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前在“新華網”看到賀龍女兒賀捷生撰寫的一篇追憶徐向前的文章。文筆細膩、感情真摯，頗顯文字功底，讀來十分感人。但文中在涉及西路軍歷史轉折的關鍵部分，幾處本應起到點睛之筆的關鍵語句，存在諸多疑問?！ ?
例如，文章在某段開頭說，“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中央決定由紅四方面軍一部組成西路軍，渡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命他任總指揮，于1936年11月率部西征?！?nbsp;這個復句所述事件的時間背景是“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后” ——應指1936年10月9日朱德、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率紅軍總部、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到達甘肅會寧，與紅一方面軍的會師（這是紅一、四方面軍的第二次會師）。句子主語是“中央”，謂語是“決定”，賓語是決定的內容，由三個相互關聯的分句構成：一、“組成西路軍”；二、“渡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三、任命“他”——徐向前——為西路軍總指揮，“率部西征”。其中第一個分句“組成西路軍”里的“西路”，隱含著未來任務指向是河西走廊，就像最終出現的那樣，向新疆方向挺進；第二個分句包括三層意思：1. 組成西路軍后首先的任務——渡河；2.組成西路軍的直接目的——準備執行寧夏戰役；3.呼應第三個分句中的任命，將寧夏戰役（作戰方向應當沿河向北）說成是“西征”（基本方向是向西），這又和第一個分句相呼應?！ ?
這一高度概括性的語句，很巧妙地用一個復句將歷史上張國燾及其追隨者的路線錯誤定性并解釋為中央決定；徐向前在相關歷史過程中則是完全服從并聽命于中央——這就不可避免地將當時因張國燾及其追隨者路線、方向錯誤所造成重大犧牲和損失的責任全部轉嫁到黨中央和毛主席身上，使讀者對當時歷史事件的因果關系做出錯誤判斷，也就難以汲取歷史留下的經驗教訓?！ ?
如果要準確地敘述西路軍的組成，下面所述歷史背景不容忽略，即：張國燾企圖以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名義指揮紅四方面軍全軍渡過黃河向西退卻、不惜破壞戰役的實施；其錯誤行為和路線開始被中央識破，但其影響尚未全面消除，并且直接影響了有關部隊首長的決心；四方面軍渡河部隊首長拒絕渡河東返的命令，在寧夏戰役被迫取消后，中央又不可能拋棄這支因高級指揮員長期受張國燾影響、對中央命令時有抵觸的紅軍部隊，只能從大局出發，根據部隊首長的建議和要求，批準組成西路軍；隨后，西路軍踏上了苦難征程——這一段以及隨后一段歷史，包含有十分寶貴的經驗和非常慘痛的教訓。其中最主要的是從西路軍失敗、張國燾路線破產這一事件上升成為指導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極重要思想認識：任何錯誤路線及其影響都必然會給共產黨的事業造成重大損失?！@是凝聚了上萬紅軍將士鮮血和生命鑄成的教訓，是一種極其寶貴的歷史遺產，是不容篡改和扭曲的歷史經驗。扭曲和篡改這段歷史，就是無視上萬名紅軍戰士用鮮血和生命寫成、后人應永遠銘記的寶貴經驗。任何個人都沒有權力扭曲、篡改這段歷史——不管他是元帥、將軍還是政府高官、國家主席、名人、學者、“紅二代”，他們都沒有這個權力。
賀捷生文章中的有關句子在全文中起著承前啟后的作用，可惜所述與史實不符，因此不僅扭曲了歷史，由這句話引出的后文中隱含著對黨中央和對毛主席的怨懟、不滿、譴責情緒，更談不上對張國燾錯誤路線及其危害的認識并且上升到所有錯誤路線都會對革命事業造成嚴重危害的認識高度，讀來讓人頗感遺憾，有必要予以澄清?！ ?
