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個人認為,作為以打拳為人設的女性,和男性老板有性丑聞的企業合作,恐怕是對不住苦心經營的「拳師」標簽吧?
同樣,作為以反對抗疫清零、鼓吹“撞墻放開”為人設的“獨立思想者”,和全心全意全力、幾乎動用大半資源為國家動態清零(特別是上海抗疫)助力的企業合作,恐怕也是對不住苦心經營的「逆反」標簽吧?
只能說,一切都是生意。
既然是生意,以后就少立點人設,省的里外不是人。
話說這次京東也是有意思,連續押寶笑果文化的異見分子,實在有違京東近年來的社會風貌。
后續集團的說明也已發出,但落款是“京東大促營銷組”而非“京東集團”。
這已經表明本次與楊笠等笑果文化反動藝人臭味相投,非企業高層意志,而是中層項目決策人員所為。
很顯然,企業內部混入了“拳擊手”。
1
還是說說楊笠吧。
先來看一段2021年笑果文化旗下節目《脫口秀大會》的總決賽中,楊笠的一段表演:
,時長00:53
我想請問:這不是腦子有泡,這是什么?
為了娛樂而娛樂一切,自己爹媽都不放過,我不知道她爹媽看到這段笑不笑的出來。
這表面上在嘲男,但本質上卻是在辱女。
楊女士真的是如網絡上被萬千姑娘封神的“女權斗士”嗎?
我怎么感覺她處處為女性招黑、處處在侮辱女性呢?
除非在這位楊女士看來,出軌是一種光榮的行為、是女權抬升的標志、是女性崛起的大旗?以給男人戴綠帽為傲?
所以這也是為什么很多女拳營銷號給她洗——你們某些男演員(比如郭德綱等,我就直接說出來了)都能使用“你兒子未必是你兒子”的倫理梗,我們女演員用不得?——這是很錯誤且偷換概念的。
因為,男演員用這個梗,是在自嘲“我被戴綠帽了”,自嘲自貶,這在喜劇效果里是加分的;而女演員用這個梗,則是一種自傲——“我們女人可以給男人戴綠帽!看我們多牛逼!”
請問這合適嗎?
男人之間(比如郭德綱和于謙)拿倫理梗來互相調侃,本質還是男性內部的對男性群體的“集體自嘲”,依舊是對“戴綠帽”這種行為的控訴和定性。
而楊女士等女性表演者呢?把“給男人戴綠帽”當榮耀和用以踩男的工具了,這是一回事嗎?
還是那句話:除非楊女士及現在的女拳們,真的是以出軌為榮、以給男人戴綠帽為傲,那我沒話說……
比如她在節目所使用弟弟案例中的暗意:“我媽給我爹戴綠帽了,我媽真牛逼!我為我媽感到驕傲!女性崛起!”
她是在嘲諷她爹并借此打壓她弟嗎?
不,她首先是在踐踏她媽。
楊笠們的問題在于哪,其實很簡單:她們所有所謂的女權主義發言和女性宣言、乃至她整體框架性的理念,都必須建立在一個拋棄不掉的基礎上——踩男。
只要不踩男,那么楊笠們的一切言論都會失去鋒芒,她們會瞬間無話可說,沒有了抓手也沒有了臺階。
因為她們的那一套女性興起的觀點是無法獨立站穩的,只有通過踩男這一手段,將所有話術放置在“性別對立”的框架里,才能夠讓那些言論于一種極其狹窄的立場內獲得對錯層面的支撐,并以極端化的姿態收獲極端化的粉絲受眾。
在她們的內容里,男人必須被妖魔化,必須讓男女兩性勢同水火,必須讓男人成為女性群體不共戴天的敵人……
否則,她們的每一句話都是站不住的。
不好意思,在我看來,這難道不是一種變相的「踩女」?這難道不是一種變相的「女性離了男性就不能活」?
