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大道既隱”之途
前已述及，撰寫《禮記•禮運》的先秦學者們從生產資料和公權力兩個視角觀察社會差異。如果我們觀察當前的社會，各種資源大體可分劃為三類：權力、財富、知識。精英集團對這三類資源“贏家通吃”，而社會公眾則處于無權、無產、無知的狀態。這啟示筆者從這三個視角同時觀察史前社會的演化。亦即觀察這三類資源的私有化過程。當今中華文化的主源是由仰韶文化發展起來的中原文化,擁有最豐富史料的,也是這個文化。故我們來觀察這個文化的演化進程中，這三類資源的私有化過程。
知識資源何時開始私有化，已難覓蹤跡。薩滿教是原始人類的知識庫，它沒有教派、教會、道門之類的信仰組織，不需要寺院、教堂之類的宗教設施，更沒有經典和教主。它的多神論本質上是民間的大自然崇拜，源于人們在生態系統中體驗到的共生關系。人人可以通過祭祀儀式與所需的某個神溝通。在這樣的環境下，知識資源是公有、共享的。
作為東亞季風區的農業社會，準確地掌握物候變化對農業至關重要。據司馬遷掌握的信息，在黃帝之前就有歷法，黃帝對其作了考定：“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余”（《史記·歷書》）?！渡袝?bull;堯典》記載：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即堯命令羲和觀測天象，測出每年有366天，并制定歷法向全民公布。
20世紀70—80年山西襄汾縣發掘了陶寺遺址。學者們鑒定，它的早期約在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100年，中期約在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2000年，晚期約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900年間，對應于傳說時代中的帝嚳，至夏末時期。
這個遺址最引人注目的是“觀象臺”。這是一個平面呈半圓形的平臺，在它的圓心觀測點，考古隊員發現一個里外三圈的圓形夯土構件。圓心觀測點以東約25米，是一道深埋地下約3米的弧形夯土地基，地基之上已無遺存。夯土地基上有多處特意留下的豁口，每道豁口寬20厘米左右。主持發掘的社科院考古研究所何努假設：夯土地基之上，原本可能建有夯土柱或石柱，豁口是柱子間留下的觀測縫。將夯土柱間觀察縫編號由南向北逆時針排序，編號為1號-10號縫。2003年12月22日冬至實地模擬觀測證明，其中的東2號縫為冬至日出觀測縫；同年1月21日大寒實地模擬觀測證明，東3號縫為大寒日出觀測縫。（見何努，嚴志斌，王曉毅《山西襄汾陶寺城址發現大型史前觀象祭祀與宮殿遺跡》[N].中國文物報，2004-02-20.山西襄汾縣陶寺城址發現陶寺文化大型建筑基址[J].考古，2004，(2)）
圖2：陶寺古觀象臺的復原圖
這一發現證實了司馬遷的記載，在那個時代制定歷法是公權力的有組織行為。獲得天文和歷法知識需要持續的觀測和相當艱深的計算。這一方面需要天賦，一方面需要大量的閑暇時間以投入研究。在那個生產力低下的時代，只有掌握了公權力的精英群體，有可能獲此條件。所以天文、歷法知識很可能較早掌握在少數人手中。
《論語•堯曰》載，堯禪位于舜時：“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對這段話中的“歷數”，劉寶楠在《論語正義》中解釋為“歷數，是歲日月星辰運行之法”?？梢妶驅⑻煳臍v法傳給了舜，舜又傳給了禹。這時已經看到知識資源明顯的私有化跡象。
對歷法的作用，太史公的評價是：“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史記卷二十六•歷書》）可見歷法既關系到經濟基礎，使“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又關系到公權力的合法性，“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
可見“授時”就是政治。直到春秋，還有“時政”一說，向下民宣布時令是統治者的政治責任。《左傳·文公六年》載：“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于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主政者沒有及時地公告歷法內容，就會被載入史籍，當作為政怠惰、對人民的不負責任的反面教材。
大禹的時代最大的政治就是治水。大量的先秦、兩漢文獻都記載了“茫茫禹跡，畫為九州”的事跡。對此，迄今所知最古老的記載，為西周中期偏晚的青銅器“
公盨”上的銘文：“天命禹敷土，隨山浚川，廼（廼[nǎi]同“乃”）厘方設征。”（見裘錫圭《公盨（xǔ）銘文考釋》，《中國歷史文物》2002/6。朱鳳瀚《公盨銘文初釋》，《中國歷史文物》2002/6。李零《論公盨發現的意義》，《中國歷史文物》2002/6。）
圖3：燹公盨
圖4：燹公盨銘文
朱淵清詳考有關此事的考古發現和史籍，指出：
“大禹治水，不局限于夏族生活的敘（豫）州，而是順水疏浚，厘方九州，最終成功。”
“治水動用多少勞力無法估計。稻草、束柴、木材、石頭等治水原料，供應勞力的飲水、食物等，以及征調、運輸、分配等環節上的消耗，費用龐大。這些人力物力由九州共同承擔。”（朱淵清《禹畫九州論》2005）
可見這是一個巨大的系統工程：在黃河故道堙堵和蓄水；對北上干流大范圍泄洪并決通九河分流；對淮河支流潁水則進行疏浚。這些規劃必然基于地理與水文知識。工程規劃的基礎性工作是測量、標識、記錄、統計、運算、分析等，“（禹）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大戴禮記·五帝德》）。測量、計算需要大量的數學知識，據說勾股定理即由此發現：
“禹治洪水，決疏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勢，除淊天之災，釋昬墊之厄，使東注于海而無浸逆，乃句股之所由生也。”（漢 趙君卿注《周髀算經》卷上之一）
孔穎達曾經根據《周禮》估計治水需要27萬人，用時無法估算。（《尚書·禹貢》孔疏）。稻草、束柴、木材、石頭等治水原料，供應勞力的飲水、食物等，以及征調、運輸、分配等環節上的消耗，費用龐大。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調配，需要相當多的管理科學類的知識。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人力、物力分別由九州提供。九州各有利益訴求，協調這些利益，保障其對工程的人力、物力支撐，需要社會學、政治學層面的知識。
