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中國困境的政治經濟學觀察》第四編 “接軌”觀察 第四章 資本主義工商文明的基因

　　2007年引爆的次貸危機，終于發展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這驅使西方學界重新回到馬克思的視角。中國力圖“與國際接軌”三十年，統計數據卻清晰地展示出四大失衡持續擴大。這不過為馬克思的理論提供了一個新的實證。

　　基于對資本積累過程的分析，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經濟體勢將破壞自己的生存環境，從而發出了預言：資本主義必將滅亡，必將為一個公有制的社會所取代。而這樣的社會革命將在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度發生。然而，巴黎公社之后，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至今也沒發生馬克思預言的革命，資本主義在這里反而顯得生機勃勃，以至于70-80年代，中國一批老共產黨員感嘆，“資本主義腐而不朽，垂而不死”，這就是我們走向“接軌”之途的時代背景。

　　當理論不能解釋現實時，唯一能做的是檢驗、修改理論，而不是像茅于軾那樣懷疑、否認現實。其實這個挑戰早在普列漢諾夫和陳獨秀時代就出現了。

　　馬克思理論在歷史上遇到過一個悖論：理論上最具備無產階級革命條件的國家—西歐、北美，均未爆發這樣的革命。相反這里成為第二國際的市場，面對帝國主義戰爭，那里的工人階級在“民族主義”的旗幟下，加入本國軍隊，充當各國資產階級的炮灰而相互廝殺。

　　在理論上基本不具備“無產階級革命”條件的俄國和中國，大學者普列漢諾夫和陳獨秀基于正統的馬克思理論，都懷疑本國能否實現“無產階級革命”。而現實是，正是在俄國和中國爆發了二十世紀最為暴烈，也最具歷史影響力的革命。

　　是馬克思對資本積累過程的分析錯了嗎?顯然不是。那馬克思理論的缺陷在那里?當今主流文明生命力的基礎在那里?

　　4.1 “無產階級化”過程

　　十九、二十世紀的歷史，顯示出明顯的地域差異。從地域視角看，馬克思最為人熟知，也最深刻的論述可能在«共產黨宣言» 中：

　　“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使反動派大為惋惜的是，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并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本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

　　“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

　　對于當今風靡一時的“全球化”，很難有比這更準確、更深刻的表述。可見馬克思在地域方面看到的是“趨同”。這使他的分析里缺乏對區域差異的關注。他的分析隱含地假設關鍵性的矛盾都在一個同質區域的內部。

　　馬克思理論的視角由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商品與貨幣、需求與產能、資本與勞動等概念張成。在這個理論空間中，前述資本積累過程造成了關鍵性的矛盾--生產過程的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間的矛盾，它勢將引起社會革命，因為統治者不能照舊統治下去了，被統治者不能照舊生活下去了。

　　從生產資料占有的視角看，發達國家實現了最徹底的階級分化，生產資料已經高度社會化，并主要掌握在極少數富豪手中，絕大多數人口掌握的生產資料與大資本相比微不足道。然而，這里的無產階級生活水平遠高于周邊國家絕大多數人口。同樣從事簡單勞動，他們的收入是周邊國家同等勞力的數倍到數十倍，他們的工作時間和強度受到了法律的限制，他們享受的社會保障，則是周邊國家同行不敢想象的。稱資本利潤來自他們的剩余勞動，實在缺乏說服力。而事實上，全球資本在迅速積累，那這積累的源頭何在?誰為資本提供了利潤?

　　«共產黨宣言»發表于1848年，十年后全球的區域差異及其社會影響就進入了恩格斯的視野。1858年，恩格斯在10月7日給馬克思的信中說：

　　“英國無產階級實際上日益資產階級化了，因而這一所有民族中最資產階級化的民族，看來想把事情最終導致這樣的地步，即除了資產階級，還要有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和資產階級化的無產階級。自然，對一個剝削全世界的民族來說，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有道理的。”(轉引自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這時的英國是主流文明的核心區，而在恩格斯的眼中，這是一個“資產階級化的民族”，一個“剝削全世界的民族”。這一分析視角隨后在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列寧主要被視為革命實踐家，但在對當代主流文明的認識上，«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絕對具有開拓性的意義，它將區域差異的視角帶入了馬克思的分析框架。在這個意義上，列寧的學術價值遠高于普列漢諾夫。

　　恩格斯和列寧開辟的視角提示人們，必須同時觀察與資本積累過程伴生的另一個過程—傳統社會成員的無產階級化過程。

　　英國：從“羊吃人”到“剝削全世界的民族”

　　十五、十六世紀是現代主流文明在英國發育的時代，那時英國、尼德藍(荷蘭)等國的毛織業很繁榮。毛紡與養羊成了利潤豐厚的行當。英國的地主紛紛用籬笆圈地放羊，被圈的既有地主自己的土地，也有公共的土地和農民的土地。這就是著名的“圈地運動”，它瓦解傳統的社會結構，破壞家庭手工業，開啟了勞動力的無產階級化過程。

　　被從傳統社會結構中拋出的人們成了流浪漢。政府規定：凡是有勞動能力的游民，如果不在規定的時間里找到工作，一律加以法辦。通常，對于那些流浪的農民，一旦被抓住，就要受到鞭打，然后送回原籍。如果再次發現他流浪，就要割掉他的半只耳朵。第三次發現他仍在流浪，就要處以死刑。

　　后來，英國國會又頒布了一個法令，規定凡是流浪一個月還沒有找到工作的人，一經告發，就要被賣為奴隸，他的主人可以任意驅使他從事任何勞動。這種奴隸如果逃亡，抓回來就要被判為終身的奴隸。第三次逃亡：就要被判處死刑。任何人都有權將流浪者的子女抓去作學徒，當苦役。

　　亨利八世和伊麗莎白兩代國王統治時期，曾經處死了大批流浪漢。這個野蠻的過程為毛紡業提供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力，也造成了英國工人悲慘的處境。這一過程被史學家稱為“羊吃人”，于是有了1845年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描寫的悲慘景象。正是他們為資本積累提供了利潤來源。

　　然而，到1892年恩格斯為《英國工人階級狀況》的譯文寫序的時候，英國工人階級的處境已經有所改善。對此，恩格斯分析道：“當英國工業壟斷地位還保存著的時候，英國工人階級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沾過這一壟斷地位的利益。”他已經意識到，導致英國工人階級地位改善的，是外部因素。當今主流經濟學奠基人之一，英國經濟學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這樣描述1865年的英國：

　　“北美和俄國的平原是我們的玉米地;芝加哥和奧得薩是我們的糧倉;加拿大和波羅的海是我們的林區;澳大利亞有我們的牧羊場，阿根廷和北美西部大草原有我們的牛群;秘魯送來白銀，南非和澳大利亞的黃金流向倫敦;印度人和中國人為我們種植茶葉，我們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種植園遍布東印度群島。西班牙和法國是我們的葡萄園，地中海是我們的果園;我們的棉花長期以來栽培在美國南部，現已擴展到地球每個溫暖地區。” («The Coal Question - An Inquiry Concerning the Progress of theNation, and the Probable Exhaustion of Our Coal-Mines »出版社：London: Macmillan and Co.，第一次出版時間 1866年)

　　這時英國的無產階級化過程已經完成，英國已經確立了自己在現代主流文明中的霸權地位，在全球產業鏈中已經占據了豐饒的“利潤池”，其利潤來源地已經分布于如此廣闊的地域。著名的“英國紳士風度”和英國無產階級地位的改善，均建立在這個“利潤池”之上。當考茨基向恩格斯詢問英國工人的政治態度時，得到了這樣的答復：

　　“您問我：英國工人對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這和他們對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樣。這里沒有工人政黨，有的只是保守黨和自由激進黨，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們共享英國的殖民地壟斷權和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斷權。”(恩格斯«1882年9月12日給考茨基的信» 轉引自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

　　而這一切的背面，是“不發達地區”的資源外流、人民處境惡化、社會矛盾激化。歷史告訴我們，在英國的案例中，真正提供利潤源的，是正處于無產階級化過程中的國外社會成員。一旦國內的無產階級化完成，其利潤源就主要依賴“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壟斷權”，亦即依賴其他地區的無產階級化過程。杰文斯告訴我們，俄羅斯就是其中之一。

　　俄羅斯：從“解放”到“勃列日涅夫主義”

　　俄羅斯步入現代主流文明，是從彼得大帝的“解放”(1861年)開始。此前的俄羅斯在當時的主流文明眼中，是一個落后甚至野蠻的國度。這不但是西歐各國的看法，也是俄羅斯內部很多精英人士看法。于是有了斯拉夫派與西化派的爭論。結果西化派取勝，彼得大帝啟動了全面西化的潮流。羅曼諾夫王朝以“解放”的名義，用暴力摧毀了本土的基層社會結構--農村公社，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提供必需的“要素”—廉價的土地和失去生計的勞力。從彼得大帝的“解放”，到斯托雷平的“改革”(1907——1914)，在農民無產階級化的過程中，資產階級迅速成長起來。

