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作者2012.12.15向中國高科技產業化學會海洋分會年會提交的研究報告，已在公開刊物上(刪節后)發表。這里發表的是原文的小修改稿。特此說明。

　　一、2001-2010，中國經濟發展的態勢

　　1. 進入21世紀以來的10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以年增10.5%的速度遞增，超過日、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工業規模居世界第一。

　　2. 10年經濟高速增長，一是有之前50年經濟建設(工業管理經驗、基礎設施)和體制改革的基礎，二是中國進一步加深“融入全球化”。恰逢世界經濟高漲期。2002年中國正式加入WTO后，大幅度放寬外貿和投資政策，90年代起步的沿海“招商引資、發揮低工資優勢搞出口加工”發展模式，以空前的規模在各地推廣。低工資、低地價、低環境成本，地方政府“親商”政策，中國成為跨國公司的投資天堂，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低技術環節加工/組裝基地)。

　　2002-10年，出口年增21%，投資年增24%，工業年增15%。工業品的1/4用于出口，出口工業品中50%(電子等高技術產品的90%)為貼牌生產。目前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達47%，在1億以上人口大國中僅此一家。

　　3. 外需的拉動，是工業加速增長的第一拉動因素。出口加工/組裝業迅猛發展，吸引大量內地農村青壯年到沿海、城市就業(農民工總計達2.5億，占全部二、三產雇員的一半多)，決定性地改變了城鄉人口比例，從而帶動大規模城鎮基礎設施與住房建設，并帶動工業裝備需求和消費品需求的擴張。

　　4. 2億多農民進城，人口加速向城市(特別是大城市)集中。98年房改，城鎮化速度加快，相應帶動了三產的發展，也給房地產市場帶來空前發展機遇。

　　房地產膨脹的負面結果，是其金融籌碼功能立即放大。人類生存的基礎、且不可再生的“地皮”，成為地方財政的支柱。占用耕地問題成為政府與城郊農民矛盾的焦點。房地產資產綁架了銀行與地方政府，各類投機資本(擴張性貸款、企業、外部熱錢)不斷抬高大城市房價。放開房地產市場本意是滿足市民基本生活需求，結果是泡沫化、加劇貧富分化和助長腐敗。2008年短期刺激政策導致房價暴漲，也說明：我國以現有的技術水平和多數居民的收入狀況，工業發展的空間已十分狹窄。

　　4. 全球化的另一面，是西方工業的升級和細分，部分產業(環節)外移(其基本動力是尋求海外低要素成本)。14億人口的中國(等于美歐日俄人口總和)加入全球化體系，深刻影響著中國自身、也影響著世界經濟格局。西方工業空心化、虛擬資本膨脹，導致國內貧富分化加劇、貿易逆差和財政赤字累積，釀成財政金融危機。與此同時，中國吸收1.2萬億美元的FDI，不僅未淪為西方附庸，而是實現高速增長，關鍵在于我國保持了基本制度、金融與核心工業的自主性。沒有真正“融入”美歐的“全球化”，故此被美國視為頭號戰略對手。美對我已轉向全面遏制政策，并通過在華代理人一再高調敦促中國盡快搞“改革攻堅戰”和“擴大開放”，即全面私有化、自由化、殖民化，要我走蘇聯的老路。

　　二、10年經濟政策的得失

　　1. 1990年代蘇東易幟，世界政治單極化、經濟一體化。在此背景下，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歷一個“躍進”時期。外資和私人經濟膨脹，國企急劇衰落。公有制企業鼓勵監守自盜式改制(MBO)，6千萬工人下崗，貧富急劇分化;農業比較收益下降和農村基礎組織瓦解，城鄉差距再次拉大。經濟“軟著陸”、出口加工業的繁榮，導致沿海-內地經濟發展極度不平衡。對科技、教育、醫療等事業部門的脫離實際的“企業化、私有化”改革，扭曲了他們的社會功能，抬高了群眾的基本生活負擔，加大了社會不滿。

