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5日下午3時，張欽禮的夫人劉秀枝在鄭州因病逝世，享年92歲。張欽禮這個名字又一次進入人們的視野。張欽禮是誰?現代人已經快把他忘了，但是蘭考人可能都不愿忘記。借用文革時期的一句話，張欽禮就是焦裕祿的親密戰友。當時焦裕祿是縣委書記，他是縣長。新華社的穆青能夠寫出《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這樣的名篇，離不開張欽禮的幫助。但是他又絕不僅僅是一位無私奉獻、勤儉持家、一心撲在工作上的傻干式(或者“焦裕祿式”) 的好干部，在接下來的內容，你會真正了解他。

　　華社的穆青能夠寫出《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這樣的名篇，離不開張欽禮的幫助。成也蕭何敗蕭何，張欽禮此后的幾番榮辱沉浮也與焦裕祿和這篇通訊結下不解之緣，直到最終悶聲消失在歷史視野之中。

　　（一）

　　張欽禮是蘭考人，1943年參加地下黨的活動，1945年入黨，他勇敢作戰，機智多謀，很快成為一名優秀的指戰員。1954年起擔任蘭考縣縣長，他對蘭考的歷史和現狀了如指掌，對蘭考的群眾有很深的感情。蘭考座落在黃河邊上，黃河多次在這里決口，形成了風沙、鹽堿、內澇的自然災害(以下稱三害)，張欽禮當縣長時，在積極引導全縣農民參加互助合作走上集體化道路的同時，便因地制宜著手治理歷史遺留下來的“三害”。他和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哪里最艱苦最危險，他就出現在哪里。經過三年努力，初步改變一些生產條件，使全縣糧食產量由解放初期年人均300斤增長到1956年的524斤，初步改善了人民生活，獲得全縣很好的口碑：“張欽禮當了縣長，不忘老百姓，還和過去戰爭年代一個樣。”

　　但是1957年，黨中央逐漸發現，在黨執政后不少領導干部變了樣，居功驕傲，貪圖享受，滋長了官僚特權的作風，引起群眾不滿，遂決定在全黨開展反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整風運動。但是運動中很大一批干部不是虛心接受人民群眾的批評，而是千方百計阻撓運動的開展，他們聲稱右派分子試圖借助整風運動推翻新中國，因而掀起了反右運動的高潮。張欽禮積極參與領導了全縣整風反右斗爭，強調要堅決打擊少數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保護支持向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的干部教師和群眾。但是來蘭考坐陣指揮運動的省委常委組織部長趙文甫，卻壓制群眾向黨提意見，獨斷專行，當時蘭考九百多名脫產干部，劃了366名右派。起因是縣委組織部部長孫躍堂霸占了一名現役軍人的未婚妻，和原來的妻子離了婚。不久那位軍人復員回來，孫躍堂怕他“惹是生非”，捏造罪名將他打入監獄。反右開始時，幫黨整風，幾個知情者在縣委門口貼了一張大字報，揭露了這件事情的真相，隨即就有二百多名干部在這張大字報上簽名。竟然被趙文甫全部打成“右派”。張欽禮為他們大聲疾呼，鳴冤叫屈。為此，他惹怒了趙文甫，受到了“撤銷縣委副書記的職務，內部控制使用”的處分。孫躍堂呢?雖有“錯誤”，但因“引蛇出洞”有功，原職原薪調到鄰近的東明縣工作，不久又晉升為縣委副書記。(注：“引蛇出洞”是黨政官僚歪曲黨中央整風反右路線的產物。)

　　這大概是張欽禮參加革命以來第一次受到上級領導人對他的蠻橫處分。他對趙文甫這樣一位省級領導如此包庇下屬，壓制群眾的行為，怎么也想不通。

　　1958年，黨領導全國開始大躍進，在當時出現了所謂浮夸風、共產風等“五風”問題，給群眾帶來了深重災難。河南省委第二書記兼省長吳芝圃和趙文甫、戴蘇理等人，為爭“先進”奪“紅旗”，瞞上壓下，把“五風”刮得特別大。1958年秋，省里召開地、縣秋糧征購大會，要求各縣報產量、報征購數，報了三天，層層加碼，也報不出省里要求的征購數字。張欽禮在會上發言，說不僅他報不出來，其他地縣報出的數字都是假的。他批評省委帶頭搞浮夸，并指名道姓批評剛剛升任省委書記的吳芝圃。得罪了頂頭上司的張欽禮被押送蘭考接受群眾的批斗，批斗八個月。當他被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留黨查看一年，降了三級，送農村勞動改造。

