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語

　　據昆明廣播電視臺的視頻號報道，10月28日，云南一學院宿舍，學生們在墻上貼上了毛主席畫像。無獨有偶，當你在短視頻平臺上隨手檢索就會發現，除了云南這所學校，全國還有多所大學的宿舍也掛起了毛主席像。這不禁讓人想起前幾年社交媒體上陸續出現的人們在公交、地鐵上讀毛選的新聞。

　　那我們如今該怎么樣讀《毛選》呢？怎么樣通過讀《毛選》來認識自身和社會呢？

　　老田認為，首先，在傳播方式上，我們需要學會用“對方”的語言來講，運用分析性的語言，減少評價性語言和基于共識的獨斷性“真理”輸出，把潛在對話對象設定為“圈外人”或者中間群眾。其次，要避免成為不接地氣的純左，所以要結合實踐提高認識。第三，要引入辯證法的視野和方法，不能夠停留于靜態分析。

　　總而言之，我們今天同樣應該優先關注投入方面，而不是徒勞地想象產出。而我們在今天學習《毛選》就是這樣一種有效投入：有利于打破主流文化資本積累的信仰與迷戀，有利于掙脫舊思維的桎梏。就政治現實主義而言，預備好這樣的“有效投入”并促成其增長，就是唯一正確的努力方向。

　　時至今日，閱讀列寧和毛教員的思考，需要恢復其政治維度和實踐性。列寧重視的無產階級專政，作為一個問題域，與毛教員重視和實踐的“勞動群眾的政治領導權”相互校閱，如果沒有這個方面的問題意識，就很難進入革命導師自己的歷史與政治場域。

　　同時，由于時代氛圍的巨變，聽眾狀況也完全不同，今日已經不宜延續其主場講話風格，需要以“客場講話”的自覺，基于社會科學語言的從經驗上升和說理，放棄曾經的方法論層次的宏觀大概念和語言[1]，這樣，才能夠完成與聽眾的順暢溝通，同時呈現出毛教員思想對現時代問題的分析與診斷價值。

　　01

　　需要以“社會科學的語言”

　　來進行“客場講話”：

　　換一副有色眼鏡來“讀活”毛澤東

　　從前，馬列毛的理論講述，采用方法論層次的語言，用宏觀的大概念結合微觀事實，來分析和講述社會問題，這種方式已經很難被信服。而且，在年輕人看來，馬列毛的基本理論都是被充分否定過的[2]，其話語體系是陳舊的，因此，想要原封不動地回來是有困難的。

　　1980年代之后，特別是大學教育普及之后，隨著政治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等社會科學的引入和普及，并占領高校講壇之后，意識形態生產的核心領域，發生了一次范式革命，受到這一類社科訓練的青年人，已經不再使用和信服運用方法論層次語言去討論社會問題了，在這樣的情況下，需要適應社會科學的范式轉型需要。

　　同時，馬列毛雖被列入政治課教材，在授課過程中，卻欠缺了社會科學層次上的研究。這導致青年人難以掌握并利用馬列毛理論來認識社會。所以，重新學習馬列毛，一個主要的任務和方向，是需要在“社會科學”層面構建新的理解方式。此外，在分析性的社科語言之外，歷史寫作具有突出的重要性，文學的形象語言也很重要，所以還需要人文學科的語言，注重從“零”開始的平等對話模式，才能夠取得更好的效果，也應該為此重建新的對話空間。

　　這樣來看問題的話，那么就會發現，毛教員的講話都是對自己的同志講話，是一種主場講話方式；現在的外在輿論形勢有了根本性的不同，是真正的客場講話，我們需要學會用“對方”的語言來講，這一點很多老同志會不太適應。大體而言，客場講話需要運用分析性的語言，減少評價性語言和基于共識的獨斷性“真理”輸出，把潛在對話對象設定為“圈外人”或者中間群眾。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出版，人們排隊購買

