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力群前輩悄然仙逝。

　　用毛澤東同志的話講，這是唯物辯證法的又一次勝利。

　　生前榮辱為蒼生，身后毀譽問天良。

　　鄧力群百歲人生，蓋棺論定，真難!

　　譽之者謂之“黨內圣人”、“鐵骨錚錚”;毀之者謂之“中共左王”、“冥頑不靈”。下作者即如李銳之女李南央，“窺陰癖”大爆發，專攻下三路，那便實在是語多不堪，不值一駁了。

　　爭議出公案，公案藏機鋒。鄧力群一生多事，特別是他的后半生，簡直就是一道與諸多歷史公案糾纏百結的別樣風景線。筆者不揣冒昧，試從一段段歷史公案的解析與反思入手，穿越“是是非非”的迷霧，為鄧力群前輩寄去一段遲來的哀思。

　　因成此文，姑妄言之。

　　一、清除精神污染：“左王”寬厚正直的人生另一面

　　很多人在評價鄧力群的時候，都很喜歡用一個字—“左”。或許正是由于“左”的名頭太響亮，人們大都遺忘了那個少年投身“一二九”運動，積極參加民族救亡的鄧力群，那個青年獨闖西域新疆，力促新疆和平解放的鄧力群，那個在大眾噤若寒蟬的日子里，曾經孤獨而又堅定地支持過鄧小平的鄧力群。很多人在論及鄧力群一生行止之時，首先提到的，也是最津津樂道的，一般都是他晚年參與領導的“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并且往往都會在大發一番感慨之后，甩出一個“思想僵化、整人成性”的考語。

　　事實真的是這樣嗎?且看下文分解!

　　1、周揚、胡喬木、鄧力群：三個秀才一臺戲

　　說到“清除精神污染”，就不能不提到周揚;說到周揚，就不能不提到社會主義“異化”的問題。

　　1983年，革命導師馬克思逝世百年祭。對于以馬列主義為自己根本指導思想的中國共產黨，這無疑是個應當隆重紀念的大日子。在一系列隆重紀念活動當中，由黨內理論權威周揚作主題報告的學術研討會，無疑是個重頭戲。

　　周揚當時年事已高，所以主動提出由中宣部組織一些理論人才，幫助他共同完成這篇講稿的要求。中宣部按照周揚的要求，安排學者王元化、顧驤以及《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王若水，協助周揚迅速組建了報告創作班子。在統稿過程中，王若水提出了他一直研究并關注著的社會主義異化和人道主義問題，引起了周揚的興趣，并安排王若水專門負責撰寫報告中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這一部分。王若水很快拿出初稿，周揚閱讀后感到自己對“異化”這個問題的講法有些拿捏不準，于是又讓負責統稿的王元化刪去了五、六百字。

　　1983年3月7日，周揚在中央黨校禮堂做了《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幾個理論問題探討》的學術報告。時任中宣部部長的鄧力群和中央黨校校長王震一道出席了會議。聽了周揚的講話，鄧力群感到周揚關于社會主義國家在發展過程中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政治、經濟、思想上都會走向自己的反面，出現“異化”現象的觀點，同中共長期以來的說法不一樣。而周揚報告中對人道主義的解讀，和赫魯曉夫的提法差不多，這種講法也有問題。盡管鄧力群對周揚的報告產生了疑問，但是筆者在這里必須要指出的是，鄧力群對待學術問題，特別是對待有爭議的學術問題的態度，還是非常謹慎的。在無法立即斷定周揚的說法有錯誤的情況下，他在現場對周揚的講話依然表示了祝賀。

