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的影響與中國的對策
　　江涌
　　《世界經濟與政治》2008年第12期

　　（一）全球金融危機對經濟秩序的影響
　　國際經濟力量多元化已成為一個事實，國際經濟格局已經改變而且仍在改變，但是國際經濟秩序依舊。目前的國際經濟秩序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主導的、以市場調節為基礎、以資本主義價值為核心的系列制度安排與行為規則。
　　我認為這一秩序勢必也要發生改變，這是因為美國的金融危機使得西方國家間的矛盾加大，特別是歐洲受危機影響較大，其中緊緊追隨美國的國家（如幾個島國）損失更大，而歐洲大陸由于堅持自己的“萊茵式資本主義”，損失相對較小。但是無論如何歐洲已經被美國拖下了水，窩火之余，便發起對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秩序的挑戰，要改變這一秩序。但是，應當注意到，歐洲這種挑戰是體系內的，它們不可能打破這一體系，因為它們也是該體系的受益者、國際現行秩序的受益者。所以，這個所謂“挑戰”實質是“茶壺內的風暴”。這與俄羅斯、巴西、印度還有南非等新興市場所提出的改革倡議有很大的不同，特別是俄羅斯提出要建立一個全新的秩序。日本多年來一直受危機的糾纏，經濟持續低迷，但是金融機構磨劍砥礪，逐漸恢復昔日的活力。美國發生金融危機，野村證券等日本金融機構“趁火打劫”，大肆收購美國瀕臨破產的金融機構。注意，日本人買的不是資產，而是業務部門，積累與強化日后與美國金融機構競爭的實力。國際媒體評論，日本人出手相當精準，這不僅將改變華爾街的格局，也會對國際金融格局造成影響。G7的協調機制早就不太管用了，如果管用的話，也用不著G20了，也就用不著大張旗鼓搞全球金融峰會了。
　　以市場調節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價值體系未來應當會有所變化。現在，經濟自由派一直所推崇的市場原教旨主義，即使連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這個號稱經濟自由主義的杰出代表，也強調應該加以反思。有不少學者甚至認為，美式的自由主義走到了盡頭。但是，這并不代表資本主義完結了，資本主義還是有生命力的，以市場調節為基礎的經濟制度不會有根本性改變，資本主義會自我更新，去尋求一種新的模式。就目前來看，國際經濟秩序的改變主要是國際金融秩序的改變。我們現在遺留的金融體系是“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美國既享受權力也承擔義務，即維護國際金融市場的穩定。但在“后布雷頓森林體系”中，美國只享受權力不承擔義務。此次危機完全由“美國制造”，世界各國要求美國來承擔義務是可以理解的。可以預期的是，未來一段時期的國際金融秩序改革也是在這一體系內部進行。由于國際力量的消長需要時間，相關力量的博弈是一個過程，新秩序的建立不可能一蹴而就，從舊的有序到新的有序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還將伴隨著無序和半無序。因此，國際金融動蕩、世界經濟低迷的長期性恐怕難以避免。
　　（二）金融危機對國際政治的影響
　　“一超多強”的格局還會延續，“世紀大危機”必然會削弱美國的軟硬實力。因此，一方面，“一超”會放低身段，所以我們看到美國接受了歐洲提出的協商提議，未來奧巴馬政府也強調協商合作；另一方面，“多強”實力會增強，特別是新興市場的力量將更加凸顯，但是具體是哪個國家還不好說。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弗格森這樣提醒，這場危機沒有贏家，俄羅斯和中國也不可能笑到最后，“評論員在預言美國衰落之前總是應該三思一下，美國過去也曾經歷過災難性的金融危機，并且擺脫危機后地緣政治地位得到了加強”。美國總有這樣的能力，“在美國受影響的時候，美國能讓對手受到更大的影響”。我的解讀是，美國在受傷的時候，可以使對手遭受重創；美國遭受重創的時候，可以使對手消亡。想讓國際政治格局短期內發生很大變化還很難，美國還有能力維持現有的國際政治格局。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和國際政治格局的變化有不一致的地方。美國在維護政治格局上的力量比在經濟格局上更大一些，因此金融危機的影響短期內不大可能在政治格局上體現出來。
