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方式、社會問題與“頂層設計”

江瀾

最近學媒介熱議頂層設計。我也就此談點看法。

一、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是我國改革開放完美的頂層設計　　

最近有位重量級的經濟學家說，過去的改革是“增量”改革，不進行制度變革，第二次改革是“存量”改革，要進行制度變革，因而才需要頂層設計。有的說“中共高層……正在尋求新的改革路線”，連國家發改委有的官員都說“今后的改革開放” “需要選擇一個不同于以往的新路線圖”。有人提出改革的“彼岸”是什么的問題。類似的說法有，把小平同志講的“摸著石頭過河”解讀為以前的改革沒有目標。這些說法都是說我國過去的改革開放沒有頂層設計。　　

什么叫頂層設計？我以為就是黨中央關于改革的總體設計，包括總思路、大戰略，根本指導思想、路線方針和綱領目標。那么我國的改革開放有無頂層設計？我以為13大提出的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路線，和15大提出的基本綱領（包括14大確立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是十分完美的頂層設計。這是莊嚴載入黨章和憲法的。這個頂層設計的總設計師就是小平同志，他一再強調“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至于他說的“摸著石頭過河”，那是指具體方法、路徑，不是說沒有目標、不知“彼岸”。

頂層設計是改革開放的指路明燈，指引改革的方向、道路，是各領域、各行業、各部門、各單位制定方針政策的根本依據。這就是中央一再強調的要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的內涵。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就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和理論，具體講就是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和科學發展觀。　　

改革開放進行了30多年，確定基本路線也23年了，許多對改革方向有重要影響的經濟學家至今還不承認基本路線、基本綱領是改革開放的頂層設計，這就難怪一直有人宣揚各種各樣的假“社會主義”、提出各種各樣背離中央路線綱領的改革藍圖，一直有人鼓吹新自由主義，難怪經濟發展陷入錯誤方式、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了。

二、   我國改革開放的主要內涵　　

社會主義，從歷史發展的邏輯講，是對資本主義的積極揚棄，是批判地繼承資本主義的一切積極成果，革除其消極因素，實現公平正義、共同富裕的社會理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要歷史內涵，就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利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因素之間的辯證關系，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逐步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

所謂改革和開放，并非我國獨有，尤其是當代世界性的潮流。但我國新時期的改革開放，則有其特定的歷史內涵，是特指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進行現代化建設的道路上，把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與當代中國的實際相結合，針對過去教條理解馬克思主義，照搬只有在經歷資本主義充分發展以后，建立在高度社會化生產基礎上的經典社會主義的特征，照套原蘇聯過分集中的政治經濟和文化體制，建立和完善適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的體制，促進社會化生產的發展，增強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促進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鞏固和發展，也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在現階段的實踐。

這個頂層設計反映了中央對社會發展規律、對社會主義發展規律和對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發展規律的認識。它是管全局的，是把我們黨為之奮斗的共產主義終極目標，與現階段民族復興、實行現代化的共同理想相御接的總體設計，也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路線方針、綱領目標。改革開放的頂層設計，就在遵循歷史發展客觀規律，利用和發揮市場經濟和私營經濟的歷史積極作用，趨利避害，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實現。

三、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中的辯證關系　　

改革開放的頂層設計中，基本路線屬根本指導方針層面，其主要內容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基本綱領屬制度層面，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各個領域建設的基本目標和基本政策。

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點所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只是其中的特定任務）中，頂層設計的關鍵問題，就是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因素與資本主義因素的地位和它們之間的辯證關系，具體講就是正確認識和處理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中的辯證關系，把它們統一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

首先，要正確認識和處理一個中心與兩個基本點之間的辯證關系。生產力、經濟是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所以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是，生產力與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之間是辯證關系，一個中心與兩個基本點彼此是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改革開放是對經濟建設的直接推動，經濟建設增強四項基本原則的物質基礎，也要靠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來保證和促進。所以，經濟建設不可能孤立地進行，對于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能形而上學、片面地理解為唯一。

