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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金靴 | 蔣介石出賣蒙古主權始末

歐洲金靴 · 2024-11-02 · 來源: 金靴主義|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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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記蒙古丟失的歷史痛楚,珍念解放戰爭的偉大功績,弘揚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立國的階級本色,這是我們分析回溯蔣介石反動政權執政統治二十年的最重要史觀坐標。

  人盡深知,蒙古是在抗日戰爭暨反法西斯戰爭亞洲戰場即將取得全面勝利之際,于昏庸無能的蔣介石政府默許下由蘇聯策動獨立——但實際上,蘇聯之所以敢于在1945年煽動蒙古獨立出中國版圖,其蒙古境內的“民意基礎”,一定程度上來源于偽滿洲國時期日本關東軍的蒙獨戰略。

  而不論是面對日本還是蘇聯,作為當時國際上名義認可的中國領導人,蔣介石無力捍衛民族大義、拱手放棄領土主權的懦弱卑微均一覽無余,永遠不可洗白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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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十九世紀末,日本和沙俄為了侵占中國,都想要占領作為戰略要沖的蒙古地帶。

  身為“緩沖區狂魔”,俄國人想把今外蒙古一帶當作緩沖地帶,日本則想把今內蒙古一帶納入偽滿洲國范圍,兩股勢力在此產生了矛盾和沖突。

  侵占中國東北和蒙古的“滿蒙計劃”本就是日本軍國主義的既定國策,關東軍設計的偽滿洲國版圖一開始便把熱河包括在內。

  1932年3月,溥儀公開宣稱熱河是所謂“滿洲國”的一部分,隨后日本也露骨地承認熱河屬于所謂“滿洲國”。

  黃炎培曾這樣形容熱河的戰略地位:

  熱河是高地,東邊高過遼吉黑三省,南邊高過河北省,我國保住熱河,不惟華北一帶得了天然屏障,即由熱河向東出兵,依高屋建瓴的形勢,雖欲收復東三省,也是不難。如果被日本占據了,不但東三省無收復的可能,而且勢必從此不得安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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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1月1日晚,日軍謊稱一名日本士兵被打死,向中國軍隊提出抗議,但遭拒絕,隨后日軍又向日本憲兵和哨兵投擲炸彈,反污中國軍隊挑釁,制造了“山海關事件”。

  2月21日凌晨,日軍開始向熱河東部中國軍隊發起進攻,日第8、第6師團和混成第14、第33旅團分三路向熱河進犯。

  1933年3月4日,日軍占領整個熱河省。

  為以最小代價控制熱河,日本關東軍老調重彈,再啟“代理人方案”,妄圖在內蒙古培植代理人、建立親日政權。

  1935年7月,關東軍參謀部制定《對內蒙措施要領》,提出:

  為收攬內蒙人心起見,努力籠絡王侯和人民,特別是力求通過有勢力的喇嘛,貫徹日滿兩國政策的本意,進行各種工作,使他們自己意識到依靠日滿的必要,從而進一步釀成與滿洲國采取共同行動的趨勢。

  由此,成吉思汗的第三十世孫——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旗札薩克郡王德穆楚克棟魯普(簡稱德王),被日本人看中,成為了策動內蒙古獨立的急先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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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八事變后,關東軍為了征服東北曾網羅了內蒙古東部各盟旗的一些封建上層人物,以草原土地主和各汗后裔為主,而在偽滿洲國日趨穩定后,關東軍又把注意力轉向內蒙古西部盟旗的上層人物。

  錫林郭勒隨即走進了日本人的視線,此乃關東軍西進的要沖,因此日本人就同德王勾結起來。

  1930年冬,日本駐張家口特務盛島角芳竄訪蘇尼特右旗德王府,加緊策反德王;1931年夏,德王同他的妹夫補英達賴因事到北平,盛島角芳尾隨德王來到北平,還在扶桑館宴請德王一行。

  席間,盛島稱贊成吉思汗是一位偉大的人物,希望德王應該像他的先輩那樣“征服蒙古”,并暗示德王“關東軍可以幫助他成就大業”。

  1933年7月16日,關東軍正式提出:

  在內蒙古西部樹立排斥蘇、中兩國勢力的自治政權。

  日本特務松石孝良也致信德王:

  日本帝國愿意幫助你們收復長城以北的疆土,聯合西部各盟旗,加入滿洲國,或組織自治政府,與滿洲國攜手合作。

  1934年盛夏季節,盛島角芳來到百靈廟竄晤德王:

  關東軍準備無償,送給你2000支步槍,現已運到林西,請你派人運回來。

  一個月后,茫茫漠北草原上降落了一架飛機,不斷轉動的螺旋槳,將偌大的草原掀起了幾級大風——大名鼎鼎的土肥原賢二抵達蘇尼特右旗,進一步加速了扶植德王的步伐。

  1935年冬,德王在關東軍的引誘下,冒著嚴寒前往偽滿洲國“首都”新京(長春)參觀,面見了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和參謀長西尾壽造,進行了所謂“日蒙合作”的談判。

  關東軍表示愿意幫助他首先在內蒙古西部搞一個“獨立局面”,然后再建立獨立的“蒙古國”,日本人還向德王許諾,將送錢、送槍給他,幫他擴編部隊。

  在日本人的慫恿下,1936年2月12日,德王府舉行了“蒙古軍總司令部”成立典禮——這一年是成吉思汗誕辰731年,典禮大會決定改元易幟,用成吉思汗紀年,確定“蒙古旗”。

  德王以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孫自居,被推為所謂“蒙古軍總司令”。

  在典禮上,德王發表就職誓言:

  我誓愿繼承成吉思汗的偉大精神,恢復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復興大業。

  日本關東軍參謀長西尾造壽特地從長春趕來參加典禮,代表關東軍致辭:

  日蒙攜手,親密合作。

  隨后德王開始擴充軍隊,成立了兩個軍,轄八個師,一萬多人,他本人當了第1軍軍長,李守信任第二軍軍長。

  在田中的指使下,德王同李守信、吳鶴齡再次前往長春,會見了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滿洲國”國務大臣張景惠、外交大臣張燕卿,同偽滿洲國簽訂了共同防共、軍事同盟、互派代表、經濟提攜的“滿蒙協定”。

  日本在蒙古建立偽政權,實際上在蘇聯控制的外蒙古同日本控制的偽滿洲國之間建立了一個緩沖地帶,并作為日后進攻蘇聯(即“北進戰略”)的基地。

  同時,內蒙古地帶的所謂“獨立”,也刺激了外蒙古地帶的蒙古族人,這為戰后的所謂“公投”埋下了隱患。

  為防止日本以內蒙古作為向北進犯的跳板,蘇聯亟需在內蒙古與蘇聯之間建立一條深層次的緩沖地帶。

  1936年3月12日,即“蒙古軍總司令部”成立后一個月,蘇聯就同外蒙古簽訂了《蘇蒙互助協定書》,規定:

  一旦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受到第三國侵犯的威脅時,締約國雙方必須立即計議當前形勢,采取一切足以保護安全的辦法,并相互給予一切援助,包括軍事援助在內。

  毫無疑問,這個第三國就是指日本。

  也因如此,外蒙古地區對蘇聯的依附進一步加深。

  1937年1月,關東軍參謀部制定的《蒙古工作的經過和將來關東軍的方針》,對其在蒙古的策反目的說得很清楚:

  關東軍進行蒙古工作的目的,在于使……西部內蒙古民族,依靠日滿方面,并阻止中國共產黨軍隊和屬于蘇聯勢力圈的外蒙古聯系起來,以確保滿洲國的治安,同時羈縻外蒙,以有助于完成我方對蘇作戰的準備。

  可以看到,至此時,日本人已然不把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和國府軍隊放在眼里,而是忌憚事實上早已身背民族大義、救亡圖存使命的中國共產黨對收復蒙古等陷落領土的決心。

  自九一八以來,面對東北地區和內蒙古地區的相繼淪陷、被日本人建立起偽政權的現實,蔣介石政府根本無心對抗,而是一門心思進行“剿共”,完全不顧國家民族生死存亡、領土主權的完整。

2

  1945年3月12日,羅斯福會見了魏道明,向他透露:

  在會議上,斯大林對遠東問題提出了三點要求:維持外蒙古現狀;中東鐵路由中蘇共管;蘇聯要在大連及其附近地區取得一個不凍港。

  十天后,羅斯福離世,杜魯門上臺。

  6月9日,杜魯門在白宮會見了宋子文,向他通報了《雅爾塔協定》的內容。

  杜魯門顯然知道這個協定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利益,但是面對一個在對日作戰戰場上潰敗不堪(意大利已投降、蘇軍已逼近柏林、共產黨軍隊已收復一百多萬平方公里土地,蔣介石竟然還能丟掉河南湖南廣西福建的省會和兩百多座縣城)的中國政府,杜魯門傲慢地對宋子文說:

  一旦蘇聯參加對日作戰,那么美國政府對于《雅爾塔協定》不能不給予支持。

  翻譯起來就是一句話:沒有蘇聯紅軍,你們國民黨擊退不了殘存固守的日本關東軍。

  宋子文聽后當然是非常震驚,當場作出了強烈反應。

  然而杜魯門不露聲色,如今的中國顯然已經不用在乎蔣介石政權的權威。

  6月,蘇聯新任駐華大使彼得羅夫到達重慶。

  第二天,蔣介石在官邸會見了彼得羅夫,正式向他提議舉行中蘇會談:

  聯俄,這是孫中山先生早就定了的。蘇聯參加對日作戰,這很好,我們歡迎。不過,蘇聯對中國應該采取明智的態度,這樣一來,中蘇合作就有了基礎。

  蔣介石還向彼得羅夫保證:

  如果蘇聯出兵東北,幫助中國恢復滿洲鐵路,中國愿意為蘇聯提供滿洲鐵路和商業港口的使用權,還可以共同使用那里的空軍基地。

  幾天后,彼得羅夫向蔣介石提出了中蘇在談判中需要解決的有關問題,涉及大連、旅順、滿洲鐵路、外蒙古、千島群島和庫頁島等。

  彼得羅夫告訴蔣介石:

  中國只有同意解決上述問題,蘇聯才會同中國談判,簽訂友好條約。

  6月17日,宋子文從舊金山回到重慶,氣憤訴狀:

  杜魯門只向我透露了《雅爾塔協定》的內容,除此以外什么也沒說。

  聽了宋子文的話,蔣介石亦是無奈,不能指望美國人,他只能寄希望于蘇聯。

  6月30日下午,宋子文攜帶蔣介石寫給斯大林的親筆信,與外交部副部長胡世澤、滿洲事務專家沈鴻烈、錢昌照、蔣經國、張福運、卜道明、劉澤榮,乘坐一架美國飛機從重慶飛抵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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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天晚上,宋子文與蘇聯高層舉行初步會談,整個談話只用了十五分鐘時間,據服務人員的調侃:

  連面包都還沒烤熱,我們接待宋的會議就結束了。

  宋子文當時向斯大林遞交了蔣介石的親筆信,并表示:

  孫中山先生留下遺囑,中國革命欲要成功,必須聯合蘇聯共同奮斗。因此,我希望會談能為中蘇之間建立友好、緊密和長期的合作關系打下基礎。

  7月2日晚,中蘇雙方舉行第二次會談。

  會議大廳里,燈火通明,威嚴肅穆,雙方代表陸續進場,然而大家就座后,斯大林卻站了起來,把厚厚一疊文件往宋子文面前一推:

  你知道這個嗎?如果你看過,就請發表自己的意見,但要在美國羅斯福簽字的文件基礎上進行。

  宋子文低頭掃了一下文件,原來是《雅爾塔協定》。上面,斯大林、羅斯福和丘吉爾的簽字清晰可見。

  宋子文稟照蔣介石的旨意,首先回避外蒙古問題:

  6月12日,蔣總統已經同彼得羅夫大使談過,現在不能解決外蒙古問題。我想,我們可以把這個問題暫時擱置起來。

  斯大林一聽宋子文的話就火了,立即反駁,且語氣堅定:

  蘇聯政府不能接受你們的意見,必須承認外蒙古獨立,除此之外,別無選擇!

  否則,一旦敵國從外蒙古進攻西伯利亞,比如日本打算這么做,那么蘇聯遠東的利益就會陷入嚴重的孤立狀態。

  日本是一個富有侵略性的國家,即使日本現在戰敗了,又有誰能保證它不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德國那樣,經過10年、15年東山再起?

  中國是否承認外蒙古獨立,這顯然關系到蘇聯在滿洲和中共問題上是否接受中國的要求。

  斯大林的用意很明確,如果蔣介石政權不同意外蒙古獨立,蘇聯就不會出兵東北,不會幫助中國消滅日本關東軍。

  面對斯大林的威嚴,宋子文幾乎無法給出有效的回擊。

  隨后關于旅順口問題,斯大林作了讓步:

  為了滿足蔣委員長的愿望和要求,我們打算用'聯合使用’代替'租借’一詞。

  7月3日,宋子文將第二次會談情況電告了蔣介石,在電報中提出解決外蒙古問題的三條方案:

  第一,同蘇聯簽訂條約,在結盟期間,允許其在外蒙古駐軍;第二,外蒙古實行高度自治,并允許蘇聯駐軍;第三,外蒙古軍事、內政和外交自主,但與蘇聯各蘇維埃加盟共和國及英自治領地的性質不同。

  會議室里,天花板上吊著幾臺電扇,有氣無力地轉動著。蔣介石召集軍政要員在這里開會,討論宋子文的電報。

  蔣介石心里明白,斯大林以中國承認外蒙古獨立作為蘇聯出兵的政治條件,這似乎不可能有妥協況且——同時,懾于中國共產黨的壯大,蔣介石深深恐懼蘇聯對中共的支持,因而不敢對斯大林有半點忤逆。

  7月7日晚,莫斯科舉行了第三次會談,斯大林一開口就直人主題:

  如果外蒙古問題得不到解決,也就不可能討論中蘇條約的問題。

  宋子文依據《雅爾塔協定》關于“外蒙古之現狀,應加以保存”的字句,對維持現狀作了解釋:

  中國不能承認外蒙古獨立。

  可是,斯大林管不了這么多,大聲嚷道:

  我們絕不能同意。蘇聯政府出兵參戰,自然是為了拯救苦難的中國人民。但我們決不能白干,是要報酬的!

