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五四運動左翼的內部分裂——冷評五四運動九十周年

作者：老田

【本文是去年參加復旦思想史會議期間，聽到與會者發言之后產生的一系列的感想，由于是受到會議發言人啟發而產生的“斷想”，因此不連貫和跳躍之處甚多，現把會場所作記錄略加修改，以便文理粗通至勉強可讀。】

馮友蘭把胡適和梁漱溟看作是五四運動的右翼，把陳獨秀和李大釗看作是左翼，其間區別端視是否承認帝國主義是中國黑暗的根源，以及是否接受馬克思主義理論。毛澤東無疑是五四那一代的左翼，他的目標和問題意識也是那一代人所共有的，但是他切入問題的角度和提出的解決方案卻大不相同。在現代史后續演變過程中，蔣介石和毛澤東都促進了五四運動的積極分子隊伍的分化。蔣介石主導的四一二大屠殺，撕掉了五四右翼人士的民主面紗，把他們變成赤裸裸的法西斯暴行啦啦隊，五四聞人蔡元培無疑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于四一二大屠殺之前參加過秘密的“上海清黨會議”，成為為數不多的大屠殺決策人之一。馬日事變時，共產黨人郭亮的頭顱被掛在城頭，魯迅對那些法西斯啦啦隊的歡欣鼓舞不以為然，公開反唇相譏，說從來沒有見到過哪一場革命是被掛頭顱掛退的。

蔣介石的大屠殺促使各派力量的迅速分化，消滅了中立的裝扮，學界有人歡欣鼓舞，也有人反唇相譏，分歧迅速浮出水面。而在共產黨內部也導致巨大的分化，有的人投降了，有的人不干了，但是也有的人掩埋完同伴的尸首，揩干身上的血跡，奮然前行，毛澤東無疑就是這樣的一位。在被蔣介石“送上”井岡山之后，毛澤東們不僅要終結舊統治階級的統治地位，而且還要背叛一切統治階級的常規統治方式，經過黨內不同意見的爭論，經過1929年的古田會議決議和1930年尋烏馬蹄崗會議之后，提出群眾路線這樣一種扁平化管理模式（他自己稱之為新的“管教方法”），由此違背多數干部的權力和利益要求，導致共產黨內部多數干部的群起反對——這個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干部運動從井岡山時期一直進行到毛澤東死后才終于在鄧小平手上修成正果——挑明了黨內路線斗爭，公開了五四左翼內部的深刻分歧。共產黨內部“非毛化”勢力，在井岡山時期就已經出場，在延安整風運動中間早有醞釀，在1950年代演變為公開爭論，而在文革期間則逐步成熟起來，各個時期的非毛化勢力的訴求始終是精英階層基于相對剝奪而產生的右翼激進主義，這一激進主義在新時期由知識精英的所謂“新啟蒙”來進行表述，開始了一個在中國再生產統治階級的輝煌歷史過程，目的是為精英階層的權力和利益擴張進行辯護。五四運動左翼內部分歧的核心線索是如何看待權力精英的特權與利益要求，正是在這個新興的統治階級再造過程中間，五四運動由此獲得了新的解釋路徑，在主流知識精英中間發展出一種偏執型的五四精神病。

一、         五四運動中間的手段與目的

五四學生愛國運動提出“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口號，實際上是把國家安全目標的失敗與個別官員的叛賣行為聯系在一起去看待的，這明顯是一種極其幼稚的思路。但是，在這個幼稚的表現背后，有著更為深刻的政治和歷史邏輯——舊中國的統治階級已經不能夠履行其維護國家利益的基本職責，進而導致事情惡化，讓那些完全不懂政治的人也不得不起而關心政治。實際上，在此之前，義和團已經用頭顱和鮮血實行過“扶清滅洋”，最后被統治階級叛賣和鎮壓，在這里可以看到，統治階級更有資格成為世界公民，從而可以不在乎國家安全和獨立目標。

