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本文根據2023年溫鐵軍老師“丟掉幻想，準備斗爭”系列視頻進行整理。溫鐵軍老師通過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演化進行分析警示我們如今面臨著嚴肅的戰爭威脅。在戰爭經濟學的視野下，俄烏沖突的結局恐怕并不樂觀，且中美關系的演變并不以中國人美好的愿望而發生改變，我們需要在可能的沖突前做一些基本的安排。

　　01資本主義戰爭的演化邏輯

　　人類的第一次全球化，是一場以殖民主義為主要內容的“反人類犯罪”的全球化。世界上多個大陸淪為殖民地，原住民遭到滅頂之災。這是人類進入工業化的殘暴前史。然而，殖民者將這一進程歸納為“現代性”，并進一步把現代性的經驗過程推演為現代化，將全部的罪惡掩蓋在意識形態的宣傳之中。歐洲從殖民地掠奪的勞動力和資源構成工業化所需的資本積累，工業資本的崛起形成的工業化大生產無法擺脫資本主義的內生性矛盾，造成西歐資本主義國家迫切地推進產業資本階段的全球化——占領全球市場。一個國家在全球市場占有的份額越高，就越需要更大規模地占有原材料，就越需要擴張殖民地和加重掠奪。

　　產業資本的全球擴張時刻展現著帝國主義的暴力，全球化進程和產業資本的“船堅炮利”相結合，意味著工業帝國之間的矛盾爆發將展現出完全不同于過往的戰爭形式。以歐洲為主戰場相繼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歐洲的工業國家靠著工業化武器打出了一場“絞肉機”一般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痛并未獲得深入反思，反而使得尚未進入工業化的國家加快了工業化進程。緊接著，這些被工業化推起來的國家發動了更大規模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如果說早期殖民主義的全球化是規模性的反人類犯罪，那么產業資本的全球化就是使用工業化制造的殺人工具推動的人類災難。戰爭中崛起的兩個最大的工業化國家——美國和蘇聯，對世界做了一次板塊分割，隨即世界進入冷戰時期。在冷戰兩大陣營的意識形態宣傳中，戰爭也因人們身處不同的陣營有了不同含義。西方陣營在冷戰中的勝利使得西方一段時期內逐步獲得了對戰爭解釋的權力，似乎只要意識形態正確，為了自由、民主等人為制造出來的制度話語，便可以不顧被侵略對象的訴求去殺人放火、強取豪奪。

　　我們要看到，戰爭其實從來沒有停止過。我曾與其他學者討論過“為什么第三次大戰不會再爆發在歐洲”，現在看來，我們有點太幼稚了。現在的俄烏戰爭就爆發在歐洲的土地上，但歐洲人很難再用歐洲中心主義或者西方中心主義去解讀白人之間的殘殺。

　　2008年，華爾街金融海嘯使金融資本的全球化體系遭受了嚴重沖擊。為拯救這場危機，金融資本集團并沒有按照西方經濟學所說的采取市場出清措施，而是試圖以更進一步的金融資本擴張解救危機。這種解救危機的方式，本身就是一個惡性的演化過程。金融資本全球化解體階段的最后瘋狂，到底是用熱戰的形式表達，還是用其他的戰爭形式表達，取決于哪一種戰爭形式獲得的收益最大；取決于資本主義金融資本階段相關利益集團如何形成成本收益的核算。中國周邊地緣政治的可能引爆點都在緊張狀態之中，不斷發生沖突的地區比比皆是。北約的擴張、五眼聯盟的合圍，這種情況是我們“丟掉幻想，準備斗爭”的第一個值得高度關注的領域。

　　資本主義階段性矛盾以戰爭形式的表達近在眼前。貿易戰、科技戰、生化戰雖不同于一戰和二戰的一般形式，但仍以“戰”為名義在連續不斷的發生著。對大眾來說，可清晰認知的戰爭形式雖然還沒有發生在眼前，但也只是時間問題。

　　02歐洲為什么沖突不斷？

　　人類經歷了以西方中心主義殖民擴張為主的第一次全球化，產業資本階段帝國主義爭奪全球市場的第二次全球化，如今，我們處在金融資本主義階段的第三次全球化。這三次全球化有著不同的內生性矛盾，并演變出不同的沖突形式。