　　率先把周揚的講話定性為錯誤的是誰呢?是根本沒有參加會議的“中共中央第一支筆”胡喬木;又是誰向胡喬木提出了自己對周揚講話的疑問呢?是中宣部理論局負責人盧之超。

　　對此，盧之超本人在回憶文章中并不諱言，他說：“我坐在下面聽，覺得周(揚)的學識淵博，思想深刻......但是聽著聽著，越來越覺得不大對頭，因為周的地位較高，在涉及黨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的重大問題上，事先沒有報告中宣部，更沒有請示黨中央的情況下就這樣講是不大合適的。......我問他(胡喬木)的秘書，喬木事先知不知道周講話的內容?秘書說肯定不知道，因為上午才收到周(揚)講話的清樣”。盧之超了解到這一情況后，立即要求胡喬木的秘書“快向喬木報告。果然，喬木看了稿子后覺得問題十分嚴重和復雜”。

　　3月8日下午，鄧力群打電話給胡喬木，詢問是否可以全文發表周揚的講話，胡喬木說：“周揚的稿子我已經看了，感到問題不少，不是刪幾句就可以改好的，不宜在《人民日報》發表”。胡喬木同時要求鄧力群通知學術會議延期兩天，要充分展開爭鳴。

　　出乎胡喬木、鄧力群預料的是，周揚的這份講稿是同時送給胡喬木和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審閱的。胡耀邦雖然沒有注明意見，但是在講稿上做了記號就退了回來，這最起碼說明作為黨的總書記，胡耀邦對周揚的這篇講稿并沒有什么不同意見，這無疑使周揚和他主導下的寫作班子感到了一種來自黨中央領導層的理解與認可(當然，后來隨著鄧小平正式提出“清除精神污染”以及對周揚講稿批判態度的逐漸明朗化，胡耀邦改口說他當時并沒有看完，是秘書誤以為他看完了，自作主張把稿子退了回去。對于胡的這個說法，筆者不能完全相信)。然而，正是這一錯覺最終促使他們做出了一個即便是在今天看來也有失偏頗的決定——無視組織紀律約束，由《人民日報》總編秦川、副總編輯王若水自行決定，在《人民日報》全文登載了周揚的講話。

　　一石激起千層浪。鄧力群看到《人民日報》后，當即打電話給秦川：“你和我說要全文發表周揚的講話，要我表態，我說讓你請示胡喬木，你請示了沒有?”秦川承認沒有請示，但是把責任推給了王若水，說講話全文是王若水讓他發的。鄧力群又去問王若水，王若水裝傻充愣，推說胡喬木只是講了這個補充、那個補充，自己沒有聽到胡說過修改后才能發表的話。事情發展到此，徹底亂成了一鍋粥。

　　實事求是地講，關于“異化”和人道主義的問題，作為一種學術認知和學術觀點，應當允許學者在爭鳴中充分表達自己的觀點和看法，這是學術自由的一種基本體現。但是，作為中共黨內的理論權威，周揚明顯對自己在公共場合發表的言論缺乏一種慎重、嚴謹的態度，對自己言論可能造成的后果更是缺乏一個冷靜的估計。何況在周揚這篇處于完全封閉的環境下完成的這篇講稿中，很多觀點并非周揚的原創，在對相關觀點的把握和拿捏上，周揚本人實際上是處在一種“心下無數”的狀態。即以有關“異化”和人道主義的這部分表述為例，在這篇冠以周揚之名發表的講話里，這部分表述實際上完全是吸收了帶有明顯“精英”色彩的王若水的觀點，并由王若水本人主要執筆完成的。而在此事后來發展的過程中，王若水等人出于借助周揚的名望擴大自己觀點影響的考慮，利用自己在《人民日報》負責編審的特殊身份，違反組織紀律，未經批準擅自在公共輿論平臺全文發表了周揚講話，才是使這個問題終于鬧到不可收拾地步的關鍵所在。從某種程度上講，周揚是在不經意間給王若水等人當槍使了。

　　在黨內素以性格柔弱著稱的胡喬木令人意外地震怒了，他嚴令鄧力群迅速草擬《中宣部關于<人民日報>擅自全文發表周揚同志長篇講話的情況和處理意見》送呈中央，但是這個報告在送呈胡耀邦審批時，胡耀邦進行了阻攔，并要求胡喬木與“被處理的當事人見面，要核對事實”。胡耀邦的這一表態無疑使得周揚及其寫作班子進一步印證并固化了中央主要領導理解、認可周揚長篇講話的觀點和看法，一場本來可以在心平氣和的交流中完成的“秀才會”就這樣埋下了劍拔駑張、當面交鋒的伏筆。

　　1983年3月21日，胡喬木召集周揚、秦川、王若水共同核對鄧力群代表中宣部做出的處理意見。周揚看了報告，生氣地摔在胡喬木面前，連聲說：“這樣做法不正派，不正派，這樣做法不正派!”

