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全球化﹑解放思想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高梁

我國經濟體系過深卷入全球分工的格局，對外資過分依賴，已成為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障礙。

破除新自由主義“全盤私有化﹑市場化﹑融入全球化”迷信，走自主型發展道路，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基本任務。

一﹑金融風暴和新自由主義的危機

從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殃及世界各國，造成了世界性經濟衰退。金融危機也從根本上動搖了以“華盛頓共識”為基本標識的意識形態權威和制度迷信。

多年來，美國依仗美元特權地位，縱容資本市場過度發展，在國內工業經濟衰微﹑儲蓄傾向一降再降﹑巨額債務纏身的情況下，以“金融創新”手段，從全世界聚斂財富，支撐龐大的戰爭費用和國內超前消費。美國制造的超級金融泡沫的崩塌，標志著資本主義金融體系的信用危機。各國人士譴責美國縱容金融泡沫膨脹的政策為“金融欺詐”，是“讓所有人分擔由少數人無盡貪婪帶來的負擔”（巴西總統盧拉）；各國政要紛紛呼吁改革國際金融秩序。我們可能正在進入國際金融和經濟格局的轉折點。

美國政府由于疏于監管導致金融泡沫膨脹和崩潰，政府出重手向重要金融機構注資，宣告了流行多年的“市場至上﹑政府管制最小化”迷信的破產。“華爾街被自己標榜的新自由主義搞成如此的狼狽不堪”。經濟學教科書將因此而重寫。各國精英紛紛反思：“不能毫無批判便相信市場的魔法”（潘基文在聯大講話）；危機標志“金融資本主義強加在經濟領域的關于全球化理念的失敗”；其原因“不僅是因為華爾街的銀行家們缺乏遠見和道德意識，更是因為華盛頓政府……將市場奉為神靈，并盲目希望將這一模式擴張到全世界”（德國前總理施密特）。金融大鱷索羅斯從金融市場“追漲殺跌”折射的信息不完整規律，指出基于理性選擇的市場均衡理論是“對現實世界的扭曲”。（那種認為）“市場萬能﹑不需要任何規則和政治干預”的觀點是“瘋狂”的（薩科奇）。

改革開放30年，國內一些人向來把美國視為“中國經濟改革的范本”，主張照搬華爾街模式﹑開放金融市場﹑“融入”全球金融體系的也不乏其人。金融危機明白揭示了全球化的陷阱和挑戰。“老師”做得不見得都對。“一定要打破對外國銀行﹑金融市場的迷信”。[1]

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使我國金融資產縮水﹑出口受阻﹑增長和就業遭受重創。危機使我國經濟發展中一些根本性的弱點顯著化，需要我們研究新自由主義傾向對我國經濟政策的影響，這對我國的長期發展，關系極大。本文擬重點探討：

一﹑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問題。多年來，以“私有化﹑市場化﹑政府干預最小化”為關鍵詞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在我國知識界有相當的市場。西方標準的“完全市場經濟”能否成為我國經濟改革的最優目標﹖

二﹑經濟發展的戰略指導思想問題。所謂與全球市場體制“接軌”﹑按比較優勢原則“融入”全球產業鏈的出口導向戰略，是否符合我們的長遠利益﹖怎樣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必要性﹑緊迫性﹖落實科學發展觀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是不是意味著要將某些人堅持的“完全市場化﹑融入全球化”思維定式貫徹到底﹖

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發展成就輝煌，有目共睹。但是，近20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出現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和問題，必須加以正視。輝煌成就不是回避矛盾和問題的理由。我們必須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就有關深化改革﹑轉變發展方式﹑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等方面問題澄清認識。只有正視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消極影響，劃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新自由主義改革觀的界限，才能消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思想障礙，才能使國家未來的發展能夠持續地﹑健康地向前推進。

筆者就上述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供批評指正。

二﹑當前我國發展中的一些突出問題

 （一）產業格局和分配格局：對出口﹑投資和外資的過分依賴

我國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加速時期。市場化改革提高了微觀活力，對外開放和實行“國際大循環”戰略，開拓了國際市場和利用國外資源的渠道。我國上百種工業產品的產能產量居世界前列。[2] 億萬農民工跨區進城就業，我國城鎮化率從1995年的29％增至2007年的45％，沿海地區已經形成了若干面向國際市場的巨型工業城市帶。

中共十七大報告指出，目前我國發展存在一系列問題：國民經濟總量中外貿和投資比例過重，內需不振；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結構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長方式尚未根本改變；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城鄉和區域發展差距拉大；發達國家強勢競爭的壓力；民主法制建設不適應；等等。

我國經濟增長過分依賴國外市場和國內投資品市場的拉動。這既決定了我國工業的結構特點，也是國內分配格局失衡的決定性因素之一。這一增長格局，不僅影響宏觀經濟的短期表現，也是影響結構優化升級戰略任務的系統性消極因素。

2003~2007年，我國投資和出口的年均增速達到25~28％，同期國內消費增長僅為10％左右。居民消費比例從1978年的48.4％，下降到2006年的36.4％。出口加工和房地產﹑基礎設施建設是主要的需求板塊。在占GDP總量52％左右的投資中，基礎建設占72％，房地產又占基礎建設的30％左右（2007年）。這是拉動重化工業擴張的主要因素。

我國作為一個大國，外貿依存度達到60~70％，出口依存度從1995年的20.5％，上升到2006年的37.1％，這在一億人口以上的大國中絕無僅有。依賴國際市場的程度，相當于德國﹑韓國等中等規模的外向型工業化國家。

表~1：若干國家經濟總量和外貿依存度（2007年）             （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8》。

對國際市場的過份依賴，使我國工業的相當部分（輕工紡織﹑電子裝配等）“融入”了國際分工體系，成為跨國公司的制造基地。我國制造業產值的30％以上用于出口，出口值近60％由外資企業完成，加工貿易占出口額50％以上（2007年）。

我國出口額的89％，由占經濟總量55％的東部地區完成。東部地區已形成高度依賴國際市場的工業帶，外貿依存度達到96.5％。這是實行多年的“沿海大循環”戰略的成果。相比之下，中﹑西部外貿依存度為11~12％，東北地區為28.3％。[3] 沿海地區作為我國經濟增長的引擎，在很大程度上是外資經濟的高速增長。

表~2：沿海十?。ㄊ些p自治區）外貿依存度與外企對外貿的貢獻（2007年）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8》。

外資不僅成為出口增長的主要驅動力，而且在工業中的比重逐年增長，其勢力逐漸深入到我國經濟的核心部分。“三資”企業約占工業資產存量的30％和增加值的32％（2007年），其中港澳臺資本占外資存量的三分之一。在工業所有行業中的三資企業中，外資在多數企業中已擁有股權控制權，[4] 控制著投資﹑國際購銷﹑財務﹑研發等經營實權，拿走大部分收益，能量可觀。

我國39個工業行業中，“三資”企業在19個行業的銷售額已超過30％，其中，“其它采礦﹑皮革羽絨等加工﹑家具﹑文體產品﹑電子﹑儀表”六行業的銷售額占50％以上絕對優勢，在服裝﹑橡膠﹑塑料﹑電器設備等重要行業的銷售額也占到40％左右。[5] 外資通過投資并購布點，在越來越多的工業分支領域，形成由外資主導的寡頭競爭（如飲料﹑啤酒﹑化妝品﹑肉制品﹑水泥）或壟斷局面（如干電池﹑小五金制品）。

表~3：外資工業企業在我國市場的占有率

數據來源：李孟剛等：〈中國產業外資控制報告〉，新浪網2006年6月13日（http://finance.sina.com.cn/g/20060613/13532647261.shtml）；2007年數據由作者引自《中國統計年鑒2008》，口徑為工業產值。

表~4：外資在若干行業的市場占有率（2006年）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7》。

（二）我國經濟已過深地卷入國際分工體系，其負面作用日漸顯現

一是經濟結構的失衡。我國在低端產業（或加工環節）高度依賴出口的同時，投資品和高技術產品愈加依賴進口﹑依賴外資。對外資進口裝備的種種優惠政策，嚴重沖擊本國市場。多年來，進口設備占領了三分之二的國內市場，相當于GDP的8％。2003~2007年資本品市場購銷兩旺，國產裝備市場占有率升至50％左右。金融海嘯一來，本國裝備工業再次面臨嚴峻局面。

我國已成為“世界車間”，同時又是一個科技弱國和品牌小國。通過開放引進，我國經濟的技術含量不斷提高，但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并沒有縮小。我國企業銷售額中新產品比重約為10％強，甚至落后于一些發展中國家。我國全部研發經費投入約為美國的5％和日本的9％，發明專利授權僅相當于美日的30分之一和韓國的四分之一。工業企業的自主技術進步能力差，不足以支持產業的升級。國內高新技術產業產值的60％﹑出口的近90％由外企完成，徒有虛名。[6]

二是在國際分工體系和價值鏈中的低端地位。沿海出口加工業多年高速成長，其市場開拓多依賴“借船出海”，本國企業跨國營銷的能力卻沒有成長并形成大企業，中國廠商只得到全球價值鏈中微薄的加工費。全球產業鏈中最“肥”的環節 — 研發設計﹑訂單管理﹑產品儲運﹑跨國營銷﹑金融服務等，大體掌握在跨國公司手中。各方信息表明，OEM貼牌生產廠商總收益，僅占產品全球價值鏈的10％左右。我國沿海工業帶的崛起，與西方服務業占GDP比重同步提高，絕非偶然。[7]

三是國內分配問題。內需不振，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從1978年的48.4％，下降到2006年的36.4％。收入差距過大是消費不足的根本原因。我國的基尼系數從1984年的0.24急劇擴大到2004年的0.469，貧富分化的速度世所罕見；最高收入10％的富戶財產占全部居民財產的45％，而最低收入的10％的窮戶的財產僅占1.4％，兩者比例約為32比1。[8] 占全國家庭總數千分之一的31萬戶家庭，控制了全國41.4％左右的金融財富，[9] 意味著90％以上家庭的收入增長，沒有能夠和經濟增長同步，從而造成“高增長和有效需求不足并存”現象。

勞動者工資總額占GDP比重是衡量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程度的重要指標。美日英德等發達國家的這一比率在54~65％之間，我國職工工資和福利占GDP比重，從1992年開始就逐年下降：

表~5：我國職工工資福利占GDP的比重                          （％）

資料來源：王煉利：〈GDP和低工資中的學問〉，烏有之鄉網站2006年6月11日（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606/7423.html）。