　　1901-1905年俄國農產品的出口值是7.01億盧布，1911--1913年就增加到12.26億盧布，僅谷物出口一項，每年就可以多得5億多盧布，谷物出口運輸幾乎占鐵路運輸量的一半。與此同時國內饑餓與失業蔓延，俄國農民爭取面包和土地的斗爭延綿不絕。回顧前引杰文斯的話，可見俄羅斯平民百姓同時供養著兩類“掠食動物”本國資本家和“發達國家”。正是俄羅斯勞動力的無產階級化過程，為本國與“發達國家”的資本積累提供了利潤源。在這個歷史背景下，馬克思的后繼者中，最激進的派別在俄羅斯獲得了發育壯大的土壤，而“發達國家”則成了第二國際的溫床。

　　在“發達國家”的遏制下，俄羅斯未能步英國的后塵，及時占領全球產業鏈的高端，獲取外部利潤，緩解內部矛盾。結果內部矛盾激化，導致了1904—1906年和1917年的革命。此后的蘇聯面對同樣的難題，于是將“社會主義陣營”視為自己的外部利潤源，提出了著名的“勃列日涅夫主義”。排除其意識形態色彩，可以看出，這與當今流行的“全球化”理論異曲同工。與之相比，為達到同一目的，“全球化”理論更有學術味，顯得更文雅，更“道德”，因而更易于達到其目的。而“勃列日涅夫主義”則以其粗鄙、霸道而遭人痛恨，并立刻被指為“社會帝國主義”。

　　俄羅斯的案例告訴我們，傳統社會瓦解，其勞動者無產階級化的過程，是資本利潤的主要來源，一旦國內無產階級化完成，資本就不得不在外部尋求利潤源，并出讓一部分外來利潤安撫本國無產階級。否者矛盾重重積累的社會將必面對二擇一的局面：或者靠暴力壓制維持穩定，或者社會沖突爆發摧毀現有結構。而且，這兩個局面將會相互轉換。暴力維穩，不能化解矛盾，只能使內應力急速積累，早晚沖破壓制力，導致社會沖突公開爆發;而社會沖突公開爆發，造成人命傷亡和財產毀滅，使資本更無力占有全球產業鏈的上層，更無可能獲得外部利潤來源，相反一個孱弱的國度，是發達國家掠奪的絕佳對象，于是內部矛盾將再次積累，只有暴力方可“維穩”，于是“今天的你我，只好重復昨天的故事”。

　　中國：2.3億農民工

　　如果英、俄的案例距今久遠，我們缺乏切身的體驗，中國持續了30年的農民工現象，就發生在我們眼前、身邊。法律上，農民工大多擁有一小片耕地，還擁有自己的宅基地，所以正統理論從未將他們視為“無產階級”。相當長的時期內，他們甚至不在工會的視野之內。直到2003年中國工會十四大報告才提出“一大批進城務工人員成為工人階級的新成員”。次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見》稱“進城就業的農民已成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重要組成部分”，認可了這一提法：

　　農民工的生存，一方面來自打工的工薪收入，一方面來自農業。這樣的生存狀態，使資本可以大大壓低所需支付的勞力成本，甚至可以低到勞動力再生產所需的水平之下——農民工的定居和后代繁衍主要依賴農村而非工薪。所以有了令人觸目驚心的“留守兒童”和“空心村”現象。

　　據國家統計局農村司發布的«200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農民工有89.8%每周工作時間超過勞動法規定的44小時，從行業看，平均每周工作時間最短的是制造業(58.2小時);最長的是住宿餐飲業(61.3小時)。有近六成農民工沒有簽訂勞動合同。工傷風險較高的建筑行業農民工，雇主或單位為其繳納工傷保險的比例僅為15.6%，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和失業保險的比例也顯著低于其他行業。

　　站在資本利潤極大化的立場上，勞動力不過是“要素”之一，與其他要素一樣，必須以盡可能低的代價獲得，盡可能高的效率使用。從這個視角看，農民工無疑是極為“優良”的“要素”，無怪乎主流經濟學家將中國的經濟戰略建立在廉價勞力的基礎上。

　　對資本更為有利的是，根本無需顧慮雇員就業(亦即生計)的穩定性，可以根據市場波動自由地增減雇傭人數。反正失業的農民工最終可回到土地上，而不至于成為聚集在城市里走投無路的“暴民”。一年一度的“春運”，就承擔著這種全國范圍內勞動力配置大調節的機制。

　　“深圳模式”被長期視為發展的典范，它有兩個眾所周知的特點：其一是典型的“外向型經濟”;其二是勞力的主要構成是外來農民工。觀察深圳30年的歷程，有助于理解利潤的來源。

　　圖4.122是深圳的出口總額/本市生產總值，1987年它就達到94.36%，1994年更高達248.49%。可見其經濟對外依賴之深。

　　圖4.122：深圳，出口總額/本市生產總值

　　數據取自«深圳統計年鑒2010»

　　圖4.123是深圳的工資總額/本市生產總值，其演化總趨勢為波動中下降。1980年為16.16%，2003年降至9.09%，僅為1980年的56.2%。

　　圖4.123：深圳，工資總額/本市生產總值

　　數據取自«深圳統計年鑒2010»

　　在這一過程中，深圳的出口高速攀升(見圖4.124)

　　圖4.124：深圳，進出口數據

　　數據取自«深圳統計年鑒2010»

　　媒體曾無數次報道，我國勞力密集型商品出口價格之低，占其最終售價的比重之微。如中國入世首席談判代表龍永圖先生曾告訴媒體：

　　“中國紡織品出口現在還是處在價值鏈的低端，中國出口的紡織品，中國工廠只能拿到5%-10%的利潤，35%的利潤被品牌所有者拿去了，這些品牌所有者不是美國就是意大利或者法國的公司，還有55%的利潤被設計環節和銷售環節(包括運輸商、批發商、零售商)拿去了。”(«入世三周年 四問龍永圖» 2004年11月15日 南方周末)

　　自稱是“資本主義經濟學家”的郎咸平告訴我們“整條芭比娃娃的產業鏈的十美金，……而勞動成本只占兩毛五分”，為最終售價的2.5%!即使農民工的工資漲10倍，他們也只能得到最終售價的1/4。

　　富士康發生員工連續跳樓事件之后，蘋果公司發言人道林表示：“我們正在與富士康高層進行溝通。蘋果非常有決心確保我們整個供應鏈是安全的，并確保工人享有尊重與尊嚴。”然而，郭臺銘不過是IT產業鏈上利潤最低的“代工”環節的包工頭，在這個意義上，他與山西黑煤窯的包工頭沒有質的區別。在這個事件上裝腔作勢的蘋果公司，正是靠富士康這樣的代工企業將成本壓到底線，從而獲得滾滾利潤，成為IT界的翹楚。正如IT商業新聞網指出的“如果失去富士康產品制造基地，蘋果惠普戴爾們將面臨利益的最大損失”(«受蘋果惠普戴爾牽連 富士康發生“12連跳”» IT商業新聞網 2010-05-27)

　　資本獲利的主要秘訣就是控制產業鏈，用業界的行話說，就是“渠道為王”。這一切證明：對農民工勞動成果的剝奪，是國際資本積累的真正源頭。

　　過去30年，深圳的發展伴隨著中國農民“無產階級化”的過程。這一過程導致了學、政兩界對耕地應否自由買賣的爭論。

　　主張土地自由買賣的人，強調賣土地可以給農民提供創業的初始資金，使其走上“自我創業”的道路。考諸歷史和現實，這一論辯顯然是虛偽的。當年的斯托雷平“改革”，用的是類似論據，其結果是土地迅速集中到極少數資本家手中，農民則大量淪為無業游民，為上個世紀初俄羅斯的大動亂與革命制造了社會條件。我們的經驗則證明，土地向大資本集團集中的潮流勢不可當，而在知識、信息、社會地位方面缺乏優勢的小農，靠賣地所得的那點錢創業，十之八九將以破產告終。任這一趨勢自由發展，斯托雷平“改革”的前景，正在向我們招手。

　　反對土地自由買賣的人，一個重要的理由是：耕地對社會的主要功能，不再是生產性的而是社會保障性的，一旦失去這一“保障”，終將導致農民生計無著，引發難以預計的社會后果。這一論辯強調對農民的保障，但現實中這樣的“保障”對農民日漸失去吸引力。農民工的第二代已很少有人愿意回到土地上，他們正在演化為完全依賴工薪為生的人，成為地地道道的“無產階級”。事實表明，在主流文明中，無法阻止社會成員的“無產階級化”，因為這個過程是主流文明賴以生存的根本。

　　然而，“無產階級化”的完成，對資本而言卻未必是福音。它支付的工資現在必須包括雇員定居與養家的部分，否則就找不到為其工作的人。它必須顧及雇員就業起碼的穩定性，否則大量的失業將導致社會治安惡化，危及企業的生存環境。一個個具體的資本家或許無需顧及這個問題，但這是“資產階級共同事務管理委員會”——政府不得不面對的首要難題。這就是各發達國家走過的道路，也是中國正在萌芽的動態。英國資產階級靠向外擴張，攫取海外利潤解決這個問題，結果使整個英國成了“資產階級化的民族”、“食利者民族”;俄國資產階級無力獲得足夠的海外利潤(事實上他們一直力圖東向太平洋，南下印度洋)，結果是社會動亂與革命。史鑒歷歷，13億中國人有可能成為“資產階級化的民族”、“食利者民族”嗎?