其次，兩個基本點之間的關系，也不能片面地理解。對這一點，13大有一段十分透徹地闡述：“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這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的立國之本。堅持改革開放的總方針，是11屆3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的新發展，它賦予四項基本原則以新的時代內容。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這兩個基本點，相互貫通，相互依存，統一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實踐。不能以僵化的觀點看待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會懷疑以至否定改革開放的總方針。也不能以自由化的觀點看待改革開放，否則就會離開社會主義軌道。在初級階段，在我們尚未擺脫不發達狀態之前，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主張資本主義制度的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將長期存在。如果思想僵化，不改革開放，就不能更好地顯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和增強社會主義的吸引力，也就會在實際上助長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的滋長和蔓延。排除僵化和自由化這兩種錯誤思想的干擾和影響，將貫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全過程。”　　

最后，基本綱領，是包括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各領域的，全面的改革和建設的基本目標、基本政策和基本制度的設計。其中，不但各個領域的改革和建設之中，都包含上述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之間的辯證關系，而且各領域的改革建設的內容之間，也存在著辯證關系，彼此是相互滲透的。前者，例如經濟改革和建設方面，關于所有制、分配、運行機制與國際關系方面的四個“堅持和完善”中，都存在辯證關系。后者，例如經濟建設中的“共享經濟繁榮的成果”，“逐步走向共同富裕”，不但其本身就是社會建設的任務，而且其實現必須靠政治民主和法制建設以及精神文明建設保證。　　

所以，對于改革的頂層設計，必須全面、辯證地解讀。這一點，是它的總設計師小平同志反復強調的。例如，他在南巡談話中特別強調“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又指出“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這兩句話都是一個整體，不能割裂開解讀；都是強調必須全面解讀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中的內容。　　

四、經濟領域頂層設計中的辯證關系　　

限于篇幅，本文僅簡要討論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在經濟領域頂層設計中的辯證關系。

經濟領域的頂層設計最主要的就是，革除單一公有制和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端，實行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包括資本主義在內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變過去在帝國主義扼殺和封鎖條件下與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隔絕的狀況，實行全方位地對外經濟技術交流，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實現。

由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特點所決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中就大體包含兩部分內容。一部分屬“中國特色”，指從我國社會發展所處的階段國情和時代特點出發的內容，例如經濟上的多種所有制和市場經濟。一部分則屬社會主義，例如經濟上的公有制、按勞分配和國家調控。

由此特點決定，我國現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中，就既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基礎，支持和引導包括資本主義在內的私有經濟發展，又堅持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和國家的宏觀調控。所以就同時存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所有制，兩種分配關系，兩種經濟機制，兩種價值觀（包括改革觀、發展觀）和兩種政策。它們之間，就抽象地性質講，是彼此相矛盾甚至對立的，但卻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基本制度和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都必須在相應的空間發揮其積極作用。但我國的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既要發揮市場機制和私營經濟的積極作用，又從整體和長遠講要保證它們為鞏固發展社會主義基本制度服務。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或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簡稱中國道路。

這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就既不是經典的純粹的社會主義，又不是本來意義上的純粹市場經濟，在當前就存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主要因素并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最重要和最主要的特點就是把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相結合。這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改革實踐中最主要、最困難的課題。　　

這種改革的頂層設計，關系全局的核心，是按照歷史唯物主義和唯物辯證法，正確處理這兩種因素之間的辯證關系。

五、經濟體制改革實踐中對辯證關系的違背　　

實踐證明，中央從13大在制定基本路線的時候起就反復強調要正確認識和處理頂層設計中的辯證關系，反復強調要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是十分英明、正確的。有關這種辯證關系的爭論，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一直貫穿改革的全過程。當然，其深刻的根源還在利益矛盾，尤其制度層面的政治體制弊端。但從對經濟體制改革的認識講，就集中表現在“左”的僵化和右的自由化。所謂“左”的僵化，就是特指以教條主義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照搬經典社會主義。所謂右的“自由化”，就是以市場原教旨主義和新自由主義解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前者雖然也貫串改革始終，現在仍然有，但由于中央反復批判，總體上并未構成主流，沒有從根本上影響改革的方向。實踐中的主要干擾是右的自由化。這里僅討論其在經濟領域的表現。

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按照這個理論，改革頂層設計中所要解決的基本矛盾，就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就是正確認識和處理其中的辯證關系。如果這些關系處理不當，就會犯全局性方向道路錯誤。

回顧改革開放，雖然經濟增長史無前例，但社會問題卻堆積如山、積重難返。這并非因為沒有頂層設計，而是實踐中違背了中央的頂層設計。從方法論講就是形而上學、片面性，從理論上講就是違背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和政治經濟學。