晚清以來，國門被列強從外部強行打開，民生和國家獨立問題空前突出。在與列強對比之后，許多人不免產生以列強為參照進行思考的邏輯，既然列強很富裕和強大，其背后必然有深刻的值得學習的因素，這些因素往往按照政治、經濟和文化等主要方面進行提煉，從而把列強的富強看作是其特有的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文化的一個合乎邏輯的結果。在五四之后的很長歷史時期，對于中國現實某個方面的不滿，對于西方某方面制度的向往，往往成為重新解讀歷史，并據以組織材料的再思熱潮。

在晚清的邊疆危機和民生困境中間，實現安全目標和民生目標有著很強的優先性，很多思想者有著一個共識：把民生和安全目標突出出來，把西方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諸種制度手段化，這一點非常明顯，后來再思五四的時候，則反過來強調手段的優先性和獨立價值，把目標暫時化和過程化。

因為有著強烈的手段與目的次序，所以，實現目的需要動員的人力物力資源需要借助某種制度來實現，簡單對照中國和西方列強，很明顯，西方諸國能夠實現更高程度的民力民心動員，晚清王朝則顯得那樣顢頇無能，借鑒西方的政治經濟制度來實現更高程度的動員，嚴復就是這樣看問題的。這樣，手段就有了獨立的價值，本身在某種程度上構成對于目標的替代。李澤厚提出“救亡與啟蒙”對稱，實際上是把手段和目的等量齊觀，最終把五四時期的目的（救亡）手段化和暫時化，把啟蒙永久化和目的化。

五四運動的目標及其背后的認識，有兩個方面，一是對于舊統治階級的極度失望，二是對于傳統中國統治方式（包括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不滿。由于對統治階級不抱希望，這樣，很多五四人士直接提出“到農村去”的口號，試圖在民間找尋和組織救國救民的力量。動員民眾力量的事業，最終是由共產黨人去實踐的，而在組織民眾力量的實踐中間，對舊統治方式的不滿在根據地建設中間，演變為毛澤東的群眾路線（筆者稱之為扁平化管理）與多數干部的持久對峙，因為在扁平化管理下，干部所得的權力和利益遠遠少于科層化管理模式，這樣，一切黨內反對意見首先表現為對于科層化管理或者正規化管理的欣賞，對于扁平化管理這樣一種“農村作風”“游擊習氣”的鄙棄。按照美國社會學教授布勞的說法，這是一種基于相對剝奪而產生的右翼激進主義，而毛澤東提出路線斗爭（晚年他稱之為階級斗爭）則直接針對這一右翼激進主義。

顯然，中國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關系現實明顯不同于西方，在一個農民的國度里，如何實現有效的人力物力動員？實際上可以問一個這樣的問題，如果西方國家的科層化管理不能解決中國的人力物力動員問題，從而使得中國的民生目標安全目標無從實現，那又如何？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就運行在西方的制度化方向不能在中國落實的問題意識中間。

二、         不同“質”的社會需要另外的解決方案——統治方式的革命問題

一切農業社會都是一種低度管理社會。農民中國作為一個與西方不同“質”的國度，與西方國家工業化時代之后在諸多方面絕然不同，這種巨大的不同也意味著需要不同的組織方式和管理方式來因應：對于剩余很小的小農而言，高成本的上層建筑是承擔不起的，相應的管理方式或者組織模式，第一個條件是成本限制，任何高成本的管理方式和組織模式都必然會在窮困的農業社會中間失敗，對農民管理的第一個關鍵就是需要低成本的管理方式。低成本的管理方式，通常聯系著一個不同的管理者選拔標準和權力運用方式。

而科層化管理模式明顯是一種高成本模式，在窮困農村現實中間是無法有效運作的，古來“皇權不下縣”就是無法克服這一管理成本困境的結果。杜贊奇通過對1928-1942年國民黨在華北地區建設基層政權的失敗經驗，指出一個關鍵性問題，把傳統的鄉紳改造成為政府基層官員，這些人通常懷有自利動機，而國民黨政權又無力給予有效的制約，結果導致“贏利型經紀”既增加了農民負擔，同時又侵吞了從農民那里攫取的剩余，國家依然不能夠從農民那里取得工業化所需的農業剩余。杜贊奇還預言1980年代分田到戶之后，基層政權“科層化過程”將可能重蹈國民黨的覆轍，1990年代急劇增加的農民負擔和日益激化的干群矛盾，驗證了這個預言，同時也提示一個這樣的問題，成功的農民社會組織模式，將極大地有別于工業社會。

