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張居正入閣以前的歷史背景
——嘉靖時期的政治問題和社會矛盾
一個人既生活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之下，又生活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這個時代有自己的社會政治經濟矛盾。張居正的前三十年生活在嘉靖年間，他的成長離不開這個歷史環境。隆慶的六年他進入內閣學習，以徐階為師。他一旦進入這個時代的政治中心，便要繼承遺產，解決那個時代所留下的各種問題。
(一)嘉靖帝對道教的迷信和嚴嵩擅權
嘉靖在位的時間很長，有四十五年時間，終年是六十歲。嘉靖時期，由于之前的正德年間出現了如劉瑾這樣專權的一批宦官，所以嘉靖執政對宦官的管控還是比較嚴格的?！睹魇?middot;宦官傳》稱：
“世宗習見正德時宦侍之禍，即位后御近侍甚嚴，有罪撻之至死，或陳尸示戒。張佐、鮑忠、麥福、黃錦輩，雖由興邸舊人掌司禮監，督東廠，然皆謹飭不敢大肆。帝又盡撤天下鎮守內臣及典京營倉場者，終四十余年不復設，故內臣之勢，惟嘉靖朝少殺云。”
嘉靖帝朱厚熜是萬歷的祖父，他是明憲宗的孫子，武宗沒有兒子，于是兄終弟及，由他繼承皇位。他即帝位的時候只有十五歲，共在位四十五年?！睹魇?middot;世宗紀》在他的贊語中有這樣幾句話，說他“御極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稱治”，以后四十多年的統治就不一樣了，“若其時紛紜多故，將疲于邊，賊訌于內，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經，營建繁興，府藏告匱，百余年富庶治平之業，因以漸替。雖剪剔權奸，威柄在御，要亦中材之主也。”這一段話說明嘉靖在位的四十五年，明朝的統治是在走下坡路，矛盾大體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這個人崇尚道教，迷信長生之術，各種各樣的祭天地的活動很多，宮廷營建繁興，因此而使府藏告匱。
他相信龍虎山上清宮的道士，《明史·佞幸·邵元節傳》稱：
“世宗嗣位，惑內侍崔文等言，好鬼神事，日事齋醮，諫官屢以為言，不納。嘉靖三年征(邵)元節入京，見于便殿，大加寵信，俾居顯靈宮，專司禱祀。”
“先是，以皇嗣未建，數命元節建醮，以夏言為監禮使，文武大臣日再上香。越三年，皇子迭生，帝大喜，數加恩元節，拜禮部尚書，賜一品服。”
當時在乾清、坤寧諸宮各建齋醮，還在五花宮、西暖閣、東次閣舉行齋醮，這個齋醮，即現在道教所謂的拜道場。或連日夜，或間日一舉，邵元節病重以后推薦陶仲文替代自己。嘉靖帝對朝政大事不聞不問，要四歲的太子監國，自己專事靜攝、求長生。當時他信奉的道士有段朝用、龔可佩、藍道行、王金等，以燒煉符咒為事。陶仲文創二龍不相見之說，他因而二十多年不立東宮太子。海瑞上疏諫世宗，講嘉靖“一意修玄”，“土木興作，二十余年不視朝政，法紀馳矣。”“今愚民之言曰：嘉者，家也。靖者，盡也。謂‘民窮財盡，靡有孑遺’也。然而內外臣工，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陛下誤為之，群臣誤順之。”這是指群臣以進青詞取寵于世宗。海瑞還說：“陛下師事陶仲文，仲文則既死矣，仲文不能長生，而陛下獨何求之?至謂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疏上，這個奏疏，便是后人所謂的海瑞罵皇帝，只是話講得直率一點，讓嘉靖下不了臺。嘉靖因此而大怒，逮海瑞下獄，不久嘉靖服道士王金的丹藥而死，穆宗即位以后，才釋放海瑞。
