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育英（張浩）

　　紅四方面軍百丈決戰失利的前一天，在瓦窯堡的張聞天給前線的毛澤東送出了一封信：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回的代表張浩（林育英）從蘇聯回國了，還帶來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精神和《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的主要信息內容。[1]

　　這又是一個讓人喜出望外的好消息。

　　中央紅軍長征中的湘江之戰中，損失了唯一一部100W電臺，從而失去了與共產國際的聯系。這個“失去”帶來的“獲得”是：中共中央不僅在隨之召開的遵義會議上獨立自主地為團隊選擇了新的領導集團和實際領導者，作出了清算錯誤軍事路線的決定，而且還在此后一系列的重要會議上，獨立自主地作出了一系列決定中國革命前途和命運的非常抉擇——包括這次“北出陜甘”的抉擇！

　　一個硬幣有兩面，負面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長征途經的地方都是偏僻荒涼之地，長途行軍中的黨中央獲取外界信息本來就非常困難，與共產國際聯系的中斷無異于雪上加霜，共產國際在急劇多變的國際大勢下作出的戰略和策略及其有關方針政策的一系列重大轉變，也難以及時為中共中央所得悉，當然也就必然會影響到中共中央及時地進行相應地轉變和調整……

　　林育英這次帶回來的信息，恰恰是共產國際在紅一、四方面軍在川西北高原會師以來所開始的戰略和策略轉變：法西斯主義是全世界人民的頭號敵人，為了戰勝法西斯，只有工人階級的力量——即使是聯合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力量，也是不夠的。還必須在工人階級統一戰線的基礎上，團結一切民主力量，建立廣泛的，包括一切反對法西斯、反對戰爭的階級和階層的人民陣線。[2]

　　這些新轉變新戰略是在總結了歐洲國家共產主義運動教訓的基礎上提出的：這些年來，法西斯主義在歐州之所以日益猖獗，希特勒在有著工人運動傳統的德國之所以能夠迅速得逞，其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共產黨人政策上犯了錯誤，‘左’傾宗派主義使自己脫離了群眾；由于社會民主黨的階級合作政策導致了工人階級隊伍的分裂，給了法西斯匪幫以可乘之機；法西斯的蠱惑宣傳蒙蔽了那些對社會現實不滿而又苦于找不到出路的人們，即中間階層中相當多的群眾，包括一部分流氓無產者”，所以，“為了反擊法西斯，無產階級必須以勞動者和一切民主力量的統一戰線來對抗法西斯的進攻。”[3]而且，“我們必須重新檢驗我們過去幾年的工作，必須揭露我們的弱點和錯誤，必須吸取必要的教訓，以便能夠以比迄今為止較快的速度前進，完成我們的革命任務。”[4]

　　共產黨人在政策方面存在的問題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種普遍存在，中國共產黨人尤其深受其害！中國革命之所以屢遭嚴重損失，除了強大敵人的屠殺和“圍剿”這個外因外，不要朋友的“左”傾關門主義也要擔戴內因方面的主要責任。所以共產國際的這個重大戰略轉變，對于中國共產黨人來說，同樣具有很重大的意義——至少，有了這柄尚方劍，這支屢遭重創的團隊正在痛定思痛的新的領導集團要反起“左”糾起“左”來，也不至于太過戰戰兢兢。

　　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根據季米特洛夫的報告形成的決議中，與中國共產黨人密切相關的內容是：

　　在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共產黨人最重要的任務是建立人民反帝陣線。為此，必須吸引廣大群眾參加民族解放運動，以反對帝國主義日益加劇的剝削、反對殘酷的奴役、驅逐帝國主義者、爭取國家的獨立；積極參加民族改良派所領導的群眾反帝運動，力求在具體的反帝綱領的基礎上，同民族革命組織和民族改良組織采取共同的行動。

　　在中國，必須擴大蘇維埃運動和加強紅軍的戰斗力，同時要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人民反帝運動。在運動中要提出如下口號：武裝人民進行民族革命戰爭，以反對帝國主義奴役者，首先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中國仆從。蘇維埃應成為聯合全中國人民進行解放斗爭的中心。

　　帝國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為求得自身解放，應竭盡全力支持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的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侵略者的解放斗爭。[5]

