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選終于進入了最后的沖刺階段，民主共和兩黨正在竭盡所能動員自己最后的選民。據法新社報道，在2日北卡羅萊納州的競選活動中，兩者的飛機停在同一個飛機坪上。這種情況足以窺見兩黨競選節奏的密集程度。

　　雖然我們經常自嘲美國選舉和中國人有什么關系，但在今日依舊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中，美國總統大選也是世界的大選。不單是中國，整個舊大陸的離岸民主黨和MAGA們都展開了針鋒相對地斗爭。

　　考慮到我國的特殊性，這種斗爭更多體現在對賽博空間輿論權的爭奪上。任何的風吹草動都會在大洋彼岸被極具放大。無論是密歇根中國留學生的非法投票還是愛荷華州極為反常的民調，都成為確證己方勝利的信念來源。事實上，到了今天，無論如何標榜自己專業中立，絕大部分人都已暗自或者公開選擇了自己的勝選對象。

　　在美國的選舉人團制度下，歷屆美國大選的勝負手其實更多掌握在對選舉核心問題的把握上。雖然移民問題或者覺醒議題在互聯網上極具傳播性，但根據大多數民調顯示，經濟問題依舊是今年美國選民最為關注的問題。畢竟比起賽博爭論，能否買得起柴米油鹽醬醋茶才是真正的生存問題。

　　本文試圖指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華爾街主導模式正在被華盛頓的精英所拋棄。無論特朗普還是哈里斯上臺，美國經濟在政策層面已經實現了徹底轉向。用哥倫比亞大學歐洲研究所所長亞當·圖茲的話說，“人們開始關注生產，關注勞動力而不是消費者，關注經濟與國家安全之間的聯系，這似乎已不可逆轉地成為美國的新共識。”中美間殘酷的產業競爭將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成為無法避免的趨勢。

　　里根經濟學的勝利

　　讓我們把時間拉回20世紀。在1980年里根競選之前，美國毫無疑問陷入到某種結構性經濟危機中。凱恩斯主義的靈丹妙藥難以解決美國的滯脹問題，這由此引發政治上的連鎖反應。最終在伊朗人質危機、能源危機、蘇聯入侵阿富汗等多重因素的影響下，卡特成為了美利堅領導力衰弱的象征和犧牲品。里根以超過10%的優勢贏得了198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

　　對當時的美國而言，無論里根的道路是否可行，卡特的道路一定死路一條。

　　滯脹是卡特政府滅亡的原因，也是里根政府必須解決的頭號問題。這就不得不提到供給側經濟學運動。芝加哥學派和新古典學派是其中的主要代表。供給側經濟學認為過高的稅率會降低生產積極性，從而導致稅收收入減少。在美國處于長期滯脹的情況下，放松經濟管制和減稅是釋放生產的重要方式。

　　里根經濟學在政策實行上與供給側經濟學有著強烈的相似性。比如里根剛一上臺就宣布取消石油價格和分配管制，并降低了石油暴利稅。1981年的經濟復蘇稅法案和1986年的稅制改革法案都承襲了這一思路。從結果看，無論是否是里根經濟學推動的結果，美國的滯脹情況得到緩解，經濟基本面得以改善。里根更是憑借這一功績，在1984年的總統選舉中橫掃49州獲得壓倒性勝利。

　　作為經濟政策的里根經濟學和作為學術理論的供給側經濟學之間的關系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許多學者就認為供給側經濟學夸大了它們的理論效果。里根兩屆政府任期內也不乏增稅舉動。比如在1981年的減稅之后，為了彌補財政赤字，里根又不得不取消部分減稅措施。1983年的社會保障改革法案中也遵循了格林斯潘的建議提高了工資稅。用克魯格曼的話說，這兩次增稅早已抵消了中低收入家庭從81年減稅中獲得的好處。

　　比起加稅和減稅而言，里根經濟政策更核心的影響體現在對經濟管制的放松上。作為自由意志主義者，里根確實相信自由市場原則。他放棄了羅斯福以來的大規模經濟刺激方式，轉而尋求市場自身的動態平衡。里根政府領導下的財政部開始了政策制定層面的轉換。財政部追求的是不再是穩定和計劃，而是給予企業充分競爭的自由?；蛘吒鼫蚀_地說，應當交由市場主體制定有利于市場的政策。

　　民主共和兩黨可能在稅收問題上有不同看法，但在放松經濟管制上出奇一致。里根之后的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頓政府都繼承了這一經濟政策路線。這一路線最終在克林頓政府時期完成。

　　克林頓政府在1993年的第12866號行政命令中規定，“聯邦行政機關只能頒布符合法律要求的、實施法律所必需的、公眾迫切需要的行政規章；在決定是否管制和怎樣管制時，行政機關應該評估所有可供選擇的管制方案的成本和效益，包括不予管制的方案。除非法律另有規定，在可供選擇的管制方案中，行政機關應選擇能使凈收益最大化的方案”。