由此可見，禹時代的精英集團已經掌握了相當深廣的知識資源，而這些資源很難被廣大社會公眾掌握。中國古人有個相當鮮明的特點：重知識、重歷史經驗、重教育。然而這一切都集中在上層精英的圈子內。到夏、商、周三代，已形成“學在官府”、“學術官守”之制。所謂“學”，只是“王官之學”。具體表現為：惟官有書，而民無書；惟官有器，而民無器；惟官有學，而民無學。對此呂思勉評論道：
“……當時平民，無研究學術者。雖有學術思想，有志研究，亦無所承受，無所商討，即有所得，亦無人承繼之。而古代學術，為貴族所專有，然貴族亦非積有根柢，不能有所成就。王官專理一業，守之以世，歲月既久，經驗自宏，其能有所成就，亦固其所。”（呂思勉《國學知識大全》）
在當時的生產力水平下，只能供養極少數人在學問上“專理一業，守之以世”，這一方面使知識資源被精英集團壟斷，一方面又使精英集團有可能理性地分析、總結、積累實踐經驗，探尋統治之道。這又成為公權力私有化的社會環境和有力保障。
周平王東遷，“禮壞樂崩”，“王官之學”賴以生存的大環境崩潰了，“王官”們便散入各諸侯國，甚至流落民間。如孔丘辦私學，就實施“有教無類”，“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只要你能交學費，就可受教育。先秦諸子由此發源。
西漢成帝時，劉向、劉歆父子整理官府藏書，編成《七略 》。其中的《輯略》,是寫在六略之前的一篇概括性的學術簡史。根據整理的古籍，他們提出了諸子之說出自王官之學的推理：儒家，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出于史官、墨家，出于清廟之守、名家，出于禮官、法家，出于理官、陰陽家，出于羲和之官、縱橫家，出于行人之官、農家，出于農稷之官、雜家，出于議官、小說家，出于稗官。
此說被班固接受，據此在《漢書•藝文志》中描述了諸子源流。多數史家亦認同此說，唯胡適在民國初期，據《淮南要略》，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九流不出王官論》，質疑此說。對此呂思勉認為這是視角不同所致：“《漢志》言因，《淮南》言緣也。”（呂思勉《國學知識大全》）
可見在周代知識資源掌握在最高統治集團手中，不同職責官吏研究不同領域的學問，其主要目的是追求長治久安。所以“以吏為師”“學術官守”有悠久的傳統。發源于此的先秦諸子，奠定了此后中華學術的基因。雖然孔夫子開辟了民間辦學的道路，這個“民間”，其實相當狹小。
隋唐之前，這個“民間”主要是有實力供養子弟求學的世家大族。隋唐開啟了科舉制，相對于世襲、舉薦等選材制度，科舉制開辟了從民間選拔人才的渠道，打破了貴族世襲。論者多據此稱其為一種公平、公開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然而，科舉制畢竟是選拔候補官僚的機制。中國的教育主要服務于科舉考試。而正是這樣的功能定位，決定了教育只能為有機緣、有志于為官者服務。
金觀濤曾研究過西漢至明憲宗官僚集團占全國人口的比重。根據他整理的數據，畫出的比重演化如下圖：
圖5：官僚集團占全國人口比重的演變
（據金觀濤《興盛與危機》提供的數據繪制）
數據顯示，官僚集團占全國人口比重除了唐朝達到0.7%以外，其它時期均在0.5%以下，最低的元朝，竟只有0.03%。由此可見科舉制度下受教育人口之少。
距孔夫子的時代兩千多年后，直到人民共和國建國，依然有多半國民不識字。據國家語委副主任李宇明提供的數據，1949年全國有文盲3.2億（《知識關乎國運》2009年10月1日的《光明日報》），而《中國統計年鑒》告訴我們這一年全國人口為5.4167億，可知此時文盲率高達59.08%。對廣大國民而言，識字尚不可得，遑論學術？
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討論“民主”問題時，“新權威主義”仍在學界有強大的聲音。其最主要的理據，就是“國民素質低下”；其根本的訴求，就是由少數權威把持公權力。史實告訴我們，“新權威主義”事實上一直在指導現實的政治運行，于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工人，在政治上被權威們“代表”，處于無聲的狀態。正是在這樣的狀態下，保障資本積累效率的經濟政策實施了30年，使《中國困境的政治經濟學透視》中揭示的四大失衡持續擴大，把國民經濟引入了現今的困境。
天文、歷法、治水導致的知識，高度集中在社會精英集團手中，考古發現表明，那時的社會已經明顯地分化。對歷法的作用，太史公的評價是：
“民是以能有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災禍不生，所求不匱。”（《史記卷二十六•歷書》）
對其中的“民神異業，敬而不瀆”，他在此文的稍后做了解釋：
“少璤（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擾，不可放物，禍菑薦至，莫盡其氣。顓頊（注：顓頊[zhuān xū]（公元前2514年--公元前2437年），是黃帝次子昌意的后裔，上古傳說中的五帝中第二位。）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同上）
這個事件的歷史意義非同小可，它表明，薩滿教形態下的共享知識，早就為精英集團所覬覦。這一事件在先秦典籍中見于《尚書》、《山海經》、《國語》、《墨子》等書，在漢魏主要見于《史記》、《漢書》、《中論》等書。其中先秦的《國語•楚語下》的記載最為詳細：
楚昭王向大夫觀射父請教“《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到底是什么意思？觀射父告訴他，古時候“民神不雜”，社會井然有序。然而到了少昊末期，人人可以通天，家家可以祭祀（“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結果是“民神同位”。精英集團的統治“無有嚴威”。于是顓頊命“重”為“南正”，掌管祭祀（“司天以屬神”）；“黎”為“火正”，掌管民間事務（“司地以屬民”），從此天地分離（“無相侵瀆”），這就是“絕地天通”。
（原文：“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國語•楚語下》））
