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各路意見領袖、正能量大V紛紛出來痛批北大教授李玲。

　　原來是因為前不久李玲接受鳳凰網財經《封面》專訪，討論“為什么老百姓都在呼喚免費醫療？”

　　筆者做了多年的媒體和自媒體工作，“免費醫療”這四個字而今早已成了“燙嘴”的詞匯，自媒體膽敢提這個詞，是很犯忌諱的。所以，李玲教授還是很勇的，敢在公開媒體上繼續提這個詞。

　　只是她大概沒料到，這一次會引起這么多意見領袖而且還是所謂正能量大V的強烈抨擊，大有不把李玲批倒批臭誓不罷休的架勢，仿佛李玲有多么罪大惡極。

　　其實，認真看一遍李玲教授接受鳳凰網財經專訪的視頻或者讀一下文字記錄，我們不難發現，李玲教授主張的“免費醫療”，并不是老百姓看病真的完全不花錢的醫療。李玲教授在接受專訪時指出：

　　“免費醫療的全稱叫國家醫療服務模式，就是醫院真的是政府辦的，老百姓去看病低費或者免費。”

　　當然，上面截圖的鳳凰網財經發的報道只是專訪的一小部分，關于醫療制度的問題，李玲教授以前在公開場合有過大量的分析和討論。這一小段簡短的訪談，并不能完整地表述李玲教授的意思。

　　這里筆者據以前看過的李玲教授的表述，進行一些簡單概括。

　　李玲教授一直在指出目前中國醫療制度的問題：新醫改盡管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醫療仍然是老百姓很焦慮的一個問題。

　　根本原因，一方面是醫療成本的不斷增加，例如醫療器械、醫藥的高溢價，盡管這兩年政府通過集采極大降低了部分醫藥和醫療器械的價格，但覆蓋仍然有限，此外還有過度醫療、濫用藥物等問題，不斷推高病人的醫療開支；

　　而另一方面就是府對公立醫院投資不足，醫院想要維持下去，90%以上成本需要自己創收，這反而給醫療腐敗、過度醫療提供了巨大的空間。

　　隨著醫療費用不斷上升，醫保報銷比例并沒有增加，這就導致老百姓的醫療負擔越來越重。

　　這里筆者還有再插入一段個人觀察到的問題，就是新農合費用的不斷上漲。

　　2023年新農合的最低繳費標準已經提升到380元，七年時間從180元漲到380元，年年都在上漲，而新農合設立之初的2003年，繳存標準僅有10元。2024年的繳存下個月就要開始了，預計最低標準要突破400元了。

　　400元對于城市中產家庭可能也就是在外面餐館的一兩頓飯錢，而對于廣大農村家庭意味著什么呢？放到農村普通的哪怕是獨生子女、三代同堂的五口之家，一年光個人醫保就要繳納將近2000元。之前就有“6億人月入不足千元”的說法，這放到農村地區更加普遍，兩千元的新農合費用，對農村家庭而言并不是一筆小的開支。

　　而新農合對于一些常見病和輕微疾病的醫療費用支出仍需自費解決，農民只在大病住院時才能獲得報銷，而且報銷比例并不高。這就導致很多農村地區已經出現新農合“斷交潮”，很多農民的心態就是“小病自己扛，大病大不了不治”。

　　結合目前中國的狀況和制度背景，李玲教授推崇的是“三明模式”：

　　三明把醫保、醫療、醫藥合成一體以后，政府一手托著所有的公立醫院換軌變制度，重新設定新的考核和激勵制度，另外一個手把所有的醫保拿到手。除了醫保還有財政的錢，還有公共衛生的錢，把所有的錢集中在一起，根據新的考核直接撥款給醫院，然后根據醫生的年薪制的考核規則，直接給醫生發年薪。

　　“三明模式”存在很多年了，前些年媒體還會作一些宣傳，近些年“三明模式”幾乎已經銷聲匿跡，其實“三明醫改”的本質就是對“醫療市場化”進行了“逆操作”——由政府來主導。這在“不找市長找市場”的當下難以復制，正如李玲教授在專訪中指出的：

　　三明醫改的主體不是衛生部門，衛健委是推不動的，三明醫改的主要的推動方是市委、市政府，是政府要改。

　　當然，李玲教授在這個訪談中最不嚴謹的地方就在于拿金磚五國的免費醫療來與中國進行對比，這給那些人批判她提供了“口實”：

　　我想老百姓對免費醫療的呼聲一直很高的原因是，我們跟別的國家或別的地區對比，比如說最早的金磚五國里面，巴西、印度、南非、俄羅斯都是免費醫療，現在大部分國家都是免費醫療，醫療已經成為政府的一個主要責任。