　　（三）金融危機對美國的霸權的影響
　　美國霸權的四大手段為：（1）強大的軍事，特別是海軍；（2）領先的科技，在國際分工和國際產業鏈中處于頂端；（3）極具競爭力的金融，金融不僅為美國霸權提供了經濟基礎，而且本身已成為霸權的重要手段；（4）美國主導的一系列國際規則，這是美國軟實力的體現，美國直接從國際規則中兌換利益。
　　危機重創了美國的金融實力，華爾街五大投資銀行原來是美國金融資本主義的“圖騰”，也是美國金融力量的象征，現在一夜之間蒸發了，這當然重創了美國的金融力量。現在身為黃皮膚的日本人殺入了長期由白人掌控的華爾街，儒教文明滲透到基督新教文明，華爾街的變遷只是國際金融格局變遷的一個前奏、一個縮影。現在美國金融業正進行大收縮，回到傳統的以放貸業務為基礎的商業銀行，這并不是美國的強項，而是日本和德國的傳統優勢所在。新興市場的主權財富基金也會有更廣闊的天地。國際金融格局如今在微觀和宏觀上都在進行較大的調整，整個國際金融力量的格局將有較大的改變。美國必須要放低身段來傾聽盟友們和其他國家的聲音，其主導國際金融規則的能力將有所削弱。近年來，美國的科技創新不斷放緩，經濟加速虛擬化，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轉向虛擬經濟，轉向金融創新，因此美國在產業領域的科技創新少有大的作為，不再引領世界高新科技產業。現有的統計數字也顯示美國在科技創新方面萎縮得比較嚴重。如今，美國唯一沒有損傷的就是軍事力量。正因如此，蘭德公司認為拿850億美元去救美國國際集團（AIG）還不如發動一場戰爭。美國在赤字不斷增加、經濟持續萎縮的情況下，其國防開支卻還在增加。未來，美國即使不發動局部戰爭來轉移視線、模糊焦點，起碼也會用絕對的軍事地位通過耀武揚威來威懾世界，顯示美國仍然是全球霸主。但是從長期來看，美國硬軟實力的衰弱必然帶來軍事實力的衰弱。
　　（四）金融危機對中國和平發展的影響
　　1.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未來20年是中國的“戰略機遇期”。機遇期的前提是當今世界的主題——和平與發展——不會有大的改變。但是，目前的金融危機在不斷地惡化，并有向實體經濟蔓延的趨勢，實體經濟增長放緩，中國的外貿出口下降，整個中國的外部經濟環境明顯惡化。這與我們原來對于“戰略機遇期”的謀劃有明顯的落差，因而對于我們和平發展有比較大的影響。
　　2. 雖然美國霸權的實力有所衰弱，但是其謀取霸權和從霸權中獲取利益的意愿不會減低。現在美國的實力削弱了，那么其謀求霸權的方式將有所改變。原來美國通過領先的科技從國際分工中“賺錢”，如投資、貿易；從它主導的國際規則中直接“拿錢”，如美元鑄幣稅；近年來，不擇手段地“偷錢”，如美元大貶值；“騙錢”，次貸危機充滿了道德風險；甚至直接“搶錢”，如發動對伊拉克戰爭，實際就是明火執仗去搶錢。早在1990年喬治?布什發動波斯灣戰爭時，民主黨政策顧問特德?迪克就指出：“如果海灣盛產海鳥糞，我們決不會向那里調兵遣將。”2003年美國以伊拉克存有大規模殺傷武器之名，悍然發動對伊第二次戰爭。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在退休后著書《動蕩時代：新世界中的冒險》坦言，美國就是為石油而發動伊戰。美國這種霸權手段與方式的改變對中國未來的發展肯定會有影響。奧巴馬說：“中國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敵人，而是競爭對手。”從國際關系來看，美國最重要的潛在對手注定是中國，而不是俄羅斯。美國不擇手段謀取霸權利益，竭盡所能打壓競爭對手，因此未來中國的外部發展環境會更加復雜。
　　3. 中國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策略。與歐洲國家和其他一些新興市場國家相比較，此次金融危機給中國造成的直接損失不算太大。但我們需要反思的是，本來我們的直接損失可以更小，但是我們沒有做到。比如我們早就有分散外匯儲備風險的預案，包括外匯儲備結構多元化、明顯增加戰略物資儲備，但是由于部門利益作祟，相關謀劃最后都沒有做到。因此，才有今天的重大損失，盡管與有些國家比，相對損失不算太大，但是我們的絕對量也很驚人。當前，美歐等國高度稱贊、肯定中國的地位與作用，我認為，忽悠的成分很大。尤其是美國，很實際、很實用，它看中的是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需要中國繼續增持美元證券資產。我們應當頭腦清醒，中國外匯儲備是幾十年辛苦積累下來的，與龐大的國際金融市場力量相比，微不足道。國際金融市場每天的金融交易就高達數萬億美元，金融衍生產品有數百萬億美元。美國金融危機深不見底，貿然出手徒增中國自己風險。近年來，中國已經成為東亞地區經濟的引擎、地區金融穩定之鉚，因此中國搞好自己的經濟，穩定自己的市場，就是對地區乃至世界經濟的最大貢獻。