在農村社會，血緣聯系和地緣聯系內含著農民的社會資本積累方式，農民只能進行生產（農業生產嚴重受地域限制）和生活（通常依托血緣家庭）的地理范圍，決定了他們的社會聯系所發生的空間條件；還由于缺乏貨幣資本積累的條件，人們為了解決生產和生存需要，對于那些超越自身能力的協作問題，就不得不依托社會資本積累的人情圈子來解決。鄉土社會安土重遷，其成員組成一個熟人社會，這也有利于農民積累并運用社會資本，就這樣熟人社會被農民刻意經營成為一個彼此熟悉、親近和信任的圈子，而人們所需要的相互幫助，就依托這個“熟親信”的圈子來進行。毛澤東的尋烏調查中間，看到農民所重視的社會資本及其價值——“上屋搬下屋，也要一籮谷”。而在鄉村居民中間，只有富裕中農則最少對社會資本做出任何反應，僅僅關注經濟資本積累機制，地主反而有所反應。反過來，在權力和財富密集度很高的社會上層，管理成本不再是一個限制條件，區分“責權利”則顯得更為必要，這樣，在上層社會或者發達的工業國家，人情淡薄，行為以法律為依據的現象就蔓延開來。對于農民和窮人來說，積累社會資本而不是積累經濟資本是解決生產生活難題的關鍵。在社會學的網絡分析中間，“熟親信”和“責權利”是對應于不同的社會階層行為模式和社會關系的。

一個基于“責權利”而運行的社會，其社會關系的貨幣化程度往往較高，這樣的社會不是原來就有的，而是在特定歷史階段經過特定的社會關系改造過程而建設起來的。波蘭尼稱這個過程為“脫嵌”——因為市場貨幣關系原本是“嵌入”在各種社會關系中間的，現在獲得了獨立地位。馬克思則把這個過程與資本家以貨幣關系改造一切社會關系的結果。沃勒斯坦則稱之為“萬物商品化”。總之，沒有一個社會關系的貨幣化改造過程，基于責權利相區分的社會是不可能運作的，而責權利相互區分的社會，要運作良好必須滿足特定要求——最低限度是這個社會足夠富裕，不會被高成本的管理方式壓垮。高成本的管理方式，通常以科層化的方式來實現理性化的組織，民主、法制都得依托一個龐大的科層化組織才能運作。在可分配資源不足，社會關系相對緊張的農村社會中間，科層化組織的效果是很差的，國民黨不能有效控制農村，而共產黨卻能夠以農村為根據地，期間就彰顯了共產黨和國民黨在動員農民能力的差別——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為科層化與扁平化組織的差別。

在西方國家的特定歷史過程中間，政治與經濟分離，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分離，隨著勞動力商品化程度加深，生活和生產邏輯也相互分離，這三個趨勢對于社會組織和管理的影響是極為深刻的，在沒有實現這三個分離的國度里，即便是照搬西方國家的制度也不可能取得同樣的效果。在這三個分離已經發生的國度，經濟領域服從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主要由契約調節，政治領域現在逐步走向選票民主，在選票民主的支持下，出現福利國家和社會政策以應對經濟領域的負外部性問題，同時，這也反應了一種關于國家和社會管理的慣常思路，相關歷史過程和經驗，經過提煉和概括之后，就上升為理論和正義標準，往往被中國的知識精英們稱為普世價值。以至于要在貧窮的中國農村，很多主流知識精英也要經由選舉村民委員會去實現對于官員的監督，要經由“一事一議”去解決公共物品的供給問題，這些年來的農村選舉實踐，迄今為止，尚未取得哪怕是最低限度的成績，以驗證西方普世價值在中國農村的可推廣性。

