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十七個皇帝，執政時間比較長的是嘉靖和萬歷，嘉靖在位四十五年，萬歷在位四十八年，中間有穆宗隆慶在位的六年，加在一起九十九年。這兩個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書是讀過一些，但治理國家的能力很難完全從書本上來，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照搬書本的條條，弄不好會誤國誤民。萬歷以后天啟在位七年，崇禎在位十七年，一共二十四年，明朝便亡了。

　　張居正參政執政，經嘉靖末至隆慶到萬歷十年，前后不過十六年時間。明朝后期這一百多年，只有張居正執政這十多年形勢好一些，之前內憂外患不斷，之后明王朝一直走下坡路。萬歷后期黨爭起來了，內外矛盾重重，政治腐敗，決策錯誤，終使明朝走向滅亡。為什么張居正那十多年與其前后兩個時期不同？嚴格意義上講，張居正在制度框架上沒有大的建樹，但他在原有制度框架內，從實際矛盾出發，厲行治理，取得了實效。他只是明王朝的一個好管家，他在嚴格管理的基礎上，正確地應對內外的矛盾和危機，從而使明王朝在嘉靖時期內外矛盾的積弱困境中走出一片天地來。

　　▍強調朝廷政策必須真正貫徹執行

　　從隆慶到萬歷十年，這十六年間的施政，實際上是前后連貫的，都是在著力解決嘉靖晚年留下的許多問題，改變那時對上下官吏放任自流的狀況。《明史·張居正傳》稱：

　　帝虛己委居正，居正亦慨然以天下為己任，中外想望豐采。居正勸帝遵守祖宗舊制，不必紛更，至講學、親賢、愛民、節用皆急務。（按：這是對神宗而言，要遵守祖制，要親賢臣遠小人，要愛民節用，也就是約束宮廷的奢靡消費。）帝稱善。大計廷臣，斥諸不職及附麗拱者。復具詔召群臣廷飭之（按：這是張居正《陳六事疏》中的第一條，即“省議論”，換句話說便是“多指亂視，多言亂聽”，要“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言官不要議論紛紛，干擾時政），百僚皆惕息。

　　“居正為政，以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為主。”這就是他提出六事疏中的第二條“振紀綱”。第四條“核名實”，他強調“嚴考課之法，審名實之歸”，“遵照祖宗舊制，凡京官及外官，三、六年考滿，毋得概行復職，濫給恩典，須明白開具‘稱職’‘平常’‘不稱職’，以為殿最”。“至于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為準，毋徒眩于聲名，毋盡拘于資格，毋搖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一事概其平生，毋以一眚掩其大節”。這講的是根據朝廷政策推行的實際情況考核官吏的政績，以此決定黜陟。

　　張居正執政的基本觀念，是強調考成之法：“天下之事，不難于立法，而難于法之必行。不難于聽言，而難于言之必效。”他指出：“近年以來，章奏繁多，各衙門題覆，殆無虛日，然敷奏雖勤，而實效蓋少。”“上之督之者雖諄諄，而下之聽之者恒藐藐。”“請自今伊始，申明舊章。”這個“舊章”，就是具體考察官員實際執行朝廷政策的政績，不僅聽其言，而且考察其如何執行以及執行的實際效果；不必紛更舊制，關鍵是要循名責實。他主持會試時曾說：“夫高皇帝之始為法也，律令三易而后成，官制晚年而始定，一時名臣英佐，相與持籌而算之，其利害審矣！后雖有智巧，蔑以逾之矣！”

　　這是認為朱元璋所定的律令已很完美了，現在沒有人能超過他的成算，問題出在如何貫徹執行上面。故其云：天下之治，始乎嚴，常卒乎弛。而人之情，始乎奮，常卒乎怠，今固已怠矣。

　　一令下，曰：“何煩苛也？”一事興，曰：“何操切也？”相與務為無所事事之老成，而崇尚夫坐嘯畫諾之惇大，以此求理，不亦難乎！此病在積習者，一也。（按：這是講官僚主義作風，拖拖拉拉，不辦實事。）

