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毛澤東于西柏坡秘密會見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是我黨于偉大的歷史轉折時期所發生的重大的外事事件，也是毛澤東第一次以中共主要領導人的身份與蘇共高層領導人會面。正是這次會見，中蘇兩黨就中國革命的前景和兩黨兩國未來的關系進行了深層次的交流和探討，使中蘇高級領導層更直接地增進了了解和信任，為新中國成立后形成對蘇“一邊倒”的外交戰略格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走向中蘇同盟邁出了第一步。

　　米高揚，時任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員。1949年1月26日于蘇聯啟程，1月31日（農歷正月初三）下午，到達西柏坡。行前，斯大林對他說：“我們當然要給新中國一切可能的援助，如果社會主義在中國勝利，那就可以認為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有了保障，我們就不會受到任何偶然事件的威脅。”米高揚此行是有備而來，針對毛澤東多次提出的中蘇兩黨需要會談的問題，草擬了一個清單，預設了答案，同斯大林和政治局其他委員進行了討論。

　　毛澤東非常重視此次接見工作，在他辦公的小院門口熱情地迎接了米高揚。在簡陋的辦公室落座后，米高揚說：“斯大林同志講，毛澤東同志和其他中共中央領導同志，親臨前線指揮作戰，在短短的兩三年內，打了這么多大勝仗，向你們祝賀，向你們致敬。我代表斯大林來中國聽取你們的意見，你們所講的話我回國后向斯大林匯報，任何事情都由斯大林決定。我只帶了兩個耳朵來聽，不參加討論決定性的意見。”

　　◆毛澤東與米高揚合影。

　　毛澤東說：“謝謝斯大林同志派你們來和我們一起研究我們的意見，我們只是想說明我們的想法，能當面談是很好的。非常歡迎你們來。”

　　2月1日下午，雙方進行了正式會談，主要是毛澤東一人講話。周恩來、任弼時偶爾插幾句話，做些解釋。談話的內容，包括中國國內的政治、軍事形勢；革命勝利后所要建立的新的國家政權問題；恢復生產和進行經濟建設問題；軍隊整編的問題；國際關系和中國對外政策的總方針問題；等等。毛澤東在談到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時說:“中國革命發展較為迅速，軍事發展也較快，1947年7月我們就提出了‘打到南京去，活捉蔣介石’的口號。后來還提出過‘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 的口號，這都是我們的戰略性的指導口號，而且將要在實際行動中逐步實現。”

　　在談到中國土地改革運動時，米高揚說，把在革命戰爭中用武力手段好不容易沒收的地主的土地無償地分給農民，實在是太可惜了。應該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辦集體農莊，才是最為適合的道路和方法。毛澤東耐心向米高揚解釋了解放區的實際情況，強調中國農民只有分到土地才會感到真正翻身做了主人，才會相信共產黨領導的革命事業是為了全中國的勞苦大眾，才會從他們的切身利益出發，踴躍參軍參戰，保衛自己的家園。

　　介于蘇聯對美國的態度，周恩來在會談中說，除了希望蘇聯提供保衛大城市的高射炮，制止通貨膨脹的白銀、紙張和油墨，我們想請求蘇聯給我們派來一些專家和提供制造武器的設備，并派遣一些顧問幫助我們訓練部隊、建立軍事院校和組織包括軍事工業在內的后勤工作。

　　2日和3日，就建立新的國家政權問題，毛澤東向米高揚闡述：這個政權的性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其性質是無產階級專政，但它必須是一個聯合政府，包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無黨派民主人士、各少數民族和華僑代表，這是中國革命長期實行民族統一戰線的特點而自然形成的。但是，這個政府的性質和宗旨，仍然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走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道路。這一點，希望兄弟黨的同志們了解和支持，不必有什么顧慮。