　　換言之，效益成為政府政策制定的核心原則。由羅伯特·魯賓和拉里·薩默斯領導下的美國財政部更是這一政策的忠實執行者。經濟領域，特別是金融領域的一系列限制被廢除，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之間的區別被取消。一種充滿勃勃生機的樂觀主義心態洋溢在整個美利堅。這是Pax America的時代，也是冷戰后美國的黃金時代。

　　華爾街模式的死亡

　　歷史一再證明，人類總是犯經驗主義錯誤。或者更準確地說，面對高度復雜的現實世界，教條化的經驗主義至少是一種自我保護的機制。冷戰的勝利樹立了里根經濟學的合法性，克林頓兩屆政府的經濟繁榮將這種放松監管的模式確立為美國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

　　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模式下，政府需要做的是促進各種生產力要素的進一步流動。市場自然會實現生產力要素更有效的配置。這種思路與它的先祖，即19世紀的放任主義相比，顯得溫和許多。但從譜系學看，兩者都秉持強烈的自由市場信念。

　　今日的我們早已知曉08年經濟危機的結構性問題來源，但08年前的美國主流政治精英對自己的道路有著相當強烈的自信。尤其是考慮到97年亞洲經濟危機以來亞非拉各國的糟糕情況（我國是少數例外），克林頓政府任期內的繁榮更是成為美國資本主義優越性的表現。小布什政府任期內的美國財政部，在經濟政策的制定上蕭規曹隨。

　　08年經濟危機對美國產生了全方位影響。今日美國兩黨的極化加速就與此密切相關。小布什政府糟糕表現產生的嚴重結果之一就是共和黨建制派與其選民的情感脫節。共和黨必須以更極端的方式才能激發自己選民的熱情。茶黨運動和特朗普的崛起正是當年結構性創傷的表現。

　　當然，公允地說，這場經濟危機的責任并不能全歸咎它自身，克林頓政府和里根政府同樣難辭其咎。薩默斯在2009年面對記者提問時，就將甩鍋大法發揮到了極致。問題是畢竟危機爆發在小布什政府末期，小布什也無力再去改變什么。

　　具體到經濟政策層面，08年經濟危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經濟政策制定范式的轉變上。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所主導的華爾街模式在數月之間完成了政治上的過山車，奧巴馬政府任期內可以視為范式的過渡期。奧巴馬除了注重民主黨的增稅方案增加收入再分配外，也開始收緊對金融系統的監管。

　　但奧巴馬任期內的做法更多是一種縫縫補補，并沒有在整體上脫離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愿景。恰恰相反，奧巴馬組建的進步主義大帳篷更多強調的是如何改良這一愿景，這種改良很難用成功來評價。金融管制的加強不能阻礙美國跨國資本四處流動的強大愿望?；蛘哂民R克思主義的話來說，資本本身是逐利的。

　　這也是中美關系最后的美好歲月。比起美國民眾而言，美國的資本力量顯然更有意愿進入龐大的中國市場。這也是我國智庫在美國發動貿易戰前的最大底氣，畢竟誰又會和真金白銀過不去。

　　回歸本土制造業

　　特朗普的上臺堪稱美國的標志性轉向。這種扭轉甚至從表面上具有相當的迷惑性。畢竟特朗普招牌性的經濟政策就是國內減稅和減輕美國國內的企業監管，甚至不少人也認為特朗普似乎是在繼承里根經濟學。這種看法顯然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特朗普經濟政策的核心是恢復美國本土制造業的競爭力。

　　正如筆者上一篇文章《共和黨已經變成了“特朗普的黨”》所指出的那樣，恢復競爭力的辦法就是讓美國資本被迫回流。在特朗普的世界觀中，減稅不是釋放消費力，而是減輕企業主的負擔，能夠讓本已困難的美國制造業能夠維系自己微博的盈利空間。減少企業監管也不是為了方便大企業的并購，而是減輕對一般企業的生產負擔。退出巴黎協議的直接目的就是減少美國企業為強制性生態標準所付出的成本。事實上，如果諸君是一個美利堅小制造業主，可能早已對特朗普感激涕零。

　　正是在制造業回流的基本邏輯上，特朗普的對外經濟政策才具有邏輯一致性。這尤其體現在對其他經濟體的高額關稅和以安全為名的生產鏈國產化?；蛘吒喌卣f，特朗普式的貿易保護主義。2016年和2020年整個競選周期中，特朗普與親商業共和黨人的糟糕關系就是一個典型例子。

　　為了制造業回流，特朗普甚至表現出對財政紀律的漠視。畢竟美國的債臺高筑完全可以用他國的高額關稅進行平衡。用特朗普的話說，這才是真正的“公平貿易”。也正是在這一基本經濟政策思路的轉變下，中美經濟關系陷入難以挽回的惡化。除非中國能夠通過單方面自我限制的方式實現與美國的貿易平衡，否則在中美貿易逆差如此巨大的情況下，中國無法滿足美國制造業回流的核心訴求。