　　4.很多人擔心，金融危機持續，美國霸權衰弱，國際經濟若陷入無序，對中國沒有好處，這個判斷似乎沒有錯。但是，從長遠、戰略高度看，可能就不是這樣了。《易經》有言“群龍無首，吉”。盡管目前的國際體系對于中國來說仍有“剩余價值”，但是如果能建立一個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新秩序，對中國則更具有戰略價值。因此，我們應當在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之間進行權衡，如果我們判斷，現行體系不能有大的改變，那么改革可以在體系內修補；如果能夠有大的改變，我們則要積極推動其改變，因為國際經濟力量的多元化合乎中國的戰略利益，有利于中國的崛起。
　　5. “危”中有“機”。目前的一系列危險中存在著機遇，當然也存在著挑戰。我的判斷是“總體上挑戰大于機遇”。因為“機遇”是潛在的，在金融危機深不見底的情形下，還充滿著風險，而“挑戰”是現實的，是越來越急迫的，必須直面的。通過一系列實地調查，我們發現，中國經濟的寒冬即將到來。當下急需應對的就是企業倒閉潮，原來企業倒閉是由于出口退稅降低、環境成本與勞動成本提高、人民幣升值以及信貸緊縮等，最近的倒閉原因則是企業沒有訂單，沒有市場，這會更加殘酷。現在，政府都在努力，或給予財政支持，或放松信貸，中小企業融資會更加便利，但是這些辦法實際上都不會有多大實際功效。因為企業沒有訂單，產品沒有市場，融資便利又有什么用。在素有“外貿風向標”之稱的廣交會上，中國出口的主導商品的成交量均有明顯下降，很多商品成交量只有去年的1/3。我們一些學者、一些謀士，把目前中國經濟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困境描繪成“是機遇”，“是升級換代的機遇”，有的地區還大肆宣揚是“騰籠換鳥”的機遇，現在的問題是籠子空了，但是沒鳥。當初日本升級換代取得成功是因為，日本政府與相關大企業都有戰略眼光，尤其是在技術創新上做足了工夫，“生產是一代，儲備二到三代，研發四到五代”。“機會只給有準備的人”，但中國的企業沒有這種準備，既沒有技術準備，也沒有人才準備、資金準備，何談升級換代？因此對中國經濟而言挑戰顯然是大于機遇的。
　　但是，在金融領域“危”中也有“機”。從此次金融危機來看，經濟小國（像新加坡、冰島）要辦大金融機構是不大可能的，因為風險太大。冰島的銀行壞賬是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好幾倍，銀行破產意味著“國家破產”。如果花旗銀行只屬于紐約，那么花旗出了問題，紐約也會破產。但是，花旗屬于美國，相對于美國的經濟規模來說，花旗銀行資產所占比例是比較低的，美國有實力支撐花旗這個巨型金融機構。經濟小國甚至是一般中等國家必須“出讓”大型金融機構，這給中國金融機構的發展提供了機遇。一段時期以來，美國等發達國家不斷向中國施加知識產權保護、人民幣升值、金融市場開放以及其他承擔“大國責任”等諸多壓力，如今美歐不僅自顧不暇，而且積極籠絡中國，向中國示好，這使得中國有了一個喘息的機會，對外拓展的機會，進行戰略謀劃的機會。中國金融機構可趁機“走出去”，到非洲、拉美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后院”，為中國跨國企業的擴張鋪路搭橋。此外，紐約尤其是倫敦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新加坡作為地區金融中心，勢必因大危機有所削弱，這為上海與香港發展國際金融中心提供了新機遇。