　　胡喬木大為震驚，問道：“你說什么?說中央不正派?”

　　周揚大聲說：“你們這樣不正派!”

　　胡喬木急了：“你這是反中央!”

　　周揚反駁：“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對你胡喬木這個具體的中央委員。”

　　胡喬木回應：“你這是反中央政治局!”

　　周揚不依不饒：“我只是反對你胡喬木這個具體的政治局委員!”

　　談話至此，已經完全變成了胡、周之間的一場語言亂戰。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中宣部的主要領導，一直沒有說話的鄧力群只能提高嗓音，對這場已失去理智的談話進行了制止。鄧力群的聲音雖大，但是態度還是十分克制的，他說：“周揚同志，我多年來都尊敬你，你是我尊敬的老同志......希望周揚同志認真學習鄧小平同志在中顧委成立時的講話，不要干預中宣部工作!”當時在場的秦川在多年后的回憶文章中認為這是鄧力群在當面批判周揚，對此筆者認為鄧力群在當時會場極度混亂，會議已經完全進行不下去了的情況下，采取總結陳詞的形式結束這次已根本不可能取得任何共識與結果的會議，實屬無奈之舉。即便鄧力群的發言言辭有些激烈，也是在應激狀態下無法避免的措辭失誤，何況從秦川披露的鄧力群的開場白和結束語上看，鄧的表態無疑還是有所克制的。相比執拗的周揚、失態的胡喬木、坐山觀虎斗的秦川、王若水，鄧力群的做法既體現了他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堅定信念和原則性，也反映出他對同志之間內斗的痛心，對思想出現偏差的同志的寬厚與包容。

　　關于周揚，作家蕭乾曾經有過這樣一段評價：“在一段時間里，可以說周揚對于我們是個God(上帝，決定命運的人)。他不是大學者，好多文章都是中央的，既訓示又解釋。我認為他沒有本人的個性。他是政策執行者。”會議結束了，曾經的“God”周揚在激憤之余根本咽不下這口氣，他拿起筆來，給黨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寫了一封信，隨信還附上了由他整理的馬克思關于“異化”的十八條具體論述。

　　事情終于鬧大了!

　　2、鄧小平、鄧力群、胡喬木：最是糾結是非多

　　通過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周揚的信終于送到了鄧小平的手中。泥牛入海，周揚的信在很長一段時間里沒有得到鄧小平的正面回應，一切仿佛真的就這樣風平浪靜的過去了。

　　關于鄧小平，毛澤東主席曾經下過四字考語—“綿里藏針”。這既是指鄧小平原則性強，在處理重大問題時，一旦主意打定，就絕不肯輕易讓步，也是對他表面心平氣和，內里鋒芒畢露的行事風格的高度概括。然而，在1983年那個失去理智的春天，衰老的周揚似乎真的忘記了曾被他長期視為“導師”的毛主席給予鄧小平的這段極有見地的評價。

　　1983年9月7日，鄧小平找到鄧力群，要和他專門談一下十二屆二中全會講話稿起草的事情。談話中，鄧小平說：“我準備了，也想了，就講兩個問題：一是整黨不能走過場，一是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這是鄧小平在黨內第一次明確提出“清除精神污染”的問題。

　　9月30日，鄧小平繼續就講稿的修改問題找到鄧力群。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突然談起了“異化”的問題，清楚地表達了他對周揚講話的看法。鄧小平說：

