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為作者專門給烏有之鄉紀念毛主席誕辰120周年的供稿。】

一.全力抓住主要矛盾，繼續完成民主革命遺留的任務，促進國民經濟的恢復，為大規模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奠定堅實基礎

　　（一）認識和抓住新中國初期的主要矛盾，并給予正確解決

　　在建立新中國之初的歷史轉變關頭，毛澤東運用對立統一規律，全力認識和抓住主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加以正確解決，促進矛盾向有利于我黨領導人民鞏固人民民主專政，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穩步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方面轉化。

　　新中國成立前后，對主要矛盾的認識，毛澤東有一個發展過程。

　　早在1947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上，通過的毛澤東所作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的政治報告，是最后“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帶綱領性的文件，用以指導革命實踐；同時，對全國解放戰爭的最后勝利，作了周密部署。新中國猶如一輪噴薄欲出的朝日，很快就要冉冉升起在世界的東方。

　　這個時候，毛澤東不僅親自領導和指揮解放戰爭的最后勝利，同時又在考慮新中國建國之初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他運用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科學地分析了當時中國的國情。1948年2月，中共中央提出了《關于土地改革中各社會階級的劃分及其待遇的規定》。他在給劉少奇的電報中指出：“這個文件實際上帶著黨綱、政綱、政策幾重性質。如果我們要取得全國勝利，需要有這樣一個文件，黨內外才有明確遵循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生活的章程。”這個文件的前兩章是毛澤東親自執筆寫的。毛澤東在這個文件中說：“中國的社會經濟形態，還在一百多年以前（一八四0年中英鴉片戰爭時期），就開始由古代的獨立的封建的社會經濟形態，逐步地改變為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社會經濟形態，即是說半獨立的半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形態。在目前整個中國社會經濟中，一方面，存在著外國帝國主義的經濟，本國封建主義的經濟和自由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就是舊中國的社會經濟形態；另一方面，存在著新式的國家經濟、被解放了的農民和小生產者的經濟和在新民主國家指導下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這些就是新中國的社會經濟形態。”長時期內占據優勢的舊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經濟形態“現在正在被新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所代替”。(《毛澤東文集》第5卷，P57)

　　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對這種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形態作了進一步的論證;研究了新中國成立之初，黨的工作部署。在作會議結論時，毛澤東特別強調了新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問題。他說：“現在點明一句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國主義的矛盾。”其次，內部還有其他矛盾，如民族矛盾、工農之間的矛盾等等。

　　而這個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繼《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等著作之后，在九月會議上，又作了進一步的論述。同時，毛澤東深謀遠慮，對于新中國建國之初的這個矛盾主要方面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的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等各方面都作了充分的思想準備和部署。

　　政治上。毛澤東在闡述政權建設時特別指出新中國的國體和政體。所謂國體，是指國家政權的階級性。毛澤東指出：“我們政權的階級性是這樣：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但不僅僅是工農，還有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參加的人民民主專政。”在這里，毛澤東在黨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第一次正式提出“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概念。人民民主專政在實質上即就其主體部分來說與工農民主專政是一致的，但它比后者的范圍要更為廣泛，因為“六大規定的是工農民主專政，沒有估計到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在帝國主義壓迫下還可以跟無產階級合作”;人民民主專政在根本上是與地主買辦階級專政相區別的。“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各級政府機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以示和蔣介石政權不同”。之后，1949年2月初，在與斯大林派來的代表米高揚談話中，毛澤東就新中國政權的性質說，“這個政權的性質簡括地講就是：在工農聯盟基礎上的人民民主專政，而究其實質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不過，對我們這個國家來說，稱為人民民主專政更為合適，更為合情合理。”可是，最近這三十多年來，我們的各級政府把為人民服務變成了“為人民幣服務”，人民又重新淪為“奴隸”、“仆人”，又被壓在社會的最底層。不知和蔣介石政權還有什么不同?!

　　所謂政體，是指國家政權的構成形式。毛澤東提出：“我們政權的制度是采取議會制呢，還是采取民主集中制？”他說：“我們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資產階級議會制。”這是因為，歷史的經驗已經表明，“議會制，袁世凱、曹錕都搞過，已經臭了”。那時的議會，不過是封建軍閥的工具而已。“我看我們可以這樣決定，不必搞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和三權鼎立等”；而應當“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各級人民代表會議制度”。

　　經濟上。九月會議進一步闡明了中國社會的社會經濟形態。至于新中國的經濟成分究竟有哪幾種，怎樣對這些經濟成分進行分析，毛澤東認為，那“還要考慮”。

　　當東北局報的關于東北經濟構成及經濟建設的文件，經過劉少奇審改，報送毛澤東審批。毛澤東特別提到劉少奇在“決不可以采取過早地限制私人資本經濟的辦法”一句中指明是指“現時還有益于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經濟”，是很重要的。“因為就我們整個的經濟政策來說，是限制私人資本的，只是有益于國計民生的私人資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國計民生’，這就是一條極大的限制，即引導私人資本納入‘國計民生’的軌道之上。要達到這一點，必須經常和企圖脫出這條軌道的私人資本作斗爭。而這些私人資本雖然已經納入這條軌道，他們總是想脫出去的，所以限制的斗爭將是經常不斷的。”(《毛澤東書信選集》P306)（點評：就是在這個重要問題上，毛澤東與劉少奇在建國前后，在理論和實踐上，發生了分歧。劉少奇“要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而毛澤東則認為，必須要對資本家階級實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針，要引導他們走到社會主義的軌道上去。——筆者）

　　之后，在同米高揚的會談中，毛澤東曾講到，關于恢復生產和經濟建設問題，戰爭一旦結束，我們不但要恢復生產，而且要建設嶄新的、現代化的、強大的國民經濟。他說，今后對我們最嚴峻、最重大的考驗是群眾工作。中國五億多人口，對他們的發動、組織、安排談何容易。當前擺在我們面前的迫切任務是解決人民的衣食住問題和安排生產建設問題。他說，國家建設這個課題對我們來說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學會的。有蘇聯走過的道路可資借鑒，中國革命成功后的生產建設工作可能會快些。

　　軍事上。1947年繼毛澤東總結出十大軍事原則，1948年9月會議，進一步作了部署，要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最后的戰略決戰，從根本上打倒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派。繼之，毛澤東和黨中央親自領導和部署遼沈戰役、淮海戰役和平津戰役。使解放戰爭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1949年1月31日，三大戰役以和平解放北平為標志取得完全勝利。之后第二天，毛澤東在同米高揚會談中，關于解放全中國的問題，毛澤東說，目前，還有一半的領土尚未解放。大陸上的事情比較好辦，把軍隊開過去就行了。海島上的事情就比較復雜，需要采取另一種較靈活的方式去解決，或者采用和平過渡的方式，這就要花較多的時間了。在這種情況下，急于去解決香港、澳門的問題，也就沒有多大意義了。相反，恐怕利用這兩地的原來地位，特別是香港，對我們發展海外關系、進出口貿易更為有利些。比較麻煩的有兩處：臺灣和西藏。其實，西藏問題也并不難解決，只是不能太快，不能過于魯莽。臺灣是中國領土，這是無可爭辯的。現在估計國民黨的殘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我們隔海相望，不相往來。那里還有一個美國問題。臺灣實際上就在美帝國主義的保護下，這樣，臺灣問題比西藏問題更復雜，解決它更需要時間。

　　外交上。國際關系和新中國的對外政策問題，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籌建新中國的過程中所考慮的重要問題之一。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大城市陸續回到人民手中，制定明確的外交工作方針已經提上了現實的議事日程。

　　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外交工作的指示》，這個指示是由周恩來起草并經毛澤東改定的。《指示》說：“目前我們與任何外國尚無外交關系許多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帝國主義政府，是幫助國民黨反動派反對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因此，我們不能承認這些國家現在派在中國的代表為正式的外交人員，實為理所當然。我們采取這種態度，可使我們在外交上立于主動地位，不受過去任何屈辱的外交傳統所束縛。在原則上，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必須取消，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必須實現，這種立場是堅定不移的。但在執行的步驟上，則應按問題的性質及情況分別處理。”關于外交關系，《指示》提出了“另起爐灶”的方針，即是說：“凡屬被國民黨政府所承認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大使館、公使館、領事館及其所屬的外交機關和外交人員，在人民共和國和這些國家建立外交關系以前，我們一概不予承認，只把他們當作外國僑民對待，但應予以切實保護。對于這些國家的武官應與外交人員同樣看待。但對美國武官，因其直接援助國民黨打內戰，則應派兵監視，不得給以自由。對于蘇聯及新民主國家的使領館及其所屬的外交機關和人員，因為他們的外交政策是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外交政策根本上不同的，故我們對待他們的態度亦應根本上不同于資本主義國家。但因人民國家，現在和他們尚和其他國家一樣，沒有正式建立外交關系，故我們現在和他們的在華外交機關之間，亦只作非正式的外交往來，其所屬武官同。”指示還談到了外資關系及外貿關系。《指示》強調：“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項，不允許任何外國及聯合國干涉中國內政。因為中國是獨立國家，中國境內之事，應由中國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決如有外國人提到外國人調解中國內戰等事，應完全拒絕之。”這個指示，突出地顯示了毛澤東黨中央在處理對外關系中的堅定的民族立場和人民立場，原則性和靈活性，闡明了新中國的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則。

　　兩周以后，毛澤東在同米高揚的會談中，進一步生動形象地闡述了新中國的對外政策的總方針問題。毛澤東說，我們這個國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個家庭來講，它的屋子太臟了，柴草、垃圾、塵土、跳蚤、臭蟲、虱子什么都有。解放后，我們必須認真清理我們的屋子，從內到外，從各個角落以至門窗縫里，把那些臟東西通通打掃一番，好好加以整頓。等屋內打掃清潔、干凈，有了秩序，陳設好了，再請客人進來。我們的真正朋友可以早點進屋子來，也可以幫助我們做點清理工作，但別的客人得等一等，暫時還不能讓他們進門。我們的屋里本來就夠臟的，因為帝國主義分子的鐵蹄踐踏過。而某些不客氣、不講禮貌的客人再有意帶些臟東西進來，那就不好辦了。在這里，毛澤東闡明了新中國對外工作中的又一項重要方針，即“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

