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107年前的今天，十月革命在俄國爆發，俄國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如毛教員所說，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和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思考自己的問題。

　　107年以來，世界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全世界英勇的勞動人民奪取過許多勝利，也經歷了背叛、復辟、退步，甚至暫時的失敗。帝國主義催生的戰火仍在燃燒，世界不同地方的人民在經歷饑餓和無休止的屠殺，壓迫與剝削愈演愈烈。在這樣的時間節點上和全球環境中，重新思考蘇聯、中國乃至全世界社會主義實踐的經驗對于認識當下和未來至關重要。

　　今天推送的是獨立學者老田老師的文章《中國革命不同于十月革命的地方在哪？》，中國革命對于十月革命，有繼承也有超越，在奪取政權的基礎上，中國革命的實踐深度已觸及無產階級專政概念的肯定性內涵——勞動群眾政治領導權，而這也是我們思考未來道路的一個重要方向。當代社會中的我們，如何能突破“知識的小生產本能”和看清尋找新世界的道路？如何在艱難的環境中，仍然能認識自己在社會和歷史上的主體性位置？這篇文章或許會給我們一些啟示。

　　作者｜老田（獨立學者，主要研究方向為現當代的中國政治經濟）

　　01

　　再一次閱讀《聯共黨史簡明教程》之后，有了很多新的心得。

　　蘇共能夠完成那一場革命，非常的不容易，而且也是在思想準備和組織準備相對不充分條件下，獲得勝利的。相對于準備而言，這場勝利來得又有點快，與快速的勝利相關，也遺留了不少的后遺癥。

　　在俄國，最早起來批判舊世界的人，是普列漢諾夫及其勞動解放社（1883年成立）[1]，列寧還是后來者。在1902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布魯塞爾大會上，出現了布爾什維克（多數派）和孟什維克（少數派）的分歧，后來發展為分裂。其中的核心政見分歧在于：個人是否必須加入黨的一個組織，在組織規則之下活動，并在一定程度上，個體服務于組織目標需要。在這里，出現了尖銳分歧，普列漢諾夫雖然口頭上沒有強烈反對，但是，他在后續的行動系列中間表明了自己的強烈反對態度。

　　在普氏的幫助之下，《火星報》也落入列寧的政治對手手里，在一定程度上，列寧的布爾什維克（多數）還長期喪失了黨內多數，成為少數意見。為此，1912年第六次黨代會在匈牙利的布拉格召開，布爾什維克不得不單獨舉行會議。雖然團結無比重要，之前也有些貌合神離的聯合大會，但是，雙方都無法繼續容忍下去了，終于各走各路。最后，在十月革命后的短期內，雙方只能徹底分道揚鑣了。

　　在后續的和平歲月里，黨內的反對派也一再發難，然后，面對不肯消停的反對派，也只能一再打反黨集團，強硬地予以排除。

　　馬克思說過，人在本質上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很多個體，包括起而批判舊世界的個體，也很難超越舊世界施加的社會關系羈絆，也由此桎梏著個體的想象力。個人內在于同時還需要服務于組織目標，這是對前現代個體經驗的超越，要在個體身上，就率先實現對社會關系總和及其羈絆的革命，成為葛蘭西所說的有機知識分子那種人，這樣的人，才能夠真正看清楚未來的路。事實證明，這樣的革命是很難自覺完成的，包括普列漢諾夫這樣的先知先覺者也不例外。

　　革命要創造一個全新的世界，而推動革命的人，則需要在社會關系總和的現實革命尚未發生之前，自己率先走出去，完成主觀世界的改造，這個難度非常非常大。列寧遇到并與之長期辯論的流亡革命家群體，多有與舊世界勢不兩立的思想準備，但是，要他們走出舊時代想象力的束縛，卻無比艱難，大多數人甚至還是不情愿的。結果，在革命進程的推進中間，不斷地有人淘汰出局，其中有些人是主動退出，還有不少人是被動淘汰出局。

　　最初，各路革命反對專家，是集中火力猛攻法國大革命的雅各賓專政，說公安委員會及其鎮壓政策，體現了“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兒女”；然后，再一次把這個解釋模式應用到俄國革命分析中間，說革命帶來的大浪淘沙過程如何不公道；一些有想象力的解釋與再創作，則追加了勝利者只有私人目標和成功的機會主義策略，失敗者則意味著革命失去了較好的未來選擇。這樣，就構建出一個革命的內在否定性敘事——壞人戰勝了好人，革命自身也忘記初心和走向了蛻化。徹底否定文革之后，則把這個解釋模式，大規模應用于解釋中國革命和黨史。