這要從經濟建設命題的內涵談起。按制定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時賦予經濟的概念，內涵應該是相對于政治和文化的，即相對于政治文化上層建筑的經濟基礎。雖然當時側重于生產力、物質基礎，但也包含生產關系。社會問題、社會建設與經濟、政治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所以當時沒有把社會建設作為一個獨立的領域列為建設目標。作為基本路線中心的經濟建設應該是這樣理解。現在把社會建設單列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個領域，恐怕要在適當時候完善對基本路線、基本綱領的表述。即使把社會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并列，也只是在抽象地理論討論上才有意義。同生產力不可能脫離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孤立地發展一樣，社會問題的解決和社會建設，與經濟、政治和文化建設是相互滲透的，不可能孤立地進行。

在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中，經濟這個概念的內涵，包括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小平同志講的發展是硬道理，和中央關于改革頂層設計中的發展，都是指經濟和社會發展。上世紀50年代經濟建設的口號就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我國歷次五年規（計）劃都稱為經濟社會發展規（計）劃。現在的基本路線、基本綱領中的經濟建設，不但包括經濟總量的增長，而且包括“人民共享經濟繁榮成果”， “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17屆5中全會又強調了發展的科學內涵：“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本質要求，就是堅持科學發展，更加注重以人為本，更加注重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更加注重統籌兼顧，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經濟總量雖然重要，它是實現社會主義理想的物質基礎，但歸根是為實現社會主義理想的手段和條件。而社會主義理想就是要實現以人為本、公平正義，實行全社會統籌解決社會問題、共同富裕，最終實現每個人的全面、自由發展。

背離頂層設計的主要源頭之一，就在脫離生產關系孤立地講發展生產力，對經濟建設中經濟的內涵解讀為單純的生產力、物質基礎、經濟總量，又把經濟建設這個“中心”誤讀為“唯一”，進而在錯誤政績觀下滑向了GDP主義。

市場經濟靠個人利益驅動。資本主義是自發市場經濟的必然趨勢。資本主義經濟的以物為本實際是為利潤、資本增殖。撇開生產關系、生產目的和社會問題一味追求GDP，必然重效率輕公平甚至犧牲公平，推動以資為本的資本主義傾向泛濫。資本主義經濟與社會主義經濟，同社會問題之間的關系是截然相反的。資本的本性就是增殖，是靠剝削勞動，必然兩極分化，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

六、違背頂層設計戰略目標導致方向錯誤　　

上面說過，小平同志在具有政治交待意義的南方談話中特別一再告誡，要全面解讀基本路線中的內涵。改革實踐中的問題恰恰在于片面解讀。

由于過去曾經脫離生產力過分強調生產關系，犯過僵化理解馬克思主義、追求純粹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錯誤，改革開放初期，在糾正這些錯誤時，又正值西方新自由主義鼎盛時期，由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把糾正極“左”變成糾正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過時論猖獗一時，一些受新自由主義影響深的所謂主流經濟學家陷入了洋教條，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熱捧西方經濟學，趁我們學習市場經濟之機宣揚市場原教旨主義和私有制萬能（有位自稱對改革方案制定具舉足輕重影響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著名”經濟學家，在記者采訪他市場經濟認識過程時，大談他在美國新自由主義鼎盛時期在美國接受西方經濟學教育的同時，就公開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對立面批判。我們必須區分馬克思主義與后人對它的錯誤解讀與附加）。他們片面解讀甚至歪曲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和小平同志的話。例如，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解讀為唯一，把發展解讀為單純經濟總量增長，把經濟總量增長又發展為GDP主義；講社會主義本質只講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不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尤其是歪曲小平同志的話，籠統說改革不要問姓資姓社，而不提他反復強調的改革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自我完善；講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時只講改革開放不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只講鼓勵私營經濟發展不講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只講市場經濟不講社會主義。有的把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篡改為市場化，取消前面規定其性質的社會主義這個限制詞。有的一直鼓吹國有企業退出競爭領域，最近還有人公然提出要瓜分國有企業和土地。在許多政治、經濟和輿論的權勢人物的鼓吹下，GDP主義和以資為本的理念和話語泛濫。于是，廣泛發生了重效率輕公平、重資權輕勞權，以致嚴重侵犯勞動者權益，社會問題普遍被忽視，甚至犧牲社會公平和資源環境追求GDP。外向型和投資型拉動，雖然特定情況下有其合理性，但主要的還是受GDP主義的支配。因而資本主義的改革觀、資本主義的以資為本的價值觀，相當長時期泛濫，壟斷了話語權，造成了廣泛的影響。　　

