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中國困境的政治經濟學觀察》第四編 “接軌”觀察 第二章 國內經濟局格觀察(上)

　　第二章國內經濟局格觀察

　　中國國土遼闊，區域間自然、歷史、人文條件差異巨大。各區域間既競爭更互補，逐步聚合成為一個經濟共同體。數千年來，這個共同體總的趨勢是逐步擴大。從經濟共同體的視角觀察，各區域間國民的經濟處境是趨同還是分化，將最終影響共同體是穩定、擴張還是瓦解。這樣的波動在歷史上多次發生，不可不察。

　　為此，需觀察、比較區域間國民經濟處境的相對演化。限于可得的統計數據，觀察的客體為各省級行政單位，所用數據為國家統計局網站公布的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發布的數據(見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國家統計局網站公布的可比統計數據不包括港、澳、臺。

　　各省級行政單位的幅員、人口差異相當大。為客觀比較，需尋找可比的指標。本章的目的是比較各地區國民的經濟處境，因此一個適當的指標是人均值。用“本地人均值/全國人均值”作為各地“相對地位”的指標，用“相對地位”的時間序列觀察各地區相對地位的演化。

　　2.1國民的經濟處境

　　在統計年鑒中有許多指標看起來可表征各地區國民的經濟處境，但其中一些并不適宜作區域間比較。例如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可以在城鎮人員間進行比較，但我國國民的六成以上靠家庭小生產為生，與單位工資無關。在上海、北京、天津等特大城市，有較大比例的國民靠單位工資為生，但廣大西南農區，靠單位工資為生的國民比重甚小。仔細翻檢歷年統計年鑒，發現比較能表征各地區國民的經濟處境，且有一定時間長度的指標有兩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和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

　　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表征當地國民的貨幣支付能力，而人均儲蓄存款表征當地國民經濟上的回旋余。用這兩個指標可大體上表征各地國民的經濟處境。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

　　統計局網站公布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從1995年覆蓋到到2009年(見圖4.31)。

　　圖4.31：本地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全國人均值

　　數據顯示，各地區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差異巨大。多年平均最高的是北京，最低的是貴州，2009年北京是貴州的9.2倍。歷史上差異最大的是1999年，最高的上海為430.5%，最低的貴州為33.7%，上海是貴州的12.76倍。

　　多年平均值高于全國均值的地區有北京、上海、天津、廣東、浙江、遼寧、江蘇、福建、山東、吉林、湖北11省市(見圖4.32)。

　　圖4.32：本地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全國人均值

　　(高于全國人均值者)

　　多年平均值明顯低于全國均值的地區有廣西、江西、安徽、寧夏、青海、西藏、甘肅、云南、貴州9省區(見圖4.33)。值得憂慮的是，這9個省區均顯出相對地位持續下降的態勢。到2009年最高的廣西為57.00%，最低的貴州僅32.6%。其中江西、安徽偏于東部，其余7省區均為西部省區。

　　圖4.33：本地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全國人均值

　　(明顯低于全國人均值者)

　　從趨勢的視角看，用后4年的均值減前4年的均值表征演化趨勢，排序相對地位上升超過5個百分點的省區包括內蒙古、山東、江蘇、重慶、山西、陜西、河南、四川8省區(見圖4.34)。其中內蒙古升勢最顯著，升高了43.8個百分點，其次是山東，升高了34.7個百分點。

　　圖4.34：本地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全國人均值

　　(相對地位明顯升高者)

　　排序相對地位下降超過5個百分點的省區包括福建、云南、甘肅、寧夏、廣西、青海、黑龍江、遼寧、海南、新疆、天津、廣東、北京、上海(見圖4.35)。

　　圖4.35：本地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全國人均值

　　(相對地位明顯下降者)