史前傳說中的少昊，生活在距今4600-4500年間，那時尚處于氏族公社向階級社會轉化的時代。在氏族公社中，祭祀是社會成員共同參與的公共事務。民間的多神信仰本質上是大自然崇拜，源于人們在生態系統中體驗到的共生關系。這樣的信仰甚至很難被稱為宗教，更像是一種文化。其作用在于影響、約束人們的個體行為，而不在于引導人們尊崇社會中的某個權力核心，從而不可能服務于人間的王權。（注1）這種人人可以通天，誰都可以用神的名義說話的狀態，無疑阻礙了上下分化。“絕地天通”本質上是將與神溝通的權利，收歸精英集團獨占，他們才可憑“代天號令”的身份控制社會。由此可見，對“代表”地位的渴求，早就是精英集團的本能。精英集團之所以能夠如此，掌握了天文歷法知識應是重要的原因。
（注1：蒙古的宗教史從旁印證了薩滿教的社會功能。蒙古的本土信仰是薩滿教，隨著蒙元帝國的建立，產生了政治權威對宗教的需求。由于本土的薩滿教不可能滿足這種需求，元代統治者只能尋找替代者。忽必烈引入了喇嘛教，還將西藏喇嘛八思巴立為國師，而薩滿教就此衰微。而蒙元帝國瓦解后，蒙古社會中，政治權威瓦解，薩滿教復興，而喇嘛教衰微。到了16世紀，力圖恢復大元的成吉思汗黃金家族后裔俺答汗再次求助于喇嘛教。1578年（萬歷六年），俺答赴青海會見西藏喇嘛索南嘉錯，尊索南嘉錯為“圣識一切瓦齊爾達喇達賴喇嘛”，這就是“達賴”這個名頭的由來。到了清代，喇嘛教被推向頂峰，成為蒙古地區占統治地位的宗教。）
由此我們看到，掌握了天文知識的精英集團順勢將“神”裝入了自己的私囊。由此開啟了公權力私有化的進程。這是個漫長的過程，所以在很長的時期內，公權力的繼承仍然是“禪讓”制。這期間，公權力的私有化主要表現為“多吃多占”等“以權謀私”行為。考古發現，堯、舜、禹三代已經出現貧富分化。原因即在于此。
前述治水實踐積累的大量知識，無疑從另一方面強化了精英集團對公權力的控制力。所以大禹之子在公權力私有化進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三字經》稱“夏傳子，家天下”，認為夏啟是第一個實現了家天下的人。查司馬遷的《史記·五帝本紀》，有這樣的記載:
“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髙陽立，是為帝顓頊也”
“顓頊崩，而玄囂之孫髙辛立，是為帝嚳，帝嚳髙辛者，黃帝之曾孫也，髙辛父曰蟜極，蟜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黃帝”
“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勛，娶娵訾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立帝”
“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勲立，是為帝堯”
“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丹朱於南河之南，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后之中國踐天子位焉。”
“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薦禹於天，十七年而崩，三年喪畢，禹亦乃讓舜子，如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然后禹踐天子位”
“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以奉先祀”
“虞舜者，名曰重華，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
“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史記·夏本紀》
可見，從黃帝到禹，帝位都是在黃帝家族內部傳承，所謂堯舜禪讓，不過是因為直系子弟太不成器，不得已在旁系子侄中尋找繼承者罷了。即便如此，舜、禹也在先帝去世后等了三年，看到大勢歸己，方敢踐帝位。由此可知，在司馬遷獲得的史料中，帝位沿父系遺傳已經是慣例了。
在史籍中，第一位大法官是顓頊帝與鄒屠皇后第七個兒子皋陶（gāo yáo）。“皋陶傳說為虞舜時的司法官”（《呂氏春秋通詮·審分覽·君守》）。“堯得皋陶，聘為大理，舜時為士師。”（《春秋·元命里》），“帝舜三年。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虞書·尚書》）。據稱皋陶已制定了法律：“《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左傳．昭公十四年》）對其中的“昏﹑墨﹑賊”，《左傳》解釋道：“己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不忌為賊。”可見不遲于堯、舜時代，已經建立了司法系統，這是社會中維持等級秩序的必要建置。
而當代史學家是如何復原那個遙遠時代的社會的呢？錢穆認為：
“在夏時已有所謂中央共主與四方侯國之國際關系。”這種關系一直維持到商、周，“殷、周之關系，已顯如后代中央共主與四方侯國之關系。”（錢穆《國史大綱》第一編 上古文化三代之部）。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古代文明的王震中先生描述得更具體：
“夏代的國家結構是一種“復合型”國家結構。在這種復合型國家結構中，既有夏后氏直接統治的、以王都為中心的地域，后世稱之為‘王畿’，筆者稱之為‘王邦’即王國，還有許多附屬的邦國（屬邦或稱庶邦），也有相當多氏族、部落、酋長制族落（即所謂‘酋邦’）之類的‘前國家’的政治實體。這些多層次的政治實體之間是不平等的，作為‘天下共主’的夏王，既直接統治著本邦（王邦）亦即后世所謂的‘王畿’地區（王直接控制的直轄地），也間接支配著臣服或服屬于它的若干邦國，因而夏王直接統治的王邦對于其他眾多庶邦而言當然就是‘國上之國’，而其他眾多的屬邦由于臣服或服屬于王朝，從而使得該邦國的主權變得不完整，主權不能完全獨立，但它們作為邦國的其他性能都是存在的，所以，形成了王朝內的‘國中之國’。”(王震中 《夏商分界、夏文化分期及“夏文化”定義諸題新探》中國經濟史論壇http://economy.guoxue.com/?p=6743)