　　張欽禮勞改的地方叫老君營，縣里只給他16元的工資，每月還要交8元給生產隊。開始在大食堂吃飯，1960年春群眾普遍浮腫，村口路邊經常有餓死的人。大食堂解散，張欽禮到群眾家里吃派飯，有時吃的就是群眾偷偷從外地討來的發餿發霉的“百家飯”。當時外出逃荒被稱為“盲流”是要受懲罰的，但這些去外地討飯的群眾不避諱他，告訴他不光蘭考有餓死的人，外地也有，他們聽說，信陽地區有的村莊人都餓死光了。有一段時間，張欽禮也餓得不省人事，妻子劉秀芝來看他，他不認識她，她千方百計把他救了過來。

　　張欽禮開始給周總理寫信。大意是：我受委屈事小，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我不怕再遭橫禍。他說“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等省委領導壓制民主，堵塞言路，不讓人講話。許多抵制浮夸風、共產風的好干部好黨員橫遭批斗，開除黨籍;好多群眾逃荒要飯，有的餓死。”這使他這個當縣長的徹夜難眠。他指責“河南省委犯了掠奪農民的錯誤”，呼求總理快來救救河南人民。寫完信的時間是1960年10月28日。

　　一天夜里，一群饑民來到張欽禮的草屋，叫他信不要寄出，免得被當地截扣后敗露壞事，干脆去北京找周總理。他們為他準備路上吃的干糧，偷偷把他送到火車站，千叮嚀，萬囑托，叫他到北京見不到周總理，打不贏這場官司就別回來。

　　張欽禮能見到周總理十分不易，中南海接待處的一位馬局長，先把他的信交給了周總理，安排好他的食宿叫他等待。1960年12月9日上午10時，馬局長帶他去見周總理。周總理先看到張欽禮的信，見到他的第一句話就說：“你是全國兩千多個縣中，第一個向我反映真實情況的縣長。”看著衣服破舊，面黃浮腫的張欽禮，總理叫工作人員先帶他去吃飯，張欽禮說：“總理，不用麻煩了，我來時鄉親們給我帶的干糧還沒有吃完，我知道你很忙，現在只想和你多說說話。”總理叫他拿出干糧，看看群眾都吃些什么，張欽禮開始有些猶豫，稍后慢慢從一個布袋中掏出一個菜團子，總理說：“給我嘗嘗!”伸手接時菜團子成了碎渣，掉到地上，這是用樹葉摻一點雜糧做成的。總理彎腰拾一塊放到嘴里，大聲說：“我這個總理沒當好。”總理眼里有淚光，張欽禮在一旁也哭了。

　　張欽禮在總理為他平反后，回到蘭考恢復了縣委副書記和縣長的職務，領取了三年補發的1246元工資，把它全部捐給了“縣救災辦公室”。這筆錢對張欽禮一家可不是小數目，他的夫人月工資才40多元，要養活五個孩子和她自己。張欽禮對妻子說，群眾比我們更窮，有的正在挨餓。