二，嘉靖執政的四十多年，嚴嵩擅權便長達二十余年。世宗中葉，內閣主要是夏言與嚴嵩、嚴嵩與徐階之間相互勾心斗角爭奪首輔權位。先是夏言受世宗寵信，“初，言撰青詞及他文，最當帝意”。(《明史·夏言傳》)青詞要中意，都必須與世宗寵信的道士相結納，青詞合不合意，都在這些道士的口中。而嚴嵩的起家，也是靠寫《慶云賦》、《大禮告成頌》這一類阿諛奉承的文章而受到寵信。論科第，是嵩先言后，在內閣的地位，是嵩下于言。嵩始事言謹，史稱嵩無他長，“惟一意媚上”。他入直文淵閣時已年逾六十，還是賣力不異少壯，“雖警敏，能先意揣帝指，然帝所下手詔，語多不可曉，惟(其子)世蕃一覽了然，答語無不中。”嵩妻歐陽氏死，世蕃不得入直代嵩票擬了，因而“嵩受詔多不能答，值其(指嚴世蕃)方耽女樂，不以時答。中使相繼促嵩，嵩不得已自為之，往往失旨。所進青詞，又多假手他人不能工，以此積失帝歡。”而嚴嵩之所以敗，還是道士藍道行通過扶乩實現的。有一次世宗問：“今天下何以不治?”道行故惡嚴嵩，假乩仙言嵩奸罪，帝問：“果爾，上仙何不殛之?”答曰：“留待皇帝自殛。”世宗因此決定罷去嚴嵩。御史鄒應龍通過內臣得到這個消息，于是上疏劾嚴嵩罪狀，世宗放嚴嵩還鄉。嚴嵩所以敗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兒子作惡太多，史稱：“嵩?；?，且旦夕直西內，諸司白事，輒曰以質東樓。”“東樓世蕃別號也，朝事一委世蕃。”結果是“不肖者奔走其門，筐篚相望于道，世蕃熟諳中外官饒瘠險易，責賄多寡，毫發不能匿。其治第京師，連三四坊，堰水為湯數十畝。”(《明史·嚴嵩傳》)后來嚴世蕃被鄒應龍劾戍雷州，最終被斬于市，“籍其家，黃金可三萬余兩，白金兩百余萬兩，他珍寶服玩所直又數百萬。”過了二年，嚴嵩老病，死于寄食之墓所，那一年嚴嵩八十六歲了。
明世宗在經濟上的揮霍無度，《明史·食貨志六》稱：
“(世宗)中年以后，營建齋醮，采木采香，采珠玉寶石，吏民奔命不暇，用黃白蠟至三十余萬斤。又有召買，有折色，視正數三倍。沈香、降香、海漆諸香至十余萬斤。又分道購龍涎香，十余年未獲，使者因請海舶入澳，久乃得之。方澤、朝日壇，爵用紅黃玉，求不得，購之陜西邊境，遣使覓于阿丹，去土魯番西南二千里。太倉之銀，頗取入承運庫。(按：《食貨志三》講到嘉靖初，“太倉中庫積銀八百余萬兩，續收積存之兩廡，以便支發，而中庫不動，遂以中庫為老庫，兩廡為外庫。及是時，老庫所存僅百二十萬兩。二十二年特令金花、子粒銀應解內庫者，并送太倉備邊用，然其后復入內庫。三十七年令歲進內庫銀百萬兩外，加預備欽取銀，后又取沒官銀四十萬兩入內庫。”所有入內庫的皆是皇室的用途，這是隆慶以前宮廷消費奢靡的狀況。)于是貓兒睛、祖母碌、石綠、撤孛尼石、紅剌石、北河洗石、金剛鉆、硃藍石、紫英石、甘黃玉，無所不購。”
這些各色寶石的采辦，都是中官借以中飽私囊的途徑，整個宮庭是一個龐大的永無止境的消費集團，國家的財政怎么會不匱乏呢?