所以我一直認為楊笠們只是女拳而已,即偽女權。
她們的工作根本不是在抬女,而是在貶女——以無底線煽動性別對立的方式。
甚至這種女拳表演和對立式價值觀,其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禁不起推敲的。
比如楊笠鼓吹的“我的孩子是我的,我弟弟的孩子未必是他的”——從2020年開始,隨著女拳勢力受到境外資本資助而壯大,“保衛子宮”已經成了女拳團體的運動口號,怎么這時候需要在“戴綠帽”的問題打擊男性時,楊女士們就又愿意生了?又愿意借“我的孩子是我的”來擱置生育爭議了?你們的孩子是用來給你當踩男的工具的?
再比如,如若楊女士將來真的有了孩子,假設是兒子,按照她在本次節目里于“戴綠帽”問題中對男性的極盡嘲諷之態,她兒子將來要是被她兒媳婦戴綠帽,她是不是要給她兒媳婦頒個獎?——“我偉大的兒媳婦!你真棒!男人沒一個好東西,就得給他們戴綠帽!女性崛起!女性萬歲!”
…………………
2
真正的女權應該是什么樣子?仇男?踩男?
在我看來,女權的真核應該是:“男人很優秀,男人很偉大,而我們女人要和男人一樣優秀、一樣偉大,共同勞動、共同參與建設這個世界!”
就此而論,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女權理論奠基者與實踐者,是中國的毛澤東主席:
婦女解放,突起異軍,兩萬萬眾,奮發為雄。
男女并駕,如日方東,以此制敵,何敵不傾。
到之之法,艱苦斗爭,世無難事,有志竟成。
有婦人焉,如旱望云,此編之作,佇看風行。
1949年建國后,新中國的女權于整個中華民族的歷史而言,算是真正之雄起,也迅速在世界范圍內成為翹楚。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規定,每年的3月8日為國際婦女節。
此后,《人民日報》每年會發表“三八”國際婦女節社論,該社論成為了由全國婦聯主持的代表國家行為的“三八節”大型紀念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五千年浩瀚長史,女性社會地位最高、女性尊嚴最為自持的時代,無疑是建國后的前三十年。
毛主席文略一生,雄篇千萬,其中最為震爍世界的即是四句話:
①“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②“為人民服務!”
③“帝國主義不過是只紙老虎!”
④“婦女能頂半邊天!”
這句“婦女能頂半邊天”,如一道驚雷劃破長空,解放了數以億計千百年來被父系男權社會壓迫的中國勞動婦女。
恩格斯指出:
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勞動中去。
在毛主席麾下,原本在舊社會被封鎖禁錮在男權家庭單位中的女性,可以參加工業、農業的勞動,甚至可以成為基層組織的骨感力量。
1956年10月,毛主席在和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談話時曾指出:
在中國,參加政府或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工作的婦女畢竟是少數……我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女同志占17%。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個中央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中,女同志僅僅占20%……
他認為提高婦女政治地位還有許多工作要做,提出:
將來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樣,各占50%。如果女同志的比例超過了男同志,也沒有壞處!
在毛主席的關懷下,中國婦女運動曾在50年代實現了縣縣都有女縣長,鄉鄉都有女鄉長,促成了50年代婦女政治參與的高潮。
中國婦女、尤其是農村婦女參與社會建設之深之廣,使西方國家的女權團體都羨慕不已。
是毛主席締造的新中國,給予了中國女性以徹底解放的社會角色和社會地位,讓中國女性可以不再依附男性、以獨立的身姿同男性共同勞動、共同建設社會主義。
中國婦女歷史上第一次掙脫了政權、族權、神權、夫權——這四個代表了封建宗法制度權力的壓迫。
新中國建立后不久,大批的“婦女掃盲班”便拔地而起,同時伴隨著的是妓女、妓院在一夜之間被雷霆取締。
婦女在新中國擁有了在民國時期完全不可想象的勞動地位、家庭地位、社會地位。
毛主席有一句話:
全國婦女起來之日,就是中國革命勝利之時!
這句話深刻概括了那個時代的婦女觀,也是絕對的馬克思主義婦女觀。
恰如年輕的他曾高喊:
穿耳包腳為肉刑。學校家庭為牢獄。痛之不敢聲。閉之不敢出。或問如何脫離這罪?我道,惟有起女子革命軍。
3
而虛偽的女權即“女拳”又是什么模樣?