　　（二）

　　不久，焦裕祿調蘭考任第一書記。張欽禮和焦裕祿徹夜長談。兩人對如何戰勝眼前災荒，并從根本上改變蘭考窮困面貌談的十分投機，從此同心協力，團結全縣干部群眾，投入戰勝災荒，同時在全縣調查風源、水勢、吃透沙堿形成原因，繪制從根本上降服風沙鹽堿災害改變蘭考窮困面貌藍圖的艱苦戰斗。這時，一縣委副書記提出縣委常委住的房子條件太差，要為常委建新房子。焦、張一致認為群眾當前如此窮困，作為全縣領導怎能先建新房子住，斷然制止。他們先總結了依靠集體經濟，艱苦奮斗自力更生戰勝災荒做出突出成績的四個先進村的英雄事跡，樹為全縣學習的旗幟，大力宣傳，稱他們為“四桿旗”。它們是秦寨、趙垛樓、雙楊樹、韓村。以榜樣的力量影響帶動全縣的生產救災運動。經過一年零三個月披風沐雨日夜奮搏，終于在初步戰勝災荒的同時，徹底查清了全縣風沙鹽堿形成的來籠去脈，繪制出根治“三害”改變蘭考窮困面貌的藍圖。在這一年多的奮戰中，焦裕祿同志艱難地暗自忍受著肝病的痛苦折磨，未去醫院做過檢查，以致加快了肝癌的惡化，經治療無效逝世了。全縣群眾痛哭欲絕地說：“焦書記是為咱蘭考老百姓活活累死的呀!”

　　張欽禮為失去焦裕祿這樣一位他十分敬重難得的好班長極端悲痛。他決心把焦裕祿的英雄事跡加以總結，大力宣傳，作為繼承英雄遺志的動力，以動員全縣人民為改變蘭考窮困面貌而斗爭。為此，他親自寫報告送省委，得到以劉建勛為第一書記的新省委的大力支持。《河南日報》迅速發表了報道焦裕祿的通訊，并配發了社論。張欽禮又向新華社來訪的穆青、馮健、周原一字一淚地傾訴了焦裕祿的事跡，誕生了《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這一震動全國的長篇通訊，《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當時由中央電臺著名的播音員齊越播出，他多次被焦裕祿與人民群眾之間的魚水情所感動而哽咽著播不下去。焦裕祿也很快得到毛主席題字贊揚。

　　這卻引起了早已變質蛻化的省委書記處書記趙文甫、秘書長戴蘇理、開封地委常委宣傳部長秦一飛、新任蘭考縣委第一書記周化民等人的嚴重不滿。他們不相信焦裕祿的事跡是真的，硬說全是張欽禮編造的。為了核實焦裕祿的英雄事跡，當時省委副書記王維群從河大應屆畢業生中挑選四名優秀生組成調查組，由楊捍東負責，進行了兩個多月的調查。他們跑遍全蘭考，走訪了成百上千人，寫出了三萬多字的報告，用翔實的材料證明長篇通訊報道焦裕祿的英雄事跡完全屬實，并有許多感人事跡未寫進去。省委將報告正式報中央。盡管如此，趙、戴、秦、周仍不死心，他們說：是一條龍能吸多少水?黨多少年未解決蘭考問題，焦裕祿來蘭考一年多就解決了?這些人完全不能理解，真正共產黨員與人民群眾的魚水深情和人民群眾的巨大創造力。

　　（三）

　　1966年，當張欽禮正帶領全縣人民為落實藍圖戰天斗地時，卻被時任蘭考“四清”工作團團長的秦一飛、副團長周化民操縱縣直一些干部借文革之機，打成了“走資派”、“漏網右派”、“反革命”，掛牌游街，殘酷批斗。早在焦裕祿的事跡報道后，秦一飛就曾氣急敗壞地大叫：“早知道先來蘭考采訪的周原是個摘帽右派，當時就該把他轟走。”焦裕祿病逝在鄭州，埋在鄭州郊區，遵照他的遺愿：“我活著沒把沙丘治好，死了也要埋在沙丘上。”蘭考舉行了迎接他骨灰的遷墳儀式，幾萬干部群眾自發地到車站迎接，而四清工作團領導人卻警告所有四清工作隊員，誰都不準去，他自己也沒去。