　　這樣，毛澤東就運用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從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各個方面，已經清晰地繪制出新中國的藍圖，這也為之后召開的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作了充分準備。

　　（二）中共七屆二中全會，進一步抓好主要矛盾，

　　為新中國建立做好充分準備

　　1949年3月5日-13日，在中國革命即將取得全國勝利的前夕，為了組織和迎接全國勝利，實行黨的工作重心的轉移，研究中國從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從新民主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的途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決定，于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召開中共七屆二中全會。開幕的當天，毛澤東作了報告。這個報告完全是在唯物辯證法統帥下，高屋建瓴，把理論和實踐結合起來，用主要矛盾和矛盾轉化的原理指導革命實踐，真是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

　　其主要內容是：

　　1.提出了促進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和組織這個勝利的各項方針

　　首先，軍事方針。經過三年多的人民解放戰爭，特別是經過戰略決戰的三大戰役，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已經被消滅，今后解決剩下的100多萬國民黨軍隊的方式，不外乎天津（戰爭解決）、北平（和平解放）、綏遠（等待整編）三種方式。毛澤東強調指出，用戰斗去解決敵人，例如解決天津的敵人那樣，仍然是我們首先必須準備的；但同時也應看到，按照北平或綏遠那樣的和平方式解決問題的可能性是增加了，我們必須注意和學會這種斗爭方式。要注意，這仍然是一種斗爭方式，只有通過斗爭，才能促進矛盾的轉化，不是不用斗爭就可以解決問題的。

　　鑒于革命形勢的迅速發展，需要大量干部去接管廣大的新區，建立新的政權，毛澤東還指出，人民解放軍不僅永遠是一個戰斗隊，同時又是一個工作隊。必須把人民解放軍看成是一個巨大的干部學校，必須準備把二百一十萬野戰軍全部轉化為工作隊，必須更充分地發揮它的工作隊的作用。

　　2.說明了在全國勝利的局面下，黨的工作重心必須由鄉村轉向城市

　　1927年以后，黨的工作重點是在鄉村。毛澤東指出，采取鄉村包圍城市這樣一種工作方式的時期現在已經完結。“從現在起，開始了由城市到鄉村并由城市領導鄉村的時期”。今后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軍將先占城市，后占鄉村。為此，全黨同志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學會在城市環境中進行各種新的形式的斗爭。當然，城鄉必須兼顧，決不可以僅顧城市丟掉鄉村。

　　城市工作的中心任務，是恢復和發展生產事業。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須圍繞著生產建設這一中心工作并為這個中心工作服務。只有將城市的生產事業恢復和發展起來，將消費的城市變成生產的城市，使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人民政權才能鞏固起來。為此，他號召全黨同志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習生產的技術和管理生產的方法，必須學習同生產有密切聯系的商業工作、銀行工作和其他工作。

　　黨在領導城市工作時，“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其他勞動群眾，爭取知識分子，爭取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們方面，或者使他們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國主義者、國民黨、官僚資產階級作堅決的斗爭”，并一步一步地去戰勝這些敵人。

　　3.強調了要正確認識和抓住主要矛盾，并且正確解決這個主要矛盾，使中國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社會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

　　毛澤東指出：“中國革命在全國勝利，并且解決了土地問題以后，中國還存在著兩種基本的矛盾。第一種是國內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種是國外的，即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他分析了全國勝利后的階級斗爭的新形勢，指出：“在拿槍的敵人被消滅以后，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他們必然地要和我們作拼死的斗爭，我們決不可以輕視這些敵人。”因此，“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在人民民主革命勝利以后，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須強化”。自從1948年九月會議上，毛澤東開始提出新中國建國之后的主要矛盾問題，經過差不多半年的時間，反復思考和認識，到這次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進一步明確提出新中國的主要矛盾問題。這說明毛澤東運用唯物辯證法的世界觀中最基本的規律——對立統一規律，對即將誕生的新中國的深謀遠慮。而且，要著重抓好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要求我們黨去認真地團結全體工人階級，全體農民階級和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這些是這個專政的領導力量和基礎力量。”沒有這種團結，這個專政就不能鞏固。同時也要求“我們黨去團結盡可能多的能夠同我們合作的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人，它們的知識分子和政治派別，以便在革命時期使反革命勢力陷入孤立，徹底地打倒國內的反革命勢力和帝國主義勢力；在革命勝利以后，迅速地恢復和發展生產，對付國外的帝國主義，使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

　　他還著重地分析了中國經濟各種成分的狀況和黨必須采取的正確政策，批判了在這個問題上的“左”的和右的偏向。他指出，在舊中國的經濟中，大約現代化的工業占10%左右，農業和手工業占90%左右，“這是中國革命時期內和在革命勝利以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一切問題的出發點”。中國的現代工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資本是集中在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中國官僚資產階級手里。沒收官僚資本歸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共和國所有，就使人民共和國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這種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成分。今后一個相當長時期內，我們的農業和手工業的基本形態，仍將是大量的分散的個體的。對于這種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是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經過合作社經濟，引導它們向著合作化和現代化的方向發展的。中國的私人資本主義工業占了現代工業中的第二位，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應當容許一切有利于國民經濟的城鄉資本主義成分的方針;同時，又對它采取恰如其分的有伸縮性的限制政策。而這是必然會受到資產階級的反抗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爭，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斗爭的主要形式。”

　　他并且對于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作了展望。他說，中國的經濟遺產是落后的，但是中國人民是勇敢而勤勞的，“中國經濟建設的速度將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當地快的，中國的興盛是可以計日程功的。對于中國經濟復興的悲觀論點，沒有任何的根據”。

　　毛澤東運用唯物史觀關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基本矛盾運動，分析新中國的經濟基礎狀況，由此所決定的階級斗爭的情況。這就給人以高屋建瓴、勢如破竹的氣勢，這就使各級黨的干部干起工作來，頭腦清醒，痛快淋漓，勇往直前。

　　4.而要抓好解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轉化，必須首先抓好黨的建設問題。這是關鍵，是要害。所以，毛澤東在報告的最后部分，特別強調：告誡全黨必須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務必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對于中國共產黨即將成為全國范圍的執政黨以后面臨的新情況，毛澤東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說，中國革命的全國勝利，將沖破帝國主義的東方戰線，具有偉大的國際意義。但鞏固這個勝利，“是需要很久的時間和花費很大的氣力的事情”。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一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他強調說：“奪取全國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國的革命是偉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我們有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武器。我們能夠去掉不良作風，保持優良作風。我們能夠學會我們原來不懂的東西。我們不但善于破壞一個舊世界，我們還將善于建設一個新世界。中國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國主義者討乞也能活下去，而且還將活得比帝國主義國家要好些。

　　5.不僅要抓好黨的作風建設，還要搞好黨的思想方法和領導方法建設。在這個會議上，毛澤東還運用唯物辯證法指導，專門講了黨委會的工作方法問題。這是運用對立統一規律的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及其矛盾轉化原理指導黨委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的一個光輝范例。

　　這主要是：

　　黨委書記要善于當“班長”。有問題要擺到桌面上來，不要在背后議論。有了問題就開會，擺到桌面上來討論，問題就解決了。“班長”和委員還要能互相諒解，“諒解、支援和友誼比什么都重要。”這就是要正確處理黨委書記即“班長”(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黨委委員(矛盾的次要方面)之間的辯證關系。還要“互通情報”。要不恥下問。切不可強不知以為知，要“不恥下問”，要善于傾聽下面干部的意見。先做學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請教，然后再下命令。這就是要正確處理領導和下層、領導和群眾之間矛盾的辯證關系。要學會“彈鋼琴”。彈鋼琴要十個指頭都動作，不能有的動，有的不動。十個指頭同時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調子。要產生好的音樂，十個指頭的動作要有節奏，要互相配合。黨委要抓緊中心工作，又要圍繞中心工作而同時開展其他方面的工作。這仍然是要抓好中心工作(即主要矛盾)，并要兼顧好其他(次要矛盾)方面的工作。要“抓緊”。抓而不緊，等于不抓。要做到胸中有“數”。要出“安民告示”。要“精兵簡政”。講話、演說、寫文章和寫決議案，都應當簡明扼要。會議也不要開得太長。要注意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不論在地方上或部隊里，都應該注意這一條。對黨外人士也是一樣。“我們都是從五湖四海匯集攏來的，我們不僅要善于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同志，而且要善于團結和自己意見不同的同志一道工作。我們當中還有犯過很大錯誤的人，不要嫌這些人，要準備和他們一道工作。”要力戒驕傲。要劃清兩種界限。是革命還是反革命;還要劃清正確與錯誤、成績與缺點、主要的和次要的。

　　毛澤東運用唯物辯證法指導，所講的黨委會的工作方法，至今仍然是各級領導干部必須注意遵循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而如今黨委領導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完全不講甚至根本不懂得唯物辯證法!他們只知道個人主觀武斷、獨斷專行，個人說了算。完全是主觀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沒有一絲一毫的辯證法。

　　這樣，經過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的報告，就為新中國的建立，作了思想、理論、路線、政策等方面的充分準備。

　　（三）根據新中國建國初期的客觀實際情況，抓住主要矛盾，解決好民主革命遺留問題，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

　　面對新中國成立初期復雜的形勢，紛繁的工作頭緒，百廢待興、百業待舉的局面，中國共產黨應當采取何種方針，應當如何確定工作重點，應當實行什么樣的戰略策略?這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在決策方面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

　　毛澤東更是嫻熟地運用唯物辯證法的對立統一規律，分析矛盾，抓住主要矛盾，搞好矛盾的轉化工作。時時刻刻把握領導工作的主動權。

　　如前面所述，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了建國后的主要矛盾，國內的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對外是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那末，是不是新中國剛建立，主要矛盾馬上就表現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毛澤東并沒有機械地教條地運用主要矛盾的理論，而是從新中國建國初期的客觀實際出發，分析矛盾、解決矛盾，促進矛盾的轉化。

