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先講一下曹操的家庭生活，曹操有記載可查的兒子共有二十五個，在武帝世諸王傳是講二十五男，數一下名字只有二十三人，從其他記載看，還有其他兒子。除了兒子以外，他有多少個女兒那就沒有具體記載，從文字記載看他確也有一些女兒，估算一下，他的子女至少在三十到四十左右。這么多小孩子，對曹操而言實在也是一個苦惱事，有多少夫人生這么多兒子呢？武帝世諸王傳記載生子之諸夫人有十三位，地位有高低，地位高的稱夫人、昭儀，地位低的稱姬，一家子那么多妻妾，如何相處，曹操的家庭生活也實在是一件苦惱事。曹操臨終時，最放不下的是少妻與少子。陸機的《吊魏武文》中講到曹操臨終時，曾對著曹植“持姬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陸機是西晉初年的人，離曹操的時代不遠，此語當可信。姬女，指他的女兒高神公主；季豹，是沛王豹，季是末梢頭兒子；四子，是指曹丕、曹彰、曹植、曹熊四人，皆是卞皇后所生。這句話的意思是曹操拉著小女兒，指著未成年的季豹，對曹植他們說你們四個人，今后要好好照料這兩個小弟小妹，讓你們辛苦了。兒女太多了，少妻幼子，在他死的時候放不下啊！托付給自己成年的兒子照料他們，這個托付可靠嗎？靠不住。即使是同母所生，曹丕與曹彰、曹植之間，都如仇人一般鉤心斗角，何況非同母所生呢？環夫人所生的曹沖，史稱其：“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群下，咸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這個小孩子聰明，“太祖數對群臣稱述，有欲傳后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親為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言則流涕”（《三國志·魏書·鄧哀王沖傳》）。可見兄弟之間的親情，早被王位繼承權的競爭對手的關系所取代。它反映了在權力頂峰，父子、兄弟之間的親情，因權力結構的矛盾而被異化。

　　曹操是一個詩人，感情生活也應該是很豐富的。再觀察一下曹操的夫婦關系，《三國志·魏書·后妃傳》裴松之注引《魏略》曰：

　　太祖始有丁夫人，又劉夫人生子修及清河長公主。劉早終，丁養子修。子修亡于穰，丁常言：“將我兒殺之，都不復念！”遂哭泣無節。太祖忿之，遣歸家，欲其意折。后太祖就見之，夫人方織，外人傳云“公至”，夫人踞機如故。太祖到，撫其背曰：“顧我共載歸乎！”夫人不顧，又不應。太祖卻行，立于戶外，復云：“得無尚可邪！”遂不應，太祖曰：“真訣矣。”遂與絕，欲其家嫁之，其家不敢。初，丁夫人既為嫡，加有子修，丁視后母子不足。后為繼室，不念舊惡，因太祖出行，常四時使人饋遺，又私迎之，延以正坐而己下之，迎來送去，有如昔日。丁謝曰：“廢放之人，夫人何能常爾邪！”其后丁亡，后請太祖殯葬，許之，乃葬許城南。后太祖病困，自慮不起，嘆曰：“我前后行意，于心未曾有所負也。假令死而有靈，子修若問‘我母所在’，我將何辭以答！”

　　這一段記載，還是合乎情理的。曹修死于曹操打張繡，因曹操納張濟妻，導致張繡降而復叛，曹操兩子被殺，曹修是其中之一。丁夫人失子之痛也是人之常情，曹操幾次造訪丁夫人，得不到諒解，才決絕，立卞夫人為皇后。《三國志·魏書·鄧哀王沖傳》裴松之注引《魏略》曰：“文帝常言：‘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倉舒在，我亦無天下。’”

　　孝廉，即指曹修，曹操的長子。倉舒是曹沖的字。可見曹操在曹修與曹沖之死上，痛失愛子的心還是真切的。丁夫人在兒子曹修去世以后的表現，是一個人精神受刺激以后反常的表現，曹操還是抱體諒的態度。再說卞后這個人，還算是識大體的。《三國志·魏書·后妃·卞皇后傳》云：

　　武宣卞皇后，瑯邪開陽人，文帝母也。本倡家，年二十，太祖于譙納后為妾。后隨太祖至洛。及董卓為亂，太祖微服東出避難。袁術傳太祖兇問，時太祖左右至洛者皆欲歸，后止之曰：“曹君吉兇未可知，今日還家，明日若在，何面目復相見也?正使禍至，共死何苦！”遂從后言。太祖聞而善之。建安初，丁夫人廢，遂以后為繼室。諸子無母者，太祖皆令后養之。文帝為太子，左右長御賀后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歡喜，后當傾府藏賞賜。”后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為幸耳，亦何為當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太祖。太祖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是最為難。”