　　1967年1月29日，開封軍分區介入蘭考的文化大革命，當天下午1時到達，立即開始大逮捕。縣委書記穿上軍裝和部隊配合，把當年焦裕祿的得力助手、重用的人才、提拔的干部、在全縣樹立的一批先進生產隊的干部、群眾，甚至焦裕祿結交的農民朋友，都一網打盡。蘭考一片腥風血雨，城鄉路上到處是披枷帶鎖、五花大綁的干部、群眾。到2月22日，共逮捕了1206人，蘭考和鄰近東明、杞縣等三個縣的監獄，塞滿了蘭考的“犯人”。“要犯”都砸上了腳鐐。對這些人的批斗場面慘不忍睹。張欽禮被抓進監獄。多次逼他承認捏造焦裕祿事跡，均被張欽禮嚴加批駁。他們給張欽禮砸上死刑犯的腳鐐，游斗一百多場，打斷了手指，打聾了耳朵。讓被抓的干部群眾揭發張欽禮。縣委副書記張邦興、縣人民銀行行長楊孔召，在獄中揭不出來東西，被逼上吊自殺。他們還關閉了焦裕祿紀念館，焚燒了宣傳焦裕祿事跡的資料。

　　直到1967年6月，周總理過問河南問題，指令河南省軍區立即把張欽禮及河南全省所有一起入獄的人員全部釋放，并把張欽禮送京親自接見。張欽禮半夜被人從監獄里架出上了吉普車，他以為是走資派要槍斃他，車到縣界，他要求停車，他說，我死也要死在生我養我的蘭考。幾個解放軍說，明天不把你送到指定的地點，我們幾個都要掉腦袋。張欽禮才結束了五個多月的牢獄之苦。

　　1967年7月25日，下午一點半，周總理在京西賓館接見河南支左部隊的軍官說：“河南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是鄭州的二七公社、開封的八二四、洛陽的……”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臺，當時都播發、刊用了總理這一指示的新聞。從此以后，真正的造反派與黨政軍支持的保守派終于劃清了界限。河南廣大干部、群眾熱烈支持參加了造反派組織。

　　張欽禮在醫院住了一段時間來見周總理。總理指示他：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發動領導的要緊跟;回去成立革委會，抓革命、促生產、由大亂走向大治。

　　（四）

　　張欽禮回到蘭考被委任為蘭考縣革委會主任。他首先從監獄中放出二、三月間被逮捕的1200多名干部群眾，恢復了4000多名黨員的黨籍，整修了被破壞的焦裕祿紀念館。這時，省革委給每縣配發兩輛小汽車，供縣委領導人下鄉乘用。張欽禮說咱蘭考如此窮困，我們坐小車下鄉，脫離群眾，經縣委研究決定，將小車賣掉，買成拖拉機，給特別困難的公社耕地用。縣委領導人仍堅持騎自行車下鄉。張欽禮還發給縣委常委各科局駐隊干部和公社黨委委員每人一個記工本，要求每年常委參加勞動不少于一百天，公社科局干部不少于一百二十天，大隊干部不少于二百五十天，年終檢查記工本，和生產隊記工員核實。縣、社、隊干部走動必帶鐵锨、糞筐，隨時拾糞干活。張欽禮以身作則終年與干部群眾吃住在一起，滾一身泥巴，磨一手老繭。1973年冬，張欽禮和縣委、縣武裝部黨委把全縣農村青壯年兩萬人組成民兵師，帶領他們開赴引黃灌淤工地，結合訓練民兵，行動軍事化，冒嚴寒日夜奮戰，一氣開挖干渠160華里，動土300萬立方。1974年黃河秋汛來時，利用新挖成的干渠引黃河水在沙堿地灌淤，西半縣8個公社的沙堿地普遍淤上一層厚厚的黃泥，改土一年大見成效。1975年又分三路引黃水灌淤東半縣，到1976年東半縣的改土任務也基本完成。加上1969年以來的灌淤成果，經張欽禮之手，全縣26萬多畝沙荒鹽堿地全部變成良田，從根本上改變了農業生產條件。加上從1973年開始，全縣有步驟地推廣間作套種科學種田，變一年一熟為一年兩熟、三熟，以及連年大搞植樹造林、引黃自流、挖井提灌、平整土地等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到1976年底，全縣打井6000眼，建大中型提灌站16座，實現了人均七分旱澇保收田，全縣農作物產量成倍增張，許多老災區、貧困隊成了余糧隊、富裕村。張欽禮在工業方面也作了很大努力，取得了卓越成績。到1976年底全縣又建成五個國營大廠。各社鎮共建成五十多家集體工廠。縣、社工廠認真貫徹了的鞍鋼憲法，實行了“兩參一改三結合”，極大提高了工人技術人員的主人翁思想和生產積極性。各廠普遍建立了工人、技術員、領導三結合的科技攻關小組，人人動腦筋，改進舊產品，研制新產品。1974年開始，縣機械廠、農修廠生產的磚瓦機、變壓器、電動機、深井泵、潛水泵，成為省內領先產品，行銷二十多個省區。縣機械廠以及兩個公社機械廠早于開封市大廠好幾年，生產出四輪拖拉機。縣酒廠生產的紅、白葡萄酒成為香港的搶手貨。每年上交國家利稅雙百萬。張欽禮在幾十年坎坷多難的縫隙中，以他無限忠于黨忠于人民忠于革命的赤誠之心和傾身之力，終于從根本上改變了蘭考的窮困面貌，實現了他和焦裕祿共同繪制的藍圖。蘭考人民說：“俺老百姓一端起碗中的白米飯，就想起了俺的好書記張欽禮。”“焦裕祿是為俺蘭考老百姓累死的。張欽禮為俺蘭考老百姓受累吃苦，不輕于焦裕祿，還幾次坐牢受整蒙冤呀!”就在蘭考人民開始擺脫貧困境況的1976年，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連續失去了敬愛的領袖毛主席、周總理、朱總司令。全國人民悲痛欲絕。蘭考廣大干部和人民群眾在沉重悲痛中，憂慮地喊著：“毛主席、周總理一走，咱蘭考張書記再遇冤案，有誰來解救呀!”

