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舉毛澤東畫像的少先隊員

　　習近平同志在湖南說了要隆重儉樸務實地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一百二十周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澤東同志誕辰一百二十周年的日子，它離我們越來越近了，故從今日起分五次刊載本文，以志紀念。

　　我們懷著崇敬的心情紀念和懷念中國人民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我們這一代人在建國后的成長和經歷，都離不開毛澤東同志，是毛澤東思想哺育了我們這一代人，所以我們對毛澤東同志始終懷著一種特殊的景仰的感情。我們的一言一行，一輩子都離不開他對我們的教導。我對毛澤東同志的信仰，無論社會上起什么風浪，我時時刻刻都絲毫沒有動搖過。

　　我們也記得鄧小平同志曾經在許多次講話中，強調過不能忽視毛澤東同志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闡述過毛澤東思想在中國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大意義。他說：“中國反帝反封建革命經歷過無數次悲慘的失敗。難道不是毛澤東思想才使約占全人類四分之一的中國人民找到正確的革命道路，并在1949年獲得全國解放，在1956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嗎?這一系列偉大的勝利不但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命運，也改變了世界的形勢。”他還強調是毛澤東同志“親自開創了中美關系和中日關系的新階段”，“我們能在今天的國際環境中著手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不能不銘記毛澤東同志的功績。”(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在十一屆六中全會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時候，鄧小平同志對參與起草的同志再一次強調要說清楚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歷程中的歷史地位，他說：“中國革命的歷程已經證明，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中國人民至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很多年，才能取得勝利。” 他在1980年3月19日講到起草決議，“第一要確立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這是最核心的一條，不僅今天，而且今后，我們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地位。”在6月27日的談話中，鄧小平同志還說：“要說清楚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毛澤東同志有哪些貢獻。他的思想還在發展中。我們要恢復毛澤東思想，堅持毛澤東思想，以至還要發展毛澤東思想，在這些方面，他都提供了一個基礎。”

　　所以我們講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本質上都是毛澤東思想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繼承和發展，追本溯源，我們今天在新的歷史時期，講到如何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時，還是應該學習毛主席的著作，研究毛澤東思想，它畢竟是我們最寶貴的思想財富。胡錦濤同志在黨成立九十周年紀念大會時的講話，所強調的近三十年，對在中國這樣一個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的論述，仍然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以上這些觀念便是我們黨這幾十年來，從未動搖并一貫堅持的基本理念。

　　目前我們在全黨進行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就是為了繼承和發揚毛澤東同志倡導的我們黨長期行之有效的理論聯系實際，密切聯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這三大優良作風。我們有過去的歷史經驗，就是凡是我們堅持三大作風的時候，我們的黨就興旺發達，離開三大作風來說興旺發達，就尋不到根，找不到源。

　　要改變作風，首先要改變學風。在如何改變我們的學風上，毛澤東在1941年《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提出兩點，一點是要研究現狀，也就是研究國際國內的現狀。其次是研究歷史，要研究自己一百多年來的近代史，研究我們黨的歷史，現狀是由歷史發展和演化而來的。在全國革命勝利的前夜，1949年的三月毛澤東同志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講話，他說：“在過了幾十年之后來看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就會使人們感覺到那好像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劇是必須從序幕開始的，但序幕還不是高潮。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

　　現在離開那時有六十多年了，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上也取得了巨大的勝利，我們的國民經濟總量躍居為世界第二，這在過去是很難想象的。當然，還有許多新的問題和困難需要我們繼續努力。要研究我們現在遇到的困難和問題，就必須理解它歷史演化的途徑，不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那就離不開建國以來這六十多年的歷史發展，無論前三十年還是后三十年，我們都是在特定的國際環境條件下，探索自己社會主義建設發展道路。既然是一個探索的過程，那就難免經歷各種曲折和失誤的地方。鄧小平同志把它概括為摸著石頭過河，那就難免有踏空和嗆二口水的時候。即使是工作上的失誤，只要能一分為二地正確地總結它的歷史教訓，它也是我們黨的一筆重要財富。什么失誤，總還是既有失，又有得。這是辯證法的二個方面，不能搞形而上學地絕對化地看待歷史。

