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4月18日）講座
主題：新中國60年工業化的輝煌成就與經驗教訓
主講人：高粱（國家發展改革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研究員）
時間：2009年4月18日星期六下午2：30
地點：烏有之鄉書社（海淀區蘇州街18號院1號樓長遠天地C座1單元901室，電話：010-62760856）
主辦：烏有之鄉書社
參加范圍：感興趣者皆可參加。
講座簡訊
烏有之鄉書社于2009年4月18日（周日）邀請了國家發展改革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研究員高粱老師做了《新中國60年工業化的輝煌成就與經驗教訓》的主題講座。高老師的講座主要分為兩個方面，第一、新中國前三十年工業化建設情況；第二、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工業化建設的成就與不足。
這個話題有一個背景。去年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的討論中，帶出了兩個根本性的問題。一是對改革前的30年如何評價？有人把改革前30年的經濟建設說成一無是處，隱含了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歷史合理性問題。第二個問題是，總結改革開放30年，下一步應該怎么走？中央提出要落實科學發展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關鍵要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對此怎樣理解？
第一、新中國成立前三十年的工業化建設；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的第一個30年，經歷了三年經濟恢復，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第一個五年計劃和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三年調整，文化大革命等。
新中國成立時，中國是典型的農業國，現代工業的基礎非常薄弱，一窮二白。早在19世紀中葉中國就開始搞洋務運動，但是在帝國主義壓迫下，現代工業的發展并不成功。1927-37年的所謂“十年黃金時期”，國有資本占全部工業的10%左右，外資（主要為日資）占到30%—50%左右，實際上還是依靠外部投資，也就是半殖民地的工業發展。加上抗戰和內戰的摧殘，1949年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才27美元，是當時亞洲平均水平的60%，還不如印度。當時的鋼產量是15.8萬噸（解放前最高年份為50多萬噸），糧食產量為1.13億噸，5億多人口就這么一點糧食，廣大老百姓能吃飽飯嗎？
1949年到1952年新中國干了幾件大事，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到52年我們的工商業和農業全面恢復到解放前的最高水平。
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起步，是以農業的合作化集體化為依托的。當時中央不少同志認為，農業要從個體經營為主逐步向互助合作過渡，根據過渡時期總路線的精神，爭取在十五年過渡到社會主義公有制。但是歷史地看，如果當時不實行以公有制為主的城市計劃經濟體制和農村集體化，就很難想象會有“一五”時期的工業化大發展。一個以農業為主的窮國要較快地建立自己的工業基礎，沒有這種自上而下的組織和動員，速度是快不起來的。這也說明了，我們新中國共產黨的號召力、政府的組織執行力是很強的。這是長期革命斗爭鍛煉造就的真正為人民的政府。
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追趕有兩條基本道路。多數“市場經濟國家”主要依靠借債或引進外資，如果內部運轉低效，那么就會陷入債務陷阱，多少年還不清，或者成為外國資本的附庸。舊中國就是這樣的情況。另一條道路就是依靠國家動員，強行提高積累率，統一調動資源，蘇聯就是這樣通過計劃經濟實現的工業化。蘇聯從1927年開始“一五”計劃，十年翻兩番，建立了強大的重工業，為反侵略戰爭及時做好了準備。
第一個五年計劃確定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目標。在“一五”期間，在蘇聯援助下，我們計劃了694項較大工程，其中有156項重點工程，到“一五”期末80%已完成或投入運行。“一五”時期，我們幾乎是從無到有地建立了現代重工業的基礎。第一輛汽車出廠，第一架噴氣式殲擊機上天，第一座機床廠和電子管廠建成，第一座長江大橋通車，等等。
