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一百二十周年而作(四) 朱永嘉
(五)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五十年不行,會要一百年
1961年蒙哥馬利來訪時,曾當面對毛澤東提出過“再過五十年,你們就了不起了”,他的意思是說過了五十年,我們就會壯大起來,而且會“侵略”人家,五十年內不會。從那時起到現在,五十多年過去了,國外許多人有蒙哥馬利那時的想法。毛澤東那時是這樣回答蒙哥馬利的,他說:“我們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的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因此,一百年,一萬年,我們也不會侵略別人。至于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在中國,五十年不行,會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時間。你們的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經過好幾百年。從十七世紀到現在,已經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國,要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我估計要花一百多年。”還說:“中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經濟落后,要使生產力很大地發展起來,要趕上和超過世界上最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沒有一百多年的時間,我看是不行的。”“因而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三百幾十年建設了強大的資本主義經濟,在我國,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建設起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那又有什么不好呢?”毛澤東同志這個話是對的,改革開放以來這幾十年,我們的社會主義經濟有了長足的進步,因為我們人口多,人口紅利使我們經濟總量上發展比較快,如果按人均算,我們離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水平還有很大的距離,要在人均水平上趕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也許還得花五十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所以還得埋頭進行我們自己的建設。在國內建設的問題上,我們還得發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勤儉治國,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我們愿意而且必須努力學習世界各國先進的經驗,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等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不能照抄照搬,必須有分析地有批判地學,還必須要結合我們的實際國情,發揚創新精神,使我們的經濟建設更上一個新的臺階。
在國內建設的問題上,我們還得發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勤儉建國的方針,堅持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我們愿意而且必須努力學習世界各國先進的經驗,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等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不能照抄照搬,必須有分析地、有批判地學,還必須要適應我國國情地學,同時要發揚創新的精神,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更上一個新的臺階。
我們沒有對外擴張的欲望,毛主席晚年還借明朝初年朱升給朱元璋的建議“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把它改成“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深挖洞,是為了備戰,這個備戰,是防御外來的侵略,那時是為了防止國外霸權主義的突然襲擊,是為了維護國家領土和主權的安全,不是為了稱霸或者爭霸。我們沒有在海外駐軍,但是也不允許他國占領我們的疆域,無故挑起事端。我們不怕有事,也決不主動惹事。這個方針我們是一貫的,我們的先輩是如此,我們也是如此,我們的后輩也會同樣如此。我們不僅這么說,而且言行一致,不像某些霸權主義者那樣,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在國與國的關系上,我們是不結盟主義者,我們決不拜任何國家為盟主,聽從別人的指揮和調遣,來反對任何第三國。在這個問題上,希望有關方面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們不會去挖別人的墻角,也不希望別人來挖我們的墻角,我們希望國與國之間能建立和平合作的伙伴關系,來共同發展經濟。我們希望與周邊的鄰國建立睦鄰友好關系,也不希望別人來挑撥離間,這對誰也沒有益處。由于中央的不懈努力,這一年多來,我們與鄰國的關系,總的說來是不斷向好的方面發展,雖然也有一些矛盾和摩擦,但都在可控范圍之內,也是可以合情合理地處理好的,這會為我們國內建設創造一個安定祥和的外部環境。
