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澤東、鄧小平談干部子弟教育問題

　　毛澤東同志在讀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的批語中，有這樣一段話，他說：“我們的干部子弟很令人耽心，他們沒有生活經驗和社會經驗，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優越感。要教育他們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輩，而要完全靠自己。”前三十年我們對干部子弟的教育還是很嚴格的，他們經過上山下鄉的考驗和鍛煉，他們積疊了社會經驗和生活經驗。這就是我們日常所說的紅二代嘛，他們大多數是好的，比較好的，他們是在老一輩革命家耳提面命之下成長的，他們能堅持社會主義理想，他們對工農大眾還是有感情的，對黨和社會主義還是忠誠的。以后的情況就有些不同了，鄧小平同志在1979年11月關于《高級干部要帶頭發揚黨的優良傳統》那次講話中，著重講了黨的高級干部要帶頭反對特殊化的問題，他強調“必須恢復和發揚黨的艱苦樸素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傳統，我們大家都是從苦里過來的，經歷過不少困難時期，為什么過去很困難的局面我們都能度過?根本的問題是我們的干部、黨員同人民群眾一塊苦。”“我們脫離群眾，干部特殊化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脫離群眾。我們的同志如果對個人的、家庭的利益關心太多了，就沒有多大心思和精力去關心群眾了，頂多只能在形式上搞一些不能不辦一辦的事情。現在有少數人就是做官當老爺，有些事情實在不像話!脫離群眾，脫離干部，上行下效，把社會風氣也帶壞了。”這樣搞特殊化，不僅害了自己，而且也害了家庭和子女。他說：“我們有些高級干部，不僅自己搞特殊化，而且影響到自己的親屬和子女，把他們都帶壞了。有少數同志在本單位，在其他地方反映都不大好，很多是由于子女干了壞事，家長背了黑鍋。”所以那時中央作了《關于高級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規定》。他說：“不要享受那些特殊的待遇，那些特殊待遇往往比工資還多。我們的高級干部，現在并不是工資太高，而是其他方面的待遇太寬了。這樣做要脫離群眾，脫離干部，甚至腐蝕自己的子女和家庭，把風氣帶壞了，官僚主義也無法克服。”在這個問題上，他要求政治局同志帶頭，唯有這樣，才能在群眾面前取得發言權，干部和群眾才能信任你們。現在重提這個問題，仍然是非常必要的，許多問題比過去還嚴重得多，子女和親屬干壞事的情況比過去也嚴重得多。

　　《三字經》中便講了，“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故養尊處優不是愛，反而是害。

　　諸葛亮在子弟教育上，有三篇書信，都是佳作。他在《誡子書》中說：“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淫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窮廬，將復何及!”這些話今天讀來還是很深刻的。淡泊才能明志，熱衷于名利，難免狂躁害性，這個教訓在個別人身上已很深刻。寧靜才能致遠，心靜下來才能專注于學問，浮躁怎能安心讀書呢!才能是從學習中來的，這個學習包括書本和實踐二個方面，沒有遠大的志向是不可能安心學習的。這個遠大志向應是為國為民，不是為個人利益。現在我們的干部子弟應酬、聚會很多，諸葛亮在另一封《誡子書》中說：“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殫，賓有余倦，可以至醉，無致迷亂。”置酒待客，禮到以后，便應罷酒了，客人興高的話，那也以酒飲至醉為止，但不能酒后胡言誤事。他在《誡外甥書》中說：“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疑滯，使庶幾之志，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雖有淹留，何損于美趣，何患于不濟。若志不強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竄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為人要能屈能伸，無論屈伸，要能忍，不要害怕一時的淹留。要始終志存高遠，不要念念不忘個人的恩怨，不要貪財吝嗇，不要戀色喪志。為人方面這些起碼的修養還是需要的。現在高干的子弟們，都活躍于官商二途。然而志存高遠不在家族與個人，而應著眼于國家與民族的前程。