三、         左翼激進主義與毛澤東思想的扁平化管理

《尚書·湯誓》里面說“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意思是說，老子已經不想等到明天，老子今天就要跟你拼命。這是遭遇絕對剝奪之后，被統治階級不能照舊生存下去的情況下所引發的左翼激進主義，毛澤東的“老三篇”，描述的是左翼激進主義特別濃厚的特定氛圍中間的精神提升。左翼激進主義的實質是統治階級不給被統治階級以生存出路，在人地關系緊張的舊中國農村，勞動力相對價格極其低下，足以排斥傳統的牛耕，同時，貧農不穩定的生產與生存條件，適足以成為鄉村富戶最理想的盤剝對象，高地租和高利貸特別嚴苛就是與勞動力相對價格緊密相關的。毛澤東在尋烏調查中間發現，差不多有百分之四十的農戶一過收獲季節就沒有飯吃。左翼激進主義，也與右翼激進主義一樣，會激發人們對整體共同利益和目標的清醒認識和自覺努力。扁平化管理實際上與左翼激進主義在一個社會的成熟程度緊密相關。

與這樣的歷史背景相對應，新中國成立之后實行農業合作化，實現勞動力與土地的穩定結合，在失衡的糧食市場上進行全面的行政管制和票證制度，都是提升了底層人口的生產和生存條件。與這一歷史過程相關，行政權力替代市場價格機制被視為保護勞動者生產生存條件穩定所必需，這樣，未經明確表述的潛在認識中間，行政管制的普遍化與多數人利益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反過來，從解除行政管制到市場價格的努力，都被視為是對于多數人利益的背叛。與此相聯系，市場調節下勞動力價格的低下，被視為一種制度化的讓勞動者貧困化的手段，更與政治不穩定和革命必然性聯系在一起理解，這都導致在反面肯定全能型政權，以普遍的行政管制去保護勞動者的生產生存條件穩定性。這種認識，實際上與西方發達國家現代化經驗所支持的市場經濟和私有制要求絕然相反。

由于意識形態手段的不成熟，對于舊中國農村的認識往往局限于一些馬列詞句，例如把革命定義為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沒有看到多數貧苦農民問題并非一個廢除封建土地制就能解決的；把鄉村資本主義關系承擔者例如富農和富裕中農正面看待并加以保護，這是沒有看到與貧苦農民對立最為嚴重的其實就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人格承擔者富裕中農；把地租特別沉重理解為封建地租和超經濟強制，沒有看到勞動力與土地相對價格的作用；這些概念化的說法，都自覺或者不自覺地把市場價格機制排斥在革命敘事之外，這明顯與中國鄉村的現實不符。正是認識的模糊或者過分概念化，才妨礙了符合實際的認識的產生，導致后來對于同一個問題在認識上的簡單反復。

毛澤東畢生使用幾乎全套馬列語匯，但是，針對的卻是中國不同于歐洲的現實，毛澤東逐步擺脫了“經濟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維度，擺脫了生產力決定論，從而創造性地認識并解決了中國革命問題。要爭取中國革命的勝利，首先是要解決一個不同質的社會的合理組織與管理問題，在革命勝利之前先要進行一場管理學革命，正是在管理學革命中間，毛澤東形成了有別于馬克思及其西方社會場景的整體性的觀念，提出一種看世界的新圖式。這種新圖式，是以社會結構認識為中心，去看待政治和經濟問題，是一種明顯的“社會學帝國主義”。

在毛澤東思想中間，對于舊統治階級的認識，對于被統治階級的判斷，以及不同于從前統治階級的新型組織模式，始終處于中心地位。從革命的話語看問題，毛澤東不僅要求通過革命推翻舊統治階級的政權，而且還要根本顛覆舊統治階級狹隘利益賴以實現的經濟制度（市場價格制度），同時還要對舊統治階級賴以進行統治的科層化管理方式進行革命。

●   舊統治階級的狹隘利益及其實現方式，窒息了新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路徑，由于人地關系緊張，勞動力相對價格低下，貧苦農民陷入生產和生活極度不穩定狀態，談判地位極低，富裕中農通過非人格化的市場價格機制最大程度地剝奪貧農，在中國特定的社會場景中間，這成為資本主義關系在農村的主要體現方式，也是貧苦農民最為憎恨的剝削方式。