　　02

　　“勞動群眾的政治領導權”

　　的中心性位置：

　　需要新的政治視野和概念框架

　　列寧在與考茨基辯論的過程中間，提出一個著名的說法，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有關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領域和實踐展開，才是毛教員和列寧思想的核心內容，而這一部分內容在社會科學層面，與政治學和管理學等學科的理解方式平滑對接上，才能夠以比較易于為年輕人理解的方式去講述，這是一個真正的學術創新。

　　從這個目標出發，就需要從經驗層面上升，用中間層次的概念，去討論他們的思考和實踐。這樣來看，無產階級專政這個關鍵概念，需要代之以勞動人民的政治領導權。之所以如此選擇，是因為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中間，兩個實詞“無產階級”和“專政”都還處于“有待實現和提升”的狀態，勞動階級還遠遠沒有從自在到自為，缺乏完整的階級意識，這樣，在自在狀態下就還只是勞動群眾，在實現了普遍覺悟之后才會逐步向無產階級轉化；而群眾的覺悟過程，恰好是需要先覺悟者付出努力的事業。而作為勞動階級的“專政”方式，還遠遠談不上實現，對照資產階級專政而言，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如何透過政治和經濟文化制度去守護和實現，實踐方面還只具有入門層次的演練，經過社會主義事業的一次挫折與循環之后，會發現專政所關聯的人民代表性及其政治代理鏈條方面欠缺尤多，所以在實踐上和認識上的階級專政，還有很多的空白。一些人讀完馬克思和列寧之后，往往成了純左，不接地氣，多數是被“隔”在這個地方——左翼如何進行政治性的認識推進和實踐展開。

　　如果從“勞動群眾的政治領導權”出發，那么，群眾的覺悟過程，以及有組織奮斗的能力，都是馬列毛這些革命導師想要率先推進的事業。從改變舊世界而言，舊世界的不合理以及不給勞動者和大多數人出路，這會帶來各種不滿意或怨氣，這部分內容構成社會勢能[3]；但是，僅僅揭示和描述社會勢能，并不足以改造舊世界，這就需要化社會勢能為動能之后，才會推進革命導師們的事業。而動能的轉化，就需要創造新的領導權，去代替舊的領導權，由此獲得群眾普遍覺悟的條件和組織起來奮斗的能力，領導權的建設，事關改造舊世界的能力或者有效投入。

　　正是在這個地方，列寧在流亡革命家生涯中間，就開始集中關注，他發現了群眾覺悟和組織能力提升，都需要一個外在的中介環節，有關“輸灌論”和“先鋒隊”的闡述，就是化勢能為動能的兩大關鍵；而毛教員則是在具體的革命實踐過程中間，看到了農民中間蘊含的高度革命潛能（社會勢能），還從大革命時期湖南農民運動考察中間，經驗地發現和提煉了“勞動群眾政治領導權”的形成及其威力——組織起來的貧下中農不僅把握住組織優勢“實現了一切權力歸農會”，還同時實現了對觀念權力（粗糙的意識形態實踐諸方面）的顛覆——神權、紳權、族權、夫權等同被動搖，結果就在鄉下造成全新的局面——真個說得出、做得到。

　　后來，在井岡山根據地時期，毛教員發現對中間階級打擊過大會導致其“反水”疏遠貧下中農，就迅速糾偏，要求實現對中間階級的團結。后來在贛南閩西遭遇到被土改的地主富農的武裝反抗之后，就主張給地主富農分一份足資糊口的土地，以降低其反抗意志，這樣，勞動群眾的政治領導權進行了兩次擴大之后，就確立了對全部人口的作用——對中間階級是團結、對敵對階級成員則是給出路，這樣領導權的對外領導作用，既包括如何最大化地擴大自己的陣營，還包括最大化地軟化敵人。

