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研究中的兩種對立的思路

賈根良  李黎力

摘  要：“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決定中國現代化命運的第三次重大抉擇。通過對經濟學界有關該問題討論的梳理，我們發現存在著兩種對立的研究思路：一種是自由派所主張的市場化的、外向型的、依附性的研究思路，他們仍從批判30年前的傳統計劃經濟體制著手進行研究，要求進一步推進市場化、私有化和全球化；而另一種是反自由派所堅持的政府指導的、內源型的、自主性的研究思路，他們從上世紀90年代形成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的弊端和改革開放進程中所出現的新問題出發進行研究，提倡實施“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強化政府指導和保護，建立獨立自主的國民經濟體系。這兩種研究思路的尖銳對立起源于他們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不同態度，并體現在他們對于發展戰略、轉變路徑和轉變對策的不同看法上。本文認為，反自由派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研究思路真正體現了中央的精神，因此需要大力進行深入研究，為政府決策提供理論和政策依據。

關鍵詞：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發展戰略；轉變路徑；轉變對策；研究思路

2007年6月25日，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黨校省部級干部進修班發表的重要講話中首次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黨的十七大報告正式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關系國民經濟全局緊迫而重大的戰略任務”和“實現未來經濟發展目標的關鍵”；2010年2月3日，胡錦濤主席在省部級干部落實科學發展觀研討班上就“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連提八個“加快”；而今年兩會召開前夕人民日報發表政論文章，將“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與中國 20世紀以來曾有過的兩次決定現代化命運的重要轉型——60年前新中國的成立及30年前的改革開放相提并論，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看作是我國第三次社會經濟大變革。[①]這說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問題的研究日益重要和緊迫。學術界近幾年已經對此展開了比較廣泛和深入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例如，學術界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要性基本上已達成共識：傳統的經濟發展方式難以為繼，不可持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目的在于消除傳統經濟發展方式中那些不可持續和不穩定的因素，把以“經濟增長”為中心轉變到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軌道上來，實現經濟和社會穩定、持續、全面、協調地發展。

然而，通過梳理目前經濟學界關于如何“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論述，我們發現學術界對此卻存在著兩種對立的研究思路：一種是以吳敬璉、高尚全、姚洋和陸銘等為代表的自由派的研究思路，他們大多信奉“市場化、私有化和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而另一種則是以左大培、賈根良、王小強、高粱和邋遢道人等為代表的反自由派的研究思路，他們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兩派研究思路的分歧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對新自由主義的對立態度，具體體現在他們對于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相關的發展戰略、轉變路徑和轉變對策問題上持有對立的看法。下面筆者試圖通過他們在發展戰略、轉變路徑和轉變對策三個方面的不同主張歸納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兩條研究思路，希望能為學術界和決策層提供有益的參考和啟示。

一、發展戰略

一國的“經濟發展方式”從根本上取決于該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和發展理念。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選擇了一條以出口導向為核心的外向型經濟或“國際大循環”的經濟發展戰略。這種“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選擇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新自由主義影響的結果，它以外部需求、外國直接投資和自由貿易為核心，按照比較優勢原則專業化于以廉價勞動力和耗竭自然資源為基礎的全球產業價值鏈低端，并放任自然資源的自由出口。[②]（專業化于：此處沒有感到用詞不合適）

