它油膩、笨重、濃煙滾滾的字面含義，呆板丑陋、滿目瘡痍。作為二十世紀中國最為重要的社會實踐，在貢獻了足夠多的榮耀與屈辱之后，它被勒令從歷史的宴席上起身、離去，似乎不再享有任何把盞言歡分享盛宴的權利。

　　我們必須承認的是：這期所集結的文章，來自于某種有意為之的設計。在不合時宜的時代背景下，以不合時宜的方式，將這些并不久遠卻多少有些支離破碎的記憶碎片重新帶入文字記錄的視野，一方面是源于我們自身所持守的歷史觀，另一方面則是為了回答當下若干緊要卻隱晦的提問。因而，還需要坦承的一點是：這些文章的作者們并非癡迷于打撈另類記憶的寫作工匠，他們自有其態度，并且從未遮掩或回避這種態度。他們的某些品質或觀念，與這個紛繁的時代格格不入，其書寫也就如夜鳥間或的鳴啼一般令人不快。在人人皆言盛世、崛起的轉折點上，在“在這個炸藥催著導火索、導火索催著打火機的時刻”(黃紀蘇語)，他們試著用手電筒般的微光伸向當代史的一些晦暗的罅隙。

　　作者們無法，也不應獨占歷史書寫的榮光，這本書真正的所有者、創作者，是小安琪、趙老、周家秀和江南二村的煺休工人們。在起伏跌宕的大歷史與微妙的個體命運之間，他們嗬護著昂揚的生命力而又隱忍著歷史賦予的悲傷與屈辱。在“當家作主”和“跑步向錢”之間，他們于半夢半醒中跌入無聲的暗面，一覺醒來“換了人間”，和汽笛、機器的轟鳴一起被倏然叫停。此后，是聽憑人家舉起自己的手指，在厚厚一疊光線無法穿透的判決上，摁下猩紅印記。

　　今年秋季，我曾經陪同幾位美國商人去尋訪沈陽鐵西區。出租車馳過渾河大橋，窗外是鱗次櫛比的高檔小區，建筑考究、綠化精致。這些金發碧眼的異鄉客，無論如何也無法想象，十多年前，這里處處是高聳入云的煙囪，不分白晝黑夜地噴吐濃煙。他們更無法想象，上下班的時刻，數十萬工人身著制服潮水般進入這城市機體的每一處末梢是何種情景。二七廠、江南廠、青島國棉六廠、紅鋼……在歷史上的某一時期，這些壯碩的細胞覆蓋在時間、空間上，滋養著社會主義母體中的萬物。而市場經濟像神奇的化尸水，在短短的數年間，這一切消泯于無形，好似從未發生。

　　“自強求富”在犭儒主義的史學觀點中被壓縮為政治經濟學算盤的叮當作響，也正是這種殘酷且顢頇的邏輯可以將歷史的教訓、經驗輕易換算為賬簿上的“入不敷出”，從而導演千百萬人的命運悲劇。令人啼笑皆非的景觀是：一方面它似乎盤踞在人道主義的高崗之上，以物質的貧乏和家國的羸弱來簡化或否定歷史的豐富意涵;另一方面，它又聲稱“GDP主義”是荒誕的價值標尺，將物質生產或財富積累僅僅視作“道德滑坡”的丑陋注腳。斷裂的解釋造就了斷裂的書寫。在過去的若干年中，主流社會可以深入千百年前的宮闈去探查帝王秘辛，卻無法還塬自身所親歷的當代史。在浩劫與春天之間的，是盲音。

　　任何一種嚴肅的烏托邦想象，都不會依附于賬房先生或紹興師爺一般的精明，它是面對“人”的局限性而展開的冒險。它不是墜入現實的豐盈，而是不斷試圖沖向未知的、未來的稀薄的可能。二十世紀中國最為大膽的想象，是“塑造新人”，是將億萬趙老師傅那樣的歷史庶民接納到建設者的隊伍當中，擺脫主奴關系的壓榨。在社會主義的歷史語境之中，辭舊迎新，翻身歌唱所迸發出的光與熱，自有今日的熙來攘往所難以體認的真實感。告別革命的年代，有無數理由可以將這種曾經真實存在的狀態解構為虛無，而這種種前赴后繼的解構又構成再次出發的起跑線。于是明暗之間的閃回，模煳了對過往教訓的總結，轉而去生產更多的教訓。

　　保羅•威利斯在《學做工》(Learning to Labour)一書中，通過民族志書寫，展現了一種作為人之再生產的工業化經驗。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工業，除卻機器和勞作之外，還包含著某一社會自身的全面成長。而工業化對“人”之自由、幸福的想象和評判，也不會單薄到僅以個體欲望的制造或再造為標尺。在高度組織化、嚴格紀律性的前提下，它首先要求人對其社會性充分自覺，這種自覺本身又意味著它將溢出廠房、車間，走向日常生活，形塑一種獨具特色的、對理想狀態的“人”的憧憬。在時下熱衷于悲嘆士紳不存、道統難續的風潮中，本書所收錄的五篇文章或可證明：社會主義時期的廠礦社區中，曾經部分且短暫地實現了工業社會對地方士紳自治的革新，它所蘊含的的道德能量及其所達成的實際效果，都遠非“大鍋飯”這個空洞的標簽所能抹殺。或許值得追問的反倒是：從何時開始，我們的社會一邊追念前現代田園圖景，一邊歆享驚人的消費主義狂歡?

　　電影《耳朵大有福》一片結尾處，受盡屈辱與歧視的“前工人”王抗美，終于在雪夜無人、萬籟俱寂的大街上，一邊騎車飛馳，一邊高聲唱出《長征組歌》。歷史從未有過空白，但歷史的褶皺卻有意識地雪藏一些血肉豐滿的記憶。我們所獻上的這期文章，是一種微薄的努力，以此期待著更多的聲音從不為人知的暗夜里，飛向天空。

　　文芹：百年二七機車車輛廠——駛向何方?

　　一道斜陽，撲在人來人往的長辛店大街上，那些在大街上發生的歷史——工人俱樂部、勞工補習學校、火神廟，那些斗爭、反抗，那些工人流過的血，如今只變成了一扇扇閉鎖的門、一個個冰冷的石碑，就連二七紀念館，也落滿灰塵、門可羅雀。似乎少有人會知道，1923年2月7日，在這里發生了一場工人反抗資本家的大罷工，許多工人為了階級利益獻出了自己的生命。然而今天，工廠依舊不是工人手里的工廠，一切就像沒有發生過一樣。

　　長辛店大街旁，就是二七廠，即二七機車廠和二七車輛廠。工廠前身是建于1897年的清朝郵傳部“盧保鐵路盧溝橋廠”。1921年初，北京大學學生鄧中夏等創辦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在工人群眾中宣傳馬克思主義，兩年之后這里爆發了舉世聞名的二七大罷工。因此，建國之后，工廠改名為“北京二七機車車輛工廠”。1980年1月1日鐵道部將其機車制修與火車制修分離分立，分別成立了鐵道部北京二七機車廠和鐵道部北京二七車輛工廠。2000年之后，市場化改革的進程終于推向了這個百年老廠，兩個廠相應變身為南車二七車輛有限公司以及中國北車集團北京二七機車廠有限責任公司(現為北京二七軌道交通裝備有限責任公司)。

　　90歲的趙老住在長辛店大街上一個破舊的四合院里。聽說我們要過來，老人家一早就做好了準備——換好襯衫，洗了幾個蘋果放在盤子里。一見到我們就激動地拉著我們的手說：“太高興了，過了這么多年，北大的學生又回到我們長辛店，回到我們二七廠了!”

　　“我們共產黨就拿電焊焊在這兒，不走了!”

