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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大傳 (第五卷 誰主沉浮)第178--179章

東方直心 · 2013-11-19 · 來源:烏有之鄉
總之,蔣介石自走絕路,開‘國大’、打延安兩著一做,他的一切欺騙全被揭破,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戰爭的發展的。

  第178章

  “蔣介石說,民不能有二主,天不能有二日,我就不信,

  偏偏要出個太陽給他看看!”

  話說1946年7月25日,粟裕致電陳毅、華中軍區并報中央軍委,他在電文中寫道:

  “當面尚有頑10個師(旅)之眾,而我們僅能集中35000人之野戰軍于1個突擊方向,于短期內恐難使戰局打開更大局面。目前我淮南部隊很難保住天長與盱眙,果如此,則淮南僅以少數堅持即可,故建議淮北尚未大打時,仍將5旅調至蘇中參戰,比留淮南更有效,如何?盼考慮。”

  這一天,陳毅率山東野戰軍主力越過隴海線到達淮北,他接到粟裕的電報后,仍然堅持毛澤東原來提出的山東、豫北晉冀魯豫、華中3路大軍主力南下外線出擊的作戰計劃,他認為淮南在全局上比蘇中更為重要。所以,他不僅沒有同意粟裕提出5旅東調的要求,相反要求粟裕率主力立即西移淮南。

  7月27日,陳毅在給中央軍委的電報上說:

  “我兵力膠濟線3萬余,淮北5萬,蘇中3萬余,每處均難進行連續戰斗,以蘇中為例,該部一戰可解決兩個師(旅)或3個師(旅),過此便難繼續勝任。我淮北部隊數量較多,也只能尋求打敵2個師或3個師的仗,過此不宜輕試。因此,我認為淮南5旅不改東調,仍留淮南,粟部亦宜逐漸向西轉移。”

  7月29日,毛澤東獲悉著名的民主斗士聞一多教授在昆明慘遭國民黨特務殺害,他和朱德聯名給西南聯大及聞一多家屬發去吊唁,吊唁中說:

  “驚聞聞一多先生遇害,至深哀悼,先生為民主而奮斗,不屈不撓,可敬可佩,今遭奸人毒手,全國志士必將繼先生遺志,再接再厲,務使民主事業先抵于成,特電致唁。”

  1946年8月1日,在華中戰場上,粟裕因不同意陳毅的批復,又致電陳毅、華中軍區并報中央軍委,他在電文中說:

  “根據近來戰斗,我僅以少數兵力(不足兩個團)阻止強大敵人的進攻,頑軍傷亡消耗均甚大,其戰斗勇氣極差,我們正計劃于陣地前求殲其一部。如我能增加1個旅至4個團之生力軍,則進攻之敵不僅可以擊潰,甚至可以消滅大部,如此則蘇中戰局可能改觀。”

  “我各戰略區除在戰略上應互相配合外,在戰役上似不應要求一定的配合(事實上也很難做到),而在單獨作戰以自己力量解決當面敵人,否則會影響到另一戰略區之機動。依目前華中兵力,實無法組成兩個野戰軍。現天長、盱眙既失,5旅等部留在淮南已無作用,因此建議將淮南主力大部東移華中參戰。只要蘇中局面打開,則淮南形勢亦可能逐漸改善,而后我再以主力西移,則淮南局面亦可能打開。”

  8月1日下午,陳毅接到粟裕的這一電報,即電告中央軍委說:

  “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粟裕舍不得蘇中,以主力在該地打轉,實際上淮南在全局上比蘇中更重要,此道理以前講過多次,講不通。現在,粟如在海安、東臺打幾個勝仗,恐仍不能退敵,值得考慮一下。”

  “敵此次進攻特點,是仗恃其數量優勢,如其一路被殲滅即迅速補上,維持其前進態勢,我各路迎戰,必不能擊中其要害,必須在主要方面進行連續的徹底的消滅,創造新解放區,并策動起義,才能擊中要害,破其態勢,達到保衛老解放區之目的。”

  “我建議粟部迅速西調,仍以切斷津浦、隴海開展淮新區奪取徐州為目的。由軍委統一調動,減少往返商量,方足以應付。”

  粟裕和陳毅這兩個在前線指揮作戰的重要領導人,一個要將淮南5旅東調,一個要其主力西移,而身在后方的毛澤東該如何處置呢?他在給陳毅的復電中說:

  “粟裕集團應否于此時調動,各有利害,待考慮再告。”

  8月2日,毛澤東致電粟裕等人,他在電文中寫道:

  “1個月內在蘇中再殲敵兩個旅有可能否?如你們能在8月內殲敵兩個旅,南線情況即可改觀,那時粟可率主力轉至淮南作戰。”

  8月5日,粟裕復電中央軍委并告陳毅說:

  “在5旅增到蘇中條件下,于8月內再殲敵兩個旅是有把握的。”“如5旅不來,而僅以現有兵力作戰則感到吃力,對9月份戰斗亦將有影響,且對蘇中局面不能得較快的好轉,因此要求5旅仍應東調。”“我堅決要求5旅及特務團仍東調參戰,以期早改變蘇中戰局而使主力西移。否則淮南、蘇中均成僵局,于整個戰局亦不利。”

  粟裕和陳毅在華中戰事上的爭論,毛澤東究竟如何解決,結果如何?不得不暫時放下,待后詳述。因為此時毛澤東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外事活動。

  8月6日,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乘卡車前往毛澤東的住處,可沒想到天不作美,一陣暴雨使延河水驟然暴漲,路面被渾濁的河水淹沒了,斯特朗只好返回自己的住處。

  斯特朗,1885年11月14日出生在美國布拉加斯加州紳蘭德城的一個牧師家庭。1908年斯特朗在芝加哥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1921年斯特朗到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國。此后,她以蘇聯為家,在那里住了30年。她寫了大量介紹宣傳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報道和著作。1925年斯特朗首次來華,報道了震驚中外的省港大罷工。1927年,斯特朗再次來到中國,在武漢她又目睹了大革命的失敗。1928年她根據兩次在華收集到的材料,寫成了《中國千百萬大眾》一書,向全世界報道了中國大革命的真相。在1937年至1938年,斯特朗第3次來華,她訪問了山西八路軍總部,會見了朱德、彭德懷、劉伯承、賀龍等人,和周恩來夫婦建立了友誼。她寫的《人類的五分之一》一書,歌頌了中國人民偉大的抗日斗爭。1940年底,斯特朗第4次來華。在重慶,周恩來向她介紹了國民黨破壞抗日統一戰線的情況。斯特朗回到美國后,及時報道了國民黨破壞抗戰的真相,引起很大反響。對避免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的全面破裂起了一定作用。1946年6月,斯特朗第5次到中國。7月31日,她搭乘美軍觀察小組飛機從北平來到延安。