  對此,宋子文仍然以尚未接到中國政府的意見、本人無權決定為托辭,沒有答應。

  斯大林繼續逼迫:

  你不能做主,那你來干什么?

  面對斯大林咄咄逼人的氣勢,宋子文只好以試探性的口氣說:

  我們代表團的意見是讓外蒙古實行高度自治……

  斯大林立即打斷:

  什么叫高度自治?

  宋子文小心翼翼地向斯大林解釋說:

  軍事、內政和外交權歸外蒙古,蘇聯政府可以派軍隊去。

  斯大林要得到的并不是外蒙古的高度自治,他接著提出了四個協定草案:

  一、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的協定;二、旅順口和大連的協定;三、中蘇和平友好協定;四、外蒙古獨立的聲明。

  宋子文看了這些草案后,不敢接受,當場就退還給莫洛托夫。不料,莫洛托夫的語氣也很強硬,滿臉怒容地對宋子文說:

  你最好把它們收下。

  第二天,蔣經國以其父的“非正式代表”身份去找斯大林講理。

  蔣經國當時任三青團干部學校的教育長,他長期在蘇聯留學,熟悉蘇聯的情況。

  一陣寒暄之后,蔣經國向斯大林敘道:

  您應當理解,中國七年抗戰,為的就是要收回失地。現在,日本人還沒有趕走,東北、臺灣尚未收回,大片國土還在侵略者手里,如果再將這一大塊土地割讓出去,豈不違背了抗戰之本意嗎?

  可斯大林根本不吃這一套,臉上露出一絲令人難以捉摸的笑容:

  假如一支軍隊從外蒙古進攻蘇聯,攔腰切斷西伯利亞鐵路,那么,蘇聯就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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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此同時,彼得羅夫也表態:

  外蒙古實際上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中國接受蘇聯政府提出的聲明,只不過是承認既成事實而已。

  在中國代表團駐地,宋子文焦急萬分,如果丟掉蒙古,他就是蔣介石投降政策的替罪羊。

  情急之中,宋子文搬出了美國駐蘇聯大使哈里曼,請他征詢美國政府的意見。

  盡管美國提出要在中蘇達成協議前發表意見,但實際上,華盛頓同時又宣稱:

  美國在莫斯科的討論中不愿對《雅爾塔協定》中的任何一點充任解釋者。

  宋子文的最后一線希望落空了。

  7月9日,雙方舉行第四次會談,由于斯大林的強硬態度,加之美國不愿干涉,蔣介石選擇妥協。

  會談中,宋子文公布了蔣介石的電報:

  中國政府今愿以最大犧牲與誠意,尋求中蘇關系根本之解決,掃除今后一切可能之糾紛與不快,藉獲兩國徹底之合作,以完成孫中山總理生前與蘇聯合作之遺志。

  中國最大之需要為求領土主權行政之完整,與國內真正之統一,于此有三項問題切盼蘇聯政府予以充分之同情與援助,并且給以具體而有決心之答復:

  第一,保證東北領土主權及行政之完整。中國準備和蘇聯共同使用旅順港,大連港辟為自由港,期限均為二十年,但旅順的管轄權屬于中國,以期中國在東北之主權行政真正能夠完整。中東南路干線由中蘇共管,利潤均分。鐵路所有權歸中國,鐵路支線及鐵路本身以外的事業,均不包括在共同經營范圍之內,期限均為二十年。

  第二,阿爾泰山脈原屬于新疆,應仍為新疆之一部。

  第三,中國共產黨有單獨的軍事及行政組織,以至我軍令政令未能完全統一,深盼蘇聯只對中央政府予以所有精神上與物質上的援助,蘇聯政府對中國之一切援助,應以中央政府為限。

  電報還強調:

  外蒙古問題系中蘇兩國關系的癥結所在,為了中蘇共同利益與永久和平計,中國政府愿在擊敗日本及上述各項由蘇聯政府接受后,同意外蒙古獨立。

  關于旅順港問題,斯大林還是不容爭辯的口氣:

  港內的行政管理權必須歸蘇聯。并且,中長鐵路現在還不能歸中國所有,因為這些鐵路是俄國人出錢修建的。

  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況且鐵路仍在日本人手里。

  宋子文依舊不敢多語……

  見宋子文如此軟弱,斯大林立刻乘勢威逼:

  蔣的電報說得不好聽,好像這條鐵路是中國人恩賜給我們的!