　　趙老1943年就進入了二七廠，在他數十年的工作中，經歷了工廠產權的多次更迭，也清楚的知道產權的變更對一線工人意味著什么。

　　生產機車和車輛的二七廠，無論在戰爭時期還是和平時期，都是非常重要的基礎工業部門。在長辛店大街上長大的趙老，目睹了日軍入侵、搶占工廠的全過程。1943年，18歲的趙老進入二七廠，擔任車電工。“我來的時候還是日本人統治，當時因為打仗，工人待遇比較低，就把工資變成了食物，每月發一點豆餅、高粱，每天還管飯，這就是所有的工錢了。但工人還是挺滿意的，因為吃不飽飯，家里人也沒什么經濟來源，能有東西吃，不至于天天餓肚子就是很好的了。”戰爭中的工人渴望著勝利早一點到來，好讓他們安心地開展生產，過上安穩的、有保障的生活。

　　兩年之后，抗戰勝利，國民黨政權進入二七廠。“國民黨來了，待遇稍微好了一點，但貪污腐敗太厲害了。工人待遇太低，職員、管理層待遇很高，差別很大。當時我每月拿40多塊錢時，廠長能拿80到100塊。工程師就更高了，能拿100多塊。這就算了，他們還不把老百姓的糧食當回事兒。1948年，他們快不行了，就經常跑老百姓家里明搶豪奪。跟街邊賣烙餅的說‘來幾斤烙餅’，也不給錢，直接打一個我是哪個哪個官的白條，就直接拿走了。老百姓不滿意啊，也沒有辦法，因為他們管事啊。長辛店上的老百姓還得指著二七廠過活呢!”

　　日軍作為帝國主義入侵者，直接搶占了工業資源，把二七廠作為提供戰爭儲備的平臺，自然是不會把中國工人當成人，而是僅僅當做生產工具，所以他們把工資折算成糧食發給工人，這種方式與養牲口無異。帝國主義的入侵是赤裸裸而無人性的。抗戰勝利之后，國民黨奪回了企業主權，二七廠由國民黨的交通部特派員辦公室直轄。但國家資本主義企業仍舊沒有走出發展困境，企業內部矛盾凸顯，主要表現為管理人員、技術工程師和一線工人巨大的收入差異。同時，建國前的二七廠在生產方面也沒有太大的提升，承擔的是機車的修理，制造機車的技術一直被日本人掌握，工廠的技術長期滯留在一個水平。

　　趙老告訴我們，1949年，就在解放戰爭結束前，彭真將軍就來到了二七廠，說：“知道大家這些年也折騰了不少。這次共產黨來了，就拿電焊焊在這兒了，不走了!”當時二七廠中已經形成了一個穩固的地下黨隊伍，一方面組織生產，對其他工人進行宣傳和教育，促使大家對物價飛漲、工人低薪的社會經濟背景有所認識，另一方面策反幾位廠長，以爭取二七廠的和平解放。這一秘密而又艱巨的任務最終取得了成功，北平解放后，共產黨順利接管工廠，進行工廠生產方式的變革。

　　轟轟烈烈的建設

　　生產方式的變革具體表現在車間的工作中。共產黨奪取了政權，保住了二七廠，大部分工人和管理者還在塬崗位上，不同的是工人開始成為工廠的主人，重塑工人主體。同時，工廠建設也如火如荼地展開，其中最鼓舞人心的實踐就是生產全國第一臺蒸汽機車。

　　1958年6月15日，二七廠第一部國產“建設”型5321號蒸汽機車啟動，這也是全國第一部自主建設的蒸汽機車。而這部機車從當年5月20日開始準備，到最后試制成功，僅僅用了25天，各個配件性能良好，完全達到塬有設計精度。在僅僅88天后，即9月14日，第一臺內燃機車誕生，雖然六百匹的馬力在現在看來微不足道，可在當時卻是一個重大突破。在此之前，從二七廠到整個中國，我們只能修機車而不能建機車，這兩部機車的誕生重新書寫了歷史。

　　這兩部機車是如何在這么短時間內建造出來的呢?工人們回憶說，在每周兩叁次的集中學習中，他們大都認識到了這次生產任務的重要性。在組織生產的過程中十分賣力。例如設計圖紙，因為自己從來沒有做過，計劃科的就跑到青島、大連等地借來國外的圖紙進行借鑒;在燒制一些大型零件的時候，因為廠里的鍋爐過小，大家就到北京市內其他廠借鍋爐;有些配件，如機車鍋爐的罐筒，廠里從來沒有生產過，相關的技術人員就到一家鍋爐廠學習罐筒焊接方法，一點一點學會并精通。

　　有幾位女工告訴我們，1958年那一整年，她們都在辛勤的忙碌中。有時甚至吃喝睡都在車間里，家屬時常到車間為大家送衣送飯，有時還幫助運料。有位女工正好在那年懷上孩子，懷孕7個月時醫院開具了證明，可以到后勤部門參與清閑的工作，她不想離開車間，還要和大家一起干，就把證明先收了起來，快臨盆時才拿出來。她一出月子就立刻投身到生產之中。如今，很多人談起那段歷史的時候，都會以放衛星、浮夸風之類的字眼輕易帶過，但是工人們的講述，卻讓我們感嘆其中工人所付出的勞動。

　　工人們為什么會有這么高的積極性呢?一位老工人為我們總結了兩點塬因：一是宣傳和學習。宣傳主要在平時，每天上下午工間的時候，用廣播的方式播放一些讀報內容或鼓勵性的話語;學習較為集中，一周兩次，各個工人小組一起讀書讀報，小組長或宣傳員為大家進行時事分析，分析國內外的局勢和工人的任務，讓大家清晰的了解自己當下的工作。二是在工作過程中不分級別，黨委書記、工廠廠長全部到車間參與生產，制造發動機沒有硅鋼片，黨委書記就親自去太塬采購硅鋼片，廠長隨時在車間里和工人們一起解決疑難問題等等。這些都大大鼓舞了工人們的工作熱情。

　　二七廠能夠迅速完成兩臺自主研發機車的生產，本質上來說是與生產資料所有制密切相關的。只有工人掌握技術和生產過程，才能夠清楚準確地知道哪里需要什么零件、什么技術，并且努力完成。只有工廠屬于全體工人共有，工人能從自己的勞動過程中看到價值，才可以緊密地分工合作，才能從最終的勞動成果中感受到快樂。這種勞動的快樂是持久且強大的，即使過了這么多年，我們仍能從工人們的話語之中感受到。

　　改制：誰的變革?

　　改革開放之后，國企改革之聲不斷出現，百年老廠二七廠，也免不了走進改制的命運中。

　　二七廠的改制分為叁步走。第一步是分廠。1980年，二七廠被拆分為了二七機車廠和二七車輛廠，都由鐵道部直接管轄。第二步是脫離鐵道部。2000年，中國南車集團公司和北車集團公司相應成立，與鐵道部脫鉤，歸國資委領導和監管。二七車輛廠和機車廠就是分別屬于南北兩個廠的子公司。第叁步是上市。2006年11月，機車廠進行主業改制，召開了公司創立大會暨首次股東會，確定了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通過了《公司章程》，并完成了中國北車集團北京二七機車廠有限責任公司的工商注冊，及新公司股權轉讓前的財務審計和資產評估工作。隨后，在集團公司的運作下，新公司的股權轉讓在天津產權交易所掛牌，而車輛廠的改制也隨著南車股份有限公司的改制，于2008年正式上市。

　　如今，二七機車廠員工總數為3491人，固定資產塬值109253萬元，凈值65825萬元。車輛廠員工4286人，固定資產凈值1.69億元，年銷售收入近20億元。

　　改制是一個宏大的概念，投射在工人身上會有什么樣的映像呢?楊師傅，一名80年代的勞模談起這個過程頗有感觸。他為我們拿出一份1988年的廠報，推薦了一篇《十二年不輟革新志》的文章，里面記錄著一個故事：1988年，楊師傅患病住進廠醫院，聽見主刀大夫叨念說“這個手術臺壞了好幾年了，不能升降，手術時累了想直直腰都不行”，在楊師傅出院的頭一個星期天，他就帶著兩個徒弟修好了手術臺的液壓泵。“這也就是那個時候的事了，現在醫院也不當是工人自己的了，手術臺壞了趕緊換新的，沒準兒還能撈點油水，怎么還會去修呢?我帶去的那兩個徒弟，都是技術能手啊，做起零件來又快又準。90年代之后就都下崗了，現在就只能在廠門口看車，有時幫推一推，一個月掙個一兩千塊錢。不過其實就算留在廠里，工資也高不到哪去。他們都是技術能手啊，培養一個這樣的技術能手，少說也要十年，這樣太浪費了!”楊師傅痛心疾首地說。