　　毛澤東在1950年6月召開的七屆三中全會上，唯物而又辯證地分析新中國成立初期的形勢：

　　七屆二中全會以來，我們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取得了全國革命的勝利，成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從古未有的偉大勝利。但是，在偉大勝利的形勢下，我們面前還有很復雜的斗爭，還有許多困難。

　　在北方約有一億六千萬人口的老解放區，完成了土地改革。我們黨解放戰爭，主要就是靠這些老解放區的人民打勝的。有了土地改革這個勝利，才有了打倒蔣介石的勝利。還有新解放的三億一千萬人口的廣大地區，今年秋季就要開始土地改革，推翻整個地主階級。

　　我黨在領導完成新解放區土地改革這個重大任務，所面對的敵人是夠大夠多的。第一，帝國主義反對我們。第二，臺灣、西藏的反動派反對我們。第三，國民黨殘余、特務、土匪反對我們。第四，地主階級反對我們。第五，帝國主義在我國設立的教會學校和宗教界的反動勢力，以及我們接收的國民黨的文化教育機構中的反動勢力，反對我們。我們要同這些敵人作斗爭，在比過去廣大得多的地區完成土地改革，這是歷史上沒有過的極為激烈的偉大斗爭。

　　而解決這些敵人，就是當時我黨所面臨的主要矛盾的敵對方面。這也是當時工作的重點。毛澤東正是根據客觀實際情況，為我黨規定了“我們當前總的方針是什么呢？就是肅清國民黨殘余、特務、土匪，地主階級，解放臺灣、西藏，跟帝國主義斗爭到底。為了孤立和打擊當前的敵人，就是要把人民中間不滿意我們的人變成擁護我們。”

　　面對這些敵人和困難，我們總要想各種辦法來解決。這主要是：

　　我們要合理調整工商業，使工廠開工，解決失業問題，并且拿出二十億斤糧食解決失業工人的吃飯問題，使失業工人擁護我們。我們實行減租減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廣大農民就會擁護我們。我們也要給小手工業者找出路，維持他們的生活。對民族資產階級，我們要通過合理調整工商業，調整稅收，改善同他們的關系，不要搞得太緊張了。對知識分子，要辦各種訓練班，辦軍政大學、革命大學，要使用他們，同時對他們進行教育和改造。

　　全黨都要認真地、謹慎地做好統一戰線工作。要在工人階級領導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把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團結起來。民族資產階級將來是要消滅的，但是現在要把他們團結在我們身邊，不要把他們推開。我們一方面要同他們作斗爭，另一方面要團結他們。現在我們需要采取這個策略。團結少數民族很重要。全國少數民族大約有三千萬人。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須謹慎對待。

　　毛澤東在七屆三中全會的講話中，鑒于當時中國存在的客觀情況，最后進一步強調了黨的總的戰略策略方針。他說：

　　“總之，我們不要四面出擊。四面出擊，全國緊張，很不好。我們絕不可樹敵太多，必須在一個方面有所讓步，有所緩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進攻。我們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工人、農民、小手工業者都擁護我們，使民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人不反對我們。這樣一來，國民黨殘余、特務、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階級就孤立了，臺灣、西藏的反動派就孤立了，帝國主義在我國人民中間就孤立了。我們的政策就是這樣，我們的戰略策略方針就是這樣，三中全會的路線就是這樣。”(《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不要四面出擊》)

　　毛澤東在七屆三中全會的書面報告中，強調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的任務，并且指出，為此需要三個條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現有工商業的合理調整；（三）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的大量節減。

　　根據黨的七屆二中全會和三中全會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和策略，毛澤東和黨中央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在各條戰線上進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爭。主要是：

　　1.開展土地改革，消滅統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地主階級所有制，轉變為農民個體所有制

　　這樣一些偉大革命任務的完成，對于消滅國民黨殘余、特務、土匪，對于推翻統治中國兩千多年來的封建地主階級、深刻地變革地主階級的反動經濟基礎，這對于迅速恢復國民經濟，為社會主義新中國的革命和建設創造一個好的基礎和前提條件，是極為重要的。

　　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親自指揮和部署，各野戰軍分別向我國的西北，中南，華南，東南，西南進軍，橫掃國民黨殘余勢力。到1950年6月，解放了除西藏、臺灣及少數海島外的全部領土。使新中國的社會秩序得到安定。

　　以消滅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建立農民階級的土地所有制為內容的土地改革運動，是從1950年開始，分期分批進行的。土地改革的總路線是：依靠貧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這比較1947年全國土地會議所制定的《中國土地法大綱》，在政策上，更合情合理，更得人心，更受到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農民群眾擁護，更有利于發展農業生產。其一，1947年土地法，規定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這種做法有利于徹底反封建，但也往往會損害一部分中農的利益。現時的規定，土地不打亂平分，而是中間不動、兩頭平分，即沒收地主的土地和富農出租的土地，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同時也分給地主一份。這種政策和做法既徹底廢除了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滿足了貧苦農民的土地要求，又有利于團結中農(富裕中農的土地財產不動，允許他們保留高于當地平均數的土地量;下中農則可以分進一部分土地)，也可以避免由于土地關系的不必要的變動可能引起的減產等損失。其二，解放戰爭時期，由于富農在政治上傾向地主，反對土地改革、反對革命戰爭，由于革命戰爭要求農民承擔出兵員、出公糧、出義務勞動等任務，為了更多的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提高他們支前的積極性，黨采取了征收富農多余土地的政策。這在當時是必要的。全國解放后，隨著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富農在政治上有了中立的可能，而農民的負擔也沒有戰爭年代那么重了，他們的某些需要可以采取由國家發放貸款等辦法加以解決，因此采取中立富農和保存富農經濟的政策，而只征收半地主式富農出租的土地。土改以后，富農一般占有相當于平均數兩倍的土地。這樣做，有利于孤立地主，安定中農的情緒。再有，現時的土改政策規定分給地主一份土地。這同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機會主義者們所搞的“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是根本對立的。現在這種政策，更有利于把地主分子的大多數人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土地改革的勝利完成，使得共產黨進一步得到全國最大多數人民——農民的熱烈擁護，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權的基礎——工農聯盟得到了極大的鞏固，資產階級第一次感到了孤立;使得農村生產力從封建生產關系的束縛下解放出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為推進工業生產的發展創造了重要的條件。

　　2.開展鎮壓反革命運動，完成民主革命的遺留任務

　　與進行土地改革的同時，還大張旗鼓地開展了鎮壓反革命的運動。著重打擊土匪、惡霸、特務、反動黨團骨干分子、反動會道門頭子，這五種反革命分子。

　　在“鎮反”運動中，毛澤東運用唯物辯證法規定了正確的政策和策略，“鎮壓與寬大相結合”，使運動取得了很大的勝利，達到了如期的目的。

　　為了保證鎮反運動的勝利進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強調，第一，對反革命必須堅決鎮壓。毛澤東指出，那些南霸天、北霸天，“那些小蔣介石不殺掉，我們這個腳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產力，不能解放勞動人民。生產力就是兩項：勞動者和工具不鎮壓反革命，勞動人民不高興。牛也不高興，鋤頭也不高興，土地也不舒服，因為使牛、使鋤頭、利用土地的農民不高興。所以對反革命一定要殺掉一批，另外還要捉起來一批管制一批”。第二，要實行群眾路線，即在黨委統一領導下，使公安、司法機關同廣大群眾相結合。因為只要廣大群眾動員起來，檢舉、揭發、追捕反革命，反革命就無處藏身；群眾起來了，不但使壞人逃不掉，也可防止好人受冤枉。第三，對反革命要打得狠、打得準、打得穩。所謂打得狠，就是要堅決地殺掉一切應殺的反動分子。毛澤東指出，只有如此，才能使敵焰下降、民氣大伸，如果我們姑息養奸，則將遺禍人民、脫離群眾。打得準，就是不要錯殺。中央人民政府頒布了懲治反革命條例，以此作為量刑的根據。在運動中，強調重證據而不輕信口供，嚴禁逼、供、信。捕人、判刑都有嚴格的控制，并經過精密的審查。打得穩，就是要注意策略。在群眾運動高潮起來以后，中央及時決定立即實行謹慎收縮的方針，集中力量處理積案。在斗爭中，采取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方針，即首惡必辦，脅從者不問，立功者受獎。就是對于犯了死罪但其罪行尚未達到最嚴重程度者，還采取判處死刑、緩期執行、強迫勞動、以觀后效的政策。毛澤東指出，“這個政策是一個慎重的政策，可以避免犯錯誤。這個政策可以獲得廣大社會人士的同情。這個政策可以分化反革命勢力，利于徹底消滅反革命。這個政策又保存了大批的勞動力，利于國家建設”。這樣，黨政軍經團各界中清出的反革命，十之八九的死罪分子就可以保全下來不殺了。他強調：“其應執行死刑的極少數人（大約占死罪分子的十分之一二），為慎重起見，一律要報諸大行政區或大軍區批準。”

　　通過鎮壓反革命運動，基本上摧毀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遺留在大陸上的殘余反革命勢力，使得基層政權進一步掌握在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手里，極大地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和安定了社會秩序。

　　與土改和鎮反運動相結合，毛澤東和黨中央還領導人民進行了多方面的民主改革。比如：在工礦交通企業中，反對封建把頭制度;在社會上，嚴格取締舊社會遺留的賣淫嫖娼、吸毒販毒、聚眾賭博等丑惡現象。經過僅僅兩三年的時間，在毛澤東共產黨領導下，就迅速蕩滌了這些在舊社會屢禁不絕、在西方社會也被視為不治之癥的社會病害。這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的贊許和刮目相看。這些污泥濁水，在毛澤東時代禁絕了三十年。可是，“新時代”也不過幾年、十幾年、幾十年，這些丑惡現象迅即死灰復燃，把整個中華大地搞得烏煙瘴氣，丑惡、腐朽、糜爛，不堪入目。