　　“資本積累”與“無產階級化”：兩個子過程的耦合

　　上邊，我們看到了主流文明中兩個重要的子過程：資本積累過程和勞動者無產階級化過程。這兩個子過程相互耦合，維持著主流文明的生命力。

　　一方面，是無產階級化過程為資本積累過程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廉價勞力，使資本積累成為可能。另一方面，資本積累過程對廉價勞力的需求，推動政權機器去瓦解傳統社會，強行推進社會成員的無產階級化。在這方面，主流文明表現出高度的靈活性，在英國是“圈地運動”和“羊吃人”，在俄國是農奴“解放”，在美國是屠殺印第安人和販賣黑奴，在中國則是“農民工”。單獨觀察，這些案例差異極大，幾無共性。但它們有共同的內核：傳統社會勞動者的無產階級化，而這源自資本積累過程的需求。事實上，這兩個子過程中的任何一個都不可能單獨進行，它們是同一個人的兩條腿，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需要指出：“無產階級”這個概念中的“產”，應指生產資料。所謂“無產階級”強調的不是“赤貧”，而是指這個群體的成員喪失了生產資料所有權，他們唯一的生計是向擁有生產資料所有權的人出賣勞力，為其創造“資產性收入”，以獲取“工資性收入”。當社會成員的主體演化為無產階級時，他們的就業狀況就直接決定了社會安定與否。在資本積累過程中席卷了全部生產資料的有產階級，為了自身的安危，不得不關注無產階級的就業狀況。當無法使無產階級充分就業時，有產階級的政府不得不靠社會保障體系維持他們的基本生存，否者，走投無路的無產者們勢將危及有產者的“社稷”。

　　所謂“率先實現現代化”的國家，就是這兩個子過程的演進中走在前列的國家。它造成的上述國內態勢，迫使其不得不從外部獲取利潤與資源，以保障內部的“和諧”，結果導致了恩格斯觀察到的“日益資產階級化”的無產階級。

　　這兩子個過程的耦合演進，其外在表象就是“殖民主義”與“全球化”，它將地球區分為不同的地域，發達國家占據全球產業鏈的頂層，是資本積累過程的核心，而發展中國家處于全球產業鏈的底層，是無產階級化過程的舞臺。于是人們在發達國家看到富足、文雅、法制、和諧，而在發展中國家看到貧困、野蠻、混亂和尖銳的社會矛盾。可見，在主流文明中，重大的社會動蕩與革命發生在發展中地區而非發達地區，是必然的。

　　發達國家的資本積累過程必然導致貨幣發行量的增長速度超過可交易財富的增長速度。長此以往，貨幣對應的可交易財富越來越稀薄，終將導致貨幣制度的崩潰。幸而發展中國家不得不實施“外向型經濟”，不得不以發達國家的貨幣結算。結果發達國家的貨幣覆蓋范圍超出國界，緩解了貨幣貶值的壓力。這其實是靠印鈔票換取別人的可交易財富，于是人們看到，低廉的“made in china”使濫發鈔票的美國可以長期保持低通脹。

　　由此我們看到，“資本積累”與“無產階級化”這兩個子過程是相互依存的，它們中任何一個都不可能單獨存在。這兩個子過程的耦合，恰如DNA的雙螺旋結構。而這樣的基因，決定了當代主流文明在地域上的基本特征----擴張。(見圖4.125)

　　圖4.125 資本主義工商文明的基因結構

　　4.2 演化、盡頭、突變

　　前引杰文斯的觀察展示了當時全球主流文明的圖景：英國是主流文明的“臥室”，它靠來自廣大地區的資源供養。這些地區，既有大英帝國的領地如印度、北美、澳洲，也有俄羅斯這樣的力圖“崛起”的國家，還有中國這樣的被兩次鴉片戰爭打得暈頭轉向的國家。這些國家在“主流文明”中，扮演著糧田、牧場、廚房乃至廁所的角色。文明的大英帝國紳士，無師自通地領會了孟子的教誨“是以君子遠庖廚”，將一切骯臟、殘忍的作業都放到了這樣的地區。

　　在同一枚銅錢的另一面，不得不實施資源凈輸出的廣大地區，其上層一方面要維持自己的統治地位，一方面要向“發達國家”輸出資源，以實現自己的“原始積累”，為自己的“崛起”準備條件，于是不得不嚴酷地壓榨本國勞動者。可見“發達國家”階級關系緩和，以周邊國家社會矛盾激化為代價。所以，當年是在俄國而非英國爆發了十月革命；是中國而非日本爆發了辛亥革命和隨后一個世紀的戰亂；是德國而非法國出現了國家資本主義，并力圖向外擴張，同“發達國家”爭奪“生存空間”。

　　這樣的現實，展示了全球經濟的核心--邊緣結構，引導一批學者，如布羅代爾、阿明、沃勒斯坦、弗蘭克、彭慕蘭、阿銳基等，從地區間對比展開分析。然而，前述杰文斯看到的格局絕非永恒的，它不過是一個長期膨脹過程中的一個斷面。研究現代文明史的多數學者，傾向于將這一過程回溯到15世紀的意大利西北海岸利古里亞地區的獨立城邦----熱那亞共和國。

　　擴張與轉移

　　意大利學者阿銳基，基于對歷史的分析，將主流文明的擴張分為4個階段：

　　以熱那亞共和國為霸權中心的階段，從1350年起步到1630年終止，共經歷280年;

　　以荷蘭為霸權中心的階段，從1560年起步到1780年終止，共經歷220年;

　　以英國為霸權中心的階段，從1760年起步到1930年終止，共經歷170年;

　　以美國為霸權中心的階段，從1870年至今尚未結束。

　　兩個相鄰階段有部分時間重疊，表現出兩個霸權間的競爭。總的趨勢是，擴張速度越來越快。(見阿銳基«漫長的20世紀----金錢、權力與我們社會的根源»)

　　史實告訴我們，當今主流文明不是上帝或圣哲設計出的永動機，只要遵循其普世價值就可以永遠運轉下去，就可以包容全人類。相反，它是一個歷史過程。從熱那亞時代開始，短短500年間，經過4次蛻皮，演化到今天的“美國世紀”。主流文明每一次蛻皮，都開創了更大的擴張空間。作為代價，則拋棄了許多造就過去輝煌的因素，因此，顯得與上一個世代面目全非。

　　500年來主流文明一以貫之，絕無改變的，是資本積累過程和無產階級化過程。在這個意義上，主流文明的核心特征就是：瓦解傳統社會，使社會成員一步步無產階級化，為資本積累提供利潤。

　　將傳統社會成員無產階級化，既用了資本家引以為自豪的經濟手段，也用了他們避諱不言的政治手段。所謂“國家(或城市)競爭力指標”，其實就是引導政府為利潤極大化保駕護航的指標;所謂議會民主，盤點一下議會成員的構成與主張，就不難明白，它其實是哈耶克的“財富控制權力”。將社會成員無產階級化，更用了赤裸裸的暴力手段：從熱那亞時代的海盜商人，到商業性的黑奴貿易，到發動鴉片戰爭的東印度公司，直到今天搞得村村點火、戶戶冒煙的世界霸權。不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為后盾，使傳統社會成員無產階級化的過程是不可想象的。

　　起源于1500年的這一主流文明，到了今天是什么態勢?

　　圖4.126是«美國國家地理»雜志繪制的世界夜景地圖。夜間燈光的強弱，無疑標志著該地區在主流文明中的地位。將上述各階段的霸權中心標在世界夜景地圖上，可見它們至今都是最繁華的區域。隨著主流文明的擴張，其核心區從地中海北岸轉移到英吉利海峽兩岸，再轉移到北大西洋兩岸。不少學者預言，下一步的轉移軌跡是太平洋兩岸，從圖上看，美國的西海岸和東亞地區是僅次于北大西洋兩岸的強光區，似乎在印證這一預言。

　　圖4.126：世界夜景地圖

　　美國國家地理雜志繪制

　　200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發布美、中、加、意、英、荷、韓、墨等八國學者攜手研究完成的《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2005-2006)》，報道稱：這也是第一部《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報告評估了全球110個城市的“綜合競爭力”，所著眼的視角包括人才、企業、生活環境、商務環境、社會環境、產業、城市規模、質量、效率、增長、就業、結構、效益等等。可見它本質上是資本選擇落腳地的視角。

　　注意到現代主流文明由城市誕生，它發端于500年前地中海北岸的城邦國家，資本以城市為“據點”向外擴張。各地區的城市“綜合競爭力”反映的，其實是“資本按自己的面貌改變世界”的程度。將上述報告中的110個城市按各大區匯總排序，得出表4.15：

表4.15：各大區城市綜合競爭力

　　“中國世紀”?

