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大社交媒體上，“青椒”是如今年輕人對高校青年教師的簡稱。
這份曾經被人定義為“鐵飯碗”的工作，如今卻成為了內卷最嚴重的“重災區”。
如果將重點院校的“非升即走”比作大公司的“末尾淘汰”，那么這群進入小城市和雙非院校的“青椒”，就像是小公司的打工人。
“原本兢兢業業只求一份工作，沒想到某一天，學校卻開始推行狼性文化，考核標準‘向上看齊’，漲薪、升職卻只字不提，還隨時要面對末尾淘汰和失業”，接受采訪的一位“青椒”說道。
沒有人脈、沒有平臺、沒有經費，又無法換工作，只能被迫“內卷”……這群“青椒”的35歲危機，或許來得比互聯網大廠員工們更早一些。
帶著對這個群體的好奇，本期顯微故事走進被迫內卷的“青椒”群體，他們身上，我們看到了教育產業化之下普通人的無奈。
文 | 陳拉其
三年前，王峰剛從廣東某211高校博士畢業時，當時的他面臨兩個選擇：
要么去大城市名校“卷”年薪30萬元的“非升即走”（又稱“預聘制”，在第一個聘期內老師沒完成合同目標，職稱無法升上去，下一個聘期則不再續聘）；
要么去雙非院校拿年薪15萬元左右的編制再慢慢“熬”待遇。
“我博士畢業30歲，一旦6年預聘期出不了成績，相當于35歲后就失業，風險太高”，自知無科研優勢的王峰，最終接下來自三線城市“雙非”高校的教職offer。
“有編制、旱澇保收，還有社會地位，這是父母口中穩定體面的工作了。”
本以為工作穩定高枕無憂，直到王峰正式進入學校，才發現自己根本“躺不平”。
從第一天起，王峰就不斷從人事處、成果處或學院其他老師那里聽到論文、課題的重要性，“按照學校要求，新教師首聘期為4年，此后每年1小考，4年一大考，小考核方向為科研、教學、社會服務；大考內容為三項是否達到一個總值”。
大考核沒通過，職稱就上不去，續兩個聘期沒過，則要面臨降職稱，或者調崗等“處罰”；除此之外，承諾的25萬的安家費并非一次性發放，如果無法通過每年的考核，安家費也只是空頭支票。
沒有職稱的老師，就是學校鄙視鏈的最底端，而調崗到邊緣性崗位更是等同失業。
思來想去，王峰不得不投身“內卷”。
最近一個學期，他完成了200個課時的教學任務，參與課題2項，同時兼職實驗室管理老師、監考4、6級考試等多項任務，就連過年在忙于“找項目”、寫基金本子。
圖 | 某“青椒”的年終總結
因為沒有職稱，王峰一個月到手5200元，他自嘲為“知識民工”。
同樣“被迫”卷成果的還有在某新一線二本院校教書的何文，“以前是圖穩定、清閑來當大學老師的，沒想到現在又窮、又忙、又不穩。”
10年前，何文碩士畢業到這所二本院校教書時，學校書卷氣比較濃厚，他因此沒有將“職稱”放在心上，“學校里有很多講師，到40歲才著手申請副教授，他們專注于上課，靠課時費也過得挺開心。”
但這幾年學校氛圍開始發生變化。2021年，學校開始籌備“沖一本”，為大量博士提供“編制”，同時針對學校認定的A類和B、C類博士提供10萬到50萬元不等的補貼，“評副教授的要求也不苛刻，只要能申請到青年基金或者出專著就行”。
隨著招聘的博士越來越多，何文所在的學校也越來越“卷”。
從今年開始，何文所在院系的專職教師已不接受國內高校博士，只要海歸博士乃至博士后；而針對已在崗的“青椒”，學校則傳出了“招生下行，經費有限，如果該聘請內沒評上副教授，下一聘期或許無法續簽”的消息。
為增強自己的競爭力，35歲的何文申請了另一所985院校的在職博士，“不然真失業了，靠著碩士學歷或許都找不到一份工作”。
“高校也不再是鐵飯碗了，這一切都源于中國畢業的博士太多，學歷貶值了。”在民辦院校擔任專崗教師的宋迪總結說。
2008年，我國博士學位授予數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學位授予國家后，每年博士都保持著大體量的“供應”。