我國的低工資水平和較高的勞動力素質，是發展加工出口所依托的主要競爭優勢。但產業結構過于偏向出口加工，又成為維護國內低工資格局的一個重要因素，以致《勞動合同法》遭到強烈反彈。初次分配不公平導致國內消費不振，但維護出口加工業又是“保八”的重要條件，不得不向國內外資本利益讓步，處境尷尬。

由于國內消費需求長期跟不上人均GDP增長，向投資傾斜就是惟一出路。我國超過50％的投資率，也是世所罕見。于是房地產﹑基礎設施和各地方樓堂館所，就持久地成為“支柱產業”，成為巨大的重化工產能的出路。

根據再生產理論，產業結構與分配結構必須相互適應，這是社會產品實現的必要條件。這種適應關系是在特定的運行機制下，長期磨合形成的。產業結構失衡，與分配結構失衡是互為表里的。這一格局是卷入全球產業分工的產物。

三﹑30年經濟運行機制的演變和出現的問題

 （一）經濟體制和發展機制的重要變化

1990年代以來，在市場化外向化快速推進的同時，我國經濟結構和發展機制發生了重大變化。分配從（行政影響的）按勞分配為主，轉變為“按要素分配為主”，我國由改革初期的內生驅動型增長，遂演變為當前外資主導的出口導向型﹑投資拉動型增長。

1﹑所有制和收入分配格局的本質變化

以國有企業改革為中心環節的經濟體制改革已取得決定性成果。目前，以股份制為特征的新型國企管理體制已經建立，國有經濟結構調整初步到位。

30年高速增長中，非公有經濟成分急劇增長，公有經濟比重降到三分之一左右。我國工業已形成國有﹑“三資”﹑民營“三分天下”的局面，國有經濟僅在基礎性行業中占絕對優勢，在流通領域中，國有經濟僅占10％左右。[10]

表~6：三種經濟類型工業企業的主要指標和變動（1998~2006年）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年鑒2007》。

這一過程伴隨的副作用是：隨著非公經濟﹑特別是外資勢力急劇擴張，國內市場競爭環境惡化，國企自身體制的弱點未能及時克服，企業效益普遍滑坡，經營陷入困境。在一段時期內，國企改革演化為全國性的“國企改制﹑退市”風潮。在十幾年中，約70％的國有企業通過破產﹑兼并和股份化民營化形式退出。

國企體制改革和結構布局調整，實屬必要。但在這個過程中，一些人無視中央反復申明的“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精神，高調宣揚“國企必敗﹑國退民進﹑一賣了之﹑腐敗有利于推進改革”等片面或錯誤主張，造成化公為私﹑監守自盜現象普遍，國有資產大規模流失。1995~2005年，累計約4200萬國企職工和1500萬大集體職工下崗，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國企改制腐敗成為社會腐敗的重災區。迅速崛起的民營企業，由于其企業數的五分之一和資產的三分之一來自于“灰色”途徑，而蒙上了“原罪”的污點。[11] 一些官員和學者聲言要“最大限度容忍改革中的不規范”。對腐敗的放任和縱容，激起廣大群眾強烈不滿，危害社會穩定﹑降低政府威信。

從宏觀角度看：改革初期，我國尚處于短缺經濟狀態，由于舊的“大鍋飯”體制未打破，企業擴大自主權后工資增速過快；地方財權事權擴大，普遍出現投資熱和重復建設。當時宏觀調控主要是針對“投資消費雙膨脹”的壓力。1990年代后，隨著國有經濟比重下降和市場化程度提高﹑城市失業率上升，以及城鄉間人員流動藩籬的消除﹑億萬農民工進城，工資水平全面壓低。我國制造業職工報酬支出與經營盈余（增加值－全部報酬）之比，1990年為1比3，2000年為1比4.7，2005年降至1比7.6。相比之下，世界多數國家的這一比例，一般在1比1到1比2之間（1980年）。

表~7：中國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制造業產值構成[12]             （％）

資料來源：王煉利：〈提高勞動報酬，著力于初次分配 — 剖析制造業的勞動報酬問題〉，博客中國網2007年12月21日（http://www.blogchina.com/20071221445482.html）。

這樣，在經濟高速增長﹑居民消費結構與產業結構逐步升級的同時，形成了典型的“產能擴張與消費不足”的矛盾。完善社保體系，對擴大內需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根本問題在于改善一次分配的格局。

有人說，貧富差距擴大主要是腐敗和行業壟斷所造成，不應歸咎于市場體制。如果不帶偏見地看問題，我國貧富急劇分化至少有以下原因：（1）體制轉軌中的腐?。唬?）私有經濟膨脹；（3）大量農民進城尋求就業；（4）國際資本大舉進入。我國的一次分配，是在與國際市場高度接軌的環境下，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勞動力價格”為基準墊底的。內外差距﹑城鄉差距的雙重“二元結構”，形成資本與勞動的地位極不對等的“要素市場”。所有制格局決定分配格局，市場經濟必然導致兩極分化，這是基本的經濟規律。

2﹑政府行業管理職能弱化，產業和技術進步政策缺乏依托

改革傳統計劃體制﹑減少政府對企業過多的干預，是搞活經濟的必要條件。目前指令性計劃體制已不復存在。但這一過程中的問題是，由于過分強調“小政府大社會”﹑貶低政府的經濟綜合管理和行業管理的必要性，使政府相應的管理職能不斷弱化，甚至一度違反工業運行的客觀規律，取消了政府的工業管理機構，一些具有戰略意義的骨干企業也交地方管理。

當前地方政府和企業的多元決策局面已經形成。盡管“政企不分”體制已經改革，但地方政府對企業的影響力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在相當程度上形成“受地區行政干預的市場”和“公司化的地方政府”的局面。工業結構內的有機聯系與合理整合仍受條塊體制的干擾。

我國工業處于后進追趕階段?？傮w上看，我國工業規模龐大，企業數量眾多，企業規模偏小，行業集中度低，組織程度差。多數企業技術水平低，缺乏技術研發的能力與意愿，局限于低成本的競爭。各地區畫地為牢﹑爭項目爭外資，惡性競爭，低水平重復。過分強調國內競爭，忽視企業協同與產業整合，我國各行業組織幾乎成了一盤散沙，在跨國公司的競爭和產權侵蝕面前幾乎沒有還手余地。

由于部門地方利益分散化，行業管理軟弱無力，國家的產業和科技進步規劃與政策，在實施中障礙重重。高能耗高物耗行業的重大關鍵技術研發推廣不力，導致工業的“高投入﹑低效益”和環境污染久治不愈。我們對全球橫行的跨國資本敞開了市場，而本國行業內卻難以協調，無序競爭，損失慘重。我們作為頭號鋼鐵大國，鋼聯無力抵御鐵礦石出口國的一再無理提價。各地方大量壓價出口戰略性稀有金屬，中央屢禁不止，使我國作為頭號稀有金屬大國的戰略優勢喪失殆盡。

地方政府為保持地區經濟總量增長速度，競相分頭招商引資。我國若干重要產業已經被多個跨國公司“整合”進各自的全球體系，國內競爭成為外資代理人的競爭。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政府為推進“國企攻堅”，紛紛將下放本地的原中央戰略性骨干企業向跨國公司掛牌出售，直接損害國家安全利益。

3﹑對外開放缺乏內外統籌和開放度的把握

為全面準確地理解中央有關對外開放的精神，特摘錄有關文件表述如下：

（1）“完善內外聯動﹑互利共贏，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13]“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14]

（2）“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優化資源配置……發揮我國經濟的比較優勢，發展開放型經濟”；[15]

（3）“擴大利用外資規模﹑提高利用外資水平”；[16]

（4）“注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和創新提高”；[17]

（5）“正確處理對外開放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關系，維護國家經濟安全”。[18]

實際中，只有“擴大利用外資規模”貫徹最積極，成效最顯著。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政府為解除外商疑慮，給予外資諸多優惠政策，同時還設定了若干保護國內市場的限制條件。1990年代以來，特別是加入WTO后，對外商投資的各項限制條件（準入行業﹑股比﹑內銷比﹑技術轉讓）放寬或取消。同時對外資的普惠性稅收優惠卻繼續保留多年，等于對內資企業的長期歧視。

在1980年代“沿海大循環戰略”的示范下，多數省市以GDP為目標﹑以招商引資和“經營城市”為主要途徑，形成“開發區熱”和“引資熱”。各地爭相出臺低地價﹑延長地稅減免期等土政策，甚至向下硬性攤派招商引資任務。這個由地方政府推動的招商引資運動，既是經濟高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也是形成“重外貿﹑重投資﹑內需不足”發展模式的主要動因。

任何事情都有利弊兩面。多年來我國堅持開放國策，激勵了國內市場體系的形成﹑引進了國外資金﹑先進技術和管理﹑推進了工業高速增長。但是，隨著開放程度愈益提高，外資在華勢力不斷膨脹，其負面效應逐漸增大，不能再置之不理了。擴大開放不能沒有底線，開放必須服從國內發展的根本利益。

我國早已是世界外資第二大流入國。1979~2008年，我國累計吸收外商直接投資8500億美元，是日本戰后半個多世紀吸收外資的至少十倍。近年來每年外商直接投資 800~900億美元（占總投資5％左右）。目前外商直接投資存量占GDP比重達到21％，已達到發展中國家水平的上限。在工業領域，扣除港澳臺資本后，外資份額也已達到20％以上，外資比例若繼續提高，必將削弱國家宏觀調控的效力，甚至干預國家政策的案例也不鮮見，這意味著威脅國家經濟主權。[19]

“入世”以來，外商直接投資中獨資比例迅速攀升至60％以上，外商獨資企業不承擔轉讓技術的義務，且技術保密能力更強，指望“市場換技術”或“技術溢出”越來越成為幻想。

綜合上文，外資過分擴張的負面效應還有：

第一，偏重外貿外資，使我國與各發展中國家處于競相壓低要價﹑吐血引資的尷尬處境。我國工業的相當部分處于全球產業鏈低端，長期以低工資﹑廉價土地資源能源和沉重的環境代價，向發達國家提供廉價產品，僅拿到全球價值鏈的零頭，等于犧牲國人及子孫后代的利益，用“打工經濟”補貼西方的“知識經濟”和“賭博經濟”。洋人賺足了錢之后再回來收購﹑控制我國產業，還得寸進尺﹑得便宜賣乖。[20]