　　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給予了除蘇聯之外有著自己武裝力量的中國共產黨以很高評價。威廉·皮克在開幕詞中、季米特洛夫在大會報告中，都把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重量級成員隆重推出：“記住中國的紅軍”，“向發展壯大的中國革命致敬”[6]，“向經過成千上萬次戰斗考驗的英雄的中國紅軍致以熱烈的兄弟般的敬禮”[7]。在為大會提交《關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工作》的報告中，威廉·皮克還辟有“中國蘇維埃在前進”之專題，其中特別提到了紅一、四方面軍在川西北高原的會師，“……雖然中國紅軍為避免遭到國民黨部隊的包圍，不得不離開江西省原中央蘇區，但是，它卻粉碎了帝國主義者和中國軍閥企圖圍殲中國紅軍的計劃。紅軍的武裝力量在殘酷斗爭的過程中大大增強了。中國紅軍的主力出色地完成了向四川省的轉移，這可表明蘇維埃中國進一步發展的廣闊前景。”[8]

　　設想一下，如果中共中央這個時候能保持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系，張聞天們只需要把威廉·皮克這個工作報告的有關內容在沙窩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一亮，張國燾還敢有脾氣“用槍桿子審查黨的路線”么？

　　林育英帶回來的另一個重要文件的信息，是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主持起草的《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也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積極參加了共產國際七大的籌備工作新戰略的制定過程，當然對共產國際正在實行的戰略轉變十分清楚。1935年夏，當出席共產國際七大的中共代表陸續到達莫斯科時，正值國內發生反對國民黨政府和日本帝國主義談判何梅協定的抗日救亡運動高潮。消息傳到莫斯科后，吳玉章等急電正在黑海海濱療養的王明同莫斯科商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6月中旬王明回到莫斯科后，即以共產國際的新政策為依據起草了《八一宣言》第一個草稿《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7月14日，代表團召開了一次會議，參加的有王明、康生等13人。會議對這個初稿進行了認真的討論和集體修改，最后確定了《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初稿。共產國際七大期間，中共代表團曾將《八一宣言》送交斯大林，得到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同意后，以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義于1935年8月1日發表，故稱《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當然也有很多延續了此前歷史慣性的句子，但主要內容卻令時人耳目一新：

　　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鄭重宣言：我們不僅對于日寇對我國的領土侵略和內政干涉，表示激烈的反抗；就是對于日寇提出解散國民黨黨部和藍衣社組織底要求，也表示堅決的抗議。在共產黨及蘇維埃政府看來：一切中國人的事，應由中國人自己解決，無論國民黨和藍衣社賣國殃民的罪惡如何滔天，但其應否存廢問題，日寇絕無置喙的余地。

　　有些內容雖然也是“老生常談”，卻也另有新意——擴大了統一戰線的范圍：

　　……當今日我亡國滅種大禍迫在眉睫之時，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再一次向全體同胞呼吁：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閱墻外御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為抗日救國的神圣事業而奮斗。

　　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特再一次鄭重宣言：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與紅軍之間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任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為，而且愿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

　　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國防政府”的“行政方針”，也就是后來著名的“抗日救國十大政綱”，這個“行政方針”較之于1934年4月20日由宋慶齡等簽署的《中國人民對日作戰基本綱領》的六項內容更為完善，也更為明確，而以“中華蘇維埃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會員”的名義面世，在中國國內政治實力的博弈格局中也具有更為重磅的分量：

　　㈠抗日救國收復失地。

　　㈡救災治水安定民生。

　　㈢沒收日帝在華一切財產、充作對日戰費。

　　㈣沒收漢奸賣國賊財產、糧食、土地，交給貧苦同胞和抗日戰士享用。

　　㈤廢除苛捐雜稅、整理財政金融、發展工農商業。

　　㈥加薪加餉、改良工農軍學各界生活。

　　㈦實行民主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

　　㈧實行免費教育、安置失業青年。

　　㈨實行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護僑胞在國內外生命、財產、居住和營業的自由。

　　㈩聯合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民眾（日本國內勞苦民眾、高麗、臺灣等民族）作友軍，聯合一切同情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民族和國家，對一切對中國民眾反日解放戰爭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國家建立友誼關系。

　　宣言還倡議成立國防政府，作為救亡圖存的臨時領導機關；一切愿意抗日的軍隊共同組成統一的抗日聯軍，實行宣言中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雖然名為《八一宣言》，但其公諸于世的時間卻是在10月1日——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后，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在莫斯科將宣言編入在巴黎出版的《救國報》第10期，然后航寄到巴黎，于10月1日全文公布。

　　《八一宣言》很快就在國內外得到了廣泛地傳播。林育英把《八一宣言》的主要內容帶給在黃土高坡閉塞空間的張聞天、毛澤東等人時，蔣介石、張學良、馮玉祥、閻錫山等一干“黨國大員”們，也都先后得到了這份宣言——甚至有可能比中共中央領導人更早，從而也開始設法打通與共產黨的聯系，以尋求“政治解決”的共識與辦法。

