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紅船融媒報道：“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宋彬彬，于美國紐約時間9月16日逝世，享年77歲。”

　　2014年1月13日，新京報刊登報道：

　　“12日，北師大女附中(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前身)‘老三屆’的20多名學生與30多名老師、家屬舉行見面會。他們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傷害的校領導、師生道歉。”

　　此次“道歉”活動疑似由66屆的劉進（北師大女附中在工作組派駐時期的“師生代表會”主席，劉進的父親劉仰嶠曾任河南省委書記，與宋彬彬等人同是高干子弟）和宋彬彬牽頭組織，道歉的對象是“受到傷害的校領導”，其中受到傷害最大的，無疑是時任北師大女附中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的卞仲耘。

　　1966年8月5日，卞仲耘校長被批斗致死，副校長胡志濤受重傷，史稱八五事件。

　　卞校長之死，是文革初期的一起駭人聽聞的暴力事件，也成了控訴那個年代和“毛主席晚年錯誤”的一大“罪證”。

　　然而，任何一起暴力事件，總該有一個清晰的調查結論。就該事件而言，究竟是誰人施暴，背后有無指使者，都應該成為調查結論的基本要素。吊詭的是，這些基本要素至今沒有一個清晰的結論。

　　1969年12月，工宣隊、軍宣隊駐師大女附中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作出的《對卞仲耘的審查結論》：“卞仲耘系犯錯誤的革命干部，1966年8月5日受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迫害而死。”

　　1973年，卞仲耘得到了一個“沒有問題”的“結論”，學校的“革命委員會”依照有關規定，給了卞仲耘家人400塊錢補償。

　　1978年6月3日，中共北京市西城區委做出了《關于卞仲耘同志的昭雪決定》，并為卞仲耘舉行了追悼會。

　　1979年4月，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提交控訴書，要求調查和處理直接的殺人兇手。然而，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卻做出了不予起訴的決定，原因是“追訴時效期限”已過。

　　2014年2月1日，內蒙古日報社旗下的正北方網報道：劉進和宋彬彬等人組織的“道歉”活動被新京報報道后，時年已93歲的王晶垚發表聲明，指責宋彬彬等人掩飾當年惡行，強調在妻子卞仲耘死亡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他決不接受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虛偽道歉。

　　王晶垚是好樣的，他拒絕以犧牲自己的妻子為代價配合那些人表演，以換取一些好處，敢于同話語霸權唱反調，精神可嘉。遺憾的是，王晶垚對歷史、對事件的宏觀認識顯然有很大的問題。他在聲明中非要強調“毛澤東為宋彬彬改名過程”，有意無意地將矛頭指向了毛主席，盡管王晶垚在多個場合承認“八五”當天宋彬彬并未在場。

　　正是因為這樣，更有必要厘清事件真相。盡管打死卞仲耘校長的“兇手”具體是哪些人，至今還沒有清晰的結論，但大概對象基本是可以鎖定的。

　　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發出；5月25日，北京大學聶元梓等人張貼了批判當權者的大字報；為了“控制”局面，六月初，劉少奇等人決定向各學校派駐工作組；6月3日，團中央派出的工作組進駐師大女附中，宣布支持起來“造反”的學生，斥令校領導全部“靠邊站”。

　　事實上，在工作組進駐師大女附中的三天前，宋彬彬等干部子弟組成的紅衛兵組織已經成立。工作組進校成立了 “革命師生代表會”，由七人組成，宋為副主席之一。

　　6月23日，工作組主持召開女附中全校批判揭發大會，卞仲耘被推上批斗臺。批斗期間，卞仲耘已經遭受的毆打。

　　工作組的所作所為很快引起毛主席的不滿。七月底，工作組被撤銷。

　　7月31日，師大女附中原反對工作組的該校“紅旗”派學生宣布成立紅衛兵組織“毛澤東主義紅衛兵”，原在工作組領導下成立的師大女附中革命師生代表會的人員一時成了“保守派”。

　　工作組撤出后的八月初，盡管師生代表會的權力來源轟然倒臺，使其“名分”不清，但“余威”猶存，事實上代替了前工作組成為“留守處”。八五悲劇就發生在這段權力更替的混亂期。