學界對何為“國家”，中國何時有了“國家”爭論不休。在筆者看來，“國家”不過是個稱謂，定義不同，結論各異，無涉歷史真實。筆者關注的視角是公權力的私有化過程。“絕地天通”在宗族內部將公權力收歸上層，強化了階層分化的進程；而夏啟的“家天下”，將“天下公器”收歸夏后氏，強化了宗族間的不平等地位。
可見那時的社會單元還是大小氏族、部落、族落，即基于血緣關系的宗族。其中夏后氏取得了“天下共主”的位置，其他宗族與夏后氏之間，則是程度不等的從屬關系。而前引《史記》從黃帝開始的記載，只是一個宗族內部公權力的傳承。
可見夏代“天下”的公權力落入了一個宗族手中，這是公權力私有化進程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此后必然地發生了各個宗族對天下公權力的覬覦、爭奪。于是有了商代夏、周代商的革命。每次革命后，新近攫取公權力的宗族都要吸取前朝滅亡的教訓，改進本宗族控制天下公權力的方法。
等姬姓的周“平天下”后，更依賴本宗族勢力的直接統治，大封同姓親族為諸侯。《左傳》僖公二十四年載周室貴族富辰的話：
“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文王、武王和周公的后裔被大量分封為諸侯，《荀子•儒效》說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天下的一多半為姬姓族人直接統治，其他則封給功臣（如姜子牙封到齊），此外一些歷史上著名的大族（甚至包括戰敗的敵族殷商）亦有封地?？梢娭苋艘环矫嬖噲D用自己的宗族覆蓋天下，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對既成的現實做某種讓步。
與此同時，周王的地位更加強大。對此王國維分析道：
“自殷以前，天子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當夏后之世，而殷之王玄、王恒累葉稱王，湯未放桀之時亦已稱王。當商之末而周之文武亦稱王。蓋諸侯之于天子，猶后世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誥》，皆稱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也。逮克商踐奄，滅國數十，而新建之國皆其功臣昆弟甥舅，而魯、衛、晉、齊四國，又以王室至親為東方大藩，夏殷以來古國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復諸侯之長，而為諸侯之君。”（王國維 《殷周制度論》）
從“天子諸侯君臣之分未定”到“天子之尊，非復諸侯之長，而為諸侯之君”，由原始公社遺留下來的民主遺跡，已經所剩無幾，公權力向最強勢的宗族、向此宗族首領集中的程度，大大強化。所以西周的“大宗法”制，在公權力私有化的進程中，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
事實上，夏商周三代，社會的基層組織仍是宗族，社會矛盾顯出明顯的雙重性：即有宗族內部的等級分化，更有宗族間的征伐。
在宗族內部，何茲全認為，在西周時期，自上而下，存在五個明顯的等級：貴族、國人、眾/庶/民、私徒屬、隸臣妾。而此時，生產資料的私有制才剛萌芽。
周王室顯貴的貴族首先是周、召兩家。從成王、康王時起，周、召兩家就世為王朝的卿士。見諸史籍的有：
周公家族：周公黑肩、周公忌父、周公閱、周公楚；
召公家族：召穆公虎、召武公、召昭公、召桓公、召莊公、召簡公。
此外，著名的魯之三桓，齊之國、高，都是世襲的大貴族。
所謂奴隸（即文獻中的隸、臣、妾），主要來自戰爭中的戰俘，尤其是與“四夷”戰爭所獲的“夷俘”，中國諸侯間戰爭的俘虜，根據當時的習俗，是不能“獻俘”的（見 何茲全 《中國古代社會》）。
而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似乎是宗族間的矛盾。每家貴族，都是族長，他背后都有個“族”?！蹲髠鳌酚涊d了大量各“氏”之間的斗爭，其間充斥著“逐其族”、“必滅*氏”、“盡滅其族”、“盡殺*氏之族”的記載，而作為一族之長，為了保全本族，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兒子。
“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為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左傳》文公十七年）
意諸是公孫壽的兒子，為了保住官職，使族有所庇，公孫壽在“亡子”與“亡族”之間，選擇了前者。
所以何茲全指出：
“到春秋時期，氏族的紐帶還是相當強固的，同族的命運還以血緣關系而系在一起，福則同福，禍則同禍。而這一切，又都反映西周春秋時期貴族階級之氏族貴族的特性。貴族和他們所自出的族，仍是因血緣關系而聯系在一起的。”（何茲全《中國古代社會》）
《尚書•多士》載：“殷革夏命”后，“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對此，唐代孔穎達在《尚書正義》中注釋道：“其意言將任為王官，以為大臣，不惟告士而已，故知有大夫也。”即夏部族依然聚族而居，并“啓以夏政”，其首領成為殷商的朝臣。后來周人也同樣對待殷人。周公東征后，成王把一部分領土分封給商微子啟，讓他建立宋國，“皆啟以商政”,容忍其內部自治，但對外需擁戴周王室。
這時最基本的社會單元是“氏”，即宗族，最鮮明的特點是宗族間爭奪“天下”，爭奪公權力。勝利的宗族，可以將“天下”的公權力據為己有，而失敗的宗族則淪為次等宗族，但在本宗族內部，依然自治。
然而這種政治制度運行八百年后，中央衰落，諸侯爭霸，天下大亂。隨著社會的分化，把握公權力而又有共同根本利益的群體日漸縮小。這一趨勢在先秦時期尤為明顯，到了韓非的時代，不但諸侯、大臣的利益已與君主對立，連王子、后妃都與君主顯出利益對立的態勢。“《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君主成了事實上的孤家寡人，他只能依靠“獨視”、“獨聽”、“獨計”、“獨斷”來維持統治（《韓非子•外儲說右上》）。
站在獨裁者的立場上觀察，周代爵制是有問題的?！蹲髠鳌废骞迥贻d周代的爵位等級說：“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這個制度將“王”與“公、侯、伯、子、男”甚至更低的“甸、采、衛、大夫”放在同一個序列上，不過“王”處于最高級而已。
顧炎武道出了其后隱含的思想：