　　最低限度上，需要揭示革命進程中間大浪淘沙的內在機制，以及與此相關的政見分歧應該如何得到理解與合理解決，如果沒有這樣的嚴肅思考，就難于給出有效的反駁。

　　02

　　在一定程度上，知識分子與革命的關系，很值得深入思考。毛教員在文革期間，曾經說過：“知識分子從來就是轉變覺察得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徹底革命性，往往帶有投機性。”不僅在俄國革命中間如此，中國亦然，在共產黨旗幟之下，最先起來批判舊世界的知識人，缺乏深入群眾與群眾一道前進的心理準備和意愿，就逐步自我退出了，典型的如陳獨秀。一大代表十三人中間，真正全程跟隨革命進程走到最后的，只有毛教員與董必武兩人，除了少數犧牲者之外，大多數人是另外選擇了道路。

　　如果只進行個體動機揣測和分析，這顯然是遠遠不夠的，不能夠認為大多數人都會動機不良，即便是可以做這樣的認定，既然涉及到多數，那也需要一個類型學的解釋——為什么會如此。今天回顧，知識分子往往秉持著“知識的小生產本能”，本能地對立于個人從屬于階級解放事業與組織目標的有機知識分子道路，天然或者本能地偏愛無機知識分子道路，在后一條道路上，個體高居于群體和社會之上，而非內在于社會大眾之中。高居在上，還會與很多潛在的可欲目標相關聯，諸如“千鐘粟”“黃金屋”“顏如玉”等等，即便是撇開這些勢利物事不談，高高在上的相對位置，對于心理滿足和個體價值實現，也有著難于割舍的精神價值生產量。

　　在這里，即便是從偏好無機化道路的知識分子本人追求來看，也出現了兩難：一是自覺選擇有機化道路尋求集體解放道路，這肯定要求個體服務于組織需要的“犧牲”；另外一個偏好則尋求個體的虛擬超脫，但是，自身就會成為尋求解放力量集結的障礙。而且，后一個想象力，在大范圍協作成為普遍化的現實之后，也找不到個體高居于社會和大眾之上的太虛幻境，最后，偏愛個體自由和不受組織羈絆的想象力，只能夠屈從于行政管制或者雇傭制之下。

　　認真說來，想要個體獨立于組織要求之外的自由，是一種前現代的想象力，并不僅僅只是革命才需要大范圍合作。現代社會的基本生產與秩序運作也都是如此，這個不自覺的想象力，最后不僅會反對革命實踐，還會直接反對大生產本身。這樣，知識分子的無機化道路和想象力，不僅會直接反對集體解放的革命道路及其必須的力量聚合路徑，同時，還會在不自覺之間回歸以“小生產”反對“大生產”所必須的大范圍協作要求——這恰好是馬克思狠批過蒲魯東和巴枯寧的地方，這是當時兩種最流行的小生產批判路徑，試圖在小生產的想象力基礎上，去展開對資本主義制度異化的批判，并設想各種基于小生產主體性的解放路徑。

　　差別僅僅在于，革命是從小生產的汪洋大海起步，一步就跨入需要高度組織化的革命隊伍，還存在倒退著退出的社會空間；但是，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一旦普及，這個退出空間就徹底消失了。普列漢諾夫們的想象力，從反對個體被組織桎梏開始，最后只能夠止步于非自愿的雇傭化地位，如果他活得足夠長的話。看來，革命的終極困境，就體現在普列漢諾夫和陳獨秀等人的身上，從呼喚民主和追求個體不受束縛開始，最后只剩下非自愿的奴役地位選擇，由此看來，如果一個人不思考解放全人類的話，最后證明，他也是無法看清楚解放自己的現實道路的。

　　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的斗爭與分歧，鮮明地體現出這個尖銳的內容——知識的小生產本能與個體內在于組織要求的不兼容關系。在這個維度上，馬克思預先批判過蒲魯東和巴枯寧，就此劃清了一道基本界限——無產階級解放不是維持小生產的主體性去批判大生產的，不是要追求這種“倒退的進步”，而是要在社會化大生產的基礎上前進，尋求新的解放道路。

　　反過來，在斯大林之后，托派的反向批判與揭露，在批判規模和持續時間兩方面都很可觀，還得到全球反共力量的傳播支持和傾聽；但是，他們除了秉持一些好詞和大詞之外，就只剩下私人目標揭短和主觀動機揣測了。