　　深層次的結構矛盾是拜登政府延續對華貿易戰的根本原因。在2020年，我國許多人曾經期盼拜登的勝選能夠讓中美關系“重回正軌”。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等待中國的是與特朗普經濟政策核心毫無區別的拜登經濟學。甚至與特朗普相比，在華盛頓擁有豐富經驗的拜登在政策制定的能力上更高一籌。英偉達對中國的特供版顯卡是這種政策威力的小小體現。

　　雖然耶倫聲稱拜登經濟學是現代供給側經濟學，但供給側經濟學學者顯然不會被這種政治煙霧彈所迷惑。部分學者甚至公開批評拜登公開回到了中央計劃經濟。這不但表現在對全美國產業的定向補貼上，也表現在利用美元優勢地位與中國的逐漸脫鉤上。

　　定向補貼充滿了政治勾兌的氣息，但也只有這樣，補貼才能真正轉化為可實行的政策。民主共和兩黨的區別可能在于民主黨會優先補助可再生能源，而共和黨會加大對傳統石化工業的補貼。這就是筆者一直強調的特朗普給美國帶來的結構性改變。

　　兩黨的主流政治精英都已經認識到本土制造業的重要性。在這種基本目標的指引下，以鄰為壑才是正?，F象。這也是為何美國會對中國“生產過剩”如此敏感的原因。中國的“生產過剩”最終將對美國制造業產生擠壓效應，降低制造業的普遍利潤。

　　特朗普與哈里斯的經濟政策

　　美國經濟政策的轉向揭示了一個基本事實，即無論是特朗普還是哈里斯上臺，美國都不再會回到奧巴馬政府以前的經濟政策道路上。彼得森國家經濟研究所所長就坦白認為，“哈里斯的提議和特朗普的提議之間的差別很小。不幸的是，我認為產業政策的實施結果與我所說的大致相同。這導致了一項偏袒國家冠軍企業和在世界范圍內提供配套補貼的政策”。

　　中美間的經濟競爭將是一個長期難以逆轉的過程。伴隨著嚴重的陣痛，兩國經濟間的全方位脫鉤將會進一步加速。新自由主義的生產要素充分流動讓位于本土制造業與國家安全。效率不再是最優先的價值導向，國家安全才是接下來十年國際政治的新主題。沙利文以非常具有修辭學意味的方式表述了這一點，即去風險化。

　　在兩黨新共識的基礎上，特朗普和哈里斯在具體的經濟實踐上可能存在一些區別。對特朗普而言，在擺脫了第一任期人才不足的制約后，他能夠對行政系統產生更直接的影響力。換言之，他可以更為大膽地實踐他的計劃。

　　考慮到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傾向，提高外部關稅顯然是他更為偏愛的重點。這不但可以表現為進一步對中國產品全面提高關稅，也可以表現為對歐盟實行第一任期沒有做到的懲罰性關稅。這將有可能從根本上扭轉美國在冷戰后的關稅地位。

　　特朗普另一個可能的爭議性舉措則是美元的大幅貶值。這種貶值可以提高美國本土制造業的競爭能力，改變美國三十多年的強勢美元政策，并對以美元為基礎的國際經濟秩序產生長遠影響。其中的很多影響甚至需要以十年單位才能準確觀察。

　　對哈里斯而言，她更有可能在標榜自己女性主義的同時，繼承拜登經濟學的基本模式。這一模式更偏好以中央計劃的方式對美國產業鏈重新布局。問題是，哈里斯不具有拜登的政治手腕和資本。她將更為依賴幕僚所提供的意見，同時面臨更高昂的政策推行成本。

　　事實上，哈里斯從加州檢察長位置上一路走來的過程就深受加州快樂資本主義的影響。她本人也與硅谷公司關系密切。換言之，進步派身份更多是一種標簽而非真實態度。她在移民問題上的含糊其辭就是一種表現。或者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哈里斯幾乎在所有問題上都非常模糊。她既沒有說要保持強勢美元政策，也沒有暗示希望美元走弱。

　　無論如何，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模式的全面反噬已經開始?；謴兔绹就林圃鞓I的想法已經成為不可撼動的共識。作為一個例證，在美聯儲現任主席鮑威爾的領導下，美聯儲在經濟政策的干預上變得越來越激進。這與兩黨的默許密切相關。

　　兩黨的默許背后，是對美國經濟進一步加強控制的強烈渴望。這也是為何鮑威爾身為法律學家反而比耶倫這樣的經濟學家更適合擔任美聯儲主席的原因。純粹的經濟獨立只是理論中的理想情況，現實中的經濟最終需要屈服于政治動機。

　　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日趨瓦解的今天，國際政治正在重新展現出自己的猙獰。美國的制造業補貼政策揭示了只有處于領先地位的國家才被允許攀登技術生產高峰的殘酷現實。其他國家并沒有它們自己所想象的那么重要。

　　現在的問題是，美國已經準備好撕下全球美國的枷鎖，那么中國該怎么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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