　　（五）

　　文革結束后，隨即開始了清查揭批查運動。主要是逮捕和打壓文革期間毛澤東革命路線的積極擁護者。1979年1月24日，鄧小平在北京政協禮堂為“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導致100多萬人餓死的“信陽事件”主犯吳芝圃平反，親自宣布“對于強加給吳芝圃同志的一切污蔑不實之詞應予全部推倒，徹底為吳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復名譽。”并且還稱吳芝圃“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共產主義事業鞠躬盡瘁，無私地貢獻了一生。”令人唏噓不已。順便說一句吳芝圃正是鄧小平的老部下。

　　負責河南省清查運動的是省委書記戴蘇理、主管政法的副書記趙文甫。張欽禮被捕前幾天，戴蘇理把他叫到省委，威逼他揭發劉建勛、紀登奎，并作檢查，否則，矛盾的性質就要轉化。紀登奎在文革中比較早地調任國務院副總理，劉建勛和他有不少接觸。張欽禮不揭發不檢查，說了幾句諷刺話，揚長而去。

　　幾天以后，張欽禮在治黃淤灌的工地上被捕。當刑警給他戴上手銬時，他放開嗓門，對著蜂擁而上的幾百民工高喊：“蒼天有眼，焦書記在地有靈，蘭考所發生的一切，他都看到了。今天是1978年10月16日，記住這個日子，這是一個人妖顛倒的日子……”開始，工地上一片哭聲，稍后，大家冷靜下來，立即推出了張傳嶺、閻協崇、史占卿三位農民代表，讓他們回家給張欽禮準備點吃的，去鄭州監獄探探虛實。三人來到鄭州監獄門口，要求和張欽禮見面，刑警不允許，后要求把吃的轉給張欽禮，開始不同意，他們苦苦哀求說：“老縣長跟著我們過窮日子落下了毛病，一餓就流虛汗，支撐不住會昏倒不醒人事，有口吃的墊墊就能挺過去，蘭考的人誰都知道他這個病啊!”刑警還是不允許。無奈，三人在獄墻外面轉悠，他們哭著轉著，轉著哭著，也不知道轉了多少次、流了多少淚……

　　1978年11月21日，《河南日報》一版刊登一條新聞，大標題是：“中共河南省委決定依法懲辦反革命分子張欽禮。”同一條新聞還有其他兩個。張欽禮的罪名是：

　　1. “惡毒攻擊中央領導”(指文革中喊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口號);

　　2. “反黨亂軍，踐踏社會主義法制”;