(六)毛澤東談憲政問題和五四精神
毛澤東同志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中談的第二個問題是學習和研究中國的歷史,他強調我們的許多同志,“對自己的歷史一點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為恥,反以為榮。特別重要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和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百年歷史,真正懂得的很少。”還說:“有些人對于自己的東西既無知識,于是剩下了希臘和外國故事,也是可憐得很,從外國故紙堆中零星地撿來的。幾十年來,很多留學生都犯過這種毛病,他們從歐美日本回來,只知生吞活剝地談外國,他們起了留聲機的作用。”毛澤東這些話是1941年說的,七十多年過去了,好似也是對我們現在說的。確實我們 有一些同志對自己中國的歷史,對近百年史,對黨史似乎一無所知,或者所知甚少,所謂希臘、羅馬,說穿了還不是洋教條嘛。現在我們黨內外的知識分子,確實有不少人把洋教條奉為至寶,借以唬人。要改變這種狀況,我們應該老老實實像毛澤東同志指出的那樣,好好學習歷史中國的,學習近代中國的歷史,學習我們的黨史。
譬如說,關于憲政問題,也是大家目前議論很多的問題,這個問題不是不能談,問題是怎么談。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憲政是討論如何具體實施憲法規定的那些基本準則。憲法不是掛在墻上給大家看的,它是要付諸實施的。如何實施憲法的規定,那就是憲政要討論的問題。1940年2月20日,在延安召開了一次憲政促進會,毛澤東在這次會上發表了長篇演說,題目就是《新民主主義的憲政》。他說:“我們今天開的這個會,叫憲政促進會,為什么要”促進“呢?如果大家都在進,就用不著促了。”那是因為有的人躺著不動,不肯進步,這個情況,在我們一部分同志身上也有反映,所以還得促進一下。他還說:“這個‘促’字是哪里來的呢?是孫中山先生那兒來的,是在他的遺囑上寫的,‘促其實現,是所至囑’。他要促的是國民革命嘛。”
那么憲政是什么?毛澤東同志的回答很簡明,就是“民主的政治”。毛澤東同志強調我們的民主政治,不是舊的過了時的歐美式的資本主義式的所謂民主政治,也不是蘇聯式的無產階級專政式的民主,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我們講憲政,是應保障和實施我們的憲法,實行民主政治和法治的原則,以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為目的。我們現在憲政規定了國家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國家,是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我們的民主是協商民主,在所有制問題上規定了是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這個多種所有制,是在公有制以外,還包括集體所有制、個體所有制和私有經濟,以及海外在國內投資的外資經濟。我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手段,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的憲法還規定了我國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保障公民的政治權利和自由,這個權利包括公民人身和尊嚴的不可侵犯,這個自由包括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等形式的自由。當然這是在憲法和法律規范之內的自由。所謂憲政,就是通過民主的方式保障全體人民有依法治國的權利和義務,也就是讓民眾通過民主的辦法,監督政府,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行政機構如何依法行政,也就是如何克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以及各種等級觀念、特權思想,揭發我們干部隊伍中的各種腐敗現象,并與那種頑固官僚主義者作斗爭,約束政府的各種行為如何合法合理,不侵害公民的權利,這一切都是為了實現恩格斯在《法蘭西內戰》導言中所說:“為了防止國家和國家機關由社會公仆變為社會主人——這種現像在至今所有的國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防止我們的國家機器演化為壓迫人民的專政機關,也是為了保持為人民服務的傳統和本質,那就要進一步發揚人民民主,說到底就是要上下結合,黨中央采取的各項措施要與群眾路線結合起來,動員群眾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和奢侈之風進行監督,才能真正解決一些比較突出的問題。所以我們不要怕家丑外揚,丑事兜出來以后,才能打掃衛生,那就是批評與自我批評,“我們曾經說過房子是應該經常打掃的,不打掃就會積滿了灰塵。臉是應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會灰塵滿面。