　　這樣的態勢，在媒體上引發了“中國崛起類似于美國崛起”，21世紀會不會是“中國世紀”?之類的討論。新華出版社推出了«中國世紀»一書(劉濤2010-10-1)，書中稱：

　　“10年前，我們哪里敢想象，中國人的身影遍布贊比亞的銅礦、亞馬遜的森林和平原、馬達加斯加的玉米田、尼日利亞的油田：10年前，我們哪里敢想象中國投資者的身影以拯救者的姿態出現在美國的加利福尼亞州和俄勒岡州;10年前我們哪里敢想象中國的私人投資者購下德國的飛機場;10年前我們哪里敢想象美國伊利洛伊州期待中國投資者來拯救該州搖搖欲墜的財政收支、并期待中國投資者來參與美國的基礎建設;10年前我們哪里敢想象根據銀行市值全球十大銀行的前五名居然有四個位置為中國銀行所占據，中國的力量不再是單純的中國力量.而是拉動世界能源市場、帶動世界經濟復蘇、引導世界經濟發展的世界性力量。”

　　這里分明顯示出與前引杰文斯類似的氣勢。書中，劉濤開宗明義，引證西方研究霸權問題的權威學者來表達自己的觀點：

　　“西方也有杰出的戰略家、社會政治理論家，比如說保羅•肯尼迪、布熱津斯基、亨廷頓、基辛格、海爾穆特•施米特等，他們或是從客觀現實的分析性模式，或是從社會政治理論模式出發，或以贊賞的眼光，或從威脅的角度諄諄告誡西方世界：中國必將崛起。”

　　基于此，劉濤激情地呼喚：

　　“無論西方怎么看待我們，富裕強大起來的中國，必須從今天開始，拿起調色板和水彩筆來繪制未來中國和未來世界的藍圖，我真心希望看到80后和90后的青年們以理想主義的熱情在教室里、街道上、操場上討論未來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哪怕多一些慷慨激昂、熱血沸騰，也要少一些世故和膽怯。”

　　中國能否像上個世紀20年代美國崛起一樣，掀開類似于“美國世紀”的“中國世紀”?問題的關鍵在于，現代主流文明這一擴張過程，是否還有擴張空間?

　　如今，“美國世紀”似乎正在走向晚期，從“資本積累”過程和“無產階級化”過程的視角，我們能看到什么態勢?

　　“美國世紀”現狀觀察資本積累過程的視角

　　從資本積累的視角看，圖4.127是美國聯儲公布的貨幣發行量，呈現出指數增長的態勢。

　　圖4.127：美國國貨幣發行量 數據來源：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h6/hist/h6hist1.txt

　　貨幣發行量分為兩個層次：M1為現金、活期存款和旅行者支票，其功能為交易媒介;M2為M1加上各種其他存款(銀行需為之支付利息)。可見(M2-M1)/M1可作為觀察逐利資金演化的指標(見圖4.128)。

　　圖4.128：美國(M2-M1)/M1 數據來源：

　　http://www.federalreserve.gov/releases/h6/hist/h6hist1.txt

　　1959年1月，逐利資金大體與交易媒介相當，而到2008年8月，逐利資金為交易媒介的451.5%。從長時間尺度看(圖中虛線)資本積累呈指數增長態勢。

　　至于中國，圖4.129為貨幣供應量與社會財富的演化趨勢，貨幣供應量以遠高于GDP的速度膨脹。

　　圖4.129：中國：貨幣供應量與GDP演化趨勢

　　數據來源：«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圖4.130為貨幣供應量的構成：

　　圖4.130：中國貨幣供應量構成

　　數據來源：«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數據顯示，作為逐利資金的準貨幣，所占比重持續擴大，而作為交易媒介的流通中現金，所占比重則明顯萎縮。

　　證監會提供的數據顯示，盡管遇到了金融危機，盡管金融當局采取了嚴厲的調控措施，資本市場的月籌資額依然大幅度躍升，其趨勢線從2003年1月的50億元左右升至2010年11月的800億元左右，不到8年，整整上升了一個數量級，2010年11月的實際籌資額則高達1672.3億元，是2003年1月實際籌資額的23倍以上。這反映社會上的逐利資金呈指數增長的態勢(見圖4.131)。

　　圖4.131：中國資本市場月籌資量

　　數據來源：證監會逐月«證券市場月報»

　　由此我們看到，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中國，逐利資金都在加速膨脹的過程中。

　　無產階級化過程的視角

　　加速膨脹的資本積累過程需要相應的無產階級化過程支撐。在“美國世紀”中，主流文明核心區，已經遠比熱那亞時代龐大。于是，亞、非、拉第三世界成為無產階級化的大舞臺，這一過程既造就了“拉美化”，也造就了“四小龍”、“四小虎”;既造就了饑餓的非洲，也造就了貧困的南亞;既造就了中東的石油富豪，也造就了中亞的恐怖主義溫床。

　　80年代以后，中國加入了這一過程，為國際資本的積累開創了又一個黃金時代。

　　回顧前邊的世界夜景地圖(圖4.123)，不難聯想到沃勒斯坦的“中心—半邊緣—邊緣”結構。全球從地域上看，大體存在三類地區：

　　一類是主流文明的中心區，它是金融資本的“臥室”，這里設施完備、法制健全、社會保障可靠，即便是無產階級，其生存條件也遠優于周邊地區大多數居民。在圖中，這是那些亮度最高的地區。

　　一類是主流文明尚未覆蓋的“邊緣”地區，這里的人們還生活在傳統文明中，與主流文明交流甚少。在圖4.123中，這是那些幾無燈光的地區。

　　一類是無產階級化過程正在進行的“半邊緣”地區，正是這一過程中的勞動力，為資本積累過程提供了主要的利潤源。這個地區的經濟必然是外向型的，它在全球產業鏈中必然處于底層。在圖4.123中，這是那些燈光稀疏的地區。中國的經驗告訴我們，這些地區以輸出勞力的方式支撐無產階級化過程，以點亮“核心區”的燈光。

　　2005年，時任商務部長薄熙來撰文指出：

　　“中國的發展給世界投資者帶來了豐厚利益。在華的外商投資企業大多數都受益，所獲利潤高于在其他地方的投資。據統計，從1990—2004年，中國外商投資企業僅利潤的匯出額一項，就高達2506億美元，考慮到其他間接獲利的因素，外商從中國獲得的利潤遠遠大于這個數。2003年，外商在華投資工業企業利潤率為6.6%，比當年世界財富500強這一指標要高出很多。”(薄熙來《中國是經濟全球化的積極參與者》人民日報2005年05月23日)

　　對此，西方媒體也坦然承認。美國《新聞周刊》雜志曾發表題為“中國世紀”的長篇專題報道指出：中國的發展給世界帶來了“明顯”和“令人驚訝”的好處。摩根斯坦利的報告顯示：過去10年，中國的廉價產品使美國消費者節省了6000多億美元，美國制造商則獲利更多。英國《經濟學家》周刊更指出，“在2000年-2001年美國的股市泡沫破裂之后，由于中國的強勁發展，整個世界逃脫了衰退的一劫”。“逃脫一劫”，這就是中國加入這一進程對國際資本價值。

　　西方學者確實坦誠得可愛。美國暢銷書作者尼爾•弗格森在其新書《金錢的崛起》中生造了“Chimerica”(“中美國”)一詞，將中國與美國合為一體：“一時看起來這像是天作之合。中美國里東邊的人(中國人)存錢，西邊的人(美國人)花錢。”中國人獲得增長，美國人得到低通脹和低利率。生動地展示了圖4.125中“資本積累”與“無產階級化”兩個子過程間的血肉關系。他們在中國的應聲蟲則隨聲呼應：

　　“難怪美國國內有學者說，中美利益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緊密地連為一體，他們甚至把美國叫“Chimerica”,這就是經濟全球化的結果，誰也沒有選擇，誰都不能逃避。更何況在當今世界同心協力抗擊百年不遇的金融風暴的背景下，中國為了展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增持美國國債也有著更多的含義。”(《記住這樣一個新詞：Chimerica》現代快報2008年11月21日)

　　以自己國民的無產階級化過程，來支撐國際資本的積累過程，這就是“美國世紀”后半期，中國在主流文明中扮演的實際角色。

　　然而，中國勞動力無產階級化的過程在中國進行了30年，現已進入晚期。它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農村留下的勞力已基本上是老弱病殘，在農村最顯眼的是“留守兒童”和“空心村”。已有研究農區的學者在預測“農耕文明”的消亡時刻，研究牧區的學者在預測“游牧文明”的消亡時刻。這意味這，傳統文明已不能為“無產階級化”過程繼續補充“燃料”了。

　　其二、深圳的數據顯示，勞工工資比重下降的趨勢在2003年已經觸底(見圖4.123)。2003年起，廣東出現了民工荒，迫使佛山市、中山市等地政府都曾出面去外省招工，并向農民工承諾了不少優惠條件，比如提供來廣東的路費、預支第一個月的工資等等。(見«“民工荒”重塑勞資新局?資方和政府均需反省» 廣州日報2004-08-09)這表明，勞工已無法靠傳統行業的收入來彌補維持了30年的極低工資，傳統文明的消亡，迫使資本必須為勞動力的再生產支付成本。在產品最終售價中，勞力成本所占比重微乎其微的美好年代，正在與資本家揮手作別。

　　其三、包括通鋼事件、富士康13跳事件在內的惡性社會事件越來越密集，強度越來越高，表明完成了無產階級化的勞動力，越來越無法在幾無保障的環境中生存，越來越無法為資本家承擔經濟波動的風險。這迫使政府改變為利潤極大化保駕護航的政策取向，不得不開始注意勞動者的基本生存條件。而這必將壓縮資本的利潤空間，危及資本積累過程的可持續性。

　　隨著“無產階級化”過程進入晚期，中國面臨重大轉折點，既有的運行機制越來越難以為繼，學界必須為中國的未來道路探尋方向。

　　前途：英國道路還是俄國道路?

　　顯然，對“上流社會”而言，最理想的是堅持主流文明，堅持“與國際接軌”。當然，他們心目中的“國際”只是歐美上流社會，不包括亞、非、拉那些窮鬼。這樣他們可以繼續高速積累資本，在此基礎上，學習英國的紳士風度、法國的浪漫情調和美國的普世價值。甚至可以將美國佬今天的寶座也搶來坐一坐。“皇帝輪流做，明天到我家”，“大丈夫當如是也!”