“為民而立之君，班爵之意，天子與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絕世之貴。代耕而賦之祿，君卿大夫士與庶人在官一也，而非無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義，則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祿以代耕’之義，則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顧炎武《日知錄》卷七《周室班爵錄》）
王與各級爵位的官員不過是不同層級的“公務員”，他們“為民而立”，履行公務，所以“祿以代耕”，而不能“肆于民上以自尊”、“厚取于民以自奉”?；谶@樣的理念，周有內外朝的制度，外朝有一，內朝有二。外朝是朝萬民的地方。《周禮·小司寇》條：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日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鄭玄注云：“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也；國危，謂有兵寇之難；國遷，謂徙都改邑也；立君，謂無冢嫡，選于庶也。”
對此何茲全評論道：
“外朝是朝萬民，詢問國家大事。這是氏族社會中氏族成員大會的遺存。隨著王權的發展和突出，氏族成員大會的權力會越來越縮小，最后只剩下對幾項國家大事如國危、國遷和立君表示可否的意見了。”（何茲全《中國古代社會》）
到了戰國時代，這種理念早已離現實甚遠。新的社會背景催生了韓非的理論創新。這個理論追求“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執要，四方來效”（《韓非子•揚權》），對君主而言，達到這一境界必需倚仗法、術、勢。
與韓非理論相應的是郡縣制，這一制度早在春秋時代已經在晉、齊、楚諸國萌芽，其起因是公族內斗，導致無親族可封。而封建制本為“耕稼民族之武裝拓殖”（錢穆語），因而必須解決新得土地的管制問題，于是每得一地，不再分封親貴，而是由中央派遣行政官僚管理。而皇帝與官僚的關系再不是同一序列上的品級差異，而成了奴隸主與奴隸間的關系，所以甲骨文、金文中，用以稱奴隸的“臣”，成了官員面對皇帝時的自稱。至于后宮的女性，同樣淪為“臣妾”，同樣是奴隸。
（注：臣，甲骨文像一只眼睛向下看。造字本義：俯首下視，屈服聽命?！墩h文解字》：臣，牽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
圖6：“臣”字的演化
秦始皇全面推行郡縣制，自此公權力歸于皇帝一人之手。權力自上而下委任，各級官員均必須、且只需向上負責，而這棵權力之樹的總根則是君主。
由此我們看到，“絕地天通”是公權力私有化的濫觴，而夏啟“家天下”是公權力私有化的決定性步驟。周公的“宗法制”，奠定了以一個家族統治天下的政治制度，強化了王的地位。嬴政推廣“郡縣制”，最終落實了“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公權力私有化至此完成。這一過程先后用了約兩千年之久。以后兩千多年間，公權力基本上都在這個體制下運行，社會上最高的政治抱負，就是奪取郡縣制形態下的公權力。
公權力私有化導致了清晰的等級分劃，黃河流域的龍山文化、長江流域的良渚文化、燕山長城地區的紅山文化，在墓葬中都顯示出了巨大的貧富分化。但這分化并不是建立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公權力私有制基礎之上。
古人已經清晰地認識到了公權力私有化的問題。
《說苑•至公篇》記載了秦始皇與其群臣的一段議論：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召群臣議：‘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博士鮑令之對曰：‘天下官，則選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始皇帝嘆曰：‘吾德出于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后者！’”
這里“官天下”即公權力的公有制，而“家天下”則是公權力的私有制。由此觀之，秦始皇至少表露過要“官天下”的意愿?？梢娭钡侥菚r，公權力的私有制依然不得人心。此后，“官天下”與“家天下”一直是儒者議論的話題。
到了西漢，剛直高節，志在奉公，為人敬佩的蓋寬饒，就對皇帝提起了這個話題，漢書載：
“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圣道浸廢，儒術不行，以刑余為周、召，以法律為《詩》、《書》。’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漢書·蓋寬饒傳》）
結果皇帝將其下獄問罪，盡管群臣上奏營救，皇帝卻容不下這個話題，蓋寬饒最后“佩刀自剄北闕下”。（注：北闕：古代宮殿北面的門樓。是臣子等候朝見或上書奏事之處）
這時，談這個話題已經有性命之憂了。
到了宋朝，這個話題居然演變成拍馬屁的工具。
宋人稱皇帝為官家，《水滸傳》第十九回標題就是：“酷吏贓官都殺盡，忠心報答趙官家。”一次，侍讀李仲容與真宗對飲，真宗命巨觥俾滿飲，欲劇觀其量。李仲容辭曰：“告官家撤巨器。”上乘醉問之：“何故謂天子為官家”遽對曰：“臣嘗記蔣濟《萬機論》言：‘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甚喜（見（宋）文瑩《湘山野錄•卷下》）。將“官天下”、“家天下”合并為“官家”，將公權力的公有、私有問題轉化為“三五之德”，這馬屁拍得何其精到！
有趣的是，蓋寬饒引證的《韓氏易傳》和李仲容引證的《萬機論》均已失傳，可見對公權力是公有還是私有這個問題，歷代精英集團之忌憚。
由于精英集團主要是靠控制公權力來謀私的，因而他們長期將一己之私標榜為“公”。直到春秋、戰國時代，還有“公室”、“私門”之爭。這里的“公室”不過是王、侯家的私室，而“私門”則是卿大夫們的私室。套用毛澤東的話，這是大狗小狗、飽狗餓狗之爭，與原始公社時期的集體之“公”，早已相去甚遠。直到明末清初，這層窗戶紙才被黃宗羲捅破：“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黃宗羲《明夷待訪錄》）