　　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

　　統計數據中可表征國民經濟處境的另一指標是城鄉居民人民幣儲蓄存款。人均儲蓄存款越高，表征國民在經濟上的回旋余越地大。人均存款余額越多的地區，越能產生出靠財產性收入生存的群體，反之越少的地區，人們的生存就更依賴于工資性收入，靠出賣勞動為生。

　　從國家統計局網站可查到的這一指標，從2001年延展到2009年(見圖4.36)。這9年均值，最高為北京(437.36%)，最低為貴州(32.37%)，北京為貴州的13.5倍。高低差異最大的是2003年，最高的北京為450.31%，最低的貴州為29.23%，北京是貴州的15.41倍。這個差距遠大于在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上的差距。

　　圖4.36：各地人均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全國人均值

　　超過全國均值的省市有：北京、上海、天津、廣東、浙江、遼寧、江蘇、山西、福建（見圖4.37），除山西外，全是東部沿海省市。而山西靠煤使一群煤老板暴富，留下的是破敗的生態和貧困的百姓。

　　圖4.37：各地人均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全國人均值

　　(高于全國人均值者)

　　位于最低端者順次為湖北、四川、河南、青海、湖南、江西、甘肅、安徽、云南、廣西、西藏、貴州（見圖4.38）。西南各省區除重慶外盡在其中。地理位置偏東的江西、安徽，排位之低，值得關注。

　　圖4.38：各地人均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全國人均值

　　(位于最低端者))

　　相對地位上升的省市有上海、浙江、江蘇、山西、陜西、重慶、內蒙古、湖北、四川、青海、湖南、安徽、西藏、貴州(見圖4.39)。

　　圖4.39：各地人均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全國人均值

　　(相對地位上升者)

　　相對地位明顯下降者有北京、天津、廣東、遼寧、河北、吉林、黑龍江、海南、新疆(見圖4.40)。其中新疆、海南值得注意，既排位偏低，相對位置又明顯下降。

　　圖4.40：各地人均城鄉居民儲蓄存款/全國人均值

　　(相對地位明顯下降者)

　　國民的經濟處境分組

　　用這兩個指數對各地國民的經濟處境分組。希望既反映近期的狀態，又減少年份波動的影響，用2007—2009這三年的均值進行計算。由此得出的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與人均居民儲蓄存款的散點圖見圖4.41。可見兩個指標高度相關，各地數據分布在一條冪函數兩側。用全國人均值將圖像劃分為4個象限，則兩個指標均高于全國人均值的地區有：北京、上海、天津、廣東、浙江、遼寧、江蘇。2009年，這個地區的國民占全國人口的24.13%。其中北京、上海、天津兩個指標均高于全國均值的兩倍，其人口僅為全國的3.72%。

　　一個指標高于全國人均值而另一個指標低于全國人均值的地區有：山西、山東、福建、內蒙古、吉林、湖北，這個地區占全國人口的20.82%。

　　而兩個指標均低于全國人均值的地區有：黑龍江、重慶、河北、湖南、河南、陜西、四川、海南、廣西、安徽、新疆、江西、寧夏、西藏、青海、甘肅、云南、貴州，這個地區占全國人口的55.06%。顯然，一半以上的人口分布在低于全國人均值的地區。

　　圖4.41：散點圖：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人均居民儲蓄

　　2.2生產能力

　　物質財富由生產創造，各地國民的經濟處境受到生產能力的極大影響。基于可用數據，取地區生產總值、工業總產值和谷物產量表征一個地區的生產能力。

 　　地區生產總值

　　生產能力是國民生活狀態的重要基礎，由地區生產總值可大略地觀察各地區的生產能力。從國家統計局網站可查出各省級行政單位自1993年至2009年的地區生產總值，由此可算出人均地區生產總值。1996年以前，整個四川盆地都是四川省，1997年后重慶分出。為使數據可比，1997年后，分別計算四川與重慶，而整個1993年至2009年則計算四川與重慶之和，稱之為“四川盆地”。由此得出的各地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全國均值見圖4.42。

