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該決議最主要的核心是兩個：一個是全盤否定文化大革命，一個是評價毛主席。實際的核心就是一個：評價毛主席。
關于文化大革命，筆者之前寫過一篇文章：
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對毛主席有這樣的表述：
(18)這十年中（1956-1966，井岡山觀心注）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集體領導下取得的。這個期間工作中的錯誤，責任同樣也在黨中央的領導集體。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錯誤歸咎于毛澤東同志個人。這個期間，毛澤東同志在關于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的理論和實踐上的錯誤發展得越來越嚴重，他的個人專斷作風逐步損害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崇拜現象逐步發展。黨中央未能及時糾正這些錯誤。林彪、江青、康生這些野心家又別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長了這些錯誤。這就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發動。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黨在面臨著工作重心轉向社會主義建設這一新任務因而需要特別謹慎的時候，毛澤東同志的威望也達到高峰。他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于黨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這種現象是逐漸形成的，黨中央對此也應負一定的責任。
《決議》說毛主席“個人專斷日益嚴重，日益凌駕于黨中央之上”。
筆者查閱了《現代漢語詞典》（第6版），對“專斷”是這樣解釋的：
①應該共同商量而不商量，單獨做出決定（動詞）
②行為不民主（形容詞）
根據《毛澤東年譜》，筆者查詢了黨中央做出的所有決議，顯示都是由集體會議決定的，沒有任何一個決議是毛主席不與其他同志商量而自己決定的——一件也沒有（也希望讀者朋友能提供毛主席不經會議討論、未經多數通過而強制發布的文件）。
這與“個人專斷”、“日益凌駕于黨中央之上”相符嗎？或者說，《決議》對毛主席的評價能經受住實踐與時間的考驗嗎？這是實事求是嗎？
還是由讀者自己做出判斷。
筆者根據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毛澤東傳》倒是找到了毛主席的提議沒有被通過的情形。
根據《毛澤東年譜》：
（1961年）3月13日上午八時，為認真調查公社內部兩個平均主義問題，致信劉少奇、周恩來、陳云、鄧小平、彭真以及三北會議各同志。全文如下：“今天派陶鑄同志到你們那里來，向你們作報告；并向到北三區會議的同志們提出一些建議，以供參考。大隊內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生產隊（過去小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是兩個極端嚴重的大問題，希望在北京會議上討論一下，以便各人回去后，自己并指導各級第一書記認真切實調查一下。不親身調查是不會懂得的，是不能解決這兩個重大問題的（別的重大問題也一樣），是不能真正地全部地調動群眾的積極性的。也希望小平、彭真兩位同志在會后抽出一點時間（例如十天左右），去密云、順義、懷柔等處同社員、小隊級、大隊級、公社級、縣級分開（不要各級集合）調查研究一下，使自己心中有數，好作指導工作。我看你們對于上述兩個平均主義問題，至今還是不甚了了，不是嗎？我說錯了嗎？省、地、縣、社的第一書記大都也是如此，總之是不甚了了，一知半解。其原因是忙于事務工作，不作親身的典型調查，滿足于在會議上聽地、縣兩級的報告，滿足于看地、縣的書面報告，或者滿足于走馬看花的調查。這些毛病，中央同志一般也是同樣犯了的。我希望同志們從此改正。我自己的毛病當然要堅決改正。......
毛主席在這封信里對幾位領導人提出了嚴厲批評“我看你們對于上述兩個平均主義問題，至今還是不甚了了，不是嗎？我說錯了嗎？”。
這“兩個平均主義”是上文所說的“大隊內部生產隊與生產隊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生產隊（過去小隊）內部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問題”。
當時以大隊為核算單位，大隊下面有多個生產隊（小隊），大隊可以在生產隊（小隊）之間進行物資無償調撥。這樣造成的后果就是挫傷了富隊的積極性——我生產的多，卻被大隊給拿走平均給其他生產隊（小隊）了。
這個平均主義，毛主席是反對的，希望以生產隊（小隊）為核算單位，這樣大隊就無法在生產隊（小隊）之間無償調撥了，各隊的積極性就不會被挫傷了。
毛主席嚴厲批評2天后，在廣州會議上，毛主席又提出了“主張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
根據《毛澤東傳》：