　　從這段敘述看，卞后這個人還能與曹操一起共患難。董卓之亂，曹操孤身離開洛陽，她也能在洛陽堅守，很不容易，讓自己承受風險，掩護了曹操在關東起兵。能撫養曹操無母諸子也不容易。曹丕立為太子，她喜怒不形于色，實際上憂慮多于高興。雖然曹彰、曹植與曹丕都是她的親生兒子，但他們之間為了爭奪王位而你死我活地爭斗，她也無法介入并調和他們之間的矛盾，所以才會有“免無教導之過為幸耳”。

　　卞后的三個兒子曹丕與曹植、曹彰為了爭奪王位繼承權而分成兩派，曹彰支持曹植，而曹操雖然在建安十六年時以曹丕為五官中郎將，為丞相副，但這只是一種暗示，太子的地位長期沒有明朗，而曹操在一個時期又特別喜歡曹植，那么朝臣自然亦分成兩派，有的支持曹丕，有的支持曹植，兩派之間明爭暗斗，許多人便喪命于這場爭奪王位繼承權的斗爭中。當然最終是曹植失敗了，曹丕勝利了。曹彰是支持曹植的，亦為此死得不明不白。曹植的《七步詩》多少反映了這種爭奪的可悲可哀。其云：

　　煮豆燃豆萁，漉豉以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按此詩見于《世說新語》，六朝文中如任《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便稱：“陳思見稱于七步。”此類故實當時很難見于曹植的文集，世傳此詩當亦不假，也比較真切地反映了曹丕、曹植兄弟兩人之間的相互關系。

　　《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云：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余，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為頓邱令，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于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楊修等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

　　曹操喜歡曹植，不僅是他的文才，曹操出征時，曹植常隨侍在身旁。建安十二年，曹操征三郡烏丸時，曹植隨行，那一年他十六歲，在明帝太和二年（228年）時，三十七歲的曹植上《求自試表》有“北出玄塞”之句，便指此行相隨于曹操。建安十三年，曹操征劉表，劉琮降，取荊州之襄樊，曹植從征。他的《求自試表》中有“臣昔從先武皇南極赤岸”之句，這赤岸也就是赤壁。建安十六年，曹操西征關中及隴西時，曹植亦隨軍西征，《求自試表》中有“西望玉門”之句。《離思賦》的序中，亦明言：“建安十六年，大軍西討馬超，太子監國，植時從焉。意有懷戀，遂作《離思賦》云。”從建安十三年到十六年，這幾年曹植一直在曹操身邊，出征時隨軍從征。建安十九年，曹操征孫權時，封曹植為臨淄侯，讓曹植在鄴城留守，這實際上是對曹植作進一步考察，在曹丕與曹植之間，選誰為自己接班人，這時曹操尚處于舉棋不定的狀態。而這個舉棋不定，也正是周圍人投機博彩的好機會。

　　中國歷史上最早在王位繼承問題上博彩投機的不是別人，是大商人呂不韋，他把這個問題說得最赤裸裸。呂不韋是陽翟的大商人，一看到秦國在趙為質的子楚，便認為他是“奇貨可居”。《戰國策》載其與父對話，稱呂不韋“謂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曰：‘十倍。’‘珠玉之贏幾倍？’曰：‘百倍。’‘立主定國之利幾倍？’曰：‘無數。’”可見呂不韋把資助子楚回國作為投資獲利的事來做。故曹操在曹丕與曹植兩個人之間確定誰是繼承人舉棋不定的時候，在他周圍的人看來，正是政治投機的好時機。故當時亦確實有一些人與曹植結伙，希望曹植能夠接掌曹操的權力。曹操也確實征求過一些人的意見，有支持曹丕的，也有支持曹植的。如曹操問過賈詡，這件事應是在建安二十年左右，正式立太子是在建安二十二年。在此之前曹操始終處于舉棋不定的狀態，崔琰也是曹操征求意見的對象之一。為什么要聽取崔琰的意見？一方面崔琰是冀州地區士大夫的領袖人物，另一方面他與毛兩人為東曹掾，負責官吏的選拔，即“典選舉”，曹操通過崔琰可以了解在繼承人問題上的輿情。《三國志·魏書·崔琰傳》云：