　　“早已收到周揚同志為他文章辯護的信和附上的馬克思講異化的十八條論述。周揚同志送來的馬克思講異化的材料，他引的所有的話，都是講的資本主義社會，將勞動創造的成果反過來變成壓迫自己的力量。......周揚同志講毛主席一九六四年贊成他講異化的文章，毛主席是不是吃了他的虧啊?那時候滿腦子蘇聯變質，聯系說到我們自己也變質，提出走資派，資產階級就在黨內，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打，各級領導都打。是不是異化思想導致的啊?......這些觀點，說它‘打著馬克思主義旗幟’，可能太重了，可以說它是‘以馬克思主義的面目出現’。這不是馬克思主義。這是對社會主義沒有信心。馬克思主義者要出來講話!”

　　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和隱忍，鄧小平終于清楚地表達了他對周揚講話的厭惡，他對“精神污染”在黨內、黨外猖獗蔓延的擔憂，他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平演變”不斷花樣翻新的憤怒。誠如他在隨后召開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所言：“必須大力加強黨對思想戰線的領導，對于造成思想混亂和精神污染的各種嚴重問題，必須采取堅決、嚴肅、認真的態度，一抓到底!”

　　相比于鄧小平的決絕，鄧力群卻又一次展現了他在黨內思想斗爭中寬厚穩健的“秀才本色”，按照他的想法，對周揚這樣的老同志，根據毛澤東同志“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黨內思想斗爭原則，只要認識到自身錯誤，做一下自我批評也就可以了。誠如他在回憶錄中所言：“在我看來，周揚能有幾句自我批評的話就可以了，這件事也就過去了。我在中宣部的一次會上通報了周揚做的自我批評。我表示：一向對周揚同志很尊重。他寫了那篇文章后，我們之間發生了尖銳的矛盾。現在他做自我批評了，這個問題就算解決了，我還會像以前一樣，把他當做兄長、同志加以尊重”。

　　閱讀了周揚自我批評的鄧小平不動聲色地把胡喬木、鄧力群一同召集起來談話。他語帶譏諷地說：“周揚寫了一、兩萬字的文章登在報紙上，就這么幾句話能交代過去嗎?不行!周揚應該公開作書面的自我批評，登在報紙上!”相比鄧力群的寬厚和“書生意氣”，鄧小平無疑是更具有戰斗性的。對毛澤東提出的“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整風原則，鄧小平的理解也無疑是更加具有鮮明“鄧小平特色”的。這大概又是他“綿里藏針”風格的靈光一閃吧?

　　寫及此，筆者不禁想起發生在鄧小平、鄧力群、胡喬木三人之間的另一段史實。1976年，毛澤東主席在他人生的最后歲月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鄧小平第三次暫時告別中國政治舞臺，被打倒了。作為鄧小平在思想理論界的核心倚重力量，胡喬木和鄧力群受到的沖擊力度無疑是最強烈的，他們承受的壓力無疑也是最大的。在壓力面前，鄧力群既沒有諉過于人，也沒有全面揭發鄧小平以求自保。當著清查人員的面兒，鄧力群在經鄧小平授意，由他主持寫作的被稱作“三株大毒草”之一的《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的題目上重重地畫了一個圈，一條直線劃下來，簽上了自己的名字。然后，他坦然地對清查人員說：“文章是我主持稿的。每句話、每個標點，都由我負責，上面沒有布置，具體參加工作的同志也沒有責任。”鄧小平多年之后談及此事，還感慨地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一個半人頂住了，半個是劉仰嶠(社科院秘書長)，一個是鄧力群”。

　　相比于鄧力群的擔當與苦撐，胡喬木卻再次充分展現了他性格中柔弱的一面。1976年3月2日，“批鄧”剛剛開始，胡喬木就在壓力之下，寫了一篇重要的交代材料，也就是后來廣為人知的“鄧小平的二十四次談話”。1976年9月，胡喬木為了能夠參加毛澤東主席的追悼活動，給江青寫了一封信，請求見毛澤東最后一面。不知出于何種意圖，胡喬木在信中寫道：“對于江青同志在政治局對我的教導和批判，終生難忘!”由于江青接信后，迅速把胡喬木的這封信公開印發出來，所以在江青很快倒臺之后，胡喬木立時陷入了極端尷尬的境地，就連胡喬木的家人也埋怨他：“你怎么這么寫啊?”