當然，我們為此也付出了很大代價。我們重工業建設起步時的經濟基礎，比蘇聯的一五時期差得多，工業化所需資金只能從農業中獲得。同時要在保證農民基本生活的情況下，調出余糧供應城市居民。實行糧食的統購統銷的初衷，就是要通過國家壟斷糧食購銷來保證城市供應，但客觀上起到了“剪刀差”作用，將農民的生活水平壓縮以支援工業建設。毛主席在《論十大關系》中就提到因國家多征購800萬斤余糧引起社會怨言的事情。總之，當時的合作化和糧食統購統銷，是在客觀上適應了快速實現工業化的戰略方針。《論十大關系》集中反映了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在學習國外建設經驗的同時，努力探索適應中國特點的建設道路的努力和成果。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關系，沿海和內地的關系，消費和積累的關系，國內建設和國外的關系，總之就是要實事求是，走又快又好的現代化建設道路。
從1955年到1857年，我們實現了全面合作化，1958年快步實行了“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起步時，確有很多不切實際的烏托邦幻想，如工農兵學商合一，吃大食堂，以及大煉鋼鐵和浮夸風。這是造成三年困難的主要原因。1961年后中央出臺“人民公社60條”，糾正了共產風，將農村單位重新劃到了生產隊，也就是30到50戶的規模，核算體系劃小，發揮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人民公社的功績之一，是把鄉、村、自然村各層級納入統一的行政管理框架內，從而使國家行政管理覆蓋到廣大農村基層，這是歷史的進步。正是有了這樣的管理組織體系，才得以在其后20年，依靠農業自身的微薄積累，在廣大鄉村普及了初級教育、建立了合作醫療、社會救助體系，以及農機站、水利道路建設、文化傳播網等等事業，使我們國家的人文發展指數在發展中國家位居前列，國民素質普遍提高，為我國后三十年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二五”完成后，是三年調整時期。我們要注意，1959年后蘇聯要我們提前還債，加重了困難的程度。全國人民節衣縮食，付出巨大犧牲，到63年底還清了所有外債內債。我們一方面穩定了農業，另一方面調整工業結構，調整積累消費比例，貫徹“工業七十條”加強管理，理順體制，使我國的投資效率達到歷史最好水平，經濟出現全面高漲。一大批工業和交通項目完工，如包鋼、武鋼等，機床制造滿足95%以上工業需求。1963-64年大慶會戰成功，“兩彈”初步試驗成功，國家建設走出了低谷，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
從“三五”開始，有兩個重大干擾因素，使我們的工業建設出現了曲折。
一是國外敵對勢力的戰爭威脅。抗美援朝以來，帝國主義與反動勢力對我們的封鎖與壓力是客觀存在。1960年中蘇關系逐漸走向破裂。1962年被迫打了一場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1964年美國擴大侵越戰爭，美機美艦逼近我國南大門。我們處在四面受敵的狀態。這就迫使我們把更多的資源放在發展與軍工有關的工業交通項目，進行“三線建設”這樣的大規模布局調整。“三五”和“四五”期間，工業投資的30%以上都是三線投資。這一局面，直到1972年中美關系緩和以后才有所轉變，1973年后我們開始引進了一些技術裝備。
二是10年文化大革命。文革期間，1967-68年全國秩序失控，工業負增長。1969年后秩序逐漸恢復，經濟恢復平穩增長，特別是農業穩步上升。但是10年中，由于派性矛盾時隱時現，各種運動不時的折騰，工業效率的降低也是明顯的。人民收入增長慢，消費品供應是處于統制經濟下的短缺狀態。我認為，這一時期的工業是“粘滯型”的增長，看看當時的統計資料，各項指標沒有大的偏差。至于“文革后期我國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的說法，它的政治含義超過了它的經濟含義。
總的看，新中國前30年是艱苦創業的時期。1953年開始建立了計劃經濟體制，在初期工業建設中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30年經濟建設取得了偉大成就。社會總產值的平均增速是6.1%，農業大體穩步增長，糧食產量從1952年的1.6億噸，增長到1978年的3億噸。工業年增長是11%。建立了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科學教育體系。這是在完全依靠自身積累的情況下取得的成就。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是這個時代的精神風貌，直到今天，也是我們現代化建設的強大精神動力。