　　前三十年我們是在帝國主義封鎖、霸權主義不斷挑釁的情況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在建國初，我們沒有經濟建設的經驗，在那時帝國主義封鎖的條件下，也只能照搬蘇聯計劃經濟的模式，后來為什么要發動大躍進的群眾運動，無非是試圖跳出蘇聯計劃經濟的框架。這次運動遇到了困難，也犯了不少錯誤，但也應該看到那個時期也有所得，不能說都是一片黑，為了克服困難，我們采取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實際上還是不能完全擺脫計劃經濟大的框架，每年都要在中央召開計劃工作會議，安排次年的計劃。

　　后三十年與前三十年的不同，那就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這個轉軌也有一個歷史過程。毛澤東同志在讀《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筆記中，反復強調社會主義社會仍然要保留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因為全民所有制與集體所有制之間的產品還只能通過商品交換的形式，不能對農民采取剝奪的方式，他不同意陳伯達要取消商品的觀念。只要承認商品生產、交換和價值法則，那么必然承認市場經濟的客觀存在。在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在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關系上，亦還是有一個搖擺的過程。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以后，才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體地位，這也就是不斷調動群眾社會主義生產積極性的過程。這些年我們國民經濟GDP指數那么多年二位數的增長，當然得益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趨向，這是不容否認的客觀事實。但是，我們也應懂得這是靠利益驅動人們的積極性，也就是亞當·斯密強調的理性經濟人，個人利益的追求是他們從事經濟活動的出發點。亞當·斯密的另一條理論，是當每個人在盤算著自己利益的時候，他受著一隻看不見的手去指導，不知不覺地促進社會的利益，那隻看不見的手就是市場的供求規律。然而市場經濟的發展，也有它消極的一面，它刺激著個人的貪欲，貪婪會使經濟人喪失理性，而且這個貪欲是一個無底洞，它不是我們現存的自然和社會環境所能滿足的。

　　荀子便說過，“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不能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對個人來講，私欲的追求不能不有所約束。關于欲望的問題，《孟子·盡心下》云：“養心莫善于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欲望太盛的，很難保全自己，寡欲的人反而能保全自己。故古人用禮儀來約束它。在市場交易中，那也要有市場交易的法則來約束它。孟子在《公孫丑下》也有一段話，分析市場交易的行為，其云：“古之為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壟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從這一段話，可以知道，市場本來是有無之間交易，官吏只是維護交易的秩序。然而商人有壟斷市場貿易的利益，于是開始向商人征稅，有與無之間交易是平等的，壟斷市場的交易便是不等價交換了。有了壟斷利潤，政府才征稅。可見市場經濟古已有之。近現代西方的市場交易要講契約，訂立契約要求信用，對企業來講，它追求的不僅是利潤，它還有其應負的社會責任。所以對利益驅動產生的積極性，我們也應有所分析，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的一面，既要看到它調動人們積極性的一面，也要看到它消極的一面。任何事物都是可分的，不是絕對的。

　　其次那只看不見的手，也就是市場的供求關系對社會生產的調節，但它也不可能自然地長期保持平衡的關系，它總是通過不足與過剩的搖擺來尋求相對的平衡，否則便無法解釋資本主義的周期性經濟危機。亞洲經濟危機之后十年，2008年美國發生的金融危機，至今仍深刻地影響著我們經濟的發展，為了應對世界經濟的變局，進一步推動國內經濟的增長，我們也不得不調整經濟結構和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同時促進內需以穩定增長，這也是一個艱難的歷程。無形的手還需要有形的手，即宏觀上相應的政策調控。再說利益驅動，對人的靈魂也有它巨大的腐蝕作用。記得亞當·斯密是主張地方政府要公司化，西方的評論對我國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現象抱肯定的態度，在市場經濟起步階段，地方政府公司化，使得地方政府對經濟發展有了來自自身的利益沖動。

　　有一段時間各地招商引資成為時髦的名詞，結果往往是權力與市場的結合。官商的一體化，使地方利益與官員個人的利益一體化，反而助長了地方保護主義，分割市場的一體化，滋生腐敗和享樂奢靡之風。權力與資本的結合，直接影響到當地的環境問題、勞工問題、征地問題、拆遷問題，直接侵害群眾的利益。為了追逐地方和官員個人的私利，往往就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鉆政策的空子損害群眾切身利益。上訪的問題，引起截訪，最終導致群體性事件頻發，從而成為社會不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地方政府轉化為理性經濟人的結果，往往表現為短視，追求眼前利益，把矛盾擊鼓傳花地推向下一任。地方政府公司化直接影響到政府公共職能的執行，從而把地方政府推向官民對立的境地。