　　在策略對應關系方面，蘇共主流派批判反對派，能夠用共同事業的需要和程序規則等憑借，當然也使用政治代表性標準和動機揣測；而反對派特別是托派的長期批判，就更為單一，他們很難讓人完全相信自己壟斷真理和代表性優勝——因為很缺乏這樣的可信證據，不得不轉而更多地依賴揭露壞人，進行動機批判和道德批判，這個批判模式的收斂方向，在很大程度上映照出他們自己的思維框子——在界定敵人的同時也就反向地定義了自己的胸懷和眼界。

　　陳獨秀也在晚年重提民主，似乎又回到五四的民主與科學主題。但是，這個姿態性的言說努力，還是掩蓋不了他對于現代社會和革命進程中間的合理個體與集體關系，是徹底無視和無感的。特別是，知識分子作為舊世界的批判者，如何看待自己與革命主體之間的相互關系，是作為無機化道路的啟蒙者高高在上，還是作為有機知識分子深入群眾和革命隊伍內部，關鍵點是在這里。

　　為了捍衛知識的小生產本能，陳獨秀率先起來批判舊世界，走過拒絕獨立自主尋求革命戰略戰術的聽命者時期，走過反對革命和紅軍的彎路。但是，他始終看不清解放的路徑——他批判和拒絕舊世界是真誠的，但是他看不清尋求新世界的道路。而在這條道路上艱難跋涉的第一步，看起來就是要徹底割掉自己的尾巴——放棄知識的小生產本能。

　　03

　　在《聯共黨史簡明教程》中間，對各路反對派的歸類與批判，多數從政治代表性角度（代表異己階級利益）或者主觀動機不良，來做結論的。這也體現出革命在認識方面的學徒工階段，未能真正實現意識形態領導權建設與提升，不足以從思想上引領懷有獨立于組織之外的“絕對化個人”想象力，而只能從其對共同事業的危害著眼，進行分類排除。

　　前期，革命在列寧的領導之下，各種分類與排除方法，還相對具有說服力，現實的必然性也還相對清晰與可見；到了后期斯大林那里，分類和排除反對派的疑問，就越來越大，可能的差別，也在于意識形態認識方面的建設不足，是越來越嚴重了。而且，在列寧那兒，問題還沒有完全說死，框子已經有了，但還有點開放性；后期斯大林那里，就變成了把框子徹底劃死了的自我封閉，這個很接近一種心滿意足的信息繭房狀態。

　　以蘇聯黨內分歧與爭論為例，毛教員談論過多次：

　　當小媳婦時好，當了婆婆就不行了，用教條主義方法不能批評人家，因無力量，請看一下列寧是如何寫《經驗批判論》的。斯大林在后來就不同了，不是平等討論問題，搜集大量材料發表意見。有些東西寫得好，有些東西是坐在山崗上，揀起石頭打人，使人看了后不大舒服。當了權，作了官，要警惕，不要罵人像罵兒子一樣，不應是老人和小人的關系，不能以片面性反對片面性，教條主義不是馬列主義。[2]

　　在很大程度上，列寧的說服力和著眼于說服對手的主觀努力意愿更強，斯大林逐步傾向于行政選擇和強硬排除。除了個體的思想作風差異之外，也許還存在著共識逐步稀少，爭論的問題作為“超綱習題”的超綱程度也越來越高，而爭論卻日益迫切等待結論等諸方面的原因。當然，拿起棍子或者石頭，坐在山崗上打人，到后來也是越來越方便了。

　　如同黑格爾所言，密涅瓦的貓頭鷹要等到黃昏才起飛，革命所需要的思想積累與共識收斂過程，也不可能在早晨完成。顯然，革命的實踐深度與經驗積累，遠遠不夠，尚未超越學徒工的門檻，遠遠沒有達到老師傅的階段，也還沒有肯定性的共同標準出場。就思想砥礪而言，還沒有共識和范式作為共同的憑借。結果，各種歧路上的探索者之間，其思考和意見生產都還處于發散態勢，收斂過程似乎尚未產生。這樣，基于共識框架和集體理性程序的“做加法”，就還不具有條件，如果沒有各個方面的共同節制，就無法求同存異。提前開認識總結大會或者放縱無節制的爭論，必定以一個否定另一個為結局，這個結局屬于“做減法”，此時，決勝的依據更多會取決于思想之外的力量運用。