　　民主革命遺留任務的勝利完成，使得人民民主政權更加鞏固，為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和爾后進行的社會主義改造提供了重要的社會政治條件。

　　3.進行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斗爭，開展抗美援朝運動

　　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仍然面臨著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嚴重任務。為此，對外，毛澤東黨中央按照七屆二中和三中全會制定的路線和總方針，必須正確解決如何同美國等帝國主義國家打交道和應當同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何種關系這兩個重要問題。

　　1949年春夏之間，毛澤東先后提出了“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三條方針。根據當時的國際環境和中國的歷史狀況、現實情況，對上述問題作出了明確答復。所謂“另起爐灶”和“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兩條方針，就是說：對國民黨政府同各國建立的舊外交關系一律不予承認，將駐在舊中國的各國使節只當作普通僑民對待不當作外交代表看待，對舊中國同外國簽訂的一切條約和協定要重新審查處理，把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的勢力和特權逐步加以肅清，在互相尊重領土主權和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同世界各國建立新的外交關系。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曾講到，關于帝國主義國家對中國的承認問題，不要急于去解決。當時的考慮是：一是從來敵視中國人民的帝國主義，決不會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態度對待中國，只要他們一天不改變敵視新中國的態度，在中國就一天不給它們以合法的地位;二是舊中國長期為帝國主義所控制，新中國應該在清除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勢力和影響后再同帝國主義建交，這對于防止帝國主義鉆進來搗亂有好處。二中全會據此作出過相應的決議。

　　根據中國共產黨的上述方針和《共同綱領》的相關規定，新中國堅決廢除了帝國主義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廢除了外國在華的駐兵權，并收回了外國兵營的地產權及征用了兵營和其他建筑，中國海關完全由中國人民自己掌握起來，外國在華的內河航行權和自由經營權也被廢除了。中國已是完全獨立的主權國家。只有香港、澳門作為我國對外發展關系的窗口，從這個大戰略策略方針出發，毛澤東黨中央決定把這兩個地方暫時留在英國和葡萄牙手中。

　　關于“一邊倒”。按照毛澤東的解釋，這就是，中國人民為了“達到和鞏固勝利”，“必須一邊倒”，倒向社會主義一邊。這是因為，二次大戰之后，國際上正在出現社會主義陣營和帝國主義陣營的尖銳對立，而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即屬于帝國主義陣營的范疇)堅持敵視人民中國的方針;中國人民及其領導人還不能不考慮到：新中國誕生后，帝國主義不甘心自己在中國的失敗，有可能對中國進行武裝干涉，如同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后，帝國主義對新生的蘇維埃共和國進行武裝干涉一樣。來自帝國主義國家武裝干涉的可能性，決定了中國同社會主義國家聯合的必要性。事實上，1950年2月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就有關于軍事合作的條款。這個條約對于鞏固中蘇兩國的國家安全，在歷史上是起了作用的。

　　不過，蘇聯推行大國霸權主義由來已久。新中國成立初期，中蘇之間也并非沒有矛盾。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對新中國是存有疑慮的，他懷疑中國革命的勝利“是鐵托式的勝利”。按他的理解，這也就是說，中國革命的勝利并非共產主義事業的勝利而是民族主義的勝利。所以毛澤東說過，“一九四九、一九五0兩年對我們的壓力很大”。 (《毛澤東文集》第7卷，P42)我抗美援朝以后，他才打消了這種疑慮。有一個時期中蘇關系發展得比較順利，蘇聯對中國的建設給予了有力的支援。盡管如此，毛澤東還是一再告誡，中國要用自己的頭腦思考，要用自己的腿走路。周恩來還說，我們對外交問題有一個基本立場，任何國家都不能干涉中國的內政;外援如有利于中國當然要，但不能依賴，即使對于蘇聯及各人民民主國家，我們也不能有依賴之心;對兄弟國家，戰略上雖是聯合，但戰術上不能沒有批評。

　　新中國面臨的威脅主要來自美國。毛澤東早在七屆二中全會就指出，對外的主要矛盾是中國和帝國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

　　美國是蔣介石進行反革命內戰的主要支持者。抗戰勝利后，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堅決反對美國政府扶蔣反共、助蔣內戰的政策；同時，也曾主張“采取和美國以及英法各國實行通商及經濟合作的方針”，“尤其希望在兩利的原則下發展（中美）兩國經濟關系”。(《當代中國外交》P30)

　　全國解放前夕，為了探討與美國建立正常關系的可能性，考慮到司徒雷登有意訪問北平這一情況，毛澤東、周恩來曾經通過黃華向他表示他可以私人身份來北平，中共領導人可以在北平接待他。由于美國政府堅決敵視人民中國的立場，中國人民關于同美國建立正常關系的愿望沒能實現。美國政府在1949年公布的白皮書中，公開對他們在中國的失敗表示不甘心。他們把中國人民的勝利說成是中國落入了蘇聯的勢力范圍，說什么“中國悠久的文明和民主個人主義終于會再現身手，中國終于會擺脫外國的羈絆”，而他們將“鼓勵”“一切朝著這個目標的發展”。當年，毛澤東曾經對這個白皮書批得體無完膚。然而，不想毛澤東逝世之后的不過“幾年，十幾年，幾十年”，美國當權者艾奇遜、杜勒斯們“和平演變”社會主義中國的希望竟在胡耀邦趙紫陽及其后的徒子徒孫走資派們之手變成了血淋淋的現實。這真是開了歷史一個大玩笑!

　　關于抗美援朝戰爭。美國侵略朝鮮的戰爭直接威脅了中國的國家安全。要不要參戰?這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面臨著的一個十分艱難的選擇。毛澤東從對中國、對朝鮮、對世界的戰略全局出發，從解決中國和帝國主義的矛盾的戰略高度出發，在黨中央開會討論是否參戰的問題時堅定地指出，“我們采取積極的政策，對中國、對朝鮮、對世界都極為有利”。如果在這個關鍵時刻不下決心，不僅朝鮮被占領，就是我們自己的建設也將成為不可能。當然，決定參戰，就必須準備迎接由此可能帶來的后果。他指出，我們要作好美國宣布和中國進入戰爭狀態、至少使用空軍轟炸中國的大城市及工業基地、用海軍攻擊沿海地帶這樣的準備；但同時要相信，“美國人是可以戰勝的，美國軍隊比起蔣介石的某些能戰的軍隊其戰斗力還要差些”。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參戰，并同朝鮮人民一起,在毛澤東的親自領導和指揮下，在彭德懷為司令員的前線司令部直接指揮和部署下，在朝鮮人民軍的配合下，最終贏得了這場反侵略戰爭的勝利，這個事實充分證明了毛澤東上述決策的英明。這個勝利，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樣，具有巨大而深遠的意義。它使帝國主義侵略者獲得了必要的教訓，懂得“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在一定意義上，也可以說，這場戰爭是解放戰爭在特殊條件下的延續。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打敗美國帝國主義及其仆從國，不贏得這場戰爭的勝利，中國的獨立是不鞏固的，中國人民要在和平環境中安心地進行經濟建設也是不可能的。這個勝利，同時也使中國人民認識到“美帝國主義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從而極大地增強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他認為，這是中國人民取得的“一條了不起的經驗”。(《毛澤東選集》第五卷，P101-106)對于這個問題，他后來還曾說過，我國過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國主義，歷來受人欺負。“有些人做奴隸做久了，感覺事事不如人，在外國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門寺》里的賈桂一樣，人家讓他坐，他說站慣了，不想坐。在這方面要鼓點勁，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來，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視美帝國主義的精神發揚起來。”(《毛澤東文集》第7卷，P43)沒有這樣一種精神狀態，中國就不可能光榮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4.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

　　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深刻闡述了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經濟、政治和文化的辯證關系的基本觀點。“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表現。”

　　新中國的建立，在政治上，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奪取了政權，中國開始進入了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只有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這個經濟基礎，作為政治的主體的國家政權才能鞏固和發展。因此，毛澤東和黨中央始終把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作為特別重要的中心工作來抓。早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就已經提出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工作的任務。新中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反復地強調，“只要我們對生產和貿易兩個問題不能解決，我們就失去存在的物質基礎，壞分子就每天握有資本去煽動落后群眾反對我們，我們團結多數孤立少數的政策就軟弱無力，無法實現。”所以，毛澤東和黨中央清醒地認識到，能否領導人民做好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工作，這是一個關系到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權能否鞏固、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工作能否開展的極大的問題。

　　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需要黨和政府對各種經濟成分采取正確的政策。

　　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政治統治被推翻以后，如何對待外國資本、地主經濟、官僚資本的問題還有待于進一步解決。

　　關于外國資本。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黨中央曾經設想，獨立的新中國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接受外國投資。新中國成立后，根據黨的七屆二中全會關于對外資企業應分別先后緩急給予正當解決的決定，對外資企業采取了“按照國籍、系統、行業等不同的情況，進行個別處理和分別對待”的方針。按照中國政府的政策，只沒收日、德、意三個法西斯國家的財產，一般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的財產均不沒收，只是廢除它們依靠不平等條約取得的特權。一般外資企業只要遵守中國法令，不危害國計民生，可以繼續經營。全國解放時，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在華企業有一千多家，主要屬于英美壟斷集團。由于美國糾集一些國家對中國實行封鎖禁運，企圖從經濟上扼殺新生的人民共和國，中國政府遂對這些外資企業進行了監督、管理。美國發動侵朝戰爭以后，悍然宣布凍結中國在美國管轄區內的公私財產，并禁止一切在美注冊的船只開赴中國港口。中國政府至此乃宣布管制美國政府和美國企業的一切在華財產。其他外國在華企業，由于不再享有原先的特權，特別由于美國實行封鎖禁運，大部分陷入癱瘓狀態。它們中間，有些企業申請歇業，有些企業自行放棄經營，有些企業自動要求轉讓給中國政府以便抵償他們在中國的債務，有些企業則由中國政府作價收購。這些被征用、收購的企業，隨后即成了中國國營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