根據教育部數據統計，2023年，我國應屆博士畢業生達到7.52萬人，其中約40%去往高校和科研機構。
一方面是博士增多，另一方面中國的高校數量不僅沒有增多，反而因為大學合并呈現“減少”趨勢，因此越來越多的高校采用五花八門的考核手段進行“選拔”。
圖 | 重壓之下，也有不少“青椒”選擇離開
以宋迪所在的學校為例，因不屬于事業單位，工資需要學校自行解決。為提升招生、就業率、學校口碑及實力，學校將許多指標壓在了老師身上。
“一旦老師完不成，就扣績效。”宋迪說。
而民辦老師去外界講課機會少、拿不到課題項目，除了工資以外難有其他收入。因此宋迪除了完成日常教學，帶比賽、兼職許多行政工作外，還需要評職稱、去學校的科研機構幫忙，以及發論文。
“可以說，只要走了高校這條路，‘卷’是唯一的出路。”宋迪說。
其實，從小卷到大的“青椒們”并不害怕卷，真正的痛苦是卡在“卷不贏”和“躺不平”的間隙之中。
“我們雙非院校的科研平臺不夠，學校又制定了脫離實際的要求，我們老師夾在中間兩面為難”，何文說，他所在的二本院校甚至對老師提出了“發C刊”的要求——C刊一般指CSSCI來源期刊，是我國人文社會科學評價領域的標志性工程。
“發這種刊物，更多是看學校背景、老師名氣、是否有新實驗數據，我們這樣沒什么名氣的學校，投遞后幾乎沒有機會”，迫于無奈，不少同事目光放在了“申項目”上。
“申項目并不要求必須是省級項目，市級、校級、院級都可以”，何文頓了頓，“這樣就留下了許多可以操作的空間。”
所謂“可以操作的空間”，就是彼此心知肚明的人脈、關系。
作為毫無根基的新人，王峰深深體會到了作為“外人”的疏離感。“青椒”職務低，無法擔任PI（首席研究員，項目的實際負責人），王峰只能加入其他老教授的項目組“熬”資歷。
“小城市關系錯綜復雜，有限的資源又被牢牢掌握在學校老教授們手里”，排在他前面的有老師的“嫡系”、擁有強社會關系的本地人……
項目組邊緣人員的王峰，無法在校內申請到項目和資金支持，科研遲遲無進展。
今年是王峰入職的第三年，眼瞅著首聘期即將到期，手中還沒有成果，王峰陷入了焦慮。
王峰也試過將目光放在校外，力求接觸一些企業，“這樣能有一些成果寫上去，好評職稱”。
但現實是殘酷的，“企業要的是命題作文，可以直接投入生產；但學校評職稱要的是基礎研究，是可以指導理論的”，巨大的需求差異下，王峰根本吃不準企業需求，更別說解決企業的難題。
接連和企業接觸后，王峰陷入了“自卑”中，“我也知道有成果了好談合作，但一個最基本的藥理實驗，需要用6只小白鼠，小白鼠50元一只，一天喂養費2元，如果沒有資金支持，我連小白鼠都用不起，怎么出成果？”
無論是校內科研，還是校外合作，青椒們陷入了“晉升悖論”中：年輕老師們需要有項目才能出成績晉升，但項目又不會垂青于年輕老師。
為了能獲得資源和重視，王峰從老家搞來一堆特產，到處送禮，開始在小城市經營人脈，“我感覺自己在做科研，但又不是在做科研”，王峰有些無奈，“但是沒辦法，我沒有成績，去不了別的高校，去了也要重頭再熬。”
按捺住躁動不安的心，王峰只能繼續“仰臥起坐”。
在王峰看來，高校改革后，“青椒”的路比以往窄了太多。
“我從讀本科開始，就決定讀研、讀博，然后進高校了。但現在我給本科生上課時，都建議他們，如果找到工作了，千萬別繼續讀研，也不要覺得進高校當專崗老師輕松。”王峰說。
首先，讀到博士，就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現在考研已經高考化”，王峰特地研究了最近幾年的考研題目，發現近些年難度陡然上升，“要是我參加考試，絕對考不上的”。更有消息傳來，如今研究生卡畢業率，不少學校“調高”了碩士研究生延畢率，碩士畢業相較以往變得困難。
入學讀博也變得越來越困難。
2021年開始，“申請―考核”制逐漸取代統考，已經成為國內高校招生博士的主要方式。