　　2. 16大后，新一屆班子提出“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思路，出臺了一系列調整措施：

　　(1)繼續建立和完善社保體系。

　　(2)統籌城鄉發展：取消農業稅，增加農業補貼，保糧食生產，緩解農村社會矛盾;幫助進城農民工解決醫保、子女教育等實際問題。

　　(3)2004-06年，有限放開輿論，允許群眾批評國企改制的錯誤政策，揭露其壞人壞事，部分經濟學家對改革開放中的新自由主義傾向提出反思。故此，政府對經濟改革中的自由化和媚外傾向作了部分糾正，2008年胡總書記提出改革“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

　　(4)制定2006-2020科技中長期發展規劃，提出“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以自主創新作為推進產業優化升級的中心環節”戰略思想;發布“振興裝備制造業”等產業政策。這是毛澤東“自力更生”思想的繼承，是對片面強調“比較優勢論”發展觀的糾正，給科技界和工業界以極大鼓舞。

　　3. 上述很好的政策思路，在實踐推進中，遇到明顯的阻力。

　　(1)經濟理論界和政府經濟管理部門的相當一部分人，多年受西方自由主義理論影響，親美親資傾向濃厚(他們以批“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為名，否定為人民服務、爭國家獨立富強的根本立場)。甚至動用行政手段，壓制群眾對改革中的失誤和腐敗現象的批評。

　　(2)實際的政策取向，在牽涉技術-產業-對外經濟-金融等領域，左右搖擺，一再向既得利益集團讓步。一是從“自主創新”的鮮明立場后退，回避為實現自主技術進步/產業升級戰略必要的對外經濟政策調整，對外資勢力及其政治代表步步退讓;二是金融改革中，國有大銀行、大企業大規模合資并海外上市，國民財富外流，影響國家金融信息安全;三是億萬群眾血汗積累的金融資產輸送給某超級大國，甘當資本主義的世界“長工”;四是在地方官商違規大搞土地財政面前無所作為，等等。

　　(3)20年來，資本主義全球化與國內資本勢力上升，它在思想文化領域的表現，即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被逐步邊緣化，理想崇高被貶斥，社會道德滑坡，自私享樂市儈主義盛行。知識界右翼多年營造親美親資、詆毀革命和愛國主義的輿論，解構中共與新中國的歷史合法性。政府和理論界部分人，缺乏起碼的職業責任感，庸人哲學盛行，有的淪為內外資本的代言人。基層政權軟弱渙散。高層缺自律，上行下效，腐敗蔓延，愈演愈烈。社會不滿強烈，黨政威信下降。

　　(4)腐敗、貧富分化、官僚主義等問題積重難返，住房、醫療、教育昂貴，社會不滿。自由派借機將矛頭對準國家根本制度，源自“改革不徹底”，需要“徹底市場化”，即“好的(沒有權力介入的)資本主義”，這只能騙自己。

　　國內貧富差距的主要因素，實際上是跨國資本雇傭關系，其次是腐敗、行業/城鄉/地區差距。但這一主要因素竟被“遺忘”。

　　至于權力介入市場問題，只能根據不同經濟社會的具體情況分析。任何國家的政府都會不同程度介入經濟，后進追趕型國家更需要政府的(有限)支持保護。

　　極端自由主義高調訴求“深化改革”，要“頂層設計、經濟政治綜合改革”，以“打破壟斷”等口號為掩護，要求位居國家命脈的國企和主要銀行私有化(實質就是呼應西方企圖，消滅國家自主技術/產業升級的中堅力量和社會主義經濟基礎)、要求農地私有化，要求共產黨讓權。面對廣大人民群眾改善政府領導的迫切要求，面對明顯針對我國基本政治經濟基本制度的顛覆性輿論攻勢，有關領導一度無所作為。但是，社會主義思想多年來深入人心，最廣大人民的利益和他們的訴求決不應該被忽視，過分偏向精英的政策是不得人心、沒有生命力的。