　　關于地主階級經濟。地主土地所有制是中國的一種反動的生產關系，它是在土地改革中被消滅的。如前所述。

　　關于官僚資本。官僚資本是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它是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經濟基礎。官僚資本主義即買辦的封建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并不是在生產發展、一般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形成的，不是經由一般壟斷而后進入國家壟斷的。它是依靠帝國主義、勾結封建勢力、直接利用國家政權，一方面掠奪工農勞動群眾及其他小生產者，一方面壓迫民族資產階級，兼并民族工商業，而直接成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官僚資本的發展在根本上并不等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相反，它恰恰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嚴重障礙。因此，沒收官僚資本歸人民共和國所有，就成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三大經濟綱領之一。

　　沒收官僚資本，主要是沒收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所壟斷的國家政權，在抗日戰爭勝利后接管的日、德、意在中國的企業，以及他們靠反革命武裝所經營二十多年形成的、控制整個中國國家經濟命脈的壟斷資本。官僚資本集中于大城市。隨著解放戰爭中大城市的解放，人民政府已經開始沒收了一部分官僚資本;到1949年底，中國大陸的官僚資本企業已經基本上被人民政府接管。

　　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主要是在沒收官僚資本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國營經濟中也有一小部分是由沒收的敵偽財產(日德意企業、偽滿和汪偽政權的公營經濟)或被征用、收購的若干其他外資企業轉化而來的，還有一小部分是原來解放區的公營經濟。由于官僚資本是舊中國的國家壟斷資本，它占全部工業資本的三分之二，占全部工業運輸業固定資本的80%，這就使得在主要由沒收官僚資本以后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一下子就掌握了國家的經濟命脈。

　　人民政府在接管城市時，對原有的政府機構和經濟組織是區別對待的。具體地說，對國民黨的政府機構，原則上是打亂、解散這也就是馬克思主義關于徹底打碎反革命的國家機器;而對原有的經濟組織和企業機構，則原則上不是打亂、解散，而是先原封不動地接收下來，而后逐步進行改造。中共中央指出：“現時資本主義的工廠、企業管理制度是資本主義生產長期發展的結果，資本主義不僅為我國準備了科學技術，同時又為我們準備了一套管理制度；資本主義的管理制度，不僅有適應高度剝削需要的一個方面，也還有適應高度技術需要的一個方面。我們的任務是批判地接受資本主義管理制度，發揚其合理性和進步性，去掉其不合理性和反動性”。(《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7卷P314-315)這種分析既是科學的，也是符合實際，合情合理，得人心的。正因為如此，人民政府對官僚資本企業的接收進行得比較順利，生產很快得到恢復;隨后，經過民主改革、生產改革，這些企業成了名符其實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了。

　　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所分析的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國民經濟存在五種經濟成分，是符合實際的。即：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經濟，農民和手工業者的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我們的基本經濟綱領就是：在國營經濟的領導下，各種經濟并存，共同發展；為此，就要執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二中全會認為，利用、限制和改造(當時還沒有直接用改造這個詞)是我們對民族資本的總方針，因此，限制和反限制將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斗爭的主要形式。

　　新中國成立初期，這種限制和反限制的斗爭，首先在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爭奪市場領導權的斗爭中表現出來。

　　解放前，國民黨統治區通貨惡性膨脹，物價飛漲，廣大人民不勝其苦。新中國成立前后，物價仍在劇烈上漲。從客觀情況來看：當時解放軍正在向全國勝利進軍，軍費開支浩大，1949年軍費占財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同時，為了穩定新解放區的社會秩序，人民政府對國民黨留下的大批軍政人員原則上采取“包下來”的政策，這樣，連同原先解放區的脫產工作人員在內，人民政府需要保障900萬人的生活。這些浩大的軍費和公教人員的生活費支出，很大部分不得不靠發行紙幣來解決。在這種情況下，物價的上漲是難以避免的。但當時物價之所以劇烈上漲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由于資產階級的投機資本利用上述情況在市場上興風作浪。

　　穩定金融物價的斗爭，主要就是同民族資產階級中的投機資本家的較量。就當時的情況來看，不同他們進行必要的斗爭并在斗爭中取得勝利，新生的人民政權就可能站不住腳。黨和人民政府組織了以打擊銀元投機和打擊糧食、棉紗棉布投機為目標的兩次經濟戰線上的“戰役”，第一次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第二次主要運用經濟手段，把投機資本的冒險活動有效地壓制了下去。到1950年3月，全國市場物價終于完全穩住了。

　　穩定市場、控制物價的斗爭，是同統一全國財政經濟管理的工作結合進行的。過去，由于敵人的分割，各解放區是分散經營、各有幣值、各管收支、各自供給這種狀況已經不適應全國統一以后的形勢的需要。在落后貧困的經濟基礎上前進，必須盡可能的集中物力財力，加以統一使用;在管理上應堅持先大公后小公的原則。在當時情況下，我們的收支狀況雖然緊張，機動力量有限，但是，如果能夠集中起來有重點地使用，還是可以辦成一些事情的。也就是那時常講的一句話：做經濟工作不能撒胡椒面，而要必要的物力財力首先解決重大問題。為此，政務院頒布了關于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決定統一全國財政收入，統一全國物資調度，統一全國現金管理。這個決定，奠定了以集中統一為基礎的財經管理體制的雛形。這是中國的實際情況使然，并不是照搬某個外國模式。

　　1950年3月以后，財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貨膨脹基本停止，物價更趨穩定并略有回落。這就為安定人民生活、恢復和發展工農業生產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這是新中國在經濟戰線上取得的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勝利。毛澤東曾說過，這個勝利的意義“不下于淮海戰役”。在舊中國吃夠了通貨膨脹、物價飛漲苦頭的中國人民，為此對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表示了無限感激和欽佩之情。這使他們認識到，共產黨在領導經濟工作方面也是完全有辦法的。他們對新中國經濟建設的前途由此更加充滿了信心。通過這場斗爭，社會主義經濟也真正掌握了市場上的主動權。正是這場斗爭的初戰勝利，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國營經濟才開始樹立起對其他經濟成分的領導權，并按照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去調整各種經濟關系，使之各得其所。

　　不過，統一財經、穩定物價，還只是使中國的財經狀況得到初步的好轉，而不是根本的好轉。毛澤東在1950年6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曾經指出，為了實現財經狀況的根本好轉，需要具備三個條件，即土地改革的完成、工商業的合理調整和國家所需經費的大量節減。前面已經講述了土地改革問題，這里簡要地說一下調整工商業的問題。

　　市場物價穩定以后，1950年3、4月間經濟生活中出現市場蕭條、私營工商業經營困難等現象。私營工商業之所以發生困難，直接的原因，是由于隨著物價穩定，虛假購買力消失，市場上原先那種虛假的繁榮現象不再存在了，這就使得一部分商品一時銷不出去;由于社會發生巨大變革，私營工商業原先經營的面向國外市場和面向達官貴人等的產品，這時也找不到銷路了。而商品滯銷的更重要的原因，則是當時的人民特別是農民的購買力太低，這個問題在虛假購買力消失之后更加突出地表現了出來。從工作上講，人民政府為了平抑物價而采取的緊縮銀根的政策，雖是必要的，但也對于正常的工商業的經營活動帶來了一些副作用。

　　調整工商業的原則是公私兼顧、勞資兩利。毛澤東指出，目前發展私營工商業，與其說對資本家有利，不如說對工人有利，對人民有利。所以，“應限制和排擠的是那些不利于國計民生的工商業，即投機商業，奢侈品迷信品工商業，而不是正當的有利于國計民生的工商業，對這些工商業當他們困難時應給予扶助使之發展。”(《毛澤東文集》第6 卷，P49)

　　調整工商業的內容，包括調整公私關系、勞資關系、產銷關系三個方面。首先是調整公私關系，其實質是在鞏固國營經濟領導地位的前提下，公私兼顧使私營經濟發揮其有益于國計民生的作用。其主要措施有：投放貨幣，收購農副土特產品，開展城鄉交流;對私營工業實行加工、訂貨，合理確定工繳費;在商業方面劃分公私經營范圍，并調整價格以便使零售商有利可圖;等等。這些措施迅速收到了明顯的效果。所以，繁榮的重要之點是收購農副產品。這是主要的經驗。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在毛澤東和黨中央領導下黨和人民政府通過沒收官僚資本和對原先的官僚資本企業進行改革，社會主義的國營經濟進一步發展了;通過土地改革解放了農村的生產力，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調動起來了;通過調整工商業，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困難也得到了克服;而隨著戰爭規模的逐步縮小直到基本停止，以及由于對干部實行低薪制、供給制等等，國家所需的經費也相應地有了節減。這樣，國家的財經狀況就得到了根本好轉，國民經濟就得到了迅速的恢復和發展。到1952年底，工農業總產值比1949年增長了77.5%，比戰前最高年份1936年增長20%。其中現代工業產值比1949年增長178.6%，比1936年增長126%;農業(包括副業)產值比1949年增長48.5%，比1936年增長185%。人民生活也有了切實改善。

　　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的勝利完成，為進行大規模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創造了前提。

　　5.開展“三反”、“五反”運動。

　　1951年12月開始的“三反”運動和1952年初開始的“五反”運動，是繼爭奪市場領導權之后，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進行的一場嚴重的較量，這個斗爭具有鮮明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性質。毛澤東說：“一九五0年，我在三中全會上說過，不要四面出擊。那時全國大片地方沒有實行土地改革，農民還沒有完全到我們這邊來，如果就向資產階級開火這是不行的。等到實行土地改革之后，農民完全到我們這邊來了，我們就有可能和必要來一個‘三反’‘五反’。”(《毛澤東選集》第五卷，P198)這個斗爭，也是共產黨執政以后，毛澤東為了首先抓好共產黨自身建設，“不當李自成”，“進京趕考”能夠合格，能夠擔當起領導全國人民不斷加強和鞏固人民民主專政，自覺抵制和克服資產階級的腐蝕、保持黨的隊伍的純潔性，并進行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重任，所采取的重大政治運動。