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也會沾染灰塵的,也應該打掃和洗滌。‘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是說它們在不停的運動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他生物的侵蝕。對于我們,經常地檢討工作,在檢討中推廣民主作風,不懼怕批評和自我批評,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中國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種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毛澤東《論聯合政府》)這是我們應該提倡的促進憲政的活動,而這個活動,在本質上便是防止我們國家蛻化變質的根本辦法,放手讓老百姓批評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問題,不僅天塌不下來,而且還是于國、于民、于黨的大好事,有什么可以害怕的呢?誰害怕,證明他心中有鬼,那里總有一些見不得陽光的人和事。當然這決不是依照西方的那些模式來推行憲政運動,問題是我們一些知識分子,一談憲政,滿腦子都是照搬西方的模式,那不正是毛澤東同志批評的那些從歐美回國的留學生,只知生吞活剝地談外國的東西,而且從希臘、羅馬談起,此風于今為烈。正是值得我們吸取的教訓,在討論憲政問題上,它是值得注意的另一種傾向性問題。
這些年來,還有一股風氣,許多人借著五四精神,大談什么西方的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其實他們背離了五四運動的基本精神。五四運動最本質的精神是反帝反封建,是反對北洋政府去簽訂屈辱的巴黎和約,所以觸發青年學生火燒趙家樓的激烈行動。沖進去火燒趙家樓的有一位便是我的老師周予同先生,他在課堂上與我們講過他這一段光榮的經歷,之所以要火燒趙家樓,就是為了反對北洋政府對外的屈辱和賣國,這才是我們要發揚的五四精神。與五四運動相聯系的是新文化運動,毛澤東同志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也說:“五四運動時期,一班新人物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教條,提倡科學和民主,這些都是很對的。在那時,這個運動是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他還說:“五四運動的發展,分成了兩個潮流。一部分人繼承了五四運動科學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加以改造,這就是共產黨人和若干黨外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則走到資產階級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義向右的發展。”新文化運動中是有二股思潮,提出科學與民主這個旗幟的不是別人,是陳獨秀,他后來接受社會主義思潮,成為共產黨發起人之一。至于另一股思潮,便是以胡適為代表,走向資產階級的道路上去。在整個二十世紀上半頁,大家就分道揚鑣了。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歷史事實。至于陳獨秀晚年,他離開革命道路以后,思想返潮,那是另一回事了。我們不能背離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基本的歷史面貌來妄談什么五四精神是文藝復興和新啟蒙運動,而且要弄清楚在不同時期提倡這個精神,是對著什么而言。1919年的五四運動和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是沖著北洋政府而來,上世紀四十年代初講五四精神講憲政,一方面是沖著國民黨政府,另一方面是講青年如何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問題。那么在今天一些朋友們講五四精神時,強調文藝復興和新啟蒙運動,是沖著什么而來呢?如果沖著我們過去工作的過失而來,我們還表示歡迎,但也有一個度。如果是沖著整個社會主義制度,沖著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而來,那就值得人們深思了。有一些人過去曾經是我們同志或者朋友,歷史上受過一點委屈,在他們的作品中,往往透露出對毛澤東同志有一種刻骨的仇恨,對社會主義制度極盡詆毀之能事,對馬列主義經典的貶斥無所不用其極,對西方反社會主義的學說,則捧上了天。這種傾向就值得人們注意了,他們無窮無盡地訴共產黨的苦,詛咒社會主義制度,什么惡毒的語言都敢露骨地講。對這樣一些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我們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要嚴肅地、理直氣壯地批駁他們的謬論,肅清他們的流毒,揭露他們的險惡用心,將其公之于眾,不讓他們的言論有市場。這是意識形態領域你死我活的斗爭,對這種言論熟視無睹,是對我們社會主義事業冷漠無情的表現,這決不是政治上的寬容大度。現在我們一些年輕的黨員,沒有經歷過那些艱苦的歲月,也沒有好好學習黨的歷史,對這種反動的思潮分辨不清其是非,反而以之為時髦,故往往與這種思潮為伍,這就更值得警惕了。