由于上述影響，相當時期、相當范圍、相當程度地把改革引入了背離頂層設計戰略目標的道路。例如政策向資本傾斜，把建國后實行的勞動就業、勞動保護、社會保障、基本教育醫療等政策當包袱，義務教育、農村合作醫療和農田水利工程被摧毀，肆意壓低工人工資，還掀起過私有化浪潮，現在人們廣泛懷疑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我國被稱謂是低成本的發展戰略，雖然在改革初期是被迫無奈，但實際上是出賣廉價的勞動力和犧牲環境與資源，這種方式所得來的經濟增長，所謂“世界工廠”等光環，實際是以犧牲全國人民特別是勞動人民權益為代價的。扼殺或削減社會主義的社會政策的結果，形成了新的三座大山，導致兩極分化。這就是經濟發展方式、內需不足和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和問題的本質。這些社會問題甚至超過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早期和當代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方式從屬于生產方式、影響生產方式的性質。雖然建國后建立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框架還在，特別是還保持了共產黨的領導和執政地位，資本主義還未能徹底復辟，但不得不承認，相當長時期、相當程度上，發展方式滑向了資本主義道路。這正是我國的改革開放曾受到西方壟斷資本熱捧的原因。實際上西方的政學媒介的主流和老百姓一直稱我國的改革為資本主義改革，是搞中國特色（意指集中體制）的資本主義。這與頂層設計的戰略目標南轅北轍。如不痛下決心、動真格糾正戰略目標的錯誤，史無前例地經濟增長就會成為資本主義的嫁衣，終將圓西方壟斷資本西化我國之夢，不僅會全面復辟資本主義，甚至會淪為帝國主義的附庸。

五中全會再次強調“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我國經濟社會領域的一場深刻變革，必須貫穿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近來政學媒介也廣泛認為轉變發展方式是第二次轉型、第二次改革，要走新路線。這些無異于說過去對頂層設計的違背，不是局部的，而是戰略全局的問題。必須與時俱進、解放思想，提高到兩條道路的高度正視違背基本路線、基本綱領的事實及其嚴重惡果。必須充分認識改革中發生的經濟發展方式、內需不足和嚴重的社會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不承認和違背中央關于改革開放的頂層設計。　　

中央關于改革開放的頂層設計，是依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創立者小平同志的一系列講話，從13大到15大制定的。這一屆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在理論層面是充實、發展這個頂層設計，在實踐層面，就是糾正改革中發生的背離頂層設計的問題。正如17大所強調的：“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要求我們始終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的基本要求，和“統籌兼顧”的基本方法，就是強調基本綱領中各領域建設和改革之間的辯證關系。

要貫徹科學發展觀、根本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除了動真格改革政治體制以外，從意識形態方面講，必須大力宣傳這個頂層設計，特別是要高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旗幟，廣泛深入地開展基本路線、基本綱領的再教育。

基本路線和基本綱領的貫徹是現階段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國家性質的具體表現，所以這也是維護黨的領導的需要，是維護憲法尊嚴的需要。

試論發展方式轉變中的兩種發展觀

江瀾

半官方的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的中國改革論壇上，自改版以來的重點推薦欄目上，一直貼著據說參加過國家許多改革設計的，原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方案辦公室主任，現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的一篇文章《走向消費大國的第二次轉型》。該文是專為推薦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所著，據說是受國家發改委委托的《十二五改革規劃研究》課題研究的主要成果《第二次轉型——處在十字路口的發展方式轉變》（《第二次改革》）。該文與該書中的兩個主要觀點極為流行，對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我認為這兩個觀點，卻正好是改革實踐中背離基本路線和科學發展觀，導致經濟發展方式和嚴重社會問題的主要理論原因，也是對中央五中全會精神的錯誤解讀。　　

兩次轉型核心主題的劃分違背基本路線，其觀念是經濟發展方式陷入錯誤道路，導致嚴重社會問題的方法論與理論根源，更妨礙科學發展觀的貫徹　　

文章誤讀了中央關于改革發展新階段論斷的內涵，把貫徹科學發展觀，糾正改革實踐中偏差的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說成是第二次改革、第二次轉型。說兩次改革的核心主題不同：第一次改革的核心主題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而第二次改革的核心主題才是公平。　　