　　朝鮮族婦女歡慶《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出版發行

　　在三灣改編和古田會議的爭論中間，改變了舊時代軍隊內部等級森嚴的狀況，實現了管理權對被管理者開放，“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開會士兵有說話的自由，廢除繁瑣禮節和經濟公開”，基于官兵平等的新型政治經濟關系，重塑了一個新的“社會關系總和”，構建了一個官兵關系平等基礎上的公共領域——在那里討論和處理常規的管理事務。由此，激發了戰士的主觀能動性，紅軍也就像是一個熔爐，足以改變人自身的本質和一般狀況，這是勞動群眾政治領導權的對內實現方式，其主要的制度平臺就是打開舊時代管理權的封閉狀態，塑造新的社會關系總和；這個方面的系列努力，恰好潛在地創造了一種新的現代性路徑：在兼容勞動人民政治主體性的前提下，實現大范圍的協作努力。

　　三灣改編確立的管理權公共化方向，經過內部的爭論，在古田會議之后逐步完備，此時，開始制度化地要求紅軍承擔政治任務——分兵以發動群眾，幫助完成分田分地、黨團和赤衛隊建設，支持根據地政權的工作。這樣，軍隊不再是單純打仗的，而是向“戰斗隊、工作隊和宣傳隊”轉型，紅軍是一個“承擔革命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正是依托紅軍的政治工作，根據地建設才得到了人力保證，所以，在1930年“二七會議”（或稱“陂頭會議”）之后，提出了“伴著發展”的戰略——“同時擴大同時深入”——這完全依托紅軍能夠擔負起根據地建設的工作能力和投入（編按：見下文闡釋）。

　　這樣，列寧關注的化勢能為動能的關鍵兩項，在毛教員的革命實踐中間，不僅找到了領導權對外實現的具體方式，能夠達到“動能作用的最大化”——團結大多數并給敵對階級成員個人以出路；還找到了對內的實現方式——在兼容人民的政治主體性的前提下實現高效率協作，這樣才能夠避免以少數人壟斷管理權去強迫大多數人配合這樣一種客體化路徑，激發有覺悟的人民的自覺支持和紅軍戰士高水平的自覺努力之后，才算是有了“翻身”和“解放”的制度依托。

　　法國電影La Chinoise (讓-呂克·戈達爾導演）

　　中紀堯姆在讀《毛主席語錄》

　　03

　　純左或者“有馬無列”是怎么回事：

　　對馬列毛進行“文化資本”

　　改造的潛力問題

　　在西方和國內的某些左派那里，馬克思和列寧、毛教員的待遇是不同的，例如哈維《我的學術自述》中間，也是有馬無列的。這個差別是可以理解的，馬克思的分析從經濟現象入手，創造性地引入政治經濟學批判視野，對于局部、靜態的結構性事實，有很高的兼容度，這部分內容看起來“學問含量”高。但是，馬克思本人很強調的形而上學與辯證法的區別——這意味著不能夠停留于靜態分析，則往往被遺忘。大體而言，要從靜態的經濟分析轉入政治分析領域，就如同馬克思對解釋世界和改變世界的著名區分，需要引入辯證法同時自覺地與形而上學劃清界限，才能夠把靜態的結構分析能動地對接上動態的政治創造性描述，這部分馬克思做得相對少一些。

　　吸取馬克思智慧的靜態分析，在既有的統治秩序之下，觀察政治經濟狀況及其價值形成與分配，會得到“確鑿無疑”的分析結論，這樣的分析結果會揭示出勞動群眾的經濟與政治狀況，由此得到一部分與社會勢能相關的事實描述。但這個分析方法本身，充其量能夠揭示出與社會勢能高低的壓迫剝削程度，是一種與社會勢能具有正相關關系的靜態分析。基于“小資本能”對于文化資本積累邏輯的執著，偏好這樣的分析路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試圖用這樣的分析替代勢能分析，都具有相關性方面的區隔，更不用說用這個直接推到“勢能轉化為動能”的狀況——那個會完全陷入瞎說和想當然。所以，轉入動能分析需要走出靜態分析的“形而上學”路徑，引入辯證法的視野和方法。