  8月7日下午3時,雨后初晴。斯特朗由擔任翻譯的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和馬海德大夫陪同,乘坐大卡車來到了毛澤東的住處。

  毛澤東雖然是第一次要會見斯特朗,但他知道斯特朗是中國共產黨人的老朋友,他為了表示對美國客人的禮貌和尊重,下午起床后特意穿了一件稍好的藍布衣服,站在院子里歡迎斯特朗。

  斯特朗這樣描述她第一次見到的毛澤東:

  “毛澤東身材魁偉,衣服寬大,舉動緩慢穩重,但動作自如,象一位美國中西部的農民那樣。他的臉略有些平,態度平靜含蓄,微笑時則頓時顯出勃勃的興致。在他滿頭黑發下面,有著寬大的前額和一雙銳利的眼睛,體現了他那靈敏的頭腦和洞察力。他具有一種為深沉而機靈的理智所駕馭的天然活力。他身穿一套普通的深蘭色布制服裝,態度不慌不忙,沉著而友好。

  我們坐在一棵蘋果樹下平坦的土臺上,下午慢慢地過去了,落日給貧瘠的山丘增添了光彩。毛的小女兒穿著鮮艷的花布衣服,在父親膝前玩耍,爬上他的膝蓋,讓爸爸親她。她還跑過來把手伸給來訪者,好奇心戰勝了羞怯。談話進行得很順利。”

  毛澤東和斯特朗、陸定一、馬海德圍坐在石桌四周的4個小木凳上進行交談。毛澤東談話的內容非常廣泛,古往今來,天南地北,無所不談。毛澤東對美國一些事情的了解,甚至超過了斯特朗,這使斯特朗感到很吃驚,她說:“美國發生的事有許多他知道的比我還詳細。”

  且說在談話切入正題后,斯特朗問毛澤東:

  “你覺得中國的問題,在不久的將來,國共兩黨之間有達成政治解決、和平解決的希望沒有?”

  毛澤東回答說:

  “這要看美國政府的態度如何。如果美國人民拖住了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的美國反動派的手的話,和平是有希望的。”

  “如果美國說明此后不再給蔣介石以什么幫助了呢?”

  斯特朗問道。毛澤東說:

  “在現在還沒有什么征象表示美國有這樣的愿望。如果美國不再援助蔣介石,再過半年或者1年,蔣介石將不得不通過政治方式來解決國共之間的關系問題。”

  “共產黨能支持多久?”

  斯特朗又問。毛澤東堅定地說:

  “就我們自己的愿望說,我們連一天也不愿意打。但是如果形勢迫使我們不得不打的話,我們是能夠一直打到底的。”

  “如果美國人民問共產黨為什么作戰,我該怎樣回答呢?”

  “因為蔣介石要屠殺中國人民,人民要生存就必須自衛。這是美國人民所能夠理解的。”毛澤東說:“離開美國的援助,蔣介石不可能支持太久,而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自衛戰爭則是為了人民的生存。”

  此時,斯特朗發現附近20多米處的草叢中有響動,她吃驚地問道:

  “那兒是誰?”

  毛澤東朝草叢中望了一眼,笑著回答說:

  “是另外一家老百姓的孩子。他大概是對我的外國客人產生了好奇心。”

  斯特朗望著毛澤東,感覺毛澤東是她很少見過的這樣能和周圍環境打成一片的人,就“哦”了一聲,接著問道:

  “美國是否可能進行反蘇戰爭?”

  毛澤東說:

  “關于反蘇戰爭的宣傳,包括兩個方面。在一方面,美帝國主義確實在準備著反蘇戰爭的,目前的反蘇戰爭宣傳和其他反蘇宣傳,就是對于反蘇戰爭的政治準備。在另一方面,這種宣傳是美國反動派用以掩蓋當前美帝國主義所直接面對著的許多更為實際的矛盾而施放的一種煙幕。有關戰爭的議論以及煽動反蘇的恐怖心理,都對美國壟斷資本有利,因為,這樣就給了它一個借口,來控制美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和部分民主權利,也給了它一種武器,去把其它資本主義國家置于美國的控制之下。”

  毛澤東還說:

  “現時美國要進攻蘇聯,還有著許多的障礙。”

  他為了說明他的觀點,笑著把桌子上的茶杯、小白酒盅、香煙和火柴盒排列起來,代表不同的國家。

  “美國和蘇聯中間隔著極其遼闊的地帶,”毛澤東風趣地解釋,哪一個東西代表哪一個國家:“這里有歐、亞、非3洲的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美國反動派在沒有壓服這些國家之前是談不到進攻蘇聯的。”

  他還說:

  “各國人民團結起來,反對美國反動派的進攻,是可以阻止第3次世界大戰發生的。”

  斯特朗問:

  “如果美國使用原子彈呢?”

  毛澤東略一思索,回答道:

  “原子彈是美帝國主義用來嚇唬人的一只紙老虎,看樣子可怕,實際上并不可怕。當然,原子彈是一種大規模屠殺的武器。但是,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

  毛澤東特別關注他所使用的“紙老虎“一詞,他停頓一下,看看這位美國記者是否領會了它的準確涵義。擔任翻譯的陸定一是把“紙老虎”一詞譯成了Scarecrow,即“稻草人”。毛澤東要斯特朗解釋Scarecrow是什么意思,斯特朗解釋后,毛澤東認為“稻草人”這個詞未能表達出“紙老虎”的真正涵義。他說:

  “這不是我的意思了,這樣譯不好。紙老虎并不是插在田里嚇唬烏鴉的死東西,它是用來嚇唬小孩子的。它的樣子看起來像可怕的老虎,但實際上是用紙板做的,一受潮就會發軟,一陣大雨就會把它沖掉。”

  馬海德在一旁聽出了二者的不同,插話道:

  “不是Scarerow,而是Paper tiger。”

  “講得很對。”毛澤東點頭笑了,他接著說:“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實際上并沒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于反動派,而是屬于人民。”