把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與實現社會公平的任務分割開，分別作為前后兩個階段的不同核心主題，這種觀點違背黨的基本路線，誤導對改革實踐中產生經濟發展方式和嚴重社會問題在理念上的錯誤的認識，客觀上起到為改革實踐中發生的錯誤開脫、阻礙科學發展觀貫徹的作用，干擾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方向。　　

生產力是不可能離開一定的生產關系孤立發展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經濟概念就包括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與社會公平，是科學社會主義的兩個并行不悖的任務和目標，都必須貫穿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全過程。它們彼此之間是相互聯系、互為條件的辯證關系，是不可分割的。科學社會主義為人類徹底解放的奮斗目標，是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社會公平的辯證運動中才得以實現的。　　

我國改革的內涵，從一定意義上講，就是糾正過去割裂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社會公平之間的關系，片面強調其中一個方面的偏頗。　　

中央關于改革的一系列理論和方向的規定，都包涵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與社會公平的辯證統一關系。例如，小平同志關于社會主義本質的論斷中，前半句講“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后半句“消滅剝削，清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就是講實現社會公平。黨的基本路線的主要內容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之間也是辯證統一關系，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改革的直接目的主要就是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講社會公平，中央一再強調要把它們統一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實現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社會主義基本制度主要為實現社會公平，市場經濟體制主要為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綱領就強調，其中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的基本目標、基本政策有機統一，不可分割；而且其中的經濟建設內涵也包括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包括所有制和分配關系。　　

我國歷來的五年計（規）劃都是經濟社會發展計（規）劃，說明中央關于經濟建設的內涵是包括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其中就內涵著公平等社會建設的內容。所以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與社會公平是緊密相連、互為條件、不可分割的。　　

然而，前30年的改革實踐中，正是所謂核心主題是解放生產力和發展生產力的觀念作祟，才把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與公平等社會問題割裂開，導致片面解讀社會主義本質（只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不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逐步達到共同富裕）、基本路線（只講改革開放，不講、甚至要從憲法中刪除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講市場化，不講、甚至要取消社會主義），離開生產關系、社會公平片面強調生產力，陷入市場原教旨主義，認為只要經濟完全市場化就會實現公平，認為只要生產力發展了其它一切社會問題就會自然解決，才不顧公平甚至侵犯勞動權益追求效率；又片面解讀經濟發展、以經濟增長代替經濟發展，脫離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因而滑向 GDP主義。以個人利益驅動的自發市場經濟必然產生以資為本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發展經濟的根本目的是獲取利潤，其手段是剝削勞動者的剩余價值，必然是重資權輕勞權，侵犯職工權益。這是經濟發展方式和嚴重社會問題的理論源頭。　　

在這種觀念影響下，改革開放實踐中發生了一系列的錯誤傾向。例如全面否定作為社會公平保障的公有制經濟，曾一度刮起私有化歪風，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相當程度地受到了削弱（一些人現在還在鼓動國有經濟退出競爭領域）；把建國后實行的就業保障、勞動保護、社會保障和其它社會事業等維護社會公平的社會主義政策說成是包袱，實際取消了義務教育，摧毀了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和農田水利工程，取消或縮減了過去已經建立的社會保障政策；刮起了醫療市場化、教育產業化之風，取消了國家在住房問題上的社會義務；出現了全民經商、亂收費之風；國家對社會事業的投入占ＧＤＰ的比重跌到了世界末尾之列。正是這種影響導致了“新三座大山”、兩極分化。實際國外的政學媒界普遍稱我國的改革為資本主義改革，是搞中國特色（意為集中制）的資本主義。　　

新一屆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就是從理論上詮釋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社會公平的辯證統一關系。在實踐層面就是為糾正把它們割裂開的錯誤。17大在描述新的階段性特征的時候特別指出：“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這就是說經濟建設仍然是中心。這就說明在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都不能把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排除在核心主題之外。但是17大同時又指出：“實現未來經濟發展目標，關鍵要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在這里，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列就說明，它們是一回事。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就包涵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個方面，包括保障社會公平。　　