　　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可以理解為產業資本階段帝國主義國家爭奪市場、爭奪原材料所爆發的戰爭。二戰之后，西方國家的產業資本大量地向后發國家轉移，用資本化的方式占有后發國家的資源、人力等要素，并以低價格形成收益。資本輸出的方式比過去使用堅船利炮的戰爭方式獲得的收益更大。資本化的收益返還到先發國家，促使先發國家金融資本推動金融全球化。不僅如此，后發國家在接收產業轉移的同時，也接收了資本與勞動之間的直接對抗性沖突，而先發工業化國家內部的階級對抗得到緩和。在金融資本全球化階段，金融霸權國家要驅動全球金融的流動性，回流到其資本市場獲利，就需要在資本剩余地區不斷地制造局部沖突或熱戰形成高風險，以高風險驅使金融資本回流。可以說，只要一個地方產生了足夠的資本剩余，接著它就會成為局部沖突爆發的點位。

　　冷戰階段，蘇聯東歐國家之間推行的是換貨貿易。因為蘇聯對資本主義生產，尤其是對金融資本保持著批判，所以蘇聯東歐嚴格限制貨幣化，它的龐大資產是非貨幣化的，當然也是非資本化的。蘇聯在冷戰中因無數的錯誤而最終解體后，其龐大的資源性資產和經營性資產就是一個可被貨幣化或資本化產生巨額收益的空間。蘇聯東歐體系崩潰后，其貨幣價值一落千丈。貨幣體系的坍塌為西方硬通貨進入東歐完成貨幣化收割創造了機會。巨大的貨幣化收益使歐洲經濟突飛猛進。“馬無夜草不肥，人無外財不富”，1991年蘇聯解體，1994年歐盟成立，1995年歐元推出，歐盟國家的資本開始進入到資本市場交易，大規模地吸納新增歐元的貨幣量，歐洲的金融資本陡然崛起。于是，世界上又形成了一定規模的、能夠與美元競爭的歐元體系。自歐元問世以來，歐洲周邊不斷地發生局部沖突，這些沖突促使資本向美國資本市場流動。但歐元的幣值無論如何打壓始終高于美元，直至俄烏沖突的爆發。

　　金融資本的流量以什么方式收割，要看不同的金融資本集團如何策劃。在這個階段，盡管美國遠離歐洲，但美國仍然使得大量的世界資本回流美國，帶動美國資本市場上的虛擬產品交投的活躍，使美國資本市場容量迅速上升。權衡世界資本的流動性的增加情況以及資本回流的方式，我們可以看到，在歐洲周邊發生的熱戰仍然是金融資本追求資本回流的客觀表達。

　　03國家競爭發生階段性轉變，中國的角色如何變化？

　　二戰后，全球資本主義逐漸形成由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主導的以金融資本為主的全球擴張格局，中國近二十年的發展也表現為資本總量不斷增加的過程，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國扮演著“雙重輸出”的角色。

　　一方面，中國向西方輸出大量廉價商品平抑了西方的通脹壓力。盡管美國大量制造金融流動性流進世界大宗商品市場，造成了PPI（生產者物價指數）的上漲，但中國不斷地將自然資源、勞動力資源資本化投入生產，低要素價格使中國輸出的產品價格基本保持平穩，有效地平抑了通脹的壓力。

　　另一方面，中國大量吸納了西方增發的貨幣。因為中國長期控制資本流入，對外貿易獲得的大量外匯進入國內需對沖增發相應匯率的人民幣，實際上使得外匯成為中國的資產池。中國對應增發的人民幣與發展過程中貨幣化資源性資產的客觀需求相結合，中國進入到快速的經濟貨幣化的過程。也就是說，我們以西方制造出的外匯池為依據，增發貨幣形成的資產池，成為外儲增發貨幣的典型國家。

　　一方面向西方提供大量的廉價商品，另一方面吸納大量增發的西方貨幣，“雙重輸出”是中國在金融資本全球化歷史階段歐洲周邊局部沖突不斷的情況下仍保持相對穩定客觀外部條件的重要原因。這對于西方金融資本集團來說是重要的制度收益，也是一個難得的歷史性機遇，因為只有一個制造業大國長期向它們穩定地輸出廉價商品，穩定住整個西方世界的通脹，西方才有條件在全球推動金融資本擴張。也因此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乃至于第二個十年的前半期，西方對中國均保持了一種比較平和的態度。