  “蔣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國反動派也都是紙老虎。提起美帝國主義,人們似乎覺得它是強大得不得了的,中國的反動派正在拿美國的‘強大’來嚇唬中國人民。但是美國反動派也將要同一切歷史上的反動派一樣,被證明為并沒有什么力量。在美國,另有一類人是真正有力量的,這就是美國人民。”

  “拿中國的情形來說,我們所依靠的是小米加步槍。但歷史將證明,這小米加步槍比蔣介石的飛機加坦克還要強些。雖然在中國人民面前還存在著許多困難,中國人民在美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派的聯合進攻之下,將要受到長時間的苦難。但是這些反動派總有一天要失敗,我們總有一天要勝利。這原因不是別的,就在于反動派代表反動,而我們代表進步。”

  毛澤東又以事例來證明他的觀點,他說:

  “在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以前,表面上沙皇是有力量的,而且是嚇人的。但是二月革命一陣雨,就把他沖跑了。希特勒也是被歷史的暴風雨沖跨的;日本帝國主義也是這樣。”

  毛澤東還笑著用英文說:

  “蔣介石——紙老虎。”

  斯特朗說:

  “請等一下,我是一個記者,我是不是可以報道說,毛澤東說蔣介石是一個紙老虎?”

  “不僅僅是這幾個字。”毛澤東笑著慢吞吞地說:“你可以說,如果蔣介石維護人民的利益,他就是一只鐵老虎。如果他背棄人民,發動反人民的戰爭,就象他現在做的那樣,那么他就是紙老虎,雨水就會把他沖掉。”

  是日晚,毛澤東和江青用番茄、洋蔥、蠶豆和辣椒招待斯特朗3人,最后上了一道甜食“八寶粥”。這種甜食通常是用大米等8種美味食物做成的,但在延安“寶”比較少,只用大米、花生、核桃、大棗和李子做成象征性的“八寶粥”。斯特朗對這道甜食很滿意。飯后,毛澤東繼續接著前邊的話題對斯特朗說:

  “帝國主義之所以還有力量,這僅僅是由于人民受了蒙蔽,真正的力量不是炸彈。正是廣島的大爆炸,把原子彈搞臭了,現在,全世界人民都起來反對它。最后奏效的不會是原子彈,原子彈不會消滅人民,而人民卻會消滅原子彈。”

  斯特朗心里明白,毛澤東非常清楚新式武器的威力。斯大林曾經規勸過中共領導人,要降低國共之間的敵對程度,生怕美國會用原子彈轟炸中國,甚至轟炸蘇聯。毛澤東就是要把這種失敗論調從中國消除掉。斯特朗又把話題轉到了蔣介石身上,她問道:

  “主席,你除了在重慶談判時見過蔣介石外,過去見過他嗎?”

  “見過。”毛澤東回憶著說:“那是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

  “1924年1月20日,孫中山在廣州主持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165名代表和6位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出席大會。我這個既是共產黨員又是國民黨員的湖南代表,坐在第39號席上。而蔣介石不是代表,他只是列席會議。在此之前,我們雖然彼此知道對方,卻從未謀面。這一次見了面,也并無交往。這時候,掌握國共兩黨大權的是孫中山和李大釗。

  我被大會主席提議,經大會通過,成了章程審查委員會委員,還在大會上發了言。我這個中共中央執行委員被選為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大會結束后,我又被派往上海國民黨執行部工作。而蔣介石和我毛澤東相比,就大大遜色了。他只是坐在列席位子上聽著,會議結束后,就悄然回老家溪口去了。他怎么也不會想到,我這個滿口湖南話的年輕人竟是他一生的政治對手。”

  斯特朗聽得非常感興趣,這是她第一次聽到毛澤東親自口述的他和蔣介石兩大政治對手鮮為人知的早期秘聞,這也正是她要寫作毛澤東傳記的最好材料。于是,斯特朗又急切地問:

  “主席,你們第2次是怎么見面的?”

  毛澤東說:

  “我和蔣介石再次見面時,他已是今非昔比,成了手握重兵的新貴了。真是風云變幻無常,人世沉浮難定呀!而我呢,在趙恒惕軍隊的追捕下,疲憊不堪地由湖南逃到了廣州。”

  斯特朗停住了記錄,問道:

  “你不是在上海么,怎么能從湖南逃到廣州呢?”

  毛澤東說:

  “是這樣的,我在上海不僅是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秘書,同時也是中共中央的秘書。這秘書可不好當,不論在國民黨里,還是在共產黨內,我這個秘書當得都很艱難。國民黨方面說我是‘跨黨分子’‘毛頭小伙’,排擠我;共產黨方面,我和陳獨秀產生分歧,而他的家長作風很盛,容不得不同意見。在這種情況下,我的心情極為不佳,夜不能寐,便產生了思鄉之情。于是就在中共快要召開四大前夕,我以‘養病’為理由,回到了湖南。”

  “噢,你是這樣回湖南的。”斯特朗一邊記錄一邊點頭說。她又抬起頭來問道:“中共四大你當選了嗎?”

  毛澤東笑著說:

  “中共四大毛澤東名落孫山之外,陳獨秀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還兼任中央組織部主任,這位‘家長’的權力更大了。”

  斯特朗急著問:

  “蔣介石呢?”

  毛澤東面帶著笑容說:

  “蔣介石這時候可神氣啦,他被任命為東征軍總指揮。因為還是國共合作,就請共產黨員周恩來出任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

  毛澤東點著煙,深深地吸了幾口,接著說:

  “1925年10月1日,蔣介石率領東征大軍出師。10月14日,首戰告捷,一舉攻克陳炯明老巢惠州城。緊接著,蔣介石揮師乘勝追擊,到11月底,就蕩平了陳炯明的部隊,東征大獲全勝。蔣介石班師回羊城,名聲大振,成了英雄。

  蔣介石順水又遇順江風,正當他名聲大振成了英雄的時候,國民黨‘二全’大會正在緊張的籌備之中。按照國民黨《黨章》規定,一年一度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我積極參與了國民黨‘二全’大會的籌備工作,成為‘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的5名委員之一。我執筆起草了《中國國民黨對全國及海外全體黨員解釋革命策略之通告》。

  1926年1月4日,國民黨‘二全’大會在廣州中央大禮堂開幕了。大會主席為汪精衛,大會秘書長則為共產黨人吳玉章。我坐在代表席上,蔣介石則今非昔比,在‘一全’大會時,他只不過是個列席者,這一回他不僅是代表,而且坐在主席臺上,并向大會做了軍事情況的報告。這位‘東征英雄’,趾高氣揚地講道:‘去年可以統一廣東,今年即不難統一中國!’

