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日,《新京報》報道了近日對毛新宇的專訪:
新京報:研究毛澤東思想應該遵循哪些原則?
毛新宇:深入研究毛澤東思想,首先要有一個正確的客觀公正的立場,這就是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實事求是總結黨的重大歷史事件和重要經驗教訓,以客觀公正的立場來分析看待毛澤東思想。這個歷史決議是里程碑式的,它正確評價了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分清了是非,糾正了“左”右兩方面的錯誤觀點,統一了全黨思想,對推動黨團結一致向前看、更好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產生了重大影響。這是我們研究毛澤東思想的根本遵循。隨著時代發展,大家的研究越來越深入,相關成果也越豐富。
這篇專訪中,毛新宇說“今年9月9日,在毛主席紀念堂,我對爺爺說,以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為標志,繼續全面深化改革,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會越來越好。對于今日中國的發展成就,我相信毛主席會欣慰的。”
筆者為此寫了一篇文章:
毛主席會同意毛新宇說的話嗎?——“對于今日中國的發展成就,我相信毛主席會欣慰的”
今天,筆者探討一下毛新宇“研究毛澤東思想”的方法——“《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我們研究毛澤東思想的根本遵循”。
毛新宇這段話的中心思想就是,要以《決議》為圭臬,以《決議》的立場為立場,以《決議》的定性為定性,以《決議》的結論為結論。
如果按照這個研究方法,毛新宇根本就不必再研究了,因為《決議》已經給毛主席定性了,還需要毛新宇再研究什么呢?
我們倒是希望毛新宇首先研究一下《決議》本身。
1
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也就是辯證唯物主義觀點來看,任何一份決議都不應該成為圭臬,因為事物總是在變化的,即使是馬克思主義本身,最后也要隨著社會的發展而消亡的,取而代之的是更高級的學說。
1964年8月24日,毛主席與著名物理學家周培源和《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主編于光遠座談,他說:
事物總會發展到更高的階段。馬克思主義也有它發生、發展、滅亡的過程。不承認馬克思主義會滅亡,就否認了馬克思主義本身。......這好像是怪話。但既然馬克思主義說一切發生的東西都有它的滅亡,這話對馬克思主義本身自然也適用。說它不會滅亡,是形而上學。當然,馬克思主義的滅亡是有比馬克思主義更高的東西來代替它。
從這個意義上講,《決議》也會被更高級的決議代替,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以《決議》為圭臬,以《決議》的定性為定性,以《決議》的結論為結論,是違背馬列主義的。
1945年4月,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份歷史決議《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通過之前,毛主席就說過這樣的話——收錄于《毛澤東文集》第3卷《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政治報告》(1945年4月24日):
這個決議有兩個問題:做不做?如何做?不做就是怕犯錯誤??蹿厔菔且?,但決議現在還有缺點,還需要修改,所以今天也只要求基本通過。我想決議的基本思想是不錯的,黨內的小資產階級思想需要糾正,使革命不受損失。至于各個歷史問題的敘述是否完全正確,那就不一定了。我們現在只能準備在二三十年后來看,這個決議還是功大過小,那就很好了。
毛主席中國共產黨對黨的第一份歷史決議是這樣看的——“各個歷史問題的敘述是否完全正確,那就不一定了。我們現在只能準備在二三十年后來看”。那么第二份歷史決議是不是也有需要幾十年后再看呢?
從辯證法來看,世界上任何事物,包括任何一份決議——我說的是任何,都不可能確保100%正確。那么,將一份未必是100%正確的決議作為“研究毛澤東思想”的“根本遵循”,是否符合辯證法呢?是否符合馬克思主義呢?
這是極其顯而易見的,但愿毛新宇也能夠明白這個道理。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筆者在之前的文章探討過:
我們再看一下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主席所做的結論:
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同志發動和領導的。他的主要論點是:
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
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
過去的各種斗爭都不能解決問題,只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上述的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
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后還要進行多次。
這些論點主要地出現在作為“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黨的“九大”的政治報告中,并曾被概括成為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從而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一語有了特定的含義。
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須把它們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
這段決議內容,特意強調了“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毛主席這些“錯誤論點”是《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毛主席所做定性、結論的基礎。
我們逐條分析“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
1、“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
這一條說的情況是否存在?“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是否“已經混進黨里、政府里、軍隊里和文化領域的各界里”?
如果不是,那么毛主席的“論點”是“錯誤”的,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自然是錯誤的。
如果是,那說明毛主席的“論點”是正確的。
到底是不是?由讀者們判斷。
2、“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
這一條是否屬實?