　　天下之勢，上常重而下常輕，則運之為易。今法之所行，常在于卑寡。勢之所阻，常在于眾強，下挾其眾而威乎上，上恐見議而畏乎下，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此病在紀綱者，二也。（按：這是講中央的號令在貫徹過程中常常受阻于基層的習慣勢力、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這樣的話重則政令不出朝堂，輕則等因奉此，用官話套話應付過去，政令不收實效，官員沒有紀綱的約束。）

　　夫多指亂視，多言亂德，言貴定也。今或一事未建，而論者盈庭；一利未興，而議者踵至。是以任事者多卻顧之虞，而善宦者工遁藏之術，此病在議論者，三也。（按：議論過濫，莫衷一是，結果往往是互相推諉，議而不決，觀望不定，如此條件下，辦事沒有效率可言。）

　　夫屢省考成，所以興事也，故采其名，必稽其實，作于始，必考其終，則人無隱衷而事可底績。今一制之立，若曰：“著為令矣。”曾不崇朝，而遽聞停罷。一令之施，若曰：“布海內矣。”而畿輔之內且格不行。利害不究其歸，而賞罰莫必其后，此病在名實者，四也。（按：這里有三個問題，一是重詔令，即政令要鄭重，不能朝令夕改。如果政令常出現反復和自相矛盾，下面就無法執行。二是政令要明晰，不能含混不清，否則下面只能等因奉此地應付。三是政令要雷厲風行，否則看起來是號令全國，實際上連京師也格而不行，那怎能在全國推行？所以政令頒布以后，要限期考成，才能看到有沒有實效。名實一致，要由考核來明確，否則只是一陣風，過去這一陣就沒了。）

　　四者之弊，熟于人之耳目，而入于人之心志，非一日矣。今不祛四者之弊以決其壅，疏其窒，而欲法之行，雖日更制而月易令，何益乎？（按：這些積習，要改也難。其本質還是官僚作風問題，而作風的背后則是一個人的理想和追求的問題。如此一來，一心只惦記個人的仕途，忙著走門路、托關系，哪里會有干勁去做幾件實事呢？故關鍵還是人的精神面貌的問題。）

　　張居正執政的目標是什么呢？說到底還是孔子在《論語》中講的“足食”“足兵”，富國與強兵這兩條。然而形勢的發展有其自然的趨勢，要改變既成的發展趨勢很難，從嘉靖到隆慶，明代積弱和萎靡不振的趨勢已經形成。張居正說：“天下之勢最患于成，成則未可以驟反。治之勢成，欲變而之亂難；亂之勢成，欲變而之治難。”這是他對當時形勢的一個基本認識，積弱的趨勢已經成形了，要扭轉這個趨勢很艱難，他只能耐心地慢慢改變。

　　▍通過京察考核官吏

　　張居正的方略是整飭紀綱，先整頓官僚隊伍的作風，他借著京察來澄清吏治，整肅官風。在接任首輔的隆慶六年（1572）七月，張居正便奏請舉行京察，五品以下由吏部、都察院會同考察，四品以上責令自陳。

　　明代的監察制度有京察、外察之分，京察是每六年一次，是對京官的考察；外察是每三年一次。如果京察與外察同時舉行，那便是大計，凡大計論處的便永不敘用。張居正在原來京察和外察的基礎上，要考核過去下達的政令是否付諸實施，實施的效果究竟如何，政務是否僅停留在公文的履行上。

　　張居正在萬歷元年（1573）規定了各個衙門分置三個賬本。一本是底冊，記載一切收發文、相關的章程和計劃的要求。一本是各部送六科之備注，即底冊相關的事項，完成一件，注銷一件，有積久尚未實行，即由該科具奏候旨。一本送內閣考查。這樣便能綜核名實，考成的結論可以有賬本核實，公事不再停留在紙面的公文上。政令不能僅僅通過置郵傳之四方就行了，關鍵是要認真付諸實施。六科有了賬本，便可以隨時檢查，內閣亦可隨時核查，這樣“月有考，歲有稽，不惟使聲必中實，事可責成，而參驗綜核之法嚴，即建言立法者，亦將慮其終之罔效，而不敢不慎其始矣”。言要以行之效果來檢驗了，那么言也會很慎重。關于張居正考成法的奏疏，神宗有一段上諭稱：“事不考成，何由底績?這所奏，都依議行。其節年未完事件，系緊要的著該部院另立期限，責令完報。若不系錢糧緊要，及年遠難完的，明白奏請開除，毋費文移煩擾。”