　　3. “殘酷迫害革命干部”(原四清工作團的領導人);

　　4. “擅自扒堤決口，破壞工農業生產……”(實際是引黃淤灌工程)。

　　張欽禮對所有指控都不承認，審訊他的人員說：“你的問題由省委決定，法律服從政治，我們這里只是過個手續，你再辯，加判”。

　　張欽禮在鄭州監獄關押了一年多，直到1979年12月24日商丘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判處張欽禮有期徒刑十三年。因張欽禮一案和“捍衛焦裕祿司令部”所涉及的清查對象有4000多人。其中120人判刑，其他或開除公職，或開除黨籍，或降級下放，或兼而有之。

　　焦裕祿當年樹立的四桿旗的支部書記，兩名死在獄中：一名是秦寨的趙新貞，一名是趙垛樓的李運興。趙新貞原是國家干部，回村領導群眾生產自救時，連微薄的工資都搭上了。他當時想到群眾身體普遍虛弱，提出:不能干一天干半天，不能挖一锨挖半锨。焦裕祿把這個口號推廣到全縣，結果，外出要飯的群眾聽說新來的焦書記能體恤災民的疾苦，都陸續回來參加生產。趙新貞是焦裕祿最看重的基層干部，他被判刑十年;雙楊樹的王發祥找不出“罪證”不能逮捕判刑，在家監督隔離，第十年在隔離中死去;韓村的楊素蘭是位女知青，她回村帶領群眾割草幾十萬斤賣給國家，買點小型農具生產自救。文革中，張欽禮遭難，她抱著吃奶的孩子被捕入獄，清查運動時，她聞訊跑了，在外流浪四年，撿了一條命。

　　卓興隆當年在蘭考時，被焦裕祿賞識，從公社調任“除三害辦公室”主任。他和張欽禮成了焦裕祿的左膀右臂。姚依林來蘭考視察時，也發現卓是個人才，建議劉建勛提拔重用他，劉即調任他為柘城縣委第一書記。他任書記時，頗有焦裕祿的風范。清查工作時，卓興隆是一位優秀的縣委書記，后開除黨籍。卓興隆咽不下這口氣，患肝癌英年早逝。

　　《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通訊播出后，蘭考云集了來自全國的300多名作家記者。新華社著名的記者華山已從新華社調到全國作協搞創作，也來到蘭考。他見到周原第一句話就問：“你能用一句話概括焦裕祿嗎?”周即回答：“焦裕祿像一道閃電，照亮一下夜空，陡然消失了……”周原還沒有說完，華山接過話茬，而且一激動就結舌：“……留……留……留下一片火焰。”蘭考的這片火焰被反動派合謀撲滅了。

　　（六）

　　張欽禮出獄的時間是1990年5月20日，保外就醫，其間經歷了很多波折。張欽禮釋放后，北京大學的一位副教授去鄭州看望他和劉秀芝。談了兩天兩個半夜，從采訪焦裕祿到監獄生活，了解了很多有意義的細節。談到焦裕祿，他仍然心存敬意。他說，焦書記留下的不僅是他的精神，重要的是他的思想。他說，他這一生最值得驕傲的是，由于總理的支持，使他有六年的集中時間，帶領當年和焦裕祿一起組織過的除三害隊伍，創造了從解放到他被捕時的蘭考黃金時代。他說，他不敢預測，如果焦裕祿不過世，他倆繼續合作，焦該是何種命運?

　　2003年底，張欽禮同志飽受了長達半個世紀的身心痛苦折磨，患上了肺癌。他在鄭州住院期間，蘭考人民日夜掛心，絡繹不絕到醫院探病的達兩千多人。許多人拿出僅有的積蓄交給家屬為張欽禮治病，均被拒絕。2004年5月7日，張欽禮同志目視著病榻前墻壁上讓家屬為他掛著的毛主席﹑周總理像含冤告別了人間。