第二，經濟過分外向化和過分依賴外資，成為分配差距擴大的重要因素。在國際資本面前，本國勞動處于絕對弱勢。“企業高管薪酬向跨國公司看齊﹑底層工資向農民工看齊”，拉大和固化國內收入差距鴻溝，壓抑社會消費需求。

第三，過分依賴“讓市場換技術”（換技術已越來越成為空話），導致社會對外國技術的盲目崇拜，高端產品市場被外資和洋貨長期占據，壓抑本國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和意志，成為本國產業升級的障礙。長期靠“比較優勢”吃飯，還滋長了依賴洋人搞工業的心理，不思進取，思想僵化。

第四，對外資總量擴張和外資對我經濟命脈及核心﹑戰略性產業的市場擠占和產權侵蝕缺乏制約，威脅國家經濟安全。

以下就有關產業結構的幾個重要問題作進一步討論。

（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面臨系統性障礙

1﹑開放過度，產業和技術自主進步能力被壓抑

我國工業的核心部分 — 裝備工業和各類戰略性高技術產業，是我國60年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積累的家底，是綜合國力和國防安全的基礎，也是未來產業升級的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面對西方“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強勢競爭，我國裝備工業和戰略性高技術產業總體上處于被動地位。企業的市場空間被一再壓縮，科研成果產業化困難，體制和政策環境也妨礙本國企業提高技術競爭力。處于弱勢的分散的企業，面對跨國公司的競爭和吞并的威脅，單打獨斗。

行業管理缺失，再加上科研體制改革“一刀切”（原各工業部的開發類院所全部企業化），削弱了行業共性技術的研發和推廣能力，反而不利于科技與經濟的結合與產業優化升級。地區間為爭投資﹑爭招商引資﹑爭速度而彼此競爭，妨礙企業間的技術交流和協同研發。行業缺乏有效措施進行引進技術設備的吸收消化推廣。在需要行業級攻關的技術領域 — 系統設計﹑關鍵分系統﹑零配件﹑元器件和生產設備等方面，形成對外國產品和技術的嚴重依賴。引進復引進，亦步亦趨。

在此形勢下，企業普遍追求短期利潤，“重引進輕消化﹑重生產輕研發”。我國企業總引進費用與配套消化費用之比為1比0.08，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0％和日韓的1％。僅萬分之三的企業擁有自主知識產權核心技術。

2﹑對合資引進的依賴：缺乏根基的產業升級

近十幾年隨著居民消費升級，產業結構也在逐步升級，如ICT產品﹑家電更新﹑家用汽車﹑住房等，以及相關的資本品工業和基礎設施的擴張和升級。這一升級過程，很大程度得益于引進外資。有人據此證明，外資具有內資所不具備的技術進步牽引作用，我國引進外資規模還應該擴大；有人根據我國50％以上技術來自國外這一事實，主張放棄自主科技創新的努力。

先讓我們看兩個行業的實例。

數控機床：加工設備自動化是工業結構升級的根基。我國在此領域起點較差，1990年代80％依靠進口，高端數控機床的進口受到西方嚴密封鎖。1999年“考克斯報告”指責“中國借中美干線飛機合作項目，進口美國數臺五軸多聯動數控機床，轉為加工軍品”，還派人來華追查。從1990年代起，國有民營一起上，在整體設計和核心的數控系統方面形成突破。現在，我國沈陽﹑大連﹑齊二機床及華中理工等單位已能自行研制多款中高端產品，國內市場占有率超過50％并出口，西方封鎖不攻自破（還有很多技術瓶頸需要協同攻關）。

程控交換機也是在外國封鎖下自力更生的產物，對我國有線電話的普及居功至偉。

家用汽車：中國已是世界上最有潛力的家用車市場，汽車工業是我國下一階段最重要的支柱產業之一。但是這一產業的主體掌握在外資手中。各省爭找跨國公司聯姻，搞“市場換技術”，國內產能70％以上被各大跨國公司參（控）股整合，整車和主要分系統﹑零部件的研發設計制造核心技術，大部分還是由外方控制，汽車利潤的大部分回流到各跨國公司總部。國家的產業政策成為一紙空文，只有政府部門對夾縫中成長的﹑堅持自主發展的地方汽車企業給以有限支持。

有人總結：凡是外國封鎖的技術，自己就能搞起來，凡是能從外國引進的技術，自主創新就垮臺。這實際上反映了全球化時代，發達國家與后進追趕國家間的技術封鎖反封鎖﹑遏制反遏制斗爭。西方資本為利潤所驅使，將低利潤的產業環節向后進國家轉移，但同時又竭力保有技術優勢，防止核心技術隨產能的轉移而外泄，為此不惜動用國家力量。他們的基本策略是：對核心及戰略高技術嚴格封鎖，通過選擇性技術出口策略，摧毀后進國技術自立的能力和意志﹑壓抑其自主技術產業化的努力。[21] 全球化時代的技術轉移在很大程度上是國際政治問題。西方對我國的技術封鎖﹑遏制和打壓從來沒有停止過，對此我們不能抱有任何幻想。

從全局看，我國目前的“產業升級”，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成為以外資企業為主體的產業升級。我國的發展模式如果和東南亞﹑拉美國家有什么區別的話，本質區別在于我國還保有一個以國有企業為核心的﹑有一定規模和技術實力的資本品產業和高技術產業。

過分依賴外資的發展路徑，是30年來歷史地形成的。這一發展模式的形成有其客觀的歷史背景與合理性。但應該強調指出的是：其最大的危害是，被動接受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和獲得眼前的增長利益，要以出讓市場和產業控制權以及未來的發展空間作為代價，這將對我國的產業自主升級構成重大障礙。對比日本韓國的自主型“技術立國”戰略，我國發展路徑的弱點就看得更清楚了：我們在成為世界制造大國的同時，缺乏推進產業和技術自主進步的能力和意志，即缺乏提升國家整體競爭力的核心能力。

其主要原因，一是我國高層經濟管理部門和科技﹑產業管理部門，在開放引資和技術進步產業升級方面，長期沒有形成協調一致的戰略指導思想。二是我國主流經濟學界在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上，過分迷信“比較優勢”和“拿來主義”，將無限制地吸引外資作為促進增長﹑就業和產業升級的第一法寶（實際上，引進外資也不是引進技術的惟一途徑）。不破除這種懶漢哲學，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就是一句空話。

中共十七大報告將“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推動產業優化升級”作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最優先措施，絕非偶然。

外資企業是不是自主創新主體﹖這成了“正確處理對外開放同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關系”的又一爭論焦點。

在通行全球的資本主導權和知識產權規則下，外資企業不可能是中國自主創新的主體。“資本無祖國”是哄小學生的空話。我國加入WTO后，“市場換技術”越來越難實現，外商直接投資帶動技術進步的邊際效益遞減。用“外資帶進的設備越來越先進”說事，是缺乏基本的技術知識。技術的生命力在于持續的進步。一個企業或行業的技術實力的本質是自主技術進步的能力，而不是買了多少設備圖紙專利。根據創新經濟學理論，技術進步能力只能由工作組織內生地發展出來，而沒有任何組織之外的力量和過程可以替代，因為“技術”不僅體現在物質產品上，更體現于企業或科研組織長期工作積累形成的經驗﹑程序與慣例上。一國企業技術能力的總體，決定了國家經濟活動的范圍﹑性質和在國際上的地位。“一個國家進行技術學習的主體只能是該國的組織，而從創新中發展起來的技術能力也從而具有國家所屬的性質。跨國公司在海外市場的分支組織……活動的范圍和性質以及獲得收益的分配都服務于母公司的戰略目標和控制”。[22] 滿足于依靠外資端來現成的“先進技術”，甘心當洋人的打工仔，躺在“低工資比較優勢”上再吃20年的“人口紅利”……這不是“以人為本”，是“以外資為本”。

“真正先進的技術是引進不來的，我們見多了打著‘引進技術’旗號與外資合作的國有企業走向失敗的例子”，科技工程界的這一呼聲多年來不絕于耳，但我們的經濟學家就是聽不懂。

依靠外資推進中國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的幻想，既是出于對技術的無知，也反映了我國開放以來一個明顯的社會思潮，即躲避艱苦的自主創新﹑把國家建設和產業振興的前途托付于外人的傾向。堅持獨立自主，在以我為主的基點上開放和吸收學習，這是我國經濟建設的基本國策。鄧小平說過：“任何外國也不要指望我們做他們的附庸”。[23] 一個老想著依靠別人的民族是沒有前途的。一個國家的精英層，如果僅僅對眼前的財富增長感興趣，沒有振興國家的抱負和遠見，就沒有資格充當社會的精神領袖，最終會被歷史拋棄。

我國力求被國際社會承認為“完全市場經濟國家”，但市場經濟國家也有不同的發展模式。是日韓式的自主型技術立國﹖還是拉美式的依附型發展﹖有西方觀察家認為：可以把中國“視為一個正在出現的‘正常’的工業強國，就像巴西和印度一樣”，而這正是“美國戰略長期以來夢寐以求”的：

（中國成為經濟超級大國的）擔心是沒有根據的。第一，中國的高科技和工業產品的出口是由外國公司而不是中國企業在主導。第二，中國企業嚴重依賴從……工業發達國家進口的設計﹑關鍵性組件以及生產設備等。第三，中國企業幾乎沒有采取有效措施去吸收消化和推廣它們進口的技術，從而使得它們不可能迅速成為全球工業中的有力競爭者。

中國企業落后于外資企業的一個關鍵原因是它們沒有在科學技術發展方面作長期投資。……特別是在地方上，政府能夠而且經常為了追求特定的地方利益而操縱經濟政策。……如果不對相關體制加以改革，中國吸收﹑發展和推廣科技的能力仍將受到限制。大多數中國企業仍將在全球工業生產鏈條的低級環節上為了微薄的利潤而相互競爭。[24]

日本媒體亦有如是觀點：

中國企業只是關注使用外國技術，依靠低成本生產產品，而不是全力開發自主技術。……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著眼點是引進外資﹑增加就業﹑擴大出口，沒有更深地考慮如何扶植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中國企業，以及如何加強它們的競爭力。……如果中國的民族企業在國內市場也被外資逼入困境，中國經濟有可能被外資左右。[25]