●   被統治階級要實現自身境況的改善，就需要組織起來以集結足夠的力量顛覆統治階級的政治統治和經濟統治，而怎樣組織起來并戰而勝之，就不能抄襲舊統治階級已有的經驗，必須實現管理學革命——超越科層化管理的常規來實現扁平化管理。

●   新的組織和管理方式，要受到管理者主觀條件的制約——多數人來自被統治階級缺乏文化和管理經驗，同時還要受到客觀條件的制約——由于經濟和技術劣勢缺乏足夠的誘因以吸引成員，這就需要從被管理者本身的利益和意愿出發去尋找提升績效的方案，這就意味著不是從管理者而是從被管理者那里找出路。

四、         五四運動左翼內部的分歧

轉換一個問題提出的場景，以管理者所關心的人力物力資源動員與目標的對應關系為中心，在國共競爭中間，雙方確實有不同選擇，國民黨掌握全國政權并有海外列強的支持，所以他們可以因襲舊統治階級的故智。但是共產黨是經濟和技術劣勢的一方，按照毛澤東的說法，走上井岡山的時候是“無人、無錢、無槍”，這就不能因襲舊統治方式，只剩下一個合理的出路——從滿足被管理者的社會性需要出發，贏得農民自覺自愿的支持，這在某種程度上就要顛覆那種以技術合理性為依托的科層化管理假設。

在革命年代和快速工業化早期，都存在一個核心管理問題——如何有效地動員農民的人力物力資源。新中國的工業化事業，實質上有兩個限制條件：一是如何以低成本動員貧苦農民極度分散的農業剩余以支持工業化，二是如何建設一個低成本高績效的基層政權去動員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從而以活勞動密集投入的方式替代稀缺的資本以加快工業化進程。

由于共產黨干部群體中間的右翼激進主義，一貫指向復蘇舊統治階級的科層化管理模式，從而更多地肯定當權派的權力和利益訴求，毛澤東與此斗爭了數十年，經驗老到，最終于1959年形成一個預測性的認識——在中國多數人利益的實現將缺乏制度依托，干部們急于成為新的統治階級，任何一個第三世界國家的統治階級，其狹隘利益指向都與蔣介石和慈禧太后完全一致，都是“對外投降對內鎮壓”。而且新統治階級的產生將經由兩個階段：先是實現壟斷政治權力排斥群眾參與，第二步是壟斷經濟權力。文革的小學課本中間說：修正主義上臺就是法西斯上臺，資本主義復辟就是工人農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這可以看作是權力精英中間右翼激進主義制度化的兩步走戰略。

與此相關，毛澤東形成了三個階段截然有別的問題意識：在舊中國他尋找舊制度的破壞力量（革命的主力軍是農村的貧農），在新中國成立早期他尋找新制度的受益者和建設力量（貧下中農，工人階級），1959年之后他針對精英階層的右翼激進主義（右傾保守主義、修正主義）尋找建設新制度的穩定力量。

由此，可以看到毛澤東思想的核心線索：如何排除社會性障礙（這不同于經濟和技術方面的不足）以實現多數人利益和工業化。他所關注的社會性障礙有兩種：一是舊統治階級的狹隘利益及其實現方式阻礙了多數人利益的實現和工業化事業的順利展開，此種社會性障礙以階級斗爭的方式去排除；一是共產黨干部群體的狹隘利益阻礙了管理績效和制度生產率的提高并有可能導致舊制度的復辟，此種社會性障礙要以思想斗爭和路線斗爭加以糾正。

由于毛澤東對于社會性障礙的認識直接針對管理層權力和利益的擴張要求，一切強烈要求擴張權力和利益的精英階層不無是視之為寇仇。1980年代興起的“鄧胡記毛澤東思想”就直接針對毛澤東關于第二種社會性障礙的認識，進行簡單的顛倒，結果又遮蔽了對第一種社會性障礙的認識，把毛澤東畢生關注的問題意識徹底否定掉了，轉而把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按照政治需要重新解釋為“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