“相當大的一個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到底還在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
如果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那說明毛主席的“論點”是“錯誤”的。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自然是錯誤的。
如果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里”,那說明毛主席的“論點”是正確的。
在與不在,由讀者來判斷。
3、“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
這一條是否屬實?是否“形成”這樣的一個“司令部”?
如果沒有“形成”,毛主席的“論點”是“錯誤”的。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自然是錯誤的。
如果“形成”了,毛主席的“論點”是正確的。
形成與否,由讀者來判斷。
4、這個“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
修正主義路線,就是搞私有制,搞資本主義,包括搞特權、搞家族生意、欺負老百姓。
這一條是否屬實?有沒有一條這樣的“路線”?
如果沒有,毛主席的“論點”是“錯誤”的。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自然是錯誤的。
如果有,毛主席的“論點”是正確的。
有與沒有,由讀者來判斷。
5、這個“司令部”“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
如果沒有,毛主席的“論點”是“錯誤”的。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自然是錯誤的。
如果有,毛主席的“論點”是正確的。
有與沒有,由讀者來判斷。
如何對待包括《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內的任何一份決議?1945年2月15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黨校的報告《時局問題及其他》中為我們指明了:
已經被客觀事實證明了是真理,那就要承認,而且要堅持;如果有人反對這樣的真理,我們就要解釋,就要批評。認識了的真理就一定要堅持,如果不堅持會怎么樣呢?那就不得了。把真理打爛就是把中國人民打爛,把中國無產階級打爛,把共產黨打爛,革命就會失敗。所以大真理也好,小真理也好,整體真理也好,部分真理也好,凡是真理都應該堅持。
......
還有一個東西叫做錯誤,......寫的決議案或者全部不對或者部分不對的。錯誤的東西應該丟掉,人民不需要的東西應該丟掉,沒有理由保持下來。在實際工作中行不通的,話講錯了,事做錯了,決議案寫錯了,就應該修正。如決議案有十條,九條不錯,一條錯了,那錯的一條就要修改,這叫做修正錯誤。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要不要采取這種態度?要的。一個共產黨員要不要這樣呢?要這樣的。在黨校學習要不要這樣呢?要這樣的。這就叫做公道。堅持真理是公道,修正錯誤也是公道。這就是堅持真理和修正錯誤的辯證法。辯證法最基本的一條叫做矛盾的統一,一個統一的東西可以分為兩個方面,比如對的和不對的,不承認這一條,就是不承認辯證法。
記住毛主席的這兩句話:“一個統一的東西可以分為兩個方面,比如對的和不對的,不承認這一條,就是不承認辯證法”,“決議案寫錯了,就應該修正。......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要不要采取這種態度?要的。一個共產黨員要不要這樣呢?要這樣的”。
如何對待《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是真共產黨員與假共產黨員,真馬克思主義者與假馬克思主義者的分界線。
2
歷史上,評價任何一個人、任何一件事,都要辯證地分析、評價,然后辯證地做出結論。
在此之外,更要注意的是立場、觀點、方法。也就是說,你是從什么立場出發的——不同的立場就會有不同的觀點,不同的觀點就會有不同的方法,從而會有不同的結果。
我們先以解放初期鎮壓反革命為例,看看不同立場的人是什么樣的觀點,是什么方法。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這里還講一個鎮壓反革命的問題。那些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惡霸、反革命,你說殺不殺呀?要殺。有些民主人士說殺得壞,我們說殺得好,無非是唱對臺戲。這個戲,我們就是老跟民主人士唱得不對頭。我們殺的是些“小蔣介石”。至于“大蔣介石”,比如宣統皇帝、王耀武、杜聿明那些人,我們一個不殺。但是,那些“小蔣介石”不殺掉,我們這個腳下就天天“地震”,不能解放生產力,不能解放勞動人民。生產力就是兩項:勞動者和工具。不鎮壓反革命,勞動人民不高興。牛也不高興,鋤頭也不高興,土地也不舒服,因為使牛、使鋤頭、利用土地的農民不高興。所以,對反革命一定要殺掉一批,另外還捉起來一批,管制一批。
在這篇講話里,毛主席很明確地講了:“鎮壓反革命這個戲,我們就是老跟民主人士唱得不對頭”。
其實,這就是立場不同。毛主席站在勞苦大眾的立場,民主人士站在小資產階級立場或者資產階級立場。
立場不同,觀點自然就不同:毛主席主張殺掉一批騎在勞苦大眾頭上拉屎拉尿的小蔣介石——“罪大惡極的土豪劣紳、惡霸、反革命”,而民主人士不贊成殺掉他們。而立場不同又決定了方法的不同:毛主席的方法是“對反革命一定要殺掉一批,另外還捉起來一批,管制一批”;而資產階級的代表羅隆基在1957年提出建國初的“三反、五反”運動搞過了,要搞“平反委員會”給被鎮壓的人平反。
對人的評價也是如此。
我們以對常凱申的評價為例,常凱申在官僚資產階級、大地主、大買辦的眼里是一個“完人”,是“偉大的領袖”。這是因為他們的階級立場決定的。
而站在人民立場去評價常凱申——常凱申是人民公敵。
同樣的一個人,站在不同的立場,會有截然不同、完全相反的兩種評價。
對岳飛的評價也是如此,在以宋高宗趙構為代表的投降派眼里,岳飛就是“朝廷罪人”——“坐觀勝負,逗留不進”罪、“指斥乘輿”罪、“致張憲意待謀反”罪。這三大罪名,最符合投降派的利益。
當時,岳飛的罪名可不是秦檜給定的,而是朝廷的最高當權者宋高宗趙構給定的。
岳飛死訊傳出,百姓們都為之哭泣;消息傳到金國,金國大臣們為此酌酒慶賀,并說:“和議自此堅矣!”
