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馮保與高拱的對立與張居正執政

　　（一）馮保與高拱的矛盾

　　穆宗是隆慶六年(公元1572年)五月間去世的，穆宗的去世是突發事件，據張居正兒子張敬修《文忠公行實》的記載，穆宗在坐朝的時候，突然站起來走了幾步，嘴歪了，口齒不清，這顯然是中風的癥狀。馮保在旁，趕上扶住，張居正也搶前去扶住。然后穆宗入宮，召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入乾清宮，穆宗斜躺在臥榻上，皇后、皇貴妃、皇太子在御榻的左邊，三位大學士在御榻的前邊，由內侍馮保宣詔：“朕嗣統六年，偶得此疾，遽爾不起，有負先皇付托。東宮幼小，朕今付卿等三臣，卿等同司禮監協心輔佐，功在社稷，萬世不泯。”次日，穆宗便逝世了，大臣們在內閣中吵吵嚷嚷，高拱說了一句“十歲的太子，怎樣治天下啊!”這個時候，高拱思考的是如何限制內侍的權力，而馮保考慮的是如何排除高拱在內閣的權力，以鞏固自己在內廷的地位。在這之前高拱與馮保便有矛盾，馮保背后有后宮兩位太后及神宗萬歷的支持，而高拱背后有六科及御史臺言官的支持。關于馮保與高拱的矛盾，《明史·馮保傳》有一段記載：

　　“馮保，深州人。嘉靖中，為司禮秉筆太監。隆慶元年提督東廠兼掌御馬監事。時司禮掌印缺，保以次當得之，適不悅于穆宗。大學士高拱薦御用監陳洪代，保由是疾拱。及洪罷，拱復薦用孟沖。沖故掌尚膳監者，例不當掌司禮。保疾拱彌甚，乃與張居正深相結，謀去之。會居正亦欲去拱專柄，兩人交益固。穆宗得疾，保密屬居正豫草遺詔，為拱所見，面責居正曰：‘我當國，奈何獨與中人具遺詔。’居正面赤謝過。拱益惡保，思逐之。”

　　這里說張居正與馮保豫草遺詔，不一定可能，因穆宗發病，第二天召見內閣，二人中間沒有時間商量起草遺詔。事實上是馮保在穆宗去世之后、神宗正式即位以前通過兩宮太后擔任了掌印太監，當時有小太監把高拱在內閣說的“十歲的孩子，怎樣做皇帝啊!”這個話傳到內廷，被夸大了。《明史·馮保傳》云：“初，穆宗崩，拱于閣中大慟曰：‘十歲太子，如何治天下。’保譖于后妃曰：‘拱斥太子為十歲孩子，如何作人主。’后妃大驚，太子聞之亦色變。”據王世貞的《首輔傳》，馮保在皇后面前講到高拱要廢掉太子，迎立周王為天子的謠言。同時高拱對傳旨至內閣的內侍也太不客氣，他說：“旨出何人?上沖年，皆若曹所為，吾且逐若曹矣。”內臣還報，馮保失色，謀逐高拱。(《明史紀事本末·江陵柄政》)這樣后宮便人情洶洶，認為禍且不測，而高拱手下的言官們一起上疏攻擊馮保掌司禮監之事，如禮科給事中陸樹德便在奏疏中說：

　　“先帝甫崩，忽傳馮保掌司禮監。果先帝意，何不傳示數日前，乃在彌留后?果陛下意，則哀痛方深，萬幾未御，何暇念中官?”

　　吏科都給事中雒尊則攻擊馮保站在御座旁：

　　“保一侍從之仆，乃敢立天子寶座。文武群工拜天子邪?抑拜中官邪?欺陛下幼沖，無禮至此!”

　　（二）高拱的致仕

　　言官們如此攻擊內廷的宦官，內外廷的矛盾尖銳化了，張居正奉詔到大峪嶺去視察穆宗的葬地，高儀則請病假，形勢成為高拱挾內閣以言官與內廷馮保決斗的局面。

　　六月十六日，神宗即位第七天，召集大臣到會極門，由馮保傳皇后、皇貴妃和皇帝的諭旨：

　　“告爾內閣、五府、六部諸臣：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親受遺屬曰：‘東宮年少，賴爾輔導。’大學士拱攬權擅政，奪威福自專，通不許皇帝主管。我母子日夕驚懼，便令回籍閑住，不許停留。爾等大臣受國厚恩，如何阿附權臣，蔑視幼主!自今宜洗滌忠報，有蹈往轍，典刑處之。”(《明史紀事本末·江陵柄政》)