　　圖4.42：各地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全國人均值

　　數據顯示，各地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差異明顯，由1993-2009年均值看，最高的上海為全國均值的345.16%，最低的貴州為全國均值的36.00%，上海為貴州的9.6倍。

　　這16年平均，超過全國均值的有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廣東、江蘇、遼寧、福建、山東、黑龍江共10個省市(見圖4.43)，其余21個省市均低于全國均值。其中位于低端的有重慶、陜西、寧夏、四川盆地、四川、江西、安徽、廣西、西藏、云南、甘肅、貴州。(見圖4.44)。

　　圖4.43：各地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全國人均值

　　(高于全國人均值者)

　　圖4.44：各地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全國人均值

　　(低于全國人均值80%者)

　　數據告訴我們，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超過全國均值的省市均在東部沿海，而東部沿海省市除河北外均超過全國均值，可見國家生產能力高度集中在東部沿海。

　　而西南五省區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均位于人均地區生產總值的低端，此外，偏于東部的江西、安徽亦在這個區段。

　　從發展趨勢看，用最后四年均值減最早四年均值，來表征相對地位的變化。相對地位上升的省市見圖4.45，而相對地位明顯下降者見圖4.46。

　　圖4.45：各地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全國人均值

　　(相對地位上升者)

　　圖4.46：各地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全國人均值

　　(相對地位明顯下降者)

　　數據告訴我們，相對地位上升且始終位于全國均值之上者，為北京、天津、浙江、江蘇、山東。這5個省市無疑是17年來經濟演化的最大受益者。位于全國均值之下，且相對地位明顯上升的有內蒙古、山西、重慶、河南、寧夏、陜西、西藏。其中由全國均值之下升入全國均值之上的只有內蒙古。然而內蒙古地區生產總值的大躍進建立在礦業和房地產之上，這樣的“模式”，在這個生態環境極為脆弱的地區，是否可持續，值得憂慮。

　　地位明顯下降者有上海、廣東、遼寧、福建、黑龍江、新疆、海南、安徽、廣西、云南10省市區。其中的上海直到2009年依舊是全國最高，而云南不僅明顯下降，且2009年已降至全國倒數第3位，僅高于貴州、甘肅。

　　以上觀察基于省級行政區劃的統計數據，筆者手中有《城市統計年鑒2005》，它以地級市為單位提供了2004年的統計數據。1982年以來，我國推行市管縣體制，在大多數省份，287個地級市瓜分了全部國土，至于一些省區未被地級市囊括的國土，多是人煙稀少、經濟落后之地，可將其處理為一個單元：“其他”。基于地級市的層次的數據，可看到一個“截面”上更細致的分布。將各地按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從低到高排列，再計算其與全國均值的偏差，以此為縱坐標，橫坐標則取累計的人口比例，由此得到圖4.47：

　　圖4.47：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的分布

　　數據顯示，在占人口68.11%的地區，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低于全國平均值。而占人口10.08%的地區，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比全國平均值高出1.18倍以上，這些地區包括京、津、滬和廣州、浙江、江蘇、山東的主要城市，以及福建的廈門、遼寧的大連，一個鋼鐵城市：包頭，兩個石油城市：大慶和克拉瑪依。

　　圖4.48顯示了地區生產總值在區域上的分布。

　　圖4.48：地區生產總值分布

　　數據顯示：70.12%的地區生產總值，聚集在10.06%的國土上。按聚集的地區生產總值的多少，這些國土主要順次分布在：江蘇(全境)、山東(除菏澤)、廣東(含廣州、深圳、珠海、汕頭、佛山、江門、湛江、茂名、惠州)、浙江(除衢州、麗水)、河北(除邢臺、張家口、承德)、河南(除三門峽、南陽、信陽、駐馬店)、遼寧(含大連、沈陽、鞍山、盤錦、遼陽)、福建(含廈門、泉州、福州、莆田)、四川(含成都、德陽、自貢、內江)等省，另外就是分散在各地的經濟密集城市，如四個直轄市及武漢、長春、大慶、長沙、西安、昆明、南昌、合肥、太原、岳陽……等省會或經濟活動聚集的城市。