　　然而，當國內無力支撐資本積累和無產階化兩個過程后，主流文明該如何堅持?歷史給了我們兩個參考樣本：英國與俄國。

　　在«中國世紀»作者劉濤的心目中，是英國道路：依靠外部的無產階級化過程，來維持內部的資本積累過程。當初，這條道路使整個英國資產階級化，成為一個食利者民族。然而這條道路對中國可行嗎?

　　1800年，英國本土不過約1000萬人口，而支撐其資本積累過程的無產階級化過程，在印度、中國、俄羅斯、美洲的廣大地域上展開。今天中國超過13億人口，如果也要向英國那樣演變成一個資產階級化的民族，需要多大的外部無產階級化過程?

　　圖4.126顯示，地球上幾無燈光的區域還很大，現代主流文明似乎還存在相當大的擴展空間，雖然不再像當初的英國那樣，有看似無限的擴張空間。但畢竟時代在進步，技術更先進，只要提高效率，我們未必沒有機會。

　　然而，擴張的基礎是“無產階級化”過程，它在“人口空間”而非“地理空間”上展開。從人口空間的視角，我們能看到什么格局?2009年英國《每日郵報》報道，英國謝菲爾德大學的研究人員依照人口總數而非土地面積繪制了另類的世界地圖(圖4.132)

　　圖4.132：按人口總數繪制的世界地圖

　　在圖4.128中，地中海北岸是一個非常小的地區，對它而言，可擴張空間近乎無限。英國和整個西歐也不大，但從全球范圍看已經能感受到擴張空間的制約，其后果就是19--20世紀西方國家幾無休止地爭奪殖民地的戰爭。到美國成為主流文明的中心后，核心區事實上包括了西歐、北美、日本和澳洲。他們的擴張需求相對于全球空間，已經至為擁擠，必須由最強大的暴力來維持這個擁擠空間的秩序，否則戰亂會毀掉這個主流文明。時勢造英雄，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未被戰火殃及，反而大發戰爭橫財的美國扮演了這個世界警察的角色，“美國世紀”就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

　　而今，中國的無產階級化過程已進入晚期，從圖4.126的燈光分布看，印度的無產階級化過程也演進到相當程度，這是兩個人口最多的國家，這兩國的無產階級化過程，支撐著當前“美國世紀”的資本積累過程。資本積累過程是一個指數增長的過程，如果將出現一個“中國世紀”，支撐它的外部無產階級化過程至少不能低于“美國世紀”所需，看看圖4.132，上哪里尋找容納這個過程的外部“人口空間”?

　　當年的俄國，沒能走通英國道路，無法緩解無產階化過程造成的社會矛盾。而其上層統治集團(以斯托雷平為代表)，下決心“與國際接軌”，走主流文明之路。這個集團一方面對內強化恐怖統治，將“斯托雷平的領帶”(絞索)掛遍全國，一方面積極參加帝國主義戰爭，中國就是其侵略的主要對象之一。

　　為此，俄國不惜巨資，修筑西伯利亞大鐵路。財政大臣謝爾蓋•維特說：這條鐵路修成后，將使“俄國能在任何時間內在最短的路上把自己的軍事力量運至海參崴并集中于滿洲、黃海海岸及離中國首都的近距離處”。1900年的義和團事件后，除參加八國聯軍外，俄軍還以鎮壓東北義和團運動為名，單獨大舉入侵我東北地區。俄國陸軍大臣庫羅帕特金宣稱：“我們將把滿洲變成第二個布哈拉。”(注：布哈拉是被成吉思汗占領的中亞突厥人城市)。1903年8月俄國成立以旅順為中心的遠東總督區，任命阿列克塞耶夫為總督，實際上把我東北當成了俄國領土。這一系列擴張行為的背后，是所謂的“黃俄羅斯計劃”----從新疆中俄邊境的喬戈里峰直到海參崴劃一條直線，將此以北的土地全都劃歸俄國。

　　圖4.133 黃俄羅斯計劃 (摘自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ab14f9601010c36.html)

　　但東北同樣是日本覬覦的目標，在我們的國土上，兩個強盜終于為此大打出手。盡管俄國陸軍大臣阿列克塞·庫羅帕特金認為“一個俄國兵可以對付三個日本兵，而我們只需要14天的時間就能夠在滿洲集結40萬大軍，這已經是擊敗日本陸軍所需數量的三倍了。所以說將來要發生的與其說是戰爭不如說是一場軍事散步更為合適”。盡管他的計劃是最終“在日本登陸，擊潰其本土部隊，平定人民的反抗，占領都城，生擒日皇”，然而，戰爭的結果卻是俄國慘敗。

　　對外擴張吞噬了巨大的成本，卻未能換回足以緩和內部矛盾的資源。歷史展示了它的黑色幽默，俄國統治集團“需要一場小小的勝利的戰爭，以便制止革命”，而得到的卻是帝國主義戰爭轉化成內亂和國內革命戰爭，斯托雷平死于非命，沙皇羅曼諾夫家族幾遭滅門。

　　無論英國道路還是俄國道路，其共性都是擴張，其差異在于，擴張成功者，可以緩解內部矛盾，將整個民族轉化為“資產階級化的民族”、“食利者民族”，而擴張失敗者，內部矛盾激化，導致暴力革命。而擴張與戰爭之間，只有一張紙那樣厚的距離。這提示我們，還有必要從戰爭的視角來觀察這個文明。

　　4.3馬漢、麥金德、杜黑--工商文明與戰爭

　　工商文明的社會是一個內在不穩定的社會，只有靠外來的利益輸入，才能維持社會內部的穩定。所以，任何國家，只要走上了工商文明的道路，早晚會因內部壓力向外擴張，而擴張必然導致戰爭。于是，一部工商文明的發展史同時就是一部戰爭史。

　　十九、二十世紀中，最搶眼的歷史劇莫過于主權國家間的爭斗，兩次世界大戰前無古人，而無數的生靈則成為主權國家間爭斗的“成本”。在這場爭斗中，中國的命運極為慘烈。中國人口常年維持在1億之下，從16世紀后期開始，人口加速增長，1834年內突破了4億。這處于道光年間，清王朝已走過它的“盛世”，內部矛盾急速積累。然而，中國非但沒有走上向外擴張的道路，反而成了列強擴張的獵場。結果內部壓力加上外來的侵略，使中國長期陷于戰亂。

　　二十世紀一開頭，在中國領土上就爆發了日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日本人和俄國人彼此以“騎士精神”相待，而戰區內中國人的生命則被視如草芥。就在這期間，京師大學堂的日本教員巖谷孫藏“痛詆”講臺下諸同學：“中國學生俱屬亡國性質!”

　　戰爭的慘禍迫使當時的知識界從戰爭的視角來觀察一切。1903年一位署名“云窩”的作者在《江蘇》第三期發表《教育通論》，指出：

　　“地球列國，權利之得失，事勢之盛衰，變幻紛紜，莫可究詰。自表面觀之，鮮不謂兵戰、商戰、農戰、工戰之足以興人國亡人國也;自內部審之，則此兵戰、商戰、農戰、工戰之所以勝所以敗者，無一不以學戰為總樞紐。”

　　“亡國亡種，人人不必居其罪，惟教育者之罪;強國強種，人人不必居其功，惟教育者之功。”

　　不但兵、商、農、工均被視為戰爭，連教育都被視為“學戰”，而且是一切戰爭的“總樞紐”，關系到國家、種族的存亡。

　　一個世紀后的今天，中國的學界沉醉在盛世繁華之中，已沒有了先輩“云窩”們那種椎心泣血的感受，有意無意地淡忘了戰爭。而此時，工商文明的“全球化”正走向頂峰，日漸沸騰的世界告訴我們，戰爭并未遠去。我們迫切需要一個有效的視角和思路，來觀察和思考戰爭問題。

　　既然工商文明中的戰爭源自擴張和征服，既然工商文明以理性著稱，讓我們先從征服者的視角來觀察，看看理性的征服者們是如何思考戰爭的?