“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傳統社會士大夫的價值標準。這里的“家”，指的是家族，“國”大約相當于后來的郡、省，只是一級地方行政單位，而“天下”則是當時認識到的整個社會，“平天下”不過是以最強大的家族來包舉宇內，并吞八荒，執敲樸兮威天下而已。辛棄疾描述了這一過程中“士”的社會職能定位與價值標準：“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辛棄疾 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語以寄之》)
總而言之，公權力的私有化沿兩條主線演進：其一，宗族內部，由上層人物逐步把持、壟斷公權力；其二，在整個“天下”，由最強勢的宗族奪取、控制公權力?？梢娮谧逶谥袊鐣械闹匾巧?。后文中，我們還會專門從宗族的視角觀察中國傳統社會。
農耕時代最重要的生產資料是土地。早期的土地是氏族公社共有的，詩經周頌中的《載芟》、《良耜》描述了一個大家族的成員在族長或家長的率領下勞動的場面：
“它的勞動是‘千耦其耘’，它的收獲是‘萬億及秭’、‘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勞動者都是一個大家族的成員，所以供奉著共同的祖先，收獲之后就要‘為酒為醴，丞畀祖妣’。從‘丞畀祖妣’和‘婦子寧止’看，婦女的地位還是很高的，有些像甲骨文中所反映的商族尊崇祖妣的時代。因為是一個家的成員在一塊勞動，勞動中的情緒是輕松愉快的，女的打扮得漂漂亮亮，來為男的送飯，男的也在想方設法‘思媚其婦’。”（何茲全《中國古代社會》）
何茲全認為：
“這兩篇詩當然是在周初才用文字寫下來的，但是它的內容所歌詠的可能是周人早已過去的歷史上的情況了。西周初年，氏族組織的軀架還保持著，氏族貴族在祭祀的時候，還會使用這種久已過時的詩來歌頌社稷或他們的祖先。因此，即使周初已經沒有氏族公有土地了，這兩篇詩也可以看作周人早期歷史上公有土地制的史影。”（同上）
這兩首詩描寫的是在公有大田上勞動的場面。
先秦文獻曾多處出現關于“井田制”的記載，以《孟子·膝文公上》的描述最著名：“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后敢治私事。”但歷史上是否出現過“井田”，“井田制”是否僅為孟子的理想，學界是有爭論的。
商代甲骨文出現了大量的田字，僅被Oracle編碼的就有173個，均類圖7所示形象：
圖7：甲骨文“田”字
何茲全認為：
“從字形上看，可以看出商人的土地是分作均等的小方塊或長方塊來使用的。最可能的解釋是：商人的社會已居于父家長制的后期，土地的使用已由氏族集體耕作的大田演化為把土地分為小塊，平均分配給氏族公社成員各家去耕作。”（同上）
“商人除把土地劃成方塊分配給本族成員去耕種外，還保留一部分土地作為公田。商人的公田也稱為藉田，”（同上）
而這“公田”的性質，裘錫圭認為：
“商王在農業上主要采取讓商族平民或臣屬諸族集體耕種直屬于他的大塊‘公田’的辦法進行剝削的。”（裘錫圭《西周糧田考》 胡厚宣先生紀念文集）
由此可見“井田制”在商代即已萌生。
馬克思觀察波蘭和羅馬尼亞的歷史經驗，發現：
“土地一部分屬于單個農民，由他們獨立耕作。另一部分則共同耕種，形成剩余產品，它部分地被用于公社的開支，部分地作為歉收時動用的儲備等等。剩余產品的最后這兩部分，以及最終全部剩余產品連同生長這個剩余產品的土地，都逐漸為國家官吏和私人所掠奪；原來的自由農民，有義務共同耕種這種土地的土地所有者，這樣就變為有義務從事徭役或交納產品地租的人，而公有地的掠奪者則變為不僅是被掠奪的公有地的所有者，并且也是農民自有土地的所有者。”（《資本論》第三卷《資本主義地租的產生》章。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05—906頁）。
在公有制的農業生產中，既有為維持一家一戶生存所需的必要勞動，又有為祭祀、戰爭、水利、備荒所需的公積勞動。“井田制”最早應是保障公共積累的制度安排，而精英集團先是以“公”的名義一步步占有公積勞動的產品（多吃多占），與此同時，勞動者則逐步淪為剩余產品的生產者。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其產出中被精英集團占有的份額越來越大，“增量改革”的結果，是量變引起質變。徐中舒在《試論周代田制及其社會性質》一文中說：
“公田私田原來都是屬于原始公社中公有的財產，公劉時代周部族征服這些原始的農業公社，徹取公社土地十分之一作為公田謂之徹，徹是徹取，如詩‘徹彼桑土’、‘徹我墻屋’，都是徹取之意。《大雅·篤公劉》之詩曰：‘度其隰（[xí]新開墾的田）原，徹田為糧。’這是徹法的開始。后來周宣王征服了謝人，還是承襲了這個辦法?！洞笱?middot;崧高》之詩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具）其粻（糧）。’凡此徹田，徹土田，土疆，都是徹取公社土地的一部分作為公田；它只是為藉助人民進行生產糧食的準備，并不是直接征收什一的生產稅。”（徐中舒《先秦史論稿》97頁，巴蜀書社，1992）
這時，“公田”的性質已經轉化了。隨著這種轉化，精英集團發育為完全寄生性的集團，而勞動者則淪為“治于人”而“食人”的供養者。
《詩經·小雅•甫田》寫道：“倬被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作者從田里“歲取十千”，而用陳梁來“食我農人”，在他的觀念中，這樣的制度是“自古有年”，已經延續很久了。作者的愿望則是：“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
晉大夫郭偃在談論驪姬問題時的，曾比喻道：“其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將不克饗，為人而已”。（《國語•晉語（一）》）可證春秋時代，“隸農”已是廣泛存在的現象，所以在人們議論問題時，可用作比喻。
在西周，周王曾多次把土地賜給別人，他已經有了土地支配權，西周銅器銘文中，多有賜田的記載。
“周王對土地的支配權是在不斷發展，不斷擴大的。在性質上，它使原來屬于氏族的公有土地變為王有土地：在范圍上，它對土地的支配權由已墾地擴大到未墾地，由近地區自己族人耕殖的土地擴大到遠方原非自己族人耕種的土地?；牡卦瓉韺儆谑献骞校褐芡趵^承了這些土地的所有權。”（何茲全《中國古代社會》）
“土地王有出現的同時，土地諸侯所有和貴族所有也出現了。在氏族組織破壞的過程中，大大小小的氏族貴族和周王一樣，在竊奪著氏族公有財產成為他們自己的私有財產，竊取氏族公有土地成為他們自己的私有土地。諸侯和貴族們又從周王那里取得土地。他們也和周王一樣，有權處理他們的土地，可以把土地給予別人。西周金銘文中，就有貴族把自己的土地賜給小貴族和以土地作為對別人的賠償的記載。”（同上）