　　隨著土地改革的進行和工商業的合理調整，市場購買力逐步提高，資本主義經濟不僅克服了一度遇到的困難，而且得到了相當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資產階級的反限制活動也加緊起來。許多不法資本家通過行賄、偷稅漏稅、盜竊國家資財、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即采取“五毒”行為，向工人階級實行猖狂的進攻。這種進攻，具有嚴重的性質。據京津滬等9個城市的材料，45萬私營工商業戶中有不同程度的“五毒”行為者達34萬余戶，占76%。一些不法資本家的活動是有組織的。有的國家經濟機關的領導權甚至被他們所篡奪。在資產階級的腐蝕下，中國共產黨組織和國家機關中的一部分工作人員滋長了貪污腐化行為，有的甚至蛻化變質，成了貪污腐化分子

　　毛澤東對于全國勝利以后黨內可能發生腐化現象的問題具有高度的警覺性。前面已經講到，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就向全黨發出過要警惕資產階級糖衣炮彈襲擊的告誡。在黨中央離開西柏坡、遷往北平的路上，毛澤東說是“進京趕考”，并且特別強調：“我們決不當李自成，我們都希望考個好成績”。當他發現黨內確實有人被糖衣炮彈打中這樣的情況以后，毛澤東堅決地指出：“必須嚴重地注意干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并須當作一場大斗爭來處理”，只有這樣，“才能停止許多黨員被資產階級所腐蝕的極大危險現象，才能克服二中全會所早已料到的這種情況，并實現二中全會防止腐蝕的方針”。他公開號召“我國全體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員一致起來，大張旗鼓地、雷厲風行地開展一個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斗爭”。他認為，必須在黨的領導下，廣泛發動群眾，對有問題的人，“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懲辦，判處徒刑（勞動改造），直到槍斃一大批最嚴重的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毛澤東文集》第6卷，P190-191)

　　在“三反”運動中，首先由領導干部檢查官僚主義、右傾思想和某些浪費現象;接著號召坦白和檢舉，并且在廣泛發動群眾的基礎上，組織“打虎隊”，圍攻大貪污分子;最后進行核實問題、定案、處理。在整個斗爭過程中，貫穿著批判資產階級丑惡思想的教育。

　　當時擔任節約檢查委員會(具體負責增產節約和三反運動領導的機構)主任的薄一波回憶說：“回憶毛主席當年抓防腐蝕的斗爭，真是雷厲風行，至今歷歷在目。他看準的事情，一旦下決心要抓，就抓得很緊很緊，從不虎頭蛇尾，從不走過場。他不僅提出方針，而且親自督辦;不僅提出任務，而且交待辦法。在‘三反運動’緊張的日子里，他幾乎每天晚上都要聽取我的匯報，甚至經常坐鎮中節委，參加辦公會議，親自指點。”他深有感觸地講到，“我覺得‘三反’斗爭經驗中最可貴的一條，就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對清除黨的肌體上發生的腐敗現象，表現了高度的自覺性和巨大的決心和魄力，真正做到了從高級干部抓起，敢于碰硬，從嚴治黨”。他講到，當中央經過慎重考慮決定嚴懲劉青山、張子善(均擔任過天津地委書記)時，天津市委書記黃敬曾要他把自己的意見轉報毛主席，即考慮到他們過去有過功勞，是否可以不要槍斃他們，給他們一個改造的機會。“毛主席說，正因為他們兩人的地位高，功勞大，影響大，所以才要下決心處決他們。只有處決他們，才可能挽救二十個、二百個、兩千個、兩萬個犯有各種不同程度錯誤的干部。”(薄一波：《關于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P147\152)

　　“放手發動群眾與嚴密控制相結合”，是這場斗爭“在領導上的一個特征”。貪污腐化行為是隱蔽的而不是公開的，不發動群眾，不可能把這種行為揭發出來。不過群眾運動的高潮起來以后，往往會發生過火行動，造成擴大化的錯誤。當“三反”斗爭出現擴大化的苗頭時，毛澤東即強調指出，“必須認真負責，實事求是，不怕麻煩，堅持到底，是者定之，錯者改之，應降者降之，應升者升之，嫌疑難定者暫不處理”。(《毛澤東文集》第6卷，P204)由于及時糾正了工作中的缺點、錯誤，“三反”運動的發展總的來說是健康的，取得了重大的勝利。

　　“三反”斗爭中揭發出來的問題表明，“黨政機關內部的貪污往往由非法商人從外部勾結而來”，因此，1952年初，在“三反”斗爭進入高潮的同時，與“三反”斗爭相配合，中共中央決定在大中城市中反對資產階級行賄、偷稅漏稅、盜竊國家資財、偷工減料、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毛澤東強調，必須“用大力發動這一斗爭，借此給資產階級三年以來在此問題上對于我黨的猖狂進攻（這種進攻比戰爭還要危險和嚴重）以一個堅決的反攻，給以重大的打擊”。他要求各級黨委嚴密部署，“將此項斗爭當作一場大規模的階級斗爭看待”。(《毛澤東文集》第6卷，P192)要依靠工人階級團結守法的資產階級及其他市民，向著違法的資產階級的“五毒”行為展開斗爭。

　　在“五反”運動中，黨和政府發動廣大工人、店員群眾對資本家的不法行為進行揭發、檢舉，同時要求不法資本家坦白交代自己的問題。政務院批準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五反運動中關于工商戶分類處理的標準和辦法》，規定：過去從寬，今后從嚴;多數從寬，少數從嚴;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工業從寬，商業從嚴;普通商業從寬，投機商業從嚴。文件把工商戶分為五類，即守法戶、基本守法戶、半守法半違法戶、嚴重違法戶、完全違法戶。在一般情況下，守法戶占10%-15%，對他們當然不存在退罰的問題;基本守法戶占50%-60%，只要他們退出違法收入的一部分;半守法半違法戶占25%-30%，只要他們退出違法收入，而不處罰他們。這樣就安定了95%的資本家，使僅占工商戶總數5%的嚴重違法戶和完全違法戶不僅在人民群眾中陷于完全的孤立，就是在資本家中間也陷于孤立，從而有利于爭取和改造大批資本家，徹底粉碎極少數反動資本家對運動的反抗。

　　到1952年6月，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全國范圍的三反、五反運動，以工人階級贏得勝利而宣告結束。

　　6.加強黨的自身建設——開展整黨運動。

　　新中國成立初期，1950年5月，毛澤東和黨中央針對全國勝利后的新情況、新問題，曾經發出《關于全黨全軍進行大規模整風運動的指示》，以便通過整風，使各級擔負領導工作的黨員干部克服驕傲自滿情緒和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作風，密切黨同人民群眾的聯系。這是我們黨搞好一切工作的關鍵所在。這次整風，是在當年夏秋冬三季進行的。1951年3、4月召開的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又通過了《關于整頓黨的基層組織的決議》，要求通過整黨，解決黨的基層組織中存在的許多思想上、組織上不純的現象。會議之后，首先在全黨普遍進行了關于共產黨員標準的八項條件教育，并且經過典型試驗，各地各部門都適時地開展了整黨工作。1952年2月和5月，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整黨工作必須與“三反”運動相結合的指示》和《關于在“三反”運動的基礎上進行整黨建黨工作的指示》。據此，黨的各級組織均結合三反斗爭，對黨員進行了堅持共產黨員標準、防止資產階級腐蝕的教育;清除階級異己分子和蛻化變質分子，妥善處理喪失黨員條件或不夠黨員條件的黨員;并且把三反斗爭中涌現出來的大批優秀的非黨積極分子吸收入黨，增加黨的新鮮血液。

　　“三反”、“五反”運動，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是一次普遍而深刻的整黨運動。經過斗爭，我們對“五毒”、“三害”已提高了警惕性，并在運動中解決了如何對待資產階級及其思想這一極為重要而復雜的問題。糖衣炮彈曾經打倒了某些立場不穩、意志薄弱、經不起考驗的人們，卻不能打倒久經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所教導的中國共產黨。大批貪污分子被清除之后，大批積極分子涌現出來了。去腐而后生肌，在組織上也比過去健康了。中國共產黨依靠自己的力量清除身上的癰疽，這充分證明：以毛澤東同志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是能夠避免李自成的血的教訓，經得住勝利的考驗的，是可以脫出歷史上剝削階級由勝而衰的周期率的。毛主席共產黨更加得到人民的熱愛、信任和擁護。

　　有的老同志曾深有感觸地說，三反、五反運動“對于整個社會來說，是一個移風易俗的改革運動，它改變了人民的傳統的觀點，過去認為鉆營、吹拍、偷竊是干才，現在認為是可恥了”。(薄一波：《為鞏固“三反”、“五反”的偉大勝利而斗爭》)這就為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條件，創造了良好的輿論環境。

　　三反、五反運動的勝利，進一步鞏固了工人階級在國家政權中和國營經濟在國民經濟中的領導地位，工人監督在許多企業中建立起來，很多資本家實際上喪失了控制企業的能力，不能不走上國家資本主義的道路。作為一個階級來說，資產階級已被工人群眾和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的威力壓倒了。五反以后，民族資產階級事實上不可能再照舊生存下去，除了接受社會主義改造已沒有別的選擇。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五反運動是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和改造資產階級分子的重要步驟。

　　7.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工作，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

　　在黨的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號召全黨全國人民必須一致團結起來，做好八項工作中，其中一項就是，“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工作，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同時指出，在這個問題上，要克服兩種偏向，“拖延時間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對的，過于性急、企圖用粗暴方法進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對的”。(《毛澤東選集》第5卷，P19)

　　隨著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的建立，及各項社會變革的迅速發展，愚昧落后的傳統觀念和文化，也不斷得到改造和掃除，無產階級的進步的科學的世界觀、歷史觀、人生觀在廣大人民中間逐漸被接受。黨和政府有步驟地謹慎地對舊有學校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進行改造，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提上了日程。