　　十月革命前的勞動者中間，確實已經有了很多覺悟者，體現出有活力的基層與創造性的蘇維埃；但蘇共領導層中間，則少有踏實的勞動群眾領導權建設過程與經驗，也沒有關于共產黨人所需集體理性程序的共識。結果，很難安排有序爭論和辯論，往往是一個片面性反對另外一個片面性——這更像是一種沒有集體理性介入的民科認識對抗。這樣，只要是尖銳的問題和爭論一開始，往往就自動啟動了學徒工階段的“做減法”程序，老師傅階段的“做加法”程序很少見到出場。正是因為如此，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終于走向決裂——各自把對方從自己的陣營里“做減法”徹底減出去，也就難于避免。

　　在蘇共內部的長期爭論中間，雙方的實際差別在于：黨內的積極行動者群體，后來也成為主流派和勝利者，他們是把事業推進作為第一位的核心目標，不斷地前進，為此不惜采取各種權宜措施，包括采取強硬排除手段克服前進的阻力，這是列寧與斯大林的可取之處，歷史在他們的推動之下終于出現了革命性質變，帶來了人類歷史長河中間最鮮亮的曙光。而各路反對派則是突出個體認知的絕對性，對于共同事業的進展則持有一種無所謂的態度，這近似于從前的“取消派”思維方法，他們口中的民主就成為棍子而非真正的議事程序——成為各種反對意見的最大化表達乃至于組織街頭反對派行動的借口。相比較而言，積極行動者群體在個體與集體關系上，在有機知識分子角色認同上，在個體內在于共同事業的關系上，較各路反對派多一些自覺。

　　雙方都沒有足以讓對方信服的分析力量，甚至，都沒有進行暫時妥協，然后共同前進的起碼愿望，這在各路反對派身上的體現尤其明顯。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反對進行十月革命，為此，不惜在報刊文章上公然泄露機密，這近似于向敵人告密。后續的托洛茨基和布哈林反對派，不僅在黨內提出反對意見，甚至在保證接受黨紀和集體決定之后，還一再組織街頭抗議，并發起公開的辯論和挑戰。托洛茨基本人反對布列斯特和約，為此，他作為代表團團長不僅拒絕簽字，甚至還向德方泄密說俄軍已經開始復員，結果德方據此在后續談判中間提出更為苛刻的條件。

　　用各種可能的最大化手段表達反對意見，這不僅僅是一般性的非組織行為，而是在一切時候都表現為直接的反對黨及其最大化行動策略，這些都是基于錯位的個體與集體想象力——把個體不恰當地凌駕于集體和共同事業之上。蘇共的各路反對派，很類似于古人摹狀的那種狀況——“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3]。即便是堅持少數反對派立場，但總是試圖在認識過程結束之前就展開不妥協的爭論過程，并預先得出結論或實現“定于一尊”。為此潛意識目標還總是選擇成為共同事業的最大化阻力——似乎不把問題說清楚就不容許繼續干活了，這樣的盲目與僵硬態度，本身就是大有疑問的。

　　04

　　毛教員在延安整風時期，從批判個體理性及其不靠譜的決策依據出發，提出基于勞動群眾政治領導權基礎上的集體理性程序。在這里，較為充分地揭示前現代的“知識的小生產本能”對于組織協作與集體理性的不兼容關系，揭示了缺乏領導權思維的留學生的留聲機思考方式及其不足（教條主義的一般表現），較為充分和深入地實現了對于王明教條宗派的癥狀診斷。在其反面，提出作為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群眾路線，并肯定與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所需要的集體理性程序——毛教員以通俗的比喻“當班長”[4]（引領全班同學共同學習以發展其聰明才智），去對照反對以個體理性壓倒全部組織成員的“當家長”現象。

　　相比較而言，1930年代早期，毛教員與上海中央的爭論中間，教條宗派的現實危害及其胡亂作為，是有可能被毛教員透過強硬手段制止和排除的——畢竟中央紅軍是毛教員一手帶出來且毛教員在軍內有著極高的個人權威。但是，毛教員沒有選擇這樣做。這個選擇的理由，不僅僅是因為組織觀念——服從上級或者共產國際，還應該有別的深層次原因在內——黨內多數人都無法擺脫“知識的小生產本能”局限，持有錯誤認識的人，常常是絕大多數；雖然一時的錯誤多數，有可能被一次性強硬排除和出局，但是，居于候補位置上的多數，也依然是這個狀況。所以，此種手段就不再可取，轉而需要實現在認識上的普遍提高。

