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力群在他《十二個春秋》的自述中講到，1986年9月18日上午10點，鄧小平找鄧力群去談話，在談話中鄧小平要他談談對胡耀邦同志的看法。鄧力群說：“耀邦同志最大的特點，心思用在怎么讓他的講話、他的意見，把人們的情緒調(diào)動起來，激動起來，贏得掌聲愈多，他愈高興。他的精力主要用在這方面，而沒有或者很少用在使他的意見符合實際。”鄧小平接著說：“這是他的老毛病，一向如此。”為什么鄧小平如此說胡耀邦同志呢?我們要知道胡耀邦是1952年由毛主席提名任命為團中央書記的，1980年陳云同志提名他擔任總書記，因為青年團一直是中央書記處領導的，他是鄧小平的老部下，后來任總書記也是得到鄧小平認可才走馬上任的，所以鄧小平會如此說。那么這個老毛病，究竟是什么毛病，就是一味討好聽他講話的受眾，不管這個受眾是什么人，這是無原則的老好人思想。《論語·陽貨》有孔子的一句話：“鄉(xiāng)愿，德之賊也。”鄉(xiāng)愿，即好好先生，一般人看來，他人緣好，大家都喜歡。問題出在他不講原則，不講是非，所以孔子說鄉(xiāng)愿先生“德之賊也”。這個“德”是指為人的原則性。《孟子·盡心》有萬章問孟子，孔子在《論語》中講這句話是什么意思。今錄其文于下：

　　萬子曰：“一鄉(xiāng)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是)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xiāng)原，恐其亂德也。

　　孟子這段話是對鄉(xiāng)愿特征的概括，“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是講鄉(xiāng)愿這樣的人物看上去非常完美，從表面上這種人沒有什么可以引起人們對他挑刺的地方，面對流俗中的一些錯誤觀念，他為了討好人，與他們同流合污，用現(xiàn)在的話講，那就是鄧小平同志說的他不能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由于他處處討好別人，看他的處世，在口頭上很講忠信，在生活上也還似比較廉潔，所以眾人都喜歡他。盡管他那么自以為是，但他那一套東西，與堯、舜的圣人之道是二回事，用鄧小平同志的話說，就是他不能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能堅持社會主義方向。他明明是沒有原則性的人，還自以為有德性，所以說他是“德之賊”。孔子所以討厭那種似是而非的人，認為他們屬于莠草，討厭他搞亂禾苗。佞，是指巧言諂媚，有口才而作風不正派，這樣的人會淆亂道義。他為了討好人，往往喜歡信口亂言，結(jié)果往往是言而無信。鄭聲是指淫蕩的黃色歌曲和音樂，他在精神文化領域鼓吹自由化，放縱黃色的東西，搞亂昂揚精神的革命歌曲。以紫亂朱，是指宣揚色情的東西來閹割革命精神，所以厭惡好好先生那種鄉(xiāng)愿現(xiàn)象，是討厭他們違背了為人的基本的道德原則。鄧小平同志說這是他的老毛病，那不僅是他的毛病，而且在這個“老”字上，說明這是他長期以來一貫如此。然而也還是有人喜歡他這個毛病。如杜導正對他講話隨便、有失分寸的狀況說過：“寧可聽漏洞百出的真話，也不愿聽滴水不漏的假話。”這個話就不對了，他不是一個普通老百姓，在小區(qū)與左鄰右舍閑聊天，那么應該講真心話，即使有幾句錯話，只要不傷和氣，那也無傷大雅。他是國家領導人，他的講話代表著國家的政策方針，維護國家的統(tǒng)一和利益，這是他應有的職責，在原則問題上必須滴水不漏，他怎么有權(quán)利能隨便講話呢?如果他的講話漏洞百出，傷害的不是他個人利益，而是國家的根本利益。再說，在原則問題上滴水不漏，難道就是假話嗎?也是真話，是對國家對人民負責的真話。杜導正如此把真話與假話對立起來，在邏輯上是完全錯誤的。如果放任這類觀念，那有極大的危害。我們反對官話、套話，領導人講話應該生動活潑，貼老百姓的心田，要高屋建瓴地把問題說得透徹，讓大多數(shù)人心服口服。說話當然有口才和技巧的問題，但這個口才和技巧必須建立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胡耀邦缺少的不是說話的口才和技巧，而是如何堅持鄧小平同志反復強調(diào)的四項基本原則，以維護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正由于這個根本性的缺陷，鄧小平在1987年初迫使他離開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地位。