回顧歷史，驚詫于左翼內部的分歧之大，特別是共產黨革命組織起最強大的反抗舊秩序的革命運動，吸引了許多階層的人士參加，結果，整個社會在全部認識分歧上的巨大鴻溝，都帶到了共產黨內部。不僅有真正實現了思想革命的真共產黨員，也有大量為自己找出路的人——其中有的人打倒舊貴族是為了自己當貴族、打倒舊官僚是為了自己當官僚，這就決定了共產黨內分歧的深刻性和持久性；而黨內工農干部和知識分子干部長期格格不入，就是這個深刻沖突的一部分，延安整風運動期間的分歧和建國后的系列運動中間的沖突，無不種因于此。

由于左翼被組織為一個現實的革命運動，分歧往往涉及到管理原則和資源的動員和分配問題，資源要集中于實現目標的方向上是一般的管理規則，所以在管理場域中間不同意見都意味著對于目標的偏離，這樣爭論就被格外放大。還有一個特定的問題是，整體性的視野導致“認識上的是非”與政治地位的再分配標準聯系在一起，結果在某種程度上與黨同伐異相關聯起來，這也是爭論不容易解決的原因之一。

由于左翼主要是從社會底層汲取力量來實現社會變革，管理層的主觀條件的限制性很大，同時，由于目標巨大，變革劇烈，所依托的力量卻很有限，準備不足，共識很少，問題很多，這導致很多人特別是知識分子狂熱地從一個方向徹底倒向另外一個方向，認識本身的急劇轉換是與成本和收益方面的不確定性認識相關的。中國在很短的時間內，實現了兩次較為徹底的社會和制度轉型，1949年一次，1978年一次，雖然知識分子在說辭上都跟上了，但是遺留的問題不少。正是因為知識精英們不止一次出來聲明：從前的所思所慮所言都統統作廢，才更好地方便我們解放思想，不再迷信任何權威。

共產黨內部的分歧，由于有毛澤東這樣一個特殊人士的存在，格外顯得鮮明和對照清晰。他自己樂于反潮流，這與斯大林選擇順流而下不同，長期甘當少數派，又由于他個人的超強地位，結果加強了少數派的力量，這就有機會充分地提出問題和暴露分歧。

由于毛澤東的深刻影響，他的社會學馬克思主義也威脅到對立面的權力和利益，這樣就成為一個意識形態上必須解決的問題，導致后毛澤東時代動員了非常多的資源來實現簡單的顛倒，建設一種補課論馬克思主義來加以平衡和抵消。對于那些無法回應的嚴重問題，只有一個明智的選擇，那就是把這個問題干脆取消掉，強行從人們的視野中間驅逐出去。毛澤東所秉持的第二種社會性障礙，直接指向當權派的權力和利益擴張問題，這個問題權力精英實際上無法解決，所以，只好擱置起來，鄧小平說“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再實現共同富裕”，這是把社會性障礙問題留待將來去解決，從當前的問題目錄中間強行刪去。鄧小平作為新時代非毛化勢力的總代表，他確實具備足夠的政治眼光，至少他簡單明了地提出了毛澤東思想過時的社會經濟條件——多數人共同富裕，實際上鄧小平的條件還可以繼續降低，不需要共同富裕，只要中國的統治階級不侵害工人農民的基本生產條件和生存條件，毛澤東就有可能被人們遺忘，但如果真的發生了那種大多數人又陷入吃二遍苦受二遍罪的處境，左翼激進主義的興起將是不可避免的，此種社會條件下多數人利益的制度化方向，仍然會理性地回歸到毛澤東所堅持的革命路線——扁平化管理與扁平化社會。

歷史似乎存在著一個循環的邏輯，五四運動左翼內部的觀點分歧經過無限制放大之后，在一段時間之內就回歸到了五四左翼和右翼的那個分歧深度了，在傳統詞匯之間這可以被表述為——從“路線斗爭”這樣一種內部矛盾終于發展到“階級斗爭”這種外部的敵我矛盾，按照毛澤東的判斷，黨內的路線斗爭確實有可能、并且還按照其內在邏輯必須要最后發展為階級斗爭。左翼內部分歧的擴大，在原先都是內部人的那個群體中間，最終完全復制了外部分歧。