朝廷、百姓、敵人各方不同的立場決定了各方的觀點與方法是根本不同的。
所以,毛新宇在“研究毛澤東思想時”一定要分清,自己到底是站在什么立場,這是最根本的問題。
毛主席站在什么立場,是毋庸置疑的——永遠“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面”。
最仇恨毛主席的人是什么人呢?當然是“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敵人了——那些騎在勞動人民頭上拉屎拉尿的大地主階級、大官僚資產階級、大買辦資產階級、帝國主義。
新中國成立,完成了三大改造并進入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后,毛主席將官僚主義者階級作為人民的敵人并一直與之作堅決的階級斗爭。
根據《毛澤東年譜》:
(1964年12月12日)......毛澤東對陳正人的信和報告寫了一些批注。陳正人信中說:“特別值得重視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勝利有了政權以后,很容易脫離群眾的監督,掌管了一個單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當權地位違反黨的政策,以至發展到為所欲為。而像我們這些領導人,官僚主義又很嚴重,對下面這些嚴重情況又不能及時發現。這就是在奪取了政權之后一個十分嚴重的危險。”毛澤東批注:“我也同意這種意見。官僚主義者階級與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是兩個尖銳對立的階級。”......“這些人是已經變成或者正在變成吸工人血的資產階級分子,他們怎么會認識足呢?這些人是斗爭對象,革命對象,社教運動絕對不能依靠他們。我們能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沒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對毛主席的任何評價、定性,我們一定要用階級分析的方法,看清楚是誰評價的、是哪個階級評價的:是人民評價的?還是資產階級評價的?還是地主階級評價的?還是官僚主義者階級評價的?是馬克思主義者評價的?還是假馬克思主義者評價的?
作為勞苦大眾,一定要緊繃一根弦:官僚主義者、假馬克思主義者對毛主席的評價最具有迷惑性。大資產階級、大地主階級對毛主席的評價很好識別——一定是全盤否定,這個非常好識別;而官僚主義者、假馬克思主義者卻不是這樣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因為他們是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的“波旬”。
3
岳飛被定罪處死的短短20年后,這份朝廷決議也就是圣旨被新皇帝宋孝宗推翻,朝廷降旨為岳飛“追復原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后,特與錄用”,冤獄終于平反。又過了16年,也就是岳飛被圣旨定罪后的第36年,宋孝宗令太常寺為岳飛擬定謚號,最終確定為“武穆”。又過了26年,也就是岳飛被定罪后的第62年,岳飛被追封為鄂王,追贈太師。再過了21年,也就是岳飛被定罪后的第83年,改謚“忠武”。
在朝廷圣旨決議給岳飛定罪處死后的第83年,徹底恢復了對岳飛正確的歷史評價。
岳飛從被朝廷定罪處死到完全平反,歷時83年。這與毛主席所說的“各個歷史問題的敘述是否完全正確,那就不一定了。我們現在只能準備在二三十年后來看”是相通的。
毛主席在他的光輝著作《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里來的?》寫道:
“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復,才能夠完成。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
歷史,是人民書寫的。
對毛主席的評價,哪怕一萬年,最終一定由人民評價。其他任何階級、任何組織站在不同立場對毛主席的評價都要經由人民根據實踐去檢驗,要經得起人民的檢視,要經得起歷史的檢視。
研究毛澤東思想的“根本遵循”是且只能是人民立場,尤其是無產階級立場——“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一面”,而絕不應該是任何一份決議,所有的決議是且只能是參考——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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