　　另一個問題是經濟發展模式的問題。當今資本主義有兩大發展模式，即“萊茵模式”（以德國社會市場經濟為代表）與“盎格魯—亞美利加模式”（以美國自由經濟為代表），“萊茵模式”早就因為缺乏活力而被美國嘲笑為“老歐洲”，如今一度生機昂然的“盎格魯—亞美利加模式”也不行了，因此國際社會將視線轉向了中國，有不少輿論認為“北京共識”、“中國模式”或許成為未來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方向，這對于提升中國的“軟實力”無疑也是有幫助的。

　　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安全的影響與啟示
　　江涌
　　《國有資產管理》2009年第1期

　　肇始于華爾街的金融危機，是“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是美國的自由資本主義危機，也是國際經濟秩序的危機。由于危機發生在資本主義心臟地帶，因此其產生的沖擊波巨大而持久。凡是參與國際分工、融入全球化的國家與地區，都無法置身事外，越來越開放的中國自然也難以獨善其身，其經濟安全隨著危機的惡化正受到越來越大的威脅。
　　一、宏觀層面：影響中國戰略機遇期與經濟發展思路的謀劃
　　美國是當今資本主義的心臟，是世界經濟的引擎，是中國重要的商品銷售市場、融資市場與投資來源地。隨著中國對外開放越來越廣，參與國際分工越來越深，對美國的依存度越來越高，美國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越來越大，宏觀領域最為突出的當是中國戰略機遇期與經濟發展思路的謀劃。
　　（一）戰略機遇期的外部環境惡化
　　長期以來，中國的經濟周期與美國經濟引領的世界經濟周期存在著差異。當美國經濟走向衰退之際，中國經濟卻欣欣向榮；而當中國經濟出現著陸跡象后，美國經濟卻持續向好。這種互補性較好地分散了中國經濟的風險，也使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的新引擎。但是，隨著中國對外開放越來越大，參與國際分工越來越廣泛、深入，中國經濟與美國經濟的周期越來越趨于一致，在世界經濟遭遇困境的情形下，中國經濟能夠獨善其身的可能性越來越小，中國越來越與世界同呼吸、共命運。
　　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二十一世紀頭二十年，對我國來說，是一個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所以“要集中全國人民的智慧和力量，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十七大報告也強調“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戰略機遇期”的前提是“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今時代的主題”，是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不會有根本性改變。但是，美國的世紀金融大危機仍在延燒，正在改變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發展方向，改變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國有效利用國際資源與國際市場、參與國際分工的途徑與方式、承擔國際義務等國際行為都將有相應的改變。
　　最為直接的影響是，美國金融危機加劇國際金融動蕩，世界經濟放緩已成定局。中國的對外貿易、對外經濟交往勢必受到嚴重影響。多年來，出口與其他對外經濟活動已經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與投資、消費一起構成拉動中國增長的“三駕馬車”。如今，出口正迅速放緩而且仍將出現惡化態勢，消費者與投資者的信心普遍不足，加上社會經濟中潛藏著諸多長期積累的問題與矛盾，正使中國經濟面臨越來越大的風險。“2008年是中國經濟最困難的一年”，但是現在看來，由于沉淀在社會經濟中的一系列矛盾未能得到有效緩解，新的問題則蜂擁而至，因此不難預言，未來的中國經濟會更加困難。