在反自由派看來，這種“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是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癥結所在。首先，出口導向使我國經濟已過深地卷入國際分工體系，其負面作用日漸顯現：一是經濟結構的失衡，我國在低端產業（或加工環節）高度依賴出口的同時，投資品和高技術產品愈加依賴進口﹑依賴外資，對外資進口裝備的種種優惠政策，嚴重沖擊本國市場；二是在國際分工體系和價值鏈中屈于低端地位；三是國內分配問題。內需不振，居民消費占GDP比重不斷下降，勞動者工資總額占GDP比重逐年下降。[③]其次，對外開放缺乏內外統籌和開放度的把握，外資的過分擴張已經形成對我國一些產業價值鏈的控制，不僅威脅國家經濟安全，而且還壓抑了本國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和意志，成為本國產業升級的障礙；[④]再次，自由貿易使我國制成品出口特別是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的貿易條件一直在不斷地惡化，它不僅通過低廉的價格給發達國家的消費者提供了大量的福利補貼，而且由于價格競爭所導致的通過人為壓低工資所產生的“沖向底部的競爭”也使我國試圖通過提高工人實際工資實現國民財富增進的目的成為泡影。更為嚴重的是，我國巨額的外匯贏余（可以改為：外匯儲備）在美國金融市場上的再投資不僅為美國的過度消費和在中國周邊建立軍事基地提供了資金支持，而且也為美國等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大肆收購我國企業并進而控制我國產業特別是高端產業提供了融資。[⑤]最后，“大進大出”的“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導致了資金、資源和勞動力被虹吸到沿海的出口導向型部門，造就了畸形的外向與內需相分割的“二元經濟”，成為內需長期無法啟動、民族企業的投資機會被外資所擠占并引發嚴重經濟泡沫的主要原因。這種戰略不僅沒有溝通農業與重工業之間的循環關系，反而卻造成了重工業的低端產品產能過剩和高端技術仍被跨國公司所壟斷的局面，并成為高等教育沒有出路、城市化發展嚴重滯后、“三農問題”成為死結和就業問題日益嚴重的主要根源。[⑥]

總之，反自由派認為，“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不僅俯仰由人、不可持續，而且犧牲內向發展，導致我國經濟困境叢生，它不符合我國長期發展的根本利益。因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是一場發展思維和發展戰略的革命，中國亟需盡早做出戰略規劃，實現“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向“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大轉型，需要效仿美國19世紀保護國內市場和民族企業、排斥外國直接投資和實施內部改善等為核心的內需發展戰略，而倘若僅僅在原有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框架內修修補補是無法真正“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 [⑦]

面對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對“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所帶來的重大沖擊，自由派也紛紛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出謀劃策，然而他們卻似乎對過去這種“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的弊端視而不見[⑧]，反而努力為中國的出口導向型戰略尋求合理的依據。他們依然篤信新自由主義所鼓吹的外向型發展道路，試圖在原有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框架內通過改革來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在姚洋（2010）看來，之所以造成中國經濟目前這種出口導向的結構，深層次的原因在于中國的人口結構中農村人口多、城市化水平較低、人口撫養比較低的特點。這些特點導致中國勞動力供給充裕、勞動力工資上漲較慢、國內市場較小。人口因素使中國制造業在國際上具有比較優勢，決定了中國的出口導向戰略。陸銘（2010）認為，長期以來，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遠遠快于工資增長的速度，只要這個趨勢不變，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比較優勢就依然存在，而只要中國的勞動力低價優質的比較優勢不發生變化，出口導向的經濟發展路徑就不應該發生變化。[⑨]但這種懷疑內向型經濟（沒有問題，加上“經濟”兩字）發展道路走不通的觀點也遭到了反自由派的反駁，黃樹東強調，假如中國正確處理收入分配和貧富懸殊問題，中國十幾億人口足以給中國經濟的內向發展提供充分的市場容量，被解放了的廣大的國內市場，將極大地推動中國的經濟發展，推動內部需求，創造不斷增長的需求能力，為民族產業帶來無窮無盡的市場前景。[⑩]

總之，自由派依然堅持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他們從我國存在的比較優勢出發，篤信出口導向是我國的正確和最佳選擇，國內經濟問題帶來的內需不振加劇了對出口導向的依賴，而對內向型的發展道路不可行的懷疑更堅定了他們繼續走外向型道路的決心。從中我們可以發現，自由派似乎將一國的發展戰略看作是一個受很多外部因素制約的外生變量，而反自由派則將發展戰略看成是一國可以掌控的內生變量，這或許是兩派對發展戰略的根本分歧所在。