　　這樣可以大大減輕文牘主義和官僚主義，對于一幫坐食靡費、不能辦事的官僚主義者來說，這一切當然是剛狠苛刻，他們混日子就比較難了。張居正這一套實打實的考核辦法，對今天考核政績還有參考意義，政績不是只有GDP一個指標，更應通過一件一件實事來審計。

　　張居正考成法實施后，首先在賦稅的整理方面收到了實效。隆慶初年，國家的收入每年是二百五十余萬兩，支出是四百余萬兩，這樣的財政收支狀況是難以為繼的。隆慶三年（1569），穆宗向戶部要三十萬兩銀子，內閣把財政收支的賬攤給穆宗，請求其了解收支情況后，再考慮能支取多少銀兩。為了改善財政狀況，節流為先，穆宗只要了十萬兩。隆慶六年下半年，張居正執政以后，首先設法限制宮廷的開支。如要修穆宗的實錄，依例應賜宴開館修纂之臣，張居正上疏免了這次公款吃喝，最終節省了幾百兩銀子的開支。又如這一年冬天，神宗開始日講，次年正月開始經筵，元宵節要有燈火，這些都節省了，這一年光祿寺的春節供應節省了七百余兩白銀。萬歷元年十月，張居正給明神宗講課，便講宋仁宗不愛珠飾，賢臣才是他的寶貝。君臣二人一對一答很是有趣。

　　張居正說：“明君貴五谷而賤珠玉，五谷養人，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

　　明神宗說：“正是，宮人們喜歡珠玉，但是朕在歲賜上，沒有一次不減省的。”

　　張居正表揚明神宗，稱其所為是社稷蒼生的福澤。那時內承運庫太監根據嘉靖時期的舊習，請買金珠，張居正立即封還這份奏疏給神宗了。光祿寺在嘉靖末年的采辦，每年開支十七萬兩白銀，隆慶、萬歷年間節省到十三四萬兩，說明宮廷御廚的開支也減少了。

　　▍推行“一條鞭法”

　　節流是一個方面，考成法最有效的是開源，那就是均平賦役的負擔。張居正給當時應天巡撫宋儀望的一封信中云：

　　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政以賄成，吏朘民膏以媚權門，而繼秉國者又務一切姑息之政，為逋負淵藪，以成兼并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病實在此。仆竊以為賄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弊難治也。（按：即治貪腐還好辦，治官僚主義則非常困難。）何也？政之賄，惟懲貪而已。至于姑息之政，倚法為私，割上肥己。（按：若鉆政策空子，不吃白不吃，揮霍公共財物。）即如公言“豪家田至七萬頃，糧至二萬，又不以時納”。夫古者大國公田三萬畝，而今且百倍于古大國之數，能幾萬頃，而國不貧？故仆今約己敦素，杜絕賄門，痛懲貪墨，所以救賄政之弊也。查刷宿弊，清理逋欠，嚴治侵漁攬納之奸，所以砭姑息之政也。（按：這是改變作風。）上損則下益，私門閉則公室強。故懲貪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逋負者，所以足國也。官民兩足，上下俱益，所以壯根本之圖，建安攘之策，倡節儉之風，興禮義之教，明天子垂拱而御之。

　　在稅制方面，張居正一個重大措施是推行“一條鞭法”，這實際上是差役征收方法上的改進。明代民間有差役的義務，而差役又分力差和銀差兩種。由于差役編派不夠，造成民間負擔輕重不等，所以要推行均徭法。一條鞭法，是把一個縣的力差和銀差加在一起，完全攤派到全縣的丁糧里面，隨同賦稅完納，由此所得銀兩收入由國家政府用來雇役。這樣征收的辦法簡化了，民眾負擔也平均了，丁糧多的富戶負擔重了，丁糧少的負擔輕了，征收手續也比較方便。

　　第一個提倡這個辦法的是浙江巡按龐尚鵬，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在浙江推行，以后周如斗在江西巡撫任內也曾推行。隆慶初年，繼周如斗任江西巡撫的劉光濟亦奏請在江西全境推行一條鞭法。隆慶四年（1570）十月，龐尚鵬任福建巡撫，再次奏請推行一條鞭法。所以一條鞭法先是在南方推行。