據此，何茲全得出結論：“周代土地所有制不是國有制，王有不是國有。”考諸當今“國有資產流失”，與周代“竊奪著氏族公有財產成為他們自己的私有財產，竊取氏族公有土地成為他們自己的私有土地”何其神似。
所以，研究中國土地制度史的大家趙儷生認為：“井田制”就是中國“土地私有化之濫觴”。
“土地，作為財產的主要構成部分，在農村公社階段，它已經不是原始的公有制或完整的集體所有制了，這時已經有了剝削階級。但這時的剝削階級（‘王’和各級貴族）跟資本主義的吸血鬼不能等同起來，他們吸血的機能還有局限。當時還沒有比較純粹的服從私有者個人意志的那種私有。也還沒有私有者在政治上的代表——國家（專制主義）的那種國有。那時總的形勢是：完整的公有已經喪失了，而比較完整的私有和國有則還沒有產生出來。幾種權（使用權、收益權、處分權等）還不是處在一種集中的狀態之下，而是處在一種分散的狀態之下。一個農業勞動者，他在他一家人的‘份地’上有使用權和收益權；但在‘份地’以外的大田塊上，則只有提供無償的剩余勞動的義務，而收益權則歸貴族；最高的貴族——‘王’，則領有天下田地共主的名義，這也就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這句詩所反映的；
除勞動者和王與貴族之外，還有傳統久遠的古老的共同體，那就是農村公社，它不是一種可有可無的虛設機構，它手中也是有權的，它執掌土地的分配和輪換，還有除開分配和輪換之外的一些其他公共職能。這些公共職能在逐漸向官僚體制的基層機構轉化，一旦轉化完成，那么，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的專制主義國家也就形成了。”
（見 趙儷生 《中國土地制度史》 第二章）
“井田制”一方面以“公田”的名義，確定了上層成員的私田，并以法律規定勞動者為其服勞役；一方面給每個勞動者家庭一塊私田，使其在為“公田”服役后，可在私田上為自己生產生活資料。與啟動公權力私有化的“絕地天通”相比，“井田制”晚了整整千年以上，與夏啟的“家天下”相比，也晚了數百年。
我們看到，生產資料私有化過程，是在公權力私有化已經發展到相當程度后才啟動的。而且，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打著“公”的旗號。沒有公權力的私有化，生產資料的私有化是不可想象的?？梢姽珯嗔Φ乃接谢巧a資料私有化的必要條件。
在“公有”外殼下的私有制中，勞動者的處境相當悲慘，《詩經》有大量的作品反映了這樣的處境和勞動者的憤懣。原來氏族公社之“公”漸漸從勞動者心中消失，打著“公”這個旗號的統治者，在勞動者心中的形象，漸漸演變為“碩鼠”。這必然導致勞動者偷懶耍滑、出工不出力，使統治者監督成本日漸上升。對統治者而言，核心的目標函數是“效益”---即從勞動者那里獲取的產品。這驅使統治者不斷改善其手法。
趙儷生的深刻在于，他注意到，“古老的共同體”的公權力私有化，是土地私有化的前提，精英集團首先關注的是“收益權”。此后在追求“收益權”效率的過程中，“使用權”、“處分權”問題逐步浮現，才產生了“產權”的概念。
不但井田制生成源于公權力的私有化，井田制的瓦解，也源于攫取公權力的精英集團保障自己獲取收益的努力。
管仲向齊桓公提出了“井田疇均”、“相地而衰征”（《國語•齊語》）的政策建議，前者意味著井田制事實上已經被破壞。后者意味著“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韋昭的注釋）即建議朝廷以土地為征斂的依據。
魯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魯國初稅畝。《公羊傳》的解釋是“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谷梁傳》稱是“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即從農民耕種“公田”改為按耕地面積收稅。李劍農解釋初稅畝道：
“既言稅畝，則不問耕作此田者為何人，凡保有此田之收益權者皆稅之；換言之，即直接負擔此畝稅者，為有地主資格之大小臣仆。前此之貢納，生于臣仆之身分關系，今之畝稅，則生于保有土地收益之關系，即為后世地主對于國家納田賦之始。”（見李劍農著《先秦兩漢經濟史稿》）。
史家認為：“初稅畝的歷史意義是：它是中國稅制史上田租和田稅分離的開始。”（何茲全《中國古代社會》）此后所有擁有耕地者，都向按面積國家交稅，不但小自耕農如此，貴如平原君者亦不例外?！妒酚?bull;趙奢列傳》就記載了作為“田部吏”的趙奢，為收租稅而與平原君發生沖突的事件。
這樣的稅制意味著承認土地擁有者的“產權”，生產資料（耕地）開始了法律上的私有化。于是土地可以自由流動。所以錢穆認為“履畝而稅，確為自由私產形成之先聲也。”（錢穆《國史大綱》第二編 春秋戰國之部）
耕地是當時最主要的生產資料，當它成為法律上的“自由私產”后，兼并的過程就不可遏制了。從魯國實行“履畝而稅”（前594）到董仲舒生活的年代（前179年－前104年），約500年的兼并過程，展現在董仲舒眼前的現實是：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仟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正為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蚋篱T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 (《漢書·食貨志上》)
對一個統治著農耕文明的中央集權官僚體系而言，保障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基層生產者不至于“亡逃山林，轉為盜賊”，無疑是生死攸關、壓倒一切的政治任務，哪個王朝忽略了它，哪個王朝就等于在找死。那個年代土地是最主要的生產資料，落實這一任務的關鍵在于“耕者有其田”。這類口號反復出現在歷次農民起義的旗幟上，也曾出現在孫中山的“民生主義”中，出現在西柏坡中共中央大院的墻上。這類口號的反復出現，提醒人們正視生產者與生產資料間的關系。