(二)嘉靖時期內閣的情況
嚴嵩敗，徐階代嵩為首輔，徐階本來是夏言推薦的，通過替世宗營建萬壽宮得到寵信，“帝以嵩直廬賜階，階榜三語其中，曰：‘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于是朝士侃侃，得行其意。”(《明史·徐階傳》)徐階執政，已是世宗晚年了，世宗因為服方士王金的丹藥，發病而死。徐階是從嘉靖到隆慶過渡性人物，《明史》把徐階、高拱、張居正三人的傳列在同一卷，有它的道理，徐階是承上啟下者。從政見上看，這三個人還是一脈相承的。
明世宗生了八個兒子，成活的是第二、三、四這三個兒子，其他未滿周歲便夭折了。立為太子的是世宗第二子，生于嘉靖十八年，四歲時立為皇太子，世宗想專事靜攝，要皇太子監國，未成。二十八年，皇太子十歲時行冠禮，過了二天便去世了。此后世宗因道士陶仲文言二龍不相見之說，所以就不立太子。第三子載垕與第四子載圳，在嘉靖十八年分別封為裕王和景王，依次序載垕當為太子，高拱與張居正都曾經是裕邸的講讀。世宗后期，嚴嵩與徐階都關注高拱和張居正，按照傳統在世宗去世以后，穆宗即位他們都是未來的內閣大學士。徐階在嘉靖末年便讓高拱與郭樸拜為文淵閣大學士，而張居正成進士考選庶吉士時，徐階便器重張的才識。世宗后期，高拱是國子監祭酒，張居正是國子監司業，以后一起在裕邸為講讀。張居正在裕邸為侍講學士，領院事，而高拱則掌詹事府事，高拱與張居正二人始終是同事。徐階任首輔時，先引高拱入閣，接著又引張居正入閣，高拱的地位高于張居正。世宗去世時，徐階約張居正一起“草遺詔”，“凡齋醮、土木、珠寶、織作悉罷，大禮大獄、言事得罪諸臣悉牽復之。詔下，朝野號慟感激，比之楊廷和所擬登極詔書，為世宗始終盛世云。”(《明史·徐階傳》)然而這件事高拱沒有參預，引起高拱對徐階的不滿，故從嘉靖到隆慶這五十一年間，內閣諸臣之間因權勢而起的紛爭始終沒有終止過。
(三)嘉靖時期南方的海外貿易與倭寇問題
嘉靖年間的邊疆問題，在南方主要是倭寇沒有處理好。事件起于日本諸道在寧波市舶使爭貢，原來是宗設先至，端佐后至，端佐通過鄞人宋素卿賄市舶太監，先驗端佐的貨，后驗宗設。市舶使司設宴時，又讓端佐坐在宗設之上。這樣引起二批貢使的自相殘殺，而市舶太監又暗中助端佐，兵力是宗設強，于是宗設便殺掠沿海備倭諸兵眾，故夏言認為“倭患起于市舶”。從明代設置市舶司的經過，可以知道明王朝對海上貿易認識的不足。朱元璋設置市舶司的時間很早，早在吳元年(公元1367年)平定張士誠以后，便在太倉及黃渡設置市舶使，其實太倉是蘇松地區最早的出?？凇：槲淙?公元1370年)朱元璋在黃渡設市舶使，同時在泉州、明州、廣州設市舶司，接受日本、琉球、占城、暹羅和西洋諸國的朝貢貿易。各國的朝貢都有期限，一般是二年一次，日本是十年一次。朝貢是形式，貿易是本質，前來朝貢的目的是貿易，除了貢品可以有豐厚的賞賜，還帶著商品前來貿易。那時明朝進口的主要是白銀，出口的是茶、絲織品、瓷器。那個時代海盜多，商船也帶有武裝，有時海商與海盜很難區別，處置不好，往往在沿海引起糾紛。