　　萬歷四年（1576），張居正把一條鞭法推行到湖廣，次年他決定在全國大部分地區推廣。那時他說：“條鞭之法，近旨已盡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當宜民。政以人舉，民茍宜之，何分南北。”到萬歷九年的正月，他通過詔旨，將一條鞭法推行到全國。故一條鞭法是自下而上，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逐步推廣，最終在全國推行。要推行一條鞭法，與之相關的，是必須弄清丁糧的實際情況，丁要有戶口的編審，糧要丈量土地，只有田畝的所有關系弄清了，才能真正實現均平負擔。

　　《明史·食貨志二》稱：“一條鞭法者，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于官。一歲之役，官為僉募。力差，則計其工食之費，量為增減；銀差，則計其交納之費，加以增耗。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并為一條，皆計畝征銀，折辦于官，故謂之一條鞭。立法頗為簡便。嘉靖間數行數止，至萬歷九年乃盡行之。”故張居正對一條鞭法的推行是有功的。

　　明代國家的歲入，主要是賦與役二項，賦是田賦，役是丁役，一是按田畝來分攤，一是按丁口來分攤，要分攤得合理，便必須把田畝和丁口調查清楚，負擔才能均平。洪武二十年（1387），朝廷命國子生等分行州縣，量度田畝方圓，確定土地主名及田之面積，這樣便在全國丈量土地，編制魚鱗圖冊。萬歷六年（1578），全國有一千零六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戶，六千零六十九萬二千八百五十六口，田畝數七百零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比弘治時多了三百萬頃，接近洪武年間的數字，從這個數字的變化上，也可以看出張居正的考成法在整頓賦稅收入上還是有成效的。

　　至萬歷六年，太倉的歲入達到四百五十余萬兩，比嘉靖時翻了一倍，從收支上講，應該說基本平衡了，這就是張居正“為考成法以責吏治”所取得的成績。“太倉粟充盈，可支十年。互市饒馬，乃減太仆種馬，而令民以價納，太仆金亦積四百余萬。”由于財政上扭轉了局面，明朝萬歷初年的政局處于穩定向好的狀態，這一切都應歸功于張居正的努力。

　　▍解決北方的邊疆問題

　　為了處理與土蠻部的關系，張居正任用戚繼光與李成梁對付土蠻的侵擾。經過幾次戰役，與土蠻部亦達成通貢。當時遼西有戚繼光，遼東有李成梁，薊門的防守甚固。這個地區在嘉靖年間，增兵益餉，騷動天下，十七年間，易大將十人，總督王忬、楊選皆以失律被誅。而戚繼光在鎮十六年，邊備修飭，薊門宴然。繼之者，踵其成法，數十年得無事。這一切雖得益于前方將士的努力，但與中樞主持政事者的支持和關心是分不開的。戚繼光、李成梁在中樞靠張居正的支持，倚任不移。史稱：“居正尤事與商確，欲為繼光難者，輒徙之去。”張居正對邊臣也采取考成的辦法，《明史·戚繼光傳》稱：“自順義受封，朝廷以八事課邊臣：曰積錢谷、修險隘、練兵馬、整器械、開屯田、理鹽法、收塞馬、散叛黨。三歲則遣大臣閱視，而殿最之。”

　　北方的邊疆，俺答互市成于隆慶五年（1571），接下來河套地區的吉囊也請求封貢互市，得到允許。隆慶末萬歷初，北方邊疆的中西部封貢互市，王崇古遷兵部尚書，邊鎮由方逢時接任總督宣府、大同、山西軍務，兩人首尾共濟，邊境安寧，正北和西部邊境得以穩定。《明史》卷二百二十二譚綸、王崇古、方逢時、吳兌等人傳后贊語云：“考其時，蓋張居正當國，究心于軍謀邊瑣。書疏往復，洞矚機要，委任責成，使得展布，是以各盡其材，事克有濟。觀于此，而居正之功不可泯也。”