文章把兩個方面割裂開來的錯誤，就方法論和理論邏輯講，與改革開放前的主要錯誤，即離開生產力片面強調生產關系和社會公平是相同的。也與改革中相當長時期離開生產關系、社會公平孤立講生產力，認為只要生產力發展了其它一切社會問題就會自然解決，因而忽視甚至損害社會公平，是一脈相承的。不過只是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許多主流經濟學家，按照這種邏輯和核心主題的階段劃分，至今還堅持說包括教育、醫療、住房和農田水利等方面的公平要求和“公共產品” 的需要，是改革發展的新階段在物質財富增長以后才提出的。說什么第一次轉型時人們溫飽問題沒有解決時，只是像動物一樣求生存的生物性需求，到新階段才產生公平和“公共產品”等社會需求。照此邏輯，第一次轉型時，生產力、效率與生產關系、公平之間的辯證關系是不適用于的；作為社會保障的社會主義政策、“公共產品”也是不需要的。更荒唐的是，這等于說人們在溫飽問題還沒解決、基本生存都受到威脅的時候反而不要求公平、不要求社會保障。歷史說明，越是物質匱乏越容易產生分配不公與權力腐敗，人民的暴力革命正是在遭受剝削、壓迫的極端不公平、人們生存權都遭受侵犯，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發生的；這種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爭公平、求生存。這些說法，正如一些社會學家所批評的，是用“粉飾理論”去解釋所有的新情況、新特點，不顧常識編造理由為過去違背基本路線、忽視公平，以致造成嚴重社會問題的錯誤開脫。這些說法，不但否定建國后的社會建設成就，甚至否定了近現代史上的一切革命的正當性。面對這樣淺顯的道理，這樣明白的事實，這樣荒唐的說詞卻出在至今還紅得發紫的高級智囊之口，實在難以解釋。　　

總之，這種割裂生產力與社會公平的核心主題劃分論，妨礙科學總結改革開放實踐中的經驗教訓，誤導對經濟發展方式和嚴重社會問題根本原因的正確認識，客觀上會起阻礙科學發展觀貫徹的作用。　　

提出消費主導、建設消費大國，與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和中央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小康社會大相徑庭，以此指導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必將更深地陷入資本主義道路　　

文章也誤讀了中央關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出發點和目標，說第二次轉型是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由生產主導型向消費主導型轉變，要由生產大國向消費大國過渡。這種說法，是以“消費”置換“需要”概念，以“消費主導”改變社會主義生產目的中的“滿足人民需要”的命題。這就取消了中央“保障和改善民生”這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違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基本綱領，與中央全面建設社會主義小康社會的目標大相徑庭。　　

消費主導是以資為本，目的是為資本增殖，是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理念。現在成為我國所謂主流經濟學家的時髦，還很有市場，如任其泛濫，將會更深陷入資本主義道路。　　

上面說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基本目標和基本政策的內涵，就包括生產關系和社會公平。17大在闡述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時強調，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基本目標和基本政策構成的基本綱領”，強調糾正過去對社會和資源、環境問題的忽視，加快發展社會事業，全面改善人民生活。五中全會又強調“堅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文章提的消費主導、建成消費大國，與中央的決定是大相徑庭的。　　

不錯，消費在社會再生產中具有對生產的反作用。但是，消費在社會主義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中的地位和作用卻迥然不同。雖說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都重視發展經濟，但其目的卻完全兩樣。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滿足整個社會的物質和文化需要是社會主義生產的終極目的。滿足這種需要就是為實現社會公平、共同富裕，最終為一切人全面而自由的發展，就是以人為本。因此在社會主義建設全過程中，雖說也受制于生產力發展的水平，但也要盡可能動態地維護社會公平。社會主義生產中也重視消費對生產的反作用，但這只是在作為手段以促進經濟發展、增強實現社會公平物質基礎的層次上的作用，其目的則是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以實現更高水平的社會公平。　　