  大會期間,我和蔣介石相繼登上了講臺。我作了《宣傳部兩年經過狀況》的報告;蔣介石向大會提出了《改良士兵經濟生活》的議案。國民黨‘二全’大會,是我和蔣介石第一回同在一個講臺上作報告。國民黨‘二全’大會選舉結果,我依然被選為候補中央執委,而蔣介石以最高票數當選為中央執委,掌握了國民黨的軍事大權。大會議后,我擔任了國民黨的代理宣傳部長,又兼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委員,并在廣州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任所長。”

  毛澤東說到這里,停下來又點燃了一支煙,狠勁地吸著,沉浸在往事的回憶中。斯特朗停住了飛快記錄的筆,問道:

  “這時候,你對蔣介石的反革命陰謀有無察覺?”

  “有察覺。”毛澤東繼續說:“我預感到要出事了,在發現中山艦和寶壁艦向黃埔駛去時,問李之龍:是誰的命令?李之龍說是蔣校長的命令。我同時發現蔣介石掌握的第1軍各部,幾天來晚上都是‘枕戈待旦’。我將這些異常情況報告給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要他注意蔣介石的這些異常動向。陳延年乃中共總書記陳獨秀之子,他答復說,事出有因,查無實據,只能提高警惕,靜觀其變。但他沒有提高警惕。結果蔣介石在1926年3月20日黎明,指揮一隊隊荷槍實彈的士兵,乘著黎明前的黑暗,分頭開始了行動。逮捕了李之龍,占領了海軍局,包圍了省港罷工委員會,解除了工人糾察隊的武裝,軟禁了周恩來,蘇聯顧問團駐地被監禁,汪精衛住宅以保護為名被包圍,廣州市實行戒嚴。何應欽接到蔣介石的密令,把駐守潮汕的第1軍中的共產黨員全部扣押……”

  斯特朗急忙插話:

  “這就是歷史上震驚中外的‘三.二0事件’嗎?”

  “是的,也稱‘中山艦事件’,或稱‘廣州事變’。蔣介石第一次初露反革命鋒芒,他一舉成功了。”

  斯特朗停住筆又問:

  “你當時是怎么對待蔣介石搞的這次反革命事件的?”

  毛澤東吸了一口煙說:

  “‘三.二0事件’發生后,我立即去蘇聯顧問團住處,正好陳延年也在那里。我向蘇聯顧問團代理團長季山嘉和陳延年建議,要對蔣介石采取強硬措施,不能讓他得寸進尺。我們應馬上把廣州的所有國民黨中央執委、監察委員們,秘密集中在肇慶葉挺獨立團,開會通電討蔣,削其兵權,開除黨籍。廣西的軍事首領李宗仁和蔣有矛盾,再加上李濟深,蔣介石就無力對付了。”

  斯特朗插話說:

  “多好的建議啊!”

  毛澤東說:

  “當時我只能向他們陳述自己的見解,提出自己的建議,卻不能要求中央照我的意見去辦。雖經激烈的爭辯,也無濟于事。結果使蔣介石獲得了一箭三雕:第一,拘捕了李之龍,打擊了共產黨;第二,汪精衛出走,蔣介石掌握了黨、政、軍大權;第三,威逼蘇聯軍事顧問季山嘉回國,蘇聯表示同意。”

  毛澤東喝了一口茶,接著說:

  “陳獨秀還在中央機關刊物《向導》上著文,稱贊‘蔣介石是中國民族革命運動中的一個柱石’。蔣介石看后高興得眉飛色舞,說陳獨秀是個好朋友!”

  斯特朗望著喝茶抽煙的毛澤東,問道:

  “國民黨‘二全’大會以后,你和蔣介石再見過面沒有?”

  毛澤東慢慢地放下茶杯,說:

  “見過,那是在國民黨的二屆二中全會上。”

  毛澤東說著又陷入了回憶之中……

  “蔣介石在‘三.二0’事件之后,由于陳獨秀不敢強硬,一再退讓,蔣介石就開始得寸進尺了。‘三.二0’事件使蔣介石取得大勝的消息傳到上海,有一位鮮為人知的人物——張靜江,急匆匆從上海趕來廣州。此人為‘三.二0’事件后的蔣介石站穩腳跟,起了幕后謀士和‘導師’的重要作用。張靜江何許人也?此人骨瘦如柴,雙腿癱瘓,年已50有余,卻有著一番傳奇經歷。他很有經濟頭腦,在巴黎經商發了大財。1905年冬天,張靜江回國后返巴黎,正好和孫中山同船。他仰慕孫中山,前去拜望,并表示可以資助孫中山的革命活動。隨之給了孫中山‘ABCDE’為序的聯絡暗號,并告知若需要經費時,在電文中寫A,即電匯1萬元,B2萬元,C3萬元,D4萬元,E5萬元。孫中山聽后,將信將疑。過了2年以后,孫中山在日本東京時,同盟會本部經費十分困難,正當無計可施之際,他忽然想起了張靜江,便往巴黎按聯絡密碼給張靜江發了電報,電文即‘C’。幾天后,果然從巴黎電匯來3萬法郎,使孫中山大吃一驚。從此,孫中山的革命活動遇到經費困難時,張靜江總是有求必應。不久,張靜江加入了同盟會,成了孫中山的親密戰友。后來,他當了中國革命黨的財政部長。張靜江和蔣介石的關系也非同尋常。1920年,蔣介石在張靜江的資助和指點下發了財。后來,蔣介石失利,欠了一屁股債,又是張靜江替他還清,并指點他去廣州投奔孫中山。蔣介石‘三.二0’事件得手后,張靜江很快由上海趕到廣州,為蔣介石出謀劃策,成了幕后‘軍師’。

  1926年5月15日,在戒備森嚴的氣氛中,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在廣州召開了。我作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出席了會議,和蔣介石又一次見面了。此時的蔣介石更非昔比了,他高高坐在主席臺的正中,而我坐在下邊很不顯眼的地方。自孫中山這口革命的洪鐘墜地之后,國民黨中央的會議向來由汪精衛主持,而現在改由蔣介石主持了,這意味著蔣介石已經成為國民黨的領袖。

  在5月20日,我在會上作了《宣傳部工作報告》,大會是有蔣介石主持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后,我就辭去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的職務。”

  毛澤東臉上的那種回憶往事的表情消失了,他看著還在記錄的斯特朗,吸了幾口煙,說道:

  “我在早期和蔣介石的幾次交往,就談到這里。這些情況已經成為歷史了,對你有用嗎?”