　　這里以印度為例，印度號稱已實現“全民免費醫療”，但印度的公立醫院醫療服務水平是偏低的。印度的醫療資源本身很有限，據統計，印度每1000人擁有床位僅0.7張，每1000人只有0.78名醫生，相當一部分醫療資源還存在于私立醫院，專門給富人服務，留給公立醫院的資源還有多少，由此可以想見。例如2017年，印度有80多名兒童因公立醫院電力系統故障而缺氧窒息死亡。

　　但印度的免費醫療，的確給廣大貧困人口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保障，成了印度政府維護社會穩定、安撫廣大窮人的工具。

　　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在印度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存在著巨大的社會不平等，醫療資源的分配同樣嚴重不平等。在不平等存在的前提下來實施免費醫療，窮人能夠享受到什么樣的醫療水平不難想見。

　　對比“窮”到被污蔑為“瀕臨崩潰”的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全民所有制下的城市職工享受了免費的醫療、住房、養老、教育，這是沒有爭議的；而廣大缺醫少藥的農村地區在毛主席“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626指示發表以后，也普遍地實行了準免費醫療的農村合作醫療。這讓毛澤東時代中國的衛生工作，被世界衛生組織樹立為發展中國家學習的榜樣。

　　所以，造成印度窮苦人民醫療困境的根源，恰恰不在印度實施的免費醫療政策，而是印度的資本主義制度造成的社會不平等。

　　同樣的問題，也存在于類似英國這樣的發達國家。

　　冷戰時期，為了緩解社會主義陣營人民的高福利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所形成的強大的道義壓力，遏制此起彼伏的工人階級抗爭（特別是紅色中國感召之后），西歐資產階級才被迫對民眾作出妥協，實行高福利制度，其中就包括醫療福利。

　　借助全民免費醫療，英國女性人均壽命達到82.9歲，男性平均壽命達到79歲，大大高于最富裕的頭號帝國主義——美國。

　　但是，上世紀70年代末以后，國際共運逐漸陷入低潮；隨著蘇東劇變、全球化下產業外遷以及新自由主義的推行，西歐各國的高福利政策大幅縮水，其中，自然也包括醫療福利。

　　英國的免費醫療制度外殼雖然得以保存至今，但自80年代以來，衛生領域的財政投入裹足不前，有些財年甚至會往下砍，在通貨膨脹的背景下，實際上是壓縮了衛生投入。英國每年在衛生醫療領域的開支占GDP的比重是9％-10％，比其它歐洲國家都低，這得“感謝”新自由主義的兩大頂級推手之一的“鐵娘子”撒切爾夫人。

　　比例不斷壓縮的醫療投入必然導致沒有充足的資金新建醫院或養活更多的醫生，來滿足民眾不斷增長的醫療需求。以2015年為準，英國每千人擁有醫生數為2.8人。低于經合組織3.3人的平均值，更低于其他西歐國家。

　　在公共投入越來越不足的情況下，公立醫院的醫療資源當然越來越緊張，富人可以去私立醫院，窮人則只能去公立醫院排隊。這就是被中國的某些民族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所攻擊的“英國免費醫療效率低下”。

　　80年代以來的新自由主義對福利和民主的進攻，實際上是一個全球的現象，壟斷資本財團在社會公共事務上有了越來越多的發言、實際決策權力。

　　新自由主義同樣席卷了中國的香港和臺灣地區，使得香港和臺灣在醫療體系上經歷了與英國類似的變遷。

　　所以，“免費醫療”如果僅僅是一個徒有其表的“空殼”的話，的確沒有多大意義。在私有制社會下，從醫療器械、醫藥公司到醫院，每個環節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即便公共財政試圖為全民提供醫療開支，結局也是難以為繼的。

　　例如，美國每年的醫療支出占到GDP的1/5，堪稱世界之最，而很多美國底層民眾還要以度假的名義跑到古巴看病。

　　事實上，美國同樣不缺社會福利性質的公立醫院和教會醫院，究其根源，就是美國的整個醫療產業鏈是一個高度產業化、市場化的行業。醫療的下游——醫院之外，醫療的上游——的藥品、醫療器械全部壟斷在大資本手中，他們建立了龐大的政治游說集團，左右美國政府制定有利于大資本的政策，維持著醫療資本的暴利，不斷推高著美國社會的總醫療成本。

　　所以，想要解決老百姓的醫療問題，正如李玲教授所指出的，需要“把醫保、醫療、醫藥合成一體”，系統化解決。這是一套社會主義的解決方案，如果不能以公有制的形式，把下游的醫院以及上游的藥品、醫療器械真正控制在人民手中，幾乎是無法真正實現的。

　　而這些話語，李玲教授無法在這樣一個專訪中全盤托出。李玲教授對毛澤東時代醫療制度從不吝嗇贊美之詞，最后，我們不妨再了解一下她對“社會主義”的思考，看看她是不是真的那么“罪大惡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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