下面是本文針對賀捷生文章中那句話對相關歷史事件的簡略分析，也是對前面提到“不容忽略”的“歷史背景”的一個注解。其中引用的大部分電報，部分說明，摘自雙石的研究文章。目前西路軍歷史研究者公開發表的文章中，以雙石的系列文章提供的資料最為全面、系統、翔實，因此最有價值，也最具有權威性。本文的要點在于用已知的資料進行分析?！ ?
首先是“中央決定”的內容問題。
按原句子給出的時間，此“決定”應限于1936年10月9日之后至1936年11月之前這段時間。這里還存在一個先后順序問題。按句中敘述順序，是組成西路軍在先，渡河在后。
那么，在這段時間里，中央有何決定？內容為何？是否存在組織成立西路軍的內容？——這是首先需要澄清的?！ ?
查歷史資料：
1936年10月11日，中央發布了《十月份作戰綱領》——寧夏戰役作戰綱領——這個綱領沒有命令四方面軍組成西路軍，而是要求四方面軍一部（三十軍）準備渡河器材，其余主力進行休整，并準備于11月10日之后渡河（注意這個時間）；渡河后不是向西，而是向北，與一方面軍相互配合，攻占定遠營，相機攻取銀川?！ ?
10月23日，彭德懷提出具體實施計劃：“戰役分兩步進行，第一步，紅四方面軍三十軍、四軍兩個軍從靖遠渡河，渡河后奪取景泰并沿黃河西岸向中衛攻擊；第二步，紅一方面軍渡河部隊從寧武、金積方向渡河，以一部進取定遠營，接受國際援助物資，爾向進取銀川。”
10月24日，毛澤東復電同意彭德懷的計劃，但強調指出：“我處南北兩敵之間，非擊破南敵無法向北?！壳跋葲Q問題是如何停止南敵?！?nbsp;并叮囑彭德懷，在與朱張見面時，詳商西蘭大道以北堅壁清野問題，靜會大道以北，海原、靖遠以南構筑防御陣地問題；準備在該地區與北進之敵進行決戰，企圖消滅其一部，停止或扼阻其追擊問題。
這實際上構成了中央對寧夏戰役計劃做出調整、加入了“打擊南敵”的命令?！ ?
同日（24日），紅三十軍開始強渡黃河，獲得成功?！ ?
仍然是同日（24日），朱德、張國燾致電中央，“彭德懷同志提出之戰役計劃要旨，我們完全同意，……”——請注意這個電報的署名！那段歷史中凡涉及此署名的電令，許多不能代表中央，只能代表張國燾個人。后面將作專門說明。
以上實施計劃中當然也沒有組成西路軍的內容。要點是阻止南敵，與敵決戰，然后渡河，沿河向北進擊。為此，決定先以三個方面軍主力進行海打戰役，擊破南敵，停止敵人追擊。作戰方針是逐次轉移，誘敵深入，在預定海原、打拉池地區，集中優勢兵力，給追敵主力胡宗南部以殲滅性打擊?！ ?
這就是為寧夏戰役做準備的海打戰役部署?！ ?
按此戰役部署，紅四方面軍之四軍、三十一軍應從正面阻擊尾追紅軍之王均第三軍，紅一方面軍則從側后進攻，將其消滅在打拉池一帶。
25日，三十軍渡河成功后，徐向前、陳昌浩決定“九軍決今夜跟進渡河”，未得中央同意：
中央去電朱、張、徐、陳，再申“先南后北”方針，要求九軍對付南敵，待“南敵確實受嚴重打擊后”，再“從中寧渡河”?！ ?
但同日16時，出現了聯合署名“朱德、張國燾、彭德懷”的電報，命令四方面軍主力（三個軍）渡河。——彭德懷后稱該電是發后才給他看的?！ ?
這樣，紅九軍也被調過河去?！ ?
26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國燾有出涼州不愿出寧夏之意，望注意”，同時再申“先南后北”方針，不同意三十一軍渡河，提出：“四、五、三十一軍，二方面軍，應以打胡為中心，僅抗擊不夠，打法可采誘敵深入”?！ ?