　　美國霸權實力已明顯衰退，但從霸權中獲取巨額收益的意愿不減，因此放任甚至制造世界經濟動蕩以火中取栗，已成為美國國家政策的一部分。美國以自由貿易之名，施壓他國放棄農業補貼，而自己用于農業補貼每年達150億美元，導致諸多發展中國家農業破產。為降低對國際石油的依賴，美國積極發展生物燃料，此舉非但未能有效穩定國際油價，反而導致世界糧價高漲。美國一直拒絕歐盟要求加強對對沖基金監管的倡議，一意孤行，利用不受監管的金融創新，向世界轉移風險，轉嫁危機。美國不斷鼓吹、推銷自由經濟，但美市場保護主義越來越興盛，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越來越頻繁，雙重標準錯亂國際經濟秩序。新當選總統奧巴馬認為，中國“既不是敵人，也不是朋友，而是競爭對手”。如何應對、抑制美國這個頭號競爭對手將提上美國政治的議事日程，中國未來經濟發展的國際環境將明顯趨于復雜。
　　（二）“以美為師”的經濟發展思路走到盡頭
　　“中國為什么要開放？”“又為什么主要向美國開放？”在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那里，思路清晰、簡單——“跟著美國的那些國家都富強了。”通過不斷推進改革與開放，中國充分利用國際資源與國際市場，經濟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后來一些食洋不化的人士狗尾續貂，幾乎全盤抄襲美國模式——股東資本主義，片面強調企業的市場價值與股東利益，忽視社會責任與國家利益，高薪但缺乏道德與法律約束的職業經理，低社會保障與福利等等。中國新自由主義者在大學講壇上常掛在嘴邊的話，就是“美國的昨天就是中國的今天，美國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并美其名曰這是低成本與高效率的“后發優勢”。
　　如今，美國以前所未有的姿態大規模干預市場的行動清晰表明，經濟自由主義已經被美國自己所拋棄。透視此次金融海嘯，不難發覺：凡是經濟金融化程度越高的國家（如冰島），與美國關系越緊的國家（如英國），對美國經濟依賴越大的國家（如阿根廷），受傷就越重。多年來，在“經濟共生”的導向下，中美兩國經濟關系似乎日益密切，但是中國對美國的經濟單向依賴前所未有，這就是美國城門失火，中國難免池魚之殃的緣由所在。
　　由于與美國存在發展階段差異，美國側重的是虛擬經濟，中國主要是實體經濟，而實體經濟遭受金融危機的沖擊存在一定的滯后效應，因此中國經濟的嚴冬還沒有來臨，但是隨著美國經濟的惡化與世界經濟的放緩，肯定會到來。有人不免要問，美國的“今天”出了嚴重問題，中國還有“明天”嗎？因此，中國要描繪與擁有更加美好的“明天”，就必須告別所謂的“后發優勢”，堅定地走“自主創新”的道路，走集約式增長與內需主導的發展道路，走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道路。
　　二、中觀層面：金融業與房地產業的影響最大、啟示最深
　　金融業與房地產業都易于產生泡沫的產業，而華爾街通過金融創新把金融業與房地產業整合起來，形成一個龐大的住房金融體系，由此創造出規模更大、色彩更斑斕的泡沫，由此住房金融體系也成為美國金融危機的“策源地”。中國的金融業與房地產業遠不及美國發達，但是由于在不斷復制美國的發展模式，因此所積累的金融風險不容小視。
　　（一）金融利益集團魔法無邊
　　科技創新是美國生產力不斷提高的重要動力，也是美國高居國際分工“金字塔”頂端、分享國際最優厚利潤的重要前提，是美國領先世界各國的重要依托。但是，隨著美國經濟的虛擬化，科技創新也越來越轉向虛擬經濟——服務領域。虛實結合的互聯網經濟的繁榮應當是美國科技創新大轉折的重要體現。互聯網泡沫破滅后，在現代產業領域很難看到美國的重大創新，由此而繼續引領世界產業發展的新趨勢。
　　美國是當今世界壟斷資本發育最成熟、最發達、也最有力量的國家。列寧在《帝國主義論》一文中早有論述，“金融寡頭統治一切，既控制著報刊，又控制著政府”。“今天是部長，明天是銀行家；今天是銀行家，明天是部長” 。如今美國金融危機的前因后果，已經給列寧的論斷做了最新也是最清晰的注解：多年來華爾街與華盛頓之間的“旋轉門”十分便捷通暢，華爾街經理與華盛頓官員的身份轉換既多又頻，商僚與官僚一體，形成縱橫交錯的官商勾結網絡。如此，政府對金融業的監管形同虛設，金融寡頭為所欲為，主導美國國家政權，主導社會經濟的發展方向。