　　后來，西方與中國關系發生轉變的主要原因也很清楚。因為西方大量增發貨幣，它制造的金融洪水已經淹沒了整個世界，實體資產和資源性資產不能對應規模龐大的貨幣量，貨幣價值不斷下降。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帶來嚴重的通貨膨脹在過去可被中國這個中間體吸納，而不直接沖擊西方的一般商品市場，但這只是一個歷史階段。這個歷史階段反而是被美國的相關政策加速終結。

　　美國政府自奧巴馬時期開始高調重返亞太，特朗普時期與中國展開貿易戰，他們針對的就是亞太地區的實體經濟。隨著亞洲區逐步形成以實體經濟的區域內貿易支撐貨幣整合的客觀條件，ASEAN Plus One（東盟+1），東盟加二、東盟加三，簽訂《清邁協定》。如果東亞經濟共同體真正得到推進，對于已經過度虛擬化的美元集團和歐元集團來說將是一個巨大沖擊。

　　在金融資本全球化的過程中，盡管我們批判金融資本收割獲利的過程，但是任何一個擁有金融主權的國家，如果不加入全球金融資本的競爭則很難生存。我們曾經給出過一個判斷，全球化的競爭主體只是國家。金融資本是什么？金融資本是信用，是以紙介信用為主的信用。紙介信用就是一張紙，是債券。債券、貨幣，它背后所依托的都是國家的政治強權，是以國家的政治強權是否穩固作為根據。為什么美國的國債可以通行全世界？就是因為美國擁有最強大的軍事實力。美元是以美國的國家政治強權背書，由美聯儲主導發行，但美聯儲代表的是私人銀行家的利益。美國已經進入到金融資本階段，金融資本集團就是這個國家的主導力量。中國被西方意識形態地認定為集權國家，對此的回答是：中國的國債、貨幣因強力的中央政府而相對是硬信用。隨著中國軍事實力的不斷增強，在區域之間的戰略行動中越來越明確地表示強硬立場，它的信用也會隨之增加。

　　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為什么會成為美國的對手，是因為最近這20年中國的金融資本迅速擴張，國債、貨幣增長的速度非常快。必須考慮到中國實際上的貨幣增長有大量的資源性資產完成貨幣化的客觀需求，不能使用M2簡單地計算中國的貨幣總量。同時還有一個特殊的情況：我們從非貨幣經濟轉向使用紙幣的時間很短，并且迅速進入了電子貨幣階段。現在廣泛使用的E-money、D-money的演變速度令人瞠目結舌。中國加入全球化的20余年里，產業資本的全球化和金融資本的全球化是并行的，不過中國的金融資本的全球化并不被接納，因為全球金融資本市場早已被西方硬通貨填滿。

　　過去美元一家獨大，歐元后來居上。盡管美歐的金融資本集團之間是對抗性的競爭關系，但美歐名義上屬于戰略伙伴。由于政治體制、話語體制的一致性，使得它們維持著斗而不破的情況。美歐兩大資本集團在長期的博弈中平分秋色，國際大宗商品市場的結算貨幣中兩者份額接近，其他的貨幣，包括人民幣在緩慢生長之中。以此來看，美歐之間尚可維持一個相對平衡的狀態。而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份額大大高于歐元，這對美國來說是巨大利好。因為美國可以長期維持國債的低價格，以國債的低價格形成美國相對較低的資產價格和相對較低的利率，在不發生通貨膨脹的情況下，低利率使得美元對外投資形成無可比擬的比較優勢。因此，金融資本階段演化的過程中，以戰爭為極端形式的沖突出現了很多結構性的變化。中國做“雙重輸出”穩定了西方在金融資本階段的經濟發展，并且保持了美元作為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的地位，同時也適當地支撐了歐洲將歐元作為主要結算貨幣的地位。中國在金融資本階段作出的貢獻值得所有的西方金融資本感恩戴德。新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西方跨國金融資本集團高盛甚至提出“Chimerica”（中美國）。這個階段，金融資本集團對中國的認可度比產業資本國家要高得多。產業資本國家跟中國之間的矛盾是對抗性的，比如韓國、日本對中國的排斥性，甚至德國、法國在這個階段上對中國也是更多的排斥。21世紀第二個十年，當中國自身的金融資本總量不斷擴張，即債務信用和貨幣信用兩大信用體系同步擴張，足以與金融資本大國形成總量上的對應關系時，中國與西方金融資本大國之間內生性的矛盾就發生改變了。