五、         左翼內部不同意見的事后檢驗

右翼激進主義的第一步訴求，是排斥群眾對管理過程的參與，以及群眾對當權派的監督，回歸古今中外一切統治階級的常規——科層化管理。所以，五四左翼分歧的核心在于不同的管理模式對于精英階層的權力利益訴求有不同的肯定程度，科層化管理更接近于西方經驗，也更多地肯定了當權派的權力和利益，相反，從根據地時期發展起來的扁平化管理經驗——也就是毛澤東所堅決主張的革命路線，對于當權派的權力和利益肯定程度要少得多。

左翼內部的分歧——即共產黨內部的所謂“十次路線斗爭”，實際上就是共產黨內部關于管理扁平化的不同看法。與毛澤東對立的黨內意見，始終對西方的經驗持有更高的肯定，欣賞更高程度的科層化管理和更西化的制度，在改革之后國營企業引入科層化管理放棄走群眾路線，后來卻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兩方面都帶來嚴重的精神衰退，結果導致國企的全局性衰敗。這里可以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對于一個外圍國家而言，工業化道路上是不是可以抄襲西方的管理模式來實現長期的可持續發展？

毛澤東的認識產生于根據地那樣一個特殊環境，而在歷史發展的社會時間上，屬于從傳統農業社會的一盤散沙到工業化社會的高度管理時間段上，毛澤東否定科層化管理在中國現實中間的可行性，這個認識要結合管理成本與可分配剩余的對比關系來理解。

沒有扁平化管理，就很難把農民組織起來，沒有農民的組織，以剩余勞動力密集投入以最小化農業和公共事業的資本需要，就無法實現，在工業化早期就難以保證重工業優先政策。今天，沒有農民的組織化，就不能解決在剩余很少的農村引入新技術，實現投入和維護費用小于新技術收益的平衡，并創造出低成本的福利生產條件，在這些都沒有組織依托的情況下，今天中國才又用嚴重的三農問題，這實際上就是中國在西式現代化道路上的困境所在。

在鄧小平領導非毛化陣營全面出擊時，梁漱溟作為一個老是不合時宜的人，于1981年在自己的土改日記旁邊，偷偷寫下這樣的句子：“對土改運動的了解是我在解放后識見上一大進步。1981年（梁漱溟印）”。他認識到共產黨搞土改搞階級斗爭目的是為了：“人與人關系的空前變更，每人自己精神上心理上空前的變更。抬起頭來，站起身來，并且會組織起來辦事情。”（《梁漱溟全集》第六冊，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852頁）作為五四運動右翼的代表人物，也作為一個真心關心農民和中國前途的讀書人，他始終沒有放棄在民眾生產和生活中間引入“團體組織”和“科學技術”的愿望，一切有助于達成他所確立目標的努力他最終還是愿意給予肯定的——土改以他絕不同意的階級斗爭方式斗倒了舊統治階級，但卻由此增加農民的行動意愿和組織能力，共產黨人的實踐駁倒了他1938年在毛澤東面前所下的結論“農民好靜不好動”，他終于看到農民要怎么樣才會“好動”起來，不過作為一個多少有點固步自封的老式讀書人，他認識問題似乎比較慢。而毛澤東老早就認識到，舊統治階級壟斷的權力、金錢和社會聲望，是底層民眾起而行動的巨大障礙，他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間就把政權、神權、紳權等作為束縛農民的“極大繩索”來看待的——底層民眾的行動意愿始終與統治階級地位被顛覆的過程聯系在一起，而扁平化管理則是毛澤東實現保存底層民眾的積極行動意愿同時避免舊式統治階級再生的憑借，那個有點老式士大夫氣味的梁漱溟終其一生都見不及此。

非獨中國如此，世界上與中國可比性較強的國家——第三世界國家和蘇東國家——都是如此。而主流知識精英以第一世界國家作為模板，所展開的各種學術，顯得依據不充分，有著說服力方面的巨大缺陷，而且也不可能在民眾中間獲得認同，第一世界國家的勞動者得到了生存權方面的保障從而喪失了左翼激進主義土壤，這是所有第三世界國家都無法比擬的。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整理

二○○九年五月六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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