  7月17日,宋子文從莫斯科敗興而歸,抵達重慶;同一天,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抵達波茨坦,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了最后的收尾階段。

3

  蔣介石雖然同意外蒙古獨立,但仍然心不甘情不愿。

  從他派遣宋子文出國與蘇聯交鋒即可看出,其本人是拒絕做歷史罪人的,但是由于固有的階級反動性和局限性,不論是戰后丟掉蒙古還是與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同流合污向共產黨解放區開戰,其漢奸姿態都是是難以避免的。

  宋子文失敗的外交之后,蔣介石曾指望杜魯門出面勸說斯大林。

  1945年7月20日,蔣介石致電在波茨坦的杜魯門:

  總統先生,您應該體會到我們已經最大限度地履行了《雅爾塔協定》。在外蒙古向題上我們甚至超過了這種限度,我們做了中國輿論所許可的最大讓步。

  蔣介石迫切的希望杜魯門向斯大林說明中國的“合理立場”,勸斯大林不要堅持“不可能做到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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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事態的發展表明,華盛頓的態度注定與蔣府背道而馳,美國人需要蘇聯對日作戰,同時用默許蘇聯在中國北方攻城略地,換取蘇聯不干涉美國方面對中國長城以南范圍的滲透。

  當時,最感到心煩的要算負責外交的宋子文,他擔心如果自己在條約上簽字,外蒙古從中國版圖上劃出去,那么中國歷史上的第二個李鴻章將就此誕生,他無論如何也逃脫不了為蔣介石背鍋的命運。

  從莫斯科回到重慶后,宋子文忐忑不安,曾找到蔣介石商討,但蔣介石卻告訴一個他不愿聽到的消息:7月23日,杜魯門總統來電,要蔣執行《雅爾塔協定》。如果蔣和斯大林在協定的解釋上有不同意見,希望派宋回莫斯科繼續談判,以便達成諒解。

  對此,早已對外交事務身心俱疲的宋子文,提出了抗拒的意愿……

  蔣介石自然明白他這位大舅子的心思,便安慰道他可以讓王世杰“代簽字”,但莫斯科宋子文還是要再去一趟的。

  8月5日,斯大林、莫洛托夫從波茨坦回到莫斯科。當天,宋子文、王世杰、蔣經國、熊式輝等十四人從重慶啟程赴莫斯科,開始中蘇二次談判,彼得羅夫與中國代表團同行。

  也就在同一天,貝爾納斯奉杜魯門之命電告哈里曼,要他轉告斯大林:

  美國希望中蘇之間不得達成進一步使中國讓步的協議,因為這將對美國不利。

  實際上,對于斯大林覬覦蒙古,杜魯門反應并不強烈;但是斯大林把大連劃為蘇聯軍事區而沒有征得美國同意,杜魯門還是耿耿于懷。

  貝爾納斯特地在電報中囑咐哈里曼:

  應該記住羅斯福總統在雅爾塔會議上不同意斯大林提出的關于租借大連的建議,而應堅持大連港國際化,成為自由港。因為美國的利益在于維護門戶開放,所以,美國反對把大連港劃歸蘇聯軍事區或把它作為蘇聯海軍基地。

  然而斯大林在雅爾塔會議上與羅斯福說得很清楚,除非中俄達成協議,否則蘇聯紅軍將不會對日作戰。

  為此,杜魯門也只得盡量敦促蔣介石恢復與莫斯科的談判,這等于是在逼迫蔣介石政權快速向蘇聯低頭,以便快速達成美蘇雙方以長城為界瓜分中國的目的。

  8月6日下午,宋子文一行抵達莫斯科,莫洛托夫到機場迎接。王世杰從宋子文手里接過了燙山芋,出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

  鑒于蔣介石同意外蒙古獨立,這回,實現了最重要目標的斯大林在大連問題上也作了一些讓步,認為大連應由中蘇雙方共管,而不是作為蘇聯軍事區。

  但是此外,斯大林又提出另外一個問題,即在蘇軍占領區內,原日本經營的工廠應作為蘇軍的戰利品,歸蘇聯所有。

  宋子文當然不敢同意,談判又陷入僵持狀態。

  8月9日,宋子文在拿不定主意的情況下致電蔣介石,蔣介石同樣如坐針氈……

  就在這個當口,美國在日本投下第二顆原子彈,而蘇聯也已經出兵東北,眼看日本投降在即——在此情況下,王世杰迫不及待地想同蘇聯達成一項協定,以便限制蘇聯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同時也有助于保證蘇聯能夠在規定的時間內將其軍隊撤出東北并將東北地區交給國民黨。

