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個時期,有一種觀點,在民間常常被作為爭論的話題,那就是許多大是大非問題,為什么在理論極不清晰甚至根本就沒有弄清的情況下,就盲目地在社會推廣。
比如,一些一開始就帶有壟斷色彩的買辦資本投機行為,為什么到了危害國家安全的地步,甚至可能給國家金融造成極大危害時才被發現呢?才在危險狀態下采取措施呢?不管在飯桌上,在街談巷議中,在親朋好友的聚會中,有時這類問題會成為熱門話題。
坊間的這種議論有無道理呢?我以為不僅有,而且非常有必要,今天大有議論一下的必要。關于爭論與不爭論的問題。毛澤東主席有過極而言之的話,那是他晚年在會見外賓及中央領導同志的談話中說過的話,他說關于走什么道路的問題,堅持什么方向的問題,一萬年也要爭論,九千九百九十年都不行,這個問題是寸步不讓。毛主席話說到這個地步,足見這個問題是何等重要。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提倡在朋友交往中,在遇到矛盾問題時,要冷處理,不要忙于弄個子丑寅卯、你是我非。但是舉凡國家大事,政策方向,就完全不一樣了。走什么樣的道路,達到什么樣的目標,就決非日常家常里短那么簡單,大事大非必須辯個清楚,因為只有方向對了,才不至于走彎路,造成大的損失和教訓。這是個根本原則問題。不管是誰,這都是無法否定的真理。
在這方面我們黨我們的軍隊是有極其嚴重的教訓的。比如在我們革命初期,到底是走城市暴動的路線,還是走武裝奪取政權,走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我們黨曾經經歷過極其激烈的思想辯論和路線之爭。毛澤東為了堅持正確的主張,為了結合中國的實際,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從井岡山就有與黨內不同路線的激烈爭論。他在意見處于少數的情況下,堅持主張,古田會議上,甚至連朱德、陳毅等黨內的領導同志就有與他不同的主張,曾經爭個臉紅脖子粗,但目的都是為了救中國百姓于水火,為了推翻三座大山。
為了堅持正確的主張,毛主席甚至絲毫不怕撤銷職務、開除黨籍。因為這關乎中國革命的方向,一旦道路錯了,方向錯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軍隊必將付出慘痛的代價。按照毛主席總結的,當時因為路線的錯誤,千百萬共產黨人人頭落地,蘇區的革命力量幾乎損失百分之九十,而白區的力量幾乎損失了百分之百。實事求是地說,作為一個政黨,直到遵義會議以后,黨內才逐步認識到了毛澤東的政治主張和軍事主張標志著中國革命的正確方向。到了延安,毛澤東關于建黨的學說才真正成為指導我們黨的理論基礎。我們是付出了極大的教訓才認識到了這個真理的。這個真理是在長達多年的斗爭辯論和實踐中獲取的。
正是基于如此,毛澤東主席才有一萬年也要爭論的不容置疑的斷言。這是用血的教訓認識的理論。
任何事情都是應該主張爭論的。
比如一些買辦資本寡頭,到了已經不可一世、凌駕于國家之上,口出狂言,挑釁國家政權和人民時,難道一開始就沒有一點跡象嗎?絕對有的。群眾中、社會上當初是有議論的,當大批的商場關張,當一些實體企業感覺經營困難,當本來維持生存的成千上萬商業人員淪落為下崗者的時候,社會上已經感覺到壟斷的跡象,但是卻缺乏理論上的爭論,別說爭論,連基本的討論都沒有。這就是大是大非問題。
毛主席早在建國初期,在《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中就明確指出,在中國,壟斷買辦資產階級是我們的敵人,因為它是以盤剝廣大人民為基本手段的。那些玩弄房地產、金融游戲的資本家們,有哪一個是到海外賺國外資本家的錢的,不都是在家門口坑害老百姓,都是在國內玩欺詐百姓的勾當嗎?最后居然與老百姓口中奪食,玩起什么團購的把戲時,激起社會公憤。
這些如果允許老百姓,允許社會討論爭論一下,慎重一些,穩妥一些,我想很多問題是可以避免的,或許至少不會這么嚴重,不會拖得這么久。但是,我們這些年在“不爭論”的思想指導下,出現了不敢爭論、不愿爭論的現像。為什么?因為你如果爭論,就可能被人譏笑為“落后”“愚昧”“缺乏改革思維”等一些大帽子。對于吃里扒外、危害國家安全的買辦資本家們,把本屬于社會的改革創新,寧愿都歸于他一人,好像沒有他,這個手機支付什么的,就不可能出現一樣,這個問題人們早就清晰了。而現在聚其功于一人,好像這么個人就是救世主一樣。老百姓都不傻,一個到處在各地打造豪宅,甚至在香港打造十億級別豪宅,追求個人奢華享受的資本家,他怎么可能為老百姓著想,你還企圖它能夠服務百姓嗎?這是癡心妄想。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他想的是怎么坐上世界首富的交椅,怎么取代我們的人民政府的金融功能。
對這些,事關大是大非,本該認真爭論,爭個你是我非。但是我們沒有爭論,允許這樣買辦壟斷性質的資本家一步步做大,甚至向我們人民政府發出威脅。
“不爭論”危害極大,爭論對于這樣一個十四億人口的大國,不僅必要,而且十分必要。比如關于醫院私人辦醫的問題,關于如何用社會力量辦醫療的問題,這關乎社會社會制度是堅持公有制還是搞醫療的問題,先行先試可以,但是國家要有控制,要理論討論。一句話,這是“姓社”“姓資”的根本原則問題,這是一個國家根本原則和方向問題。實踐證明,現在這個問題已經成為整個社會反映最為強烈的問題。“姓社”“姓資”這事關國家前途和命運,必須討論,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時代,我們是人民共和國,這樣重大的原則問題,當然就應該由人民作主。一個漫卷世界的疫情,再次說明公有制和舉國體制的極大優越性。這一點,連我們的敵人都不懷疑我們的社會制度的巨大優勢了,難道我們還有什么猶疑不定和懷疑嗎?
類似因為不爭論、缺乏討論造成的被動和損失已經很多了。類似的還有教育,值得討論的事情更多。為什么我們的孩子高中畢業時,基本還是和父母和社會和我們的主流價值觀還是合拍的,還是很單純的好孩子,為什么大學一畢業,就滿口我們的國家這也不好,哪也落后,滿口美國如何如何,這難道不證明我們的大學教育出了問題嗎?我們承認我們還存在不少需要改進的問題,但是絕不像我們某些大學教師說的一團漆黑。
更為不解的是,類似“位置不同,別求理解,這是尊重他人;層次不同,別去解釋,這是尊重自己”……之類關于爭論學說的毒雞湯和陰陽怪調,把不爭論、不討論,生活化、世俗化、庸俗化了,讓堅持真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等優良作風和優良傳統,在某些領域不同程度地漸行漸遠。
爭論,對一個國家來說沒什么不好。不爭論對一個國家肯定不好。我們眼下的很多問題,原因很多,其中一個最為重要的原因,是打著改革旗號宣揚“不爭論”論。國家大是大非應該允許爭論。走什么路?“姓社,姓資”?這是根本的原則,億萬百姓只有明確方向和目標,才可能為了這個目標去努力奮斗。才不至于因為方向問題造成大的挫折和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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