“男人都是垃圾!男人所有看似的優秀,都是建立在壓迫女性的基礎上!所以,我們要弄死所有男人,獨享這個世界!”
…………
這是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也是國際共運遁入低潮后,資本主義反攻倒算、世界政治格局趨于右轉,世界性的階層差距重新被拉開、但階級斗爭勢頭迅速被壓滅之后,資本為了緩解被剝削階級的攻勢再起,所采用的“調虎離山之計”:改階級矛盾為性別矛盾。
由此,女拳興起。
典型如平成時代的日本,“戀愛資本主義”、“平成新女性”、“遠離臭男人”等社會運動風起云涌,成為左翼退潮后的最大力量填補。
就前文楊笠女士“姐姐和弟弟”的案例,2021年年初有一個更火的議論:電影《我的姐姐》。
其引發的輿論海嘯,比楊女士這一小段脫口秀要大的多了。
正如我之前的論述分析,那部《我的姐姐》同樣是一部女拳主義作品而已。
電影的劇情看似一直徘徊于“重男輕女”的節奏明線上,也很成功地借此捆綁了大多數觀影人(尤其是年輕女性)的情緒——但是,有一點它幾乎沒有交代和打磨:女主拒絕撫養男孩,到底是出于對“重男輕女”的男權社會思維的報復心理,還是面對生存壓力的力不從心?
很顯然,那部電影一直在前者的小圈圈里打轉,并為此鋪排了非常多的輔助情節來渲染烘托。
比如醫院里保小不保大的鬧劇,比如女主男友的媽寶男人設與男友家庭的父系強勢,比如女主姑媽含淚講述人生經歷(還借喻了套娃作為悲劇載體,暗示封建思想代代壓迫)。
同時,電影并沒有對后者進行太多的描述,僅僅是一帶而過,比如醫院里同事的官僚特權家庭背景、北京近乎高壓的生存成本……
這些,恐怕才是現實中真正令影片女主放棄自己親生弟弟的最大原因。
正如女主自己所言:“我連自己都養不活”,在我看來,這一部分本該成為電影的精髓。
是龐大的社會生存壓力和不見天日的階級壓迫感,讓影片中一個20歲的女孩親手撕碎了親情,而不單單是所謂的“重男輕女”的家庭遺留陰影所導致的人性冷漠。
導演將電影前半段的女主刻畫得陰森異常,也正是為了表現出對“家族”這個單元、對“親戚”這個家族秩序構成者、對“弟弟”這個最后一根稻草的「仇恨」。
然而,制作方完全弄錯了「仇恨」的方向,這是那部女性電影最大的遺憾。
是什么,可以窮兇極惡地碾壓一切家庭倫理?又是什么,可以讓一切情感憫意都不得不讓位于柴米油鹽和一本房證的現實?