　　然而，金融寡頭將美國的創新引上了邪路。美國的智力、物力與財力紛紛集中到金融領域，各類金融機構數量呈爆炸式增長，近乎不受任何監管的金融創新如火如荼，設計、制造、流轉大量金融衍生產品，這些產品連美國金融監管者以及諸多金融行家里手都不甚清楚其結構與功能，但是美國憑借在科技創新上的一貫的神話與光環，使金融衍生品同樣套上了“美國制造”（等于“高精尖”）的外衣，世界爭相購買持有。熟知美國的科技創新已走火入魔，他們創造了“大規模金融殺傷武器”（巴菲特語），由此不僅殺傷了美國，也殺傷了世界，殺傷了世界對美國的信心、敬仰與無限神話。
　　中國一直在復制美國金融發展模式，不僅在鼓勵金融機構積極從事資產證券化等金融衍生產品的創新上，也不局限在獨立的與高杠桿運作的投資銀行上，高薪但缺乏約束的職業經理，滯后的監管思路，會計、審計、信用評級等金融中介也亦步亦趨等等。如今，美國模式出現嚴重問題不得不改弦易轍，中國當然要進行調整。中國金融業早先是在美國壓力下不斷開放，而后在美國的多方引導下，自覺地單邊定向開放，高盛、花旗等美國金融機構不僅直接“幫助”中國規劃銀行發展模式，而且“參與”中國金融開放路徑的設計。正因為中國金融開放的主導權有旁落態勢，所以如今才有一系列的經濟亂象——熱錢肆虐、股市低迷、房市高危、外匯資產嚴重縮水、大批中小企業陷入困境乃至絕境。十七大報告“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創造條件讓更多群眾擁有財產性收入”，以此作為“加快推進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的重要選項。然而，股市嚴重“綠化”，縮水高達70%，20多萬億市值被蒸發。十七大報告的莊嚴承諾落空，這無疑會損傷黨和政府的形象。
　　長期以來，中國金融高官近乎都從金融機構高管選拔，金融高管都有自己的行政級別，亦商亦政，金融高官在提拔無望情形下，便到金融機構任職，獲取豐厚的職業經理收益，亦政亦商。如此，金融政策的制定者、金融監管者與金融機構水乳交融為一體，形成了一個巨大的金融利益集團，主導著中國諸多金融政策的制定、執行以及效果的評判，主導著一直有利于維護與擴張該集團利益的金融改革。美國金融危機清楚揭示，必須政商分離，官僚與商僚身份清晰，必須在金融機構高管與金融監管高官之間設立隔離帶，使之保持距離。
　　（二）房地產利益鏈條極長極大
　　從多個國際金融危機案例來看，房地產遠遠不被局限在房屋制造業，而是被嚴重金融化，是道地的房地產金融業。房地產泡沫屢屢引發危機，主要是相關國家和地區誤將房地產作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拉動力量。諸多歐洲大陸國家，房地產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傾向是，與居民生活緊密相連的“社會住房”，有的國家甚至是當作社會福利而由政府來提供的“公共產品”，市場化運作受到抑制，一般都是微利經營。值得一提的是，德國所有房貸利率都低于市場利率且固定不變，如此可以有效應對金融市場的波動，對房貸市場起著穩定器作用。此次美國次貸危機，是美國在網絡泡沫破滅后，為保持經濟景氣，聯邦儲備委員會通過大幅度降低利率以降低借貸成本，從而以房地產業來拉動經濟，這是危機醞釀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若切實將房地產作為民生問題，而不是經濟增長點，就不存在泡沫問題，不存在由此一再引發金融危機的問題，不存在社會經濟被房地產商綁架的問題。
　　中國以房地產業來拉動經濟增長被作為一大國策。近年來，中國銀行新增貸款50%以上流向了房地產業，與房地產相關貸款在銀行總資產中的比例，名義上是在20%的警戒線以下，實際約在30%左右。因此，房地產泡沫一旦破滅，自然會危及銀行，銀行當然不會樂見房價的持續下跌與產業蕭條，所以房地產商已經綁架了銀行。此外，地方政府的收入有相當高的比例來自房地產，在一些大城市占到40%，由于這是預算外收入，地方政府各類預算外支出，尤其是一些形象工程嚴重依賴這部分資金，因此對房地產商呵護倍至。至于相關政府部門，由于權力市場化，日益膨脹的部門利益早就使之偏離公正、公平的執政導向，與房地產商“同舟共濟”。即使是所謂房地產商，也是形形色色，因為房地產開發存有高額利潤，吸引各類企業、機構與權貴人士紛紛參與，諸多知名大制造企業“不事生產”，紛紛涉水高額回報的房地產業。
