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悲壯歌一曲，怎不深緬毛澤東？

再次打開西路軍悲壯的歷史畫卷，心里依然會為數萬英烈那段英勇不屈、血灑荒原的可歌可泣英雄史詩驚嘆不已。當年以武裝力量反抗國民黨腐朽統治的中國工農紅軍三大主力之一的紅四方面軍，可說是數量及其裝備都在紅軍部隊占優勢的一支革命武裝，但由于四方面軍的領導人張國燾陰謀分裂紅軍南下、另立中央的企圖以及實際行動所使，從而造成革命力量的空前損失。多少年過去了，圍繞四方面軍西征的歷史不時的有一些另類聲音出現，即使當時西征部隊的領導人在這一事件中所持的諱莫如深態度，更使許多不明真相的人們對此事有一種迷茫錯誤的認識。還有別有用心的人企圖借此事達到污蔑、非議、妖魔化毛澤東的目的，迄今為止，這可以稱為非毛反毛者欲栽贓毛澤東繼文革之外“清除”黨內異己力量的另一個所謂的證據，所以有必要再次重溫那段不堪回首的悲壯蒼涼歷史，以求還原歷史的本來面目。

早有想法涉足這段西征英雄的悲壯史詩，但由于相關的真實資料有限，更由于許多參與者在“特別是”以后針對此事前后大相徑庭的態度和評價，更不免使得人們一頭霧水。十多年前，我因為其它原因，驅車走過甘肅、寧夏許多地方，在那些當年西路軍勇士鏖戰過的地方，心里很是感慨萬千。我明白，盡管多年后的憑吊并不能安慰烈士們的英靈，但作為曾經的軍人，我想告訴那些革命的先驅者，他們為之奮斗不已、為之獻身的壯麗事業后繼有人。他們的英雄業績還將永遠留在后人的無限追憶中。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省會寧地區實現大會師。古老的會寧城因之而煥發出青春的活力。那個時候，花鞭鼓號與激越的歌聲交響回蕩，映現著鐮刀斧頭的旗幟和燦燦的紅五星輝映閃光。會寧城幾乎容納不了這從天而降的喜慶，那頭歡呼聲、口號聲剛停，這頭又炸響爆竹。歷經艱辛萬難、戰勝圍追堵截、幾乎裂變的紅軍隊伍又實現了力量空前的大會師。戰友們按捺不住激動的心情，放下手中的武器，拋下肩頭的背包，含著熱淚互相擁抱，互致著問候。

但在這喜慶的時刻，又有誰能想到，這支鋼鐵之師里面，還孕育著危機？他們之中的一些人，會被無情的命運盡情戲弄？西部雄渾的黃土高原和莽莽蒼蒼的沙漠會吞噬掉他們如火的戰斗青春，青、寧二馬的匪兵高高揮起的馬刀會讓他們血灑高原，那奔騰咆哮的馬蹄聲以及眾匪兵的狂妄囂叫是向他們索命追魂？

七、八十年的歲月流逝，許多的往事已逐漸淡出人們的記憶。但西路軍將士用生命與鮮血、用絢麗壯烈的青春書寫的西征史詩還依然在人們腦海里不斷浮現。我的心里會時時映現這樣一幅畫面：西部寒冬，滴水成冰，蜿蜒的黃土道上，不時有衣衫襤褸的年輕紅軍戰士，他們之中有血氣方剛的青年男子，有正值妙齡的青春女子，他們夜行日宿、風餐雨露，靠討飯維生，但心中依然有一個不變的前行目標——向東、向東！只有東方才是他們心中的圣地——延安。但突然間，一陣奔促的馬蹄聲如雷而來，隨即是閃亮的刀光在夜色中閃動驚人魂魄的光芒。于是，戰士倒下了……或者是，男的倒下，女的被尖叫著掠上狂奔的馬背……

悲涼的叫聲隨著奔騰的馬蹄聲遠去，只有肆虐的寒風在鳴響……當年西征的將士有兩萬余人，但最后歷盡千辛萬難返回延安的只有區區幾千人。我們說，戰無常勝將軍。但西路軍將士那段悲壯的歷史又將為我們提供怎樣的思考？

只有正確認識歷史，才能證明西路軍將士的血沒有白流。

圍繞西路軍問題的是是非非、問題說明、歷史回顧等都將使不明真相的人們更加迷茫與糾結。致使西路軍遭致幾乎全軍覆滅的原因是什么？幾十年來圍繞這一塵封事件歷史顯露出光怪離陸的詭異一面。在早先，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統一口徑的“正史”即是將“西路軍”失敗的原因歸責為“張國燾路線”，后來曾展開反張國燾路線的斗爭。因為同處于四方面軍的原因，當時在延安整風學習期間，還曾有許世友等為此想不通，許還聯絡部分四方面軍的干部外逃，準備離開延安重起爐灶干革命。但后來，隨著教育的深入，四方面軍的廣大干部戰士認識到張國燾路線的嚴重錯誤，緊密團結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周圍。他們之中后來誕生過元帥徐先前，大將王樹聲，還有李先念、許世友等等。