是社會的階級固化,是生存壓力,是私有制,是資本主義。這才是所有問題的根源性答案。
它將家族生生地切割開來,讓每一戶人家“各掃門前雪”,也讓每一個階級只能游弋于本階級內進行無休止的內斗——正如電影本身,巧妙地用“重男輕女”的文化問題,壓掩了底層難以出頭的政治問題。
三年前我在看這部《我的姐姐》的過程中,滿腦子都回蕩著《共產黨宣言》里那句我已經引用摘錄過太多遍的話:
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會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系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
一套房子,就可以將一屋子原本由血緣紐帶連為一體的家族成員們爭得面紅耳赤、乃至大打出手,遑論一個孩子肉眼可見的成長成本了,這才是影片里親戚們對小男孩互相推諉、不敢接納的根本性緣由。
在影片里,姑媽講述人生經歷的片段中,有一個細節被大多數觀眾忽略:姑媽口中提到“廠子沒了”(大致是這個表述,只看一遍我記不太清),這句話僅僅一嘴帶過,旋即又進去了反復對“重男輕女”問題的嘮叨中——不過在我眼里,這個“廠子沒了”,是相當重要的歷史變遷的見證。
看來導演還是比較尊重故事原版的,哪怕只給了一句臺詞。
90年代中后期興起的國企解體潮,東北和華北耳熟能詳,位于西南的四川亦不可幸免。
如赫赫有名的四川鍋爐廠,原名東方紅機械廠,是國家大三線建設時期的主力軍,也在90年代末期遭遇了人為的衰敗。
除卻片中城市地區國企的覆滅,農村地區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橫空出世,同樣在變更著中國的人口格局。
國企消失,工人下崗;公社瓦解,社員遣散……時代,強行地拆解了“幼有所養,老有所依”的集體主義系統,也將一個本是主人公地位的階級驅逐出了社會核心地帶。
隨之而來的,是新的私有制化的社會秩序被建立,而工農群體的共同體被逐步打碎,他們中的許多女性只能漸漸從原本可以貢獻一份強大生產力的國營工廠與集體公社中,退回到了原子化的家庭里。
從“社會人”落回“家庭人”,中國女性從90年代末期始,重新扮演起了小農化的家庭婦女角色,也就時隔四十年再度被大家長制的父權夫權體系所籠罩。
被新中國消滅的“重男輕女”思潮,也就與之死灰復燃了。
配合著早在1982年9月就被定為國策的計劃生育制度,女性繼社會地位遭到剝奪之后,家庭地位又進一步淪陷,為日后的“性別大戰”奠定了歷史基礎。
所以,《我的姐姐》我無法給它打高分,它過于舍本逐末。
同理,楊笠們近年來的表演,在我看來同樣是片面且下作的。
毛主席在青年時就解放婦女有論:
女子在任何方面,都無位置。從政治、法律、教育,以至職業、交際、娛樂、名分,一概和男子分開做兩樣,退處于社會的暗陬……于今我們也不必替死人多加嘆惜,還是研究一個拔本塞源的方法,使今后不再有這樣同類的慘事發現為好。
那么,什么才是“本”和“源”?
青年毛澤東又在寫給友人的信中直言:
政治界暮氣已深,腐敗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謂絕無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環境一法。
魯迅筆下“吃人的社會”,這才是一切女性困境的根源。
僅抨擊所謂家族內部之“重男輕女”,而不觸及社會的階層壓迫,所有的仇恨都只能化作表面的極端一語。
縱使某些時候能夠換來些許改變,也不過是既得利益階層的妥協和憐舍,難以從根上推翻這個吸血的秩序。
所以之所以,我不愿意稱三年前那部《我的姐姐》為女權主義電影,而不過是一部喂飽「謀求發泄情緒的田園拳師們」的女拳主義電影罷爾。
一群集體被時代傷害和拋棄的人,窩在小家庭的單元里畫地為牢地內斗……我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測:那些端坐高臺的人在觀賞《我的姐姐》這部充斥著底層沖突的影片時,嘴角會流現出怎樣滿意的邪咲。
同樣的鏡像:我也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測,那些端坐高臺的人在觀賞楊笠每每發表仇男言論、引發女性觀眾被她帶節奏、被她裹挾時,面龐會浮出出怎樣得意的魅容。