二、轉變路徑

在自由派看來，傳統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和外向型的發展道路并非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癥結所在，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癥結是體制上和制度上的原因，其根源在于傳統計劃經濟體制所遺留下來的非市場化的阻礙因素，政府干預太多，市場機制還不能充分發揮作用，因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在于消除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障礙因素，通過推進市場化改革進程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吳敬璉認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遇到的障礙在于與舊的經濟發展方式相配套的體制基礎還頑固地在起作用，過去計劃經濟所遺留下來的一些弊端沒有消除；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關鍵在于真正推進市場化改革，讓市場充分發揮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作用。[11]高尚全強調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長期滯后，之所以如此，一是從資源配置來看，生產要素市場還很不完善，市場機制還不能充分發揮作用；二是從市場中的主體看，政府對經濟起著主導作用，并且經常直接干預經濟活動；三是從財稅體制看，目前的制度安排不利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12]因此，在自由派看來，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問題，從實質上說是深化市場取向的改革問題。

針對中國經濟結構失衡問題（主要表現在居民收入和消費占GDP的比重持續下降和巨額外匯儲備及其低效利用），他們反對反自由派的解釋，即居民收入和消費比重下降來自于一次收入分配失衡，而經常項目盈余來自對出口的過分依賴；而是堅持主張，勞動者報酬應該由市場決定，政府不可能人為提高工資，出口發揮了中國的比較優勢，出口多并不是錯。在他們看來，結構失衡源于體制原因：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參與和公共財政的缺失，中國金融市場還相當落后，且結構不合理。因此需要重啟改革帶動結構調整，其核心是經濟去國家化和政治過程民主化，政府要逐步退出經濟領域，不僅僅包括競爭性領域，還包括非競爭性領域。[13]同時他們熱衷于推動國企改革，推進“國退私進”的全盤私有化，他們認為國企控制關鍵部門的思路有問題（姚洋，2010），應該破除對國有經濟的迷信，為了避免有人認為公有制比重下降就不是搞社會主義的爭論，在中央今后的政策性文件中，可把“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改為“以公有制經濟為主導”（高尚全，2010）[14]。

總之，自由派將體制因素看作是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癥結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他們將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根本著力點放在市場化改革上，放棄政府干預，充分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作用，推進“國退私進”的私有化。這是僅從計劃經濟的“遺留”處尋找“原因”，否認“徹底放權”的“自由市場”改革路徑是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源，他們試圖仍然按照新自由主義的思想影響政府決策和人們的認識。

反自由派反對這種片面“市場化”的所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思路，在相關體制和制度方面的改革上提出了對立的看法。他們認為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弊端在相當大程度上是由于片面和過快追求市場化、私有化所導致的，甚至主張對“市場化改革”進行再改革。改革開放以來，通過國企改革“國退私進”的市場化、私有化進程，國有、集體經濟占國民經濟份額降低，私營經濟和外資占國民經濟份額上升，這與勞動者報酬和居民消費占國民收入比重降低是高度相關的，國有單位職工平均工資福利明顯高于私企和外企，這說明國有單位的初次分配要比私企和外企解決的好得多，如果繼續降低全民、集體經濟比重，微觀上的結果只能是勞動者工資福利水平從總體上趨向低端而不是走向高端，宏觀上勞動者報酬和居民消費占國民分配的份額將繼續降低，這種私有化很明顯是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要求相悖的。[15]相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需要在產業結構和企業層面上正確地推進結構調整和企業兼并重組，而這正需要國企發揮積極作用，“進而有為”。[16]同時，這種私有化和市場化加上吸引外資的政策使我國經濟雇傭勞動經濟的成分增加，不僅外資企業和私有企業實行雇傭勞動經濟制度，而且國有企業也實行相類似的“合同制”，在這些雇傭經濟成分中，雇主壓低工人工資增加利潤，是居民消費需求不足成為不可避免的結果（迎春，2010）。[17]　另一方面，市場化使政府行業管理職能弱化，產業和技術進步政策缺乏依托。雖然改革傳統計劃體制，減少政府對企業過多的干預，是搞活經濟的必要條件。但是，這一過程中的問題是，由于過分強調“小政府大社會”、貶低政府的經濟綜合管理和行業管理的必要性，使政府相應的管理職能不斷弱化，甚至一度違反工業運行的客觀規律，取消了政府的工業管理機構，一些具有戰略意義的骨干企業也交地方管理。我國工業處于后進追趕階段，總體上看，我國工業企業規模偏小、行業集中度不高，條塊分割，整合困難。多數企業技術能力差、缺乏技術研發的能力與意愿，所以需要政府產業政策進行保護與扶植。[18]
    在反自由派看來，片面強調市場化的改革觀和片面依靠“比較優勢”和外資的發展觀是出于同一個“市場萬能”的邏輯，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對外不設防的“市場化”和放棄獨立自主的依附型發展道路是沒有本質區別的。片面“市場化”的轉變路徑是仿照西方的發展模式所進行的改革，全球金融危機恰好說明這種發展模式存在弊端。破除新自由主義“全盤私有化、市場化和融入全球化”的迷信，走自主型發展道路，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基本任務。一些后起的工業化國家經濟發展的經驗證明，在完善的強有力資本約束的企業制度基礎上，強化科學計劃的政府主導作用，是實現經濟持續高速發展的關鍵。從制度層面來看，要切實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需要一個廉潔、高效和權威的政府，只有在充分發揮政府這只“靈巧的手”在制度安排方面的主動性和創造性的基礎上，切實加強對國民經濟運行質量和效率的干預，才能從制度上避免“穿新鞋走老路”，真正轉變經濟發展方式。[19]總之，反自由派反對片面的“市場化”改革，而是主張對市場化改革過程中所積累的問題進行再改革，強調強化政府指導的改革路徑，相應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需要改變公有制經濟不斷縮水的格局，轉變以公有制經濟主導的經濟發展道路；加強計劃，建立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與產業體系（左大培，2010）。[20]