　　8月4日，師大女附中出現了干部子弟之前組建的老紅衛兵組織批斗“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的情況，她們強迫那些不幸的學生交代“反動思想”；同日下午，他們闖進幾位校負責人辦公室，對卞仲耘實施了毆打；8月5日下午，他們由斗爭了學校的5位負責人，黨總支書記、副校長卞仲耘首當其沖。就在這場批斗中，卞仲耘拳腳亂棍交加致重傷昏迷。盡管學校對面就是郵電部醫院，但擔心施暴者“影響不好”拒絕將卞仲耘送往醫院搶救，最終導致卞仲耘含恨而終。

　　八五事件發生時，參與者基本都是干部子弟組織的紅衛兵，反工作組的“毛澤東主義紅衛兵”組織并沒有參與，而且他們始終是少數派，從未在學校掌過權。

　　在報道“道歉活動”的當天（2014年1月13日），新京報還刊登了劉進的文章《為貼第一張大字報傷害老師道歉》，劉進在文章中也承認：“卞校長死于校園的暴力，而少數施暴學生基本上是干部子弟。”

　　從這個表述看，劉進想必是知道行兇者具體是哪些“干部子弟”的。遺憾的是，他并未指明，相反他在這篇文章中還摘清了自己和宋彬彬的直接責任，只檢討了自己和宋彬彬的“領導失職”。

　　“干部子弟”為什么要這么做？這恐怕與他們的父母脫不開干系。

　　宋彬彬的父親宋任窮在其回憶錄中寫道：

　　當時按我們的理解，“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在五界即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進行，準備在黨委的統一領導下有計劃地組織一些批判，最后處理一些人……在群眾分裂成不同的派以后，我又犯了支一派、壓一派的錯誤。

　　這個“當時按我們的理解”，顯然嚴重偏離了毛主席發動運動的初衷，嚴重干擾了斗爭大方向。

　　據《毛澤東年譜》記載，毛主席認為：

　　最近一個月，工作組是阻礙群眾運動的。阻礙革命勢必幫助反革命，幫助黑幫。它坐山觀虎斗，學生跟學生斗，擁護工作組的一派，反對工作組的一派。群眾對工作組有意見，不讓向上面反映，怕人告到中央。打不得電話，打不得電報，寫信也寫不得，西安交大就是這樣。要允許群眾通天，任何人都可以寫信給中央！我們有些人不革命了。你不革命，總有一天命要革到自己頭上來。現在到了這么一個階段，要趕快改變方針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依靠各學校、各單位的基本群眾，左派，包括中間派。

　　綜上，卞仲耘校長之死，顯然是某些“干部子弟”為了“保護”父母、干擾斗爭大方向，故意制造混亂，并且在這個過程中造成的悲劇。這筆帳又怎么能算到毛主席頭上呢？

　　至于所謂“毛澤東為宋彬彬改名”是發生在818接見之后，而卞仲耘校長卻是死于半個月前，跟“改名”沒有絲毫關系。

　　況且接見的時候，毛主席也并沒有要給宋彬彬改名，宋彬彬改名“宋要武”不過是她自己的行為；毛主席的“武”也只是“不愛紅裝愛武裝”的“武”，從來沒有支持過“武斗”。不僅沒有支持過，毛主席還一直在制止武斗，一再強調“在斗爭中一定要堅持文斗，不用武斗”。

　　1966年12月27日，毛主席在給周恩來的信中寫道：

　　恩來同志：

　　最近，不少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來信問我，給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臉、游街是否算武斗？

　　我認為，這種作法應該算是武斗的一種形式。這種作法不好。這種作法達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這里我強調一下，在斗爭中一定要堅持文斗，不用武斗，因為武斗只能觸及人的身體，不能觸及人的靈魂。只有堅持文斗，不用武斗，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來，才能真正達到教育人民的目的。

　　應該分析，武斗絕大多數是少數別有用心的資產階級反動分子挑動起來的，他們有意破壞黨的政策，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降低黨的威信。凡是動手打人的，應該依法處之。請轉告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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