  斯特朗異常高興地說:

  “太有用了,它是我給你寫傳最珍貴的材料。”

  毛澤東站起身,來回走動了幾步,站在斯特朗面前,把那只大手一揮,說道:

  “蔣介石說,民不能有二主,天不能有二日。我就不信,偏偏要出個太陽給他看看!”

  此時已經是午夜了,毛澤東和斯特朗約定幾個星期后再見。他和江青一起提著一盞馬燈,照亮高低不平的小道,陪同客人走下山坡,把斯特朗、馬海德、陸定一送到山坡下的大卡車旁,互道再見。

  斯特朗對這次采訪的印象十分美好,她在《中國人征服中國》一書中這樣寫道:

  “毛澤東直率的言談,淵博的知識,詩意的比喻,使這次談話成為我一生中遇到的最為動人的談話。他把美國援助蔣介石的武器形象地稱之為輸血。他說,美國輸給蔣介石的武器,蔣介石又輸給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我從來沒有見過任何人的比喻象他那樣尖銳,那樣富有詩意。在國際會議上,如果讓毛澤東代表中國講話,他就會施展譏諷的才智,使辯論更為生動。”

  欲知斯特朗和毛澤東后來的友誼如何發展?請繼續耐心往后看。

 

 

 

  第179章

  “粟裕將軍的歷史,就是一部為民族與人民解放艱苦奮

  斗的歷史。今天,粟裕將軍成了蘇皖軍民勝利的旗幟。”

  話說1946年8月7日7時,粟裕給陳毅及中央軍委發了一封電報,再次說明要求5旅東調的理由,他寫道:

  “本應遵令不調5旅東來,但華中兵力過于分散,形成鉗制方向之兵力多于突擊方向,此次留在淮南9個團未起任何作用,現淮南已全被占領,如靠5旅等部去配合淮北作戰,估計亦不會有成效,反之如以5旅加入蘇中作戰,則蘇中戰局很可能于最近有新的開展。”

  8月7日深夜,毛澤東送走斯特朗、馬海德、陸定一3人后,還惦記著粟裕和陳毅之間的爭論,于是就擬了一份發給陳毅的電報。他寫道:

  “似以同意粟裕意見在蘇中再打一仗然后主力西調為有利,因粟部西調過早,一則蘇中人心不順,二則敵軍亦將早日西調,如西面仗打不好,怨言必多。故不如讓粟部在蘇中再打一仗(不論勝負),然后西移,各方則無話說。”

  毛澤東又復電粟裕,提出兩種方針由粟裕自己選擇。他在電文中說:

  一是“對蘇中目前即取防御方針,而由你率主力與陳軍長會合,集中力量打開淮北局面,或出淮南,切斷津浦線,直接配合劉鄧之作戰。”二是“照你8月5日電辦法,8月內再在蘇中打一仗,然后西移。”

  正在此時,毛澤東接到粟裕一封急電,粟裕報告說:

  “5旅已東調,殲敵良機已到。”

  這正是:調一旅好事多糾纏,得良機外將敢擅專。提蘇中孤軍,事無稍殆,馬不歇鞍;管教爾有來無回,七戰七捷喜報傳。

  著實令人可敬可賀!

  8月8日晨,毛澤東復電粟裕等人并告陳毅說:

  “殲敵良機已到,甚好甚慰。如連續殲敵2個旅有便利條件則可連續殲敵2個旅。”“預備部隊或鉗制部隊如有可調者,張、鄧、譚盡可能滿足粟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

  就在這一天,華中野戰軍在李堡發動進攻,俘敵5000余人,斃傷3000余人。粟裕在華中戰場上指揮的蘇中戰役的第2個戰斗已經勝利結束。

  8月8日,陳毅接到華中的捷報后,再次重提3大主力出擊外線作戰計劃。他在給中央軍委和粟裕的電報上說:

  “粟部在蘇中已打兩個勝仗,這是正確而必要的,今后應迅速西調為好。蘇中再打一勝仗不一定能改變局面,而我3大主力在隴海、津浦獲得勝利,徐州頑軍可起義,可開辟新解放區,大大調動敵人,蘇中局面方可保證無虞。現山東、太行均須全力向南向西會師。集中主力留滯蘇中與敵人分路糾纏,必不能獲得徹底的勝利。”

  此時的國民黨軍,以兩個整編師的兵力位于開封至商丘一線,企圖阻止晉冀魯豫野戰軍南下。

  8月9日,毛澤東以中央軍委名義電示晉冀魯豫野戰軍,占領隴海路徐、汴段和路南10余縣,以配合蘇皖野戰軍作戰,并吸引圍追中原軍區之敵。

  8月10日夜,劉伯承、鄧小平率領晉冀魯豫野戰軍第3、第6、第7縱隊,乘虛通過國民黨軍防御間隙,突然向隴海路開封至徐州段沿線之國民黨軍發起攻擊。

  8月12日,毛澤東就陳毅堅持出擊外線作戰一事,復電陳毅說:

  “粟裕軍前日在蘇中第2個勝仗,不但使蘇中蔣軍陷入極大困難,亦將使淮南第5軍無法北調。粟部在蘇中民情熟悉,補給容易,地形便利,蘇中敵軍裝備亦比第5軍差,較易取勝。馬上調淮南,因敵人硬,地勢險,不一定能完成切斷蚌浦路任務,不如令粟部再在蘇中作戰一時期,再打一二個勝仗,使蘇中蔣軍完全轉入守勢,保全蘇中解放區,對全局有極大利益。這樣配合淮北作戰,更為有利。”

  8月13日,毛澤東電示粟裕、譚震林說:

  “蘇中分散之敵利于我各個擊破,望再組織幾次作戰,凡能殲滅者一概殲滅之。能徹底粉碎蘇中蔣軍之進攻,對全局將有極大影響。”

  毛澤東的指示使粟裕、譚震林深受鼓舞,他們又先后發起了丁堰、如黃、邵伯之戰。

  就在粟裕率華中野戰軍連續取勝的同時,陳毅卻在淮北作戰不斷受挫,特別是進攻泗縣縣城損失較大,事實終于教育了陳毅。

  8月13日這一天,陳毅致電粟裕、譚震林說:

  “宜就地開展局面,不必忙于西調,軍委有此指示,望照辦。部隊應爭取數日休息,再尋新的機動,反較西調為更有力配合各方。”

  至此,陳毅與粟裕之間一場關于戰略上的爭論終于結束了。

  8月21日,劉鄧率部占領碭山、蘭封等城鎮、車站10余處,殲滅國民黨軍1.6萬余人,控制鐵路190公里,打亂了國民黨軍南線進攻的計劃。

  正當劉鄧率軍轉移至隴海路以北準備休整時,蔣介石又在鄭州、徐州一線集中14個整編師計32個旅30萬人,采取“鉗形攻勢”向劉鄧所部反撲,企圖以優勢兵力合擊劉鄧部于定陶、曹縣地區。其部署是:

  以徐州綏署薛岳所屬的第5軍、整編第11、第88師共5個旅,分3路自虞城、碭山、徐州地區向城武、單縣、魚臺進攻。

  以鄭州綏署劉峙所屬的整編第3、第41、第47師和第55、第68師的各1個旅共10個旅,分3路自封丘、開封、商丘地區向東明、定陶、曹縣進攻。

  另以第31集團軍王仲廉部等13個旅在平漢路之安陽、新鄉及其以東佯動,配合主戰場的進攻。

  8月22日,毛澤東根據國民黨軍的部署,以中央軍委名義指示晉冀魯豫野戰軍說:

  “凡無把握之仗不要打,打則必勝;凡與敵正規軍作戰,每戰必須以優勢兵力加于敵人,其比例最好是4比1,至少是3比1,殲其一部,再打另一部,再打第3部,各個擊破之。”

  晉冀魯豫野戰軍遵照毛澤東這一指示,對敵情作了周密的分析,決定集中主力首先殲滅整編第3師于定陶西南地區,打開局面,爾后視情況再殲整編第47師大部或一部,粉碎國民黨軍的進攻。

  8月27日,粟裕指揮的蘇中戰役全部結束,華中野戰軍在連續45天的作戰中,七戰七捷,殲滅國民黨軍5萬余人。華中野戰軍共傷亡1.2萬人。

  蘇中戰役是全面內戰爆發后,華中野戰軍進行的戰略偵查的第一次較大規模的戰役,它使國民黨在“3個星期內消滅蘇北共軍”的計劃化為泡影。國民黨政府國防部在檢討此次作戰中的教訓時說:

  “1、進剿時使用兵力不充分,未能將匪主力擊破,嗣后分散防守貽匪以各個擊破,招致重大損失。2、蘇北匪化甚深,故匪之情報靈活、行動自如,我軍則每日有盲目作戰之感,常貽匪以集中兵力襲擊我一點之機會。”

  毛澤東以延安總部發言人的名義說:

  “粟裕將軍的歷史,就是一部為民族與人民解放艱苦奮斗的歷史。今天,粟裕將軍成了蘇皖軍民勝利的旗幟。” “湯恩伯部國民黨軍隊對蘇中的進攻,已經慘敗。這一事件對于今后的戰局的發展,是有重大影響的。”

  毛澤東以中央軍委的名義,向全軍通報蘇中戰役的經驗,他寫道:

  “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打敵一部(例如未宥集中10個團打敵兩個團,未感集中15個團打敵3個團),故戰無不勝,士氣甚高;繳獲甚多,故裝備優良;憑借解放區作戰,故補充便利;加上指揮正確,既靈活,又勇敢,故能取得偉大勝利。這一經驗是很好的經驗,希望各區仿照辦理。”

  8月29日,毛澤東電告劉伯承、鄧小平說:

  “孫震令第3師(兩個旅)、47師(兩個旅)先肅清定陶以南之張莊等地,爾后再攻定陶。望令我主力在1星期內休整完畢,俟第3師兩個旅進至適當位置時,集中全力殲滅其1個旅,爾后相機再殲其1個旅。該師系中央軍,如能殲滅影響必大,望按實情處理。”

  劉伯承、鄧小平根據毛澤東這一指示,以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4個縱隊集結于定陶西南區;以第6縱隊兩個團誘敵北進。

  8月底,斯特朗在離開延安去其它解放區采訪之前,她又同毛澤東進行了一次長談。毛澤東氣憤地告訴她說:

  “自從上次談話以來,美國又給了蔣介石近10億美元的戰爭物資。”

  斯特朗問:

  “中共對此是否感到擔憂?”

  毛澤東回答說:

  “那倒不是。在你到延安的這1個月中,我們消滅了國民黨近14個旅的兵力。美國援蔣就象是一種輸血,但過后還會從蔣介石那里輸送到我們這兒的。蔣介石從美國那里得到裝備,我們則必須要拿到這些裝備。我們損失了一些戰士,但是,隨后蔣介石的士兵就補充過來了。蔣介石的士兵今天被俘虜繳械了,明天他和我們一起戰斗,這就是辯證法。”

  斯特朗問:

  “現在共產黨有可能被打敗嗎?”

  她以為會得到否定的回答。但是,毛澤東的答復卻使她吃了一驚。毛澤東說:

  “這取決于我們對土地問題解決得如何。如果千百萬農民分不到土地,并積極保衛他們的土地的話,我們可能失去承德、哈爾濱、山東的海港城市,甚至失去張家口。但關鍵還在于土地問題解決得如何。”

  此后,斯特朗到晉冀魯豫、晉察冀解放區和東北等地進行采訪。

  1946年9月2日,國民黨軍整編第3師被誘至秦寨、桃源,整編第47師進至黃水、呂寨。

  這時,劉峙將該兩師會攻定陶的計劃改為以整編第3師攻菏澤,整編第47師攻定陶,致使兩師的間隔加大到20至25公里,形成了于晉冀魯豫野戰軍十分有利的戰局。

  9月3日,毛澤東致電劉伯承、鄧小平說:

  “正是我殲敵良機,望即部署殲其一路。”

  劉鄧決定乘徐州、鄭州兩路國民黨軍的鉗鋏尚未合攏,鄭州各路國民黨軍仍處于分散態勢,整編第3師陷于孤立疲憊之機,將該師誘至大楊湖地區加以殲滅。

  9月3日下午,國民黨軍整編第3師進入晉冀魯豫野戰軍預設戰場,整編第47師被阻于桃源、長樂集以南。當夜,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對整編第3師發起攻擊,激戰至6日全殲該師。