明廷不是疏導海上貿易，反而停止市舶使，于是海上貿易成為沿海的私人商賈貿易，由貿易糾紛引起海盜殺掠，海盜與日本浪人結合起來成為一股又一股海上的勢力，引起沿海地區的社會治安問題。于是派朱紈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及福建沿海，朱紈采取禁海的辦法，侵犯了海商的利益，海商亦朝中有人，朱紈因而受到御史的攻擊，故朱紈有云：“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群盜易，去中國衣冠盜難。”問題出在明代對海上貿易不是積極疏通管理，而是消極禁海的辦法，結果朱紈被劾后停職自殺，海盜的勢力因而坐大，海商變成了海盜。嘉靖三十一年，浙江沿海出現多股海盜勢力，大群數千人，小群數百人，在沿海以殺掠為生。有徽州人汪直，亡命海上，成為大股海盜的首領，有日本浪人參預，活躍在浙江沿海地區。此外還有徐海、毛海峰、彭老生等十余股海盜勢力，在浙江、福建沿海和江蘇的松江、上海、太倉等沿海地區活動。先是朝廷派王抒提督軍務，巡視浙江福建沿海，雖然打敗過幾股海盜，但始終無法使海疆安定下來。明廷又先后派張經、趙文華前往處理江浙沿海倭寇問題，趙文華與嚴嵩父子相結，他建議“倭寇猖獗，請禱祠東海以鎮之”。他到了浙江督察沿海軍務，結果是凌轢官吏，公私告擾，民無寧日，倭寇問題更加嚴重。南京兵部尚書張經在前方打了勝仗，他反誣張經從賊，把張經、李天寵逮京，以從賊論死。結果倭寇由沿海深入到蘇常一帶，最終是胡宗憲、俞大猷、戚繼光把倭寇鎮壓下去，一直到嘉靖四十三年，倭寇問題才告一段落。倭患自浙起，后來擴大影響到淮、揚、吳、越及閩中至廣東潮州，前后有七八年時間，攻破十余城，掠子女財物數百萬，因戰亂死傷的沿海軍民不下十余萬。雖時有勝負，但因為戰事轉漕軍食，天下騷動。倭寇的問題，本質上是朝廷政策的錯誤，不懂得如何有效管控海上貿易而激起的民變。同樣是在嘉靖時期，廣東的海禁政策沒有浙閩那樣嚴格，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廣東巡撫林富便上疏建議取消海禁，在香山、新會、東莞這些沿?？h城開放海上貿易，官方則驗船抽稅，然后由中國商人來船與洋人貿易。廣東的官府把海上貿易視作稅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以后把交易的地點遷到濠境，也就是今天的澳門，作為海上貿易的交易場所。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7年)在那兒設置牙行，作為海上貿易的機構，并允許葡萄牙人來澳門租屋居住。那時對外國來華的商船征收實物稅，十收二，以后用銀兩代替實物征收。同樣在嘉靖到隆慶這個時期，廣東對海上貿易的處理比浙閩要靈活一些，但這還是被動的，等待外商來華貿易，實際上浙江沿海那幾股所謂海盜，若汪直、徐海、毛海峰等這幾股海盜，如果采取另一種方針，招撫他們，鼓勵他們向海外貿易去拓展，設法規范海上貿易，那正是一個機會。那時明王朝缺少世界的眼光，缺少向海外發展的愿望和動力，閉關自守，用鎮壓的辦法來對待貿易問題，既措失了時機，又勞民傷財。那個時期明政府的稅收，逐漸從實物轉向白銀，中國內地產銀不多，白銀是從日本、墨西哥來的，政府的支出也逐漸變成以白銀為主，明政府沒有認識到海上貿易的社會意義。
(四)嘉靖時期北方的邊疆問題
在世宗執政的年代，北部邊疆還發生過俺答汗率蒙古部落入侵京師周圍燒殺搶掠之事。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六月，俺答汗犯大同，八月從薊州長驅直入內地，至九月間帶了大量擄掠的戰利品由古北口出關而去，朝廷上下對此事震驚不已。嘉靖年間，明廷與北方韃靼的關系始終沒有處理好，北方沿長城九邊始終處于緊張的狀態，邊防的費用成為沉重的財政負擔。明初把蒙元趕出塞北以后，蒙元殘余勢力仍活躍在大漠南北。