但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終極目的，不是為滿足人們的需要，更不是為社會公平，而是為資本家的資本增殖，為獲取最多的利潤。消費（consume）一詞，在西方的最早含義是“摧毀、用光、浪費、耗盡”。資本主義生產中消費的作用和地位，是為了銷售其產品，加速再生產過程、加速資本的循環，以獲取最大限度的利潤，歸根結底是為資本增殖，是以資為本。為此就鼓動無節制地物質享受和消遣，無限地占有和揮霍社會物質財富，以擴大（或說“拉動”、“撬動”，不是滿足）消費。所以，資本主義生產中重視和鼓（拉、撬）動消費，雖說也可稱為提高（拉動、撬動）社會購買力，但目的不是為滿足社會需要，其實質卻是賺錢的手段。資本主義生產，為了獲取最大限度的利潤，還不顧對生態的被破壞和資源的無限消毫，擴大其生產規模。這就是西方資本主義現代化中資產階級鼓吹的消費主義。所謂消費主義，是維持資本主義的剝削制度，加深對職工剝削，和不顧環境、資源遭破壞的一種意識形態。所謂消費社會，就是資本主義生產在追逐剩余價值中無限擴大以后，為了進一步擴大其剝削，把消費作為維持、拉動和刺激資本主義生產的主導動力的社會。美國就是這種典型的消費大國。　　

為了詮釋消費主導，中國改革論壇最近轉載的辜勝阻在財識網上的講話《經濟轉型要改變六個過度依賴》中，舉了美國福特的案例：“美國在中等收入階段的時候，福特把工人的工資從2.3美元漲到5美元，福特當時只有2000萬美元的利潤，（所以）拿出1000萬美元利潤為工人漲工資，福特的思想是想讓美國的生產福特車的工人能夠成為消費者，能夠購買福特車，所以工資漲了，福特工人從工人變為消費者，所以福特的利潤從當時的2000萬漲到6000萬。所以從此美國成為汽車消費的國家。”這個例子清楚地幫助我們認識了西方消費主義和消費主導的本質，淋漓盡致地道出了資本主義生產和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目的，即以資為本，是為更深剝削工人，與社會主義生產和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目的以人為本是對立的。可見，消費主義是資本主義現代化的產物，消費主導是資本主義的發展觀。　　

以上可以看出，資本主義生產中的“消費拉動”與社會主義生產中的“滿足人民需要”，前者是以資為本，后者是以人為本，是兩條不同發展道路的概念與命題。我國改革開放中受自由化影響深的所謂主流經濟學家，卻拋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教條的照搬并大肆散布西方經濟學的這種消費主義、消費主導觀念。例如把繼承革命和民族優秀文化傳統的節假稱之謂“黃金周”，把房價上漲稱為“樓市利好”，還有似是而非地“撬動消費拉動經濟”的命題等，甚至把我國政府應對經濟危機影響而出臺的擴大內需政策也解讀為消費主義。不可低估這些話語對廣大群眾的思想影響。這種以資為本的觀念長期以來居于話語權的統治地位，甚至見諸于官方主流媒體，尤其是消費主導最近成了許多學術會議的時髦。以這種觀念為指導，把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目標設定為消費主導，建設消費大國，是對中央精神的誤讀。這同中央”十二五建議”以科學發展為主題，更加注重以人為本，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是背道而馳的，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不同現代化道路。如果還以這種觀念指導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不但跳不出以資為本的套路，而且還會綁架改革更深地陷入資本主義道路。　　

端正發展觀，貫徹基本路線，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關鍵　　

上述兩個錯誤觀念，實際都是發展觀的問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技術層面，如該文提出的“三大終結”，和該書提出的“五個坎”，雖然也重要，但是，它們要解決的問題都是在上述觀念下派生的。不從根本指導思想上認識改革實踐中發生經濟發展方式和嚴重社會問題的理論根源，徹底糾正錯誤觀念，就不可能堅持改革的正確方向，貫徹基本路線和科學發展觀，根本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我們黨的歷史上所遭受的重大挫折，從方法論講，大多緣于某種片面性。改革開放中同樣發生了一種傾向掩蓋另外一種傾向。由于過去曾犯過無限上綱上線的錯誤，現在又諱談綱領、路線，甚至鼓吹“去意識形態化”。長期以來即便是官方的主流經濟學家也很少講基本路線、基本綱領。意識形態領域，社會主義不占領，必然會被資本主義占領。改革開放中在這方面的長期爭論，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當然，資本主義的觀念，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也是合法的，允許存在，但不能成為主導，更不能成為官方指導思想。本文涉及的一些專家學者，在改革開放所處的一定階段的特殊歷史條件下，也是作過某種積極貢獻的，但不能說一貫正確。作為官方的研究、智囊機構鼓吹與中央相悖的觀念影響更大。鑒于這篇文章和這本書中的上述觀點，對改革方向的重大影響，辨清這個問題，是當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頭等重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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