從（1961年）十五日開始，兩會合一（廣州會議——井岡山觀心注），重新編組。各組主要圍繞公社體制問題、食堂問題、供給制問題進行討論。在這些問題上，特別是食堂、供給制問題，意見很不一致。毛澤東印發了幾個材料，有一個是三北會議印發過的河北省委關于調整社、隊規模的意見。河北主張生產隊改為大隊，生產小隊改為生產隊，作為基本核算單位。毛澤東印發時，在標題下面特別注明“主張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還有一個是陜西省委關于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的利弊的材料。毛澤東印發這些材料，想引起與會者注意，但議的結果，都不贊成。
即使毛主席那么嚴厲的批評平均主義，但他的“主張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仍然不被大家所贊成，在會議上沒有被通過，大多數人還是認為要以大隊為核算單位。
隨后通過的“六十條”就是證明。
根據《毛澤東年譜》：
（1961年）3月22日 下午，主持中央工作會議（廣州會議——井岡山觀心注），會議討論通過《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簡稱“六十條”）。
通過的“六十條”沒有采納3月15日毛主席“主張以生產小隊為基本核算單位”，而是采納了大多數人的“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
《毛澤東傳》有專門記載：
“六十條”就是要著重解決這些問題。關于人民公社三級的名稱，過去各地很不統一。作為基本核算單位的那一級，有的叫管理區，有的叫生產大隊，有的叫生產隊，從“六十條”起，一律叫生產大隊；過去的生產小隊，一律改名為生產隊。生產大隊為基本核算單位
從這次會議中可以看到，毛主席有沒有“個人專斷”？是不是少數服從多數？是不是服從了大多數人的意見？
這個由讀者自己做出判斷。
《毛澤東傳》記載：
“六十條”集中了廣大干部和群眾的意見和要求。但是，它是不是正確，是不是符合實際？行得通行不通？還有些什么問題沒有解決？這就需要再拿到干部和群眾中去征求意見，放到實踐中去檢驗。這是毛澤東歷來倡導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
這是不是“個人專斷”、“凌駕于黨中央之上”，相信讀者朋友們會有自己的判斷。
從上述的資料中，也能看到“大躍進”期間及以后是誰在搞絕對平均主義，是誰在反對絕對平均主義。
文革期間，即使對鄧小平的個人家事，毛主席也沒有自己“個人專斷”、“凌駕于黨中央之上”。1971年11月8日，鄧小平給毛主席寫信，希望解決家務事，將其子女調到附近工作。
根據《毛澤東年譜》：
鄧小平寫信給毛澤東。信中說：我到江西來整整兩年了，由于組織上的照顧，沒有什么困難。我個人沒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還能為黨做點工作。我們身體還好，還可以做幾年工作再退休。此外，我希望能和子女們靠近一些，特別是兩個較小的孩子，能分配到我工作的附近。這些就是我的一些心事，順便向主席訴說。毛澤東批示：“印發政治局。他家務事請汪辦一下。”
在文革期間的任何一個政策、任何一個文件的制訂，是否未經組織程序而制訂？是否發生毛主席不通過組織討論而私自發出？是否存在中央制訂的政策，毛主席凌駕其上而不執行？
筆者自己在《毛澤東年譜》、《毛澤東傳》中查找，沒有發現。筆者也許會有疏漏，請讀者自己到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年譜》、《毛澤東傳》中查找，如果需要電子版，筆者可以提供。
“個人專斷”、“凌駕于黨中央之上”實際就是“家長制”。早在1929年，在紅四軍，就有主要領導人指責毛主席是“家長制”、“書記專政”。
根據《毛澤東年譜》：
（1929年）5月底在永定湖雷主持召開中共紅四軍前委會議。會上，對個人領導和黨的領導、前委和軍委分權等問題發生了爭論。一種意見要求成立軍委，認為“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建立軍委是完成黨的組織系統；指責前委“管的太多”，“權力太集中”、“代替了群眾組織”，是“書記專政”，有“家長制”的傾向。
這里的爭論，矛頭所指正是毛主席。以朱德、劉安恭等為代表的一些同志，指責毛主席是“書記專政”，“家長制”。
毛主席在同年6月14日針對上述觀點寫了一封信駁斥。
根據《毛澤東年譜》：
復信逐一批駁了所謂“黨代替了群眾的組織”、“四軍黨內有家長制”等說法，認為這些說法都與事實不相符合，是一種不從實際需要出發的形式主義；并指出：“形式主義之來源是由于唯心主義，唯心主義之來源是由于游民、農民與小資產階級成分中產生出來的個人主義，這與小團體主義、流寇思想、單純軍事觀點等等是在一條路線基礎上的，只是一個東西。
毛主席在這封信中還說：
“我們要先問什么叫作家長制，然后才可以知道4軍內是否有家長制，不然隨口去說，必會與事實不相符合。家長制的含義是：只有個人的命令，沒有集體的討論，只有上級委派，沒有群眾選舉。如果大家承認是這個定義，那么，我們看一看，4軍的黨內有沒有這定義所說的，就可以知道有沒有家長制了。”“4軍黨的集體的討論，從支部到前委歷來是如此的，各級黨部會議，特別是前委、縱委兩級會議，不論是常委會全體會，應到委員之外，差不多每次到的都有非委員的負責同志參加。假若少數同志們患了善忘病的話，現在各縱隊的會議錄（3縱隊有去年5月起的全部會議錄，不差一次）、前委會的會議錄（有從今年起的會議錄，不差一次），可以去查。大的問題，如井岡山之出發問題討論，此次爭論及分兵問題討論等等，總是征求群眾意見的。說4軍黨內只有個人命令，沒有集體的討論，無論如何說不過去吧？！”“前委領導中沒有‘家長制傾向’，黨的領導的加強是必要的。”