　　作為胡喬木的同事和好友，面對著苦悶的胡喬木，鄧力群激憤了。他感到胡喬木在“批鄧”時受壓，粉碎“四人幫”之后還是受壓，實在是太不公正了。于是，這個正直的書生主動替胡喬木奔走，找陳云、找王震，直至最后找到了鄧小平本人。終于，鄧小平對胡喬木給出了這樣的評價:“喬木是我們的第一支筆桿。過去黨中央的很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毛主席盡管對他有批評，可是一向重視他。......他這個人缺點也有。軟弱一點，還有點固執，是屬于書生氣十足的缺點，同那些看風轉舵的不同”。鄧小平一錘定音，胡喬木終于復出了。

　　鄧力群正直、坦蕩的為人風格，就此鄭重地書寫在青史之上。對這樣一個正直的共產黨人，我不知道那些動輒指斥其為“一代左王”、“迫害狂”的人，作出如此結論的理論勇氣、現實支撐究竟來源于哪里?是不是你們本身的心理狀態就不夠陽光，才使你們得出這樣一個陰暗至極的結論呢?

　　可笑!

　　二、“鄧力群八問”和“皇甫平事件”的再思考

　　盡管鄧力群曾經在歷史上堅定地支持過鄧小平的整頓與改革，但是在改革進程中，他與鄧小平逐漸出現了認識上的分歧，特別是在與鄧小平先后親自選定的兩位接班人合作過程中，產生的分歧更是不可調和，涇渭分明。經過一番權衡，鄧小平終于下了讓鄧力群逐漸淡出中共中央核心決策層的決心(當然在此之前，他已充分利用鄧力群的沖勁兒和深厚理論功底，幫助他平穩拿掉了一位不合自己心意的接班人)。1987年，鄧力群先后落選中央委員、中顧委常委，鄧小平對此事的表態是：承認選舉，不作變動。盡管鄧力群事后承認“此事對我有刺激”，但是作為一名有著堅強黨性的老布爾什維克，他服從了組織決定。

　　然而，伴隨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低潮的到來，蘇東劇變接踵而至，中國這個共產黨執政的東方大國也經歷了一次動亂的考驗。面對“和平演變”逐漸由“狼來了”的警鐘長鳴一變而為血淋淋的現實，面對改革進程中日益凸顯的信仰危機、貧富分化等嚴酷的現實問題，鄧力群憂心如焚，他要思考，他要探索，他要大聲疾呼!

　　1.穿越時空的“鄧力群八問”

　　不知從何時開始，中國的網絡世界里開始流傳一個關于“鄧力群的夢”的段子。在這篇以鄧小平內部講話面目出現的文章中，作者借“鄧力群的夢”的名義提出了對改革開放過程中出現的諸如中國遍地是貪官，出現了黑社會，工人失業、下崗，人民受二茬罪等各種社會問題的質疑與譴責。

　　盡管這篇文章盡力模仿鄧小平的語氣寫成，各種硬傷卻是俯拾即是，比如讓鄧力群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使用“下崗”這個九十年代中后期伴隨國有企業轉制才出現的新名詞就是一處明顯的錯誤。然而就是這樣一篇很難經得起推敲的文字，卻在網絡上風傳多年，以致很多人真的把它當成了確鑿無疑的史料，反復轉發、引用。這一現象的存在一方面體現了普通中國人對當代中國社會現實問題的痛恨與憤懣，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鄧力群作為公認的“左王”，在群眾中確實具有一定的號召力，人們把指出問題、解決問題的希望一定程度的寄托在了這位老人的身上。

　　當然，無論用心多么良善，謠言終究是謠言，不值一信，更不值一駁。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作為清醒的馬克思主義者的鄧力群自然不會“白日做夢”，但他卻真真切切地如同憂國憂民的詩人屈原一般，對中國社會的現實問題提出了只屬于他自己的“八問”。

　　1989年9月26日，鄧力群在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座談會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決不可低估或忽視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危害》的講話。在這篇講話中，鄧力群提出了八個問題希望引起人們的關注，并希望人們對這八個問題認真思考，做出正確回答。

　　(1)是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還是無限制地發展私營經濟，搞私有化?

