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近年來,農村天價彩禮事件多次引發輿論關注,因高額彩禮產生的矛盾甚至惡性案件也日益增多。2021年以來,“中央一號文件”連續三年對治理高額彩禮、移風易俗提出工作要求。
對此,著名“三農”學者溫鐵軍教授深入探討了農村結婚商品化、生育率下降和離婚率上升等現象及其對社會和家庭關系的影響。從高昂的結婚成本到房地產過剩危機,再到激進城市化對農村社會結構的沖擊,溫教授為我們揭示了農村成本被推高的多重因素。同時,文章也展現了鄉建青年如何在城市化大潮沖擊下不忘初心、守正創新,為鄉村振興注入新的活力。
注:本文根據溫鐵軍教授《溫言鐵語》講座綜合整理。
關鍵詞
高額彩禮 房地產 精神文明 生育率下降
農村空心化 鄉建青年 城市化 中國式現代化
01
農村社會關系被商品化,結婚難、離婚率高、生育率下降
近期,婚姻家庭問題成為了公眾熱議的焦點。普遍觀點認為結婚門檻高、婚姻穩定性下降,離婚率顯著上升。
眾所周知,現在結婚所需承擔的經濟成本非常沉重,這一現象在農村地區尤為突出,結婚相關費用之高令人咋舌。
在許多農村的頭婚市場中,彩禮金額常高達約30萬元,就算一般地方也需15萬至20萬元不等。武漢大學社會學院近期在全國各地農村的一項調研顯示,河南、河北、山東、山西、陜西、青海、寧夏、甘肅、安徽等地農村的彩禮普遍達到了20萬——30萬元。在江西一些農村地區,50萬元左右的彩禮數額占據主流。
因為頭婚成本過高,除了要付幾十萬的彩禮之外,還要再加上房子和車子。據媒體報道,在山東、河南、甘肅一些縣區,彩禮存在“萬紫千紅一片綠”“一動不動”等說法,其中“萬紫千紅一片綠”是根據人民幣顏色而來的通俗說法,包括一萬張5元、一千張100元和若干50元,算下來超過15萬元;“一動”則指小轎車一輛,“不動”指在城區有一套房子。這是一般人特別是年輕人支付不起的。于是就催生了二婚市場,其彩禮相對較低,約為10萬元左右。
這種商品化的市場婚姻的結果,是人們并不是因為感情上戀愛結婚,而是因為迫于社會壓力,又要籌到很大的一筆款子才能支付這種結婚成本。因此,婚后因經濟壓力引發的家庭矛盾頻發,進而影響夫妻感情,離婚現象屢見不鮮。
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審理涉彩禮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也指出:“近年來,多地彩禮數額持續走高,形成攀比之風。這不僅背離了彩禮的初衷,使彩禮給付方家庭背上沉重的經濟負擔,也給婚姻穩定埋下隱患,不利于社會文明新風尚的弘揚……從司法實踐反映的情況看,涉彩禮糾紛案件數量近年呈上升趨勢,甚至出現因彩禮返還問題引發的惡性刑事案件。”
此外,離婚手續的簡便化也加劇了婚姻的不穩定性。如春節期間網絡流傳的離婚排隊現象,便是婚姻與家庭關系脆弱的直觀體現。這種不穩定進而影響到代際傳承,許多家庭因不愿承擔育兒壓力而選擇成為丁克家庭,或即便有子女也拒絕生育二胎。其中,負擔過重成為主要原因。尤其在傳統偏好男孩的觀念下,如果家里有一個男孩,支付的這個結婚成本就很高了;如果兩個男孩,父母的負擔就過重了。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到2020年,中國農村地區0歲至4歲幼兒數量占全國同年齡段幼兒比例已低于農村全年齡人口占全國比例。不僅農村生育水平大幅下降,全國生育率同樣面臨整體低迷的問題。
從婚喪嫁娶等社會關系的商品化視角來看,人與社會正遭受資本的深刻異化,這一趨勢非常難以克服。而這個趨勢和我們國家所要求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的中國式現代化相去甚遠。
02
為了消化房地產過剩危機加重了農村人文社會衰敗
隨著婚姻商品化的趨勢日益嚴重,我們不禁要問,這一現象背后的深層原因是什么?是社會的變遷導致了這一結果,還是某些特定的經濟因素在起作用?事實上,農村婚姻成本的飆升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與當前社會經濟的整體環境緊密相連。尤其是房地產市場的不穩定和激進城市化的推進,更是為這一現象提供了溫床。
我們進一步剖析應該看到,這些年隨著房地產資本的擴張,深入到縣以下,有些地方甚至連鄉鎮這一級都在搞房地產。因為房地產實際上是嚴重過剩,房地產捅下的窟窿,包括地方的債務、銀行的借款等,這些都是泡沫化的。一個房地產泡沫帶起來了金融泡沫、債務泡沫,形成“三泡危機”。而房地產金融化、債務化,這些都是很難用正常的商品房的出售來緩解的。