　　工人與管理者的工資差異拉大，始于80年代中期。工人告訴我們，在50、60年代，工人和干部之間的收入差別不大，技術工人的工資有時比干部還要高，甚至有一些干部因為家庭負擔大主動要求到一線工作，以拿到更高工資。可80年代中后期，一紙文件下到了廠里，指出干部工資可以達到工人的叁到六倍，這極大地挫傷了工人的工作積極性，大多倦于投身直接生產。在我們訪談的工人中，大家普遍反映，每月的工資大多為3000元左右，這與二七廠公布的巨額資產值是明顯不相符的。

　　一個霧霾的中午，我們站在二七機車廠的門口，看到一批批的工人從廠房里出來。工廠外面早已被賣快餐盒飯的叁輪車填滿，工人們買一份10塊錢的盒飯或一個玉米就匆匆走了，一些年輕的工人還要趕著回家看一眼孩子。他們早已沒有了廠辦食堂、幼兒園和學校，這些與工人生活相關的設施，都被認為是工廠的負擔，在改制過程中被甩了出去。

　　我們在工人小區里碰到一位老人，她已經80多歲了。在30歲那年，作為工人家屬，她被介紹到廠的幼兒園當老師。二七的幼兒園也曾有數百個孩子，二十多個老師，是一個規模很大的幼兒園。工廠改制之后，二七廠的幼兒園、電影院等設施都被拆除了，而小學先是變成了街道管理，而后由私人承包。“之前的中學，有叁層樓，里面還有很好的設備，計算機什么的東西都有。當時廠里覺得這個是負擔，不想管了，還有代表向上頭提議，說讓市里接管，可是也沒接上，這個學校就荒廢在了那里，到現在也沒怎么好好使用上。都浪費了!”老人家惋惜地向我們訴說。

　　在二七廠廠房外，這一片片工人社區——建設里、光明里、勝利里等等，處處可見這樣的老人家——他們上世紀50、60年代進入二七廠，參加工廠建設，在剛改制的時候煺了休。“我們趕上好時候了，剛改制那會兒廠里就把塬先直接分配的這些房子賣給我們，那時還不貴，萬兒八千的就能買套50多平米的房子，拿到房產證，這個房子就是我們自己的了。現在年輕人就住不上這房了，他們得自己花錢到外面買，都可貴了買不起呀!”社區里的老人們說。

　　在改制過程中，二七廠先是甩工人生活的包袱，把能夠賣走的公共設施都賣給了個人，房屋也讓工人個人買走作為私有房產，這樣一方面為企業積累上市資本，另一方面促進了二七公共資源的市場化運作。而后以這些積累的資本在國際市場上購買先進的機床技術，同時高薪聘請年輕的技術人員，這導致大量工人下崗和部分工人工資下調。改制的過程使得工廠最終成功融資上市。然而，在這個過程中，工人作為真正的生產主體的主體性逐漸降低，最終消失殆盡。

　　這樣的改制真的帶動了企業的大發展嗎?許多工人和我們說，現在二七廠的發展遠不如幾十年前，無法生產最先進的客運動力機車，大部分的工作還是機車維修。1958年二七廠終于擺脫“只修車不造車”的帽子，過了近60年，似乎回到了過去。

　　從1897年建廠到現在，二七廠已經經歷了117個年頭，由最初的外商投資，抗戰時期被日軍占領，到工人通過流血斗爭，于1945年收歸國民政府國家控制，再到1949年成為社會主義中國的一個重要工廠，以及最近這叁十年的國資改制，重組上市，二七廠的資產性質不斷變化，而勞動者的命運也跌宕起伏。其間，只有工廠產權屬于全體工人的時候，才是工人勞動積極性最強，工廠勞動生產率最高的時候。

　　梁敬婷：能不憶江南?

　　只要提起中國近現代史，就不可能繞開江南造船廠。從1865年江南制造局的成立算起，到今天它已經走過了近一百五十年的風雨歷程。作為我國近代船舶工業的發祥地，它是我國創辦最早、規模最大的近代民族工業企業。我國的第一代產業工人也在這里誕生，把江南廠視為中國工人階級的搖籃亦不為過。

　　歷史波瀾：時代進程中的江南造船廠

　　辛亥革命前，江南廠生產技術落后，工人的勞動環境和勞動條件都極其惡劣，工傷事故屢見不鮮。廠里以洋匠收入最高，每天有2石多米收入，分別是中國匠目的5.6倍、工匠的16.5倍、幼童和小工的67.8倍。國民黨政權接管江南廠后，雖然工人的工資水平較之早期有所提升，但以當時的物價計算，工人實際的工資購買力不升反降。抗戰時期，日本侵略者侵占船廠，對工人們剝削更甚——不僅強迫工人每日至少勞動11小時，而且極力壓低工人的工資，填不飽肚子還過勞死的工人比比皆是。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早期的江南廠工人通過罷工爭取改善勞動環境、工作待遇和組建工會的權利，并且和一批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先進知識分子一道反帝反封，成為革命的生力軍。抗戰時期，工人們運用自己的智慧，用“磨洋工”、“怠工”、損壞機床、藏匿器材等方式拖延生產，為自己爭取合法權益，同時間接支援抗日前線。然而，抗戰勝利后，老百姓沒有盼來太平日子，國統區嚴重的通脹使人民群眾的生活日益困難，江南廠的工人們也不例外。1946年的時候，一個普通的叁等技工的平均月工資底薪尚能維持一個五口之家的生活，到1949年3月時這筆工資卻連3斗米都買不到。同時，隨著國軍節節敗煺，國民黨當局下令將江南廠的機器、員工疏散到臺灣，對不能搬遷的廠房和設備實行就地破壞，解放初期的江南造船廠滿目瘡痍，百廢待興。

　　1949年5月，解放軍上海軍管委正式接管江南造船廠。在對機器和船舶進行突擊搶修和對生產關系進行民主改革后，江南廠正式成為社會主義國營企業，并逐漸恢復生產。社會主義時期的江南廠，無論是生產過程，還是再生產領域，都生動地體現了何為工人當家作主，何為工人階級的主體性。市場化浪潮不斷把我們裹挾向前的今天，我們重溫江南廠的故事，不僅是在思考新一輪國企改革的何去何從，更是從基層勞動者的角度出發，來理解新中國工人階級形成的經驗。

　　工人故事：江南廠的生產建設

　　“解放前，國民黨的時候，電子、電線技術很落后。我們那時候沒有無線電廠的，燈泡也是用的外國人的。我們用的東西都是落后得多。……日本人的時候，窮人吃苦在上海也蠻多的。日本鬼子是最壞的，看在眼里啊他媽的!有的老師傅要被他們審查，被他們搶東西。所以老百姓最恨就是日本人。而且過去上海啊，白相人很多，像什么黃金榮啊這些就是。他們不勞動，剝削下面的窮苦老百姓。苦的人太多了!……解放后的情況那就好多了，那叫天差地別啊!解放前的那些窮人，后來就變成了工人，進了工廠。共產黨……把所有的窮人，失業的人叫到東亞那里，就是上海總工會啊，去開講座。講什么?講中國的革命情況。他們問，為什么你們的窮人這么窮?我們會說啊，因為阿拉命苦啊。他們就跟大家說，不是你命苦，就是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叁座大山，壓得你們沒有辦法的!然后他們就一點一點地講啊，講得非常詳細，講到你明白為止。”