　　這個矛盾被內生地決定，內生性的矛盾導致了矛盾外在表現的變化。于是中國周邊開始出現地緣關系的高度緊張，參與金融資本競爭的國家和集團在中國周邊策動的局部沖突越來越復雜，越來越尖銳。特別是隨著亞洲的區內貿易不斷擴張，形成一個呼之欲出的新的金融資本力量的時候，整個亞洲區內發生的地緣政治沖突甚至多次表現為對抗性沖突。日韓之間的竹島之爭、中日之間的釣魚島之爭，中韓之間的蘇巖礁之爭……東北亞三個最具有經濟實力的國家之間多次發生島嶼主權的爭奪，幾乎演化為劍拔弩張的準軍事沖突。南海沖突也隨著中國跟東盟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密切而不斷挑起，成為一個事實上可能隨時爆發的沖突點。美國不斷地利用臺海矛盾挑撥中國大陸與中國臺灣的神經。類似的海權戰略的對抗性沖突在中國周邊不斷爆發，這些都是金融資本的階段性改變導致的。

　　當我們對金融資本階段的基本規律有了認識后，自然就有能力推斷如今中國遭遇到的迫在眉睫的戰爭環境是如何產生的。

　　04樹欲靜而風不止，正確認識當前的局勢

　　20世紀90年代，歐洲因占有蘇東解體后留下的巨額資源性資產而崛起。歐元區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東歐一帶龐大的資源區可以向整個歐洲提供最廉價的石油、天然氣和礦產資源，維持歐洲的產業資本穩定生存，使它的市場不斷擴張。但，歐元區產生的資本流量就是金融資本集團割韭菜的對象。在歐洲整合的過程中，局部熱點沖突不斷，特別是當德俄整合的地緣關系呼之欲出的時候，它便對美元資本集團構成了最現實和緊迫的直接威脅。

　　很多人難以理解它為何發生，那么請看沖突的結果：以俄烏戰爭為主要起爆點，德國、俄國之間從整合變成對抗性沖突，整個歐洲與俄國之間完全撕裂。也就是說，俄國無論有多少廉價的能源和原材料也不可能再被歐洲接受。歐洲的產業資本一旦缺乏穩定的支撐便遭遇：第一，通貨膨脹率高于美國；第二，能源要依賴美國，甚至出現了寧要高價美國能源，也不要俄國低價能源的荒謬情況。能源、原材料的價格上漲導致歐洲的產業資本難以維持，美國正好張開雙臂歡迎歐洲的產業資本流向美國。客觀地看，俄烏沖突的結果已經打出來了，就是歐洲的實體產業、資本流向美國，美國的能源、原材料賣向歐洲，自此很難再形成一個歐洲產業資本與俄國的資源、原材料整合的歐洲體系了。

　　在不能形成歐洲體系的情況下，投資人的預期非常清楚，歐洲資本流向美國也是必然，但麻煩在于崛起的中國在這個階段已經“被迫”開放了資本市場。美國人一方面希望產業資本回流，另一方面不斷要求中國放開金融市場，中國在斗爭中不斷地調整和讓步，于2015年初試，2018年取消QFII（Qualified Foreign Institutional Investor，合格的國外投資機構），資本市場幾乎全面開放。中國又是這個世界最大的產業資本的集中地，全世界所有的大類產業、中類產業、細類產業都集中在中國。任何產業資本要想獲利只能尋找產業配套完善的地方安排產業結構和產業鏈。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既吸納產業資本，又吸納金融資本。這當然是斗爭的結果。美國寄希望于制造俄烏沖突，打殘歐洲，使歐洲的資本流向美國，割歐洲的韭菜，但結果是大量的歐洲資本流向中國，其中還有很多技術性資本，可謂美國搬起石頭砸了它自己的腳。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就成了迫在眉睫的沖突熱點地區。

　　沖突的爆發并不取決于我們。“樹欲靜而風不止”，無論抱有多么善良的愿望，也遮掩不住中國實際上已經成為世界產業資本大國和金融資本大國的客觀情況。美國為了實現金融資本的全球化獲利，歐洲作為盟友都可以隨時背叛，更何況中國被認作意識形態的敵人，甚至被其明確的列為主要競爭對手。對于金融資本階段中美之間發生的階段性變化，只有“丟掉幻想，準備斗爭”。