在此背景下,不少地方采取了不盡合理的政策措施。例如,強行將教育資源向城市集中,尤其是縣級城鎮,盡管人口流失嚴重,卻試圖通過購房門檻來吸引周邊農村居民進城,以刺激房地產消費。同時,醫療資源也向城市集中,2019年新冠疫情暴發后,鄉村醫療資源的匱乏問題再次凸顯,多數村莊缺乏醫療設施和醫生。這種公共資源的不當集中,使得農村居民只有在城市購房后才能享受教育和醫療資源,這一做法就是為了緩解房地產過剩危機(從現在來看,造成的結果是加劇了房地產過剩危機),卻加速了農村人文社會和精神文明的衰敗。
當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被商品化,社會風氣逐漸敗壞,不穩定因素日益增多。據有些資料顯示,農村中的彩禮或者叫做結婚的直接成本已經是人均GDP的40到50倍了,那也就意味著個人往往需耗費一生才能承擔這些費用。
在探討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相統一時,我們應回顧歷史上小農村社體系的穩定性,其婚姻關系的長期化是農村社會穩定的基石。
而當前婚姻關系的市場化引發了一系列社會問題,尤其是生育率下降,加劇了農村的空心化現象。
過去,沿海勞動密集型產業吸引了大量農村青年,把農村的青年人抽空了,因為它要的是“掐草尖”嘛。我們知道,原來中國被認為是勞動力供給嚴重過剩的國家,勞動力價格上不去,因此沿海的企業就只去招收那些勞動年齡最優秀的勞工,就是十七八歲到二十六七歲的打工者。這樣使得年輕人紛紛離土離鄉。而現在,又把上學的孩子們,把看病的老人們都抽到城里,這樣就客觀上是人為地造成了農村的空心化。
這一現象與黨的二十大提出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建設相協調的目標背道而馳。當我們說到這個現象的時候,各種各樣的解釋都有,我們也應該包容性地看待各種解釋。
值得注意的是,在當前的鄉村振興和中央一號文件中,農村精神文明建設被賦予了新的重要性。2023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加強農村精神文明建設。”“推動各地因地制宜制定移風易俗規范,強化村規民約約束作用,黨員、干部帶頭示范,扎實開展高價彩禮、大操大辦等重點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推進農村喪葬習俗改革。”這一要求旨在糾正金錢關系滲透鄉村、破壞社會風氣的現象,以符合黨的二十大提出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發展目標。
03
在激進城市化的大潮之下如何守正創新
在探討了房地產市場過剩危機對農村人文社會衰敗的影響之后,我們不禁要思考,在這種背景下,農村社會如何能夠保持其傳統價值和文化,同時又能適應現代化的挑戰?在激進城市化的大潮之下,我們如何能夠守正創新?
這就得提一下在我們十多年來開展鄉村建設的各種活動中,參與到鄉建體系的青年,他們的婚姻關系是長期、穩定的,他們的生育率也遠遠高于一般社會上的生育率。
我們已經搞了兩次集體婚禮,我當時去當了證婚人。參加集體婚禮的鄉建青年可以說是零彩禮,沒聽說過誰一定要問對方要彩禮,要車要房子才能結婚。他們結婚的時候住的是出租房,他們沒車,也沒彩禮。沒有任何一個鄉建青年愿意把自己像商品一樣賣出去。
但有些青年人的家長未必支持,于是他們還得為了年輕人之間的愛情去沖破各種庸俗的社會要求的束縛。其中比較典型的是我的兩個博士生。這倆年輕人都在鄉村務農,他們結婚的時候,男生騎著自行車,把女生放在后座上來參加集體婚禮。這批年輕人就算結婚了。
2015年1月18日小毛驢市民農園第二屆鄉建集體婚禮上,作為證婚人,我在致辭中對大家說:“我在來的路上看到別人結婚,坐的是豪華婚車、奔馳開道;我們這則是在寒風中,毛驢開道。我們沒有那些社會上世俗的東西,但是天雖然是冷的,人的心是熱的。為什么?因為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緣分,叫鄉建緣。我代表我們老一輩的鄉建人,向新一代的鄉建人表示我們誠摯的祝福!沒有你們,就沒有鄉建事業,也就沒有鄉建緣。我給你們鞠個躬,謝謝!”讓人欣慰的是,那些參加集體婚禮的鄉建青年后來一直婚姻穩定,現在他們的孩子已經在地上跑了。
還有一對夫妻,女方是海歸,在高校當教師,男方長期務農。他們之間也沒有那些高低貴賤的俗套,至今家庭關系很穩定,孩子已經挺大了。