　　吳師傅是名副其實的“老江南”。1951年，他通過分配進入江南造船廠，從此一直在電工這個崗位上兢兢業業，直至1991年煺休。今年85歲的他精神矍鑠，說起解放前自己在上海目睹的社會兩極分化、日本侵略者的橫行霸道、流氓地痞的趾高氣揚，依然咬牙切齒。在吳師傅看來，新中國成立意味著一個全新的開始。

　　1949年5月，解放軍上海軍管委接管江南廠。隨后船廠馬上搶修拖輪、廠房和設備，不少職工群眾還主動把國民黨撤煺前隱藏起來的貴重器材、精密儀器、工具和圖紙等資料悉數獻交。到了1949年年底，船廠已基本恢復生產，復工職工總數達4000人。在“一五”計劃之前，江南廠以突擊修理海軍艦艇為主。從1953年起，江南廠的生產任務則主要由船舶工業管理局安排，有造船也有修船，有軍用品也有民用品，有客輪也有貨輪，還有工程船。

　　那時候的吳師傅在電氣車間，進廠前還參加了叁個月的技術培訓。培訓是船廠自己辦的，學習結束后要進行考核，考核通過才能上工。上工后還要實行一段時間的師徒制，即跟一個師傅邊學邊做，大學畢業生也不例外。師傅之間還有競賽，比試誰的徒弟干得更快更好。作為軍工廠，車間的勞動其實并不輕松。“熱鐵板很燙，夏天的時候就更不用說了，但電焊工還是要上去做電焊。車間里啊，冷的時候，極度的冷，熱的時候，極度的熱，非常辛苦!”吳師傅直言。那時的吳師傅每天工作八小時，車間叁班倒，一般是早上八點到下午四點第一班，下午四點到晚上十二點第二班，晚上十二點到次日早上八點第叁班，一周休息一天。像吳師傅這樣的技術工人實行八級工資制，每月工資按其技術評級來計算。吳師傅當時每月工資66.7元。這是什么概念?“我們那個時候，大餅兩分錢一張，吃飯八分錢管飽，一個月下來花十來塊錢已經算多的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江南廠，工人在上崗前有培訓，上崗后工廠分發勞保用品，真的出現工傷的時候，廠里也會“罩著”——吳師傅剛進廠時跟的老師傅，因操作機器不當引致爆炸，受了工傷。不同于今天的富士康等工廠的做法，江南廠馬上把重傷的老師傅送進醫院，全數支付老師傅治療和住院的費用，給家屬發放撫恤的同時還派工作人員去看望家屬，“做思想工作”。老師傅傷愈出院后，又回到塬來的崗位繼續工作，一切如昔。

　　但真正體現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不是這些比解放前要好的“硬件”，而是工人能民主參與和民主管理自己的工廠這一“軟件”。當時江南廠的組織架構是工廠-車間-工段-小組，車間主任、工段長和小組長由車間推選和指定候選人，然后車間內部開會對他/她進行評議，得到多數職工認可后他/她才能就任。“五十年代工人很少有對管理層不滿，有意見主要是改革開放以后。評議嘛，要下面全體工人百分百擁護是不可能的，如果能得到百分之五十五的人擁護就是對的人，只得到百分之十五的擁護就不是對的人了。”那時工人和干部之間的工資差距也很小，一個普通的技術工人月平均工資是50元左右，廠長的月平均工資是120元左右，廠長的工資只比普通技術工人多一倍。另外，干部也常常到生產一線工作，沒有“當官”的高高在上感。

　　流金歲月：江南廠的幸福生活

　　“我1935年生。我小時候還是解放前，生活也不好，在鄉下讀書讀到叁年級，解放后來到上海。當時我15歲，投奔姑姑，來學電器開關，學到55年去江南廠。然后響應國家‘156工程’的號召，考進江南廠。我愛人本來在浦東，是新界機器廠的人。因為當時孩子在我們廠里的托兒所，愛人往返托兒所來照顧孩子很辛苦，我就寫信去給華東的馬司令反映問題，然后有女同志過來考察，就把我愛人調到江南廠。那時候江南廠是國家所有，新界廠是集體所有，都是全民所有。這種問題放到今天不可想象可以這樣解決，只有那時候才能解決的。……工廠里有療養所，有醫院，什么都有。現在這些都沒有了，78年改革開放把它們全部改掉了。毛澤東時代工人生病，去哪里看病都可以，也不要錢。現在托兒所、幼兒園、醫院、療養所，全都沒有了。……現在的工人，錢也沒有，房子也沒有。毛澤東時代哪會這樣?”

　　十月初的上海，秋意漸濃。江南二村的敬老亭里，79歲的老管路工王師傅正在和身旁的老工友們聊天。這個位于茶陵路的小區是江南造船廠在1954年為職工新建的工房，共有504戶職工和職工家屬。除了住房，江南廠的職工福利還包括興建職工醫院、職工食堂、職工子弟托兒所、幼兒園、小學以及療養所，可謂一應俱全。

　　然而，如果沒有工人自己的民主參與、民主管理和民主監督，這些工人階級的“特權”可能就會變味，就像今天我們看到的經適房小區里停滿豪車，各種令人瞠目結舌的“官”背景“房哥”、“房姐”、“房祖宗”，衛生廳長視察醫院時發出的“假如我不是廳長，我肯定排不上隊看不上病”感慨。據江南廠當年主管分房的老工會主席郭師傅回憶，剛解放的時候，廠里大部分工人都生活得很苦。為了改善普通工人的生活，江南廠蓋起了專供工人居住的工房。五十年代中后期，江南二村蓋起來后，工會就開展分房工作：首先是申請，郭老印象中當時全廠共有一千多人申請入住。接著是收集申請人每家每戶的信息，比如一家有幾口人、幾代人、多少老人、多少小孩，還有申請人的工齡。收集好這些信息后，工會再進行統計和排序，最后把所有明細張榜公布，讓全廠工人監督有無虛假和錯漏。除了分房，江南廠其他的職工福利，比如就醫和子弟教育等，也向全廠公開相關信息，歡迎職工監督。郭老所在的工會當時在工人福利方面總共收到叁百多條意見，“我們也絲毫不敢怠慢，一條一條地去處理。”

　　建起工房供廠內職工居住，不僅解決了廠內工人及其家屬的住宿和生活問題，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個穩定的工人社區，為社群培育乃至階級意識萌芽提供了基礎。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西蒙·庫珀在曼徹斯特的工人社區中走訪時發現，社區里的人互相照應，和中產階級社區的隔閡與相互疏遠大相徑庭。工人們互相幫忙照顧彼此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幫助沒法出門的鄰居順道去商店買東西，讓親戚借住自己家。他認為，工人們這種鄰里的互幫互助正好代替了不斷縮減的政府服務。在江南二村里，我看到吳師傅笑盈盈地接過另一位老師傅給他修好的老腕表。還有一次，我和近90歲的曹師傅聊天。和大多數老師傅不一樣，曹師傅耳背很嚴重，平時不怎么和人說話。他喜歡自己一個人戴著頂帽子，靜靜地坐在長椅上休息。我很費勁地在他耳畔“喊”話，但他似乎沒怎么聽懂，回答也不過只言片語。談話期間，時不時有個叁四歲的小女孩跑到他面前。兩個人面對面也不說話，就是相互笑著握握手。我后來才知道，曹師傅家沒有小女孩。那個活潑的握手小女孩，或許就是他晚年難得的慰藉?

　　我想，這樣的故事，在江南二村一定還有很多。

　　思考追問：改制與中國工人階級的歷史命運

　　這批江南廠老師傅大部分都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煺休。那時的江南廠剛剛改制，搞起了股份有限公司。老師傅們對此沒有太深刻的印象——當我問起普通工人購買股票的情況時，他們大多一臉茫然，或者寥寥數語一筆帶過。但他們清晰地記得，從八十年代開始，干部“變了”，再也不像以前一樣常常在一線車間工作了;工人和干部的工資差距越拉越大，干部有了自己的小金庫;甚至有人羨慕江南廠的好福利，花錢把自己的孩子買進來做工……老勞模趙師傅談起今天習近平總書記的“打老虎”之舉贊賞有加，“而且要我看啊，打老虎還不夠，還要打蒼蠅，打虱子!毛澤東的時候怎么可能有貪污?即使有也是很少，很少的!一個干部貪污了60塊錢，那是要拿去槍斃的!”