但近些年來，圍繞西路軍的歷史又起波瀾。更有人將西路軍兵敗的原因歸之為毛澤東排除異己，這是眾多妖魔化毛澤東無恥伎倆中的一個環節。那么，要弄清這個問題，就要從西征的決策說起。

關于西征的決策：

需要說明，西路軍的名義是在后來西渡紅軍四軍、五軍、三十軍等部孤軍深入后做的定義。關于西征的初始決策，有人撰文如此道：

“紅軍在實行從南到北的戰略轉移時，中共中央就已經考慮到打通國際路線，解決紅軍的戰略靠背問題。早在1935年8月5日，在毛爾蓋附近的沙窩召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通過的《中央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明確指出：‘西北各省是中國反動統治及帝國主義力量最薄弱的地區，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無產階級祖國及蒙古人民共和國，這更造成蘇維埃與紅軍發展的有利條件’。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開擴大會議，關于在何處建立根據地的問題上，毛澤東說：由于一、四方面軍已經分開，張國燾南下，使中國革命受到相當嚴重的損失，所以一、三軍團必須變更建立川陜甘根據地的計劃，以游擊戰爭來打通國際聯系，靠近蘇聯，在陜甘廣大地區求得發展。1935年11月，共產國際派林育英（化名張浩）回陜北，傳達了斯大林的指示：不反對中國紅軍主力從北方（外蒙方向）和西北（新疆方向）靠近蘇聯。193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通過的《中央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確定紅一方面軍東征，‘拿三個步驟，達到打通蘇聯與鞏固開展現有蘇區的任務’。紅一方面軍東征，只完成了兩個步驟，第三步（戰略目的）未能實現，旋即回師陜甘蘇區，復準備西征。關于西征，毛澤東在1936年6月29日的電報指出：“從總的戰略上看，無論站在紅軍的觀點上，站在紅軍與友軍聯合成立國防政府的觀點上，打通蘇聯解決技術條件是今年必須完成的任務’。打通蘇聯的道路有二，一是寧夏及綏西；二是甘、涼、肅三州。紅軍出動的時機亦有二，一是夏秋；一是冬天。不論采取哪一條道路與選擇哪一個時機，給馬鴻逵以堅決的打擊，都是決定的條件。為此，要求一方面軍必須于一個月內做好打擊寧馬及西渡黃河的準備工作。”——馮亞光《西路軍生死檔案》

既如上文所述，那么最初做出的西征決策之執行部隊是一方面軍，那是“朱毛”的部隊。借西征消除四方面軍部隊的陰謀化偽史觀應該休矣。只是后來，張國燾南下失敗，內外交困，被迫自行終止了分裂紅軍的步驟。中國紅軍三大主力才重新實現力量空前大會師。而在關于西征目的以及意義的真實認識上，時任四方面軍領導人的張國燾和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中央實際上卻有著各自的想法和目的。

雙石所著《西渡黃河·西路軍問題再考辯》（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3/220594.html）
中說：

“中共中央西渡黃河的目的是為了寧夏戰役計劃，但張國燾的想法卻不同：他的意圖是紅四方面軍部隊渡河后即轉向西進，奪取河西走廊，獨創一片天地，以實力取得在黨內斗爭中的有利地位。”

感謝雙石老師圍繞西路軍的歷史所做的詳盡考證，在幾個關鍵環節上實事求是還原了歷史的本來面目。而圍繞“渡河”、“東返”等問題所作的披露對于正確認識西路軍兵敗有著至為關鍵的意義。

在渡河的五軍、九軍、三十軍等三個軍中，只有三十軍西渡黃河事前得到了中央同意，而紅九軍渡河未得中央同意，是先斬后奏造成的既成事實；紅五軍渡河也不是奉中央命令，是斬而不奏的既成事實。我們知道，三灣改編的重大意義在于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地位，但在張國燾已在失敗面前宣布撤銷偽中央的后來，怎么還能有利用軍隊實力挑戰中央領導紅軍部隊的事實出現？這才真實反映出當時四方面軍某些領導人挾兵自重，尋機脫離中共中央領導，脫離紅軍統一軍事指揮的陰謀實質。

從雙石文章中還可以看出，即使在西渡部隊遭致重大損失，形勢危急之時，中共中央還沒有放棄讓西路軍脫困的努力。曾經指示部隊東返，但西進部隊的領導人，錯過三次東返機會。我們應該清楚，戰場的形勢瞬息萬變，有的機會，一旦錯過，便會釀成大錯。而面臨東返之機且中央已有明確指示的時候，這時張國燾已經返回延安，再把拒絕執行中央指示的理由加在張國燾頭上已不可能……最后，西路軍領導的錯誤決策所致使的慘重后果就只能由兩萬多將士承擔。