　　克勞塞維茨：戰爭與政治

　　克勞塞維茨被西方視為現代戰爭理論的鼻祖，但他的思考集中在戰爭行為本身。《戰爭論》一書中討論了八個主題，七個涉及戰爭的內部問題，順次為：戰爭理論、戰略、戰斗、軍隊、防御、進攻、戰爭計劃。僅在第一篇“論戰爭的性質”的第一章“什么是戰爭”中附帶而有限度地涉及到了戰爭的根源：

　　“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把戰爭看作是獨立的東西,而應該把它看作是政治的工具,只有從這種觀點出發,才有可能不致和全部戰史發生矛盾,才有可能對它有深刻的理解”

　　至于政治為什么會選擇戰爭作為自己的工具，在什么條件下會選擇這個工具，克勞塞維茨沒有涉及，從《戰爭論》里我們找不到觀察戰爭根源的視角。

　　馬漢：擴張與海洋

　　美國海軍軍官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出生于1840年(道光年間)，他著名的《海權論》遠超越了純粹的軍事分析，而是直接從工商文明社會生存發展的角度看問題。作為殖民者的后裔和軍人，馬漢直率地將海權、貿易與國家生存聯系起來，認為海上貿易是致富的重要途經，是民族繁榮和強盛的主要因素。馬漢注意到“荷蘭的土地不太可能養活其八分之一的居民”，而這就是荷蘭面向大海的原動力。面向大海，造就了一代海上霸主，而海權的喪失則導致荷蘭帝國的衰落。同樣的故事在西班牙、法蘭西、不列顛身上輪番演出。馬漢進一步指出

　　“一個有機體絕不可能自己養活自己，它要消化、吸收、分配那些得自外部的東西，而這些不可或缺的外來養分就等同于政治或經濟團體的對外商業活動，它使國家獲得外部資源的支持。”

　　工商文明誕生于西歐沿海地區，哥倫布“發現新大陸”、麥哲倫開辟環球航線，打開了它們向外擴張的空間，尋找黃金是第一批擴張者的原始動機，隨后就是占領、瓜分殖民地，掠奪資源。理性的征服者們關注的是商業航運承載的核心利益，而非耀武揚威：

　　“如果不重振商業性航運，會有這樣一支海軍嗎?這是值得懷疑的。歷史已經證明，一位獨裁君主可以組建起一支純粹軍事性的海上力量，正如同路易十四的所作所為那樣。然而，盡管從表面上看，這樣一支海軍威風凜凜，不可一世，經驗顯示，他的海軍就如同沒有根系的植物一樣，不久就便會枯萎。”

　　事實上，海上的擴張與工商文明的發展壯大同步，它使原本局促在西歐邊陲之地的少數民族，將自己的勢力范圍擴張了數十倍。并從海上建立起了對全球的統治。1800年盎格魯•薩克遜人僅1500萬，到現在，他們的后裔有2.1億，增加了14倍(見易富賢《歷史表明馬寅初人口論是錯誤的》);與之對比，同期中國人口只增加3.2倍，而中國的人口數量一直被當作“問題”，受到國內外的關注，反觀急速膨脹的盎格魯•薩克遜人，卻悠然自得地扮演著現代化主宰的角色，沒人想到追問他們的人口膨脹問題。由此不難理解為何哥倫布、麥哲倫受到西方的極大尊崇。在我上中學時，世界地圖上還標有“麥哲倫航線”。

　　從馬漢的視角看，工商文明賴以生存的海上“商業性航運”，就是戰爭的根源。凡有可能獲得資源、市場的地方，一旦受到阻礙，就面臨戰爭的陰影;凡是“商業性航運”的航線，都是戰略要地，而海權則服務于商業性航運：

　　“在盡可能的范圍內，合眾國的貿易、商業狀況不會受到外部戰爭的影響，這對于整個國家的福祉都是至關重要的。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就必須使敵人無法靠近我們的港口，而且還要遠離我們的海岸線”

　　海外貿易決定國運，必須以海權保護之。海權考慮的不是“邊界安全”，而是“安全邊界”----那里涉及到國家利益，海權就要覆蓋到那里。這就是馬漢立論的基礎，所有軍事層面的分析都是為此服務的。

　　中國人的切身體驗證實，馬漢的立論，絕非虛妄。據不完全統計，自1840年鴉片戰爭開始的百余年間，英、法、日、俄、美、德等帝國主義列強，從海上入侵中國達84次，入侵艦艇達1860多艘，入侵兵力達47萬人。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八國聯軍侵入、直至抗日戰爭，外寇接踵從海上登陸，海防蕩然無存。國土淪為外人的租界乃至戰場。直到人民解放軍大軍渡江，英國軍艦仍肆無忌憚地在長江上向我開炮。

　　1912年12月，中華民國第一任海軍總司令黃鐘瑛病逝。孫中山先生發出了“傷心問東亞海權”的浩嘆。其實那個時候我們真正面對的問題是“海防”(coast defence)，是抵御外寇從海上入侵，我們還沒有資格考慮海權(seapower)問題。直到今天，我們才剛剛開始觸及“海權”問題，而馬漢的子孫們早已設置了“第一島鏈”、“第二島鏈”試圖圍堵我們。事實上，美軍一直將臺灣當作“不沉的航空母艦”，用它來遏制中華民族的復興。盡管在198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聯合公報》(《八一七公報》)的第六條中，美方明確承諾：

　　“美國政府聲明，它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臺灣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臺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后近幾年供應的水平，它準備逐步減少它對臺灣的武器出售，并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后的解決。”

　　但三十年過去了，美國對臺軍售從未中斷。2010年更借口“天安艦”事件，將喬治•華盛頓號核動力航空母艦派往中國與朝鮮半島之間的黃海部署，這是前所未有的威脅性舉動，一旦美國航母進駐黃海，中國遼東半島與山東半島都將處于其攻擊范圍之內。

　　馬漢的重要性在于坦白地指出了現代戰爭的根源：工商文明不可避免的擴張趨勢。馬漢的著作是寫給他的“自己人”看的，不是為中國人寫的，因而無需披上后來才編織的“政治正確性”外衣。閱讀馬漢，能幫我們理解美麗的外交、學術辭令后面冷酷的現實。

　　馬漢的邏輯告訴我們，分析戰爭的危險需要關注海洋。但戰爭的歷史告訴我們，僅關注海洋是遠遠不夠的。事實上，上個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都爆發、展開于歐亞大陸，且都是資本主義工商文明國家之間先打起來。這又給我們什么啟示?

　　麥金德：封閉空間與霸權

　　比馬漢小21歲的英國地理學家麥金德(HalfordJohn Mackinder)，注意到，哥倫布時代的基本特征是歐洲幾乎是在沒有抵抗的情況下進行擴張，西方人忙于在剛發現的遙遠地方，實施并記錄下他們的“實際的完全的政治占有”。到了1904年，他寫作《歷史的地理樞紐》的年代，“在歐洲、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和澳大利亞，除文明國家或半文明國家之間的戰爭結果以外，幾乎沒有留下一塊需要確認所有權申明的土地。”

　　于是工商文明面對著一個再無擴張空間的封閉環境：

　　“我們不得不再一次與封閉的政治制度打交道，而且這將仍然是一個世界范圍內的問題。每一種社會力量的爆發，不會在周圍的某個不為人知的空間和野蠻的混亂中消失，而是在地球遙遠的一邊引起強烈的反響，其后果是世界上政治和經濟有機體中的薄弱成分，將被震得粉碎。”

　　從開放性空間到封閉性空間，以擴張為生存前提的工商文明面對生存環境的根本變化。麥金德思考一個工商文明社會該如何適應這一變化。他很自然地從現代工商文明的前身--基督教文明尋找靈感，因為基督教文明也存在于一個封閉的環境中。“哥倫布時代的基本特征是歐洲幾乎是在沒有抵抗的情況下進行擴張，而中世紀的基督教世界則被圈在一個狹窄的地區內，并受到外部的野蠻世界的威脅。”

　　麥金德注意到：“在一千年內，一系列從亞洲興起的騎馬民族，穿過烏拉爾山和里海之間的寬廣空隙，踏過俄羅斯南部開闊的原野，取得了歐洲半島的中心匈牙利;由于反對他們這一需要，于是形成了周圍的每一個偉大民族——俄羅斯人、日耳曼人、法蘭西人、意大利人和拜占庭希臘人的歷史。”

　　據此，他將歐亞非大陸視為“世界島”，并提出了著名的判斷：

　　“誰統治東歐，誰就能主宰心臟地帶;誰統治心臟地帶，誰就能主宰世界島;誰統治世界島，誰就能主宰全世界。”

　　換而言之，工商文明諸國間從擴張的競賽轉向了霸權的競賽。仿佛是要印證他的判斷，《歷史的地理樞紐》發表13年后，出現了橫跨歐亞大陸的蘇聯。這個起步于窮困落后的國家，在短短二十余年間就崛起為主要的世界強國，成為戰勝希特勒德國的首要力量，并于上個世紀中葉達到了自己的“盛世”。

　　在蘇聯瓦解之前，東西方之爭披上了鮮明的意識形態外衣。蘇聯瓦解后，天真的人們以為意識形態問題解決了，葉利欽的俄羅斯接受了“華盛頓共識”，華約瓦解了，北約也無需存在了。而事實上北約非但沒有解散反而不斷強化，竭力東擴，硬生生地在俄羅斯逼出了一個強硬的普金政權。而麥金德早就指出，戰爭另有根源：

　　“人類的歷次戰爭簡而言之是陸地國家對于海洋國家的戰爭。海洋國家為擴大貿易，移植人口，于是拼命向大陸國家擴張，而大陸國家為安全所故也不斷地向海洋擴張，以尋求出海口。”

　　俄羅斯學者杜金回顧道：

　　“早在20世紀下半葉之前，當時還沒有‘冷戰’這個詞的時候，地緣政治學家就預測到海洋的盎格魯·撒克遜的大西洋文明與歐亞大陸大國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對峙……地緣政治因素遲早會影響世界的兩極，地緣政治沖突不可避免地會加劇。引發這種沖突的不是個別人或是以‘軍國主義’為方針的政治家，而是地理現象的客觀邏輯。”

　　于是“美國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仍然認為民主的俄羅斯是自己的潛在對手，并在其軍事理論中確定了這一點。”

　　“北約東擴是十分自然的，因為它反映出世界上的一個集團企圖依靠吞并另一個集團最大限度地擴大自己的勢力范圍，即北約集團吞并掉歐亞大陸集團。”(杜金《冷戰為何總是不能結束》紅星報1997.4.25)”