　　舊中國的文化教育事業十分落后，絕大多數勞動人民幾乎是文盲，基礎教育極為薄弱。在城市，學齡兒童入學率僅有20%，工人、貧民子弟一般讀不起書;在鄉村，還有相當多的私塾教育，貧苦農民大多無錢入學。舊式教育對于傳播民族文化有一定作用，但是它滲透著大量封建的內容和毒素;近代以來的資產階級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為科學技術進步培養人才，但因為教育主辦權多為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所控制，主要是為資產階級培養人才。新中國成立后，舊有學校教育事業遠遠不能適應新中國建設的需要。黨和政府極需要革故鼎新，大力發展人民教育事業。

　　對舊有學校教育事業的改革，主要從兩個方面進行：一是使教育事業從過去掌握在剝削階級和少數人手中，轉變為由黨和各級政府掌握，為廣大勞動人民服務;二是使教育事業從過去脫離實際，脫離生產，轉變為恢復和發展國家的生產事業服務。黨和各級政府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強調對舊有教育事業的改革，不能采取像摧毀反動政權機構那樣的做法，而應采取先妥善接收，再逐步改革的謹慎政策。對原國民黨政府辦的各類公立學校，一律實行接管，各學校的教職員除極為反動的個別分子聽候處理之外，按照原職原薪繼續工作。對私立學校，一律維持原狀，學校工作照常進行。這樣，既充分發揮了舊有學校教育事業能為新中國和人民服務，又使這些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思想穩定，能夠逐步適應新中國的需要。這個政策受到社會各界和學校教職員的擁護和支持。在接收學校后，首先廢除原有法西斯式的訓導制度、特務統治和反動的政治教育，廢止國民黨政府頒布的“黨義”、“公民”、“童子軍”、“軍事訓練”等帶有反動性的課程;建立革命的政治教育，增設政治經濟學、新民主主義論、社會發展史等新課，使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育進入學校。原有教育事業回到人民手中，為建設新中國的教育事業創造了基礎條件。

　　改造和接辦教會學校。新中國成立之初，有許多接受外國津貼的教會學校分布在全國各地。中央人民政府允許這些教會學校在遵守政府政策法令的原則下，繼續接受外國津貼。但是，某些外國教會卻藐視這個原則，無理干涉學校行政，阻撓學校改革，或以斷絕經費來源相要挾，或利用教會學校暗中進行反動宣傳和敵對活動。在這種情況下，黨和政府開始接辦教會學校的工作。1950年10月，經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批準，教育部明令將違反中國法令的羅馬教廷主辦的輔仁大學正式接收自辦。同年12月底，針對美國凍結中國在美資產的挑釁行為，政務院發布《關于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的方針的決定》。教育部隨之貫徹執行，繼輔仁大學之后，全國各地對接受外國津貼的20所高等學校、514所中等學校、1133所初等學校實行接辦，分別情況由政府接辦改為公立或有中國人民自辦維持私立，政府予以補助。

　　為培養工業建設人才，高等院校院系調整，調整和加強綜合性大學。為適應新中國建設的需要，教育部根據“以培養工業建設人才和師資為重點，發展專門學院和專科學校，整頓和加強綜合性大學”的方針，1952年下半年開始，全國各地高校分期分批進行院系調整和專業設置的工作。一是對許多大學的文、理、法學院或系實行合并，調整和加強綜合性大學;二是將各大學的工學院和工科各系實行合并，組建多科性工學院，或獨立出來成立專門的工學院，基本形成機械、機電、土木、化工等主要專業比較齊全的學科體系。同時，進行師范、農林、醫藥等院校的調整。經過調整，大多數省份擁有了一所綜合性大學和工、農、醫、師等專門學院。到1953年，全國共有高等學校181所，其中綜合性大學14所，工科院校38所，師范院校33所，農林院校29所，醫藥院校29所，其余為財經、政法、少數民族等院校。全國初步形成學科、專業設置比較齊全的高等學校體系。1952年，政務院決定實行全國高等學校統一招生和畢業生統一分配，原有79所私立學校全部改為公辦。

　　新中國的文化建設。首先從文學藝術方面著手。新中國成立前夕，第一次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于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召開。毛澤東非常關心這次大會，并代表中共中央給大會發來了賀電。賀電明確指出：“在革命勝利以后，我們的任務主要地就是發展生產和發展文化教育”；黨號召一切愛國的文藝工作者進一步團結起來，廣泛地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文藝工作，使人民的文藝運動大大發展起來，“借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借以配合人民的經濟建設工作。”這給新中國文學藝術的發展指明了正確方向。第一屆文代會使解放區和原國民黨統治區長期分離的兩支革命的文藝隊伍匯合在一起。五四以來處于分散形態的“新文藝運動”由此進入了“新的人民的文藝”時代。與會的文藝工作者代表在文藝思想、文藝方向上形成共識，把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提出的“文藝為人民服務、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確定為今后全國文藝運動的總方向。大會還成立了全國文聯及下屬各類文藝協會。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人民政府倡導繼承和發揚民族文化中的優良傳統，重點發展人民的文學、藝術、戲劇、電影等文化事業。我國有著豐富的戲曲遺產，幾十萬戲曲藝人影響著幾千萬觀眾和聽眾。黨和政府十分重視團結和改造這支重要的文藝隊伍。強調應當尊重一切受群眾喜愛的從舊社會過來的藝人，把他們看作是勞動人民的一部分，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并動員他們積極地參加對舊文藝的改革。1951年春，毛澤東為中國戲曲研究院題詞：“百花齊放，推陳出新”。這成為繁榮戲曲事業的方針。黨和政府還提出了戲曲改革的任務和要求。

　　國家還對新聞出版事業，科學技術建設事業，醫療衛生事業等等一系列社會文化事業進行了改革和建設，使它們成為為人民服務，為國家建設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

　　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

　　新中國成立之前，知識分子的數量很少。黨和毛澤東歷來重視知識分子在革命和建設中的重要作用。新中國成立之后，進一步強調要改變中國經濟文化落后的面貌，必須把知識分子團結在黨和人民政府周圍，充分利用他們的科學文化知識為新中國建設事業服務。

　　從舊社會過來的絕大多數是愛國的。進城之后，黨和政府對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采取全部“包下來”的政策，使他們絕大多數繼續從事教育、文化、科學、技術等工作，以用其長;對知識分子的代表人物給以適當的社會政治地位通過他們聯系和團結各行各業的知識分子，共同建設新中國。黨還積極爭取留居國外的學者和留學生回國，幫助他們實現為國效力的夙愿。1950年前后，李四光、華羅庚、葉篤正、程開甲、趙忠堯、王淦昌等一批愛國的科學家和學者毅然決然放棄在國外的優裕條件，返回祖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其中最突出的是錢學森同志。當他聽到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時，激動的熱淚盈眶。他立即申請返回祖國。但遭到美帝當局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種種阻撓和迫害，并以豐厚優惠的條件做誘餌。不管是硬的迫害，還是軟的誘惑，對錢學森來說，都是徒勞的。他矢志不渝，要回到他深深熱愛的祖國，要為祖國效力、爭光。終于在毛主席和周總理的直接關心和周到精密地安排下，錢學森終于沖破了種種阻力，回到了祖國。他竭盡全力為偉大社會主義祖國的現代化建設，為“兩彈一星”的偉大事業，貢獻出自己的一切。當他被授予國家的最高榮譽獎時，他曾滿懷激情地談到他一生的三次激動：突破重重封鎖，學成回到祖國;和焦裕祿及孟泰等人同列為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直到他的晚年，他臨走之前，仍然念念不忘偉大的祖國和人民，他曾嚴重地指出，中國若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取消了公有制經濟，中國就完蛋了!這是多么高尚的革命的壯志豪情和偉大的胸襟啊!他真是無產階級革命知識分子的好榜樣!

　　到1952年底，已有2000多名回國的留學生和專家學者。試想，自上個世紀80年代末至今，數以多少萬計的知識分子，不論公派還是私去，千方百計出國留學或作訪問學者，但學成后，即千方百計不回來。有人曾戲謔，“這幾十年來清華、北大大約百分之六、七十的優秀人才都是給美國、西歐等外國培養的”。這大概不會是危言聳聽!

　　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情況來看，由于剛從舊社會進入新社會不久，帝國主義、封建買辦思想在知識分子中還有很大影響。許多人對新的社會事物不了解、不熟悉，大都有重新學習的愿望，希望深入地了解革命，了解共產黨，了解新社會，以適應形勢的巨大發展和變化。在黨和毛主席的關懷下，按照黨對知識分子團結、教育、改造的方針，各地紛紛舉辦軍政大學、革命大學等各種短期訓練班，組織知識分子學習時事政策、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主義、新民主主義論等社會實踐和理論課程。新解放區的大批青年學生，以及許多受舊式教育或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正是通過這種學習和教育，了解勞動創造人類世界等基本道理，開始認識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為逐樹立革命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打下初步基礎。

　　1951年9月，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等致信周恩來，熱情邀請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任北大政治學習運動的教師，以期提高教職員的政治思想水平，推動學校的教育改革。毛澤東和黨中央十分贊賞和支持這種主動要求學習的行動，決定把學習運動擴大到北京、天津所有的高校。周恩來受黨中央委派，向參加京、津兩市高校教師學習會的三千余名教師作了《關于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周恩來的報告現身說法，入情入理，親切誠懇，使教師深受教育和啟發。使他們深感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隨后，京津兩市20所高等學校開展了以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為主要內容，聯系本人思想和學校實際，通過批評和自我批評，肅清封建買辦思想，批評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學習運動。11月30日，黨中央發出指示，要求有計劃、有領導、有步驟地在大中小學的教職員和高中以上的學生中，普遍進行初步的思想改造工作，主要解決分清革命與反革命、樹立為人民服務的觀點問題。由此，思想改造學習運動在整個教育系統推廣開來。毛澤東贊揚文化教育界知識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運動。他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的講話中指出：各種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國在各方面徹底實現民主改革和逐步實行工業化的重要條件之一，是值得慶賀的新氣象。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全國文聯決定在文藝界進行一次整風學習。從1951年11月下旬到1952年夏，各地結合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十周年，全國展開文藝界的整風學習，初步澄清文藝工作上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明確了文藝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1952年1月，全國政協決定成立學習委員會，負責組織和領導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工商宗教界人士開展學習運動，結合全國正在開展“三反”運動的形勢，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以求糾正違反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的錯誤思想和行為。1952年六七月間，科技界也開展了學習運動。至此，由教育界開始的以改造思想為主要內容的學習運動，逐漸擴展到整個知識界，發展我全國規模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

