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10日，曾經作為新中國農業戰線一面紅旗的劉莊村村兩委全票通過：不愿意享受集體紅利的村民可以獲得按比例分配的家庭承包責任田。

　　而在更早前的9月25日，劉莊已經與四川德陽的蜀中藥業集團簽訂協議：在承債化債的基礎上，以債轉股的方式受讓劉莊華星藥廠、綠園藥業約60%的股權，將集體性質的華星藥廠改制成有限責任公司，劉莊方占股約40%。

　　堅持了70多年、創造過輝煌歷史的劉莊集體經濟道路，最終還是走向了終結。

　　英雄末路，令人扼腕。

　　劉莊村位于河南新鄉七里營鎮。解放前，劉莊是當地有名的“長工村”，“十里草木香，最窮數劉莊，住的茅草房，糠菜半年糧”，唱的就是舊時的劉莊。

　　1952年12月，22歲的全國民兵英雄史來賀當上了劉莊村黨支部書記，這一干就是51年。

　　史來賀是土生土長的劉莊農民領袖，解放戰爭時期就擔任了民兵隊長，1949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是毛主席教育出來的優秀戰士。

　　1953年春，上任不久的史來賀積極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在劉莊帶頭興辦農業合作社，組織平整土地攻堅隊，帶領劉莊群眾車推、肩挑、人抬，起崗填溝，拉沙蓋堿，大搞農田水利建設，用了10多年時間，搬動200多萬土方，建起了旱澇保收的豐產田。1957年，劉莊千畝棉田平均畝產皮棉111斤，走到全國前列，劉莊也因此一掃解放前的貧窮與屈辱，一躍成為全國農村的先進典型。

　　史來賀作為毛主席的好學生，難能可貴之處不僅在于他有“埋頭拉車”的精神，還有“抬頭看遠”的品格。

　　1956年，很多地方刮起“小社并大社”之風，史來賀卻堅持劉莊“一村一社”，遭到排擠、迫害。這時傳來了毛主席的聲音：中國農村情況復雜，從目前來看，一村一社比較好。劉莊才保住了羽翼未豐的集體經濟。大躍進時期，吳芝圃治下的河南省是“五風”泛濫的重災區，史來賀卻堅決抵制浮夸風，拒絕虛報產量。

　　1961年，河南省又跟著刮起了“單干風”，周圍村莊紛紛開始擴大自留地、分養牲畜，史來賀卻帶領劉莊群眾抵制單干，堅持以大隊為基礎，又成了“不退”的典型，得到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肯定。

　　1964年，在劉莊的農業得到發展和鞏固之后，史來賀又帶領劉莊群眾開始興辦畜牧場、養豬場，成為劉莊村發展商品經濟的突破口。70年代中期開始，劉莊人在發展畜牧業的基礎上，衍生出了奶粉廠、冰糕廠、乳品加工廠。接著，劉莊人又陸續建立起食品廠、造紙廠、淀粉廠……

　　毛主席關于興辦“社隊企業”、“農村辦工業”的偉大構想，在劉莊得到了充分的實踐。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大包干”自上而下席卷全國，不愿意包產到戶的劉莊成了名副其實的“釘子戶”，作為農業戰線一面旗幟的劉莊成了上上下下關注的焦點。為了讓劉莊將集體散伙讓個人承包，省里派了十多個人的工作組，開大會、小會動員社員。廣大劉莊社員深知劉莊的集體經濟來之不易，紛紛不同意分；工作組就威脅要把史來賀“選掉”，這引起了社員的憤怒。最終，史來賀找出了“宜統則統，宜分則分”的中央文件精神，才保住了劉莊的集體經濟。

　　靠著集體經濟的積累和優勢，劉莊于1985年建起高科技企業——河南新鄉華星藥廠，并逐步發展成中國最大的肌苷生產廠家和中國國內最大的抗生素原料藥生產基地之一。

　　到2003年史來賀去世前，劉莊村的企業固定資產近10億元，年上繳利稅4500萬元。

　　在發展集體經濟的同時，劉莊也在不斷改善群眾生活。1981年，劉莊人全部搬進一戶一院，雙層向陽樓房；1994年又建起了14幢140套五層單元樓房，每戶四室兩廳一廚一衛，人均住房面積達35平方米；2000年，又規劃建設了400套第三代住房——設施完備的現代化、智能化、花園式農民別墅。