　　麥金德的思路告訴我們，當工商文明占據了整個地球之后，一個集團的擴張只能靠吞并另一個集團來實現。只要工商文明的內在機制不改變，爭霸和吞并就是國際政治永恒的主題，恰如在經濟領域中收購和兼并是永恒的主題。

　　對此，美國精英集團的謀士們是高度清醒的。布熱津斯基于1986年發表《競賽方案：美蘇競爭的地緣戰略綱領》，指出美國世界戰略的最高理想是謀求控制心臟地帶和統治歐亞大陸，建立一個以華盛頓為中心首都、北美洲為中心大陸的美利堅世界帝國，從而確保美國在全球的主宰地位。

　　麥金德看到了無限擴張與封閉空間的差異，看到了航海能力造就的大西洋盎格魯•撒克遜集團與歐亞大陸集團的差異。他敏銳地意識到，這其實是機動能力的差異。在哥倫布時代之前，歐亞大陸的游牧民族具有最強大的機動能力--騎兵;而西歐的基督教世界只能被動地承受騎兵一波又一波的打擊。到哥倫布時代，西歐集團靠海軍可以在全球投放兵力，“哥倫布一代的偉大航海家們開始的變革，賦予基督教世界以最廣大的除飛翔以外的活動能力。”

　　其結果是，基督教世界大大的擴充了自己的“生存空間”：

　　“在水域中間發現的空曠土地上，創造了許多新的歐洲，對于歐亞大陸來說，現在的美洲和澳洲，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說，撒哈拉外側的非洲，就是以前歐洲的不列顛和斯堪的納維亞。”

　　從機動性的視角，麥金德注意到了鐵路：“鐵路在草原上創造了更加偉大的奇跡，因為它直接代替了馬和駱駝的機動性;發展公路的階段在這里被省掉了。”

　　麥金德生長在沙俄帝國興建西伯利亞大鐵路的時代。早在19世紀中期，有關部門就已進行了大量論證工作。1890年，沙皇亞歷山大三世正式頒發命令，決定從最東端的海參崴動工。在麥金德發表《歷史的地理樞紐》的1904年，西伯利亞大鐵路的干線通車，收尾工程則延續到了1916年。或許，正是這一巨大的工程，觸發了他“心臟地帶”、“世界島”等概念。

　　杜黑：機動性與空間維度

　　然而，工商文明帶來了機動性的高速發展，就在麥金德寫下“哥倫布一代的偉大航海家們開始的變革，賦予基督教世界以最廣大的除飛翔以外的活動能力。”的前一年，美國萊特兄弟的飛機試飛成功，一場機動能力的革命出現了。比麥金德小8歲的意大利軍官朱利奧·杜黑Giulio Douhet(1869.5.30--1930.2.15)注意到了飛機的戰略意義。

　　1921年，杜黑發表了《制空權》，這是麥金德發表《歷史的地理樞紐》后的17年。杜黑意識到機動能力的增強帶來的革命性變化：

　　“由于出現飛機這種新武器，戰爭的影響范圍將不再限于地面大炮的最遠射程之內，而將在交戰國數百英里的陸地、海洋范圍內直接感受到。安全和平靜的生活區域不再存在，作戰也不再局限于戰斗人員。相反，戰場已擴大到交戰國整個國境，全體公民都將成為戰斗人員，因為他們都將暴露在敵方空中進攻之中。士兵和平民不再有任何區分。”

　　據此，杜黑主張建立獨立的空軍，并認為獨立空軍的重要性將迅速增大，而陸軍和海軍的重要性將相應減小。其實早在1909年杜黑就提出：僅靠空軍的力量就能夠在空中完全地結束戰爭。

　　然而，杜黑的預言直到冷戰結束后才被部分地證實。劉亞洲分析了這期間美國發動的三場戰爭：

　　“四十二天海灣戰爭，有三十八天是空中打擊，地面戰爭只有一百小時。美軍以損失一百余人的代價，殲滅伊拉克四十二個師，擊斃擊傷十萬人，俘虜十七萬人，摧毀坦克三千八百輛，裝甲車一千五百輛。”

　　科索沃戰爭，北約“不分晝夜地轟炸了七十八天，直至南斯拉夫屈服。南聯盟士兵走下空蕩蕩的戰場時一言不發，一如他們沒有射出一粒子彈的槍膛。”

　　阿富汗戰爭，“美國人僅用二十天就漂亮地結束了戰爭，一步踏進西方幾百年來夢寐以求的中亞。它僅僅使用了空軍。不錯它曾派出小股地面部隊，但那是為空軍精確打擊服務的。現代空軍的遠程、精確、猛烈突擊威力，在阿富汗之戰中表演得酣暢淋漓。”(劉亞州《百年空軍》)

　　就此，作為空軍軍官的劉亞洲自豪地總結道：

　　“在二十世紀一百年時間里，空中力量走過了一段作戰工具—重要作戰手段—主要作戰手段的歷程;經歷了小角色—配角—主角的過程;完成了次要作用—主要作用—決定作用的躍升。至阿富汗戰爭結束，空中力量發展到了一個光輝的頂點。”

　　“空中戰爭時代不是人類戰爭史上的最后形態，但肯定是截止目前為止的最高形態。海洋決戰已成為歷史。地面決戰將成為歷史。只有天空決戰這史詩性的一頁正在被揭開。”(同上)

　　其實飛機帶來的變革不只是機動性的飛躍，更是空間的擴張。

　　陸戰、海戰都是二維空間上的戰爭，而空軍則將戰爭擴張到三維空間。在二維空間中形成的前線、后方、縱深、防線等概念，在三維空間中失去了意義。一支只有二維空間作戰能力的軍隊，在擁有三維空間能力的對手面前，就像在X射線機前的病號一樣。飛機的出現，導致了“領空”的概念，一個國家至少在法律上可以宣稱自己的“領空”不可侵犯。但隨著飛機發展為航天飛機，航天飛機發展為空天飛機，大氣層與外太空的界限日漸模糊，“領空”日漸失去其意義。當任何人都可以從GoogleEarth上看到任何一個國家的國防部大樓，甚至可以數一數它的窗子時，連007們都開始黯然失色。于是美國人詹姆斯·奧伯格發表了《天權論》，提出了天權和制天權問題。

　　至此，我們回顧了主流文明在戰爭問題上的主流思路。這對陶醉于“盛世”、向往著“和平發展”的中國人意義何在?

　　戰爭與中國的處境

　　回顧歷史，上個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美國制服了試圖挑戰現行利益格局的德國、日本，取代了被戰爭拖得精疲力竭的英國，成了西方世界的盟主;又在冷戰中戰勝了蘇聯，此后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將全球絕大多數人口納入了一個生產體系。

　　本編第一章1.1節圖4.2展示了“全球化”的“領導機構”WTO組織提供的數據，數據顯示，世界經濟舞臺上的主角是北美、歐洲、亞洲、中東。美國無疑處于產業鏈的頂端，其余六大地區的財富都向它凈流出。歐洲是一個次級中心，大量獲得來自亞洲和獨聯體的財富，同時向北美進貢。而中東的能源流向亞洲后，驅動這個“世界工廠”主要為美國和歐洲生產財富。

　　這樣一個美國主導的世界生產體系，距布熱津斯基期待的美利堅世界帝國，只有一步之遙。按照哈耶克“財富控制權力”的準則，全球的政治體系需與之相適應，即需要一個美國主導的世界政治體系。無論小布什的“單邊主義”還是奧巴馬的“smart power”(“巧實力”),都服務于此。而那些與之相悖的勢力都是它必須征服的對象。

　　中國的地位值得玩味，在經濟上，中國已經被牢牢地綁在美國主導的全球產業鏈上。以至于美國人興高采烈地稱之為“Chimerica”，“一時看起來這像是天作之合。Chimerica里東邊的人(中國人)存錢，西邊的人(美國人)花錢。”(尼爾·弗格森《金錢的崛起》)

　　“難怪美國國內有學者說，中美利益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緊密地連為一體，他們甚至把美國叫“Chimerica”,這就是經濟全球化的結果，誰也沒有選擇，誰都不能逃避。”(《記住這樣一個新詞：Chimerica》現代快報2008年11月21日)

　　為保證中國安于這樣的地位，需要使中國的政治系統服從于美國的控制。事實上，不難看出，一批主流的政客與學者正竭力鼓吹這樣的前景。

　　如果中國不安于這樣的地位，勢必與美國的核心利益正面沖突。其后果是嚴重的。經濟上，我們現行的經濟機器以掙美元利潤為核心動力。是資本利潤極大化導致了國內需求嚴重不足，導致“代工”（OEM）大行其道，資本家們扮演跨國公司的包工頭角色，靠廉價勞力為歐美“代工”，以掙取美鈔為利潤，盡管眼看著美元節節貶值。如果放棄美鈔利潤，資本家們的動力何在？改變這一動力無異于一場革命。

　　如果中國真的出現了這樣的革命，上述圖4.2顯示的世界經濟格局勢必瓦解，美國能坐視這樣的態勢出現嗎？它會作何反應？

　　“我們”、“他們”與戰爭

　　從克勞塞維茨到杜黑，我們看到了工商文明中強勢者對戰爭的理性思索。工商文明顯然在印證圣經中的《馬太福音》：“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多余;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過來。”強勢者與弱勢者間，戰爭能力的差距迅速擴大。當年中國人體驗過“大刀長矛洋對槍洋炮”，這只是冷兵器與熱兵器間的對抗，雙方還同屬于二維空間;而今人們看到的是二維空間戰力與三維空間戰力間的對抗。而戰爭空間的維度正在快速擴張，如網絡空間、輿論空間、意識形態空間……。這不禁令我有種沖動，讓所有研究戰爭的學者，都去學一下泛函分析中，關于空間維度的思路。