早在2003年,我們在河北一個村里創辦鄉建學院時,早先來的第一批年輕人幾乎都是男生。我那時候還對他們說:“我最大的擔心是怕對不起你們的父母,因為怕你們找不著媳婦,生不起娃。我得想著你們父母的期望,可憐天下父母心。”實踐證明我是瞎操心了,當年那批參加鄉建的年輕人都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他們通過集體婚禮完婚,離婚率為零、生育率很高,很多家庭都是兩個孩子,最多的有4個。而且許多鄉建青年至今還在農村從事鄉建工作。
也就是說,他們并沒有被所謂的城市化的大潮激進的過程所吸引,仍然堅持著不忘初心。他們在工作中相互之間結成的友誼,形成的愛情也是牢固的、穩定的。所以我們在村的這些鄉建青年和社會上相比就有很大的不同,他們都在鄉建這個體系內,是自由戀愛的。他們為了共同事業、共同喜好結成家庭。總之,社會上這些陳規陋習,消費主義的庸俗化大潮之下人們的那些庸俗的做法,在鄉建青年的婚姻中幾乎沒有。
從精神文明的角度看,鄉建青年的表現與中央一號文件強調的農村精神文明要求相契合,符合黨的二十大提出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發展目標。這些年來,金錢關系滲透鄉村,破壞了社會風氣,而鄉建青年在婚姻家庭方面的表現則與之形成了鮮明對比。
這讓我回想起年輕時閱讀的俄國革命時期重要人物車爾尼雪夫斯基寫的《怎么辦——關于新人的故事》,書中描寫俄國革命時期,有一批愿意嚴格要求自己的青年人,是怎樣在實踐中鍛煉自己的。如今,鄉建青年同樣在勞動中鍛煉成長,他們也是一批新人,應有屬于自己的故事。
最近,一位從大學時期就參與鄉建調研的年輕人表示要撰寫關于鄉建的書。我建議他以《怎么辦——關于鄉建新人的故事》為題,記錄這些在社會實踐中勇于鍛煉自己、嚴格要求自己的青年。他們所形成的家庭與黨的二十大確立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相協調的中國式現代化特征高度相關。
我們的鄉建青年在婚姻家庭等社會基礎問題上的做法,是一種守正創新,不應被忽視。他們的婚姻家庭體現了移風易俗、維護公序良俗的精神,是一個值得大家關注的現象。
眾所周知,婚姻、家庭、生育等議題一直是學術界關注的重點,相關學術期刊(無論國內還是海外)均設有專門板塊深入討論這些話題。因此,我們的研究團隊需將研究視角聚焦于本次提出的對比之上。
通過多因素回歸分析,我們不難發現,在激進城市化的浪潮下,眾多鄉村正經歷著深刻的衰變。這種衰變的內部根源在于,農民原本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活方式,被縣以下房地產資本的金融化所破壞。特別是四線及以下縣市區房地產項目的盲目擴張,導致了嚴重的過剩現象,進而引發地方債務泡沫破裂。為應對這一危機,縣、鄉、村各級不得不將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資源集中至城鎮,這進一步加劇了公共事業的市場化趨勢。
公共事業的市場化轉化為新組建家庭及其后代生育撫養的實際成本,這些成本因房地產金融化和激進城市化所形成的制度成本而不斷攀升。這一連鎖反應導致彩禮價格不斷上漲,最終演變為市場化的婚姻,以及社會領域中成本的惡性推高,從而加劇了人的商品化現象,破壞了社會的公序良俗。
因此,我們不能將當下熱議的婚姻市場問題簡單庸俗化,而應將其與中國式現代化進程緊密相連。我們不能盲目照搬西方現代化的模式,即大規模推進激進工業化和城市化,從而大肆破壞鄉村。相反,我們應深刻反思這一進程所帶來的巨大制度成本,以及其對鄉土社會公序良俗的破壞,進而認識到這種模式的不可持續性。
若缺乏這一認識,我們很難在鄉村振興中真正實現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進而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入落實。因此,城市化激進擴張所引發的房地產金融化,是當前鄉土社會精神文明建設面臨巨大困難的內因。我們所做的結構性分析正逐漸揭示問題的本質。所以,在加強精神文明建設,特別是在鄉村振興中加強精神文明建設時,我們就不能簡單地把今天所看到的這些庸俗的社會現象就當成笑話,而應該嚴肅地去做更為深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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