　　談及新中國的外交政策時，毛澤東隱喻地說：“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人進來。我們這個國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個家庭，它的屋內太臟了。解放后，我們必須認真清理我們的屋子，把那些臟東西通通打掃一番，好好加以整頓，再請客人進來。朋友們走進我們的門，建立友好關系這是正常的，我們歡迎。其他客人得等一等，暫時還不能讓他們進門。”此番話的弦外之音是，對蘇聯等友好國家在建國后可立即與他們建立外交關系，對西方國家，則在放手肅清他們在華的舊的侵略勢力和影響，然后再謀求建立外交關系。

　　談到恢復生產和進行經濟建設方面的問題時，毛澤東說，當前擺在我們面前的迫切任務是解決人民的衣食住問題和安排生產建設問題。國家建設這個課題，對我們來說是生疏的，但有蘇聯走過的道路可以借鑒，中國革命后的生產建設工作，將會較快進展。米高揚說，棉花很重要，應該在生產方面做到獨立自主、自給自足。任弼時表示同意，并強調在制定國民經濟計劃中，要注重中國東北的重要性，力爭把它變成中國的國防基地。希望蘇聯幫助東北的工業開發。并提出了提供幫助的幾種方式，一是蘇中經濟聯合體，二蘇聯貸款，三由蘇聯辦租讓企業。對于周恩來提出的請蘇聯援助4億美元貸款的要求，米高揚表示只能提供3億，并建議中共確定一個需要蘇聯援助的物資清單。

　　2月4日，毛澤東對蘇聯的援助表示感謝，他告訴米高揚：“我已指示高崗，蘇方給我們的所有的東西，我們將來一定付款，中國同志應該合理利用蘇聯的贊助。中國共產黨是在蘇聯十月革命直接影響和聯共（布）的幫助下成立的，1924年前，列寧領導的蘇聯幫助了我們，列寧逝世后斯大林領導的蘇聯也給了我們幫助。在這一階段，斯大林寫了許多關于中國的文章。1937年王稼祥從共產國際帶回的綱領性批示，完全適合中國的情況。在思想觀念上對我們的幫助也是很大的，比如，1946年2月，斯大林關于軍事歷史問題給拉辛的信中指出，撤退也是一種合理的斗爭形式。從1947年起林彪就經常向莫斯科要求這樣和那樣的援助。你們對滿洲的軍事援助占對外援助的四分之一，這起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現在，我們需要經濟和財政兩方面的顧問，請全面提供援助。”

　　就戰后經濟建設、新政府總體規劃等方面的問題，周恩來單獨同米高揚進行了會談，對將來中央政府應有哪些部委組成等等問題和米高揚進行了商討。米高揚回答說，這都是些帶靈活性的問題，必須依照實際情況而定，各部門必須在十分必要的情況下才設立，避免政府部門臃腫龐大、重疊、復雜。

　　米高揚多次表示，他聽到毛澤東同志、朱總司令、劉少奇、周恩來和任弼時同志對中國革命形勢的分析，高瞻遠矚，有膽有識，知己知彼，充滿了勝利的信心。所有這一切使他很受啟示。他曾對擔任翻譯的師哲說：“毛澤東有遠大的眼光，高明的策略，是很了不起的領袖人物。”他還對參加會談的任弼時、周恩來印象深刻，他認為任弼時是一個成熟的共產主義者，一位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修養的領導者，一位很有涵養、有政治修養、有豐富的工作經驗的難得的領導人。他說，中共成立中央政府時不愁沒有領導人，周恩來就是當總理的最合適人選。2月6日晚，米高揚在給斯大林的電報中說：“與我交談的政治局委員們在一般政治、黨務、農民以及整個經濟問題上，完全是行家，并且都很自信。” 他強調說，毛澤東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有巨大的創造，不是機械地照搬，而是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中國共產黨的經驗非常重要，它的總結至少對亞洲國家革命運動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

　　2月7日，米高揚一行結束在西柏坡的訪問，由朱德、任弼時同志陪同抵達石家莊，游覽市容后，經大連回國。

　　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會見米高揚，通過面對面的會談，溝通和了解了彼此真實的立場和要求，中國革命最終得到了蘇聯政府的明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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