  這是蔣介石囑咐又囑咐的頭等大事,什么領土主權都可以拋棄,只要能換取蘇聯不支持中共……

  王世杰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沒有這一項協定,就會產生一系列與蘇軍進入滿洲相連的問題,蘇聯甚至會承認中共在滿洲建立政權。

  會談中,斯大林就外蒙古問題不斷地呵斥宋子文:

  關于蒙古問題就不必再講了,因為對中國來說,外蒙古早就丟掉了。

  宋子文一度不服氣:

  外蒙古差不多占中國整個領土的七分之一!

  而斯大林不以為然:

  外蒙古不過是一塊沙漠!中國南方任何一小塊土地的價值都是它的二十倍。

  言下之意,斯大林暗指“美國人在中國比我占有的東西,多的多!”

  無需多言,如是表態已然勾勒出了蔣介石作為名義上的中國元首,在國際外交中多么的不受待見、不被重視、不配尊重。

  在蔣介石治下,日本、蘇聯、美國,都是可以肆意瓜分中國領土,而對于日蘇美這三方,蔣介石十幾年來全無敵意——只要誰能幫他“剿共”,他就可以和任何一個侵略中華民族的外族做朋友。

  在莫斯科,斯大林不允許中國不承認外蒙古獨立的同時,又提出邊界劃分問題。

  宋子文擔心如果不明確劃定外蒙古界線,那么阿爾泰地區可能會被蘇聯當作外蒙古的一部分。

  1911年之前阿爾泰地區屬于外蒙古,后來劃歸新疆,當時的蘇聯地圖上也一直都這么標著——但是1940年蘇聯出版的地圖,則把阿爾泰地區約二十一萬五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劃人外蒙古。

  對重慶政府來說,承認外蒙古獨立,也就意味著要割出阿爾泰西部地區。而斯大林又拒絕提供蘇聯地圖,這就加深了蔣介石政府的疑慮。

  所以,宋子文在會談中說出了自己的想法,希望能夠劃定外蒙古邊界。斯大林則擔心蔣介石以劃定外蒙古邊界為借口,不承認外蒙古獨立。

  所以,斯大林對宋子文說:

  如果中國政府尋找借口,就應該直截了當地和坦率地講清楚,何必吞吞吐吐?如果中國不立即放棄重新堪界的要求,內蒙古人民將會申請加入外蒙古。

  8月13日,蔣介石致電宋子文:

  對于外蒙古問題,須先劃定邊界。旅順港海軍基地中蘇軍事委員會的建立及中國人擔任大連港務局長的問題,也必須取得明確的協議。否則應停止談判!

  蔣介石的電報在代表團內部掀起了軒然大波,宋子文,王世杰都覺得蔣介石的想法不切實際,不過是在拖延罷了。

  然而,留給蔣介石的拖延戰術的時間已沒有了,蘇聯紅軍已經進入東北,日本也已接近投降,蘇聯既已出兵,還用得著拿外蒙古做交易嗎?

  倒是蔣經國了解他老子:

  話是這么說,如果不談下去,不簽訂一項條約,誰能保證斯大林按時撤軍?他對東歐國家就提出過很多苛刻的要求,他會輕易地放過東北?

  當晚,王世杰在經過一番慎重考慮后致電蔣介石,提出自己的看法:

  外蒙古問題,職等反復談判,迄無結果,不勝惶恐。但默察蘇方態度,似非蓄意與我為難,其欲藉此次締約,改進中蘇關系之心,似屬相當誠懇。就我方利害而言,則此次締約,可以申明中蘇關系,減少中共之猖獗,保證蘇軍之撤退,限定蘇方在東北之權益,凡此,皆為今后統一及建國所必需,倘再停止談判,則形勢必立變,前途隱患甚大。因此,我們誠懇地請您授權我們在外蒙古問題和其他一些懸案上采取應急措施。

  接到王世杰的電報后,蔣介石心灰意冷,他明白外蒙古是徹底保不住了,但是自己十四年來面對日本侵略者的“假抗日、真反共”政策已經埋下了大雷。

  8月14日,中蘇舉行第十次會談,也就是最后一次會談。

  宋子文正式告訴斯大林:

  蔣委員長同意外蒙古在現有的邊界內獨立。

  斯大林感到寬慰,臉上終于露出久違的笑容,他也很痛快地在中長路問題上作了一些讓步:理事會按雙方對等原則組成,兩名理事長均由中國人擔任,但鐵路局長由蘇聯人擔任。

  由此,《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障礙被掃除。

  這份條約的開頭部分這樣寫道: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愿以同盟及戰后善鄰合作,加強蘇聯與中國素有之友好關系;又決于此次世界大戰抵抗聯合國敵人侵略之斗爭中彼此互助,以及在共同對日作戰中彼此合作,以迄日本無條件投降為止,并根據1942年1月1日聯合國共同宣言、1943年10月30日莫斯科四國宣言(中、蘇、美、英《關于普遍安全的宣言》),以及聯合國國際憲章規定的原則,決定簽訂本條約。

  條約正文部分有八項條款,其主要內容是:

  締約國擔任協同其他聯合國對日本作戰,直至獲得最后勝利為止。締約國在此次戰爭中,彼此互給一切必要之軍事及其他援助與支持;

  締約國擔任不與日本單獨談判,非經彼此同意,不與現在日本政府或在日本成立而未明白放棄一切侵略企圖的任何其他政府或政權締結停戰協定或和約;

  締約國一方如被日本攻擊,不得已而與之發生戰事時,締約國他方應立即盡其能力,給作戰的締約國一切軍事及其他援助與支持;

  締約國一方不締結反對對方的任何同盟,并且不參加反對對方的任何集團;

  締約國在和平再建以后,依照彼此尊重主權及領土完整,不干涉對方內政,在此原則下密切友好合作;

  為加速兩國的復興,締約國彼此間在戰后給予一切可能的經濟援助。雙方規定,條約一旦批準后,立即生效,條約有效期為30年。如果條約到期時,任何一方必須提前告訴對方不想延長,條約才算無效。

  在簽署條約的當天,蘇方提出:

  茲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獨立的愿望,中國政府須聲明,在日本戰敗后,如果外蒙古公民投票證實這項愿望,中國政府應當承認外蒙古獨立,以現在的邊界為獨立后的外蒙古邊界。

  當天,雙方還簽訂了《關于中國長春鐵路之協定》、《關于大連之協定》及其《議定書》、《關于旅順口之協定》及其《協定附件》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有效期均為三十年。

  1945年10月初,一輛黑色轎車悄然駛向重慶機場。跑道上停著一架飛機,轎車靠近飛機后停下,國民政府內政部副部長雷法章走出轎車,快步登上飛機——應斯大林的再三敦促,為履行中蘇條約的承諾,雷法章奉命赴外蒙古觀察所謂“全民公決”。

  1945年10月10日,外蒙古開始全民投票。

  根據喬巴山的指令,每一位選民必須在投票的前一天到投票點向主持投票的工作人員陳述自己是贊成還是反對外蒙古獨立。

  然而蘇聯通過輿論宣傳、施加壓力,對投票進行了干預。

  公民的投票不是秘密進行的,也不是無記名投票。每一張選票上,選民必須在“贊成”或“反對”一欄下寫明自己的姓名,如果是文盲,就在選票上按手印。

  雷法章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徒,他對這種公然作假的選舉感到極為不滿:

  全民公決,不應該用口頭的贊成或反對之方式,更不應該讓表決者簽上姓名,這是一種變相的獨裁和恐嚇!

  但是,雷法章的抗議是沒有用的,喬巴山對此不予理會。

  10月20日,投票結束。在此期間,外蒙古舉行了1.3萬次集會,成千上萬的牧民、工人參加了集會。另外,婦女還單獨舉行了3170多次集會,有17.6萬婦女參加。

  此次全民公決,共收回選票48萬多張,有1萬余人未能參加投票。投票記錄顯示:參加投票者百分之百贊成外蒙古獨立,無一人反對。

  據此,1946年1月5日,蔣介石政府發布公告承認外蒙古獨立。公告曰:

  外蒙古人民于民國34年(1945年)10月20日舉行公民投票,中央曾派內政部次長雷法章前往觀察,根據外蒙古主持投票事務人員之報告,公民投票結果,已證實外蒙古人民贊成獨立。茲照國防最高委員會之審議,決定承認外蒙古之獨立,由行政院轉飭內政部將此項決議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特此公告。

  從此,這塊面積達156萬平方公里的領土正式從中國版圖上分離出去。

  實際上,8月14日日本已經宣布接受投降條件,中國人民盡管收復了東北,可是,就在抗戰勝利之日中國又失去了比東北大得多的一片國土。

  作為戰勝國、且號稱為四大國之一的中國,它失去的領土較之戰敗的德國和日本還要多,這是中國人的悲哀,更是蔣介石反動軍事獨裁政權的恥辱!