27日，出現了一個署名“朱德、張國燾”、與中央意圖大體一致、給徐向前、陳昌浩的電令：“四方面軍除三十、九兩軍及指揮部已過河外，其余各部應停止過河”，“三十、九兩軍，即由你們中去一人指揮，迅速占領大蘆塘、眼井堡、大營盤、三塘釋、五佛寺地區，以一個軍向中衛延伸，一個軍準備奪取戰略要地定遠營”?！@很可能是中央三令五申臨時發生了作用，或者朱德暫時突破了張國燾對電臺的控制后發出的命令。
但隨后，出現了徐向前、陳昌浩致朱德、張國燾及中央的電報，“提議四方面軍全部渡河”，并且語氣強硬，要求中央“重決速示”。 “重決”——否定前電令，要求重新決定！“速示”——限定時間，命令式的請示！
28日，中央接到聶榮臻、左權、彭德懷等電報，他們分別報告，張國燾“以各種方法破壞打擊追敵計劃”、“以各種方法使我不能與徐陳見面”、“更企圖將總部移乾鹽枱堡使育英不能與其他干部會談”，其中尤以彭德懷的報告語氣激憤：“前廿五日間以朱張彭三人發電給徐陳賀任，發后才給我看，一種陰謀強奸式的，以后聯名電報作為無效”。
至此，張國燾的動作和意圖開始被中央及軍委主要領導人窺破。但對于已經渡河、要求“重決速示”、更愿意聽命于張國燾的徐向前、陳昌浩，只能懇切、委婉地呼吁：“目前我們正處在轉變關頭，三個方面軍緊靠作戰則有利，分散作戰削弱，有受敵人隔斷并各個擊破之虞。更不能達到擴大蘇區，擴大紅軍，把紅軍提到新階段，爭取抗日統一戰線勝利之目的?！薄 ?
遺憾地是，中央的呼吁沒有發生作用，在明知中央命令和張國燾命令不一致且存在沖突的時候，徐向前、陳昌浩選擇了接受張國燾的命令。紅五軍也被調過河西。
30日，在彭德懷下達海打戰役作戰部署之后，當面表示了同意意見的張國燾，背后卻密令四軍、三十一軍撤離預設位置，也準備渡河。只不過因為敵情的變化和彭德懷的阻攔，渡河沒有成功，但張國燾此舉已使紅軍主力右翼完全暴露在敵人面前，渡河與未渡河紅軍主力被敵隔斷，海打戰役計劃已無法實現。這是后來寧夏戰役被迫取消的第一個關鍵點。
從以上簡述的寧夏戰役計劃和渡河過程中，我們看到，除了戰役計劃不存在組成西路軍的內容外，還看到，徐向前并沒有完全執行中央的電令，更多、更積極地是執行張國燾的電令。因此談不上“完全服從并聽命于中央”。
那么，“西路軍”又是在什么時候組成的？
是徐向前、陳昌浩積極執行張國燾“全軍西渡”的命令、在三十軍、九軍與五軍渡河之后的11月10日方才組成。此時，四軍、三十一軍早已經撤離作戰指定位置；徐向前、陳昌浩強調條件困難、不愿執行毛主席“河西只要一個軍，指揮部帶兩個軍仍過河東準備夾擊敵人”的命令；阻止南敵的海打戰役已被破壞、寧夏戰役計劃失去了先決條件被迫擱置；徐向前、陳昌浩忽視前方困難，置中央對沒有外援、須獨力完成任務的多次提示于不顧，自主請命，要求向西打通國際通道并在河西走廊建立根據地。對這兩個任務，徐、陳電示中央：“大靖、涼州地區人糧較豐，以后籌資擴紅都有大的辦法?，F時即不能與主力互相策應，依據現在敵力我力估計，我們可以完成任務”。這個電報，可以看成是徐、陳當時不愿兩軍東返，力爭三軍西進，對爭取任務作出的保證。后來徐向前在回憶錄中說：“我那時是積極主張西進的。”也證實了當時存在這樣的請命，只不過這一請命的實質與紅一、四方面軍二次會師前四方面軍在張國燾主導下高級領導人會議上形成的西進軍事計劃是一致的。張國燾后來在回憶錄中說：“多數認為我此時不能去陜北，應該集中力量，先執行西進的軍事計劃，然后再談黨內問題（308頁）” ——反映了當時以徐向前、陳昌浩為主的四方面軍高級指揮者的基本心態。因此，陳昌浩、徐向前在部隊渡河后，拒絕中央返回河東的電令，建議西進，帶有積極執行過去張國燾西進軍事計劃的意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央批準成立了“西路軍”并同意了“西路軍”西進的計劃——很明顯地包含有為防止紅軍公開分裂出于大局的妥協成分?！ ?