　　相比較而言，勢能分析——特別是與勢能高低相關的靜態分析方法，與知識的“確定性”偏好能夠直接關聯起來，能夠得到小資本能的更多接受和肯定。但動能分析的狀況，特別是動能的存在——“總是在別處體現”而非在文本中間體現的特點，小資本能對此有點格格不入；對于革命導師而言的動能轉化成果，只會體現為群眾性的覺悟和組織狀況提升，這個結果不取決于文本自身，而僅僅取決于群眾對文本的理解和接受后果，換言之，政治分析或者動能分析最后只會體現為群眾革命潛能的提升狀況，這似乎反對“文化資本積累”的有效性，當然會遭遇到很多執著于文化資本積累的人士的憎惡。

　　但是，就改造世界而言，動能的提升才是最具有根本性的改造力量，這一點很接近于經濟學中間的投入產出分析框架，化勢能為動能的努力，就是在預備“有效的投入”方面努力。所以，對于革命導師而言，真正的有效積累只體現為群眾的覺悟和有組織奮斗努力，這個僅僅與社會勢能的順利轉化為動能，以及動能的最大化利用有關，與文本自身的學術含量，關系相對疏遠。

　　要順利地化勢能為動能，還需要適當的外在條件才能夠順利達成。“蘇區干部好作風，自帶干糧去辦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擎火把訪貧農。”在根據地內部，能夠找到索要報酬極低的熱心干部，去聯系千家萬戶，實現群眾的動員和組織工作，同時，這些人大多數也是透過紅軍分兵發動群眾，在村落中間找到和動員出來的；毛教員本人領著紅軍到處走，還能夠透過紅軍強有力的地方工作找到那批熱心人，所以，他就處在完全不同于上海中央的地位上——他而不是上海中央能夠切實地推進化勢能為動能的工作，預備好革命戰爭的“有效投入”，然后在這樣的切實基礎上展望各種可欲的目標。所以，毛教員與上海中央的持久分歧，部分地體現了“與群眾相對位置”的差別，毛教員處在一個更接近和有利于動員和發動群眾的地位上，上海中央則遠離了這個基礎。

　　給毛教員的批評者一個同情式理解：他們處在根據地之外，無從接觸群眾和根據地建設過程，所以，在預備合理的投入方面“無事可做”，就集中于關注目標或者“可欲的產出”，并以后者為中心進行思考，不關注合理的投入增加過程與路徑。在西方左翼的思考環境中間，他們同樣也是找不到覺悟和組織群眾的通暢路徑，長期困守在學院里工作和思考，為此就遠離了“投入”準備的可能路徑，要么陷入靜態的“勢能分析”，往往還自覺甚或遮蔽了“動能及其轉化路徑”，這樣，就助推了薩米爾·阿明所說的“資本主義幸存于對手的弱小”那種局面。確實，在沒有根據地的情況下，動員和組織群眾是困難的，以至于在設想和展望方面都很“隔”。

　　有相當一批純左也是如此，他們也找不到勢能轉化為動能的路徑，然后也就相應地轉移了自己觀察和思考的重點，狠批統治者如何壞成為日常，似乎這樣就劃清了界限，群眾聽了他們的話之后，也會跟著劃清界限，他們似乎期待勢能高漲之后會自發地沖垮堤壩，不再需要經過列寧和毛教員發現的有序努力與麻煩的動能轉化過程了。不過，勢能再高也還只是勢能，不轉化為動能就對統治者毫無威脅，依然會處在“對手弱小”的狀態中間。

