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一、強渡嘉陵江戰役和西進岷江戰役是本省長征資源的重頭之一：嘉陵江戰役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紅軍進行的最大規模的強渡江河戰役，紅四方面軍由此開始長征，并與四渡赤水搶渡金沙江的中央紅軍形成了戰略上的呼應之勢。西進岷江戰役本身就有策應正在搶渡金沙江及北上的中央紅軍的任務。這兩個戰役的脈落都需要梳理。

　　二、這兩個戰役的時間界定及其梳理

　　㈠嘉陵江戰役

　　1935年3月28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發起強渡嘉陵江戰役。

　　根據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撰的《中國軍事歷史百科全書·軍事歷史Ⅰ》“強渡嘉陵江”條目的解釋[1]和《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有關內容[2]對這次戰役的時間界定是一致的：從1935年3月28日發起開始發起渡江戰始，迄至4月21日紅四軍占領北川縣城為止，戰役共進行了24天。其中包括渡江戰役（含攻占劍門關戰斗）、青川與甘肅文縣交界處與國民黨中央軍胡宗南部的攻防戰斗、平武的攻城戰斗，以及江油、彰明間的圍城打援戰役。

　　在這24天里，紅四方面軍先后從北起昭化、南至南部共20個渡口發起強渡和偷渡，突破了國民黨川軍的嘉陵江防線，共殲國民黨軍12個多團約1萬人，攻克縣城8座，控制了東起嘉陵江、西迄北川、南起梓潼、北抵川甘邊界縱橫各100余公里的廣大地區，為紅四方面軍向川甘邊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并從戰略上配合了中央紅軍的行動。

　　㈡西進岷江峽谷

　　關于紅四方面軍西進岷江峽谷的行動，現在沒有一個統一的界定和概括。根據現有的史料，我們認為可以從紅四方面軍發起土門、千佛山戰役為始點，國民黨川軍被迫停止進攻為止，即：1935年4月底～5月22日。其間，國民黨川軍在該地區先后投入兵力約20個旅，被我紅四方面軍殲滅1萬余人。此外，紅四方面軍先后攻占了茂縣、威州（今汶川縣城），并發起過一打松潘戰斗。此次戰役，為保障方面軍西進，與黨中央和紅一方面軍勝利會師作出了重要貢獻。

　　本次考察（包括2022年度的首次考察和本年度的第二次考察），主要是根據以上界定的范圍進行。

　　三、在本省以往的強渡嘉陵江戰役和西進岷江戰役的史料整理和研究中，是分區域和分縣域進行，發掘和整理出了許多寶貴的資源。但因為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在長征結束后西路軍失敗時，銷毀了所有文電，故對這次戰役的研究缺乏很多原始文獻資料，而只能根據相關當事人（國共雙方）的回憶文字，以及地方史志和群眾口碑來作研判。此外，過去關于這次戰役的研究是分域（嘉陵江沿岸渡口和出發地分屬廣元、南充市的4個縣域（市轄區）展開的（如果包括渡江后持續到西進岷江峽谷之前的行動，那還要包括綿陽市一些縣域）即：利州、昭化、朝天、旺蒼、劍閣、青川、蒼溪、閬中、南部、儀隴、綿竹、梓潼、綿陽（游仙）、鹽亭、北川、安縣、江油、平武等三地市18個縣域。很長時間以來，各區域按“越境不書”的原則各自敘事，而這場規模宏大的戰役又是一個系統和連續的軍事行動。這就必然產生諸多矛盾和問題，甚至于可以影響到對于這場戰役的意義和價值的評估。這是一個短板，需要彌補，以為系統的全面的打造本省長征文化公園提供更為可靠、系統、嚴謹的史料史學依據。

　　由于紅四方面軍戰史資料的缺失，地方史料史志資料就顯得十分重要。建國以來，這個地區的史志工作者們經過不懈的努力，取得了相當可觀的成果。如對強渡嘉陵江之前的王家壩渡江軍事會議的會址的認定（今為廣元市昭化區的王家鎮），以及西進岷江前的江油軍事會議會址的推測，對青川與甘肅文縣交界處摩天嶺、懸馬關、平臺山等地點的考據和認定，都是很有價值的成果。

　　四、這次考察并不是對這兩個個戰役的全面考察（資金和時間都還不具備條件），而只是對這兩個戰役的基本脈絡進行梳理。其余全面性的考察踏勘，今后在條件具備之后，將繼續進行和完成。