　　在毛澤東和黨中央的關心和領導下，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首先是一次學習運動。主要通過學習有關文件，了解國內外形勢和黨的各項政策;舉辦各種報告會，組織參觀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的展覽會，或參觀工廠、農村，幫助各界知識分子提高政治覺悟，站穩革命立場，解決政治上分清大是大非、劃清敵我界限的問題，樹立愛國主義和為人民服務的思想;在學習提高的基礎上，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根據啟發自覺的原則，由知識分子結合個人經歷，在一定范圍的會議上檢討自己的舊思想、舊觀念及不良作風，聽取并接受群眾的評議，由所在單位的學習委員會提出幫助他們改進的意見。對于個人政治歷史上確有問題或污點的知識分子，在組織清理階段要求他們忠誠老實地寫出材料，由組織上作出適當結論，以便他們放下歷史包袱，獲得諒解，輕裝前進。經過上述步驟，全國規模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于1952年秋基本結束。

　　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有著重大的政治歷史意義。它符合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希望重新學習、轉變思想以適應新社會的要求的。實踐的結果也說明，通過這種改造思想、提高認識的活動，有利于促進廣大知識分子以新的精神面貌積極投入新中國的建設中去。在思想改造過程中，教育文化、新聞出版、科學技術、醫藥衛生等社會各界的知識分子，結合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和鞏固政權的實際斗爭，通過參加各種形式的學習活動，進行自我批評和自我教育，清除思想上殘存的帝國主義、封建買辦階級的影響，在政治上劃清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并在清理資產階級思想和唯心主義觀念方面取得初步成績。通過思想改造，大多數知識分子拋棄過去不同程度存在的輕視勞動人民的舊思想，進一步站到人民的立場，開始學習掌握唯物史觀和唯物辯證法，初步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這是新中國成立初期，黨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工作重要步驟，在黨和毛主席團結、教育、改造方針的指引下，廣大知識分子經受了思想改造和實際斗爭的鍛煉，努力適應社會的變化，跟上新時代的要求，為今后發展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教育、科學、文化事業貢獻自己的知識和才智奠定了思想基礎。

　　8.毛澤東在領導恢復國民經濟，抓好政治領域里的革命運動的同時，非常關注思想文化方面的情況，重視抓好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階級斗爭。

　　對電影《武訓傳》開展討論。1950年底至1951年初，幾個大城市上映了一部電影《武訓傳》，引起不小轟動，幾乎場場滿座。北京、上海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報刊發表了不少贊揚的文章，作了許多過高過分的評介。比如，有的說，武訓“是中國歷史上偉大的勞動人民企圖使本階級從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幟”;有的說，“武訓興學之革命意義，是和太平天國那樣的革命意義有某種相同處——都為了勞動人民的解放，不過一重在革命武裝，一重在普及文化教育而已”;有的說，武訓“站穩了階級的立場，向統治者作了一生一世的斗爭”，“典型地表現了我們中華民族的勤勞、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質”，等等。從1951年春開始，逐漸發表了一些批評文章。關于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就這樣開展起來。

　　《武訓傳》所反映的是一個真人的故事。主人公武訓，原是清朝末年山東堂邑縣的一個乞丐。他靠乞討，籌錢興辦義學，想讓更多的窮人家的子弟能夠讀書識字。但這種想法，在封建制度統治下，只能是幻想。所以在籌拍這部影片的時候，夏衍就曾經表示過：“武訓不足為訓。”

　　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引起毛澤東的注意。他專門調看了這部影片隨后，毛澤東審閱修改了《人民日報》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稿，加寫了許多重要內容，構成這篇社論的主體。這篇社論于5月20日發表，標志著對電影《武訓傳》批判的開始。

　　毛澤東尖銳而鮮明地批評了電影《武訓傳》，擊中了它的要害：

　　“《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的性質。像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斗爭的時代，而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并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丑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種丑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斗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夠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污蔑農民革命斗爭，污蔑中國歷史，污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就是把反動宣傳認為正當的宣傳。

　　電影《武訓傳》的出現，特別是對于武訓和電影《武訓傳》的歌頌竟至如此之多，說明了我國文化界的思想混亂達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許多作者看來，歷史的發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舊事物，而是以種種努力去保持舊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階級斗爭去推翻應當推翻的反動的封建統治者，而是象武訓那樣否定被壓迫人民的階級斗爭，向反動的封建統治者投降。我們的作者們不去研究過去歷史中壓迫中國人民的敵人是些什么人，向這些敵人投降并為他們服務的人是否有值得稱贊的地方。我們的作者們也不去研究自從一八四0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中，中國發生了一些什么向著舊的社會經濟形態及其上層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爭的新的社會經濟形態，新的階級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決定什么東西是應當稱贊或歌頌的，什么東西是應當反對的。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號稱學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員。他們學得了社會發展史——歷史唯物論，但是一遇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具體的歷史人物（如象武訓），具體的反歷史的思想（如象電影《武訓傳》及其他關于武訓的著作），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則竟至向這種反動思想投降。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侵入了戰斗的共產黨，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一些共產黨員自稱已經學得的馬克思主義，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為了上述種種緣故，應當展開關于電影《武訓傳》及其他有關武訓的著作和論文的討論，求得徹底地澄清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思想。”(《毛澤東選集》第5卷，P46、47)

　　電影《武訓傳》的討論，是建國初期毛澤東親自領導和關心下進行的第一次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它象一面鏡子，使全國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猛醒，社會主義歷史階段，階級斗爭并沒有熄滅，無論在經濟戰線上政治戰線上還是思想戰線上，特別是在意識形態領域里的階級斗爭，仍然尖銳激烈地存在著。若對這種形勢不認識，或對資產階級思想和帝國主義“和平演變”戰略聽之任之、麻木不仁，任其自由泛濫，勢必有一天，無產階級的政權就會得而復失。所以，無產階級要提高警惕，要經常不斷地抓好意識形態領域里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因此，站在社會歷史發展的高度，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重新審視1951年5月開始由毛澤東同志親自領導的這場意識形態領域的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斗爭，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及時的。它促進了我國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迅速滌蕩了舊社會遺留的污泥濁水，提高了人民的思想政治覺悟，為以后開展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打下了基礎。從而，極大地調動了廣大革命知識分子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建設社會主義偉大國家爭作貢獻的積極性。

　　有論者認為，對《武訓傳》的批判是“非常簡單和粗暴的”。這種看法未免帶有片面性。圍繞對《武訓傳》的討論，必然要涉及到作者和編導。有贊揚的自由，當然也應當有批評的自由。這談不上簡單、粗暴。至于毛澤東同志寫的社論，運用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尖銳地指出了《武訓傳》的要害，對武訓這個歷史人物的看法和這場討論的影響及意義。凡是稍有一點新聞知識的人，都懂得報紙的黨性原則，更不待說是黨的機關報。在社論中鮮明地表明支持什么反對什么的態度，無可厚非!這也談不上簡單、粗暴。在《武訓傳》討論和對資產階級唯心論錯誤思想批判的基礎上，對涉及到的人物，如影片的編導孫瑜，主要演員趙丹，以及中央一些部門的負責同志，思想上確實受到很大的政治壓力。他們也聯系思想實際作過自我批評。但對他們的處理是恰當的，并沒有作任何的政治結論，也沒有給任何組織處理，事后也沒有停止他們的工作，繼續做他們的執導和演員。因而這更談不上任何的“粗暴”、“簡單”、“過火”，強加在他們頭上的“不實之詞”等等。

　　否定論者還說什么，這次批判“不實事求是”，是“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否定一切，無限上綱”。其實，這種指責本身就是不實事求是的。這里要涉及到對《武訓歷史調查記》的評價問題。

　　正因為這次批判是新中國剛剛建立，其對象主要是知識分子，又主要是思想文化領域的問題，因此，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處理這個問題是很慎重的。在毛澤東同志支持下，由人民日報社和文化部發起，組織了一行13人的武訓歷史調查團，赴山東堂邑、臨清、館陶等縣進行了20多天的調查。《武訓歷史調查記》，就是根據調查的材料，由幾個人起草，經毛澤東閱改而成的。這樣做的本身恰恰說明，這次討論是貫徹了馬克思主義學風的，即把學術的爭論與深入社會實地調查結合起來，開了實事求是評價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先河。決不象某些論者所言，是扣帽子、打棍子、以勢壓人。若是如此，完全沒有必要組織十幾個人，花幾十天時間，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去實地調查。只要憑當時毛澤東的威信，發個指示，下個政治結論不就行了。

　　綜上所述，毛澤東在建國之初頭三年，運用唯物辯證法領導著極其復雜、極其艱巨的工作，抓住主要矛盾，抓住中心工作，抓住工作重心，正確處理好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關系，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關系，正確確立路線、總的方針和具體工作方針、政策和策略。領導工作既認真又抓緊，深入實際，調查研究，心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善于“彈鋼琴”，抓中心、抓重點，又正確處理好非重點工作和一般工作，正確解決矛盾和矛盾的轉化，牢牢掌握領導工作的主動權，有條不紊地領導著黨和人民勝利地到達彼岸。鐵的事實雄辯的證明，“進京趕考”交了一份優秀的答卷，第一次經受住了執政的考驗。

　　在完成民主革命遺留任務和恢復國民經濟之后，毛澤東又分析了當時中國的主要矛盾，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把新的更加偉大而艱巨的工作和任務擺在了全黨和全國人民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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