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共產黨人，其中最應該繼承的首先是毛澤東的遺產，而不是孫中山或孔夫子的遺產。
作為1960年代生人，在我的少年時代，曾親身感受過文化大革命的急風驟雨給社會和人的精神帶來的巨大變化，尤其是文革后期的批林批孔和評法批儒運動，使我對孔孟之道有了較早的免疫力。進入青年時期，亦即1980年代，我又趕上了同樣急風驟雨般的所謂思想解放運動，全程經歷了西式民主從勃興到幻滅的過程。這樣的經歷，使我能夠在本世紀初葉濫觴的民族主義大潮和封建文化沉渣泛起面前保持一份清醒，也對資產階級精英民主始終懷有本能的警惕。在我看來，中國的出路既不是披著儒教外衣的民族主義，也不是打著民主自由旗號的資本主義，而是毛主席早在延安窯洞里指出的人人起來監督政府的社會主義的人民民主。所謂“人人起來監督政府”，決不是一句空話，而是在公有制條件下建立包括民眾對官員進行任免和直接參與國家管理的有效形式——類似巴黎公社三原則。這樣的人民民主曾經在中國實踐過，但失敗了。失敗有多種原因，并不能成為全盤否定和污名化的理由，更不能成為回到幾千年封建制度及其文化的借口。一切有賴于我們如何總結前人的經驗，繼承前人的遺產。作為共產黨人，其中最應該繼承的首先是毛澤東的遺產，而不是孫中山或孔夫子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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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臥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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