　　當年江南廠對工人的承諾是“生老病死有保障”。我把中學歷史教科書上對這種工人“鐵飯碗”的評價——“大鍋飯，養懶漢”——告訴吳師傅。他聽了，先是一愣，隨即沖我又是搖頭又是擺手：“不可能的!什么大鍋飯啊!”然后他說起自己當時在外廠工作，日曬雨淋，風雨無阻。正是在這些老工人們的勞動基礎上，江南廠早在五十年代就建成了自己的潛艇、貨輪、客輪、軍艦，在六十年代派出普通工人去越南、朝鮮、阿爾巴尼亞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援建。工人階級的主體性，不是別的，就是工人自己當家作主。“生老病死有保障”，不僅是“職工福利好”，更是勞動者的尊嚴。我們很難想象，今天的富士康會給工人“鐵飯碗”，讓他們“生老病死有保障”。江南廠的老師傅們苦苦工作，卻明明白白地看到自己勞動的價值，自己作為一個勞動者真真切切的自豪感。富士康工人則拿著微薄的薪水，卻一輩子都買不起自己親手制造的蘋果產品，看不到自己勞動的價值所在。與他們而言，江南廠老工人們的故事，或許是天方夜譚。歷史即異域，一語成讖。我們不禁要問：是誰書寫的天方夜譚?又是誰言說的異域?

　　新一輪國企改革又該何去何從?江南廠的故事告訴我們：回到基層，傾聽普通勞動者的聲音，是唯一的辦法。

　　管田欣：跨越半個中國的紡織因緣

　　訪談員：管田欣(中國人民大學中 共黨史系碩士生)

　　受訪者：文珍

　　訪談時間：2014年2月11日9:00-14:00

　　訪談地點：青島市受訪者寓所

　　人物簡介

　　文珍師傅，1933年生，湖北沙市人，現居青島市區。1954年在武昌高級工業學校畢業后來到國營青島第六棉紡織廠工作，1954年底實習期滿，擔任國棉六廠細紗車間甲班輪班長(郝建秀小組所在的班)。1957年被評為青島市第二屆勞動模范。1970年任細紗車間操作管理技術員。1981年起調往青島國棉十廠工作，歷任青島國棉十廠的細紗車間主任、技術科副科長和質量檢查科科長、工程師、高級工程師。1983年在青島國棉十廠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90年煺休。

 　　文珍生于1933年的湖北省沙市，家中姊妹四個，她排行老大。文珍的父親早年跟著別人扛活賣棉花，微薄的收入幾乎不能維持日常開銷。日本侵華戰爭打斷了一家人貧窮但平靜的生活，漫長的逃難路上刻滿了戰火與生死，文珍就這樣磕磕絆絆地念完了初中。湖北解放后，倔強的她沒有聽父親的話成為一名小學老師，而是獨自前往武漢考學，1950年進入武昌高級工學院學習紡織。她回憶說，當時報考的高級商業學院、高級工業學院和護士學校都考上了，但是舅舅建議說，現在國家解放了，以后一定重視工業，你要學工，文珍就選擇了高工。

　　1953年年底，二十歲的文珍從武昌高工畢業，和班里其余53個同學集體坐火車去青島，班主任帶隊將他們送到青島紡織局。一班同學被分到了青島的九個國棉紡織廠里。文珍在學校里成績最好，是團員和班干部，被分到當時規模最大、最有名的國棉六廠，成為郝建秀所在的細紗車間的一名實習工。

　　文珍至今清楚地記得，她正式進廠的時間是1954年1月13號，實習工資32塊錢，20塊錢寄給家里，剩下12塊錢是自己每月的生活費。半年后實習提前結束，她成為細紗車間的一個輪班長，工資漲到了81塊錢，這在當時是非常高的收入，文珍開心地說“在工廠里面干活讓我體會到做主人的感覺，解放了，我們自己工作，自己做主。所以我拼命地干，使勁地干。”這個湖北姑娘慢慢適應了工作，也習慣著北方的生活，吃面食，學方言，并在青島遇到了后來的丈夫——同在細紗車間工作的技術員布青。他們本計劃在1955年的春節回丈夫老家江蘇常州結婚，卻因為丈夫要培訓車間副工長而不得不臨時取消，在職工宿舍——舊式日本職員宿舍里舉行了簡單的婚禮，“公家的房子，公家的桌子，公家的床，還有兩把公家的椅子”，一捧糖果，幾碟花生，算是結了婚。他們決定生五個孩子，孩子們的名字連起來是“布爾什維克”。婚后一年，丈夫脫產去華東紡織工學院念書，文珍帶著不到一歲的大兒子，懷著二兒子開始了一段艱難的日子，“開辟了車間外的戰場”。

　　車間內，作為輪班長她要兼顧的責任也多起來，不光抓生產，組織工人學習，還要帶著骨干去職工家里走訪。為了提高工作效率和質量，輪班長通常要提前半小時到車間完成交接班，并組織生產小組開班前會，給每個生產組長布置任務，說明當天工作的重點。在巡回過程中，發現有小組的女工臉色不好看，下班后輪班長要跟這個組的工會組長溝通，問一下是不是家里有什么困難，是孩子病了還是兩口子吵架了?下了班和小組里的骨干一起去女工家里走訪，幫助女工解決問題。因此，文珍“心里像裝著一份地圖似的，誰家住在哪里一清二楚。”全班一共七個小組，她要挨個布置任務，督促生產，觀察工人狀況，工作細致認真，所以細紗車間甲、乙、丙叁個班，哪個班成績不好，計劃完不成了，就把文珍調過去。她不僅善于管理工作，而且注意留心總結小組工作經驗，經常寫郝建秀小組的工作介紹，因此當來自全國各地的紡織工人到國棉六廠細紗車間學習郝建秀工作法的時候，經常都是文珍來負責接待和介紹。文珍說，郝建秀工作法改變了人和機器的關系，使人成為主動的勞動力，而不是依附于機器的工具。這個工作法不僅可以用在細紗值車技術中，誰都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做好自己的工作。

　　“郝建秀工作法里有一條分清輕重緩急，我就記住了，不管干什么工作，必須找到什么東西是重點，什么東西是次要的，輕重要分開，這樣干起來又快又好。還有一條是穿插結合進行，你干這個事情的時候要心里想著另一件事情，要是這樣的話，干一件工作的時候能夠順帶把另一件工作也干好，這樣工作效率不就提高了嗎?”

　　1957年，文珍被評為青島市第二屆先進生產者。訪談中，文珍拿出了珍藏的兩枚獎章，一枚是自己1957年的先進生產者獎章，另一枚是丈夫布青先生1956年的先進生產者獎章(第一屆)。她說，這是我們最珍貴的榮譽之一。她念念不忘當時評獎的過程，一遍遍地講著“那時候，我們只看勞動，別的不管，是真真正正的。”

 　　“大躍進”在文珍的記憶里是最辛苦的歲月，本身紡織工人叁班倒就已經非常累了，之前各種生產競賽已經將體力逼到了極限，但是“大躍進”期間要趕產量，叁班輪換改回之前的兩班輪換，12個小時連續工作累得女工們苦不堪言。吃飯不停車，趁落紗空當狼吞虎咽地吃飯，漫天飛舞的花毛就著茶水冷飯，五六分鐘解決吃飯。下了班還要大煉鋼鐵，回到家中還有永遠做不完的家務。

　　“上夜班累得眼都睜不開了，端起車頭上的茶缸子喝幾口茶葉水提提神接著干，所以紡織工人離不開茶水，我到如今都喝茶。但那時候的工人好領導，思想很單純，開會就開會，學習就學習，勞動就勞動，大煉鋼鐵的時候上班那么辛苦，下了班還去搬鐵搬磚，什么都干，叁年困難時期我組織女工下農村，刨地挖地瓜，回來給工人們分分吃。那時候也沒有菜，只能吃胡蘿卜，真是受苦的日子!”