3﹑引狼入室的“改革攻堅戰”：無底線開放危及國家安全

我國加入WTO后，跨國公司對華投資的觸角從下游工業向上游延伸，伸向我國裝備工業的核心部分，并向農業﹑[26] 流通（物流）﹑[27] 金融﹑[28] 咨詢服務﹑[29] 公用基礎設施 [30] 等領域滲透。在一段時期，我國各機構﹑各地政府對跨國公司在華戰略性滲透沒有任何防范意識，反而爭先恐后地﹑無限制地﹑無對等條件地拉外國“戰略投資者”前來參（控）股，全然不顧國家經濟命脈的安全。

更加匪夷所思的是，在“國企攻堅戰”時期，一些地方政府為完成地屬大中型裝備類國有企業“限期改制”任務，紛紛把“引進國外戰略投資者”作為首選方案。這些國企不少是原部屬行業骨干企業，屬于我國工業體系的核心部分。從地方政府的眼光看，這些國企都是包袱，對地方GDP貢獻小﹑債務負擔和人員負擔重，“民營企業買不起，讓其它國企收購等于沒改”。引進“世界五百強”來當“戰略投資者”又卸了包袱又有政績，一舉多得。這一“改革思路”，等于白送給跨國公司消滅競爭對手﹑擴大在華地盤﹑壟斷中國市場的機會。[31] 一些行業排頭兵企業被外資收購后，給行業級協同技術攻關造成沉重損失。[32] 甚至一些承擔國防工業重要配套任務的戰略性企業，一度也面臨被外資吞并的前景。[33]

現存不多的國有重點企業，是我國60年建設起來的工業體系的核心部分。這些企業的意義，遠遠超出賬面的“資產”，而是綜合國力的核心 — 企業組織﹑技術研發與產業核心技術﹑熟練技工隊伍﹑品牌與營銷等等能力的集合，是行業內配套體系的不可替代的部分，是行業自主創新的帶頭人和產業升級的戰略支點。一些關鍵企業一旦被合資，產業鏈就發生斷裂，造成全局性的損失。

1990年代緊縮時期，外商對華投資呈爆發式增長。這同時也是“國退民進”高潮期。如果再來一次招商引資和“國退民進”高潮，我國的工業體系就真的要傷筋動骨了。

放手引進國外“戰略投資者”搞“改革攻堅”的主張，不管理由多么動聽，他們忘記了一點：國家產業進步和經濟安全，是人民根本福祉之所在，是最高位的“大道理”，改革開放必須服從這個大道理。西方給我們扣“經濟民族主義”的帽子，其實這頂帽子應該給他們自己。美國在上文所述的所有領域，都嚴格限制外資準入，其安全審查機制之嚴密，世界罕見。[34] 1980年代的英國私有化和1990年代的前東德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也從未允許任何重要的國有企業出售給外國人。西歐各國工業中外資比重不超過15％，在銀行業中的外資比重不超過13％。只有阿根廷和若干東歐國家，國企私有化是徹底向外資開放的，其喪失經濟主權的嚴重后果已明擺在世人面前。

這種“改革思路”的一度流行，讓人懷疑某些改革“參謀”們是否具備稱職的判斷力和職業道德。似乎只要能讓國企“退出”，怎么干都沒有心理障礙。加入WTO條款“允許”外資購買某行業股份，被偷換成來者不拒的“必須”。揭露批評外企劣跡，是“反對開放國策”。“不能用自主創新壓制改革開放”﹑“計劃經濟導致封閉落后是真正的不安全﹑越開放越安全”等等歪理至今還在流行，似乎中國只有“融入全球化”一條路。

我們有必要就開放﹑發展和安全的關系，進行一次科普教育。

任何主權國家對外國資本都不可能實行完全開放。“融入全球化”是完全錯誤的口號。

所謂“開放”，是指一個自主系統與環境的互動關系。沒有與環境的互動，系統就會停滯和死亡。但系統與環境的互動必須有選擇﹑趨利避害。否則系統“融入”環境，也失去了生存權。我們今天遇到的，已經不是開放不夠的問題，而是在高度開放﹑安全形勢漸趨復雜的情況下，居安思危意識和防范機制不足的問題。

（三）我國外向型加工業發展道路已走到極限

近年來，全世界出口加工業的貿易條件持續惡化，加上人民幣升值﹑工資緩慢上漲等長期因素，我國靠低工資優勢搞加工出口的發展道路，已走到極限。連續多年年增10％以上的“奇跡”不可能永遠持續。世界金融風暴說明，靠美國人借債消費支持發展中國家出口，是無法持久的。世界經貿格局正面臨深刻變化，市場風險加大。中國有七億勞動力，是工業化國家勞動力總和的1.5倍。全世界輕紡市場也不是無限大的。

1980年代，我國人均收入不過兩百多美元，沿海大循環是順應經濟規律的正確戰略選擇。但是要看到，發揮低工資競爭優勢是處在“窮國”階段，不得已受國際資本剝削的發展策略。今天我國人均GDP是30年前的15倍，已處在人均3000~5000美元的以結構升級為主的發展階段，不能再一根筋地靠低工資“招商引資出口”過日子，到了推進產業升級的時候了。一些拉美國家到了人均3000~4000美元后，長期徘徊不前，經驗教訓值得總結。

所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這是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是提高綜合國力的關鍵。……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這是關系國民經濟全局緊迫而重大的戰略任務。”[35]

轉變發展方式，首先要扭轉片面的“惟GDP﹑惟招商引資”的發展思路，確立“從成本優勢轉向爭取技術優勢”的指導思想，也就是以提高國家競爭力為導向的戰略思想。保持當前經濟增長速度當然很重要，但更為根本的任務，是從現在開始著手，轉向內源型的﹑以自主型產業和技術進步為主的發展路線。改革開放政策，應該服從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一戰略目標。

四﹑破除新自由主義迷信，切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一）要正視新自由主義思潮對經濟政策的消極影響

如前所述，我國目前改革開放的基本態勢是：國企改革和國有經濟結構布局調整基本到位，所有制結構和市場化程度大體合理。條塊體制﹑部分壟斷行業﹑初次分配領域需探索深化改革。在對外開放領域，我們在頂層設計方面，對如何掌握“內外聯動﹑互利共贏，安全高效”原則﹑“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大有改善余地。

上文所述問題，盡管是經濟建設前進中的問題，但這些問題牽涉到經濟發展根本的戰略指導思想，關系到未來發展大局。尋根溯源，上述問題的存在，與風靡一時的新自由主義思潮有密切關系。

歷史地看，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引入，在改革開放初期，曾起到了沖擊傳統體制的積極作用。但隨著改革的深入和新情況新問題的出現，這一思潮在學理上的極端化﹑教條化，以及忽視國情社情﹑忽視群眾利益等問題逐漸凸顯，對經濟政策的消極影響也逐漸凸顯。

在經濟領域，新自由主義的傾向性主張及消極影響主要是：

第一，關于經濟體制改革：近20年，來自美國的產權理論被奉為金科玉律，一些人無視我國國情和開放的國際環境的風險，把西方標準的“市場化”當作心目中的目標模式，甚至當作意識形態。宣揚“惟產權改革﹑惟市場化”，要“國有經濟退出全部競爭領域”，取消國有經濟主導地位；片面突出“效率優先”，為了國企改革要“犧牲幾千萬工人”；對群眾反映強烈的各種問題統統歸因為“市場化改革不徹底”﹑“改革的問題只能用深化改革來解決”?？傊?，全盤私有化﹑完全市場化才是“人間正道”，才是“萬應妙方”。極端的意見則反對政府在一切領域的干預（宏觀調控﹑產業發展政策）。

第二，關于對外開放：只講全球化機遇，回避全球化風險，傾向無限擴大開放（放開金融自由化﹑外資并購國企）；模糊“引進外國資金技術增強本國競爭力”初衷，將開放政策簡單等同于“引進外資”，“讓外資按市場經濟的原則對中國產業進行重新整合”；鼓吹民族產業虛無論，宣揚“不求所有，只求所在”﹑“跨國公司無國籍﹑在中國生產雇人交稅的就是中國企業”﹑“中國企業產業叫外國企業打垮活該”。

第三，關于經濟發展模式：主張市場決定一切，無條件照搬“比較優勢”論和“市場推動產業自然升級”假設；沉醉于眼前外向型工業高速發展的成果，反對政府的適度干預和產業政策；散布“技術全球自由流動”幻想。

30年來，中央一再強調“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這些基本原則對一些人來說是耳旁風，他們關心的，只是不惜一切手段，推進全盤私有化﹑市場化。

片面強調市場化的改革觀和片面依靠“比較優勢”和外資的發展觀是出于同一個“市場萬能”邏輯。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對外不設防的“市場化”，和放棄獨立自主的依附型發展道路是沒有本質區別的。

（二）解放思想，要從基本國情出發，要服從國家發展的戰略需求

多年來，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廣泛，實際上成為新的思想僵化。貫徹科學發展觀，轉變發展方式，必須正本清源。在新的發展階段，解放思想首先就是要破除“完全市場化”迷信和“融入全球化”迷信。

1﹑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從我國現實國情﹑從我國國際環境和國家建設的基本任務出發，改革開放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原則。

我國是發展中的大國，人多地少﹑資源緊缺﹑地區差距極大。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已經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和先進國家相比，經濟技術實力還差得很遠；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主體任務已完成，但市場秩序與政府治理秩序的建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是在高度開放的條件下，在西方資本的強勢競爭下，進行改革和建設的。

社會主義的最基本原則是追求最大社會公平。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環境中，在我國人均資源高度緊張和社會差異巨大的情況下，走“完全市場經濟”道路勢必進一步拉大貧富差距﹑造成社會分裂。節制資本權力的過度膨脹，更多關注勞動大眾利益，是處理公平和效率關系的一個重要原則，是保持社會穩定和國家長治久安的現實需要。[36]

社會主義的歷史合理性還在于：以政權力量掙脫列強控制﹑消滅買辦官僚資本，建設自主工業科技體系，告別百年積弱。我們搞改革開放，歸根結底是為了讓國力更加強盛，讓大多數人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這也就是鄧小平一再強調的的“三個有利于”標準（有利于生產力發展，有利于提高綜合國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就是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

今天，國內競爭早已國際化，我國企業面對的主要競爭對手是國際大資本。我們要利用全球化機遇加快建設步伐，但也不能在西方資本的強勢競爭和對我國經濟主權的侵蝕面前解除武裝。如果輕信他們的誘騙，走“完全市場化﹑融入全球化”的道路，我們將重蹈阿根廷和東歐的覆轍。如果走到這一步，就是對獨立富強的建國理想的背叛，對中華民族百年奮斗史的背叛。