　　毛教員成為主流反對派和少數時期的選擇，也屬于共產黨人的典范，從來不會消極，更不會選擇主動的最大化對抗，而是積極地在不同的崗位上，努力于共同事業的推進過程。

　　毛教員不斷地透過說服，不斷地試圖輸入新的認識程序，以啟發多數，這個工作花費時間和精力不少，毛教員相當一部分文章，都是與黨內不同政見辯論的。而花了很大力氣的延安整風，也是致力于輸入新的看問題方法和集體理性程序。毛教員的正確意見被多數人否決，其后果非常嚴重，導致根據地和紅軍損失百分之九十，而革命的短期失敗和根據地的喪失，帶來了巨大的犧牲，以及二萬五起來長征帶來的艱難困苦體驗，由此才算是預備了一點點放棄“知識的小生產本能”的心理基礎，所以1964年毛教員說自己的著作是“血寫的著作”。

　　在這里，出現了一個不等速運動，革命的群眾基礎很好，足以支持高歌猛進；但是，革命的領導力量成長卻極為緩慢，這使得革命付出了過高的代價和犧牲，多了很多挫折。而革命的領導力量成長，需要整體性的認識進步過程去支撐，即便是毛教員那樣的個體理性領先，也不足以成為集體理性程序的替代物。

　　今天回顧，雖然延安整風獲得了部分成果，但是，新的集體理性程序推廣過程，遠非順利，毛教員在建國后還需要不斷地為此努力，而收效則每況愈下。在其對立面上，不說居留海外徹底走向反對派的王明，就算是留在國內的張聞天和王稼祥，在認識方法上也沒有根本性的改觀。

　　我們今天進行學術研究維度的回顧，就沒有了照顧黨內團結以及給犯錯誤同志保留面子或者工作權威的“必要妥協”目標——這已經徹底喪失了必要性，就如其所是的本來狀況，展開分析和揭示。王明教條宗派及其能夠裹挾的黨內多數干部，都是無法超越“知識的小生產本能”的局限者，是小資產階級汪洋大海里的游泳者，而以知識的小生產本能局限去執掌黨內決策權力，會帶來認識上的可怕扭曲與后果。

　　延安整風批評主觀主義、教條主義、黨八股，都是以不靠譜信息與知識基礎上的個體理性，去支持決策。主觀主義意味著搜集信息的不靠譜，而教條主義意味著知識及其應用方式不靠譜，而黨八股則是在毫無靠譜知識與信息的基礎上任意發號施令。這些即便是對于個體理性而言，也屬于嚴重的脫軌表現。反過來，毛教員強調從調查研究和實事求是出發，尋求靠譜的信息，把馬列主義視為行動指南而非教條去發展靠譜知識，還需要在群眾路線的基礎上，關注集體協作與集體理性程序，竭力推廣領導權基礎上的集體理性要求。

　　應該說，很多高級干部經歷過延安整風之后，只是勉強地放棄了部分的小生產本能，不情愿地接受了部分程度的群眾路線，由此，也極大地改變了黨內政治面貌。抗戰勝利之后的很短時間內，就獲得了多個方面的發展機會與成績，然后據以進行軍內的“三查三整”“三大民主”建設，全面地提升了軍隊的政治化水平，不僅強化了軍隊戰斗力，還在軍內普及和推廣毛氏公共領域的基礎上，為新中國的接管與社會改造，預備好了數量龐大的干部隊伍。此后，解放軍官兵，真的具有了戰斗隊、工作隊和宣傳隊的初步擔責與履職能力。

　　顯然，延安整風的部分成功，及其不徹底性，都恰好說明，要改造“知識的小生產本能”，把大多數干部的思維提升到集體理性層次，自覺與不靠譜的個體理性劃清界限，是非常難的一件事情。如果要再給其搭建一個基于勞動群眾政治領導權的政治基礎，那就更不容易了。即便是經過了延安整風，很多老干部還親自操作過不止一輪群眾發動和領導權建設工作，但是，到了四清時期王光美的桃源經驗下發之后，跟著走的還是官場多數，這個狀況恰好說明“對領導權無感”者，也是官場多數。