但是，我們在探索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也走了彎路，付出了重大代價。在我們這樣一個基礎薄弱的國家搞計劃經濟，過分集中的行政性計劃管理壓抑了企業的主動性，長期把資源投向重工業，人民生活長期得不到改善，必然挫傷工作熱情。長期處于半封鎖狀態，與世界先進水平不斷拉大。所以，改革開放是順應時代需要的偉大的歷史性轉折。
正因為前30年建立了現代工業和科技的基礎，我們在1978年后的對外開放，才能取得顯著的效果。設想如果我國在1949年的基礎上全面開放，與國外企業合作，那將是一種極其不對稱的合作，我們將要付出比現在大得多的代價。一個國家如果沒有自己基本的現代工業科技體系，所謂開放就是全面依賴外部施舍，這樣的工業化是缺乏經濟主權、缺乏根基的，是無法自立的。沒有經濟和技術獨立，我們就不能擺脫依附發達國家的地位，就是半殖民地經濟。
楊振寧曾經就“中國奇跡”問題做過一次講演，在鳳凰衛視播出過。他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之所以能持續高速增長，得益于政治領導的堅強統一，社會安定和強大的向心力，前三十年建立的工業體系和科學技術基礎，大中學教育體系的建立，基礎教育的普及，交通等基礎設施網的建立，醫療保障普及到城鎮居民，等等多重因素。這些基本的經濟社會文化的建設成就，使中國具備了擺脫不發達狀態的基本條件。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成就，決不能僅僅歸因于市場化和對外開放。不看到這些因素，就無法解釋，為什么舊中國也是市場經濟，對外開放的程度不比今天低，怎么就沒有達到今天這樣的成就呢？所以，自然科學家們的見識，不比經濟學家差。
第二、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工業化建設的成就與不足；
改革開放后三十年的情況大體要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80年代。這個時期我們還是在前30年基本的發展軌跡上，通過放權讓利改革，激發了全社會微觀組織的活力，形成了一個主要依靠國內市場的發展模式。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農村包產到戶，農業得到恢復性增長，大大緩解了農產品供應的緊張局面。工業方面調整重工業偏重的問題，鼓勵輕工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當時還是短缺經濟，面向居民消費市場的輕工業和第三產業迅速發展，特別是鄉鎮企業的興起和城鄉流通的活躍，首先搞活了農村經濟，這反過來沖擊到城市的計劃經濟體系的生產流通。
1979年起，工業開始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1984年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發布了“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指出要以國有企業改革為中心，進行計劃物資價格等等配套改革，這是改革第一階段的重要指導性文件。
80年代設立了4個經濟特區和14個沿海開放城市。提出了沿海經濟大循環戰略，開辟了國際市場，拓寬了就業門路。
第二階段，1992年以后；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方式發生了重大變革。一是全面推進了國企改革，計劃體制，勞動分工體制，物資調配體制，價格體制被徹底打破，全面實行了股份制改革。我們的改革和俄羅斯的“休克式”改革的一個很根本的不同是，我國雖然也經歷了國有經濟的衰退，但由迅速發展的民營經濟和外資經濟，形成了巨大的增量，所以沒有給我國經濟造成太大的波動。
經過1990年代到新世紀初的大規模“國退民進”，目前，國有企業只在少數關系國家命脈的行業占有壟斷地位，在一些行業已經完全退出。現在我國經濟已經形成國有、民營、外資三分天下的局面，市場經濟格局大體形成。
60年的經濟建設，我們初步實現了夢寐以求的工業化的第一階段目標。工業化帶動城鎮化，城鎮化帶動經濟的整體發展，農村人口從78年82%下降到現在的55%。我們的成就是輝煌的。我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三（或第四）大經濟體。
現在我國鋼鐵、煤炭、水泥、合成纖維、銅鋁鉛鋅等10種主要金屬產量居世界第一，發電裝機容量和造紙世界第二，合成橡膠、造船、汽車產能世界第三，煉油和乙烯產能世界第四。集裝箱產量占世界一半以上。纖維加工量占世界的1/3強。電視機、洗衣機、冰箱、風扇、電飯鍋等產量占世界市場20%左右，豬輕革高檔產品占世界的3/4，皮鞋占世界1/3；縫紉機占世界1/2。自行車出口占全球貿易量的2/3，羽絨制品占世界1/2，玩具占美、歐市場的40-50%（2004）。30年來，出口總量增長125倍，出口值中工業制成品由1978年的30%上升到95%。