　　與地方政府公司化的同時，過去國家統一集中管理的一些部門，如金融、電信、電力、自來水、鐵路、航空公司化以后，這些壟斷行業通過行政壟斷資源而獲得壟斷利潤，這些企業的管理人員的薪酬與國際接軌過程中獲取高額報酬，從而使這些部門的相關人員成為既得利益集團。腐敗的現象往往集中高發在這些方面，這樣客觀上形成不同的利益群體，在社會上造成貧富兩極分化，從而在一方面出現一批資本的代言人，鼓吹全盤私有化，全盤西方化，從而否定中國的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另一方面在弱勢群體這邊則出現仇官與仇富的現象，甚至出現個人報復社會的惡性事件，而這一切也正是既得利益集團與弱勢群體之間矛盾在群體社會心理上的反映。同時，這也是我們長期以來忽視思想政治工作，在意識形態問題上缺乏有力的引導。這里還有一個如何從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到全國人民共同富裕的問題，當然，這不是靠劫富濟貧，而是通過發展生產，發展經濟，城市輔助鄉村，工業輔助農業，擴大社會保障來逐步實現。這些正是我們進一步改革開放所面臨的政治和經濟上的困難和必須解決的新問題。

　　毛澤東同志晚年反復思索的便是如何加強我們黨的建設，如何維護我們黨的性質和政權的性質不發生蛻變的問題。他擔心，干部嚴重脫離群眾的狀況如果發展下去，會變成官僚主義階級，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階級把他們當作資產階級打倒。對于文化大革命，他說過：“我沒有私心，我想過中國的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走回頭路。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他所以發動那場文化大革命，他是擔心我們的黨蛻變成一個騎在人民群眾頭上的反動政黨，我們的政權變成官僚資本主義政權，我們的干部隊伍出現權貴資本主義階層。現在那么多會所、高爾夫球場，明令禁止，許多地方還是偷偷摸摸地干。我們那么多干部出入這些場所，我不知道他們的價值觀、人生觀與黨員干部身份是否匹配。那豈不是毛澤東同志晚年說過的資產階級就在我們黨內的一種表現嘛。(按：現在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在報刊媒體上，階級這二個字也成了忌諱了，明明是階級的分化，卻非要說成是階層結構的固化。為什么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方法也成了忌諱呢?過去我們抓階級斗爭為綱，確實有許多過頭的地方，但階級的差異還是客觀存在的嘛。工人階級也很少講了，工人成了人力資本，還有什么知識資本，這真是咄咄怪事。也許我們宣傳系統的同志，真的把馬克思主義常用的詞語也丟到九霄云外去了，要知道孔夫子早就講過“名不正，則言不順”呀。)

　　毛澤東同志說過“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那么多上訪，那么多群體性事件，不是老百姓無中生有地要折騰我們，而是我們有些黨員干部和黨政組織的一些做法，確實有不合理的地方，侵犯了群眾合法的利益訴求。只要我們處理了違法亂紀的干部，滿足了群眾合理的訴求，那里鬧事的狀況很快就平息了。單純依靠截訪和壓制是很難達到維穩目的的，現在信息化的時代，許多見不得陽光的陰暗面的事情是遮不住更瞞不過去，也壓不下去的，網絡上傳布的速度那么快，所以如果處理得不及時，事態反而會迅速擴大。堵不是辦法，對于我們干部在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對于那些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奢靡之風這些陰暗面，還是應該采取公開透明和民主的辦法，有許多見不得人的事，見光就死，所以還是要通過發揚民主整頓干部隊伍、整頓黨的作風的辦法，通過密切聯系群眾，維護群眾的切身利益，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的作風，才能改變處處被動應對的局面。如果那樣做的話，垮臺的是那些腐敗分子和極端官僚主義者，而黨的組織會變得純潔，更得到群眾的擁戴，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基礎才會更加牢固。

　　對于網絡上的那些大V們，不僅要揭露他們丑惡的行徑，還要認真批判和清算他們在網絡上的錯誤言論，分清是非，讓正氣得以發揚。言論自由，不是連是非都不分，讓錯誤的言論任意泛濫。《孟子·滕文公下》有云：“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所以孟子還說：“我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否則的話，把人們的思想都搞亂了，也會引起天下大亂的，所以能不能在意識形態領域戰勝誣民之“邪說”，也是關系到社會主義制度生死存亡的根本問題，對此，我們決不能掉以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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