　　由此可見，在中國房地產領域存在一個極長、極大的利益鏈條，各類房地產商、地方政府、相關政府部門以及銀行都是這個利益鏈條的重要一環。如此，一般投資者利益、消費者的權益如何得到保護？十七大報告的另一大“改善民生”的重要選項——“住有所居”如何實現？始于2003年下半年的新一輪宏觀調控，主要目標之一就是抑制與降低不斷飆升的商品房價格，防止房地產泡沫的不斷膨脹。如今，依照國際通行標準（即商品房總價與居民家庭年可支配收入比），中國的房地產在諸多大中城市仍然存在一個大大的泡沫。但是，在房地產相關利益集團的壓力下，在國際金融危機的壓力下，決策部門不得不軟下身段，昔日看似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宏觀調控就此草草鳴金收兵。房地產泡沫給中國經濟施加的風險由此不是已被消除，而是正被掩蓋。房地產泡沫這一中國經濟的大腫瘤，未來必將威脅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
　　三、微觀層面：企業的經營目標與個人的消費方式值得反思
　　企業與個人是經濟與社會系統的關鍵要素與微觀基礎，其健康程度直接決定系統的安全程度。美國金融危機是系統性危機，反映的是美國經濟乃至社會系統存在著嚴重缺陷。作為美國經濟與社會系統的關鍵要素與微觀基礎，企業的唯利是圖、華爾街經理的貪婪無厭、普通民眾無節制的借貸消費不斷腐蝕著美國強大的機體，是引發廣泛而深重危機的最重要源頭。值得關注的是，這些腐蝕性力量如今正在中國經濟機體中蔓延。
　　（一）唯利是圖成了企業的唯一目標
　　自上世紀80年代初，里根執掌白宮寶座后，開啟了新的美式自由資本主義，學界或稱為“盎格魯——亞美利加體系”，與萊茵式資本主義（典型代表就是德國社會市場經濟模式），并列為當代世界兩大資本主義模式。美式自由資本主義崇尚極端自由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推行最保守的資本主義價值觀，極力主張大市場小政府，多市場自由競爭，少政府干預調節，高效率少賦稅，企業融資主要通過資本市場，唯股東是從，唯贏利是圖…這些概括雖難以窮盡美式自由資本主義的特征，但尚可以勾勒出其基本輪廓。
　　然而，美國式自由，名義上，是市場的自由，經濟的自由；實際上，已經慢慢淪為失醫的自由（美國人平均壽命78歲，接近第三世界水平；嬰兒死亡率世界倒數第29名）、饑餓的自由（救濟糧券長期存在，2007年增至2600多萬人）、流浪的自由（無家可歸的露宿者2000年已有350萬，最近因危機激增）、赤貧的自由（有近3成就業人口生活在貧窮線的8成以下）、暴力的自由（2006年底美國有720萬人坐牢或假釋，即31個成年人便有1個在服刑，世界之最；而4倍美國人口的中國同期只有130萬囚犯）。[①]
　　在美式資本主義體制下，自由的本質是資本的自由，是富人的自由。資本與富人的完美結合就是銀行家，因此美式資本主義的自由就是銀行家的自由，是華爾街的自由（華爾街是富人與資本結合的綜合體）。由于缺乏有效的政府監管與力量制衡，華爾街的銀行家們可以通過不斷的成功冒險，獲取巨大收益；而一旦冒險失敗，所受到的懲罰甚小，往往換家機構即可“重新做人”。職業經理是金融寡頭的代理人，也是美國政治的重要金主，無論在機構還是在政府都是游戲規則的制定者與解釋者，他們為自己安排了“黃金降落傘”，即使是因為他們自己的過失而使自己所服務機構出現嚴重虧損，也可以在離職時拿到豐厚的“補償金”。
　　長期以來，新自由主義者不僅壟斷著中國的大學講壇，還主導著中國眾多經濟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他們一直在照搬美國企業發展模式：片面強調企業的市場價值與股東利益，忽視社會責任與國家利益，鼓吹、推行高薪但缺乏道德與法律約束的職業經理制，主張不受干預與監督的經濟的自由、市場的自由與經營的自由。新自由主義泛濫帶來嚴重的經濟與社會惡果：自然環境在不斷惡化，社會出現嚴重兩極分化，國民經濟日趨外資化。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長期講求禮儀、注重道德與弘揚文明的中國人，越來越利欲熏心，見利忘義，“殘童現象”、“黑磚窯事件”、“毒奶粉風暴”等等挑戰中華乃至人類文明道德底線的駭人聽聞事件層出不窮，這不僅嚴重損害的廣大民眾利益與中國的國際形象，而且嚴重挫傷民族產業，重創民族品牌，威脅國家經濟安全。
　　（二）透支消費正為越來越多的個人崇尚