在存有階級壓迫的社會環境里,性別纏斗以及催生的所謂“女權主義”是一定會存在的。
同時,還會存在族裔伐異斗爭(種族問題)、文化互斥斗爭(宗教問題)、男女性向斗爭(同性戀問題)、老少年齡斗爭(代際問題)、人物共存斗爭(環保問題)等等,并由此催生出一系列“極端主義”,如女拳biao、環保biao、恐怖biao等等。
當年馬丁路德金在街頭發表演說時,臺下不僅僅只有黑人,還有白人工人階級、同性戀團體等少數群體,他們都希望能夠借身份政治撈到一杯羹——但是,他們都沒有運用階級斗爭學說擰成一股繩。
他們看似上街吶喊、游行示威、甚至脫衣脫褲光屁股……但他們從來爭的不是具體的階級權力,而僅僅是統治階層恩賜的承認。
一群本質訴求都是“反壓迫”的人們,卻各貼標簽、橫向梳理,這終究無法撼動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統治地位,反而在分化無產階級的現實間,深得統治者喜聞樂見。
如倍倍爾在《婦女與社會主義》所言:
資產階級婦女協會開展了提高婦女勞動地位和準許婦女從事高級職業的活動,其目的主要是為了使上流社會的婦女獲得好的生活。
為了取得更好的成績,這些協會都樂于投到地位較高和地位最高的夫人女士們的麾下,得到她們的保護。在這方面資產階級的婦女只是仿效資產階級的男人,這些資產階級的男人也愛好尋找這種保護,也熱情洋溢地追求,但成效甚微,即使有些微成效,也不是在大事方面。人們所干的是希臘神話中的西西弗斯干的勞而無功的工作,他在徹底改革的必要性問題上既欺騙自己,也欺騙別人。
他們不允許對國家和社會組織的基礎的合理性提出質疑。保守主義本性妨礙著這些協會具有所謂破壞性的傾向。
1894年春,在柏林召開了婦女代表大會,會上,少數派提出,資產階級婦女應當同無產階級婦女,也就是同社會民主主義的婦女攜手并進。
多數派卻暴跳如雷地反對。但是資產階級婦女靠自己拉自己的辮子,是不能把自己從泥潭中拉出來的。
從奧巴馬(黑人)到希拉里(女性),民主黨不斷地推出身份政治代理人、加深美國標簽群體的抱團分化,奧巴馬初次競選時更是直接在伊利諾伊州(黑人大州)宣布自己總統候選人的資格——當然了,他們也出乎意料得用力過猛、把「底層男性白人異性戀工人階級」這個群體給逼抱團了(紅脖子),2016年選出了個特朗普………
希拉里這么一個為QiangJian犯辯護、放任總統丈夫縱欲蘿莉島的玩意,竟然能夠“代表女性”去競選總統,這就是政治分化的牛掰之處。
同理,黑人群體、同性戀群體、環保群體、動保群體等,也都有自己內部的“上等人物”,他們早已擠進了精英權貴階級的隊伍里,卻還依然通過「身份」進行“賣慘”、幫助權貴們統治自己所轄的群體………
所以,女拳(極端女權)只不過是階級斗爭被掩匿后,所釋放出的諸類“變異旁種”中的一個罷了。
它(她)一定是被提線操控的,而背后賦予它(她)能量的,一定是那個掩匿階級斗爭的人。
包括2020年夏天在網絡上甚囂塵上的“衛生巾運動”,實在讓人摸不著頭腦:
集美們,麻煩搞搞清楚:讓你痛苦的是「貧困」,而不是什么「月經貧困」;讓你悲傷的是實現不了「財務自由」,而不是實現不了什么「衛生巾自由」。
幾片衛生巾再怎么貴,把你變成男人,也不會就因為每月能省了這筆衛生巾的支出而“翻身女奴把歌唱”。
斗爭與被斗爭的主體、以及究竟應該作為一個如何身份而因此事委屈——真的是「女性」嗎?真的是性別嗎?
真正應該被關注的,是「用不起衛生巾的人」,而不是「用不起衛生巾的女人」——哪怕衛生巾通常情況僅是給女性用的。
資本主義占據資源主導與輿論主導的社會里,一片小小的衛生巾也有了三六九等,這才是需要全社會去唏噓和反思的地方。
4
楊笠能夠爆火,主要得益于她的那個新概念詞匯:「普信男」。
這句話瞬間成為了一種“宣言”,由于打擊面的巨大和當今社會高壓之下的某種重傷效果,火速以大旗的形式在女拳團體中被樹立起來。
恕我直言,這句話(或者說“普信男”這個詞),著實太惡劣了。
“普通卻自信”,這難道不應該是一個十分健康又可貴的生活態度嗎?
試問普天之下,普羅大眾之間有幾個不是“普通人”?難道他們都應該自卑?
特別是在兩性被煽動對立起來之后,這些“普通的男人”難道必須要在女性面前自卑?否則就是要被抨擊為“不知天高地厚”?