三、轉變對策

由于在發展戰略和轉變路徑這個關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前提和路徑方面存在明顯分歧，兩派所提出的相應的具體轉變對策也呈現鮮明的差異。下面筆者就擴大內需、產業升級、吸引外資、出口退稅和對外貿易五個方面簡要闡述他們各自所提出的轉變措施。

1.擴大內需

反自由派堅持認為，啟動內需，以內需為主導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著力點和中心。我國雖早已提出擴大內需的口號但內需卻逐漸萎縮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我國所采用的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因此擴大內需亟需轉變發展戰略，實現出口導向型的發展戰略向內向型發展戰略轉變（賈根良，2009）。同時擴大內需必須正視經濟關系，根本上改變雇傭勞動經濟制度，堅持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而不能單純依靠發展技術去實現（迎春，2010）。而自由派大多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著力點放在自主創新、產業升級方面，如吳敬璉（2010）指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核心和基礎，是擯棄靠自然資源和資本投入支撐的傳統經濟發展模式，采用靠效率提高驅動的發展模式。[21]反自由派卻認為產業升級、技術創新本來就不是“發展方式”級別的問題，發展方式是經濟模式問題，不是技術等級問題。把“騰籠換鳥”提高到“發展方式”水平，等于徹底模糊了“提高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之間的關系，并且試圖掩蓋經濟發展中的社會和技術問題的性質區別，通過發展技術來解決經濟發展中的社會問題（如擴大內需）的做法是行不通的。[22]自由派有些學者即使主張擴大內需也依然在堅持在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和市場化前提下尋求對策，他們認為維持出口導向戰略和擴大內需并不矛盾，中國今天面臨的是結構失衡問題，擴大內需是要從結構失衡向結構更加優化和均衡進行調整，因此只要降低出口在國內經濟的比重，降低外貿依存度，提升內需的比重，而這并不與出口導向相沖突。[23]但反自由派則認為，在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和市場化前提下，自主創新、產業升級和擴大內需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

