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無禁止皆可為”應該屬于典型的精致利己主義口號，或者說體現(xiàn)了流氓資產階級的無底線積累的路徑，其實質在于否定了統(tǒng)治階級應該背負的公共性要求和社會責任倫理。
法無禁止皆可為，其界限并未止步于真正的遵紀守法，其在現(xiàn)實中間演化為“只要沒有抓到我就可以干”，或者“抓到我之后的懲罰小于收益”或者能夠找到購買枉法服務機會，就依然可以干，這是犯罪式積累猖獗的（實際）生產關系方面。
劉世錦的話術，目的是掩蓋流氓資產階級的犯罪式積累路徑，資本主義社會及其經營也是有公共性要求的，流氓資產階級的主要特點是拒絕公共性和底線；與此緊密相關，幫閑文人的話術和修辭，則集中于用各種話術去消解公共性和底線，解除個體或者企業(yè)應該背負的公共性要求，這本身就構成犯罪式積累的體制化支持力量——表現(xiàn)為用一種意識形態(tài)話術的慣常經營，去解除資本積累過程需要主動背負的主動自律和公共責任。
企業(yè)經營需要遵守契約精神，不能夠越過法律底線，這些底線方面從不存在絲毫含糊，但是，為什么房地產這樣的暴利行業(yè)，被玩出來一個個窟窿帝國呢？顯然，是犯罪式經營反復突破底線，同時，各種制約與懲處力量都沒有跟上。過低的犯罪成本與風險，過高的犯罪收益，顯然會助長犯罪式積累的日益增加，并固結為一種扭曲的生產關系或者營商環(huán)境。目前，這才是中特資本積累體系的關鍵短板，劉世錦們看不到嗎？顯然并不會，他并不是看不到——企業(yè)經營受到的行政與司法束縛到底是過多還是過少？他長期在反面經營的那種話術——假裝看不懂公共性要求和底線，無非是服務于犯罪式積累的最大化而已。
企業(yè)在經營過程中間，需要主動背負基于公共性的責任，本身不是政府強迫的結果，而是屬于資本經營內在的公共關系范圍——需要對內外部的利益攸關者主動背負契約責任，以及契約責任之外的公共性要求。流氓資產階級的犯罪式積累，其典范模式例如P2P金融和許家印們的窟窿帝國模式，實際上已經是在大量背棄契約責任，這已經全面侵蝕到資本主義制度可持續(xù)經營的市場基礎了。
流氓資產階級及其犯罪式積累，屬于精致利己主義行為模式的法人經營表現(xiàn)，是偷奸耍滑制度化的生產關系固結，依靠政府或者法律調節(jié)基本上無效的，需要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力量才能夠糾偏——典型歷史樣板是從民主改革到五反運動的新政治力量重建過程，及其從內部對資本經營就起到監(jiān)督改造作用的政治機制。
如果行政調節(jié)永遠有效，政治建設就永遠不需要了；生產關系墮落如此，顯然是數十年日積月累之功，犯罪式積累的猖獗本身反應出“存在之合理”——各種政治經濟文化建設固結之后的“非法”生產關系固化，這已經是一種力量對比了。不改變此種力量對比，就幻想行政調節(jié)，誰的行政，誰來調節(jié)？劉世錦本身就是某某權威機構的自辦喉舌的聲音，沒有新力量出場，他們就是力量和格局本身，他們的呼吁并不是因為感受到了威脅，而是想要進一步的劣化空間——走向更多更大的犯罪式積累空間。
資本積累永遠不會饜足，即便是出了許家印那種行業(yè)性的犯罪式積累模板，他們也依然不會就此停步和產生自覺的反省，而是只要有可能，就傾向于追求更多的犯罪式積累空間，劉世錦的話術就是為這個目標而努力的。劉世錦等人的話術之流行，也顯然是現(xiàn)實容許那樣的可行性——既然沒有反對力量出場，甚至連反駁的聲音都沒有，當然是假借和壟斷改革的合法性和名義繼續(xù)推進了——如同民間諺語所言是“泥田打樁，打一步進一步”。在劉世錦們看來，打樁的空間還大大的有，不繼續(xù)打樁才是傻帽，什么血管里流淌道德的血液，那東西從來都是拿來騙老百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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