　　《八一宣言》的確有著重大意義，這也是王明這輩子干得最正確也最漂亮的活計。

　　林育英是在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尚未結束時就接受了派遣回國的任務的。經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批準，林育英化名張浩，熟背了有關信息而隨身不攜帶任何文件，與蘇聯受訓過的密電員趙玉珍同行，扮成商人牽著駱駝，取道外蒙，穿越沙漠，艱難跋涉了一個多月，終于11月中旬來到陜甘蘇邊定邊縣，與當地黨組織取得了聯系。當地黨組織致電黨中央核實，黨中央派了鄧發將來到定邊迎接了林育英。爾后，在定邊縣赤衛隊的護送下，林育英不辱使命，終于來到瓦窯堡，找到了與共產國際長期失去電訊聯系的中共中央。

　　張聞天非常興奮，當即致函毛澤東，通報林育英已到瓦窯堡以及他帶來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精神和《八一宣言》主要內容的信息。25日，再函毛澤東，就抗日統一戰線策略，紅軍行動方針、改變對富農的政策等重大問題，征求毛澤東和前方領導同志的意見，并隨函附送為中央起草的《關于改變對富農策略的決定》草稿等文件。[9]

　　11月28日，由張聞天主持起草，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主席、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名義發布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抗日救國宣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與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特向全國人民宣言，不論任何政治派別、任何武裝隊伍、任何社會團體、任何個人類別，只要他們愿意抗日反蔣者，我們不但愿意同他們訂立抗日反蔣的作戰決定，而且愿意更進一步的同他們組織抗日聯軍與國防政府。”

　　這個宣言也提出了這個“國防政府”的“十大綱領”：

　　㈠沒收日本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財產作抗日經費。

　　㈡沒收一切實國賊及漢奸的財產救濟災民及難民。

　　㈢救災治水安定民生。

　　㈣廢除一切苛捐雜稅，發展工商業。

　　㈤發薪發餉，改良工人士兵及教職員的生活。

　　㈥發展教育，救濟失學的學生。

　　㈦實現民主權利，釋放所有的政治犯。

　　㈧發展生產技術，救濟失業的知識分子。

　　㈨聯合朝鮮、臺灣、日本國內的工農及一切反日力量，結成鞏固的聯盟。

　　㈩對中國抗日的民族運動，表示同情、贊助，或守善意中立的民族或國家，建立親密的友誼關系。[10]

　　看得出來，除去各項的先后順序外，這幾乎就是《八一宣言》的克隆。林育英回國時不便攜帶原文，張聞天等得到的是林育英憑記憶傳達的口頭版本，順序及個別用語或內容的不同，應該屬于情理之中。這也說明，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新戰略和《八一宣言》的新精神，與中共中央要投入抗日救亡的大潮，以及他們正在調整中的政治軍事戰略，產生了不謀而和，高度互洽的效果！

　　中共中央因此迅速地實行了戰略轉變，形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方針。

　　而且，林育英的到來，對促成黨內團結，也產生了非常積極的作用。

　　林育英從天而降，那就是“北方吹來十月的風”啊！

　　林育英、林彪與毛澤東的合影

　　注釋

　　[1]《張聞天關于林育英已到瓦窯堡致毛澤東函（概要）（1935年11月20日）》，《張聞天年譜·上卷（1900～1941）》第281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2]陳再凡：《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第238頁，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

　　[3]陳再凡：《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第237頁，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87年4月第1版。

　　[4]威廉·皮克：《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開幕詞（1935年7月25日）》，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31～1937）·第17輯》第76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5]《法西斯的進攻和共產國際在爭取工人階級統一、反對法西斯的斗爭中的任務（摘錄）（根據季米特洛夫的報告作出的決議，1935年8月20日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通過）》，《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31～1937）·第17輯》第134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6]威廉·皮克：《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開幕詞（1935年7月25日）》，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31～1937）·第17輯》第76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7]季米特洛夫：《關于法西斯的進攻以及共產國際在爭取工人階級團結起來反對法西斯的斗爭中的任務（摘錄）（1935年8月2日）》，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31～1937）·第17輯》第104～第105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8]威廉·皮克：《關于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工作（摘錄）（1935年7月26日）》， 《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文獻資料選輯（1931～1937）·第17輯》第89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

　　[9]《張聞天關于林育英已到瓦窯堡致毛澤東函（概要）（1935年11月20日）》，《張聞天年譜·上卷（1900～1941）》第281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10]《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抗日救國宣言（1935年11月28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7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林育英葬禮上，毛澤東為之抬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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