　　對于邊防要害地區軍事將領的考成，要考慮到邊防軍事的實際情況，這與對一般地方官員的考核不同，前者叫巡邊。張居正接任內閣首輔以后，把巡邊放在首位，因為這關系到國家的安全問題。他派兵部侍郎汪道昆巡視東面的薊、遼二鎮；兵部右侍郎吳百朋巡視宣府、大同、山西三鎮；兵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的王遴巡視陜西四鎮，即延綏、寧夏、甘肅、固原四鎮，這就是明代在北邊的九鎮。巡視情況張居正都親自具體過問。這三個巡視大臣都是兵部侍郎，都是嘉靖二十六年（1547）的進士，與張居正同年。汪道昆巡視的薊、遼是戚繼光的駐地，張居正讓其帶信給戚繼光，信中說:

　　汪司馬知足下素深，相待之禮，必從優厚，頃已面囑之，然渠亦自不俟囑也。但足下自處，又且務崇謙抑，毋自啟侮。昔李愬屬櫜鞬謁裴度于道，《唐史》美之。蓋重命使，所以尊朝廷也，司馬此行，于薊事甚有關系，幸留意焉。

　　這就是事先打招呼，要雙方互相尊重，所以汪道昆去了以后一切順利，議額銀、增設墩臺的計劃，一切都依原先的設想得以實現。王遴去陜西，張居正也去信加以鼓勵，把事情辦妥以后，王遴便告病還鄉了。

　　吳百朋去宣府、大同、山西三鎮則引發了一些誤會。宣大總督王崇古當時顧慮受人掣肘，吳百朋則認為自己出使是貶謫，張居正給雙方寫信疏通。吳百朋這個人辦事很認真，他去了之后，對總督王崇古、宣府巡撫吳兌、山西總兵郭琥都指出其功過，對大同總兵馬芳則提出彈劾，同時言官還彈劾宣府的總兵趙岢，這讓總督王崇古臉上掛不住了。然而，王崇古是封貢有功之臣，馬芳與趙岢還是能戰的宿將，輕易動不得。故張居正給吳百朋寫信，他首先撇清自己與馬芳和趙岢的關系，又說明為了邊防安全不能將二人輕易撤換：

　　仆與馬、趙素不識面，異時當國者之家奴，率與邊將結拜，鮮不受其啖者。自仆任事以來，內外隔絕，幸門盡墐，朝房接受公謁，門巷間可張羅，亦無敢有以間語譖言入于仆之耳者，又何所私庇于人？即此兩人之狡猾無狀，仆豈不知？第以其俱嚄唶宿將，部下又多獷少，代者未必能馭。即有瘢，猶可驅策而用之。貢市羈虜，本難久恃，猝有緩急，無可使者，故不得已曲為保全，徒以為國家耳。士大夫乃獨不諒鄙心，奈之何哉！

　　最終，馬芳還是被免職，張居正再去信向吳百朋做解釋，說明自己的苦衷。九邊他要派人巡視，但九邊的人選不能輕易變化，因為這牽涉到邊境的安全。守邊的將領與北方諸部的人事關系也很復雜，且這些人兵權在手，軍隊里的袍澤關系是歷史形成的，他們之間的信任關系如果因人事變動發生變化，一旦邊境多事，問題就更棘手了。

　　李成梁是那時守衛遼東地區的名將，威鎮這個地區，他對付插漢和建州衛頗有策略。李成梁在遼東鎮守二十二年，先后奏大捷不下十次，然而他“貴極而驕”，“結納朝士，中外要人無不飽其重賕，為之左右”。李成梁去位以后，十年之間更易八帥，邊備益弛，滿洲的努爾哈赤隨之起于遼東。萬歷二十九年（1601），明廷不得不重新起用李成梁，他復鎮八年，遼左少事。從這個過程，可以看到處理軍隊的問題特別是處置邊防將領，應注意輕重緩急，權衡其中的利害關系。張居正在這個問題上，還是比較有分寸的，否則邊防穩不住，就會影響大局穩定。

　　▍對黃河的治理

　　關系到明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穩定的，還有兩個問題：一個是治理黃河的問題，一個是保障運河漕運的問題。每年通過運河運輸到京師的糧食達五百萬石左右，保障了北京及邊防的糧食供應。運河有一段是借道黃河，故治理黃河與漕運關系密切，治河保障運河暢通，才能使北京作為明代政治中樞的作用正常發揮，鞏固北方邊防。