2﹑兼顧基本工業化和產業升級兩重任務

中國國情決定了，我國處于基本工業化﹑城鎮化的加速階段，同時又面臨產業結構升級的緊迫任務。兩者必須兼顧。

一方面，發展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體的基本工業化城鎮化，解決基本就業問題和農業現代化問題，統籌城鄉和區域發展﹑關照基本民生，是國家的頭等大事。

另一方面，從國家生存與長遠發展的需要出發，必須大力推進產業優化升級。下決心通過10~20年努力，形成我國在若干中高端產業的技術優勢，占領相當市場份額。掌握各核心領域的技術動態﹑緊緊跟蹤世界前沿技術，這是在世界資源﹑能源日趨緊張的條件下，掌握未來經濟持續發展主動權﹑避免受制于人的根本，是解決工業發展﹑人口增長與環境生態容量矛盾的根本。爭得產業升級的自主權，也是解決中高級人才就業的必由之路。

基本工業化任務可以主要靠市場化﹑外向化途徑實現。產業升級任務則面臨西方的強勢競爭﹑技術遏制和產權滲透，由于自主型的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尚未形成氣候，在現有過分開放的市場環境和過分軟弱的行業管理能力條件下，產業優化升級難度很大。這是一個包括體制和政策調整﹑需要政府和社會共同努力的爬坡過程。我國將處于一個艱難的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期。

國際市場容量有限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出現對我國出口型工業的遏制傾向，這可能影響對我國城鎮化進程以及城鄉關系演變趨勢的判斷。政策思想是否要做相應調整，也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問題。

（三）深化改革要適應新階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歷史任務

面對以上基本國情和基本任務，首先必須堅持“為多數人服務”和“確保國有經濟主導地位”這兩條社會主義原則的基本底線。要處理好以下幾類關系：

效率與公平：更多注重民生，節制大資本勢力。一個貧富差距過大的社會，不可能有公平正義和諧，也不可能有政治清明和社會穩定。

公有制主導與多種經濟成分競爭：要全面認識國有企業的戰略地位和國家保有對基礎與戰略性產業的控制權的必要性。我國各行業現有國有骨干企業和國有科研技術體系，集中了我國70％以上科技人才和資源，是國家產業優化升級的基礎，自主創新的中堅，國防安全的屏障，[37] 是“實現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38] 國家保持對戰略性核心產業的控制，是抵御外資強勢競爭﹑保持國家穩定的基礎。

改革30年，國有經濟改革的主體任務已大體完成，現在深化改革的思路要偏重制度建設。要通過改革“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39] 在市場化的環境下，我們有條件通過改善管理﹑加強監管和內外監督機制，鞭策企業提高競爭力。條塊問題﹑壟斷問題需根據具體情況，逐步穩妥地解決。

政府干預和市場機制：在工業化信息化時代，市場和計劃都是資源配置的工具，互相補充，缺一不可，不應該意識形態化。要清算政府計劃虛無論。當然，要通過政治體制改革提高政府管理水平﹑遏制腐敗﹑改善官民關系。

我國工業的整體競爭力尚未具備與西方工業“放手一搏”的能力，政府的產業政策是不可缺少的。在發達國家，工業處于技術進步前沿，占據全球產業鏈高端，巨型企業居于世界領袖地位，自然具有行業協調的能力。美歐通過政府組織大型科技項目（如信息高速公路計劃﹑尤里卡計劃）﹑對航空航天等高端產業進行直接科研補貼或軍事采購等間接補貼，以爭奪前沿產業的競爭優勢。日本韓國的產業支持政策，推動了本國制造業﹑信息產業的崛起。后進國家的產業政策，目的是對處于幼稚狀態的戰略性產業進行適度保護和支持，是追趕先進﹑推動本國工業升級不可缺少的手段。產業優化升級必須走政府規劃和市場結合﹑開放和自主創新結合的道路。國家要對產業升級進行具體的指導和管理，如產業規劃﹑配套﹑運行協調﹑技術攻關推廣等。

推動自主科技創新，發揮微觀活力和政府指導同樣重要，要扭轉只強調“微觀效率是惟一創新源泉”的片面性。科技體制的改革方向是建設“以企業為主體，官產學研結合”的國家創新體系，這要和建設“有政府指導的市場經濟體制”二者有機結合。

開放性與自主性：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提高開放水平，開放政策要服從國內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利益，以我為主，平等互利。要清算“融入”論。要正確理解開放﹑發展和安全的辯證關系，開放必須有“度”的把握，即以不損害國家主權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利益為底線。開放要為未來的產業升級預留空間。要警惕“特洛伊木馬”式的威脅，警惕國際經濟和金融風險。

實事求是﹑為中國大多數人利益服務，是解放思想的基本宗旨。

中國經濟體制的變革，決非只有“計劃經濟”和“完全市場經濟”兩種選擇。1990年代蘇聯東歐劇變后“歷史終結論”在全世界一度甚囂塵上，似乎世界只能走美國式的資本主義一條路，現實證明了此說的幼稚虛妄。我國改革的目標模式設計，必須以我國未來發展戰略的需求為依據，而不是以哪個西方“本本”為依據。我們的市場化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這一基本前提﹑堅持“三個有利于”原則。我們的開放，必須堅持內外統籌﹑平等互利，以服從國內發展的根本利益為最高準則。筆者認為，這是和主張全盤私有化市場化﹑“融入”全球化﹑走依附性發展道路﹑惟西方馬首是瞻的新自由主義主張的根本區別。

（作者系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研究員）

 [1]〈建行董事長郭樹清：一定要打破對外國銀行﹑金融市場的迷信〉，易富網2008年10月7日（http://www.eefoo.com/plus/view.php?aid=1047041）。

[2] 例如，我國鋼鐵﹑煤炭﹑水泥﹑合成纖維﹑銅鋁鉛鋅等十種主要金屬產量居世界第一，發電裝機容量和造紙世界第二，合成橡膠﹑造船﹑汽車產能世界第三，煉油和乙烯產能世界第四。集裝箱產量占世界一半以上。纖維加工量占世界的三分之一強。電視機﹑洗衣機﹑冰箱﹑風扇﹑電飯鍋等產量占世界市場20％左右；豬輕革高檔產品占世界的四分之三，皮鞋占世界三分之一；縫紉機占世界二分之一。自行車出口占全球貿易量的三分之一，羽絨制品占世界二分之一，玩具占美﹑歐市場的40~50％（2004年）。

[3] 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2008》，中國統計出版社2008年，第18頁。

[4] 李孟剛﹑蔣志敏﹑李文興：〈中國產業外資控制報告〉，新浪網2006年6月13日（http://finance.sina.com.cn/g/20060613/13532647261.shtml）。

[5] 國家統計局編：《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鑒2006》，中國統計出版社2006年，第62~95頁。

[6] 例如，由于缺乏自主核心技術，須將每部國產手機售價的20％﹑計算機售價的30％﹑數控機床售價的20~40％拿出來向外國支付專利費。

[7] 過去近20年，美國GDP中的制造業比重，從20％降至11％。我國有人照搬“國際標準結構”，也要照此標準大力發展三產。他們忘記了今天是全球化時代，西方低端制造業向外轉移﹑“高端服務業”興起和發展中國家加工業成長是同一過程。況且三產是高度市場化的產業，不是通過政府命令壯大的。

[8] 李成瑞：〈大變化 — 我國當前社會經濟結構變化情況及其復雜性分析〉，中安論壇2007年8月31日（http://bbs.anhuinews.com/thread-288889-1-1.html）。

[9]〈中國百萬美元資產家庭數量位居全球第五〉，新華網2007年10月30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30/content_6975867.htm）。

[10] 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成瑞計算，2006年，二﹑三產業的公有制經濟（國有＋集體）與私有制經濟的比重是：資本為48比52；就業為32比68，國內生產總值為37比63（李成瑞：〈大變化 — 我國當前社會經濟結構變化情況及其復雜性分析〉，中安論壇2007年8月31日，http://bbs.anhuinews.com/thread-288889-1-1.html）。又據劉日新計算，扣除股份制企業重復部分，國有工業占工業總產值比重已降至15.3％（劉日新：〈中國貧富懸殊，兩極分化世界之最〉，烏有之鄉網站2007年12月22日，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4/200712/29407.html）。

[11] 據〈2006年中國第七次私營企業抽樣調查資料分析綜合報告〉，現有全部465萬戶私有企業中，94萬戶企業是由改制﹑收購原國有﹑集體企業而發展而來，占全部私企的20.3％。據分析，私營企業近七萬億實有資本中，來自原國有﹑集體企業的資產約占三分之一（〈2006年中國第七次私營企業抽樣調查資料分析綜合報告（節選）〉，商務部網站2007年2月16日，http://anhui.mofcom.gov.cn/aarticle/sjdixiansw/200702/20070204390611.html）。

[12] 表~7的計算方法如下：

中間投入占總產值比重＝（總產值－增加值）∕總產值×100；

報酬支出占總產值比重＝報酬支出∕總產值×100；

經營盈余占總產值比重＝（增加值－報酬支出）∕總產值×100。

[13]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 — 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改革開放30年重要文獻匯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1726頁。

[14]〈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2003年10月14日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改革開放30年重要文獻匯編》，第1348頁。

[15]〈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1993年11月14日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改革開放30年重要文獻匯編》，第744頁。

[16]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 — 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改革開放30年重要文獻匯編》，第1355頁。

[17]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 — 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改革開放30年重要文獻匯編》，第1355頁；胡耀邦：〈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 — 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改革開放30年重要文獻匯編》，第272頁。

[18] 江澤民：〈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21世紀 — 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改革開放30年重要文獻匯編》，第905頁。

[19] 我國加入WTO后，UPS﹑FedEx等四大國際快遞巨頭，已占領中國國際快遞業務市場的80％，并計劃占領國內快遞市場。2005年四巨頭代言人亞太國際速遞商協會發表聲明，要求郵政分業經營，改革政策透明，讓國際快遞﹑物流商發表意見，企圖染指我國具有公共服務性質的信函業務。2005年，54個在華跨國公司試圖阻撓“兩稅合一”也是個突出案例。