在這一模式下，考生需要提供能證明自己的材料，包括不限于證明科研能力、外語能力多、博士計劃書等材料，還需要向導師證明自己的科研能力。
“最關鍵的是公平問題”，王峰解釋，由于“科研”考核的存在，導師在選取博士時會偏向于能產出文章、自己認識或者關系更親近的學生，這也意味著出身普通的雙非考生讀博的通道變得狹窄，甚至部分985、211高校甚至只招收雙一流高校的畢業生，那些出身“普通”的學生只能去次一級的學校。
“現在高校在招聘時，又特別看中畢業院校。不能去一個好平臺讀博，跟不了好項目，畢業壓根進不了高校和科研院所做專崗老師，大部分只能做行政、輔導員或者進企業工作”，在王峰看來，這并不是一個劃算的選擇。
“行政老師和大部分企業，并不需要普通學校畢業的博士，那你花時間讀了干嘛呢？”
除此之外，博士畢業難度也增大了。“博士雖然是3年制畢業，我們學校從2020年就規定了必須4年制，但實際上4年制如期畢業的只有15%，大部分都是5-6年。”在浙江某雙一流院校讀博的陳周豪說。
而在湖北某高校讀博的李佳維則稱，自己所在的學院“實打實要末尾淘汰20%的博士”，被淘汰意味著延期，需要半年后再重新開題，然后再走評審流程，“并且可能被再度淘汰”。
許多針對“青椒”的項目，有“男性35歲，女性40”歲的限制，因此越年輕的青椒，申請項目的機會越多、成功幾率越大。
如今高校對青年教師的年齡越來越“苛刻”，甚至有的高校已經開始招募28歲以內的博士生。
圖 | 入職青椒卡年齡，已不是秘密
“按照如今的模式，一名學生22歲本科畢業，一戰就考上了學碩，3年碩士畢業，4年博士如期畢業，也要29歲了”，何文說，“更何況在我們這樣的普通二本院校，學生很難一戰上岸讀研，大部分都要二戰乃至三戰，就算博士順利4年畢業，也都31歲了。”
“而且，許多學校在招聘時候，要求第一學歷本科層次要高于招聘學校”，何文頓了頓，“對二本的學生來說，走高校專崗這一條路實在是太難了。”
盡管如今高校內卷嚴重，“但相比于私企，高校還是輕松很多的”。
可以做項目、外出講課，甚至到一定級別能走行政道路，“前景”和“錢景”都不錯，許多在高校工作了一輩子的父母，正在想盡辦法讓孩子在小城市高校或雙非徹底卷起來之前“上岸”。
這些“資源掌握者”的孩子，青年高校教師形成了某種詭譎的競爭關系。
王峰曾見到一位省會城市“正高”職稱的教授父親，在孩子讀大學時就替他規劃好了進高校的路徑。“這個孩子英語一般，高考勉強去了一所沒有保研名額的外地雙非一本，按照他父親的規劃，孩子只要讀下研究生，畢業后就能進自己所在的高校。”
但這幾年，高校的門檻越來越高，教授們也開始發愁：進入高校必須要博士，孩子遲遲考不上重點學校的研究生，海外研究生要么國內承認度不高，要么畢業難。
最終這個父親將目光盯上了小城市一本院校。他計劃讓孩子去境外讀一個“容易畢業”的研究生，然后回國內托關系讀個博士，以此為跳板，調到省會城市來。
為此，教授特意多次前往周邊的二線城市，“提前給孩子鋪路”。
“這些孩子如果順利進入高校，一定會搶占大部分資源”，王峰說，“何況實在走不通，還有行政這條路。”
行政崗相對于專崗教師來說，招聘要求稍低一些，“許多地方要求研究生即可”，不少教授子女通過這一途徑進入高校，然后再提升學歷，伺機轉成專崗教師，“就算不轉，他們的工資也比老師高”。
眼瞅著小城市雙非學校的平靜蜜月期即將結束，已在圍城里的青年高校教師也在抓住契機掙扎“上岸”，“只要拿下副教授，就不擔心失業了”，王峰說。
許多“青椒”自費購買版面，或者去一些小國家“讀博”來滿足海外經歷的考評條件，也有不少“青椒”開始申報各種項目、補貼來推進停滯的科研。
望著如今越來越多博士卷向大專，王峰有些慶幸，“還好畢業早，不然我連卷的資格都沒有了。”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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