  9月7日,晉冀魯豫野戰軍全殲國民黨軍第47師的第127旅和41師的第122旅。

  9月8日,晉冀魯豫野戰軍殲滅國民黨軍1個團,收復東明縣城。至此,定陶戰役全部結束。

  是役,晉冀魯豫野戰軍共殲滅國民黨軍4個旅約1.7萬人(其中俘虜1.2萬人),活捉整編第3師師長趙錫田。粉碎了國民黨軍隊以鉗形攻勢合擊殲滅晉冀魯豫野戰軍的計劃。

  延安《解放日報》在社論中寫道:

  “我劉伯承將軍所率勁旅在隴海線以北之菏澤、定陶、曹縣、東明間地區,消滅蔣介石進犯軍劉峙部4個旅(原師),蔣介石嫡系第3師師長趙錫田就擒。這是繼中原我軍突圍勝利與蘇中大捷之后,又一次大勝利。這3個勝利,對于整個解放區的南方戰線,起了扭轉局面的重要作用。”

  9月15日,周恩來奉命在致馬歇爾的備忘錄中說:

  “自1946年1月13日停戰令生效起,截至8月底,政府軍違令移動軍隊至180個師(或旅)之多,使用于進攻中共解放區之正規部隊竟達206個師(或旅),約174萬人以上,占其全兵額256個師約206萬人的85%,進攻各地大小戰斗有6000余次,空軍之轟炸與掃射有300余次,侵占而未退出城市有76個(截至9月7日至)。現時戰況,不論東北、華北、華中、華南,均在國民黨軍隊發動的攻勢之中,承德既被攻占,張家口、淮陰、哈爾濱等城市遂成為政府軍現時進攻之目標。錦承鐵路既被攻占,于是長春、平古、平綏、同蒲、正太、膠濟、隴海、津浦、平漢等沿線之戰事亦隨之擴大。……戰局發展如此,不僅1月停戰協議早就被破壞無余,而其嚴重情況業已超過1月停戰協定以前狀況,且其規模之大,乃為20年來內戰所無。”

  9月16日,毛澤東簽發中央軍委《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指示,指示說:

  “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是戰勝敵人的主要的作戰方法,不但適用于戰役而且適用于戰術的部署,以求全殲、速決。為此,不惜放棄一些城市和地區,爭取主動,集中6倍、5倍、4倍于敵,至少也是3倍于敵的優勢兵力,選擇敵人薄弱或孤立的部分,在運動中予以各個殲滅,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壯大自己的力量。”

  9月中,國民黨軍集中第11、第12戰區主力對在晉察冀解放區首府——張家口實行東西夾擊。

  9月17日,晉察冀軍區聶榮臻等人鑒于張家口兩面受敵的不利情況,向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建議主動撤離張家口,以爭取以后戰局的主動。

  9月18日,毛澤東以中央軍委名義復電聶榮臻等人,同意主動撤離張家口的建議,他在電文中說:

  “以殲滅敵有生力量為主,不以保守個別地方為主,使主力行動自如,主動地尋找好打之敵作戰。”

  9月19日,華中野戰軍主動放棄蘇皖解放區首府淮陰。山東野戰軍和華中野戰軍會師于淮陰以北,進行休整補充。兩個野戰軍的會師,集中了10萬人的雄厚兵力,為打較大規模的殲滅戰準備了必要條件。

  9月27日,毛澤東因《解放日報》在第3次國內革命戰爭開始后刊登的文章跟不上形勢,寫信給中宣部部長陸定一,他寫道:

  定一同志:

  文章的寫法應改變,因為在解放區軍民中,目前的中心問題不是對美蔣的幻想問題,存在這種幻想的時期已經過去了。向軍民描寫美蔣怎么厲害,怎么兇,這在7月以前是必要的。7月以后,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

  目前,解放區軍民心目中的中心問題是,能否能勝利與如何取得勝利,尤其是在失去了一些地方之后,大家很關心。因此,我們的文章與新聞立論之重點,不是說敵人如何壓迫,如何兇狠,而是要解釋敵人雖有二百師兵力,雖有美國援助,雖已經占去一些地方與還可能占去一些地方,但是,有種種條件,我軍必勝,蔣軍必敗。每遇一次勝利,即寫一篇社論鼓勵之,證明之;每失一重要地方,即寫一短文解釋之,說只要殲敵,將來可以恢復。

  以上方針,請加考慮。并與胡喬木和《解放日報》總編輯余光生商酌實行。至于為揭露美蔣欺騙,可借進攻張家口事件寫文章揭發。但歸結仍應強調我軍必勝,方不泄氣。

  毛澤東

  9月28日,毛澤東致電山東、華中兩大野戰軍主力會師后的陳毅、粟裕說:

  “兩軍會合第1仗必須打勝。我們意見:1、不要打桂系,先打中央系;2、不要分兵打兩個敵人,必須集中打1個敵人。”

  9月30日,符定一的女兒符德芳返回北平,毛澤東讓她給前些時先行回北平的符先生捎上一些禮物,并附信一封:

  宇澄先生夫子道席:

  既接光儀,又獲手示,誨諭勤勤,感且不盡。德芳返平,托致微物,尚祈哂納。時局多故,至希為國自珍。肅此。敬頌

  教安。不具。

  受業 毛澤東

  1946年10月1日,毛澤東電示晉察冀軍區聶榮臻等人說:

  “防御是為著集結主力,消滅敵人”,“應以小部兵力抗擊敵之進攻,集中主力機動殲敵。”

  晉察冀軍區聶榮臻等人根據毛澤東的指示,決定以殲滅由康莊、懷柔西犯之敵為目的,進行張家口保衛戰。

  10月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三個月總結》的黨內指示,全面總結了自全面內戰爆發以來3個月戰爭的一系列基本經驗。他在總結中寫道:

  “3個月經驗證明:凡堅決和迅速地執行了中央五月四日的指示,深入和徹底地解決了土地問題的地方,農民即和我黨我軍站在一道反對蔣軍進攻。”

  “7月20日中央對時局的指示上說‘我們是能夠戰勝蔣介石的,全黨對此應當有充分的信心’。7、8、9三個月的作戰,業已證明此項斷語是正確的。除了政治上經濟上的基本矛盾蔣介石無法克服,為我必勝蔣必敗的基本原因之外,在軍事上,蔣軍戰線太廣與其兵力不足之間業已發生了尖銳的矛盾。此種矛盾,必然要成為我勝蔣敗的直接原因。”