　　當然，即便是吸取了列寧和毛教員的智慧，在資本主義現實中間，依然是處在別人的根據地內部，葛蘭西所發現的困境依然存在——有序的政治建設與人脈積累過程隨時可能被別人“合法中斷”，除非打贏陣地戰奪取意識形態領導權——這個近似于思想上的“虛擬根據地”建設，然后就能夠得到一個人民的普遍覺悟條件。應該說，這是與上一場中國革命完全不同的城市條件——別人的領導權相對穩固，且組織優勢難于實現，顛覆舊有的觀念權力更加困難；但這些都不是無視列寧和毛教員的理由，他們開辟的動能轉化路徑，目前還沒有看到可資替代的新通道，在有效的新通道出現之前，舊通道依然是得到證明的唯一。

　　值得指出的是，大革命時期農民能夠迅速組織起來，短期內就造成一個革命性的鄉村局面，尚不能完全認為是共產黨動員與組織的結果，而是由于普遍的貧困和高度內卷，相當一部分人口早已經處在“直接行動的邊緣線”上，這屬于古人所說的哀兵奮起那種臨界狀態；這個狀態，加上了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根據地建設和紅軍壯大，就具有很雄厚的政治基礎，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戰略形成，就是充分地認識到農民中間所蘊含的巨大革命潛能，并務實地找到集結與釋放的可靠方法。

　　美國黑豹成員正在讀毛選

　　04

　　什么是政治現實主義：

　　從分歧與爭論中間界定毛澤東思想

　　在毛教員領導的革命實踐中間，反駁他的人，往往不是從投入方面著眼，而是從產出目標出發的。李立三“會師武漢飲馬長江”，當然是一個可欲的目標，但是，實現目標的投入狀況如何預備好，卻被忽視了。后來王明宗派批評毛教員“富農路線”和“游擊主義”，前者對于領導權的作用方式很隔膜，僅僅從靜態的階級分析和利益對立出發去推導誰是敵人，同時推導對于敵人的態度——“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并不實際關注所造成的實際后果，以及這個后果是否需要以及能夠避免，這樣的錯位“知識”實際上是以粗略的經濟分析和結構分析，替代和遮蔽政治分析得到的“想當然”結論。而后者則意味著對于正規戰爭模式的偏好，不顧實際的力量對比劣勢，以及敵我之間的優劣對照，這個戰爭方法更適合地方政府干部的需要——他們在紅軍的外線作戰保護下展開工作，但是，劣勢紅軍進行正規戰的后果，就是失敗和根據地喪失，最后也保護不了地方政府和干部，所以，從全局出發的風險和利害關系分配中間，地方政府和干部需要冒更高的風險，同時為紅軍爭取更有利的作戰態勢以爭取勝利。

　　在這里，雙方的差異在于政治現實主義態度，需要從投入方面入手，去爭取更大的本錢，才能夠做更大的生意，獲得更多的可欲目標。而不能僅僅從可欲的目標出發，去想當然地設計。

　　在這里很適合對讀的文獻，是國際關系領域中間的政治現實主義，有關摩根索代表作《國家間政治》的概括介紹，推薦章亞航的介紹文章。摩根索在國家之間的競爭中間，他反駁“道德-法律主義”流派，通俗地說，前者想要反對壞人，后者想要反對壞事，摩根索認為應該只關注“可以界定為國家利益的權力”——他主張只集中關注這樣一種“有效投入”的增長狀況，然后在這個基礎上去追求可能的而非可欲的目標；各種大而無當的追求，只會導致有限資源的浪費，其結果是降低了實現目標的能力和程度，甚至根本實現不了務實的目標。從追求“有效投入”增長的角度，“可以界定為國家利益的權力”甚至還能夠在壞人壞事中間找到，羅斯福提到“我們的暴君”——這樣的人在東亞有蔣介石、樸正熙和吳庭艷等人，都足以成為美國在國際關系中間的“有效投入增加”。后來肯尼迪《大國的興衰》提到最近500年的霸權國家興衰史，大國往往因為過度擴張，導致耗竭人力物力資源，最后無法維持生存而衰敗的故事，從反面確證了現實主義的“理性”地位。