這段歷史中，倉促渡河，將預定的作戰部隊調過河西且嚴重超過中央允許的軍員，雖然時間集中于幾天之內，但對于海打戰役的流產并迫使中央批準成立西路軍，是一個關鍵性事件。關于“渡河”，還可看一下陳昌浩對此行動的記述：
“……三十軍已渡河成功（二十四、二十五日晚），九軍、五軍急向北開進，四軍、三十一軍扼阻大路。敵人急進之下，指部本總部命令，隨九軍、五軍渡河，三十一軍亦準備渡河（直屬隊大部已渡河，隨后又開返河東）。我們渡河后，在中和堡約停住了一天一夜，中間接到毛主席電報：“河西只要一個軍，指揮部帶兩個軍仍過河東準備夾擊敵人”。這時三十一軍、先頭已抵靖遠，事實上已不好東返，……。此時明顯看到：
1.我們率三軍渡河雖得總部命令，可是是反軍委意圖的。國燾同志縱令三個軍甚至全部渡河，無疑的是執行自己一貫退卻計劃，而不是真正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如果不是敵情地理限制，三十一軍、四軍均已渡河?！ ?
2.我們當時同意三個軍渡河的動機，外表上是為了執行寧夏戰役計劃，跨河而下，以與河東主力呼應，實質上是違反了軍委意圖，曲解了寧夏戰役計劃，恰恰做了國燾同志退卻計劃的實施者，因為寧夏戰役計劃決不是分散主力，無條件的避過敵人，而是要在有利時機（誠如會靖線上及以東）集中兵力打擊敵人，爭取消滅其一部，借以鞏固自己根據地。當時三個軍渡河無疑是違反寧夏戰役計劃的，是退卻路線支配下之行動。
3．過河本身根本上也是不對的……
我還記得，……我們當時是以為總部命令是在軍委指示之下的，以為軍委、總部分散了四方面軍。這無疑的是我們主觀掩飾了退卻路線之十足的表現，自己已經執行了國燾的退卻計劃，反而把分散四方面軍的異議，歸到軍委身上（在渡河后才知道軍委不贊成三個軍渡河），……當時軍委同意用一個軍在河西，這是因為已經過了河，事實上已無法制止之后（四方面軍三個軍渡河軍委并不知道），但不能說是軍委分散四方面軍（如果需要分散，軍委自有權分散），或者說是“等于犧牲這一個軍”。因為這一個軍的行動是隨時可調過河東去的。”
——摘自陳昌浩：《關于西路軍失敗的報告》
根據前文摘錄的當時有關計劃和渡河行動的部分來往電令、報告（引號中的文字，主要摘自雙石關于西路軍的研究文章），以及重要當事人陳昌浩關于“四方面軍三個軍渡河軍委并不知道”的說明。我們已可判斷，賀捷生句中的“中央決定……組成西路軍，渡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不能成立，且明顯地與史實不符。因為渡河前，中央正式提出的戰役計劃中根本不存在組成西路軍的內容。在渡河過程中，存在嚴重違背中央電令的行為?！ ?