一、渡江行動及戰斗

　　1935年春，紅四方面軍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于最近時期實行向嘉陵江以西進攻”的?議電[3]，決定發起嘉陵江戰役，以策應中央紅軍的作戰。經過一系列的準備后，紅四方面軍于1935年3月28日夜開始實施西渡嘉陵江的戰役行動。

㈠戰役計劃的確定與發布

　　根據《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的記載，渡江前的1935年3月初，徐向前總指揮率紅九軍軍長孫玉清、紅三十三軍軍長王維舟、紅三十軍八十九師政治委員杜義德和參謀人員等，沿江東岸跋涉了數百里，尋找發起強渡的渡河點。[5]紅四方面軍在沿江各縣的黨政組織的配合下，進行了打造渡船和戰前訓練的準備。

　　因為原始檔案文獻的缺失，《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對渡江部署的陳述也很概略：

　　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親自率領有關人員，沿江勘察地形、水文等情況，并根據敵寬大正面的防御特點和兵力配備情況，選擇渡江地段，擬定了周密的渡江作戰計劃。決定集中主力，選擇敵人防御薄弱環節實施多路而有重點的突破。突破成功后，先以穿插、迂回戰術消滅沿岸防御之敵，奪取要點，而后則以主力向敵縱深發展，占領嘉陵江、滔江之間廣大地區，打開戰場，求得在運動中大量殲滅敵人，從而為下一步向甘南發展創造條件。關于突破敵人江防的兵力部署是：

　　第30軍實施主要突擊，從蒼溪以南之塔子山附近突破，消滅江防守敵后向劍閣方向進攻，并協同第31軍消滅劍門關之敵；

　　第31軍從蒼溪以北鴛溪口突破，而后消滅劍門關守敵，并迅速向廣元、昭化方向發展，以打擊鄧錫侯部和阻擊甘南之胡宗南部南下，保障右翼安全；

　　第9軍于閬中以北澗溪口突破，而后以一部協助第30軍發展進攻，另一部負責消滅南部之敵，保障左翼安全；

　　第4軍為方面軍第二梯隊，除相機支援一梯隊消滅沿江之敵外，在第一梯隊渡江成功后，于蒼溪渡江，以一部向南迂回，協同第9軍消滅南部守敵，主力向梓潼方向發展。

　　方面軍炮兵團配置在蒼溪塔子山上，掩護第30軍強渡。

　　上述計劃一經實現，即以主力向滂江沿岸推進。為了勝利完成渡江作戰任務，方面軍號召所有參加這一戰役的部隊，要以最大努力克服一切困難，迅速完成渡江作戰的各項準備工作。[6]

　　嘉陵江戰役是個規模很大的戰役，不光是紅四方面軍戰史上規模空前，就在整個紅軍戰史上也是規模空前，可以說是土地革命戰爭中紅軍強渡江河的規模之最。那么戰前應該召開過軍事部署會議，而且規模和人數都不會小。紅四方面軍電臺很少，無線電通訊并不發達（有線電話很發達，但也有容易被竅聽之虞）。開個方面軍級部署會不光是必要，也是必需。但由于前述原因，關于這次會議的時間、地點、人數和規模，都找不到原始檔案文獻的印證。《紅四方面軍戰史》只用簡略陳述，也是有其合理緣由和客觀困難的。

　　但是，廣元地區的地方綜合當事者回憶文字和群眾口碑，提供了相當的參照和參考，可以幫助印證或佐證這次會議的情況。

1.王家壩軍事會議

　　嘉陵江戰役渡江部署是何時決定，何時下達的？這是嘉陵江戰役的第一個疑問，迄今仍未得到完關整準確的考證成果。目前能查閱到的地方史志資料中，僅有一個在今廣元市昭化區王家鎮原蒲家大院召開的“王家壩軍事會議”。關于這次會議，地方史志資料中是1935年3月中旬召開的，議題是進行渡江部署和檢查渡江準備工作，前后開了7天。但關于這個會議是哪個級別的會議，卻各說不一，有稱是紅四方面軍全部連以上干部會議，有稱是駐廣元地域的紅三十一軍的軍事干部會議。[7]雖然仍不能確認究竟是哪一級的軍事會議[8]，但這次會議召開的時間卻為研究嘉陵江的策劃和部署提供相對準確的時間參考點，我們也可以根據這個參考點大致確認強渡嘉陵江的部署下達的時間區間——1935年3月中旬：3月上旬，徐向前總指揮率部分軍、師干部和參謀人員，親自踏勘沿江一線，選擇了強渡發起的渡口和各部進軍路線；3月中旬，確定并下達了相關的軍事部署，參戰各部隊進行了戰前準備和戰前動員……