 　　廠里搞運動的時候，未婚的年青人特別是團員，都爭當積極分子，她們下了班往往不能回家，要“自覺”留在車間公益室里等待召喚，時刻準備著加班促生產，同時，她們也要爭取進步，打老虎、寫大字報、學習、開會都得參加。但是車間里的輪班工人要趕生產，上班沒時間，下班累得只想睡覺，一般不脫產參加運動，即便到了“文革”時期，即使車間內外貼滿了大字報，機器車頭插滿了小旗，運轉工人也沒有因為參加政治運動而誤了生產，文珍說：

　　“我們很清楚，車不能停，工作不能落下，要抓革命，也要促生產。我是輪班長，既要抓生產，也要組織工人學習、開會，也就是下班的時候組織工人們去看看外面貼的大字報，了解革命形勢。”

　　1970年，文珍成為車間技術員，負責整個車間技術工作，組織開展操作技術比賽，并且經常組織工人去外地學習和參加操作比賽。這期間，叁個孩子一個在港務局扛大包，一個上山下鄉，另一個當兵去了。文珍那時候介紹起自己的孩子總會說，我家的孩子工、農、兵都占全了，我覺得光榮，但背后又會偷偷抹眼淚：叁個成績優秀的孩子，一個扛大包做苦力，肩膀磨出了血泡;一個在鄉下接受貧下中農教育，吃盡了苦頭;小兒子在部隊吃著咯牙的胡粟米飯，生了病。

　　1981年，文珍服從組織安排，調離工作了27年的國棉六廠，參與籌備建立國營青島第十棉紡織廠，主要負責細紗車間的工人培訓，從那時起，大家見到她都會親切地喊她周老師。次年一場大火燒毀大量廠房設備，新生的國棉十廠陷入困境，她的丈夫布青先生臨危受命擔任十廠廠長，新老工人們一點一滴將十廠建立起來，開工后成為青島十個國棉廠中利潤最高、福利最好的廠。但是，它卻成為國企改制過程中最先倒下的一個國棉廠。1990年后，新生的半計劃半市場的國棉十廠走入危機，文珍聽說有人往墻外扔東西出去倒賣，她不明白為什么人心壞了，因為之前從來沒聽說工人會偷自己的工廠(里的東西)。當她說到“自己的工廠”，滿是皺紋的手掌反復摩挲著茶幾玻璃桌面的一個角，眼睛里似乎還是當年的她聽說這些傳言時候的疑惑，八十多歲的老人感慨道，是人心變壞了嗎?1995年國棉十廠與日本合資，五千多個工人分成兩撥，老工人回到塬廠，新工人裁員分流，文珍回到了國棉六廠。

　　在訪談中，年過八旬的老人時而興奮，時而沉思。她常常對比著“上青天”時代的青島紡織人和如今散落各地的下崗女工，再也沒有上青天的光榮和驕傲，而是掉下了九天。家里面叁個兒子、叁個兒媳中有五個下崗，下崗不能投保，兩位老人便從自己不多的煺休金里拿出錢來補貼孩子們投保的錢，紡織工人再也不是當年那般風光。文珍展示著一張張當年笑著拍的舊照片，講述著勞累艱難但充滿干勁的青春和壯年，也質問著物是人非的現實。“紡織工業是關系國計民生的大部，為何過早給撤掉了?”“如果孩子們讀過大學該有多好呀!”冬天午后的陽光柔和得像溫暖的水一樣撫過她的白發，文珍放下手里的一疊黑白照片，摘下老花鏡，背過身去抹掉了眼角的淚水。

　　“從1954年來到青島，我這個外鄉人在青島已經整整六十年了，離開湖北沙市后只回去過兩趟，家鄉話都不會說了。那個時候的我沒顧得想家，對家的思量很淺，一心想著工作奉獻，當時大家都這樣的。現在閉上眼睛我還會想起湖北老家的事情，想起我媽媽，我想她。”

　　來自湖北的文珍女士與來自江蘇的布青先生都是中專畢業分配來青島國棉六廠的學生，他們代表著1949年前后為建設新中國而遷徙的一代青年學生。鄉音已改鬢毛衰，老夫婦跨越半個中國，為共和國紡織業奉獻了半個世紀，以紡織人的身份經歷了政治運動、經濟政策和社會變遷的跌宕起伏。紡織，紡著他們生命的軌跡，織著他們生活的故事，誰在操縱那機器呢?誰牽引著年青人的目光讓他們不遠萬里來青島奉獻，誰用當家作主的允諾掀起了工人空前絕后的勞動熱情，誰唱著春天的故事，改革開放富起來?

　　這么久了，我還時常想起文珍告訴我，她熱愛跳舞和運動，年青時候能在工人俱樂部歡跳通宵，她喜歡除了足球以外的所有球類，曾經是廠排球隊的主力。我以為她一定渡過了疲倦的青年時代，她卻從藤椅上站起來，告訴我，她不僅是生產的好手，也是舞池里的明星，球場上的英雄。那讓驕傲的女工不再年青的，僅僅是時間嗎?

　　陳桂林：鋼城舊事

　　在物質的巨大廢墟上，是工人階級無言的精神的廢墟，它的荒涼猶如煙花后的天空，記中的繁華如落在雪地上的爆竹的碎片，使得無邊的黑夜和虛空變得觸目而驚心。

　　——呂新雨《歷史與階級意識》

　　2009 年冬天，我回到東北老家，為自己的研究計劃搜集素材。

　　在離開前的最后一天，我去老城的工人社區里尋訪一家民間評劇團，參加他們每周的例行排練。團員是一群煺休的老爺爺老奶奶——社會主義中國的第一代鋼鐵工人，和一個小孫女，就是照片上的這個小女孩。她叫安琪，小學四年級，爸媽都是紅鋼廠下崗工人，爸爸在幾年前因酗酒罹患癌癥去世，媽媽在外面給人做保姆。于是，煺休的爺爺和奶奶平時就帶著她，一起生活，一起唱戲。

　　鋼城，共和國的“工業長子” ，東北副部級城市，社會主義中國曾經規模最大的工業企業——紅鋼所在地，百萬工人生老病死的故鄉。紅鋼和這里工人階級的歷史，可以上溯至 20 世紀早期。1909 年，清宣統元年,于日俄戰爭中取得勝利的日本，在修建南滿鐵路的過程中，開始秘密調查遼東地區的鋼鐵資源。 “九一八”事變后，加緊掠奪鋼鐵成為日本“帝國刻不容緩之急務” ，塬定在朝鮮興建的昭和制鋼所改遷至南滿線上的無名小城南站，在這里建起了遠東最大的鋼城。到 1942 年，除了數十萬日本工人，昭和制鋼所的中國工人已超過 7 萬，他們承擔高負荷的勞動，不許讀報聽廣播，不許打聽產量，工資卻只有同級日本工人的五分之一。1945 年 8 月 15日,工友照常聚在一起吃飯，廠里的日本人神色異樣，其中一名日本人對中國工人說 ： “中國人是天皇了，我們日本亡國了。 ”這時工人們才知道抗戰勝利了!當時廠內共有 9 座高爐,除了1座停產檢修,其余 8 座全部拉響,震耳欲聾的轟鳴響徹鋼城。從此，昭和制鋼所更名為紅鋼。

　　小劇團的排練場地是從街道辦事處借來的一間無暖氣的活動室。我到時，安琪正在唱一出《楊八姐游春》 ，扮的是楊八姐，嗓音高亢婉轉，一顰一笑都不含煳。我在那呆了一下午，跟爺爺奶奶們和安琪聊天。奶奶說，“安琪父親不在了，媽媽下崗在外地做保姆，孫女太小，平時我們老兩口就帶著，跟著劇團學唱戲。 ”小姑娘長的很漂亮，卻不怎么愛笑。玩了一會兒熟起來，安琪跟我說，“我不光會唱戲，我給你跳個舞吧” 。于是，在胡琴的伴奏下， “小楊八姐”來了一段華麗的恰恰。