　　儲蓄是市場經濟中不可或缺的生命線。沒有儲蓄就沒有資本積累，而沒有資本積累就沒有資本投資，經濟也就不可能實現穩健增長。美國人原本習慣于儲蓄，節儉被認為是一種美德。在沒有信用卡與房屋凈值貸款（房屋市價與房屋按揭額之間的差額可以作為依據用來進行新貸款）等金融產品的情況下，美國經濟同樣取得了驚人的成功。事實上，信用卡與房屋凈值貸款等金融產品的發明，不但無益于美國經濟的發展，相反卻鋪就了一條走向自我毀滅的不歸路。無節制的借貸消費，使目前的美國積累了10.6萬億國債；如果加上7000億美元的救市資金，美國的國債高達11.3萬億美元；如果再加上或有負債（即過去事項引起的、未來可能發生的各類潛在債務，如社會保障、醫療保險、退伍軍人福利等等），美國的債務規模超過53萬億美元，人均17萬多美元，超過其人均財富15萬多美元，從一般財務視角看已經破產。顯然，這是不可持續的。龐大的國債和預算赤字，使美國總是傾向推行高通貨膨脹與美元貶值政策，這樣有助于緩解國家債務與財政赤字壓力。
　　美國人寅吃卯糧，由此積累起巨額債務，這是美國金融危機的根源，是國際經濟失衡與世界經濟亂象的主因。但是，美國乃至部分西方輿論，非但沒有進行深刻反省，如美國兩黨總統參選人都沒有（可能也不敢）指出這一根本原因，由此徹底改變美國的消費模式與生活方式。相反，有人出來指責東亞與中國的消費模式與生活方式。《金融時報》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就這樣振振有辭：危機源自“全球宏觀經濟的失序”，因為在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體如東亞，存在“多余的儲蓄”。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咒罵這種“充斥于世界其余地方的儲蓄”推動了對美國借貸的高漲。[②]其實，早就有國際學者對西方的這種“烏賊戰術”進行了揭示，其用意無非轉移視線與模糊焦點，在道義上施壓中國以承擔更多的所謂“大國責任”。“中國威脅論”的制造者與散布者需要故意制造中國強盛的輿論，以便把它作為向中國施加壓力的借口。[③]
　　美國的透支消費方式（每個持卡人平均擁有6.5張信用卡）在越來越的國家成為時尚，這不僅產生系列的經濟問題，而且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2300萬人的臺灣島竟然有70萬“卡奴”，平均欠款金額為60萬元。還債無錢，被逼無奈，越來越多的“卡奴”走上絕路。根據臺灣警方統計，每個月至少有40個“卡奴”自殺。英國人的持卡量占歐洲總持卡量的55%，不良債務已超過1萬英鎊的個人占英國成年人的20％。“卡奴”們債多不愁，往往用“宣布破產”的方法即免除一切責任，得到的懲罰只是失去信用，長期被列入黑名單，由此近年來每年造成的損失達1萬億英鎊。更有甚者是韓國，1997年被金融危機重創后，為振興經濟，韓國通過信用卡透支消費，擴大內需。自1999年起，韓國以每年兩三千萬張的速度發行信用卡，2002年信用卡總量突破1億張，全國15歲以上消費群體人均擁有信用卡達到3.6張。2004年，韓國“信用不良者”已由2000年的約100萬人迅速上升至370萬人，8大信用卡公司出現嚴重虧損，達到破產的邊緣，不得不由政府介入紓困。韓國的信用卡無度擴張落入了“為解決一個問題而制造了一個更大的問題”的陷阱。
　　如今，中國對美國消費模式也在照搬照抄，有模學模，有樣學樣。透支消費與信用卡近年來在中國大行其道。在短期利益的驅使下，發卡銀行惡性競爭，甚至通過誤導消費者來拓展業務，濫發情形愈發嚴重。央行數據顯示，截至2007年底，僅貸記卡發卡量就為7000萬張，同比增長140%，呈現“井噴式”的高速增長態勢。而作為“三無人員”（無固定工作、無收入、無穩定還款來源）的大學生一度成為持卡主體，這與美國次級房貸曾經出現的情形無異。因此，信用卡的急速發展不僅觸及巨大的信用風險與金融危機，而且反映的是銀行業內惟利是圖的道德風險與社會傳統的節儉價值危機。
　　[①]劉乃強：《自由，自由，多少罪行假汝名而行》，香港《信報》2008年10年21日。
　　[②]［英］克里斯·哈曼《次貸危機與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國外理論動態》2008年第7期，嵇飛譯。
　　[③]華盛頓中國論壇社社長陳有為：《西方年終如何看中國》，新加坡《聯合早報》2008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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