　　05中國債務與西方債務的本質不同

　　雖然金融資本主義階段的沖突趨勢愈發明顯，但我們要看到中國與西方之間資產債務結構具有本質的不同。

　　西方的債務對應的是消費性負債和維護霸權的軍事開支，中國的債務則是建設性負債。我們的社會總資產大約是1300萬億人民幣，中國如果繼續向這些設施性資產做進一步投資，意味著每一部分的設施性資產仍然能夠產生具有外溢效應的現金流，對應資產的債務長期來看是可變現的債務。比如，中國在脫貧攻堅期間向貧困村投資的光伏發電設施，這些設施每年需要繼續投資以維持正常運轉，便可持續地產生現金流，如果沒有現金流的產生，這部分資產很可能變為沉淀資產，沉淀資產便會轉化為沉淀成本。只要投資便能夠帶動現金流，它就是可重組的可變現資產。中國進行的國債投資就是形成資產的過程，目前已經形成了龐大的以債務形式存在的資產。中國進一步的發展就可用產生現金流的投資作為杠桿撬動基本建設形成的資產，把債務轉化為可變現的資本品進入資本市場交易，使中國的資本市場得到投資機會。在全球金融資本競爭階段，中國可以通過這種方式把債務變成可交易資產、可生息資產，長期地看，這是一個經濟周期的問題，而中國恰是具有強大的跨周期宏觀調控能力的國家，中國的龐大資產是可以被活化利用的。

　　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也是下一個最大的可被收割資產的對象。如果國際金融資本集團不拿中國來作為下一個收割對象，那它對不起自己；如果我們沒有防止被他人收割的思想準備和工作準備，那是我們無能。所以雙方之間就是“人家要收割你，你要防人家收割”這么一個簡單的對立矛盾，所以“丟掉幻想，準備斗爭”最主要的理解就應該是，現在我們應該用什么樣的方式扎好籬笆，如果來不及筑成深厚的高墻壁壘，至少得檢查一下自己的籬笆。

　　06戰爭經濟學

　　俄烏沖突清晰地展現了戰爭經濟學的內涵。只要戰爭機器開動起來，戰爭參與方每時每刻都需要不斷追加成本。戰爭從經濟角度看就是雙方互相追加成本的過程，誰追加少了一點，誰就是戰敗方。并且，戰爭的成本只有依靠打敗對方，占有己方要求的收益，它才可以被支付。對于戰爭雙方來說，戰爭經濟學是鐵律，無論哪一方都不可能簡單地接受戰敗的結果。普京和其他的俄國政客們多次表達自己輸不起的事實。他們多次表示，在極端情況下，無論小型核武器，還是戰略性核武器，均是可以使用的。當美國為首的西方形成了多國共同推高戰爭成本的戰略聯盟后，俄國一國將明顯地感覺到己方無法支撐不斷推高的戰爭成本。俄烏沖突的結局恐怕并不樂觀，原因在于在當前戰爭成本不斷上推的情況下，總有一方會先預感到己方無法再追加成本。如今已經顯現出一方只有使用極端手段才能克服掉己方戰爭成本追加不逮的情況。歷史上，戰爭的最后，人類往往不忌于使用最極端的戰爭工具。今天的俄烏沖突事實上已經演化成多國參戰的局面，并且金融資本集團為了進一步在中國周邊引發戰爭沖突，已經把中國所謂援助俄國的企業列入制裁名單。我們能否獨善其身、置身事外？這恐怕是一個最值得擔憂的前景。

　　對于這樣的前景，我們往往是心存幻想、缺乏準備，很少有人真正相信戰火會燃燒到中國，甚至試圖繼續維持舊式的全球貿易，沉浸在過去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幻想中，拒絕做任何斗爭的準備。“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并不是虛幻的說法，而是具有針對性的現實的說法。