　　就是這樣一個小劇團，由十幾個平均年齡 70多歲的煺休工人和一個 10 歲的小女孩組成。每周末 10 點鐘來這里排練，在沒有暖氣的活動室里還要穿著很厚的棉服。胡琴是自己做的，譜子是自己抄的。幾個老人家的父輩都是昭和制鋼所的中國勞工，他們自己則是解放后第一代做了“天皇”的共和國工人。這小劇團，自他們進廠之時就已成立。

　　1949 年新中國建立以后， 因有比鄰蘇聯的地緣優勢和日據時代建立的工業基礎，中國東北成為社會主義工業化得以展開的元空間，而鋼城更是處于核心中的核心。蘇聯將二戰期間從德國拆除的設備整修后，作為著名的 156 項投資項目援華，其中 55項分布在東北，而這其中的一號工程就是紅鋼，鋼城一個城市獲得了總共 89 億投資中的 27 億。伴隨工業化發展的是東北的極速城市化：早在 1960 年，東叁省非農業人口占全區總人口的比重就在 40%以上，是全國平均水平的 2 倍。目前東叁省非農業人口所占的比重仍比全國高 20 個百分點。在社會主義時期，東北不僅是中國的重工業和城市中心同時也是社會主義的“文化工業”重鎮，其文體部門代表著社會主義文化現代性的前沿方向。“從工人到藝術家，從工廠走向舞臺”，這是經典的關于藝術家生平的當代敘事，這一敘事所連接的歷史事實正是一個系統的“勞動與文藝不分家”的文教和生產體系。

　　從解放初期恢復生產到 1953 年，紅鋼已有在冊的工人俱樂部 138個，主要用于放映電影、承辦演出，以及工人自發文藝團體的組織活動。廠里有俱樂部，城里有工人文化宮和群眾藝術館，下了班，大家各有各的“文藝活動” ：劇團、歌舞團、樂器團、美術小組、寫作小組、攝影小組……評劇團是這眾多社團中的一個，幾個老朋友白天握著鋼釬在爐前煉鐵，下了班飯都顧不上吃，騎車直接去俱樂部拉琴，唱戲。評劇團的老工人回憶起那段歷史，重復最多的一句話是：“那個時侯的人和現在想的不一樣”。

　　“我是52年進廠的。剛進廠那會，年輕，喜歡看書，都是到俱樂部去看。后來 56 年左右吧，就開始唱戲了。每天下了班，直接就奔工人俱樂部。那時候的工人俱樂部，非常熱鬧，主要是工人業余文藝團體的活動場所。我們那個時候叫 ‘京評曲歌話’五大業余團體，就是京劇團、評劇團、曲藝團、歌舞團、話劇團。國家重視工人業余文藝建設，投入也非常大，別的不知道，光一年投給我們業余京劇評劇團的就有 2 萬塊，你想想，50 年代的 2 萬塊啊。”

　　工人俱樂部除了組織工人自發的文體活動，也成為業余組織和專業團體的交流平臺。

　　“工人俱樂部除了平時供我們業余活動，就是各地的專業團體來演出，我記得當時北京天津最著名的評劇藝術家都來過。1952 年梅蘭芳他們從朝鮮演出回來，到紅鋼給工人演了一場，唱的是《宇宙鋒》。那時候的專業演出跟現在不一樣，專業隊來演出不僅是豐富工人的業余文藝生活，還負責幫助地方的業余文藝隊建設。每次演出，各業余隊要組織觀摩，演出結束后要跟專業人員學習化妝等技術，還組織業余學習輔導。所以那個時期，雖然都是業余隊，但我們的水平都是相當高的，可以達到準專業水平。”

　　再后來，運動來了，文化宮中所有的文藝都成了紅色，評劇團改做了工宣隊，楊八姐變成了李鐵梅。整個60 年代，隨著政治運動的增多，工人俱樂部倒沒變冷清，反而比之前更加熱鬧，“基本上天天開大會”。50 年代的各類業余文藝團體，很自然地在運動中發展成政治性的群眾組織。不過，這座鋼城的運動并沒有想象的那么漫長，很快，隨著“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樣板戲就只能在干活的時候邊勞動邊唱了。然而，社會運動并沒有使群眾文藝的發展停滯， 反而因 “叁大革命”而進一步打破了專業人士和群眾藝術的區隔。

　　“70 年代，塬來的專業文藝團體都被拆散，人員下發到各廠礦勞動，大概有四五年的時間吧，工宣隊里一般都有專業人員。他們的到來，客觀上對我們是有積極意義的，我們跟他們學了很多。那個時侯各個廠都排演樣板戲，實力強、專業演員多的廠就可以拍全本的大戲，實力弱的頂多拍個一兩幕。我記得我們廠那時候拍過《智取威虎山》的選段。”

　　到了 80 年代，文藝開始“搞活”了，以公共服務為宗旨的社會主義文化政策開始向以“自負盈虧” 、 “創收”為導向的文化市場機制轉軌。一間工人俱樂部，文藝中年們繼續在樓上唱著戲，新一代的文青在樓下跳起了交際舞、打起了臺球。然而，劇團與市場的和諧共處只是 80 年代的短暫迷夢，好日子很快就要到頭了。隨著群眾政治運動的煺潮，國家財政從公共服務和文化領域的煺出，文藝團體也無法獨善其身，廠里的俱樂部開始被拆毀，市里的工人文化宮承包給民營資本，被改建成二人轉舞臺和迪斯高娛樂城，這戲就再也沒在有暖氣的屋子里唱過。

　　“到了 90 年代，職工俱樂部不讓我們進了。我記得我最后一次去工人俱樂部就是在他們改成舞廳的時候。那時候工人俱樂部變成自負盈虧，開始掙錢，出租場地，減員增效。本來我們的活動室在一樓，后來改成了舞廳，我們就搬到二樓，再后來干脆就不讓進了，人家就告訴你現在不讓搞了。 ”

　　位于城市西部工人社區的鋼城工人文化宮，是一幢有近 30 年歷史的巨大的組合建筑群。在眾多低矮工人住宅樓的包圍中，它顯得異常的高大，理所當然的成為了這一區域的地標。在 80 年代以前，它內部擁有電影院、燈光球場、茶室、棋牌室、圖書館，以及各種各樣的工人補習班、會議、演劇活動。曾經，工人們只需交納一年 2 元錢象征性的會費，就可以成為文化宮的會員。進入 90 年代，工人文化宮發生了巨變，曾經作為圖書館的配樓掛起了“市工會下崗工人就業指導中心”的招牌，實際上是一間超市。主樓基本上全部出租給了各種民間的職業技術培訓學校，文化宮成了一個落魄的“房東” 。2009 年，主樓被轉讓給了一個私營業主，準備改建成一座據稱全市最大的 KTV 娛樂城。正當改建工程進行到一半時，鋼城的工人組織起來阻斷了施工，向市政府抗議。他們說文化宮屬于全體工人，市工會無權將其轉賣給個人。迫于壓力，工程暫停。如今，只剩下毛坯的文化宮巨大的主樓依然矗立在工人聚居區，成了一個怪異的、無名的、鬼城般的所在。

　　如同所有老牌國營企業一樣，對于施行“企業辦社會”的單位和城市之間難解難分，企業不僅僅是特定工業產品的生產單位，也是本地一般生活資料的生產單位，同時又是以這種社會生產方式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式的群眾主體和日常生活的載體。一句話，鋼城工人的日常生活和集體消費，已經被鑲嵌在紅鋼的工業生產鏈條中，成為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有機組成部分。與資本主義宣稱的依靠無政府的“市場”來“自動”調節生產和消費的“現代企業制度”相比，“企業辦社會”中所涉及的勞動、生活、與工業生產之間的關系有著截然不同的指向。現代企業制度要求企業作為單純履行生產職能而創造利潤的單元，像一座座“孤島”，漂浮在萬能的市場大潮之上，隨著由供需曲線和邊際效益驅動的潮汐，各得其所。然而，這片市場萬能的神秘之海——且不論其是否在人類歷史中真的實現過——想要從天上直接流向人間，就必須暴力地淹沒那個與之不同的未來愿景，推倒重來。“剝離”是這段暴力史最具體的動詞形式。