　　鄧小平與鄧力群在1986年9月18日的這番談話，背景是十二屆六中全會關(guān)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草案，起草和討論的過程中，有過爭論，就是在這個草案中要不要寫反對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的問題。所以鄧小平在9月28日上午和胡耀邦、趙紫陽、李先念、陳云主持全會時，就草案的問題說了一番話，這個講話就收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他指出：

　　“反對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自由化就是要把中國現(xiàn)行的政策走到資本主義道路，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們引導到資本主義方向去。我們搞的四個現(xiàn)代化有個名字，就是社會主義四個現(xiàn)代化。我們實行開放政策，吸收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有益的東西，是作為社會主義生產(chǎn)力的一個補充。搞自由化，就會破壞我們安定團結(jié)的局面，沒有一個安定團結(jié)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設。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chǎn)階級的，沒有什么無產(chǎn)階級的、社會主義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對我們現(xiàn)行政策、現(xiàn)行制度的對抗，或者叫反對，或者叫修正。所以我們用反對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這個提法。管什么這里用過、那里用過，無關(guān)重要。現(xiàn)實政治要求我們決議中寫這個，我主張用。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十年二十年。這個思潮不頂住，加上開放必然帶來烏七八糟的東西。一結(jié)合起來，是一種不可忽視的、對我們社會主義四個現(xiàn)代化的沖擊。”

　　鄧小平在中央全會上講這段話，在當時是有明確針對性的。然而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這股風并沒有剎住，到了12月下旬，在合肥、北京又發(fā)生學生上街鬧事的問題，這件事是有人在背后鼓動的。12月30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何東昌談話，這篇談話也收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上，題目叫《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他在講話中明確指出：

　　“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里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tài)度不堅決。……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是放任了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問題就出在這里。這件事發(fā)生了，也是好事，提醒了我們。”

　　他點名應當開除方勵之、王若望黨籍，他還說：

　　“上海的群眾中傳說中央有個保護層，對是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否要反對自由化，也有兩種意見。”

　　“應該說，從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論戰(zhàn)線上是軟弱的，喪失了陣地，對于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是個放任的態(tài)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壞人猖狂得很。好人沒有勇氣講話，好像自己輸了理似的。沒有什么輸理的。四項基本原則必須講，人民民主專政必須講。要爭取一個安定團結(jié)的政治局面，沒有人民民主專政不行。”

　　“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chǎn)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quán)鼎立那一套。”

　　“我們執(zhí)行對外開放政策，學習外國的技術(shù)，利用外資，是為了搞好社會主義建設，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道路。我們要發(fā)展社會生產(chǎn)力，發(fā)展社會主義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我們允許一些地區(qū)、一些人先富起來，是為了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兩極分化。這就叫社會主義。”

　　針對胡耀邦對反右斗爭的一風吹，鄧小平同志又指出：“一九五七年反對資產(chǎn)階級右派的斗爭，有太過頭的地方，應當平反，我們對它沒有全盤否定。”他還說：

　　“反對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是不可缺少的，不要怕外國人說我們損害了自己的名譽。走自己的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中國才有希望。要讓外國人看到中國政局是穩(wěn)定的。如果搞得亂七八糟、一盤散沙，那還有什么希望?過去帝國主義欺侮我們，還不是因為我們是一盤散沙?”

　　1987年1月13日下午，鄧小平在住地同楊尚昆等談胡耀邦的失誤，在談話中提出“軟處理”，大家表示同意。對胡耀邦的軟處理還是正確的，但也因此造成他的錯誤思想沒有得到深刻認識，所以埋下了后面的歷史悲劇，對他錯誤思想的清理至今仍然是一件沒有完成的任務。1月16日上午，鄧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胡耀邦在會上檢討他擔任黨中央總書記期間，違反黨的集體領導原則，在重大的政治原則問題上的失誤，并請求中央批準他辭去黨中央總書記職務。會議對胡耀邦進行了嚴肅的同志式的批評，同時也肯定了他工作中的成績。

　　現(xiàn)在看來鄧小平同志的這些講話非常正確，而且他這個決斷也非常正確，如果讓胡耀邦這樣的人繼續(xù)處在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地位，他可能帶來的禍害是難以計量的。蘇聯(lián)的領導人從赫魯曉夫到戈爾巴喬夫，在性格上還不都是這樣的貨色，他們都有喜歡信口開河的習慣，喜歡討好他的聽眾，不管聽眾是些什么人，只求一時言語上的痛快，不管它會產(chǎn)生什么后果。他們都以出賣原則、出賣黨和國家的利益來討好蘇聯(lián)過去的敵對勢力。結(jié)果導致蘇聯(lián)東歐的解體，這個教訓還不慘痛和深刻嗎?對于鄉(xiāng)愿式的人物，千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否則的話后患無窮。當然胡耀邦還是一個好人，與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他們還是有原則區(qū)別的，他缺少的是如何做國家領導人的基本知識和修養(yǎng)，他還不是有意識地要走到那一步。在我們黨內(nèi)，似他這樣的鄉(xiāng)愿式的人物，也不是僅僅他一個人，所以如他那樣鄉(xiāng)愿式的為人為言是永遠值得我們?nèi)h牢記的教訓。我只想舉一個例子說明他隨口講話之失誤所造成的禍害。