　　這個大致的時間區間確認以后，許多相關的問題也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答和解釋。

　　比如，紅四方面軍渡江出發地的問題。紅四方面軍總部、黨政領導和機關及后方部門民，都是在1935年3月28日戰役發起后，從旺蒼地域進至沿江渡口過江的，所以旺蒼是紅四方面軍開始長征的出發縣，是順理成章而沒有疑義的。

　　但今儀隴縣是否應為紅四方面軍開始長征的出發地之一，迄今仍有不同認知乃至爭議。

　　渡江部署確定之時（1935年3月中旬），紅九軍主要活動于今儀隴縣地域。在渡江部署確定和下達之后，為執行“于閬中以北澗溪口突破，而后以一部協助第30軍發展進攻，另一部負責消滅南部之敵，保障左翼安全”的部署，于3月下旬（25日之后）從儀隴縣域分別轉移至閬中、南部地域，3月28日后陸續渡江，完成了占領今南部縣城的任務。

　　也就是說，紅九軍是為執行渡江部署（也就是紅四方面軍開始長征的部署），從今儀隴縣域向閬中、南部的沿江渡口轉移的。所以，今儀隴縣域應屬于紅九軍開始長征的出發地——也就是紅四方面軍開始長征的又一出發地。

　　這個情況，與中央紅軍開始長征時的紅九軍團長征出發地的確認相類似：一般認為，中央紅軍長征的長征出發點是1934年10月10日，這是根據黨中央從瑞金出發開始的時間為依據的。但紅九軍團在3天前的10月8日才從福建長汀出發趕到今瑞金地域，但福建省和汀州市卻仍被認定為中央紅軍的長征出發地：依據就是1934年10月7日中革軍委發出轉移集結令，是屬于中央紅軍開始長征的部署，紅九軍團是因為執行這個部署，從長汀趕往瑞金的，在福建省域內的行軍距離不超過百里，但仍然不影響福建省和汀州市是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地的歷史地位——毛澤東同志為長征作總結的“縱橫十一個省”，就包括了福建省在內。

　　綜上，我們認為，儀隴縣應為紅四方面軍的長征出發地（縣）之一。

　　即：旺蒼，儀隴，均為紅四方面軍開始長征的出發地。（待續）

　　注釋

　　[1]中國軍事百科全書軍事歷史·軍事歷史Ⅰ》（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編審委員會）（第2版）第416～第417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14年12月第1版。

　　[2]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第248～第254頁，解放軍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

　　[3]中央政治局及軍委為紅軍主力入川致四方面軍電（1935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及軍委為紅軍主力入川致四方面軍電（1935年1月22日）》，《紅軍滇黔馳騁史料總匯》（中）第356頁，軍事科學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4]《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第250～第251頁，解放軍出版社2017年7月第1版。

　　[5]1935年）3月中旬紅四方面軍在廣元縣王家壩召開了渡江戰役會議．部署檢查渡江準備工作。——《廣元縣志》第293頁，四川辭書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1935年3月中旬，駐廣元的紅三十一軍在王家壩召開為期七天的軍事干部會，進行戰前動員和具體部署。——《川陜蘇區·廣元卷》第93頁，四川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1935年）3月中旬，紅四方面軍又于王家壩召開了為時七天，四百余人參加的軍事會議（連長以上干部都參加），進一步研究了作戰方案，并具體部署了渡江戰役的整個作戰行動。——《紅軍在廣元》）（廣元縣黨史工委）第17頁，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王家壩軍事會議訪問記錄》，《紅軍在廣元》）（廣元縣黨史工委）第797～第800頁，成都科技大學出版社1985年1月第1版（該書附錄10還有《王家壩軍事會議訪問記錄》（第797～第800頁）。

　　[6]根據已知情況，我們認為這是紅三十一軍召開的會議之可能性居大：四百多名連以上干部參加的會議，會期七天，參會干部分布在沿江數百里地帶，連以上干部不配馬匹，徒步前來及返回至少得三天以上，這么長時間干部不在位，對部隊的渡江準備和管理工作也會帶來影響。所以不太可能是方面軍一級召開的會議，應為紅三十一軍召開的檢查和落實部署和檢查準備工作的會議——紅三十一軍就駐扎在廣元地域，就近開會的往返不會有太長時間。此間的群眾口碑（如《王家壩軍事會議訪問記錄》），只有佐證和參照作用——群眾不可能清楚這是哪一級別的軍事會議，言及的張國燾等此間活動，仍需要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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