　　時未立太子，臨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于外。唯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婿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嘆息，遷中尉。

　　曹操在選擇繼承人的問題上，密函征求過不少人的意見，賈詡是面談，用喻指的辦法，讓曹操去體會，原因是怕得罪曹植身邊的人。而崔琰與曹植有間接姻親關系，公開以露板的方式支持曹丕為繼承人，那當然得罪了在曹植身邊抱大腿的群體。借抱大腿跟人謀利的人古往今來都有，其結果往往是害人害己，得益于一時，結果往往是終身遺憾。為什么？天意難測啊！建安十七年，曹丕為五官中郎將，為丞相副，那時曹丕似乎已被確定為交接班的繼承人，故曹操出征時，一般都以曹丕留守京城；而建安十九年曹操征孫權時，以曹植留守鄴城，并發了前面已提到的戒慎曹植的令文，顯示了曹操有更換交接班繼承人的意圖，為曹植造輿論的人自然迎勢而上。在曹植身邊有這樣一些人，《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講到在曹植左右有丁儀、丁、楊修等為之羽翼。

　　關于丁儀，《陳思王植傳》注引《魏略》，有丁儀的傳，丁姓可能與曹操原配丁夫人家有某種血緣關系，故得曹操信重，其傳從父丁沖說起。其傳云：

　　丁儀字正禮，沛郡人也。父沖，宿與太祖親善，時隨乘輿。見國家未定，乃與太祖書曰：“足下平生常喟然有匡佐之志，今其時矣。”是時張楊適還河內，太祖得其書，乃引軍迎天子東詣許，以沖為司隸校尉。

　　從這一段記載看，丁沖是曹操比較接近的參謀人物，當然建議曹操迎漢獻帝都許的主謀人物是荀，重大問題的決策，參議人員絕不是一個人，曹操還是能多方面咨詢各種人物的不同意見，然后擇善而從，這也是曹操比袁紹、劉表一意孤行要高明的地方。丁儀能接近曹操，是因為其父丁沖的緣故。其傳續云：

　　太祖以沖前見開導，常德之。聞儀為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以為不如與伏波子。”太祖從之。尋辟儀為掾，到與論議，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是吾兒誤我。”時儀亦恨不得尚公主，而與臨侯親善，數稱其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儀又共贊之。

　　眇，是指瞎了一只眼睛。曹操是愛才的人，丁儀能言善辯，當然得到曹操的喜歡，曹丕說他目不便也是事實，因為丁儀只剩一只眼看東西，但曹丕這句話，特別是因為曹操說了“吾兒誤我”，更增加了丁儀對曹丕那種說不出的怨恨，促使他倒向曹植一邊，去鼓動曹操更換交接班的繼承人，由此丁儀與曹丕結下不解之怨恨。

　　丁是丁儀的弟弟，《陳思王植傳》裴松之注引《文士傳》云：

　　少有才姿，博學洽聞。初辟公府，建安中為黃門侍郎。嘗從容謂太祖曰：“臨侯天性仁孝，發于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于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愿從其游而為之死，實天所以鐘福于大魏，而永授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為嗣，何如?”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聞知臣莫若于君，知子莫若于父。至于君不論明暗，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何?蓋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旦一夕。況明公加之以圣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于須臾，垂之于萬世者也。不避斧鉞之誅，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

　　這是正面為陳思王曹植奪嫡的說辭，為什么他們那么熱衷于為曹植說辭呢？說到底王位的交接班實際上是一次權力的再分配，雖然這個再分配只是權力結構中心少數人之間的再分配，但這個權力再分配的焦點，凡涉及這一極其敏感的問題，在上層集團內部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往往會演化成為你死我活的斗爭。雖然不是公開的兵戎相見，但暗中的勾心斗角那是用盡計謀，非把對方的羽翼置于死地不可。崔琰的死便與丁儀在曹操面前告狀有關，與崔琰一起主持選舉的還有毛，毛在立太子的問題上與崔琰意見相同，《三國志·魏書·毛傳》載：

　　時太子未定，而臨侯植有寵，密諫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后群僚會，起更衣，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

　　從這里可知毛是主張維持曹丕世子地位的，不贊成廢丕立植，所以也遭到曹植這邊人的忌恨。毛因有和洽、桓階的救助而免罪，但黜卒于家。這件事在《三國志·魏書·和洽傳》亦有記載，但對于和洽求案實其事，最終曹操答復：“方有軍事，安可受人言便考之邪？”換一句話說，就是不必追究了。而《三國志·魏書·桓階傳》把這個問題講得更加明確，其云：