　　在胡耀邦同志逝世廿周年時，何方寫了一篇題目叫《胡耀邦與民族區(qū)域自治》的文章，他完全是從正面介紹胡耀邦同志在民族區(qū)域自治問題上的觀念及其講話。胡耀邦同志是在1980年3月當選總書記的，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他對邊疆的民族問題作了一系列講話，著重批評黨在建國以后在邊疆長年累月工作的同志。1980年12月他去西藏考察時，他說“西藏現(xiàn)在的情況不十分美妙”，他提出對西藏的方針是六個字：“免征，放開，走人。”“免征，就是免去自治區(qū)農(nóng)牧民的農(nóng)牧稅，至少兩年，還不準隨便無償征用勞動力。放開，就是在所有經(jīng)濟領域都要放寬政策。”“走人，就是逐步把歷年進藏的漢族干部大部分調(diào)回內(nèi)地安排工作，只留少數(shù)工作確實很有必要的。”在放寬的問題上，他還說：“我的意思是放寬、放寬、再放寬，犯了資本主義，不要你們檢討，我們檢討。”“還應該對印度、尼泊爾等周邊國家實行開放，發(fā)展地方貿(mào)易，對外要采取積極態(tài)度，要搞緩和。”他忘了我們?yōu)槭裁匆心敲炊酀h族干部去西藏工作，他把仍在西藏服刑的叛亂分子全部釋放，請叛軍司令拉魯出山，讓其妻子任政協(xié)常委，兒子任西藏自治區(qū)宗教局副局長，他沒有為西藏翻身農(nóng)奴說一句好話。他忘了境外藏獨勢力還不死心，他忘了國際反華勢力還在支持藏獨的分裂活動。他如此討好敵人，敵人并不領情，而是更加猖獗地進行分裂活動。他打開那個潘多拉盒子的結(jié)果是1989年春天發(fā)生了拉薩動亂，我們不得不施行一年多戒嚴。2008年又發(fā)生了三一四事件。當然，這些事有境外敵對勢力的影響，我們并不能完全歸咎于胡耀邦同志，但這個口子是他打開的。

　　胡耀邦在西藏的講話，立即在新疆引起了連鎖反應，特別是漢族干部要撤出西藏的消息，動搖了邊疆漢族干部的地位，新疆地區(qū)民族分裂主義勢力乘機抬頭。胡耀邦在北京召開了一個新疆自治區(qū)黨委的干部到北京開會，搞了一個紀要，這個紀要的傾向是壓漢族干部，抬新疆的維族干部，結(jié)果反而激化了雙方的矛盾。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同志就不讓胡耀邦同志插手邊疆的問題了，請王震同志考慮在新疆問題上如何善后。于是接受王震同志建議，恢復新疆建設兵團。1981年的8月間，鄧小平同志親赴新疆調(diào)查研究，他就沒有要胡耀邦同行了。回北京以后，他在中央的一次會議上指出的確有恢復新疆建設兵團的必要，任務還是黨政軍結(jié)合，于是決定派王恩茂赴新疆上任，并找他談話，明確指出了現(xiàn)在的農(nóng)墾部隊，是穩(wěn)定新疆的核心。于是在12月3日，中央正式發(fā)出《關(guān)于恢復新疆建設兵團的決定》。既然打開了潘多拉盒子，要穩(wěn)定新疆的秩序和民族關(guān)系，需要作長期努力了。是鄧小平同志在努力穩(wěn)定新疆，鞏固我們的邊疆，胡耀邦同志在這個問題上再沒有發(fā)言權(quán)了。