　　5月18日的張欽禮葬禮上，出現了百年罕見的送葬場面。據說參與送葬的人數超過十萬，在此之前的焦裕祿逝世40年活動上群眾普遍感覺受到壓制，憤慨和悲痛便伴隨著這場葬禮傾瀉出來。下葬的時候，為了不引起人員傷亡，籌備者決定提前改葬。因為光是蘭考縣城就有十萬人，加上全縣農村趕過來的人，如果下葬如期舉行，就會聚到十五萬人以上。張欽禮家鄉是一個一千人的村子，如果擠入十幾萬人，必然要出事故，或者把人踩傷，或者踩壞莊稼。五月二十幾號，小麥快成熟了，不能給群眾造成損失。張欽禮是5月7號去世，5月13號火化。所以，張欽禮的喪事是一喪三改，改喪期，改道路，改埋期。結果，張欽禮埋的時候連一般農村的農民的葬禮都不如。

　　蘭考縣城，通往墓地的大小公路兩旁、農家田埂地頭，群眾為他擺的祭品是一碗碗清水，是雜面窩窩頭，贊揚他作為一名堅定的共產主義者，一直牢記共產黨員要全心全意人民服務，永遠艱苦奮斗，敢講真話的教導，忠誠實踐，與官僚特權階級不屈不撓的斗爭，幾十年如一日，雖屢遭迫害，幾次坐牢，始終堅貞不屈，直到含冤逝世的偉大事跡。

　　剛剛去世張欽禮夫人劉秀芝，曾是抗日戰爭參加工作的老干部老黨員。因為張欽禮是一縣之長，怕影響不好，總是限制提拔使用她。張欽禮判刑時，她是縣供銷社的干部，月工資只有46元，每月探監時還要為張欽禮帶吃的。先在鄭州后又在新安。每年除夕這天，她帶著白面和肉餡，從蘭考出發天黑趕到監獄。看著丈夫吃她包的餃子，為的是讓他得到些許安慰，熬過漫長的十三年鐵窗生涯。幾十年來，為了張欽禮，數不清的威逼恐嚇，逼她揭發張欽禮，她只有一句話：“欽禮是個好黨員。”永遠的七個字，包含著他們志同道合;支持他的所作所為;理解他把這么一個經常比一般農民還要貧困、比一般干部還要受屈辱的家庭交給她承擔。

　　（七）

　　張欽禮的經歷展示了社會主義革命中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復雜博弈。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就要代表人民的利益，為人民服務，然而能夠真正做到這一點，卻并不容易。特別是在共產黨執政后，缺乏人民的監督的情況下，能夠自覺代表人民的利益，站在毛澤東革命路線中去，繼續革命，就更殊為難得。在整風反右斗爭中，張欽禮敢于批評抵制上級的錯誤，在大躍進中張欽禮不但第一個站出來講真話還冒著生命危險到北京“告御狀”，四清和文革運動中更是飽受摧殘堅貞不屈，一出來工作就把心撲在為人民服務的工作當中去。這是何等的了不起!

　　張欽禮的經歷還映射了當代那些焦裕祿精神宣傳的虛偽性，試圖脫離階級斗爭的前線去充當所謂的官民融合劑，就必然被拋到人民的對立面去。焦裕祿這位社會主義革命下的干部典型，不是當代官僚們所理解的一心為公的傻子式官員，而是全心全意依靠群眾為群眾謀利的無產階級戰士。這句話必然包含兩層意思，第一黨的好干部必然時時刻刻從群眾出發，從群眾中汲取力量，第二才是將這些力量用于為群眾服務中去。在社會主義革命中，黨和群眾的關系是既對立又統一的。當代官僚所理解的好官頂多只能做到第二點，把自己從官僚機器中掌握的權力應用于百姓生活的改善，因而成為了統治階級緩和階級矛盾的工具。

　　張欽禮的經歷折射出了一個真正共產黨員與群眾之間的魚水情誼。無論張欽禮如何沉浮，蘭考的老百姓總是一如既往地支持他，擁護他。他說他一生三起三落多虧了周總理，這話不假，但把這句話用在群眾身上又是何等的得體與恰當!十萬人的送喪，四十年的群眾義務鳴冤上訪，張欽禮此生不朽矣!

　　沉痛悼念劉秀芝同志！

　　沉痛追憶張欽禮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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