因為只有把人們的思想搞亂了,某些人才能亂中獲利,這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我們思想政治工作的薄弱,不敢正面與這種錯誤思潮交鋒。許多問題的是非,要在辯論中才能分得清的啊!只靠管、卡、壓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蒙哥馬利寫過一本《一種清醒的作法——東西方關系研究》他在西方和蘇聯的關系上,希望取得“和平勝利”,希望蘇聯有一個“巨大的變革”,使之變成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現在他們取得一部分勝利,從地緣關系上講俄羅斯仍是是他們對立的一方,從敘利亞問題及棱鏡門事件上,就有了充分的表現,俄羅斯畢竟是一個大國,問題不僅在意識形態上。現在的霸權主義者對我們也希望能取得“和平勝利”,更希望我們變獨立自主為聽從他們指揮的“盟邦”。也許在當今給我們提倡什么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的朋友,正是順著這股勢頭而來,讓我們也來一個全盤西化。這可能嗎?我們怎么不懂要滅掉一個國家和民族,最簡單有效的辦法就是抹掉他們對自己民族和文化的記憶,這個可能嗎?我們這樣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和文化傳統的中華民族會這樣嗎?這不可能。反之它告訴我們要好好學習中國歷史,學習中國近代史,學習中國共產黨這么多年的歷史,必須將其放到更緊迫的地位上來。(待續)
附:答諸跟帖之讀者 朱永嘉
(2013-12-05 09:27:47)
《為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一百二十周年》一文,雖僅刊登了其一、二、三、四小節,都因得到新浪網的推薦而受到許多讀者的關注。可見如何認識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在中國的歷史地位及其社會影響,在迎接毛澤東同志誕生一百二十周年之前仍是人們十分關注的問題。
面對讀者那么多反響我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共識。
(一)不要在跟帖上進行個人的人身攻擊,特別是不要對毛主席進行人身攻擊,那不是你逞強,而是說明你不會說理,只會謾罵,那可是下三流的表現。
(二)對任何事物都要采取分析的態度,人無完人,金無足赤,那就是要做實事求是的具體分析。對前三十年是如此,我們的確有不少缺失,但應分清什么是主流,主次應分明。言與行也要有區別,不要以人廢言,人是人言是言,其中的是非要分清。從言到行,從決策到執行,并非是同一個人,執行者有許多層次,不同層次的執行者對決策者的決定之理解是不同的,所以在執行上千差萬別,因此而造成的結果在不同地區不同的人身上產生的結果是不同的。在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人的問題,同樣在河南,信陽地區問題嚴重,在洛陽地區,紀登奎在主持工作,情況就好得多。江蘇與安徽交界處有一個小鎮,以一個街為界,安徽這一邊問題要嚴重,江蘇這一邊情況便好得多了,這就具體反映了兩地執行者的差異。所以對成績和過失都要實事求是在分清主次的基礎上具體分析。對前三十年是如此,對后三十年也是如此。看問題要大處著眼,認清全局,任何個人的感受都有局限性。特別是群體性的大事更是如此。個別與一般還是有區別的。在觀察問題時宏觀與微觀也是有區別的,理性與情緒化的認知也是有區別的。唯有懂得這些區別才能作出比較冷靜而又清醒的思考。
(三)關于后三十年的認識,也應該在既定的格局下實事求是地冷靜分析。黑格爾有一句老話,一切存在都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都會存在。無論從事實存在的視角還是從理性的視角去分析,它都能夠一分為二的。世上沒有完美無缺的東西,沒有只有得而無失,也沒有只有失而無得。關鍵是你在認識它的時候有沒有一個公正而又客觀的態度。肯定與否定往往是同一事物的兩面。既沒有什么絕對否定,也沒有什么絕對肯定,真理只能是相對的,只能存在于一定時間和空間范圍內,任何絕對化的觀念都是形而上學的觀念。
(四)我的文章是為毛澤東同志誕辰一百二十周年而作,下面還有五、六、七、八、九五個小節,還要分兩次才能刊完。在這個時刻我抱著敬仰和懷念的態度說我該說的話。鄧小平曾經說:“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作指導的意思是,要對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完整的準確的認識,要善于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指導我們的各項工作。”所以我們不能孤立地脫離毛主席講話的具體時間和場合,孤立地以其片言只語來進行人身攻擊,不能用某些人某些地方執行上的錯失,都來怪罪于他,那就不公正了,而且是缺德的表現。
(五)我歡迎大家對我文章提出各種不同意見,文章起草的過程比較倉促,自然會有不夠準確、不夠完全的地方,我愿意傾聽大家的批評和指正。至于對我的人身謾罵,我只能一笑置之。只是反映了他們自失身份,即便如此,我也沒有刪過他們任何難聽難于出口的臟話。這些東西留著也有一個好處,那就是可以掛在那里示眾。我們生活中還有那么一群不講理的東西。最后,借用韓愈《調張籍》一詩之前二句,并改二字,以此作結:“主席(注:原文為‘李杜’,指李白與杜甫。)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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