　　今年3月1日昆明火車站的恐怖襲擊事件，說明它向內(nèi)地蔓延，搞突然的恐怖活動。由于在售票處和火車站，那么多群眾在那里排隊購票，對他們突然的恐怖暴力襲擊，沒有思想準備，所以造成29人死亡，140多人受傷，而這些暴徒用砍刀砍人時，一共也只有八個人，而且其中二人是女性，可見他們分明受過專門訓練，否則不會一下子便死傷那么多人。現(xiàn)在案子已經(jīng)破了，當場擊斃四人，前后抓獲了四人。這個事件震驚了全國和中央，也震驚了世界。我們要知道東突的恐怖活動是得到國際反華勢力支援的，在2004年，流亡在美國的“東突分子”便有一千多人，在華盛頓地區(qū)有三百多人，他們與藏獨分子在那里活動的資金是受到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支持，這個基金會的主席是美國眾議員、前少數(shù)黨的領袖。他們在經(jīng)濟上支持達賴和東突的熱比婭。

　　知道這一段歷史，就可以懂得駱家輝到西藏與新疆去究竟為了干什么。當然新疆、西藏地區(qū)后來藏獨、東突暴亂之事態(tài)的發(fā)展有各種因素的影響，不能完全歸咎于胡耀邦同志的講話，然而他的講話，也確實為藏獨、東突這二股反動勢力的猖獗開了口子。

　　記得毛澤東同志在1948年底發(fā)表的《將革命進行到底》一文中，引用過古希臘《伊索寓言》中《農(nóng)夫與蛇》的故事，他引用這段寓言說：“一個農(nóng)夫在冬天看見一條蛇凍僵著，他很可憐它，便拿來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氣就蘇醒了，等到回復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傷。農(nóng)夫臨死的時候說：我憐惜惡人，應該受這個惡報!”毛澤東接著這段寓言說：“外國和中國的毒蛇們希望中國人民還像這個農(nóng)夫一樣地懷有對于毒蛇的好心腸。”我想，我們不能忘記《農(nóng)夫與蛇》這個寓言，不能忘記毛澤東同志的告誡，3月1日昆明火車站這件恐怖暴力事件固然是一件壞事，但也給我們提了一個醒，決不能憐惜毒蛇那樣的惡人。

　　3月3日，是全國政協(xié)開幕的日子，3月5日，全國人大開幕，在開幕的儀式上，集體唱了我們的國歌，還集體為3月1日昆明火車站上遇難的中國同胞靜默致哀，讓全國人民不忘這一哀痛的事件。我們的國歌，是聶耳作的曲，田漢作的詞，無論它的曲子還是歌詞，都是為了振奮我們精神的。他們作詞作曲的時候，也是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最為囂張的時候，所以要以它作為國歌，那是為了不忘憂患。正如歌詞所言，“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fā)出最后的吼聲，起來，起來，起來，我們?nèi)f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在國歌中保留這幾句歌詞，那就是為了維護我們國家領土的完整，我們要永遠保持一種不怕犧牲奮發(fā)圖強的精神，那樣的話才能不畏懼任何強敵的侵犯。

　　最后我還想重提柳宗元《敵戒》中說的道理，如果“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祇益為瘉”，即不能因為出現(xiàn)敵情而生畏懼之心。反之，如果看不到敵情，放棄戒備。那樣的話，只能對自己有害。要懂得“敵存滅禍，敵去召禍”的道理，換一句話說，腦子里始終要有敵情觀念，那才真正能長治久安。胡耀邦同志的鄉(xiāng)愿，缺的就是這一條，對國際反華勢力分裂我國邊疆的圖謀沒有充分認識。我們要在保持國家統(tǒng)一、捍衛(wèi)國家領土主權(quán)完整的前提下，努力處理好那里民族之間的相互關(guān)系。我們當然相信邊疆地區(qū)無論藏族還是維族，絕大多數(shù)人民都是愛國的。他們都是我們的骨肉同胞，我們應該團結(jié)他們，更多地關(guān)懷他們，落實好黨的民族政策，積極地如親兄弟那樣幫助他們改善生活條件。對于一切分裂主義者、宗教極端主義者、恐怖主義者，他們畢竟是少數(shù)，只要大多數(shù)維族同胞共同起來，大家齊心協(xié)力，一起來反對這些極端分子，分裂勢力和恐怖分子便會被完全孤立。對于少數(shù)分裂勢力和恐怖分子，則不能有任何憐憫之心，只能報以鐵拳，毫不留情地把他們鎮(zhèn)壓下去，而且要始終保持高度的警惕。

　　今年是胡耀邦同志逝世二十五周年，在紀念他的時候，我們一方面不要忘記胡耀邦同志曾經(jīng)做過對國家人民許多有益的事，同時對他的“老毛病”所帶來的禍患也要永遠吸取教訓。希望大家今后再也不要犯他這種“老毛病”，那樣的話社會主義中國才能長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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