　　07溫鐵軍：以分布式和大食物體系保障農業的基本安全

　　在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為了適應“大進大出”的經濟發展方式，形成了產業集群疊加城市帶的經濟格局，客觀上產業資本和大量人口向城市集中，城市通過路橋隧道鏈接成半小時經濟圈、一小時經濟圈，為產業集群提供了必要的服務。集約化產生的收益當然比一般的分散布局收益要高，這也是外國資本大量進入的一個重要條件。但是，一旦戰爭發生，直接威脅的主要是人口相對集中的大城市，能源、供水、通信等基本建設以及集中供給將首當其沖地受到直接打擊，且不說產業的存續，城市維持民眾基本生活都將是嚴重問題。

　　在近期的俄烏沖突中，烏克蘭作為戰場國家，其關鍵民用設施受到了摧毀性的破壞。可見，人口越是高度密集的城市，越會出現嚴重的災難性后果。疫情同樣也是一個檢驗。大城市，特別是超大型城市，需要巨大的財政和人力物力才能勉強維持。疫情結束之后，很多地方的財政虧損。在和平年代，一場疫情就足以挑戰城市的生存，更遑論一旦戰爭發生會產生什么后果。

　　我們過去認為是優勢的發展方式，在遭遇到戰爭威脅的情況下，恐怕要及時做出調整。國家提出堅持底線思維后，開始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戰略，并不是要拋棄國際大循環，而是要做好它不發揮作用，甚至起反面作用的準備。在未來發展中，我們至少可以以國債投資為導向，把以往過度集中的大規模產業集群的發展模式轉向相對集中的分布式的發展模式。

　　以水利建設為例。在過去一個階段，我們以強大的工業生產能力在祖國的大江大河上建設了大庫大壩，以追求更高的產業收益。但是，當有戰爭威脅的時候，是否應當對已經形成的大規模集約化的水利工程做出一些調整，或者至少部分地投向以村為單位的小庫小壩。為了實現大規模機械化，填平坑塘庫壩，利用地表徑流曾是重要的水利建設方向，但如何確保自然徑流在一定的區域范圍內高效利用與保護也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以大寨為例。它是以村莊為單位，圍繞著虎頭山的山系和水系構建村內水利工程建設和農田基本建設。上世紀60年代，我在插隊的時候，水利建設也是以村為單位、在一定的山區范圍內考察水的流向，合理的安排坑、塘、庫、壩的分布。后來我們總結水利工程建設中的問題時指出，如果鄉村社會的小型水利設施都改造成大型渠系，變成一個水庫、一個渠系，以干支斗毛覆蓋萬畝級別的大型水系，那么一旦水系的某個節點出現問題，整個水系都將受到嚴重影響。與其將風險集中，不如一定程度上保留以村為單位的坑塘庫壩。

　　我們認為分布式發展的方式適用于沖突環境下農業領域的眾多層面。比如大規模的集中養殖就需要大量的集中飼料供給。我們的飼料來源仍然受制于國際市場，一旦中國受到制裁，無法使用西方現有的金融結算體系，進出口很可能被中斷，大規模的養殖場將會直接受到沖擊，養殖業因飼料短缺受到沖擊將難以避免，大規模集中養殖保障肉食供給安全反而成為風險因素。在現有大規模養殖場尚可維持的情況下，后續投資應提前做分布式，飼料本地化的安排。分布式養殖也可以和生態化建設相結合，在一個溝域具有一定坡降比的條件下，形成相對有高度的養殖點，使排泄物、液體經過發酵處理，就近分配到農田或者果園，形成立體循環種養結合，用這種分布式、可循環的農業模式保障基本的糧食安全。

　　目前，我們主要依靠13個糧食主產省向全國多個省市、自治區進行糧食供給。領導人明確強調，我們需要的是大食物安全體系。大食物安全體系指多元化、多區域的廣泛布局，而不是只在少數幾個地方形成糧食產能。我們曾經有過饑餓的記憶，那時候靠廣泛發動群眾，使得各種不同的糧食作物都得到發展，依靠北方南方、東部西部千差萬別的本地糧食生產保障食物供給。從歷史經驗來看，我們需要依靠后續投資引入有利于分布式布局的新技術，并充分發動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讓群眾發揮創新能力，使得不同地區能夠自主地推進分布式的多元化的糧食立體循環的安全保障方式。

　　我們的建議可以歸結到一點，就是要把生態化的發展，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的標準，貫徹到發展大食物安全體系的分布式的多元多業態的安全布局上。通過提高安全能力，堅持底線思維，以此來防范未來不確定條件下出現災難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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