　　村里還建起了科技大樓、衛星地面接收站和電視差轉臺，開辦了圖書館、閱覽室和青年民兵之家，每年訂閱500多份科技報紙雜志，為村民學習科學文化知識創造條件。

　　在發展過程中，劉莊逐漸形成了以農促工、以工建農、農工商并舉的發展格局。全村剩余耕地面積1050畝，僅由19名農業工人集體耕種；工業則以華星醫藥為龍頭，涉及電廠、淀粉糖廠、機械廠運輸公司、商業公司、酒店等，而僅醫藥產業就占全村總產值的80%以上。

　　到了2011年，劉莊村民可享受的住房、教育、醫療福利高達49項，戶均存款近百萬；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2.9萬元，這是當年全國農民平均純收入的4.16倍，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的1.33倍。

　　按照市場經濟的評價標準，這樣的劉莊，的確稱得上中原首富村的稱號，但危機也隱含其中。過高的村民分紅固然撐住了“首富村”的“門面”，但無疑也讓劉莊的企業背上了沉重的發展包袱。這背后同樣還存在“剝削外來工”的問題——不僅僅體現在劉莊村民相同崗位工資高出外來工1/3，還有額外的高福利和年底分紅。這種“富裕”觀念恰恰是市場社會馴化的結果。

　　而醫藥為主的單一產業結構本身就蘊含著巨大的市場風險。2015年，在環境污染治理的大局下，華星藥廠和綠園藥廠多次受到環境處罰，被勒令停工。不斷遭遇停產停工的情況下，劉莊的兩家醫藥企業開始出現資金鏈斷裂問題，2016年-2020年，僅華星藥廠被強制執行7次，涉及金額近2.7億元；綠園藥業等關聯企業同樣形成了大量不良資產。時至今日，劉莊已經背負了60984萬元的債務總額以及 37000 萬元的利息及罰息。

　　2022年5月，劉莊就已經推出過一次改制方案。新的股改架構中，劉莊村集體占股40%，剩下60%由全村農戶分配，但這個方案最終沒有推行下去，因為村集體和村民手上沒有那么多錢能夠盤活企業，直到前不久等來了本文開頭提到的蜀中藥業集團。

　　造成今天這樣的局面，前面筆者提到的“高分紅”只是其中一方面的原因，甚至是很次要的原因，而更主要的原因來自于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僅有2000左右人口的劉莊，也僅僅是一個企業集團，同樣要參與市場競爭，同樣也逃脫不了一般企業興衰成敗的命運，特別是單一產業結構面對環保大局的“一擊必殺”。

　　這是市場經濟的普遍現象，但無疑會被某些人用來攻擊“集體經濟不行”、“社會主義不行”。真相恰恰相反——集體主義的劉莊相對于市場經濟的汪洋大海只是一座孤島，不是“集體經濟不行”，而恰恰是劉莊的集體經濟體量太小，還必須服從市場規則、行政法則，抗風險的能力也就不可能大。

　　第二，列寧講小生產無時無刻不產生資本主義、兩極分化，而劉莊卻是處在市場經濟的汪洋大海中，外部的小生產、私有觀念無時無刻不在侵蝕著劉莊的每個成員。史來賀書記在的時候，還能抓思想教育工作，而且史來賀書記本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他自己的住宿條件、村集體的辦公條件都是最后改善的）的精神以及巨大的人格魅力，既給劉莊人形成了榜樣的力量，對于內部的宵小之輩也形成了巨大震懾。但是，史來賀書記去世之后，榜樣與震懾就不存在了，外部的侵蝕、內部的分化、奢靡之風、腐敗之風也就不可避免地席卷而來。

　　第三，劉莊在市場大潮長期搏殺中能夠屹立那么久，同樣是“能人治理”的結果。“能人治理”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接班人難以樹立新的權威，傳統宗法社會同樣在劉莊內部的管理層締結出裙帶關系形成掣肘；而另一方面，普通村民多年來沒有參與管理建設，管理層沒有得到有效的監督，也沒有形成有效的人才培養和聘用機制。一句話，就是史來賀書記走了之后，劉莊既沒有形成有效的民主，也沒有形成有效的集中，從而導致劉莊的發展決策以及企業的生產經營出現重大問題。“人亡政息”的現象，再一次在劉莊上演。

　　雖然劉莊的集體經濟道路面臨著終結的風險，但是，劉莊群眾在新中國成立之后依靠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擺脫貧困的光榮歷史仍舊為中國廣大農村指明了唯一的出路；問題不是出在公有制和集體經濟本身，而恰恰在于公有制和集體經濟不可能孤立地存在于一兩個劉莊、南街村這樣的“孤島”，劉莊需要的是社會主義的“舉國一盤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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