　　三、當前和未來我國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及其展望

　　1. 經濟發展面臨拐點，高速增長期已經結束。主要根據是：

　　(1)美歐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原因深刻，至今未見實質復蘇。西方總結教訓，對我搞貿易保護主義;美全球戰略已明確將我作為第一對手，對我進行經濟政治等綜合圍堵，跡象明顯。

　　(2)影響我未來幾年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是外需增長勢頭放緩、我工業低端產能已近飽和，出口增長明顯放緩，現有為外需服務的部分工業產能將閑置。從長期看，隨著匯率上升、勞動力成本上升，沿海低端出口加工業將可能遭遇沉重打擊，從而向后影響一片產業(裝備制造、為基本建設服務的行業)。

　　十八大報告要求2020年，GDP和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即人均1萬美元。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在3000～6000美元階段，多數出現徘徊，即中等收入陷阱。其根本原因是缺乏自主科技創新并支撐產業升級能力。這正是我國目前面臨的最大挑戰。但我們的經濟學家們還是把興趣集中在促進城鎮化、(一般性)三產方面。

　　(3)隨著農村后備青壯勞動力的短缺日益明顯，低工資的“比較優勢”即將消失。沿海片面依靠“招商引資”、技術“拿來主義”、營銷“借船出海”，滿足于蹲在跨國公司產業鏈的低端、賺農民工血汗錢的發展模式，已走到盡頭。加之社會上對縮小貧富差距的呼聲，沿海出口加工業陷入前所未有的尷尬。

　　(4)內需上不來，原因是國內貧富差距過大、80%以上家庭缺乏購買力。“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有“畫餅充饑”的味道，因為85%的就業人口在非公部門，政府不能命令他們漲工資，只能通過二次分配給予緩解，而這又受制于財政汲取能力、財政運行的有效性(準確、效率、減少中間流失)。

　　(5)短期看，能夠影響內需的主要有效變量是城鎮和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但必須是在嚴格控制房地產投機需求的前提下進行，且基礎建設(包括環保建設)受制于財政支付能力(過度利用貸款則銀行無法承受)。能源原材料、工業技改投資則取決于對經濟增長的預期。

　　這樣，出口加工的停滯，可能意味著經濟增長率從9-10%降至7%左右。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是長期持續的努力過程，遠水不解近渴。如果經濟增長率不能有效吸收新增就業人口，在目前官民、社會關系緊張的情況下，維持社會穩定問題將會突出。

　　2. 自主技術創新/產業升級是支持經濟長期持續發展的治本之策。

　　問題在于經濟政策的制定者多長于宏觀經濟，對“技術進步、產業升級”的內涵不甚了了，更局限于“改革紅利、開放國策”的經驗框框，對后進的技術追趕型國家，技術/產業進步所面臨的門坎、主要困難，長期性和艱巨性，以及實現追趕必須的體制安排(建設官產學研用結合的國家創新體系、內外經濟政策的協調性，骨干國企/大型民企作為自主創新平臺的關鍵作用，正確運用政府的主導作用，對經濟改革和開放政策的重新審視和調整)，在理論上尚未達成基本共識。

　　3. 關于三農和城鎮化問題

　　(1)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中國小農經濟無法與歐美大農業競爭。農產品漲價的空間有限(低收入階層基數大也限制農產品漲價)。由于城鄉就業的收益差，農民向城市流動的趨勢還將繼續。農村已面臨勞動力短缺問題。我國有很大一部分耕地不適宜大型機械耕作，如何提高這些農區的務農收入，以保證國家糧食安全，將成為重要問題。

　　小農經濟的出路是規模化、現代化。如走“公司+農戶”道路將固定小農的低收入狀態;發展新型合作組織則亟待加強鄉村基層組織的治理能力。

　　(2)一大部分農民進城轉市民，有助于減輕人地緊張、提高農業規模化水平。但改革城鄉戶籍分管體制，首先要解決城鄉居民保障與公共服務權益的區別化問題。在社保資金由各省市財政包干的情況下，農民的跨省區遷徙定居就業難以實行。