　　于是高拱被即日趕出朝門，還是張居正乞為馳驛而歸。不久高儀病故，張居正便成為內閣首輔。這個過程實際上是一場宮庭政變，發動者是馮保，支持者是兩宮，得益者是張居正。

　　（三）張居正、李太后、馮保對萬歷帝的嚴格管束

　　張居正執政，面對三方面的主子。一是司禮監馮保。二是兩宮的皇后與貴妃，主要是神宗的母親李貴妃。三是十歲的神宗。這三者之間，將來變數最大的是神宗，那時神宗只有十歲，還沒有定型，成年以后，他怎么執政就是一個變數。張居正的方針是依靠馮保與李貴妃對神宗嚴加管教，這在《明史》的張居正、馮保、孝定李太后等人的傳中都能得到印證。《明史·張居正傳》云：

　　“帝初即位，馮保朝夕視起居，擁護提抱有力，小捍格，即以聞慈圣。慈圣訓帝嚴，每切責之，且曰：‘使張先生聞，奈何!’于是帝甚憚居正。及帝漸長，心厭之。乾清小珰孫海、客用等導上游戲，皆愛幸。慈圣使保捕海、用，杖而逐之。居正復條其黨罪惡，請斥逐，而令司禮及諸內侍自陳，上裁去留。因勸帝戒游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圣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卻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帝迫于太后，不得已，皆報可，而心頗嗛保、居正矣。”

　　《明史·孝定李太后傳》云：

　　“太后教帝頗嚴。帝或不讀書，即召使長跪。每御講筵入，嘗令效講臣進講于前。遇朝期，五更至帝寢所，呼曰‘帝起’，敕左右掖帝坐，取水為盥面，挈之登輦以出。帝事太后惟謹，而諸內臣奉太后旨者，往往挾持太過。帝嘗在西城曲宴被酒，令內侍歌新聲，辭不能，取劍擊之。左右勸解，乃戲割其發。翼日，太后聞，傳語居正具疏切諫，令為帝草罪己御札。又召帝長跪，數其過。帝涕泣請改乃已。”

　　《明史·馮保傳》亦云：

　　“慈圣太后遇帝嚴。保倚太后勢，數挾持帝，帝甚畏之。時與小內豎戲，見保入，輒正襟危坐曰：‘大伴來矣。’所昵孫海、客用為乾清宮管事牌子，屢誘帝夜游別宮，小衣窄袖，走馬持刀，又數進奇巧之物，帝深寵幸。保白太后，召帝切責。帝長跪受教，惶懼甚。保屬居正草帝罪己手詔，令頒示閣臣。詞過挹損，帝年已十八，覽之內慚，然迫于太后，不得不下。居正乃上疏切諫。又緣保意劾去司禮秉筆孫德秀、溫太及掌兵伏局周海，而令諸內侍俱自陳。由是保所不悅者，斥退殆盡，時八年十一月也。”

　　從這三條記載，可以見到神宗在二十歲以前，受到的管束相當嚴格。但一個人成長不能全靠外部環境，還得靠自覺，沒有這個覺悟，外部約束一旦松懈，聽其自行決定，由于逆反心理，只會走向反面了。同時還可以看到另一方面，在內廷無論是李太后還是馮保，對張居正都很信任。神宗在張居正活著時還有三分畏懼，一旦成婚，李太后那兒的約束少了，張居正去世，馮保便管不住神宗了。由于對早年受到嚴格約束的逆反心理，神宗按其本性便只會向消極方向發展，這造成了張居正生前與身后二個不同的政治局面。因而人的教育和成長，僅靠外部的環境和約束是不夠的，一定要調動其內在的自覺，自小的玩伴所起的作用勝過父母與師長，孟母三遷，有它的道理。回過頭來說，神宗十歲即皇帝位，高拱講的“十歲的孩子，怎樣做皇帝啊!”這句話并不錯，名義上神宗是皇帝，實際上那時候他不可能作主，內廷與太后也不能作主，實際上是內閣首輔作主了。張居正與馮保相結，逐高拱的結果，張居正成為首輔。這十年時間，張居正只要照顧好后宮兩太后和馮保，管束住神宗，實際執政者便是內閣首輔張居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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