前面提到原紅四方面軍第二號、西路軍第一號人物陳昌浩，并摘錄了陳昌浩在西路軍失敗不久后寫的《關于西路軍失敗的報告》中幾段文字。
這個報告對張國燾用陰謀手段企圖指揮四方面軍向西退卻、再次形成用軍事力量為后盾與中央分庭抗禮局面的認識已經有所觸及（見引文中的黑體字）。盡管目前有人認為陳昌浩的報告是當時為了自己過關的應付之作，但作為最重要的當事人之一，又在事后不久，對過程的敘述應當比較接近歷史的真相。文字中說到的以為“總部”下達的命令是軍委（中央）同意的，披露了“軍委（中央）”與“總部”命令中出現矛盾和沖突的事實。近年來看到“渡河”前后的多份電報，也可對“四方面軍三個軍渡河軍委并不知道”加以印證?！ ?
這里需要重點說明的是，陳昌浩所說的“總部”下達的命令即我們在前文提及的渡河前期署名“朱德、張國燾”的電令，不應當看作是中央（軍委）的命令，而應根據情況將大多數視之為張國燾個人的命令。只有少數可以看作是中央（軍委）的命令?！ ?
對于張國燾個人命令（多署名“朱德、張國燾”，還有署名“朱德、張國燾、彭德懷”）是否能夠代表中央問題，涉及到中共中央上級與下級、發布命令與執行命令時一個非常重要的、用以維護民主集中制和組織紀律的黨性原則，這一原則是：如果遇到中央集體開會形成的重大決議，與會者當面表示同意和服從，這種決定可視作中央決定。執行這一決定，出了問題由中央負責；但如果在會后執行過程中，參會者無論以何名義發出與這一決定存在原則性分歧的或方向上違背原決定的指示、指令、電報、命令、等等，都不能視為中央決定——這就是說，執行任務的領導者不允許發布違反原則、背離方向的指令，一旦發出，這些指令不能視為中央決定，只能算是個人的決定，出現了問題應由個人負責。在重大事項上，有意違反此原則，當面一套，背后另搞一套，不取“光明正大”之途徑，便等同于搞陰謀詭計。同理，對于執行者，如果明知中央全部決定要旨，但在執行時加以選擇，對符合某種意圖的內容積極執行，不符合某種意圖的內容尋找借口、消極推諉，出現問題，執行者當然也應當承擔個人責任。
實際上，這一可以將中央決定和中央個別成員違反中央決定的指令區別開、“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的基本原則，可以當作一個判定標準：不僅僅適用于西路軍事件發生的前前后后，適用于對那些署名“朱德、張國燾”的電報性質的判定，也適用于對陳昌浩、徐向前在西路軍失敗過程中應承擔的歷史責任的判定。這一原則在中國共產黨充滿了矛盾統一和斗爭團結的全部歷史當中，包括建國后，文化大革命中，以及現在，對于共產黨所有領袖人物在歷史事件中的黨性、立場和行為的判斷，也都是適用的。這方面的歷史教訓太多了！
很明顯，中央《十月份作戰綱領》和隨后的作戰計劃，一系列電令，意圖和表述都十分清楚：先打南敵，與敵決戰，否則寧夏戰役不能執行?！ ?
張國燾不存在理解力方面的問題。即使中央給了張國燾獨斷專權，這一權力也必須符合中央決定的基本原則和議定的戰略方向，否則視之無效。
將作戰部隊調離指定位置，指揮全軍西渡，明知違反中央決定原則、會影響戰役的實施，仍然頑固堅持，且屬有意為之；這就暴露出他內心深處最終意圖，是將四方面軍當成私人武裝，個人的政治資本，指揮全軍向西退卻；其手法非常地不光明，完全可以和陰謀詭計劃等號。因此，按前述判定標準，那些署名“朱德、張國燾”甚至加上“彭德懷”署名的大部分電報，無非是張國燾盜用中央名義的個人行為，不能視之為“中央決定”?！ ?