　　邏輯上，戰爭問題似已無懸念--在美國人擁有絕對優勢的條件下，任何對抗都是非理性的，世界只能生存于美國霸權下的和平之中。“人民戰爭”一直是我國軍事思想的基礎，面對新的態勢，劉亞洲表示了質疑：

　　“今天的戰爭屬于進攻，而且是快速進攻。戰爭形式已不僅是大吃小，而是快吃慢。當人民準備戰爭的時候，戰爭可能已經結束了。在高科技高歌猛進的現代，軍隊業已小型化，打擊業已精確化。戰則速決。一支龐大的常備軍和‘全民皆兵’，均不足以威懾敵人。”

　　他這樣說的依據是：

　　“正如美國太平洋戰區司令布萊爾所說：我們尊重人民解放軍在大陸上的權威，但我們必須讓他們明白，海洋和天空是我們的。”

　　劉亞洲的結論是：“天空成為主戰場，‘人民’愛莫能助。”(見劉亞州《百年空軍》)

　　劉亞洲的思考無疑是理性的。然而觀察被他引為范例的阿富汗戰爭和海灣戰爭及隨后的伊拉克戰爭，美軍早已大獲全勝，而這兩地依然動蕩不已，至今看不到任何可行的方案，能使這里恢復平靜。

　　發動阿富汗戰爭的目的是消滅“恐怖主義”，而恐怖主義卻蔓延到全球。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布什政府都宣稱要樹立“民主”的樣板。然而西方民主需要一個基本的經濟條件：利潤極大化導致的社會內部矛盾能用外部的利益輸入緩解，否則激化的內部矛盾只能導致極端的社會行為。在全球格局中，阿富汗、伊拉克都處于利益的凈輸出地區。在馬太效應盛行的工商文明中，全球大多數人口只能生存在這樣的位置上。正如一位經濟學家所言：“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在這樣的地區，可有西式“民主”成功的先例?

　　經濟學家和布什一樣，當然不屬于“他們”，沒有興致從“他們”的角度思考問題。于是超強軍事霸權控制下的世紀秩序必然像硬幣一樣，由正反兩面構成，“正面”是G7國家的富足、文雅、秩序、民主，而其反面則是其它國家的貧困、野蠻、戰亂、專制。沒有了“反面”，“正面”將立即解體。所以對于正面，反面“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

　　英雄所見略同，今年5月中旬，奧巴馬在白宮接受澳大利亞電視采訪時稱：“如果10多億中國人口也過上與美國和澳大利亞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承受不了。”采訪中奧巴馬承認：“中國的生活水準和工業產值目前只達到美國1910年的水平。”僅美國百年的這點水準，就讓奧巴馬們對中國側目而視，嚷嚷著要讓中國明白“海洋和天空是我們的”。控制了海洋，意味著可以隨時掐斷中國的石油供應，控制了天空意味著可以隨時對中國實施“精確打擊”。對美國而言，且不說中國成為世界性大國，就是成為區域性大國都是不可忍受的：

　　“中國作為東亞占主導地位的地區大國的狀況如果繼續下去，將對美國的核心利益構成威脅。美國與中國沖突的潛在原因，是兩國在東亞未來均勢問題上的根本分歧。”

　　“一個在文化、政治和經濟上與美國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松散的西歐聯盟，不會對美國的安全構成威脅，但是一個統一的、強大的和自我伸張的中國可能構成這種威脅。在必要時進行戰爭以阻止中國在東亞的霸權，是否符合美國的利益?如果中國的經濟繼續發展，這可能是21世紀初美國政策制定者面臨的唯一最嚴峻的安全問題。”(亨廷頓《中國恢復亞洲霸權》)

　　注意，用戰爭阻止中國發展是“21世紀初美國政策制定者面臨的唯一最嚴峻的安全問題。”美國人早已極為理性地思考與中國的戰爭。

　　事實上，美國每隔幾年就對中國進行一次軍事戰略測試。1993年，美軍在公海攔截“銀河號”，1996年派出兩個航母編隊到臺灣海峽監控解放軍演習，1999年以誤炸為名轟炸中國駐前南斯拉夫大使館，2001年派偵察機到中國海南進行偵察，并將一架解放軍戰機撞毀。2009年，在黃海中國專屬經濟區內，美國軍艦2個月至少與中方對峙5次。2010年又派華盛頓號航母陳兵黃海。

　　問題的嚴重性事實上已經超越了中、美兩國。

　　上個世紀上半葉，面對后發資本主義國家德、日的挑戰，美國在戰爭中征服、占領了這兩個國家，再讓它們以小伙計的身份加入“富人俱樂部”，為其充當冷戰的馬前卒。1950年西德不到5千萬人，日本剛超過8千萬人，兩國共占全球人口5.18%。

　　而2008年中國人口13.28億，占全球人口19.57%。同年由北美、西歐、日本、澳大利亞組成的富人俱樂部共7.363億人，中國人口是它的1.8倍，已經面臨深刻危機的富人俱樂部還可能擴容1.8倍嗎?

　　況且，同為“金磚四國”的印度、俄羅斯、巴西都在高速發展，都力爭加入富人俱樂部。這四國共28.14億人，占全球人口的41.7%，為現有富人俱樂部的3.82倍!絕大多數人辛苦，少數人享樂，這是經濟學家們認同的基本秩序，“金磚四國”的發展態勢意味著，現存富人俱樂部將不得不面對嚴峻的挑戰。

　　站在以美國為首的富人俱樂部的立場上，理性的對策何在?顯然，決不能容忍這一態勢發展。“槍打出頭鳥”，首先必須遏制的就是中國。必須迫使中國人老老實實地呆在“Chimerica”里當長工，別的休要妄想。為實現這一目標，最徹底的方法是肢解中國，分而治之。早在晚清時代，列強們就打著這個算盤，1887年，日軍參謀部提出的《征討清國策》中，就曾明確地提出要把中國分成七塊，這就是東北、華北、江南、蒙古、西藏(含青海)、新疆(準葛爾)、甘肅。當年是義和團運動使列強們意識到，此路不通，這讓一批夢想“今夜我是美國人”的精英們痛心不已，所以至今仍在渲染義和團的“愚昧”。

　　然而，這一念頭從未消失。1949年美、蘇都希望國共劃江而治，以維護它們私定的雅爾塔體制。上世紀90年代初，日本人中山島嶺雄提出，將中國分為12塊，即12個小國家，互不隸屬，各自為政。宮崎正弘主張將中國分裂成16個小國。日本政客石原慎太郎主張將中國分為六個國家。臺獨分子、陳水扁政權駐瑞士“代表”王世榕(筆名“王文山”)則主張，將中國大陸分成東北地區、內蒙古自治區、新疆、西藏、蜀黔滇桂，再加上華中以長江為界分割的南北兩國，共七個小國家。他筆下的中國患在貧、病、愚、癡、貪“五病”和錢、色、食“三孔”，中國人口眾多，素質低下，義和團式的、褊狹的民族主義十分危險邪惡，中國可怕而神秘，手上還握有核武器，所以必須肢解。李登輝的“七塊論”即源于此。

　　這就是中國所處的大環境，令人想起百多年前先輩“云窩”的疾呼：“兵戰”、“商戰”、“農戰”、“工戰”、“學戰”!是“亡國亡種”還是“強國強種”?而此時，劉亞洲意味深長地告訴我們：

　　“敵人已不是當年的敵人。我們也不是當年的我們。戰爭當然也不是當年的戰爭。”(劉亞州《百年空軍》)

　　是啊，當年的“我們”是毛澤率領的農民、工人，占全國人口的90%以上;而今天的“我們”是誰?是失去土地的農民還是代工工廠里的工人?是豪華辦公樓里的裸官還是胡潤榜上的富豪?是主張兩極分化是“好事”的學者還是宣稱中華民族只是梁啟超所“虛構”的文人?

　　讓我們回到麥金德的視角，全球化使工商文明走進一個高度擁擠的封閉空間，一個個資本集團在這空間里相互兼并，帶動著一個個政權實體相互對峙。冷戰時期，核武器無差別的大規模毀滅能力阻止了大國間的戰爭，而今高科技的美國人轉向“smart power”，速度與精確性取代了大規模殺傷力，核門檻越來越難于遏制戰爭。五角大樓2010年2月初公布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顯示，美軍準備發展一種新式常規攔截導彈，名為“即時全球打擊”，從美國發射，能在1小時內擊中位于全球任何其他地區的目標。這一計劃引導美國沿杜黑指引的路線狂奔，以鞏固其在戰爭力量上的霸主地位。

　　面對這樣的態勢，對戰爭問題，必須思考并回答劉亞洲提出的問題：

　　“我們”是怎樣的“我們”?

　　“敵人”是怎樣的“敵人”?

　　戰爭是怎樣的戰爭?

　　事實上，資本主義工商文明帶來的高速發展，已經將人類引到了毀滅的邊沿，這毀滅不是因為人類不聰明，能力差，而是因為人類社會走上了不擴張就不能穩定存在的道路。這迫使人們思考文明的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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