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公元1525-1582年)，字叔大，號太岳，湖北江陵人。明神宗萬歷初年，任內閣首輔(即宰相)10年。是我國明朝著名的法家政治家，其著作見《張文忠公全集》。
張居正生活在我國封建社會后期，當時的統治階級日益腐朽，官僚大地主瘋狂兼并、隱匿大量土地，逃避賦稅，造成明王朝入不敷出，“財用大虧”；階級矛盾尖銳，農民起義此伏彼起。同時，外患嚴重，邊防松弛。統治階級面臨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列寧指出:階級斗爭“是政治變革的基礎，并且最終決定一切政治變革的命運”。激烈的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加速了統治階級內部的分化。以張居正為代表的地主階級革新派，推行了一條“富國強兵”的法家路線，以妄圖挽救明王朝的危亡。為了給變革制造輿論，張居正提出“天下之事，極則必變”，適應歷史發展，除舊革新，才有前途。他公開批判了孟軻的“法先王”，肯定了荀況的“法后王”的思想，歌頌秦始皇統一中國的歷史功績，認為“法無古今，惟其時之所宜”，“周王道之窮也，其勢必變而為秦”。他批判儒家復古倒退的謬論，痛斥當時頌古非今、主張“挽回先王之道”的王陽明“心學” 派。（ 張居正生活的時代，在思想領域里儒家的變種--宋明理學占據統治地位。）
張居正革新變法是圍繞著“強公室，杜私門”的方針進行的，這是歷史上法家“摧豪強，抑兼并”路線的繼續。
政治上，他主張加強中央集權，整頓吏治。針對大地主頑固派因循茍且、營私舞弊、誹謗變法、名不符實的弊病，提出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的改革方案。運用“考成法”，罷了一批守舊派官吏，選拔了一批支持變法的官員，為貫徹法治路線提供了有利條件。
軍事上，針對外患日深，武備廢弛，提出“飭武備、謹邊防”的主張，強調“當今之事，其可慮者， 莫重于邊防”。他堅決駁斥了儒家投降派的種種謬論，并重用愛國將領，駐守邊境，對抗擊入侵之敵，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經濟上，著眼于“固邦本”，提出“厚農而資商”，“厚商而利農” 的政策，有利于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并丈量全國土地，清查官僚大地主隱瞞的莊田；推行“一條鞭法”，把按丁派差中的一部分轉為按地派差，把田賦、差役和其他雜役合并一起，改為征銀，有利于商品經濟的發展；整治黃河、淮河水利，有利于發展生產。
張居正的改革，遭到了明廷上下儒家頑固派的極力反對，他們攻擊張居正壞“祖宗之法”，不行“王道”，以至上書彈劾，要把他趕下臺。但是，張居正沒有動搖，并以“破家沉族”在所不計的堅決態度，表示了變法的決心，充分表現了法家政治人物敢于斗爭的無畏精神，張居正死后僅9個月，大地主頑固勢力進行了瘋狂的反攻倒算，不但新法廢除，而且家產被抄，其子女和家族十多人，慘遭殺害。歷史再一次說明，路線斗爭從來就是不可調和的！
由于張居正的階級局限性和封建社會后期法家的弱點，也決定了他的思想里還摻雜著許多儒家思想的糟粕，他的變法甚至還不如北宋王安石那樣激烈，也提不出那樣一套系統的改革方案。張居正畢竟是封建社會后期地主階級的政治家，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措施，都是為了挽救和鞏固地主階級的封建統治的，因此，他的改革不會也根本不可能觸及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盡管他強調“古今異勢”、“隨時制宜”，可是對朱元璋所定的“一代之制”卻只許遵守，不許改動，這深刻反映了地主階級革新派保守的一面和他既想改革又怕變革損害自己既得利益的兩重性。他最大的污點是殘酷地鎮壓了當時兩廣、四川、江西等地的各族農民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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