董仲舒指出，土地流轉的后果是兼并激烈，導致“富者田連仟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失去土地的農民只能“耕豪門之田”，于是需向豪門繳納一半的產出（“見稅什五”），陷于絕望之境，其整體社會后果是“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
土地私有化導致了激烈的兼并。馬端臨在述及歷代田賦之制的變化時說：自從商鞅廢除井田制以來，“田既為庶人所擅，然亦為富者、貴者可得之。富者有貲(注：貲[zī]同“資”)可以買田，貴者有力可以占田，而耕田之夫率屬役富貴者矣。”（《文獻通考》卷2《田賦二歷代田賦之制》）
對此，宋人蘇洵有形象而深刻的描述：
“周之時，用井田，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于富民，富民之家地大業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役，視以奴仆，安坐四顧，指麾于其間；而役屬之民，夏為之耨，秋為之獲，無有一人違其節度以嬉。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有田者一人而耕者十人，是以田主日累其半以至于富強，耕者日食其半以至于窮餓而無告。”（蘇洵：《嘉祜集》卷5《田制》）
蘇洵觀察到，土地兼并導致一人有田而十人無田。那十人只好成為田主的“役屬之民”，而生產所得，田主一人得一半，十個耕者共分一半。這就是社會兩極分化的根源。
值得注意的是，生產資料私有制不但促進了“食人”、“食于人”兩個集團的分化，也促成了“食于人”集團內部的分化。本來這個集團是靠權力亦即暴力，在“公”的名義下獲取收益的。出現私有產權后，漸漸形成了靠私有產權獲取收益的集團。這個集團對收益的汲取，威脅到權利集團靠稅制獲得的收益，這導致兩者間遷延不斷的爭斗。
自漢至唐，各王朝不斷推出“名田制”、“授田制”、“占田課田制”、“均田制”等，其核心目標均是抑制兼并，限制乃至禁止土地買賣，以保障大多數人口擁有最起碼的生產資料，保障政府稅基。這本質上是中央政府與豪強之間的斗爭。前者著眼于社會的安定，著眼于韓德強所謂的“可持續剝削”（韓德強《國有企業與中國模式》在“2011中國國有經濟發展論壇”發表的演講）；后者著眼于眼前的一己之私。前者雖然位高權重，卻敵不過后者的人多勢眾。到中唐開元、天寶間，均田制弛壞，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行楊炎的兩稅法，均田制正式消亡。“兼并者不復追正，貧弱者不復田業，姑定額取稅而已”（《文獻通考》卷3《田賦三》）。政府不再限制兼并者，也不再管貧弱者有無生產資料，只管收稅。與之相應，文獻中帶有貶義的“豪民”、“兼并之徒”等稱謂被中性的“田主”替代，恰如今天“資本家”被改稱為“企業家”乃至“改革家”。
此后，歷史進入“不立田制”的時代。中央政府放棄了建立在“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理念上的“國有”觀念，承認豪強們的私有產權不可侵犯，允許土地買賣。這一變化意義之巨大，史學家們認為它“如不亞于、也是僅次于春秋戰國之際”（葛金芳《20世紀以來唐宋之際經濟政策研究綜述》）。
至此，基于“產權”的生產資料私有制才正式確立。這距西周的井田制已經約兩千年，距公權力私有化完成的秦代郡縣制已近千年。
甚至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確立很久以后，原始公社管理公共財產的形態，作為活的歷史遺跡，還長期存在，如各宗族的“族田”、“族產”、“公山”。
基于當時歐美文化學者、人類學者的研究（尤其注重摩爾根的研究），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描繪了人類文明的起源：早期的氏族、部落是以血親為紐帶的公有制社會，隨著分工的發展，先是出現了兩性間的分工，由此出現了私有財產，逐漸形成了生產資料的私有制，與此同時，社會發生了階級分化，在此基礎上才誕生了國家這個階級壓迫的工具。
恩格斯沒能接觸到中國的史料，而中國在人類社會中占有不可或缺的分量。今天，我們已經有條件研究這些恩格斯沒能接觸到的資料，社會主義運動的勃興與衰落更提供給我們多個不同的研究視角。上述對早期中華文明的觀察，揭示出的歷史演化軌跡顯然異于恩格斯的描述。
“大道既隱”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它包含三個依次啟動，但時間上又部分重疊的子過程：首先啟動的是知識資源的私有化，它為公權力的私有化開辟了道路，而公權力的私有化又為生產資料的私有化提供了社會環境。除知識資源私有化何時啟動漫不可考外，后兩個子過程都各自經歷了約兩千年的歷程，而整個“大道既隱”的過程，至少經歷了三千年以上（見圖8）。
圖8：三類資源私有化進程示意圖
總之，從公有制開始蛻變到私有制確立，決非一蹴而就。私有制是在公有制內部孕育成長出來的?？贾T當今“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第一步不是建立生產資料私有制。在蘇聯，是建立“官僚等級名錄制”，用“部長會議”取代“工農兵代表蘇維埃”，使之淪為禮儀性、象征性機關。在中國是“正規化”、“軍銜制”，在造反的農民軍基礎上建立一個新的官僚集團，盡管遭到毛澤東的抵制，甚至為此而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卻無濟濟于事。蘇聯正式確立私有制，是在官僚集團拋棄蘇聯這個政體之后；而中國的“土地劃撥”、“MBO”之類則是在“非毛化”，從憲法中刪除“四大自由”，“全民所有”改稱“國有”之后，換而言之，都是在官僚集團事實上完全控制了公權力，而百姓根本沒有合法的反對途徑之后。
由于“公”這面旗幟神圣而不可侵犯，聰明的精英集團總是盡可能地揮舞它。所以我們看到，歷史上的精英集團總是死死盯住公權力，中國的私有制始終是以公權力的私有制為核心。承平時期，精英集團上層以宮廷斗爭為主要目標，其下層則以入仕和官場攀援為首要目標；亂世則專注于“逐鹿中原”。把持了公權力，精英集團就有了便利的條件，大肆兼并土地，搞自己的私有財產了。其中肆無忌憚者，甚至盯上“國有資產”，大搞“MBO”。到了這一步，離天下大亂也就不遠了。
在知識資源、公權力、生產資料私有化的過程中，一個重要的因素不可忽視，那就是分工。下面我們就從分工的視角觀察中國社會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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