　　黃河，唐以前皆由山東北部入海，北宋熙寧中，黃河改道，一分為二，一趨東南，合淮泗入海，一合濟水仍自北入海。在女真金朝統治時，北邊一條入海通道不通了，黃河都由東南合淮入海，入海口在今江蘇北部草灣以東。

　　關于運河的問題，先得了解漕運的問題。元代是海運，由太倉入海，糧食通過海道運到天津大沽口。朱棣建都北京，從東南轉運糧食到北方，仍依元制，采用海運。但海運易遭風浪，陸運則費用太高，于是轉而通過運河漕運。這條運河分好幾段，長江以南是浙、松、蘇運道，到長江之京口（今江蘇省鎮江市）；江北自淮、揚至京口以南之運河，通謂之轉運河，由江都即揚州北上到淮安，謂之南河；由清河轉入黃河，沿河溯上到達豐縣、沛縣，稱中河。然后由山東到達天津稱北河；再由天津到達張家灣，稱通濟河，總稱漕河。然后逾京師而東抵薊州西北到昌平，都曾有水道通運，轉漕餉軍。這條運河成為京師和邊軍的生命線，因而保障其暢通極為重要。

　　運輸的困難是如何保障黃河的安流，由于黃河含沙量高，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則居其八，泥沙淤積，就會填高河床。宋代都城在汴梁，即今之開封，那里河床高于平地，靠河堤束水，河床高于開封城墻，這一段被稱為“懸河”，其險情可想而知。黃河決口，在南則病河南，在北則病山東。故元末賈魯治河的辦法，是導河入淮，逐淮入海。

　　嘉靖四十四年（1565）七月，河決沛縣，上下二百多里運道俱淤。到了隆慶年間，黃河水暴至，在睢寧、宿遷之間遷徙不定。這時河患不在山東、河南、豐、沛，而是在徐州、邳州、宿遷之間。到了萬歷四年（1576），黃河水在清河與淮河合流，經清江浦東至草灣，再折西南，經淮安入安東直下云梯關入海，而入海口泥沙淤積，河水入海不暢，導致河流泛溢，使蘇北之鹽城、淮安、高郵、寶應這一帶成為一片澤國。那時管理水道有兩套機構：一是河道總督，一是漕運總督。一旦水道發生問題，這兩個機構都不能不管，但河、漕意見往往不同。

　　張居正則認為，河、漕是左右手，要同心協力，以期共濟。而河患又有一個時間問題，黃河水落時，黃淮并流，一切沒有妨礙；黃河水盛時，淮水被逼倒灌運河，再加上高郵、寶應的洪澤湖泛濫，于是淮安、揚州一帶便成為一片汪洋了。萬歷六年，張居正果斷采取措施，先是命吳桂芳兼理河、漕，吳桂芳去世后，他又讓潘季馴總理河、漕，借淮之清水以刷黃河之濁水，筑高堰束淮水入清口，以敵河之強，采用的是二水并流、海口自浚的辦法，到了萬歷七年，河工成，治河取得了成效。

　　接著，張居正又調整運船的時間，“居正以歲賦逾春，發水橫溢，非決則涸，乃采漕臣議，督艘卒以孟冬月兌運，及歲初畢發，少罹水患。行之久，太倉粟充盈，可支十年”。潘季馴前后四次奉命治河，一共用了二十七年，才使河、漕都得以平穩下來，這一點與張居正知人善任關系很大。

　　由以上內容可知，張居正在考成、理財、邊事、河工這幾個問題上處理得比較好，其對黃河的治理為萬歷初年的復興奠定了基礎。對于張居正執政的這十年，我想應該給予正面評價。對比一下嘉靖到萬歷這近百年的時間，只有張居正改革這十年振興了一下。張居正的功績不在制度設計方面，他是堅持成憲，有決心，有才干，有雷厲風行的作風才能收到實效。張居正說過“得失毀譽關頭若打不破，天下事無一可為者”，“茍利社稷，死生以之”，這便是大智大勇。沒有這樣的實干精神，考成法、一條鞭法在懲治貪墨、鞏固邊防等各個領域便不會取得效果，也就無法扭轉正德、嘉靖以來的頹勢。盡管相關的主張徐階、高拱都曾言及，但真正全面、深入付諸實施并收到實際效果的是張居正，故不能貶低張居正在諸多改革家中的歷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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