今天這幫女拳所暢想的如此一幕,確實曾經在日本真實發生過,即前文提到的平成時代的“平成新女性”,她們仇視貶低日本男性,男人稍有靠近就會被控訴“性騷擾”,擴大化的勢頭壓滅不住……
最終結果證明,這種異化甚至是邪化的(偽)女權運動并不能推動一個社會其女權文明真正的進步,也無法真正喚醒女性對自身角色的正確理解。
到今天,日本依舊是女性社會地位最低的國家之一——同時,也是社會階層分化最嚴重、年輕一代被剝削最嚴重、階級固化最嚴重、生育危機和人口危機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一切都是一條鏈上的因果元素,而鏈條的內核只有一個:階級矛盾。
其他的所有矛盾比如性別矛盾,都不過是資本當權者or國際壟斷勢力用以轉移視線、將矛盾衍生品打造成矛盾主流物、將次要矛盾混淆為主要矛盾的陰謀罷爾。
有趣的是,當時楊笠因“普信男”言論而陷入爭議后,除了一幫小姑娘們烏央烏央地搖旗吶喊,竟然有某些老男人也來支持楊笠,對楊笠言論的側面——“不普通即精英男士”的坑位“對號入座”的急迫,簡直一目了然……
所以,看到了吧,這個世界永遠是階級為先,“親不親,階級分”,就算是被楊笠們仇視到地底的男人,只要你是上層階級,你就依然可以是楊笠們的朋友,共同打壓“普男”。
性別對立、煽動群體內斗、制造社會不穩定的背后,是披著平權和女權的外衣、實為矮化與物化女性。
給她們提供教學的,我想可能是拿著CIA經費的東歐/拉美某些嵌入顏色革命的“街頭女性運動”,如露乳運動、露臀運動、露陰運動……
境外勢力插足中國境內的女權運動,這早已經是不容忽視的現實,和各種獨派組織蛇鼠一窩的“女權逗士”洪理達、李婷婷、鄭楚然,哪個背后沒有美金資助?
還有那個微博被銷號的“女權之聲”……案例一抓一大把。
這些年,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贊助了至少10家中國大陸“女權組織”,一幫動不動就情緒上腦、高喊“me too”的姑娘,妥妥的被人玩成工具。
至于楊笠女士,我不知道,我只相信我看到的
跋
我確實很不喜歡楊笠,但是在我眼里,“楊笠”二字只是一個群像的代號,并不針對她和她的隊友們。
她們是一群優秀的脫口秀演員,但我看來,某種程度上當“楊笠”被人為地符號化之后,她們已經成了一個受害者、甚至是一個木偶。
今天的她們被捧得有多高,明天就可能摔得有多么慘、被拋棄得有有多么決絕。
以現實角度判斷,在國家于巨大人口危機面前倡導三孩政策和促戀促婚(雖然這是治標不治本,我早有評述過)的氛圍下,楊笠仍然反向作對、持續煽動群體性分離……我勸她好自為之。
事實上,由于某些原因,楊笠本人已經被逐出了線上主流平臺……
但是她所帶動的“風口賽道”卻吸引了一大批照葫蘆畫瓢的女性異見分子們,當有一天她們也被時代視為棄子而拋棄時,不知道會這條不歸路作何反思。
楊笠們的本質問題并不在于作為個體的諸多爭議,她們,以及她們的言論都僅僅是時代產物而已。
是劇烈的社會階層矛盾讓“性別問題”成為了一個無辜的抓手,而楊笠們幸運、敏銳又聰明地抓住了這個抓手,成為了一個狹窄領域內的意見領袖。
同時,配合著平臺(資本)明顯帶有目的性的加持,通過無底線無下限的發聲擴大化,不斷裹挾并擴充麾下的極端受眾,造就了眼下幾乎難以收拾的“女拳群魔亂舞”的局面。
女拳問題的緣由和出路,其實毛主席老人家早就點明過,就看今人能不能深徹體會了:
資本主義社會的矛盾表現為劇烈的對立和沖突,表現為劇烈的階級斗爭,那種矛盾不可能由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來解決,而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夠加以解決。
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個社會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才能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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