明英宗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北上親征，被蒙元瓦剌部的也先圍困在土木堡，五十萬明軍不堪一擊，英宗被俘。于是也先挾英宗由大同入關，直逼京師城下，于謙組織京師保衛戰，才穩定了大局。一百年以后，蒙古軍隊第二次入關進逼京城，大掠而去。嘉靖年間，蒙古部落最強悍的是小王子部，在東部靠近遼西地區的稱土蠻，西邊是吉囊與俺答二部。吉囊在河套地區，處于陜甘與宣大之間，俺答汗靠近宣府、大同地區，處于中間地帶，與京師靠得最近。明王朝要鞏固北方邊防，勢必要收復河套地區，使宣大與陜甘的防線可以互相呼應，從而保障北方邊防的安全。武宗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那時總制三邊的楊一清曾提出過收復河套的設想，但沒有實現。到了嘉靖年間，又有人提出收復河套鞏固邊防的問題。嘉靖二十五年，三邊總督再次提出收復河套的問題，這個建議得到夏言的支持。次年，曾銑率部出塞襲河套地區，曾取得小勝。嘉靖帝最初是支持的，然而嚴嵩對此表示反對，認為曾銑開邊啟戰事，是誤國大計，而夏言與之表里異同。于是在嘉靖二十七年正月罷夏言，逮曾銑問罪。九月間，俺答部寇宣府，嚴嵩以此陷夏言與曾銑，聲稱俺答汗是因明軍收復河套采取的報復措施。嚴嵩與夏言是同鄉，稱言為先達，事言甚謹，而言以門客畜之，嵩心恨甚。河套事起，夏言致仕，而嚴嵩復代仇鸞草奏訐言納銑金，交關為奸利，同時坐曾銑交結近侍律應斬，夏言與曾銑因此被處死。由此可見內閣閣臣之間勾心斗角，用心之深刻。同時明廷對北邊的政策，由積極防御變為消極防御。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俺答汗寇大同，那時仇鸞為宣大總兵，他這個位置是靠賄賂嚴世藩得到的。仇鸞采取賄賂俺答汗的辦法，令俺答汗勿犯大同，由其他邊關入塞。于是俺答汗由宣府以東從薊州犯畿輔地區，這年八月俺答汗率部攻下古北口，兵鋒至懷柔、順義，大肆殺掠，長驅進入內地，京師受到威脅。蒙古騎兵直逼通州，嘉靖帝下詔諸鎮率兵勤王。仇鸞以大同兵二萬入援，不久河間、宣府、山西、遼陽諸鎮亦率兵勤王，但這些軍隊都不敢正面與俺答部較量作戰。那時負責指揮作戰的兵部尚書丁汝夔去問嚴嵩，嚴嵩說：“敗于邊可隱，敗于郊不可隱，飽將自去。惟堅壁為上策。”故下令諸將勿浪戰。而軍隊缺少給養，紀律敗壞，故京郊的百姓既受俺答部的搶掠，又受勤王邊軍的騷擾，而宦官中貴的園墅都在京郊，多所殘毀，丁汝夔因此被棄市。九月間，俺答部前后搶掠男女牲畜、金帛財物，滿載之后得意而去。俺答悉眾出塞，諸師僅僅尾隨其后，事后受賞的反而是仇鸞，丁汝夔、楊守謙皆蒙冤而死。這件事的起因是仇鸞以賄賂避兵，兵部尚書丁汝夔為嚴嵩所賣，楊守謙是無兵而使戰，仇鸞則是不戰而賞，世宗是賞加元惡，戮出無名。然而仇鸞也沒有好結果，明人沈德符的《野獲編》曾講到盡管仇鸞是靠賄賂嚴嵩父子得勢，其得勢以后，又“密以嵩父子貪橫事上聞”，“其說幾行矣，嚴乃結徐(階)共排鸞。因其死，遂合謀使陸炳發其陰事，以致夷滅。而王世貞獨歸誅鸞之功于徐，實錄中云：徐階密疏鸞通虜誤國狀，上始驚收其兵權，鸞因悸死。未知何據。”可見高處不勝寒，惡人都還有惡報。由此亦可知嘉靖時期政治之黑暗。以上便是隆慶末年張居正進入中樞之前的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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