同樣，對于陳昌浩和徐向前，在明知中央命令與張國燾命令發生沖突的情況下，寧愿選擇執行張國燾命令而不選擇執行中央命令，對于后來西路軍在河西走廊慘敗便負有不可推卸的個人責任。企圖用“中央決定”來掩蓋和推卸個人應付的責任，已經不僅是認識方面的問題，還涉及到黨性和人品?！ ?
那么，為什么陳昌浩和徐向前更愿意執行張國燾的命令？
我們可以分析一下此二人在剛剛被撤銷不足三月、張國燾另立的第二中央中的職務，或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在這個偽中央里，陳、徐二人不僅是中央委員，還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又是中央書記處成員（共五名書記）；同時，不僅是中央軍委委員，還是軍委常委（共五名常委）；此外，陳昌浩為紅軍總政治委員，徐向前為紅軍副總司令。
從這些任職情況來看，如果假定張國燾西進計劃成功，最終又在新疆建立起一個聯邦共和國，陳、徐二人同樣可以得到比中共中央所給的更高的職務和任命。很可能是個人的利益、名利心驅使他們在極重要的關頭做出了錯誤判斷和錯誤選擇。對這一點，徐向前在回憶錄里是諱莫如深的。倒是陳昌浩在生前留下的文字中做了懺悔。他在西路軍失敗十幾年后寫給兒子陳祖濤的信中，談到對自己這段歷史的反思：
“過去問題中最重要的經驗教訓之一，就是：誰離開了毛主席領導的黨中央的路線和指示，誰損害了黨的最高原則——黨的團結，誰把個人利益擺在黨的利益之上，誰就在工作中犯大錯誤，誰就失敗，就遭到歷史的懲罰。我過去正是犯了這樣的嚴重的政治錯誤，給黨造成了極大的損害。之后，不管黨怎樣本著‘治病救人’的方針，使我獲得了在黨內改正錯誤的機會，但過去我的錯誤，始終是我在時時刻刻一舉一動中都要加以警惕的活生生的歷史的教訓（摘自陳昌浩1953年5月給兒子陳祖濤的信）?！薄 ?
這段話中，“擺在黨的利益之上”的“個人利益”，應當是有所指的，就是追隨張國燾執行西進軍事計劃有可能得到的職務——幻想中的名利和地位。相比較之下，徐向前的認識比起陳昌浩要差一籌。從他幾十年后所寫的回憶錄來看，他比陳昌浩更積極更堅決地執行了張國燾路線，例如，在一、四方面軍會合之前，張國燾已經提出過西渡黃河的主張，這一主張得到了徐向前的認同，并進行了實施，只不過沒有成功罷了。后來徐向前在渡河中的行為，無非是延續了過去的張國燾路線。但從西路軍失敗直到去世，他對個人應承擔責任的認識，都談不上深刻。尤其是晚年公開發表的回憶錄，其中一些觀點與敘述，嚴重違背歷史，這種行為本身是對西路軍一萬多名死難烈士英靈的褻瀆和侮辱。
下面是從徐向前回憶錄摘錄的幾段話：
“……分歧的焦點是：陳昌浩主張立即北上靜、會地區，會合一方面軍，與敵決戰。張國燾則認為，既然一方面軍主力不能南下，四方面軍獨力在西蘭通道地區作戰，十分不利，主張西渡黃河，進據古浪、紅城子一帶，伺機策應一方面軍渡河，奪取寧夏，實現冬季打通蘇聯的計劃?！蠹夷阋谎?，我一語，勸了張國燾一通。關于軍事行動方針問題，我們說，可以繼續商量。
“張國燾來了勁頭，指著地圖，邊講邊比劃。大意是說，四方面軍北上靜會地區，面臨西蘭通道，與敵決戰不利；陜甘北地瘠民窮，不便大部隊解決就糧問題，如果轉移到河西蘭州以北地帶，情形會好得多。從軍事觀點看來，我們覺得張國燾的意見，并非沒有道理。于是，當場制定了具體行動部署：四方面軍以一個軍從永靖、循化一帶渡過黃河，搶占永登、紅城子地區作立腳點；以一個軍暫在黃河渡口附近活動，吸引和牽制青海的馬步芳敵；以兩個軍繼續布于漳縣、岷州地帶，吸引胡宗南部南下，而后這三個軍再渡河北進。主力出靖遠、中衛方向，配合一方面軍西渡黃河，共取寧夏。