　　時太子未定，而臨侯植有寵。階數陳文帝德優齒長，宜為儲副，公規密諫，前后懇至。又毛、徐奕以剛蹇少黨，而為西曹掾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賴階左右以自全保。

　　從這里可以清楚看到是丁儀發動了針對支持曹丕一派的進攻，反對廢立的是崔琰他們，所以丁儀就從剪除其羽翼入手，孤立曹丕，從而達到廢丕立植的目的。第一個目標是崔琰，第二個目標是毛，曹操不想再擴大打擊面了，只能到此為止，不再追究下去，因為受傷害的是統治集團內部高層的成員及其愛子曹植。但丁儀是挑起這件事的為首者，那是毫無疑問的。曹操去世后，曹丕即位，首先打擊的目標便是丁儀。《陳思王植傳》裴松之注引《魏略》之丁儀傳講：“及太子立，欲治儀罪，轉儀為右刺奸掾，欲儀自裁而儀不能。乃對中領軍夏侯尚叩頭求哀，尚為涕泣而不能救。后遂因職事收付獄，殺之。”丁儀最后被文帝改為右刺奸掾，說明崔琰、毛被陷害是他挑起的，目的是為了打擊支持曹丕的朝臣。由此可見兄弟之間為爭奪繼承人地位的斗爭之殘酷。在曹操活著時雙方尚且如此，曹操死后，曹植及其周邊的人的地位就岌岌可危了。王位的交接，在中國歷史上始終是一個難以破解的課題，誰卷入這個旋渦，誰就身不由己地卷入一個死亡之海。

　　為曹植說辭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是楊修。《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裴松之注引《典略》的楊修傳，其云：

　　楊修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謙恭才博。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修總知外內，事皆稱意。自魏太子已下，并爭與交好。又是時臨侯植以才捷愛幸，來意投修，數與修書。

　　可見楊修是一個很有才氣，深受曹操寵信，而且辦事很干練的人才，倉曹負責后勤供應，軍國多事，那么后勤供應的事務繁雜，他能應付自如，而且有文學的才能，故曹操的諸子都與他往來，而曹植更是主動與他交往。《陳思王植傳》裴松之注引《世語》言楊修與曹植往返之事，其云：

　　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為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為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簏，內朝歌長吳質與謀。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簏受絹車內以惑之，修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修果白而無人，太祖由是疑焉。修與賈逵、王凌并為主簿，而為植所友。每當就植，慮事有闕，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余條，敕門下，教出以次答。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怪其捷，推問始泄。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密敕門不得出，以觀其所為。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修先戒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守者。”植從之。故修遂以交構賜死。

　　這兩條記載，楊修耍的都是小聰明，有時聰明反被聰明誤，因為揣摩天意，這等于投機取巧，中了固然獲利，不中，就倒霉了。如遇到曹操這樣的人就麻煩了。一是天意高難測，二是曹操也在考慮你們之間的相互關系，一旦這種不正常關系暴露了，那就反而苦了自己。建安二十二年末，曹丕立為魏太子地位明確以后，楊修繼續與曹植密切往來，這就更犯忌了。故《陳思王植傳》裴松之引《典略》曰：

　　植后以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絕。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修臨死，謂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為坐曹植也。修死后百余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

　　楊修被殺以后，曹操見其父楊彪，《后漢書·楊彪傳》云：“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楊彪這話說得很巧妙，金日因兒子與宮人戲而殺其子，故云無金日先見之明，是自我檢查，舐犢之愛則是其真情。曹操的改容則說明問心有愧，因而他給楊彪寫了一封書信，其文如下：

　　操白：與足下同海內大義，足下不遺，以賢子見輔。比中國雖靖，方外未夷，今軍征事大，百姓騷擾。吾制鐘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賢子，恃豪父之勢，每不與我同懷。即欲直繩，顧頗恨恨。謂其能改，遂轉寬舒。復即宥貸，將延足下尊門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謹贈足下錦裘二領，八節銀角桃杖一枝，青氈床褥三具，官絹五百匹，錢六十萬，畫輪四望通七香車一乘，青牛二頭，八百里驊騮馬一匹，赤戎金裝鞍轡十副，鈴一具，驅使二人，并遺足下貴室錯彩羅裘一領。織成靴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長奉左右。所奉雖薄，以表吾意。足下便當慨然承納，不致往返。