　　所以，就政治現實主義而言，預備好“有效的投入”并促成其增長，則是唯一正確的努力方向，而各種可欲的產出，則是投入增長及其有效利用的后果，不宜從可欲的產出出發去確立目標，那是反政治現實主義的歧路。而各種自居百分之百布爾什維克的純左派，就其著眼點而言，錯誤地從可欲的產出出發，從努力方向看，他們無視或者脫離了預備好有效投入的正確軌道。

　　在1927-1934年這一段時間內，毛教員的正確路線及其批評者之間，雙方分歧的實質和內容，都在于此。在“勞動群眾的政治領導權”形成及其對外作用方面，毛教員主張團結中間階級同時給對敵階級成員以出路，目的是最大化自己的力量，同時最小化敵人的反抗，并不是與富農劃不清界線而執行力“富農路線”，這個地方毛教員的對立面是看不清領導權的確立，及其起作用的方式。在戰略戰術的分歧方面，毛教員強調內線作戰為主，這是一種弱勢競爭方略——實力遠不如對手的情況下需要借助政治優勢和空間優勢。

　　1930年2月的“陂頭會議”（二七會議）中間，毛教員主張加快分田和動員群眾的工作，“一要分二要快”，成立共同前委，規定“贛西南黨的主要任務是:擴大蘇維埃區域、深入土地革命和擴大工農武裝。會議批評了贛西南地區遲遲不分配土地、按勞動力和耕作能力分配土地的不利于貧農而利于富農的右傾錯誤，肯定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辦法……。”在3月18日，共同前委發布通告，提出“伴著發展”的戰略——“同時擴大同時深入”的工作方針。通告指出，“分兵游擊的意義，是為了更能爭取群眾，更能分配土地和建設政權，更能擴大紅軍和地方武裝”；并強調“我們要反對絕對集中主義，同時也要反對絕對分兵主義”。所謂“伴著發展”，就是伴著原有紅色區域發展，“波浪式地向前擴大”；所謂“同時擴大同時深入”，就是在一定時間，在指定區域內“集中精力擴大這地區”，同時在該區域做深入的工作。（《毛澤東年譜》P298、302）工作的深入意味著需要大量的人力投入，這就需要落實到以軍隊的力量幫助地方完成根據地建設，建立黨、團組織和赤衛隊，去支持蘇維埃政權；紅軍在行軍作戰之余，就要盡全力實現“分兵以發動群眾”，這所有的擴大和深入，都奠基于軍隊深入發動群眾和進行卓有成效的根據地建設努力。

　　到了1930年6月中下旬的汀州會議上，中央特派員涂振農，就參加總前委會議并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力，紅軍停止在福建的游擊和分兵工作，集中起來，從福建出發開往贛江下游，執行中央奪取大城市的規劃，毛教員放棄了奪取南昌的計劃之后，又只能選擇去湖南與彭德懷部會合，預備奪取長沙。二次打長沙失敗之后回到江西，紅軍停留在峽江附近，并爭論了一個多月，此時蔣介石已經結束中原大戰，開始全面接管剿匪事務。在國民黨中央軍行將進入江西的情況下，又開始爭論在哪里展開反圍剿作戰，“（10月17日在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不要繼續攻打大城市，而要東渡贛江到革命根據地內部關門打狗。在敵強我弱和湘敵強贛敵弱的情況下，要避實就虛，以弱勝強。”（《毛澤東年譜》P319）依然相當部分軍官還堅持打南昌，毛教員最后勉強說服了同志們，回到贛江以東的根據地內部進行“內線作戰”。

　　這樣來看，按照毛教員選擇的“伴著發展”規劃，紅軍離開根據地接近半年時間，是耽擱和浪費了發展和鞏固根據地的大好時機；徒勞無功地攻打大城市，不僅沒有正面的收獲，在實力不足的時候還最大化地吸引了強敵，同時還在部分紅軍軍官中間，誘發了留戀大城市生活的念頭，所以，說服他們投入穩固的根據地建設和選擇內線作戰，比以前更難了一些。