“我帶先頭部隊，向洮州進發，張國燾他們繼后。過了洮州，向老鄉調查。據老鄉說，現在黃河對岸已進入大雪封山的季節，氣候寒冷，道路難行。根據這樣的地形、氣候條件，我覺得渡河的計劃難以實現。遂返回洮州，向朱、張匯報。這時，中央來電，明令禁止四方面軍西渡。電文說：“我一、四方面軍合則力厚，分則力薄。合則寧夏、甘西均可占領，完成國際所示任務，分則兩處均難占領，有事實上達不到任務的危險。”“中央認為四方面軍仍宜依照朱、張、陳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從通渭、隴西線北上，不過半月左右即可到達靖遠、海原地域，從靖遠渡河；一方面軍跟即渡河或合力先取寧夏，或分途并取寧夏、甘西，二方面軍仍在外翼制敵，則萬無一失?！薄 ?
以上摘錄第一段中的黑體字，說的是張國燾的主張；第二段是徐贊成張國燾的意見，“并非沒有道理”；第三段是西渡計劃實施和停止以及中央來電“明令禁止西渡”。
這幾段說得是張國燾的偽中央被撤銷之后、紅一四方面軍的第二次會師之前、寧夏戰役正在醞釀之中的事。此時的渡河計劃，主要是張國燾、徐向前的計劃（陳昌浩最初反對，后來同意了張、徐的意見）。內容中存在回憶錄捉刀代筆者企圖掩飾某些史料產生的矛盾。但也承認了徐向前在當時贊成張國燾的某種傾向?！ ?
這種傾向在張國燾回憶錄中也有表達：“關于解決黨內爭端問題，多數認為我此時不能去陜北，應該集中力量，先執行西進的軍事計劃，然后再談黨內問題（張國燾回憶錄，308頁）”這里的“多數”指的是誰？難道不包括徐向前嗎？
根據這些資料，可以判斷，對于后來以執行寧夏戰役為名義發生的渡河行動，應主要看作是張國燾西進計劃的延續，而徐向前更多、更堅決地是在執行張國燾的計劃和路線。他之所以做出這種選擇，很可能也包括了對個人職務、任命、前途的考慮。相反，倒是陳昌浩的一些主張稍微地接近中央意圖，但又極不堅定，時而動搖、時而徘徊、在關鍵時刻舉棋不定。因此，西進途中，二人爭吵不休，多次發生爭執，意見很難統一。此二人一為政治上的最高首長，一為軍事上的最高首長，意見不統一，猶豫不決、當斷不斷，對于正在進行的軍事行動無疑會產生災難性的影響。這也是西路軍慘敗的原因之一。但根本原因，還是因為此二人長期受張國燾路線的影響，無法立即改變，終于影響了全軍的生存。
徐向前在回憶錄中將西路軍失敗的原因歸結為中央決定、歸結為陳昌浩的優柔寡斷，歸結為客觀條件，卻很少觸及個人的主觀原因，這是很令人費解的。只能解釋為面對西路軍的慘敗、上萬將士的鮮血和生命，個人難辭其咎，無法釋懷，又不愿言明，在這種矛盾、糾結的心態下，最終選擇了畏縮、逃避和推脫。已經發生過的事件真相永遠客觀地存在，任何人都無法遮蔽、扭曲。徐向前試圖這樣做，在回憶錄中說，“西路軍自始至終都是執行中共中央交給的任務”，而至死未能觸及并說出真相，這就會形成一個死結。就如賀捷生說的，“這段不堪回首的歷史，卻成了他心里永遠的苦，永遠的疼。也正因為這樣，當他到了垂暮之年，還在不斷地反躬自責，說西路軍的失敗，使他長期愧悔交加，余痛在心”。聯想到他在晚年為張國燾雕像題字、為西路軍“正名”的行為，全都反映了這種矛盾心態。但錯的永遠是錯的，歷史本無法篡改。他只能是帶著痛苦離開人世?！ ?