　　05

　　就連劉少奇這樣的老資格共產黨員，還長期做過白區的群眾工作，后來也對領導權完全無感了。在文革期間劉受到嚴厲批判，有一篇著名政論文，題為《修養的要害是背叛無產階級專政》。背叛涉及到主觀動機揣測，難于定論，但是，在多個歷史與政治的關鍵節點上，劉少奇都表現出對勞動群眾政治領導權（無產階級專政的入門級實踐形態）的無感，這些是確鑿無疑的事實。

　　在一定程度上，普列漢諾夫以及陳獨秀難于克服的知識的小生產本能局限，劉少奇為代表的黨內高干對于勞動群眾政治領導權或無產階級專政的遺忘或無感，預示了后續的非毛化與告別革命的逆轉過程及其內在邏輯。

　　革命真的具有內在否定性，首先革命者自己就難于克服舊社會施加的思想局限——這意味著革命的艱難曲折道路和過高的犧牲，而不是簡單體現為“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兒女”——這個在中國古代的王朝循環中間倒是可以破除——以拜相封侯去酬報功臣，但是，這并不是革命者追求的目標所在。革命成功了就可以坐享其成，封妻蔭子，不過是封建思想的外露。

　　而且，撇開個體追求成本收益平衡的庸俗思路不說，革命者本身要在與統治者優勢力量對抗中間“干革命”的，革命者自身的私人成本高低，主要由這一革命的鎮壓力量說了算，有再多的個人想法都是不切實際的。鎮壓革命領導者的努力，始終是反革命策略的第一位選擇，所以，革命者始終面臨著私人成本過高的困境——這是反革命力量所施加的首選策略。奧爾森把這個難于酬報的革命者處境——社會收益遠大于私人收益、個體成本集合成為總體的社會變革成本——提煉為難于實現的“選擇性激勵”[5]。

　　換言之，成本與收益分配的主導權，始終是操控在統治者手里——造反是殺頭的罪名屬于歷代慣例，革命者愿意背負多高的私人成本可以是主動選擇的（參加或者不參加革命、何時退出等），而收益選擇方面則沒有多少自主性，把蘇共內部的分歧及其強硬的行政排除操作，附會解釋為“革命紅利的不合理分配”，則是一個純粹的想當然和人為構建。

　　任何真正的革命者，都不可能把未來收益作為當前投入的激勵因素去看待。如果托派的后續批判，真的逐步收斂于這個思路——把斯大林視為基于個人權勢和私人利益出發的宗派主義的黨同伐異選擇，那也只是揭示出他們自己的批判層次與思路，還停留于前現代“革命紅利瓜分”的公平性訴求層次。為此，才需要不斷地提出公正性訴求，以及由此出發去批判占便宜的壞人。

　　而革命者內部難于實現政治整合與思想共識，本身就是源于舊社會夢魘的糾纏，以及難于超越的認識嚴重滯后。但是，這個方面的損害是可以縮小與部分克服的，也能夠達到部分的滿意成績，如同毛教員在中國革命期間選擇的那樣——為此自己選擇當一段時間的少數派然后再在機會合適的時候，盡可能提高對立面的認識水平。當然，紅軍官兵和根據地群眾，為這個相對緩和的理性成長與等待過程，付出了極高的生命與財產代價。

　　也因為中國革命的實踐深度，業已觸及無產階級專政概念的肯定性內涵——勞動群眾政治領導權——是一個入門級的實踐形態，達到了管理學意義上的實際操作水平，由此實現的認識深度也足以觸及真問題所在——革命或者執政黨的內在否定性到底在哪里，以及如何用較好的路徑加以超越，這些都體現在毛教員的思考中間。這個思考不僅體現在“晚年錯誤”里，還可以一直追溯到革命早期對內部路線分歧的處置方法中間，而延安整風恰當地開展思想與路線斗爭（也有不少越界表現），也有助于認識的深化與具體化，這是中國革命不同于十月革命、中共不同于蘇共，毛教員思想超越列寧與斯大林的地方。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九日

　　注釋：

　　[1] 普列漢諾夫早年是民粹派，1880年流亡國外，結識了馬克思主義者，受到影響。1883年，普列漢諾夫與志同道合者在日內瓦創立了俄國第一個馬克思主義團體“勞動解放社”。

　　[2]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六日，《同科學家、文學家談人民內部關系》

　　[3] 《孟子·離婁章句上》: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

　　[4] 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作總結。總結共分十個問題。其中，談到黨委會的工作方法時，毛澤東指出：黨委書記要善于當“班長”。

　　[5] 美國經濟學家曼瑟爾·奧爾森，著有《集體行動的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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