總量增長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帶動了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如：在三峽工程中通過引進消化到自己承擔70萬千瓦水輪發電機組的設計制造；自主開發大型船用曲軸、大型鋼鐵企業成套設備、高性能數控機床、程控交換機、大型計算機、載人航天、J10飛機，等等。
第三、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主要問題；
我們在經濟發展和改革中，也存在著不少問題，積累了一些長期性的體制和政策性的問題。
外貿和投資比例過重，內需不振；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結構性矛盾、粗放型增長；收入分配、城鄉、區域發展差距拉大；發達國家強勢競爭的壓力等問題，那么如何落實科學發展觀、轉變發展方式、又好又快的發展呢？
所謂內需不足，就是多數人在國民總收入中的份額太少，沒有錢消費。如何增加內需？有人提出要把國有資產平分，像俄羅斯一樣一人一份；也有人提出學美國搞消費信貸。這兩種方式都是不可取的。內需不足的真正原因，是初次分配不合理，勞動與資本的地位不對稱，工人在初次分配中得到的太少。這里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們的初次分配，實際上是在國內勞動市場已經形成的前提下，廣大農民工與外國資本之間的力量對比過于懸殊，這決定了廣大工人工資的基本水準，難以跟上經濟總量的增長，也就是貧富差距過大的一個重要原因。
1978年以前我們結構的重工業過重，輕工業過輕，消費品不足。現在是輕工消費品過剩，外向型經濟過強，外貿依存度過大。外資拉動的出口占比達到60%，高技術領域占比達到90%左右，同時區域發展不平衡，東部沿海占了我過GDP的55%左右，而外資在東部沿海的出口中占比高達96%。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太高，在全世界人口上億的國家，外貿依存度占到40%以上的，僅有中國一家。而且像我國這樣投資占GDP的50%以上的，在全世界也是絕無僅有的一家。
由于廣大群眾消費需求有限，搞基礎建設，發展房地產，以及公路鐵路、樓堂館所，就成為工業巨大產能的主要出路。
改革開放初，我國人均收入才200美元。當時發揮低工資比較優勢，依靠國際市場發展外向型工業是十分正確的戰略選擇。今天，我國人均收入已達到3000美元，再靠低工資搞外向型工業就是無法持續的。況且，幾十年前美國可以通過它的巨大市場拉動四小龍的出口加工業，但中國這樣巨大的一個經濟體，是不可能也不應該指望靠美國或西方的市場來拉動經濟發展。所以，依靠低工資優勢的外向型發展模式，已經走不通了。我認為，這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要含義。
過分依靠外貿和外資，給我國造成的問題是：
（1）在國際貿易不斷惡化的前提條件下，我國處于和發展中國家爭外資，競相壓價，提供無數優惠政策，以低工資來生產廉價的產品。
（2）過分依賴出口，過分依賴外資的方式，成為我國分配差距擴大的重要因素。
（3）外資無限擴張，對我國市場造成了嚴重壓迫。
（4）過分依賴外資，造成了我國自主創新能力的不足。
造成這些問題的原因就是我國的經濟界的指導思想出了問題，過分強調全球化的機遇而忽視風險與挑戰，只看到了承接國際產業轉移和技術溢出的好處，沒有看到西方對我國的技術封鎖遏制和打壓，和對我國自主型產業升級和技術進步帶來的負面影響。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的技術創新能力以及對本國產業升級的支持能力還很差，高新技術產業基本上無力與西方跨國公司競爭。沒有自主技術的產業化，就沒有產業升級，轉變生產方式。十七大報告中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發展質量，首要的緊迫任務，就是產業優化升級，提高自主創新能力。要實現這一轉變，任重道遠。
所謂“融入”全球化，就是失去自我，放任外來勢力主導我們的經濟。有人照搬西方經濟學，片面強調發揮比較優勢，宣稱只要有了“完全市場化、私有化”體制，就可以由市場力量自動實現產業升級，這只是一種假設，從現實情況看它是一種悖論，存在著很大問題。自主型的產業升級，自住型的產業創新，如果沒有政府的支持，沒有政府對國內市場的保護，對本國企業的支持，對從業者的協調鼓勵，那么我們高技術的核心工業在外資的壓力下必然越來越萎縮。我們必須從市場化、全球化的迷信中解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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