  幾個月之內,國內上百萬學生罷課,上街游行事件不斷發生。報刊登載大量文章,譴責蔣介石政府屈從大國壓力,出賣國家主權和領土。

  美國學者埃米利·揚對當時的情景作了這樣描述:

  舉國上下,亂成一團。雅爾塔協定的披露,喚醒了中國民眾的高度愛國熱情,也激起了人們對秘密外交的強烈憤慨。盡管蔣介石和其他國民黨官員極力辯解,人們還是認為,以承認外蒙古獨立為代價,確實太高了。

  1946年2月7日,外蒙古政府副主席蘇倫扎巴率代表團抵達重慶,與國民黨政府商談“建交”事宜。

  2月13日,國民政府外交部以換文的形式同外蒙古建立了外交關系,并商談互派使節及堪定中蒙邊界問題。

  蘇倫扎巴驕傲又不屑地稱:

  蔣介石委員長是繼斯大林之后,世界上第二個同外蒙古建交的國家元首。

  六年后的1952年,已潰逃至臺灣島的蔣介石在國民黨內部會議上談及承認外蒙獨立時,依舊大言不慚:

  一、各民族是平等和獨立的,外蒙想獨立,為何不成人之美?二、外蒙自民國十年一直在蘇聯控制中,我們不想放棄有什么辦法?三、外蒙是不毛之地,就算奪回來也滿嘴是血,還是個累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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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戰爭為什么偉大?因為它創造了新中國;新中國為什么偉大?因為它徹底地與之前一百多年的反動投降歷史完成了切割。

  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天安門廣場上人民英雄紀念碑碑文的第一個永垂不朽,就點明了解放戰爭在人民革命史中的極其崇高、極其重要的地位。

  國共兩黨之間的為全世界資本財閥所注目、為全世界工農階級所期愿的那場中國境內的人民戰爭,其熊熊烈火直接催生了偉大的共和國。

  為解放戰爭堅定地束旗,就是為共和國政權不容置疑的合法性筑基。

  這是晚近四十余年來中國主流媒體喜好紀念抗日戰爭、而無視、忽視解放戰爭的輿論氛圍,需要去反思和扭轉的。

  更不要說還出現了管虎之流妄圖重新解構抗日史觀、為國軍抗日不力洗白的文藝亂象……

  紀念碑碑文,毛主席提筆開篇第一句即重墨高頌解放戰爭,這絕不是無理由的。

  抗日戰爭改變了中國的雙半性質嗎?并沒有。

  中國與朝鮮/德國這兩個被瓜分的國家幾無區別,同樣被美蘇兩個大國在雅爾塔肆意切割:長城以北(包括蒙古、中東鐵路和旅順港)歸斯大林,長城以南(包括海運主權)歸羅斯福(杜魯門)。

  明明是戰勝國卻默許這一切的是誰?蔣介石!在這之前拿著史迪威的美援卻不抗日的是誰?蔣介石!勝利之后竟然力保崗村寧次與根本博等屠夫不死、轉而邀請助其反共的是誰?蔣介石!

  某種程度上,為換取美蘇支持其在中國“領袖地位”并幫助“剿共”,進而對雅爾塔協定中有關中國的裁決部分照單全收、分別于1945年8月同蘇聯簽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和1946年11月同美國簽訂《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的蔣介石,連慈禧、李鴻章都不如。

  是誰一聲長嘯、大手一揮,真正讓中國人民鐵骨錚錚地站起來?

  是毛澤東主席,以及他麾下鐵流滾滾的人民子弟兵。

  “大縱深、大包圍”的三大戰役縱貫南北,粉碎了蔣氏與美帝《中美友好通商條約》出賣的全部污利;1950年親自訪蘇重新談判,粉碎了蔣氏與蘇聯《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出賣的全部主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由此成為全世界第一個擺脫雅爾塔體系束縛的國家——歐洲等到這一天,或許是戈爾巴喬夫上臺(略黑色幽默),遠東的朝鮮半島和日本則至今仍然生活在雅爾塔體系鑄造的格局中。

  解放戰爭,無論是在人民革命的意義上(中國人民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推翻地主階級、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還是民族革命的意義上(中華民族推翻美帝國主義之假手——蔣家王朝在中國的殖民統治),都帶有顛覆、推翻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的性質。

  正如主席在黨的七屆二中報告中所言:

  中國革命的勝利沖破了帝國主義的東方陣線。

  銘記蒙古丟失的歷史痛楚,珍念解放戰爭的偉大功績,弘揚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立國的階級本色,這是我們分析回溯蔣介石反動政權執政統治二十年的最重要史觀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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