[20] 綜合多方報導：外資企業通過收取專利費用﹑跨國購銷轉移收益等手段，將大部分收益收入囊中。稅務總局2005年調查，外資實際稅務負擔約11％，僅相當于國有企業的一半；約50％外資企業虧損，其中至少一半是假虧。所謂外資“拿30％的資本，擁有50％的股份，拿走70％的利潤”看來并非虛言。

[21] 例如，西方國家曾對我高端數控機床嚴格限制出口，一旦我國自主研制獲得突破，立即解除相應出口禁令，以圖將我數控機床產業扼殺在起步階段。此類案例數不勝數。

[22] 路風：《走向自主創新 — 尋求中國力量的源泉》，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52頁。

[23] 鄧小平：〈在中共12大開幕式的講話〉，《改革開放30年重要文獻匯編》，第260頁。

[24] 喬治?吉爾博伊：〈中國奇跡的神話〉，美國《外交》雜志2004年7﹑8月號。

[25]〈中國國家昌盛而民族工業走向衰亡〉，日本《選擇》月刊2008年1月。

[26] 耳熟能詳的例子是，美國誘騙我國豆油加工企業在價格頂點購買美國期貨大豆造成巨虧，跨國糧商趁機并購控制我國大豆加工企業，也就是控制了大豆收購渠道，使我國大豆生產和加工業遭受毀滅性打擊?？鐕驹谖抑胁康貐^悄悄收購基層糧站，是值得重視的新動向。

[27] 中國連鎖店前30家占全社會消費零售額的9％，其中前15名中有11家外資超市。國際50大超市采購集團中三分之二進入中國，已完成在各大城市和二線城市布點。地方政府提供銀行貸款，放任外資超市交叉補貼等明顯違規行為。我國輕紡工業競爭激烈，大型零售巨頭得以利用規模優勢壓榨輕工業利潤。

[28] 至2006年9月，國內被外資參股控股的金融企業共67家，涵蓋銀行﹑保險公司﹑證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信托公司等所有領域。我五大國有商業銀行的四家已成為合資銀行，外資股權接近25％上限，其它股份制銀行﹑地方商業銀行大部成為中外合資銀行，前十名保險公司的五家已合資。IBM目前同時壟斷我國銀行業大型機市場和大型機服務市場，使我國金融運行存在較高安全隱患。

[29] 全球四大會計師事務所（普華永道﹑畢馬威﹑德勤﹑安永）等獲準在華設立合資事務所。2001年證監會規定：上市公司財務報告須由國際會計師事務所補充審計，部分銀行也發布類似規定。全國工商聯2006年向人大提案：四大所“幾乎壟斷了我國海外上市企業的全部審計業務……大量國家重要信息已處于開放狀態，國家安全令人擔憂”。

[30] 城市供水和污水處理：2002年對外資開放。世界四大水務集團（蘇伊士﹑泰晤士﹑威立雅﹑柏林）染指中國，蘇伊士在參股15個城市的自來水公司，法國通用收購上海自來水浦東公司50％股權﹑法國威立雅獲得深水集團45％股權。城市政府“盤活存量”籌集城建資金。洋水務看準壟斷型公用事業私有化后向政府談判的優勢，推水價上漲，掏消費者腰包。

[31] 例如，徐工機械：中國工程機械行業排頭兵企業，在20個品種銷售額占國內前三位，汽車起重機﹑壓路機占國內50％。徐州市和徐工機械上級（徐工集團）改制方案，同意由美國凱雷（基金）以20億元代價，對其核心子公司徐工機械控股82％。后因輿論反應強烈，中央重審叫停。

沈陽機床：數控機床國內市場占有率約28％，躋身世界機床行業十強。2006年沈陽國資委將該集團在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公開掛牌，出讓49％股權。尚未有成交報導。

西北軸承：原鐵道部定點廠，2001年整體與德國FAG合資，德方持股51％。德方資金不到位﹑占據關鍵崗位﹑大量裁員，經營每況愈下。2003年，西軸將所剩股權全賣給德方成為獨資公司。一家大型骨干企業就此丟了品牌，退出25％的鐵路貨車軸承市場。

[32] 例如，大連電機廠：曾是我國最大的電機企業，大連第二電機廠曾是起重冶金電機的排頭兵企業。1996﹑1998年，兩廠分別與新加坡和英國企業合資，外商控制經營權后，連年虧損，最后變為外商獨資，一半職工下崗，費用仍由地方承擔。此前兩廠均承擔行業重要技術研發牽頭任務，合資后取消。

錦西化機：其透平分廠有一支通曉各國石化裝置的專家維修隊伍，國內獨家，多次承擔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國企改制，葫蘆島市同意西門子收購透平分廠70％股份，使錦西化機失去核心競爭力和惟一利潤點。

[33] 例如，杭州齒輪廠：全國齒輪業第二，船用齒輪箱和工程機械變速箱國內第一，知名品牌，掌握多項國家行業技術標準，承擔艦船﹑裝甲車等國防科研任務。2002年某外商要與杭齒核心能力合資被拒，外方稱“不讓控股就不來杭州投資”，蕭山區同意外方控股70％。后因中央干預叫停。

軸承行業：至2005年，跨國公司在大陸已建立24家合資軸承廠，8~9億套能力。行業龍頭哈爾濱﹑瓦房店﹑洛陽三大廠，產量占國內15％，掌握行業前沿技術，基本包攬了軍工﹑鐵路車輛﹑重大機械裝備的配套研發任務。因經營困難，三大基地分頭與外資談判合資，經軸承協會呼吁暫停。

武漢鍋爐廠（工業鍋爐）：曾承擔我國某戰略武器核心設備的配套研制生產任務。2007年，上級單位將所持51％股權轉讓給法國阿爾斯通。為完成改制“政治任務”，同意法方苛刻條件。新武鍋軍工研制和生產任務必須通過外包，看洋人眼色。

武漢長江動力和杭州汽輪機：2005年，長動（工業汽輪機）被西門子以3.4億人民幣控股。該產品是石化電力等工業重要基礎裝備和國防動力設備。1975年，西門子曾將整套設計制造專利賣給杭州汽輪機廠，杭汽消化吸收后，市場份額穩步提高，價格低于西門子30~40％。西門子控股長動，意在利用我國相關企業的分散弱勢地位，分頭打壓擊破，對行業上下游和使用部門造成威脅。

[34] 1980年代，美國國會通過《綜合貿易和競爭法》，規定成立由財政﹑外交﹑商務﹑國防﹑司法﹑安全﹑科技等12部門組成的“外資審查委員會”，負責調查評估外資在美并購的安全威脅，并授權總統可中止該并購案。此后對外資并購的限制漸趨嚴格，范圍延伸到“本國重要基礎設施”— 農業及食品﹑水﹑公共衛生﹑突發事件服務﹑能源﹑銀行及金融﹑化工及危險材料行業﹑郵政﹑信息技術等，以及核能﹑國內航空和航運（禁止）﹑電信﹑廣播（嚴格限制）﹑油氣管道﹑鐵路﹑采掘（對等投資）﹑土地及不動產﹑水電﹑沿海和內河航運（特殊限制）。

[35]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 — 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改革開放30年重要文獻匯編》，第1723頁。

[36]“西方今天的一切是建立在其人均消費的資源比發展中國家多30多倍的基礎之上的……對于一個外圍國家而言，中產階級按照發達國家現實而要求去肯定自身的權力利益要求，則必定會產生對于平民階層的最低利益要求的排斥……激化社會矛盾”（張木生：〈改造我們的文化歷史觀〉，香港傳真No.2008~75）。

[37] 有人曾經提出“國家只需保留軍工企業”，言外之意其它國有企業都可以私有化或讓外資控股。他們不了解，只有使國防建立在牢靠的國家整體科技工業基礎上，實行“軍民結合寓軍于民”，才能保持國防科技工業的活力和工業結構的彈性，優化資源配置。國家的重化工業本質上是國防實力的組成部分。

[38]〈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1999年9月22日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改革開放30年重要文獻匯編》，第1036頁。

[39] 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 — 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改革開放30年重要文獻匯編》，第1725頁

全球化、解放思想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作者：高梁

開放導報

　　摘要　國際金融危機說明，我國倚重低工資支持的出口型工業的增長方式已走到極限。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關系國民經濟全局的緊迫戰略任務。要確立“從成本優勢轉向爭取技術優勢”的戰略思想，加快推動自主型的產業優化升級與技術進步，轉變發展方式，首先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打破“全盤私有化”和“融入全球化”的迷信。改革開放政策，要從我國國情和國際環境出發，要服從現代化建設的基本戰略任務，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向。改革要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市場與政府、開放性與自主性的關系，扭轉過分削弱政府行業管理職能、過分依賴外資的傾向。開放要以不損害國家主權與發展的核心利益為底線，要為未來的產業優化升級預留空間。