關于擴大內需的具體舉措，兩派在以下兩方面存在分歧：第一，就增加居民消費需求而論，自由派認為居民消費不足在于勞動力供給充沛，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速度快于工資的增長速度，勞動生產率提高所帶來的利益被轉化為政府收入和企業利潤，以及中國的金融市場未能讓普通勞動者分享資本收益，因此他們主張通過加快城市化、建設更有效的金融市場、健全社保體系、擴大政府公共服務等二次分配手段擴大內需，而堅決反對政府對勞動工資進行干預（陸銘，2010；姚洋，2010）。而反自由派認為，僅僅二次分配手段是無法解決問題的，政府需要從國民經濟的初次分配直接入手解決消費需求不振的難題。針對我國企業參與國際分工而屈于價值鏈低端，通過“競次”只能獲得微薄的利潤，郎咸平主張推動企業完成制造業產業鏈的高效整合，為企業創造出很高的利潤，藏富于企業，藏富于民，從而真正啟動內需。[24]針對我國勞動工資低、勞動報酬占GDP比重較低的現狀，邋遢道人（2010）從農民工資著眼，認為農民工工資水平幾乎是問題的關鍵，農民工工資性收入太低，致使整個非農產業的勞動報酬無法提高，從而導致居民消費提不高，為解決三農問題，發展農村經濟，提高農民收入，他主張借鑒日本的農村經濟體制，走農業合作化道路。[25]另外，他們還強調提高居民消費還要切實解決教育、醫療、住房“三座大山”（左大培，2010）。

第二，就擴大內需應尋求新的需求增長點而言，自由派主張繼續推動并增加房地產產業發展，他們認為，房地產是我國的支柱產業，上下游帶動產業鏈長，吸納就業人員并帶動建筑裝修業農民工就業數量多，社會需求旺，增長潛力大。[26]相反，反自由派則堅決反對將房地產業作為我國支柱產業的做法，他們認為依靠房地產創造總需求的格局應該轉變，這種發展方式的扭曲會造成地方財政經濟不可持續以及其他一系列經濟問題；他們主張重提西部大開發以啟動內需，他們認為，中國有巨大的潛在市場，而且蘊藏著豐富的自然資源，這是得以發展兩頭在內經濟發展方式的資本。王小強指出，重提西部大開發，開發的是能源﹑原材料和大規模城市化，帶來的內需源源不斷，足以發展“兩頭在內”、“兩頭在西”的能源﹑原材料生產基地和巨大的消費市場，根本扭轉東部沿海輕型出口加工工業單兵突進、四面楚歌的被動局面，幫助東部產品“出口轉內銷”，在繼續改革開放和招商引資的環境下，把東西部生產力組合成一個能夠自主發展的整體。為此需著力發展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的新型重工業，從而更快地更大規模地推動城市化進程。[27]

2.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

產業升級與技術創新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點，也是雙方關注的焦點。自由派主張本土企業融入全球化，參與全球價值鏈，通過在產業價值鏈上承接發達國家的技術轉移和產業轉移實現自身產業升級，也就是依賴“市場換技術”，以低成本引進技術促進產業升級，而反對通過高代價的自主研發實現升級（張輝，2004）。而反自由派則質疑并反對自由派所提出的這種依附性升級路徑，他們認為這種升級路徑無法真正實現本土產業升級。由于在全球化經濟體系中，技術在交換中呈現正反饋特征，技術水平越高，利潤分配就越多。利潤分配越多，科研條件就越好，從而吸納科研人才力量越強，投入廣告的資金也越多，于是技術水平就更高，如此累積循環。面對這種正反饋特征，后起發展中國家很難在系統內實現突破，而只有那些不在這個循環中的國家才創造了趕超的例子（楊松林，2010）。

從全局看，我國目前的“產業升級”在越來越大的程度上成為以外資企業為主體的產業升級，這種過分依賴外資的發展路徑，其最大的危害是要以出讓市場和產業控制權以及未來的發展空間作為代價，這將進一步對我國的產業自主升級構成重大障。[28]因此反自由派主張國家采用保護主義的政策，制定產業技術發展的產業政策保護民族產業與國內市場，支持和鼓勵企業自主創新，推動產業自主升級。[29]然而反自由派卻反對政府推動自主產業升級，他們認為，我國勞動力低技術、低工資的現狀決定了我國勞動密集型為主的產業結構，因此，相對于我們的發展階段，我們的產業升級已經過度了，政府力量不應該盲目推動產業自主升級，而應該遵循比較優勢和“市場推動產業自然升級”的路徑（陸銘，2010；姚洋，2010）。在自主創新問題上，反自由派要求必須首先改變兩頭在外的發展模式，堅決反對自由派將外資企業視同于中國企業從而也作為自主創新主體的做法，堅決把跨國公司或外國資本排除在自主創新支持之列，而必須以中國企業和科研機構作為主體。[30]