　　故對子女的教育中，重要的是為人品德的教育。我們更要注意到在等級制度和特權觀念的影響下，我們這個社會歷來有“攀龍附鳳”的壞傳統，高干的子女，往往成長在眾星拱月的狀態下，自然從小便有一種優越感。父母忙著工作，也顧不上子女的教育。“玉不琢，不成器”，子女一旦長大，他們在外面干什么，父母并不都知情。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商人不論外商還是內商，要進入市場，都有一個打通關節的需要。那么高干子女便成為他們捕獵的對象，借以走捷徑，唯其如此，才能謀取超額利潤，這樣一部分干部的子女便被拖下水了。這個惡劣的風氣對黨風和干部隊伍是一個嚴重的侵蝕，問題不僅僅是如此，而是一旦落入海外大財團控制的投資公司的陷阱，成為他們的虹吸管道，借助于你大量吞食中國人民的血汗，你所得到的只是蠅頭小利，而且往往讓你成為外國要挾我們國家的人質，一旦不聽使喚，便在海外報刊公布你們的收入和財產，敗壞你父母的清白和聲譽，讓你里外不是人，而且往往威脅國家的安全或損害國家的榮譽。子女的就業問題，為官者須慎之又慎，一定要果斷地切割這類有損于國家聲譽和利益的相關問題，這一切不得不引起我們各級領導的關切。所以從嚴管束自己子女，是我們各級領導干部一項重要的任務，否則的話，你們不是背黑鍋就是與之同流合污，敗壞黨的名聲。如今作為高干子女的官二代，也應嚴格要求自己，什么事情都得三思而行，可不能讓父輩的清名為你們背黑鍋，父輩的名聲和地位，不是你們用來交換的私有財產。你們應該繼承的是黨的優良傳統和前輩為人的高貴品質，不是什么其他東西。千萬不能以父輩的名聲在外面招搖撞騙，否則的話，害人害己。這包括我們高干身邊的工作人員，比如秘書和司機。所以我們在進行群眾路線實踐教育時，這也是應有的重要議題之一。否則的話，我們怎么能真正密切聯系群眾，群眾怎么會真正把我們干部當作貼心人呢?

　　(四)關于批判個人主義的問題

　　要加強黨的政治思想工作，必須與各種錯誤思潮明辨是非。聽之任之，讓其自由泛濫，那會搞亂人們的思想。1992年推進市場經濟改革的時候，對具體措施不要去辯論其姓社還是姓資，那是為了探路前進，不等于我們在政治思想戰線上放棄一切辯論。否則的話，等于放棄了我們的政治思想陣地，聽任錯誤思潮的泛濫，那豈不誤國誤民，對黨組織是思想上的腐蝕劑。這些年來，由于思想工作的軟弱無力，已嚴重侵襲黨的組織，助長享樂主義和貪腐之風，這是我們需要注意和改正的一個問題。加強思想政治工作，不是靠管和卡，也不能靠以勢壓人，而應該是耐心地說理，以理服人。唯其如此，才能改變思想工作軟弱無力的表現。比如有人在報刊上公然宣揚要為個人主義作無罪辯護，揚言“個人主義在中國已蒙冤受屈半個多世紀”，主張個人主義與市場經濟不可分割，主張人性的解放是個人主義的張揚，把西方的文藝復興運動與個人主義聯系在一起。事實真是如此嗎?我們的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人是社會的群體性動物，任何個人不可能脫離集體和社會而孤立存在，如魯濱遜那樣在荒島上的生活，是理想的生活嗎?即使是魯濱遜，他還需要一個奴仆來為他服務。我們尊重每個公民在憲法規定范圍內人身自由和民主的權利，尊重每個公民的人身尊嚴，但這是在憲法和法律的規范之內，自由從來是相對的。在利益關系上，我們主張正確處理個人、集體、國家之間的相互關系，作為一個共產黨人，作為個人，那便應該為國家、集體承擔更大的責任。毛澤東同志在《整頓黨的作風》一文中，講到喜歡跟黨鬧獨立性的人，“常常跟他們的個人第一主義分不開，他們在個人和黨的關系上往往是不正派的，他們在口頭上雖然也說尊重黨，但他們在實際上卻把個人放在第一位，把黨放在第二位。”他們奉行的原則是，“我的就是我的，你的還是我的。這種人鬧什么東西呢?鬧名譽，鬧地位，鬧出風頭。在他們掌管一部分事業的時候，就要鬧獨立性。為了這些，就要拉攏一些人，排擠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資產階級政黨的庸俗作風也搬進共產黨里來了。這種人的吃虧在于不老實。”今天個人主義思想的泛濫已不僅僅是毛澤東講話的那個時候的那些東西了，他們更看重的是個人的利益，表現在對金錢和財富的追逐，對個人奢侈享受的追逐。他們是損人利己主義者，敗壞了黨風、黨紀和黨在群眾中的聲譽。他們對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局部服從整體，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早已置之腦后了。我們做宣傳和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如果自己不能起表率作用，那么你們口頭上說的那一套又有誰會來信任你呢?共產黨員所以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擁戴，靠的是他能身體力行，不是力行個人利益的追求，而是毛澤東同志在《紀念白求恩》一文中所說的，“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精神，表現在他對工作的極端的負責任，對同志對人民的極端熱忱。”毛澤東同志還號召我們，“大家要學習他毫無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從這點出發，就可以變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個人的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澤東同志這些話過時了嗎?我說沒有過時。這值得我們現在對照自己的言行，看自己距離這樣為人，距離這樣做一個共產黨人還有多少差距。現在我們少數黨員干部，特別是一些黨的中高級干部及其親屬違紀違法的所作所為，而且授人以柄，丟丑丟到外國去了，由此對黨在人民中的威望之傷害，真可為之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何其多也!當我每次看到這些事，幾乎抬不起頭來。面對這些不法行為，我們又怎能不憤怒地拍案而起呢!(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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