　　我國經濟發展持續高速增長，但這一過程中出現的種種矛盾和問題也不可忽視。世界金融危機，將全球“經濟一體化”體系的弊病暴露無遺。凡此種種，需要我們從全局出發，實事求是地分析有關深化改革、轉變發展方式、統籌國內發展與開放等關系未來的、帶有根本性的問題。
　　
　　一、金融風暴和新自由主義危機
　　
　　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已造成世界性衰退。多年來，美國依仗美元特權地位，縱容虛擬資本市場過度發展，國內工業經濟衰微，儲蓄傾向一降再降，以“金融創新”手段從全世界聚斂財富，支撐國內超前消費。美國制造的超級金融泡沫的崩塌，標志著資本主義世界的信用危機。各國政要紛紛譴責美國“以鄰為壑”的金融政策，是搞“國際欺詐”，是“讓所有人分擔由少數人無盡貪婪帶來的負擔”。
　　金融危機動搖了以“華盛頓共識”為基本標識的意識形態權威和制度迷信，經濟學教科書將因此而重寫。各國精英層都在進行反思。政要們表示：“不能毫無批判便相信市場的魔法”(潘基文)、危機表明“金融資本主義強加在經濟領域的關于全球化理念的失敗”(薩科奇)。我國某金融官員也承認，“我們的老師做得不見得都對，必須吸取經驗教訓”。
　　金融危機也促使我們清醒認識我國經濟發展的若干深層問題。一是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問題。多年來，以“私有化、市場化、政府干預最小化”為關鍵詞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在我國知識界有相當的市場。西方標準的“完全市場經濟”能否成為我國經濟改革的最優目標?二是經濟發展的戰略指導思想問題。所謂與全球市場體制“接軌”、按比較優勢原則“融入”全球產業鏈的出口導向戰略，是否符合我們的長遠利益?怎樣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必要性緊迫性?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發展成就輝煌，有目共睹。但是，成就不是回避矛盾和問題的理由。本文想就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及其相關體制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以作討論。
　　
　　二、當前我國發展中的一些突出問題
　　
　　(一)產業格局和分配格局：對出口、外資和投資的過分依賴
　　全球經濟衰退使我國出口受阻，經濟增長和就業遭受重創，我國經濟運行的一些根本弱點顯著化。
　　經濟增長過分依賴國外市場和國內投資品市場的拉動，這既決定了我國工業的結構特點，也是國內分配格局失衡的決定性因素之一。這一增長格局，不僅影響宏觀經濟的短期表現，也是影響結構優化升級戰略任務的系統性消極因素。
　　2003～2007年，我國投資和出口的年均增速達到25％～28％，出口加工和房地產及基礎設施建設是主要的需求板塊。在占GDP總量50％左右的投資中，基礎建設占50％，房地產占25％，這是拉動重化工業的主要因素之一。我國作為一個大國，外貿依存度卻高達60％～70％，出口額占GDP的1/3。對國際市場的過份依賴，使我國工業的相當部分(輕工紡織、電子裝配等)已“融入”國際產業鏈。我國制造業產值的30％以上用于出口，出口值近60％由外資企業完成。外資占高技術產品出口額88％，加工貿易占出口額50％以上(2007)。
　　外資不僅成為出口增長的主要驅動力，而且外資勢力逐漸深入到我國經濟的核心部分。我國累計吸收FDI近1萬億美元，近年來每年吸收800～900億美元(占總投資5％左右)。截至2007年，“三資”企業約占工業資產存量的30％和增加值的36％(其中港澳臺資本占外資存量的1/3)，并向流通、金融、服務等行業延伸。外資企業中盡管外方不占100％股權，但多控制著投資、國際購銷、財務、研發等經營實權，拿走大部分收益，能量可觀。
　　我國經濟已過深地卷入國際分工體系，其負面作用日漸顯現。我國低端產業(或加工環節)高度依賴出口，投資品和高技術產品就愈加依賴進口，從而擠占了本國同類產業的市場空間和發展機會。我國已成為“世界車間”，但又是一個科技弱國和品牌小國。沿海出口加工業多年高速成長，但本國企業跨國營銷的能力卻沒有成長并形成大企業，中國廠商得到的只是全球價值鏈中微薄的加工費。相反，西方服務業在我國GDP中的比重卻在不斷提高。
　　發展加工出口是依托國內低工資成本優勢起步的。出口加工格局的固化，又成為維護國內低工資格局的因素，以致《勞動合同法》遭到強烈反彈。由于國內消費需求長期跟不上人均GDP增長，投資向與房地產、基礎設施和相應的重化工產能傾斜。產業結構的演變和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分配結構所決定的。