毛主席到底是不是《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定性的“個人專斷”、“凌駕于黨中央之上”，最好還是按照毛主席在95年前信中所說：“假若少數同志們患了善忘病的話，現在各縱隊的會議錄（3縱隊有去年5月起的全部會議錄，不差一次）、前委會的會議錄（有從今年起的會議錄，不差一次），可以去查。”
我們也可以去查所有的會議記錄，看看毛主席到底是不是“個人專斷”、“凌駕于黨中央之上”。
至少在《毛澤東年譜》的記載中，筆者未發現這樣的情況。
對于紅四軍劉安恭等人指責毛主席“指責前委‘管的太多’，‘權力太集中’、‘代替了群眾組織’，是‘書記專政’，有‘家長制’的傾向”，中央的指示信（8月來信）給予了什么樣的答復呢？
根據《毛澤東年譜》：
8月21日中共中央給紅四軍前委發出指示信，對中共紅四軍七大提出批評。......指出紅軍中的黨，“必須采取比較集權制”，黨的書記多負責任“絕對不是家長制”。
這封信寫道：
“黨的書記當然更要負些處理日常事務與臨時緊急處置的責任——這是書記的責任，絕對不是家長制。”
新中國成立后，共產黨成為了執政黨，毛主席竟然堅定支持人民群眾發明創造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統治階級是否支持人民群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請讀者自己做出判斷。
1957年10月9日，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做革命的促進派》（毛澤東選集）：
今年這一年，群眾創造了一種革命形式，群眾斗爭的形式，就是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現在我們革命的內容找到了它的很適合的形式。
......我們黨有民主的傳統。沒有民主的傳統，不可能接受這樣的大鳴大放，大爭大辯，大字報。
而且，“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被寫進了197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第十三條 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新形式。國家保障人民群眾運用這種形式，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以利于鞏固中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取消了“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條款。
“個人專斷”是否敢讓人民群眾“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請讀者自己做出判斷。
退一萬步講，如果毛主席真的是“個人專斷”、“凌駕于黨中央之上”，其他人為什么不能提出反對意見呢？如果認為毛主席錯了而不去抵制，那就是違反了共產黨員實事求是的原則，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員。黨章上清楚地寫著“中國共產黨黨員必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
如果認為毛主席是對的而贊成毛主席，還能談得上毛主席“個人專斷”、“凌駕于黨中央之上”嗎？請讀者自己去判斷。
隨大流，被革命洪流裹挾著跟著走，甚至看似很革命的人，不一定是真正的共產黨員，有可能是投機主義。分水嶺就是他是否敢于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與各種錯誤作斗爭。明哲保身從來不是共產黨人的選擇。
陳少敏同志就是一個敢于堅持自己觀點而不怕犧牲的人。在1968年10月舉行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她以“不表態”、“不舉手”的方式，態度鮮明地不同意開除劉少奇黨籍。無論陳少敏是對是錯，她的這種不計個人利益的精神，是值得每一個人尤其是各類共產黨員學習的。
陳少敏同志受到過處理，但還是在后來當選為人大常委會委員，出席了1973年的國慶聯歡，出席了1974年的五一勞動節聯歡，出席了1974年的國慶招待會。
毛主席對于上級的錯誤決策，向來是給予批評、糾正的，包括在革命初期，毛主席批評相當于他的革命領路人的陳獨秀的右傾路線。因為批評、糾正中央的指示，毛主席甚至被開除政治局候補委員，被人誤傳為開除黨籍，從而被撤職——撤銷了他的前委書記的職務；王明路線時期，毛主席又被剝奪了軍事指揮權而做了一個沒有什么實際權力的蘇維埃主席。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只要有機會，毛主席不放棄闡述自己的觀點，絲毫沒有因為怕被打擊報復而放棄對錯誤路線的糾正。長征開始前，博古等人甚至不想帶著毛主席轉移，想要將毛主席留在被破壞殆盡的蘇區。
不計較個人得失，這才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的風格。這就是毛主席說的五不怕：“一不怕撤職，二不怕開除黨籍，三不怕老婆離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殺頭。有了這五不怕的準備，就敢于實事求是，敢于堅持真理了。”