　　(3)國際市場的波動風險，影響進城打工農民的就業前景。他們在家鄉的耕地承包權和自有住宅，在較長時期內還是他們的保障和退路，這是全社會矛盾的緩沖器。“統分結合”的集體經濟制度，是經過歷史的探索和錘煉所形成，是適應現階段基本國情的。

　　中國是人口大國、工業化的后進者，在發展中面臨自己的獨特問題，不能照抄西方先行者的經驗。受制于基本的社會經濟條件，考慮到兼顧經濟發展、社會政治穩定的要求，從小農社會走向現代工業城市社會，需要一個歷史過程，要經過幾代人的努力。

　　小結

　　綜上所述，經濟發展戰略思想的確立，發展戰略的調整，需要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環境、國情進行較為全面深刻的考察和理解，進行通盤考慮;需要綜合國際國內環境的新情況，將國家安全與發展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以下幾點是需要強調的：

　　(1)強調社會公平正義，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中國是發展中的大國，人多地少、資源緊缺、地區差距大。我們又是在高度開放的條件下進行改革和經濟建設。社會主義使中國獲得了真正意義的獨立與尊嚴，使國家走上富強之路。社會主義在中國深入人心，我們必須強調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與共同富裕理念。有必要節制資本勢力的過度膨脹，堅持人民主體地位，強調政府為人民服務、密切聯系群眾、改進政風。改革開放的根本目的是強國富民，是要讓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不能放任貧富分化、激化社會矛盾。

　　(2)分清兩種性質的改革，正確認識國有經濟的作用

　　我們的改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前提下的改革，開放是在獨立自主、平等互利原則下的開放，目的是加快現代化建設、國家獨立富強和人民幸福。而國內某些“改革者”極力主張以“歐美模式”、即資本主義為藍本的改革，這是違反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兩種改革主張的分歧是道路的分歧，關系到國家的前途命運，是絕對不能含糊的。正如“十八大”報告所說，中國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

　　目前我國已形成公有、民營、三資企業對等競爭的局面。各行業現有骨干國有企業和科研機構，集中了我國70%以上科技人才和資源，是國家產業升級的基礎，自主創新的中堅、國防安全的屏障;國家控制的主要金融機構是國家經濟主權的中心和命脈。這也正是國外敵對勢力集中攻擊、必欲置之死地后快的目標。我們千萬不能被那些新自由主義理論的華麗包裝所蒙蔽。

　　(3)兼顧基本工業化—產業結構升級兩重任務。

　　中國處于基本工業化、城鎮化的加速階段，同時又面臨產業結構升級的緊迫任務。在資源配置的政策引導上，必須兼顧這兩個基本方面。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支柱，推進基本工業化城鎮化、解決基本就業問題，是迄今為止的歷史時期經濟發展的主流。但從國家長遠發展利益出發，必須從現在起努力推進產業優化升級。經過10-20年努力，在若干中高端產業形成技術優勢并占領相當市場份額。

　　(4)統籌市場機制和產業政策、自主性和開放性。

　　推進自主型產業升級，面對外部的不對等競爭(技術遏制、市場信任度等)，政府有必要對特定產業給以適度的支持-保護，而如何把握支持保護的“度”十分重要，保護過度則企業失去活力，不保護則處于幼稚期的本國企業難有勝算。需要綜合運用市場競爭與政策兩方面的作用，這就需要較精細的體制與政策設計。要實現對外經濟的“互利共贏，安全高效”，需要在對“發展觀”的大原則取得共識的情況下，處理好自主性和開放性的關系，處理好開放、發展、安全的辯證關系。開放要以不損害國家主權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利益為底線，要為未來的產業升級預留空間。

　　2012.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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