3.吸引外資

對于外資問題，自由派是依然支持引進外資的政策，甚至主張加大引進外資的力度。他們認為外資進入對中國是好事，中國對外資的利用實際上是控制的更緊了，在全球經濟失衡的大環境下，中國應該增強金融部門的發展，使金融資本留在和回流國內，而國際機構和組織也應該引導資本從金融部門強勢的國家向真正有實體經濟投資需求的國家流動。[31]而反自由派則認為引進外資已經成為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最大障礙，它對中國經濟已是百害而無一利，因此主張改變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的政策，重新實施進口替代政策，禁止外國直接投資的獨資企業，只允許合資和合作經營，逼迫跨國公司把最新技術轉讓給我國，利用外匯回購外資企業。[32]他們甚至認為，中國現在已經不缺資金，缺乏的是投資機會，中國民族資本沒有正當投資機會的根本原因在于，外資企業已經占領了中國所有可市場化的投資領域，將中國的民族資本擠出了正常的投資領域，要真正為中國的民族資本開拓投資空間，就必須將外資企業從中國的市場上趕出去。[33]

4.出口退稅

自由派從穩定外需，協調內外需共同增長著眼，支持加大出口退稅力度的政策，以增強出口企業的價格競爭力，增加出口，同時增加出口部門的就業（何駿，2009）。反自由派則不同意這種看法，他們認為出口退稅實質上是輸出國家利益，使我國更深地鎖定在依附型的外向型經濟上而推遲發展模式的轉型[34]，主張改變以“退稅”促出口的做法，將政府用于退稅的支出轉向用于刺激內需，包括用于軍工的投資、國內的技術研發、農業基礎設施的投資、對地方政府的補貼、對農業的補貼等等。尤其對外商投資企業不應當再給任何刺激出口的退稅和稅收優惠，只對民族企業自主品牌的且賺錢的產品實施出口退稅支持。[35]

5.自由貿易還是保護民族產業

新自由主義鼓吹正統的國際貿易理論，宣揚比較優勢原理，認為自由貿易政策是最好的對外貿易政策，強調它可以達到充分的效率。自由貿易會使各國都出口自己生產的相對成本比較低的產品，從而按相對成本低的比較優勢形成了一個有效率的國際分工結構。這樣一種國際貿易和國際分工結構有利于參與國際貿易的每一個國家，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要想發展經濟，就應當實行自由貿易政策，放棄對本國產業的一切保護措施。自由派往往傾向于支持這種自由貿易政策，認為中國利用自身勞動力低廉的比較優勢參與自由貿易不僅可以達到效率，而且可以消化國內的生產過剩。通過強大的出口支撐中國的經濟增長。[36]

然而，反自由派認為，自由貿易政策對發展中國家是一副毒藥，它會嚴重地妨礙落后國家的經濟發展。從理論上看，論證自由貿易好處的比較優勢原理本身存在迷誤，它把按照當前的技術狀況配置資源當成了經濟效率的唯一來源，完全忽略了技術進步在經濟發展和提高效率上的決定意義。[37]從歷史上看，西方發達國家雖然不斷地向發展中國家兜售貿易自由化的藥方，但它們自己并非依靠自由貿易政策發展起來的，而是通過保護高質量生產活動并為之創造國內市場，依靠科技進步和資本生產率實現獨立自主的工業化而崛起的，在當代世界，這種大國崛起的經濟學邏輯仍是有效的。[38]