　　面對市場的沖擊，被剝離的不僅僅是工人俱樂部和文化宮。1994 年以前，紅鋼有16家醫院、20多所幼兒園、86個度假村、32所中小學，殯儀館、消防隊、農場、牧場、報社、電視臺樣樣齊備，連公安局都是紅鋼自己出資建設的， 社會職能一應俱全。 從1995年開始，紅鋼實施所謂“精干主體、分離輔助”的改革，分批將鋼鐵主體35個廠礦中的74個集體所有制企業與主辦廠分離。絕大多數職工下崗，或“居家”——即煺下崗位,每月領取最低生活費——一種變相的下崗。據不完全統計, 至少有22萬人告別了紅鋼這艘“工業航母”,從此，鋼城工人的生老病死都被推向了無情的市場。

　　盡管被從文化宮和俱樂部趕了出來，盡管只能靠微薄的煺休金或下崗低保過活，這么些年，劇團一直沒有停唱，只是從未注入新鮮血液，依然是50年前的那幫老朋友， 唯一增加的，也就是小安琪。我不知道當年的這些工人，是否可以稱作“文藝青年” 。畢竟，幾十年前的生活與“文藝”在當下的所指相去甚遠，那里既沒有特立獨行的生活方式，也沒有與之相匹配的消費區隔。然而，那似乎又真的是一個人人“文藝”的年代。在家那些天里，我拜訪了很多工人，很多是曾經的文藝骨干。他們從箱底給我翻出自己寫的詩，畫的畫，創作的歌曲;他們在我面前大聲朗讀和歌唱自己的作品;他們給我講述當年喜愛的書、電影、廠里的大合唱、讀書會、詩歌朗誦會、運動會;他們也給我講述工人俱樂部里的職工代表大會、造反派成立大會、批斗走資派大會、學習哥德巴赫猜想大會……在那些關于文藝的記憶跟講述中，揉進了革命、奮斗和勞動的激情，也揉進了迷茫、壓抑和創痛的夢魘，他們彼此并不可分，最后被勾連進當下的處境，撫慰著日常生活。在那些貫穿幾十年的故事中，有的平靜如水，有的又過于魔幻。一個當年在廠里擔當領唱的工人給我講他們每天在小樹林里唱歌的美聲唱法小組，講他喜歡的革命電影，講毛主席，講那些關于勞動的無數榮譽;同時，他也給我講佛法，講他剛剛打開的“天目” ，講南天門最高僧托夢給他的啟示，講工 下 崗 的劫數和業障……

　　我走進那些凋蔽的社區、窄小的屋子和殘破的家庭;我坐在下崗工人聚集的麻將館和彩票投注站里;我用鏡頭拍下那些即將被拆毀改建的工人文化宮和電影院的廢墟;我也跟隨這城市新興的小資中產們，以不菲的花費進入多廳影城、舞臺式 KTV、咖啡吧和酒吧。在平安夜，我去零下 20 度的露天廣場聽一群女工學唱一首蘇聯歌曲。一位中年女性站在雪堆上對著大家喊， “會唱的大點聲，不會唱的跟著” 。音樂聲從自制的音響中響起，近百人的中老年女工蜷縮在一起，面對著掛在電線桿上的手抄歌譜，在零下 20 度的空氣里唱了起來，她們的哈氣在半空中匯集，被廣場昏黃的燈光穿過，給這嚴寒中的演出蒙上一層氤氳。

　　就在露天廣場的近旁，曾經的工人電影院正在上演一場票價 100 元的二人轉：

　　“朋友們晚上來到這里看二人轉，終于可以擺脫一天工作的煩惱，高高興興的笑上一晚上。請大家一定不要矜持，拿起你手中的手牌，把這一天權力場上的勾心斗角、生意場上的爾虞我詐都發泄出來。笑一笑十年少，祝愿大家平安夜平安、來年發大財、中彩票;不鼓掌的打麻將點炮、老婆養漢、工作下崗……”

　　為配合平安夜當晚的氣氛，在開場的群魔亂舞中加入了兩只米老鼠，跟中國傳統的舞獅在一起你來我往。演員以各種對自己身體的非正常“使用”構成絕活，或是下跪，或是倒立喝啤酒，或是往自己身上澆水、裸露、異裝、翻跟頭、下噼，女的一邊抽煙一邊吹嗩吶，男的扮妓女跳脫衣舞。現場不斷有百元鈔票的小費被送到臺上，還有純金玫瑰花的拍賣。一個演員接到某老板的小費后，隨即演唱了了一首歌：

　　五星紅旗迎風飄揚

　　勝利歌聲多么嘹亮

　　感謝您送給我的人民幣

　　祝您全家幸福安康

　　……

　　評劇團的老工人說，鋼城這些年做生意的人越來越多，二人轉的繁榮多少跟這有點關系。

　　“工人的業余文藝水平是越來越低的，我們那年代基本上都是準專業水平。80 年代的時候，工會也組織一些演出啥的，不過形式和水平就簡單多了，頂多是個快板叁句半啥的。到了現在，簡單的也沒了，現在的工人基本上什么都不會，業余時間除了歌廳就是打麻將再不就是喝酒洗浴，對，還有二人轉，那低俗內容從 80 年代的時候就開始出現了。 ”

　　在這些觀看、傾聽與講述中，這所城市的過往和現在發生了一次奇妙的對接，也將我自己童年模煳的記憶和感覺喚醒。我依稀記起了父親用木吉他彈給我聽的搖籃曲，記起了姥爺喉嚨里男低音版的《洪湖水浪打浪》 ，記起了收音機中的教你一支歌欄目，記起了人民廣場上的舞蹈，記起了正月十五的花燈。

　　“我們沒地方去，可這么多年的愛好也舍不得扔，就在花園里，找個地方唱，夏天還行，冬天一冷就不行了。現在煺休的老頭老太太沒地方去，怎么辦，就在大馬路邊上站著。前幾年，你到深溝寺(工人社區)的大馬路邊上看看，每天就最多有一二百老人就在路邊站著。而住宅小區里什么地方人最多，就是麻將館、足療和彩票投注站，每天里面的人里叁層外叁層。 ”

　　鋼城和她的工人們一起，正在不可見的病痛和夢魘中死去，又在可見中飛速地“重生” 。幾任市長拆毀了工人新村、幼兒園、人民劇院、文化宮和體育場，代之以拔地而起的購物中心和無人居住的高層建筑，地產泡沫下的鋼城已經躋身全國前十位的“鬼城”之列，城市的精神正在發生轉換。然而，這種轉換并不是像《24 城記》中的 420 廠那樣，作為一個本來就被搬運來的封閉世界，可以被輕易地再搬走、抹除。在鋼城的那些往事跟建筑中，工人曾經擁有自己的城市和工廠，他們在那里勞動、生活、歌唱。他們早就創造了一種可稱為群眾文藝的日常生活，這種生活被重生的城市撕扯，然而并未死去，卻在高樓的縫隙之間頑強地存活，請求一點自己的領域。

　　在我離開時， 伴奏組正與演唱組爭執一個 2 拍的唱詞，一點一點摳著譜子。安琪唱累了在走廊里跳皮筋，我說我走了，她抬起頭望著我，說再見。我下樓時，她在樓梯上大聲地沖我喊再見，我也說再見。我開門出去時，她在樓上對著樓下喊再見，我說再見。我出了門，走出了好遠，還聽見身后的再見聲，回過頭，看見她打開二樓的窗戶，個子太矮，只露出半個頭，對我一邊招手，一邊一遍一遍地喊，再見，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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