毛主席領導的中國共產黨能成為一個最民主的政黨，正是因為有毛主席、蔡和森等這樣一大批五不怕的真正的共產黨人，他們為了真理百折不撓，他們不畏打擊報復，不計較個人得失，勇敢地向上級向中央向最高負責人乃至乃至自己的革命領路人提出自己的反對意見，敢于不舉手，敢于舉手。
如果沒有了像毛主席、蔡和森等這樣一大批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堅定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不畏個人得失而堅持真理，無論什么黨都會變色而成為資產階級政黨的。
吳法憲在他的檢討書中說毛主席“偉大謙虛”，毛主席在吳法憲的檢討書批注：“什么偉大謙虛，在原則性問題上，從來沒有客氣過。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馬列主義的一個原則。”
正如毛主席所說：“對路線問題，原則問題，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則問題，我是不讓步的。”
這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是真正的共產黨員。
怕撤職，怕開除黨籍，怕老婆離婚，怕坐牢，怕殺頭，而不敢抵制錯誤，是人之常情，但不是真正的共產黨員。
退一萬步講，毛主席真的“個人專斷”、“凌駕于黨中央之上”，在一個組織內部，內因是主要的。真正的共產黨員對不良風氣批評、反對、抵制，是共產黨得以民主、從而能真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內因。
一切矛盾，內因是起決定作用的，而不是什么外因起決定作用。
事實證明，沒有什么退一萬步講。因為毛主席在任何一件事上都是尊重集體決定，從未讓多數服從少數。
（希望讀者朋友們能提供毛主席違背少數服從多數原則的案例）
毛主席是最講民主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革命的一生都在與專制作最堅決斗爭，是他首次提出在軍隊中實行經濟民主、政治民主、軍事民主，設立士兵委員會，實行官兵平等，這是全世界歷史上的首創，是毛主席打造了世界上第一個民主軍隊，新型軍隊——人民軍隊。
關于人民軍隊，有一個小故事，是莫文驊的回憶。根據東方直心老師《毛澤東大傳》：
1940年秋，邊區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向邊區政府反映，留守兵團在懇荒時占了他們的田地，并發生了其它一些侵害百姓利益的事情。情況反映到毛澤東那里，毛澤東極為關注，他約見留守兵團及所屬部隊的十幾位領導到楊家嶺一談。據莫文驊記載說：
“毛澤東同志在楊家嶺接見八路軍留守部隊的一些領導同志。到會的有蕭勁光、耿飚、閻紅彥、甘渭漢、賀晉年、文年生、鐘漢華、余飛、周仁杰、劉隨春、李宗貴和我等10多人。毛主席半開玩笑地說：
‘今天請各路諸候來談談軍民關系問題。’
有的同志發言時帶有怨氣，埋怨群眾態度不好，說有的老百姓動不動就要拉著部隊同志找毛主席評理。毛澤東同志聽了以后，耐心地開導我們說：
‘開天辟地以來，只有軍管民，老百姓見了軍隊就跑。現在老百姓敢批評軍隊，這是大好事。從古到今，哪有老百姓敢批評軍隊的？你們懂歷史，你們說說看，是不是這樣？如今變成了民管軍，這該多好啊!這說明我們邊區政府的民主建政工作有很大成績。軍隊有廣大人民群眾當老師，你們做軍隊工作的才不會犯大錯誤，才能打勝仗。邊區才有希望。’
一席話說得大家豁然開朗，心悅誠服，怨氣一掃而光。認識到軍隊要加強軍政軍民團結，這決不僅僅是方式方法問題，而是自覺保持人民軍隊本質的問題，是思想意識改造的問題，要擺正軍隊與人民群眾的位置，自覺地把軍隊自己放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和接受人民群眾教育監督的位置上，徹底肅清剝削階級軍隊的殘余意識即軍閥殘余思想的影響，樹立牢固的擁政愛民觀念。”
注意該回憶中毛主席所說的“開天辟地以來”、“民主建政工作”。
可以說，毛主席領導中國共產黨帶領偉大的中國人民正是用“民主”這個武器打敗了常凱申以及美帝國主義、修正主義等各路“專斷”的反動派。
對于民主集中制而言，“不爭論”、“不換思想就換人”是什么性質？還是由讀者自己做出判斷。
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文集》第八卷《同斯諾的談話》（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
斯：中國歷史上沒有任何人物像主席經歷過這么多的變革，從開始作為一個學生，到參加革命，到革命完成，并成為歷史學家、哲學家。
毛：我不能駁你，也不可能贊成。這要看后人、看幾十年后怎么看了。在一些人看來，我是壞人是定了的。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各國反動派不贊成我，包括蔣介石不贊成我。他不贊成我，我也不贊成他。這就要發生爭論，有時要寫文章，有時要動武。
《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評價毛主席“個人專斷”、“凌駕于黨中央之上”，是否實事求是？相信讀者們會有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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