  “向解放區進攻的全部正規蔣軍,除偽軍、保安隊、交通警察等不計外,共計一百九十幾個旅。此數以外,至多再從南方抽調一部分兵力向北增援,此后即再難調。而此一百九十幾個旅中,過去3個月內,已被我殲滅25個旅。”

  “蔣軍一百九十幾個旅中,須以差不多半數任守備,能任野戰者不過半數多一點。而這些任野戰的兵力進到一定地區,又必不可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備。敵人的野戰軍,一方面不斷地被我殲滅,另一方面大量地擔任著守備,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今后一個時期內的任務,是再殲滅敵軍約25個旅。這個任務完成了,即可能停止蔣軍的進攻,并可能部分地收復失地。可以預計,在殲滅第2個25個旅這一任務完成的時候,我軍必能奪取戰略上的主動,由防御轉入進攻。那時的任務,是殲滅敵軍第3個25個旅。果能如此,就可以收復大部至全部失地,并可以擴大解放區。那時國共軍力對比,必起重大變化。欲達此目的,必須在今后3個月內外,繼續過去3個月殲敵25個旅的偉大成績,再殲敵25個旅,這是改變敵我形勢的關鍵。”“為此,全黨必須進一步貫徹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原則,實行緊張的動員和精心計劃的作戰,力爭軍事形勢的根本轉變。”

  “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是唯一正確的作戰方法。不論在戰役上、戰術上,都須如此。”

  在華北戰場上,聶榮臻、賀龍以一部兵力從9月29日至10月12日,出擊平漢路北段,收復徐水、望都等10余座縣城,控制鐵路120多公里;而以主力在懷來及其以東地區進行頑強阻擊國民黨軍,殲其2.2萬余人,然后主動撤出張家口,轉入冀西山區繼續作戰。

  10月11日上午,傅作義輕取張家口。占領張家口后,傅作義研究解放軍遺留的書籍、報刊、文件,了解一些解放軍的戰略、戰術思想和各項政策措施,提出了“二分軍事、三分政治、五分經濟”的口號。他試圖改變國民黨軍走下坡路的趨勢。

  后來,傅作義在他發表的《致毛澤東的公開電》中稱,他所以能擊敗參加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聶榮臻、賀龍兩部10萬之眾。是民心向背的結果。傅作義還夸口說:“如果中共在中國真能夠取得勝利,我甘愿給毛澤東當個小小的秘書。”

  10月15日,毛澤東致電陳毅、粟裕、張鼎丞、鄧子恢、曾山、譚震林說:

  “在陳領導下大政方針共同決定(你們6人經常在一起,以免往返電商貽誤戰機),戰役指揮交粟負責。”

  原來,陳毅于10月1日在給中央軍委的電報中作了自我批評,他說:“兩次到分局會談,他們戰爭方針很正確。但我至淮北,戰局過濾太多,決心不夠,未能發揮山東野戰軍力量,有負黨和人民的付托。今后集結張、鄧、粟在一起,軍事上多由粟下決心,定可改變局面。”由是,毛澤東才做出了上述10月15日的決定。

  10月底,斯特朗從解放區采訪后回到延安。在這以后的日子里,斯特朗一直忙于建立同美國溝通聯系工作;為寫一部毛澤東傳記而搜集資料。同時,她也不放過任何一次同中共領導人聚會的機會,她參加了朱德的生日宴會;同周恩來等人一起打橋牌。在每周六的晚上,參加在棗園或者在楊家嶺舉行的舞會,她同毛澤東、周恩來等幾乎所有的領導人跳舞。

  中共領導人的舞姿與史沫特萊在延安時相比,顯然已經有了較大的進步。斯特朗感覺到,每位領導人的舞姿都與他們本人的特點有相似之處。周恩來穿著從南京帶回來的黑色便鞋,他的華爾茲跳得優雅完美;劉少奇的舞步如同算術那樣準確,眼看就要“準確得過了頭”的時候,他會轉而來幾下奔放活潑的舞姿,進入高等數學中去;毛澤東很多時間與鼓手談論跳舞,好象是在定拍子,然后他完全按照自己的節奏跳了起來,而且一般都能不出錯。斯特朗用詩歌般的語言對他們進行了這樣的描述:

  “周動作優美,無與倫比,劉舞步精確,帶著辯證哲理,朱德仿佛在人類長征途中,輕松而有節奏,不知疲倦地在歷史的長廊中繼續行進。可是,當毛也開始起舞,就使樂隊改變了節奏。”

  1946年11月2日,毛澤東與中央軍委指示晉冀魯豫野戰軍說:

  “在11月份打兩三個大仗,打孫震、劉汝明兩集團,收復大塊失地,并拖住邱清泉的第5軍和胡璉的整編第11師。”

  11月4日,國民黨政府與美國政府簽訂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加上在此前后與美國簽訂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使國民黨統治區進一步置于美國的控制和掠奪之下。

  11月15日,國民黨的國民大會正式召開。

  11月16日,毛澤東致電中共駐南京代表團,要求代表團主要領導人周恩來等人立即返回延安,南京只留下董必武等少數人同國民黨繼續保持接觸。

  11月18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的名義起草了黨內指示,他在指示中寫道:

  “蔣介石日暮途窮,欲以開‘國大’、打延安兩項辦法,打擊我黨,加強自己。其實將適得其反。中國人民堅決反對蔣介石一手包辦的分裂的‘國民大會’,此會開幕之日,即蔣介石集團開始自取滅亡之時。蔣介石的軍隊在被我殲滅了35個旅之后,在其進攻能力快要枯竭之時,即使用突襲方法進占延安,亦無損于人民解放戰爭勝利的大局,挽救不了蔣介石滅亡的前途。總之,蔣介石自走絕路,開‘國大’、打延安兩著一做,他的一切欺騙全被揭破,這是有利于人民解放戰爭的發展的。”

  欲知國共之間戰局如何發展?且看下一章內容便知。

  東方翁曰:毛澤東心系武戰場,關注文戰場。由他1946年9月27日寫給陸定一的信可見一斑。形勢變了,《解放日報》不能隨勢轉筆,還要站在舊碼頭上彈老調,豈不是長國民黨軍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正如毛澤東在信中所說的那樣:“向軍民描寫美蔣怎么厲害,怎么兇,這在7月以前是必要的。7月以后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毛澤東這一封文字不多的重要信件,后來的政治家、軍事家實有一讀之必要。

 

  為紀念偉大領袖毛主席誕辰1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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