　　(2)是堅持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商品經濟，還是否定計劃，實行同資本主義沒有區別的自由市場經濟?

　　(3)中國是否需要培植一個以企業家為主體的中產階級(即中等資產階級)，讓他們在社會上占有超越群眾的特殊地位、特殊利益?

　　(4)“通貨膨脹有益論”和“赤字無害論”都是合理的嗎?

　　(5)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腐敗不可避免論”是正確的嗎?

　　(6)商品經濟的等價交換原則能否引入黨內生活和政治生活領域?

　　(7)在經濟管理方面能不能搞“以夷制華，不怕喪權辱國”?

　　(8)對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再認識”的過程中，兩種不同的社會制度可能“趨同”嗎?(引自《鄧力群文集》第三卷，201頁，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1版。本文引用時，為統一使用疑問句式，對個別問題在不改變原意的前提下，進行了句式修改)

　　實事求是地講，每當筆者讀到鄧力群前輩文集中的這段文字，都會輕輕撫卷嘆息，感嘆鄧力群同志對很多中國社會政治、經濟領域問題的看法確實具有一定的預見性。不信?請比照現實然后再發言吧!

　　鄧力群，確實是憂國憂民的!

　　當然，在中國歷史上，憂國憂民者并不是永遠都會被人理解與尊重的。

　　這是一種悲哀!

　　2、“皇甫平事件”再思考

　　1991年1月，鄧小平第五次來到上海過春節。在時任上海市委書記朱镕基的陪同下，鄧小平仔仔細細地看了一圈兒大上海，他說：“上海開發晚了，要努力干啊!”他又說：“不要以為，一說計劃經濟就是社會主義，一說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不是那么回事，兩者都是手段，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鄧小平最后說了一句鼓勁兒的話：“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

　　鄧小平的這篇講話盡管后來被正式收入了《鄧選》，但在當時他還只是一份非常“內部”的講話，知道的人并不多。恰在此時，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先聲奪人，連發四篇署名“皇甫平”的評論文章，在完全不提鄧小平講話的情況下，積極宣傳了鄧小平的講話精神。這就是著名的“皇甫平事件”。

　　時隔多年，作為 “皇甫平事件”的主要參與者，時任《解放日報》副總編輯的周瑞金的回憶文章中，一直否認 “皇甫平”評論由上層授意，完全是由他本人組織撰寫完成。比如，他在2010年12月發表于“共識網”上的一篇文章中就曾明確說過：“皇甫平評論的背景并不復雜.....庚午歲尾，傳來了鄧小平在上海視察的講話精神。這時我感到，只寫一篇小言論不足以宣傳鄧小平的最新指示精神。因此在小年夜，我找來了評論部的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鴻共同商量，決定寫幾篇聯系上海改革實踐、宣傳鄧小平改革開放新思想的文章。開篇就是大年初一發表的《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按照周瑞金的說法，“皇甫平”評論的出籠完全來源于他本人靈敏的政治嗅覺和對改革開放發自內心的支持與熱愛。

　　然而，政論家、改革時代的“精英知識分子”馬立誠先生卻在他2013年4月2日發表在鳳凰網歷史論壇上的一篇文章中給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講法。馬立誠說：“這一年(1991年)2月13日，距春節還有兩天。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處長施芝鴻打電話給解放日報社的朋友，說市委書記朱镕基在市委辦公廳第一黨支部會議上傳達了小平同志在上海六次講話的精神，很有新意。報社黨委書記周瑞金和評論部主任凌河聽到這個消息，立即請施芝鴻出來一聚。三個人聊天之際，周瑞金拍板決定，大年初一的評論就按照小平同志講話精神來寫”。在馬立誠的記述中，有上海市委背景的施芝鴻一下子由宴會的受邀者一變而為重要政治信息的傳遞者，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實際上也是官方授意的代言者。

　　“皇甫平”來路的確大不平常!