賀捷生在文章中迎合那種被扭曲了的心態,說，“雖然寧夏戰役的決策是中央做出的；當時他那支剛在長征中三過草地的隊伍，又疲憊至極，根本不適宜執行渡河西征那樣的重大軍事行動，何況是明擺著的以卵擊石?！薄@里依然錯誤地把寧夏戰役說成是渡河西征；而從前文看，被這段文字所指責的、作出了“明擺著的以卵擊石”的決策的決策者，除了中央，還用“怎么甘心丟了一整座青山”做呼應、隱約指向用“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來安慰徐向前的毛澤東。這種類似于春秋的筆法，見得實在太多了。我希望這僅僅是賀捷生的筆誤。因為文章流露出的某種情緒不是紀念，而是迫使讀者將已逝者從墓中掘出進行剖析。這近乎鞭尸，是極其殘酷的，是對徐向前最大的不敬?！ ?
本人所學專業是機械制造而非歷史研究，但最近幾年又非常關注西路軍這段苦難的歷史。因為目前中國的局面和歷史上西路軍在河西走廊苦戰所處的局面非常相似。
當時紅軍戰士們面對的是馬家軍的機槍和馬刀，倒下后流出的是鮮血，失去的是生命；現在的黨員干部面對的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設下的溫柔陷阱、糖衣炮彈，是金錢的誘惑，被這些“新式武器”擊中的黨員干部會難以逆轉地變成行尸走肉，倒下的是旗幟和信仰，失去的是靈魂。當年西路軍在河西走廊慘敗、基本上全軍覆沒；目前上千萬先烈經數十年流血犧牲、艱苦奮斗建成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也幾乎被私有化殆盡。兩個不同歷史時期造成同樣嚴酷局面，有一個共同原因，全都是因為中國共產黨受到了錯誤路線的影響，而這種影響，主要是通過共產黨某些高級領導人發生作用的。在西路軍，張國燾路線的主要執行者無疑是徐向前、陳昌浩。在當代，資本主義路線的代表人物是劉少奇、林彪、鄧小平，當然還涉及繼承了鄧小平路線的某些共產黨高級領袖。
張國燾、陳昌浩、林彪、劉少奇、鄧小平，也包括徐向前，他們全都為中國革命事業做出過重大貢獻，他們全都無愧于“革命家”這個稱號，但他們只能算是民主革命時期的革命家，而不能算是完全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馬克思主義者。這部分地因為他們是民主革命時期加入革命隊伍的。參加革命時，中國的最大背景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經濟狀態下的私有制，因此他們頭腦中不可避免地打下了私有制的烙印，封妻蔭子、稱王封侯，這使他們在重大歷史轉折的關頭，往往會將個人的、小集團的利益擺在黨的利益之上，接受機會主義路線的影響，為了個人的職務、地位、名利、家庭、兒女，不惜改變甚至破壞共產黨的宗旨和正確路線，因此而造成的損失極其巨大。他們個人所做貢獻永遠都不可能大于他們給革命事業造成的損失。唯有曾經被他們影射、誹謗、攻擊的毛主席才是真正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歷史的評判永遠都是無情的和殘酷的。
同樣，歷史也給了現在的共產黨領袖兩種選擇，一種是“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另一種是“公者千古，私者一時”。最終如何，取決于他們的思想路線主導下的認識方法。
下面是賀龍女兒賀捷生文章的鏈接，原文標題是《以女兒的名義》：
賀龍女兒人民日報撰文追憶徐向前:視為父親，2012年1月11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1/11/c_122567653.htm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注：配圖來自網絡無版權標志圖像，侵刪！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利永貞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