就現實而言，左大培認為中國經濟具有如下結構特征：如果今天中國某種產品的生產成本還高于別國的話，中國很快就能夠降低成本，變為能夠以低于別國的成本進行生產；而這樣的生產結構的維持需要一個高度保護國內市場的對外貿易政策。在他們看來，保護國內市場和國內產業，保障國家經濟安全，是實現“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戰略任務的前提和重要組成部分。[39]因此他們主張，中國絕不應當實行自由貿易政策，不應當為了換取出口的擴大而過度開放進口，而應當由國家統籌對外貿易、保護民族產業，尤其是保護那些目前生產率較低、但是提高潛力很大的產業，實施貿易保護政策促進本國產業升級，同時保持對經濟命脈、支柱性和戰略性產業的控制，保障國家的經濟主權不受侵蝕。

綜合以上討論，就這五個方面的對策差異問題，我們可以歸納如下：自由派在繼續堅持出口導向戰略的前提下擴大內需，通過出口退稅保持外需，鼓勵自由貿易，尋求內外需的協調發展，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對外開放；而反自由派則主張內向型發展戰略，將內需作為經濟發展的主體，通過改革過去市場化中存在的問題來啟動和擴大內需，國家鼓勵支持產業升級和自主創新，保護和扶植民族產業，建立獨立自主的產業體系和經濟體系。

四、結語

通過對有關“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研究最新進展的深入分析，我們可以發現，目前的學術界明顯地存在兩種截然對立的思路，下表就是對這兩種思路特征的簡單比較。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兩種對立研究思路的特征比較[40]

從上表我們可以看出，自由派的研究思路信奉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主張“市場化、私有化和全球化”。在他們看來，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癥結源于傳統的經濟體制，這個經濟體制的根本弊端就是政府干預太多、市場太不健全、國門太封閉；因此“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就在于推動市場化改革，通過消除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中的非市場因素，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充分發揮基礎性作用，相應地要求去國家化，推進“國退私進”的私有化，同時出于全球化信仰，他們依然堅持比較優勢和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并要求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可見這條思路是一條市場化的、外向型的、依附性的研究思路，研究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均建立在市場化、私有化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基礎上。

與之對立的則是反自由派的研究思路，他們主張破除新自由主義“全盤私有化、市場化和融入全球化”的迷信，走自主型發展道路。在他們看來，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癥結在于出口導向型的“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而片面“市場化”的改革積累了許多經濟問題，阻礙著經濟發展方式的真正轉變。因此，他們認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前提在于轉變經濟發展戰略，實現“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向“國內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大轉型，同時應對市場化改革積累的問題進行再改革，推進強化政府指導的改革進程，加強國家計劃和保護，建立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與產業體系，由此可見，這是一條政府指導的、內源型的、自主性的研究思路，研究出發點和落腳點建立在內源驅動、獨立自主、國家推動基礎之上。從根本上說，研究思路的差異是由兩派對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不同態度所決定的，體現了各自不同的理論和政策來源：自由派遵循著新古典經濟理論和新自由主義的政策綱領，而反自由派則來源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李斯特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的發展觀。

就現實而言，我們認為反自由派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研究思路真正體現了中央的精神。黨中央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代替“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說明了轉變思路的改變。黨中央早在1995年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就正式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然而我國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不僅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而且又積累了較多值得高度重視的結構性矛盾和問題，這些結構性問題不僅不能單獨依靠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解決，而且制約著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因此需要拓展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框架下去尋找對策。而這種結構性矛盾和問題突出地表現在需求結構失衡上面，而內需不足正是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癥結。這種轉變恰說明了中央已經摒棄自由派所主張的實質上仍然囿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研究思路，而選擇了反自由派所主張的從發展戰略、經濟結構著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研究思路。從黨中央的講話和報告中，我們發現，“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與“擴大內需”、“經濟結構調整”往往是一塊出現的[41]，這正反映了從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模式轉變到以提高廣大人民群眾的實際收入水平為核心的內需主導型發展模式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精髓，鮮明體現了反自由派的研究思路，因此我們需要對反自由派的研究思路大力進行深入研究，為政府決策提供理論和政策依據。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