　　
　　(二)30年來經濟運行和增長機制的演變與存在的主要問題
　　1990年代以來，在市場化、外向化快速推進的同時，我國經濟結構和發展機制發生了重大變化。
　　1、所有制結構和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劇變
　　以國有企業改革為中心環節的經濟體制改革取得決定性成果。目前，以現代企業制度為中心的新型國企管理體制已經建立，國有經濟的結構調整初步到位。我國經濟整體的競爭力已經上了一個臺階。30年高速增長中，非公有經濟成分急劇增長，公有經濟比重降到1/3左右。我國工業已形成國有、“三資”、民營“三分天下”的局面，國有經濟成分僅在基礎性行業中占絕對優勢，在流通領域中，國有經濟僅占10％左右。
　　隨著外資企業在國內市場急劇擴張，競爭環境惡化，國企自身體制的弱點未能及時克服，企業效益普遍滑坡，經營陷入困境。在一段時期內，國企改革竟演化為“國企改制、退市”風潮。在十幾年中，約70％的國有企業通過破產、兼并和股份化民營化形式退出。在這個過程中，一些人無視中央反復強調的“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精神，宣揚“國退民進”、“一賣了之”、“腐敗推進改革”等錯誤主張，以致化公為私、監守自盜現象普遍，國有資產大規模流失；數千萬職工下崗，貧富差距急劇擴大，激起廣大群眾不滿，政府威信受到損害。
　　從宏觀分配角度看，改革初期，我國尚處于短缺經濟狀態，由于舊的“大鍋飯”體制未打破，企業擴大自主權后工資增速過快；地方財權事權擴大，普遍出現投資熱和重復建設。當時宏觀調控主要是針對“投資消費雙膨脹”趨勢。1990年代后，隨著國有經濟比重下降和市場化程度提高、城市失業率上升，以及億萬農民工進城務工，工資水平全面壓低。這樣，在出口加工業大發展、居民消費升級(ICT產品、家用汽車、住房)的同時，又形成了典型的“產能擴張與消費不足”的矛盾。
　　2、政府行業管理職能弱化，產業和技術進步政策缺乏依托
　　改革傳統計劃體制，減少政府對企業過多的干預，是搞活經濟的必要條件。但是，這一過程中的問題是，由于過分強調“小政府大社會”、貶低政府的經濟綜合管理和行業管理的必要性，使政府相應的管理職能不斷弱化，甚至一度違反工業運行的客觀規律，取消了政府的工業管理機構，一些具有戰略意義的骨干企業也交地方管理。
　　當前，地方政府和企業的多元決策局面已形成。盡管“政企不分”體制已改革，但地方政府對企業的影響力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在相當程度上形成“受地區行政干預的市場”和“公司化的地方政府”的局面。工業結構內的有機聯系與合理整合仍受條塊體制的干擾。
　　我國工業處于后進追趕階段。總體上看，我國工業企業規模偏小、行業集中度不高，條塊分割，整合困難。多數企業技術能力差、缺乏技術研發的能力與意愿。所以，產業政策是不可缺少的。所謂產業政策不是簡單的“干預”，主要是由政府機構(或政府支持的行業協會)出面，規劃行業發展，組織協調推動企業協作整合，組織行業標準制定、共性技術研發推廣、推動結構升級，等等。
　　當前，在強勢國際資本面前，我國戰略性高技術產業處于被動地位。國外產品占領我國市場，壓縮我國企業的生存空間。由于種種復雜原因，我國企業缺乏引進學習消化熱情，陷入“引進一落后一再引進”的惡性循環。
　　由于部門、地方利益的分散化，國家的產業和科技進步規劃與政策，在實施中障礙重重。多數地方政府重視眼前經濟總量的增長，熱衷于搞招商引資“以市場換技術”，
　　對外技術依賴不斷加深。30年來的產業升級，實際上很大程度上是合資引進過程。各省市急功近利，分頭引進外資，自相殘殺。汽車工業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地方缺乏對戰略性骨干企業的重視，前一時期受“一賣了之”潮流影響，地方傾向于將這些骨干企業盡快“出手”以減輕包袱，損害國家安全利益。
　　3、在對外開放中，缺乏內外統籌和度的把握
　　為全面準確地理解中央關于對外開放國策的原則，特摘錄有關文件表述：
　　(1)建立內外聯動、互利共贏，安全高效的開放型經濟體系(中共十七大報告)；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決議)；
　　(2)發揮比較優勢，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優化資源配置(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決議)；
　　(3)擴大利用外資規模、提高利用外資水平(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決議)；
　　(4)注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和創新提高(中共十二大報告、十六屆三中全會決議)；
　　(5)正確處理對外開放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關系，維護國家經濟安全(中共十五大報告)。
　　但在實際中，只有“擴大利用外資規模”貫徹最積極，成效最顯著。
　　改革開放之初，我國政府給予外商投資諸多優惠政策，同時還設定了若干國內市場的限制條件。1990年代以來，特別是加入WTO后，對外商投資的各項限制條件(準入行業、股比、內銷比、技術轉讓)放寬或取消，同時對外資的普惠性稅收優惠卻繼續保留多年，等于對內資企業的長期歧視。
　　在上世紀80年代“沿海大循環戰略”的示范下，多數省市以GDP為目標，以招商引資和“經營城市”為抓手，形成“開發區熱”和“引資熱”。各地爭相出臺低地價等土政策，甚至硬性攤派引資任務。這個政府推動的招商引資運動，既是高速增長的主要動力，也是形成“重外貿、重投資、內需不足”模式的主要動因。我國由改革初期的內生驅動型增長，演變為當前外資主導的出口導向型增長。
　　任何事情都有利弊兩面。多年來我國堅持開放國策，激勵了國內市場體系的發育，引進了國外資金、先進技術和管理，推進了出口加工業高速增長。但是，隨著開放程度日益提高，外資在華勢力不斷膨脹，其負面效應逐漸增大，我們就不能再置之不理了。
　　第一，偏重外貿外資，使我國與各發展中國家處于競相壓低要價、吐血引資的尷尬處境。過分依賴發達國家的低端產業(環節)轉移，占我國工業相當部分的出口加工業處于國際價值鏈低端，實際上是我們的“打工經濟”補貼西方的“知識經濟”、“賭博經濟”。
　　第二，經濟過分外向化和過分依賴外資，導致分配的不平等。在強勢國際資本面前，本國勞動處于絕對弱勢，“高管薪酬向跨國公司看齊、底層工資向農民工看齊”，拉大和固化國內收入差距鴻溝，壓抑社會消費需求。
　　第三，我國長期以低工資、廉價土地資源、能源、沉重的環境代價，向發達國家提供廉價產品，拿到的僅是全球產業價值鏈的零頭，等于犧牲國人及子孫后代的利益，補貼發達國家，讓洋人賺足了錢再來收購、控制我國產業。
　　第四，過分依賴“讓市場換技術”(換技術已越來越成為空話)，導致社會對外國技術的盲目崇拜，高端產品市場被外資和洋貨長期占據，壓抑本國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和意志，成為本國產業升級的障礙。長期靠“比較優勢”吃飯，還滋長了依賴洋人搞工業的心理，不思進取，思想僵化。
　　第五，威脅國家經濟主權和經濟安全。我國早已是FDI第二大流入國，已累計吸收FDI近1萬億美元。目前三資企業已占工業總資產和產值的1/3左右，即使扣除港澳臺資本，外資占工業份額也已達到20％，外資比例若繼續提高，將威脅我國經濟主權。外資勢力膨脹必然削弱國家宏觀調控的效力，跨國公司影響國家政策的案例也不鮮見。
　　我國39個工業行業中，“三資”在紡織、電子通信設備等7個行業銷售額已占絕對優勢，在飲料、服裝、機械及交通運輸設備等14個行業銷售額超過30％。我國“人世”后，FDI中的獨資比例迅速增加，通過投資并購布點，在若干行業已形成由外資主導的競爭或壟斷局面。外資正從下游工業向上游延伸，并向金融、流通(物流)、信息咨詢、公用基礎設施、農業、公共服務業滲透(連美國也嚴格限制外資進入這些行業)，侵蝕國防工業基礎，涉及國家經濟和信息安全。如果放任這一趨勢進行下去，我國在高端產業將失去自主創新的主體和產業升級的基礎。
　　外資企業不可能成為我國自主創新的主體。事實上，西方對我國的技術封鎖和遏制，從來沒有停止過。加入WTO后，我國放棄外商投資轉讓技術條件，“市場換技術”越來越難實現，FDI帶動技術進步邊際效應效益遞減。所謂“外資帶進的設備越來越先進”，是缺乏技術知識的說法。
　　“開放引進先進技術”不是只有FDI一條路。將吸引外資無底線地出讓市場和產權作為促進增長、就業、技術進步的第一法寶，實際上是放棄工業和技術主導權、放棄國家未來發展機會，換取眼前利益的短視政策。國外媒體對中國發展模式的評論也點到了要害之處：“中國企業只是關注使用外國技術，依靠低成本生產產品，而不是全力開發自主技術”；“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著眼點是引進外資、增加就業、擴大出口，沒有更深地考慮如何扶植以國有企業為主體的中國企業，以及如何加強它們的競爭力”；“如果中國的民族企業在國內市場也被外資逼入困境，中國經濟有可能被外資左右”。
　　任何主權國家對外國資本都不可能實行完全開放。“融入全球化”是錯誤的口號。所謂“開放”，是指一個自主系統與環境的互動關系。沒有與環境的互動，系統就會死亡。但系統與環境的互動必須有選擇、趨利避害。否則系統“融入”環境，就失去了生存權。我們今天遇到的，已經不是開放不夠的問題，而是在高度開放、安全形勢漸趨復雜的情況下，居安思危意識和防范機制不足的問題。
　　(三)我國外向型加工業發展道路已走到極限
　　近年來，全世界出口加工業的貿易條件持續惡化，加上人民幣升值、工資緩慢上漲等長期因素，我國靠低工資優勢搞加工出口的發展道路，已走到極限。連續多年年增10％以上的“奇跡”不可能永遠持續。世界金融風暴說明，靠美國人借債消費支持發展中國家出口，是無法持久的。世界經貿格局正面臨深刻變化，市場風險加大。中國有7億勞動力，是工業化國家勞動力總和的1.5倍。全世界輕紡市場也不是無限大的。
　　1980年代，我國人均不過200多美元，沿海大循環是順應經濟規律的正確戰略選擇。但是要看到，發揮低工資競爭優勢是處在“窮國”階段，不得已受國際資本剝削的發展策略。今天我國人均GDP是30年前的15倍，不能再一根筋地靠低工資“招商引資出口”過日子，到了下決心轉變發展方式，推進產業升級的時候了。一些拉美國家到了人均300044000美元后，長期徘徊不前，經驗教訓值得總結。胡錦濤同志在2008年就強調“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關系到國民經濟全局緊迫而重大的戰略任務，是提高我國經濟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的重大舉措”。
　　
　　三、破除新自由主義迷信，切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一)要正視新自由主義思潮對發展政策的消極影響
　　如前所述，我國目前改革開放的基本態勢是：國企改革和國有經濟結構布局調整基本到位，所有制結構和市場化程度大體合理。條塊體制、部分壟斷行業、初次分配領域需探索深化改革。在對外開放領域，我們在頂層設計方面，對如何掌握“內外聯動、互利共贏，安全高效”原則、“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顯然還大有改善的余地。
　　上文所述問題，盡管是經濟建設前進中的支流，但不可小視，因為它關系到未來發展的大局。尋根溯源，上述問題的存在，與風靡一時的新自由主義思潮有密切關系。
　　歷史地看，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引入，在改革開放初期，曾起到了沖擊傳統體制的積極作用。但隨著改革的深入和新情況新問題的出現，這一思潮，在學理上的極端化、教條化、忽視國情社情、忽視群眾利益等問題逐漸凸顯，對經濟政策的消極影響也逐漸凸顯。在經濟領域，新自由主義的傾向性主張及消極影響主要是：第一，在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方面，傾向于全盤私有化和“完全市場經濟”，主張無條件的“國退民進”、國有經濟退出全部競爭領域，取消國有經濟主導地位；片面突出“效率優先”，忽視社會公平正義；甚至不惜將國家核心利益拱手送給外資“開放促改革”。第二，在發展模式方面，主張市場決定一切，反對國家對經濟的適度干預；只強調全球化機遇，無視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風險；無條件照搬“比較優勢”論和“市場推動產業升級”假設；錯誤地宣揚“融入全球化”論。30年來，中央一再強調“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這對一些人是耳旁風，他們關心的，只是不惜一切手段，推進私有化和完全市場化。在實際政策層面，傾向于將開放政策簡單等同于“引進外資”，
　　外資多多益善；模糊“引進外國資金技術增強本國企業競爭力”的初衷，主張“讓外資按市場經濟的原則對中國產業進行重新整合”，鼓吹民族產業虛無論，所謂“不求所有，只求所在”、“跨國公司無國界、外企也是中國企業”。
　　依靠外資推進中國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的幻想，既是出于對技術的無知，也反映了一些人放棄以我為主，畏懼艱苦的自主創新，把國家建設和產業振興的前途托付于外人的傾向。用這種思路搞建設，是沒有底氣、沒有出路的，是對國家和人民不負責任的。鄧小平說過：“任何外國也不要指望我們做他們的附庸”。我們絕不能放棄獨立富強的建國理想，否則，就是對前輩們百年奮斗史的背叛。
　　(二)解放思想，要從基本國情出發，要服從國家發展的戰略需求
　　多年來，新自由主義思潮影響廣泛，實際上成為新的思想僵化。貫徹科學發展觀，轉變發展方式，首先要正本清源，解放思想。而解放思想，首先是要破除“完全市場化”迷信。一些人無視我國實際，言必稱美國，把西方標準的“市場化”當作意識形態，當作心目中的目標模式。從我國現實國情、從國際環境和國家建設的基本任務出發，改革開放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原則，必須和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劃清界限。
　　我國是發展中的大國，人多地少、資源緊缺、地區差距極大。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已經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和先進國家相比，經濟技術實力還差得很遠；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主體任務已完成，但市場秩序與政府治理秩序的建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我們是在高度開放的條件下，在西方資本的強勢競爭下，進行改革和建設的。
　　我國處于基本工業化、城鎮化的加速階段，同時又面臨產業結構升級的緊迫任務，兩者必須兼顧?；竟I化任務可主要靠市場化外向化途徑實現，產業升級任務則面臨西方的強勢競爭、技術遏制和產權滲透，由于自主型的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尚未形成氣候，未來我國將處于一個艱難的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期。
　　我國處在人均3000～5000美元的關鍵發展時期，必須確立“從成本優勢轉向爭取技術優勢”的戰略思想。無論怎樣困難，都應該下決心立即起步，通過10～20年努力，形成我國在若干中高端產業的市場和技術優勢。掌握各核心領域的技術動態、緊緊跟蹤世界前沿技術，這是在世界資源、能源日益緊張的條件下，掌握未來經濟持續發展主動權、避免受制于人的根本，是解決工業發展、人口增長與環境生態容量矛盾的根本。爭得產業升級的自主權，也是解決中高級人才就業的必由之路。這一戰略任務，是不可能在現有發展軌道內實現的。
　　所以，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頭等重要的任務是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加快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自主創新是產業升級的中心環節)。這是“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提高綜合國力的關鍵”，是關系全局的緊追重大的戰略任務。
　　國際市場容量有限和對我國出口型工業增長的遏制傾向，可能影響對我國城鎮化進程以及城鄉關系演變趨勢的判斷。政策思想是否要作相應調整，這也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問題。
　　(三)深化改革的目標設計，要適應新階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歷史任務
　　面對以上基本國情和基本任務，必須堅持“為多數人服務”和“確保國有經濟地位”這兩條社會主義原則的基本底線，處理好以下幾類關系。
　　1、效率與公平的關系。更多注重民生，節制大資本勢力。一個貧富差距過大的社會，不可能有公平正義和諧，也不可能有政治清明和社會穩定。
　　2、公有制主導與多種經濟成分競爭的關系。面對外資強勢競爭，國家必須保有對基礎與戰略性產業的控制權?，F存國有骨干企業，是國家產業調整升級的基礎、自主創新的主體、國防安全的屏障，是“實現廣大人民群眾根本利益和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要通過改革“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在市場化的環境下，我們有條件通過改善管理、加強監管和內外監督機制，鞭策企業提高競爭力。條塊問題、壟斷問題需根據具體情況，逐步穩妥地解決。
　　3、政府干預和市場機制的關系。在工業化信息化時代，市場和計劃都是資源配置的工具，互相補充，缺一不可，不必意識形態化。要清算政府計劃虛無論。政府出面招商引資是職能錯位，政府通過產業適度保護和支持、自主推進產業與技術進步的職能不可缺少。當然，要通過政治體制改革提高政府管理水平、遏制腐敗、改善官民關系。
　　4、開放性與自主性的關系。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提高開放水平，開放政策要服從國內經濟社會發展根本利益，以我為主，平等互利。要清算“融入”論。要正確理解開放、發展和安全的辯證關系，開放必須有“度”的把握，即以不損害國家主權與發展的核心利益為底線。開放要為未來的產業升級預留空間。要警惕“特洛伊木馬”式的威脅，警惕國際經濟和金融風險。
　　總之，實事求是，為中國大多數人利益服務，是解放思想的根本宗旨。中國經濟體制的變革，決非只有“計劃經濟”和“完全市場經濟”兩種選擇。深化改革的目標設計，必須以我國未來發展戰略的需求為依據，而不是根據哪個西方“本本”為依據。我們的市場化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前提，我們的開放，必須堅持內外統籌，平等互利。堅持社會主義就是堅持“三個有利于”標準。筆者認為，這是與主張全盤私有化、“融入”全球化、惟西方馬首是瞻的新自由主義主張的根本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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