　　然而，出乎策劃者意料之外的是，“皇甫平”事件最初得到的輿論回應并不“石破天驚”，按照周瑞金本人的說法：“除了當年4月新華社《半月談》雜志發表評論文章，公開表示支持外，其他媒體大多沉默不言”。除了“北京一家不知名的小刊物”(周瑞金語，實為《當代思潮》)發表了一篇言辭較為激烈的文章以外，中國輿論界對“皇甫平事件”的總體反應只能說是風平浪靜，策劃者心中一直期望著的回擊、圍攻以致謾罵始終沒有出現，真是讓人大失所望。要知道，如果“皇甫平事件”沒有引起大的反響，沒有引爆大量的反對聲音，事件的策劃者們將如何證明鄧小平的主張在黨內阻力重重呢?他們又將如何進一步發酵這起事件，以便不斷提升鄧小平的焦慮感，激怒這位年逾九旬的政治老人呢?

　　恰在此時，一貫立場堅定、仗義執言的鄧力群在《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和防止和平演變》的長文。在這篇文章中，鄧力群繼續表達了他對中國共產黨高層被和平演變的憂慮，重申了他參與寫作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的主要觀點—“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對把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觀點，又要反對認為階級斗爭已經熄滅的觀點”。鄧力群說：“只有正確估量和進行階級斗爭，才能保證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鄧力群此文一發，立刻就有人來了個無限上綱，大聲疾呼“這豈不是要否定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拾“以階級斗爭為綱”么?”真是“不見圍攻鑼鼓響，已見反攻大事成”。

　　最有意思的是，同意發表鄧力群長文的《人民日報》主編高狄此時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孤身一人來到上海，希望能與“皇甫平”名義上的策劃者周瑞金談一次。事出蹊蹺，周瑞金怎敢自作主張接待，當即向上海市委負責人請示此事，得到的回答是：“此人來滬并無背景，純屬個人行為，隨機應變對付一下”。

　　果然，高狄只是簡單詢問了一下“皇甫平評論”是誰授意寫的，并在得到周瑞金“裝糊涂”式的回答之后，立即表示只需周瑞金寫一個文章發表經過的材料給他，他回北京向中央匯報，做做工作，就不再批評“皇甫平”了。

　　高狄走后，周瑞金馬上向上海市委負責人繼續請示應對策略，這回得到的應對策略更簡單，只有三個字“不睬他”。事實證明，的確不用再睬高狄了，因為這位高社長在返京之后不久就被免職了。

　　和高狄被免職脫冠的命運不同，一頂“左王”的桂冠倒是從此牢牢地戴在了鄧力群的頭上。筆者閱讀這段史料時不禁想問，難道一個老共產黨員在黨的事業遭遇發展困境時發表的一篇表達自己對黨拳拳赤誠之心的文章，就這樣成了一篇“左王”的加冕宣言了嗎?

　　如此作為，對鄧力群這樣一位鐵骨丹心的革命前輩，真的那么公平嗎?

　　再次為鄧力群前輩默哀!

　　本文主要參考文獻:

　　《鄧力群文集》，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1版

　　《十二個春秋》，香港大風出版社，2006年3月1版

　　《鄧小平文選》，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1版

　　丁曉平著《中共中央第一支筆—胡喬木傳》，中國青年出版社，2011年6月1版

　　羅銀勝著《周揚傳》，文化藝術出版社，2009年5月1版

　　《胡喬木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15年1月1版

　　田炳信著《鄧小平最后一次南行決斷》，新華出版社，2009年8月1版

　　馬立誠、凌志軍著《交鋒—當代中國三次思想解放實錄》，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3月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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