　　其實楊修的死因一是因與曹植的關系，立太子后他繼續與曹植密切往返，犯忌了。二是泄露禁中言，這也是犯忌了。如果曹操死前不殺楊修，曹操死后，曹丕即位，楊修也活不成。

　　在曹操晚年圍繞繼承人選問題的斗爭，涉案的人都是當時的人才，但最聰明的是賈詡。他雖有傾向，但只講隱喻，讓曹操心里明白，自己決不顯山露水，給曹丕出的點子，也還是賈詡的最聰明。《三國志·魏書·賈詡傳》云：

　　是時，文帝為五官將，而臨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原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

　　說到底，賈詡給曹丕出的點子，是《老子》講的“大智若愚”。曹丕是不是真能如此，還是另一回事。《通鑒·漢紀六十》載曹操立太子前后，卞夫人與其子曹丕、曹植不同的表現，說明他們還不如母親卞夫人沉著。其云：

　　操嘗出征，丕、植并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操亦悅焉。丕悵然自失，濟陰吳質耳語曰：“王當行，流涕可也。”及辭，丕涕泣而拜，操及左右咸欷。于是皆以植多華辭而誠心不及也。植既任性而行，不自雕飾，五官將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并為之稱說，故遂定為太子。

　　左右長御賀卞夫人曰：“將軍拜太子，天下莫不喜，夫人當傾府藏以賞賜。”夫人曰：“王自以丕年大，故用為嗣。我但當以免無教導之過為幸耳，亦何為當重賜遺乎！”長御還，具以語操，操悅，曰：“怒不變容，喜不失節，故最為難。”

　　太子抱議郎辛毗頸而言曰：“辛君知我喜不?”毗以告其女憲英，憲英嘆曰：“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可以不懼。宜戚而懼，而反以為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可見曹丕在曹操面前的表現，及其在曹操身后的表現是不同的，立太子后，他抱辛毗的脖頸而言“辛君知我喜不”，反映了他的真情；在曹操面前的表現是裝出來的假象。曹丕與曹植都在演戲給曹操看，曹操誤信了曹丕。從立太子這件事看，他們兄弟兩人及各自的羽翼為此而鉤心斗角進行的明爭暗斗，幾乎都是不擇手段地想方設法騙取曹操的信任，比較起來還是曹植那樣“既任性而行，不自雕飾”更加可信可愛一點。遇到如曹丕那樣陰險的人，那只能敬而遠之，即使當了太子，如果曹操的壽命像孫權那樣活到八十多歲，那么曹丕的假象遲早也會暴露，父子之間仍然難免有決裂的可能。所以“君老不事太子”，但君王死了，你日子一樣難過。曹丕的幸運是過了兩年多，曹操便去世了，曹丕順利地即位為魏文帝，那時他與諸弟的關系便是另一回事了，于是就顯示出猙獰的本來面目。然而，他對楊修的父親、東漢末四世三公的楊彪還是很客氣的，由于楊彪對他已沒有危害，故還得對其子因他而死，做一點姿態，《后漢書·楊彪傳》云：“及魏文帝受禪，欲以彪為太尉，先遣使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可贊惟新之朝？’遂固辭。”這實際上是想讓楊彪這個東漢末的世家，為他篡漢作點綴，這一點楊彪怎么肯呢？何況失子之痛尚未平復。

　　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本來應該是親情的關系，但如果在這個相互關系中加入了利益權力的再分配關系，那么這個親情關系就蛻變為利益爭奪的關系，權力爭奪的關系，這個矛盾往往是在老人臨終前后集中爆發開來；老人還健在，還能主持政務或家庭事務時，它會更多地顯示出溫情脈脈，當進入權力與利益再分配的最后階段時，那么這個斗爭便逐漸白熱化，手段也無所不用其極。如果老人是一無所有，那么或許誰也不理會老人。而當這個老人是掌控國家權力的領袖或者君王時，那個矛盾沖突便會演變成你死我活勢不兩立的沖突，而斗爭的手段則會極其殘酷。曹操父子、兄弟之間這一場鬧劇雖已展開，但還處于可以控制的狀態。中國歷史上其他王朝父子之間、兄弟之間，在王位繼承的關鍵時刻所上演的戲劇往往要更加血腥一些。只要這樣的繼承人交接關系存在，這一類戲劇就會常演常新，只是方式各有不同；隨著歷史的進步，只能希望它表現得更加文明一些，少演一些啃老的鬧劇已是謝天謝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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