　　在隨后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過程中間，自然地，就內涵著一種自上而下的行政化和正規化思路，這與毛教員以軍隊的黨領導和幫助地方黨發展根據地的思路，也有相當的落差，毛教員顯然是強調和實施“自下而上”的群眾化動員與組織過程，是追求一種群眾化基礎上的逐次行政化和制度化，這個逐次推進的實踐過程，肯定在最后階段會發展出全局性的行政化架構，但如果沒有上海中央大員們進入江西，這個“國家”框架的出現，顯然還會有很長一段時間和實踐距離。這個方面的差異也存在，雖然不是重點。

　　同樣是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領導崗位上，其中一些人熱衷于正規化，大量地設計和發布各種政策條例。而毛教員則更加關注實際中間存在什么樣的問題和經驗答案，他為此做了《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并在全蘇大會上推廣，與此一脈相承，建國后毛教員也很重視基層勞模的創造性經驗及其普遍指導作用。

　　1967年1月，剛果（布）“全國革命運動”第十五支部

　　的成員們正興致勃勃的誦讀毛澤東著作

　　05

　　小結：我們今天如何讀《毛選》

　　在毛時代曾經流行過一個說法，真理的發展是“相比較而存在，相斗爭而發展”的。毛教員的思想發展，在黨內路線斗爭中間，是從反駁“政治反現實主義”而得到具體和深化的。這樣的長期努力，不僅為了打造革命的領導團隊，同時也是為了克服各種舊世界寖循的“舊思維方法”，使之成為合格的革命領導者。這個方面的難度非小，如同革命者所言“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要完成自己主觀世界的改造”，所以，路線斗爭和方法論問題的重要性，始終體現了“舊人”走出“舊思維”桎梏的難度。而1980年代取消“路線斗爭”的說法之后，也就一同抹殺了突破舊思維桎梏的艱難努力過程，不能夠解釋為何革命道路的波折如此之多，最后就陷入高華那樣的“宮廷斗爭”描寫。

　　同時，革命的難度還在于一些人把對舊統治者的仇恨，不自覺地外化為努力目標，由此遮蔽和扭曲了革命的正確道路——組織起浩浩蕩蕩的革命大軍去推翻舊世界，從而，不是以預備合適的投入作為主要的努力方向，而是徒勞地追求可欲的產出，結果，招致了巨大的失敗并干擾了正確路線的落實與成績。在這里，政治現實主義態度，意味著優先關注投入方面，而不是徒勞地想象產出。

　　在如何促進投入的有序增長方面，左翼或者革命導師的思想努力，都在于促成人民群眾的覺悟和有組織奮斗能力，左翼理論的實踐性和階級性，都在于化勢能為動能——讓越來越多的群眾覺悟起來和組織起來，舍此之外，左翼理論并不具有另外的真理性，這個認識挑戰了“小資本能”的最后堅守——“對于文化資本積累的信仰與迷戀”，所以，受到持久和本能的憎惡。為此，馬克思還有人愿意提起和研究，列寧，更主要的是毛教員，受到了極大的冷遇——左翼也有很多人本能地就要與毛教員的思考劃清界限，拒絕進入其政治性維度和領導權建設路徑，這當然是重復了革命時期路線斗爭的窠臼——個體很難掙脫舊思維方式桎梏的再表現。

　　恰好，與列寧和毛教員劃清界限的結果，只能夠造成一種后果：資本主義或者別的剝削制度，都能夠幸存于“對手的弱小”。在找到社會勢能順利轉化為動能的有效新通道之前，毛教員（也包括列寧）所發現的舊通道，依然是得到革命實踐驗證的唯一。

　　二〇二二年四月八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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