再是，據當時黨內客觀存在的“山頭主義”影響，致使在西征問題上出現了部隊受多方領導，且黨中央的命令、指示無法切實得到傳達落實。據雙石考證，“紅軍三軍會師后的指揮格局和背景”如下：

“⒈中共中央，位于陜北保安，除了中央書記處、軍委、中央等名義發出的電報，此間以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等署名發出的電報，均可以視為代表中央意圖；
　　
⒉紅軍總部，以朱德、張國燾為代表，當時正從會寧到關橋堡的轉進途中。在執行寧夏戰役計劃期間，紅軍總部朱德、張國燾被授權“依照中央與軍委之決定，指揮三個方面軍之前線作戰事宜。三個方面軍對朱、張兩總之報告，及朱、張對三個方[面]軍之電令，均望同時發給中央軍委一份，以密切前后方聯絡。”
　　
⒊10月28日后，彭德懷被任命為前敵總指揮兼政治委員，受命指揮河東三軍部隊，按中央“先南后北”方針，組織實施海打戰役。”

再是西征前方部隊的實際領導人徐向前、陳昌浩。

我們可以設想，當時對西征部隊涉及作戰以及行動方向的命令要通過這樣的方式下達：中央（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紅軍總部（張國燾、朱德）——前敵總指揮部（彭德懷）——前方指揮部（徐向前、陳昌浩）。

這就出現了一個無法繞過的問題，中央命令要通過紅軍總部下達，而紅軍總部實際上是以張的意見為主，而在這其中的第二個環節上就暴露出很大問題，張國燾和中央實際上存在的對抗再通過命令影響到他的部隊。我們清楚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都是紅四方面軍出身，而在渡河問題上的實際作為表明了他們企圖利用西征達到怎樣的一個目的。在以上復雜矛盾的糾結下，西征部隊在民眾基礎、后勤補給、武器裝備、部隊機動都不占優勢的情況下，焉能不敗？

當然歷史沒有假設。但不妨試想，如果當初西征部隊真的是紅一方面軍，那么，還會出現后來的兵敗局面嗎？在當時要求西征部隊先向南打胡宗南、待解決南敵后再北進取寧夏，亦即先南后北問題上發生的中央命令得不到貫徹落實即可看到西征部隊當時處于怎樣處境。

通過以上紅軍西征部隊矛盾以及部隊指揮上出現的問題考證，一個問題顯露出來了，那就是當時能拋開中央實際操控西征部隊的相關領導人是西征還是假西征名義另立山頭？在這樣的一種情況下，西征開始了，在河西走廊一幅悲壯慘烈的歷史畫卷被打開……

熟悉中國革命史的人都明白，毛澤東能在當時的中共中央以弱勢而最后取得領導地位和紅軍指揮權的最決定原因，那就是在靠戰爭而決定生死命運的時刻，每一次都因為毛澤東而使得中國革命轉危為安、絕處逢生。所以，毛澤東的一生都在面對挑戰，先是在紅四軍，后是紅一方面軍，待到遵義會議后挑戰相對少了，但并不意味著終止。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后，還有張國燾企圖武力解決中共最高領導權的問題，不逞，又分兵南下，南下兵敗，又有假西征名義妄圖再打到個人不可告人之目的。是西路軍慘敗的歷史讓人們再一次認識到中國革命的航程需要毛澤東把舵，這是幾萬紅軍英烈用鮮血和生命凝結的經驗。從這一點意義上論及，是中國革命的慘烈悲壯歷史選擇、造就了毛澤東！

西路軍兵敗，中共中央曾盡其所能對西征將士展開營救。周恩來曾派人與‘二馬“聯系，從中斡旋。1937年2月27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出關于組織援西軍問題的指使。按照中共中央決定，由軍長陳再道、政治委員王宏坤領導的紅四軍，軍長蕭克、政治委員郭述申領導的紅三十一軍以及紅二十八軍和紅三十二軍組成援西軍。以劉伯承任司令員，張浩任政治委員，李達任參謀長、劉曉任政治部主任，先在甘肅鎮原一帶集中，準備相機援助和接應西路軍……

但無論怎樣的援助與救助，都無法改變血灑西部高原的數萬紅軍將士的命運。我們說，這是企圖背離毛澤東正確革命路線，另劈蹊徑鬧革命的錯誤路線惡果。但我們還應警惕的是，再圍繞西路軍那段悲壯史詩展開爭論說明了什么？

任多少個春秋過去，烈士不屈鮮血凝成的歷史在依然泣訴著……

雖然時間過去了這么多年，但我們再回顧這段令人不堪回首的歷史，是希望人們記取這鮮血和生命凝成的教訓。中國革命離開了毛澤東，會出現怎樣的結局？毛澤東對于中國，又有著怎樣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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