　　其中，除了四川的成都平原地區和重慶、西安、昆明、太原等城市外，全部屬于“東部”。而在“東部”之內，又高度集中于沿海諸省，這里我們看到，在每個大區內，存在復雜的內部結構。

　　另一方面，在高達60.23%的國土上，僅有3.07%的地區生產總值。這些國土全都分布在“中、西部”地區，涉及黑龍江、內蒙古、陜西、甘肅、寧夏、新疆、云南、四川、西藏。

　　由此我們看到，東部沿海城市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上占有絕對優勢，而絕大多數國民所在地，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低于全國平均水平。注意，計算圖4.95的曲線時，并未涉及地區內部的差異，因此它反映的只是區域間的經濟實力差異。這種差異與人口分布差異相關，但比之更極端：越是靠近東部，人口越密集，人均生產能力越高。　

　　工業總產值

　　生產能力中，最大頭的是工業生產能力。國家統計局網站公布的各地工業數據，能夠一貫連續的有工業總產值，其時間跨度為1995—2009年，其間2005年無數據，姑用前后兩年的均值替代(見圖4.49)。最高者為上海，最低者為西藏，上海是西藏的67.33倍。

　　圖4.49：各地人均工業生產總值/全國人均值

　　歷年均值高于全國人均值的有上海、天津、浙江、江蘇、北京、廣東、山東、遼寧、福建9省市（見圖4.50），它們全在東部沿海。

　　圖4.50：各地人均工業生產總值/全國人均值

　　(高于全國均值者)

　　低于全國均值1/2者有安徽、陜西、重慶、青海、湖南、甘肅、四川、江西、云南、海南、廣西、貴州、西藏（見圖4.51）。西南四省區盡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廣西位列倒數第三，僅高于貴州、西藏，可見廣西與廣東差異巨大，倒是更接近西南四省區。

　　圖4.51：各地人均工業生產總值/全國人均值

　　(低于全國均值1/2者)

　　從趨勢看，相對地位上升者有江蘇、北京、山東、吉林、內蒙古、寧夏、陜西、重慶、青海、江西10省市區（見圖4.52），其中內蒙古升勢最強，由1995年的49.73%升至2009年的106.07%，是唯一一個從低于全國人均值1/2超過全國人均值的區域。

　　圖4.52：各地人均工業生產總值/全國人均值

　　(相對地位上升者)

　　相對地位明顯下降者有：上海、浙江、廣東、遼寧、福建、河北、湖北、安徽湖南、黑龍江、廣西（見圖4.53）。其中廣西值得注意，這里不僅相對地位低，且處于下降態勢中。

　　圖4.53：各地人均工業生產總值/全國人均值

　　(相對地位明顯下降者)

　　《城市統計年鑒2005》提供的數據，給出了2004年工業產值在地級市這個層次的地域分布(圖4.54)：

　　圖4.54：2005年工業產值的地域分布

　　數據顯示：在10.7%的國土上聚集了84.34%的工業生產能力，這些國土主要順次分布在廣東、江蘇、山東、浙江、上海、天津、遼寧、福建、北京。全在狹長的東部沿海地帶。

　　2005年，出口商品金額中，工業制成品占93.6%、進口商品金額中，工業制成品占77.6%。由此，我們可以通過比較各地區進、出口額與工業總產值的關系，來分析各地工業對海外的依賴程度(見圖4.55)。

　　圖4.55：2005年各地進出口與工業總產值之比值

　　數據顯示：最發達的沿海工業地區（包括廣東、上海、北京、福建、天津、江蘇、浙江），很大程度上是在為海外，而非為自己的國家生產消費品與生產資料。而出口比重低于10%，主要為國內生產的地區，大多是工業相對不發達的地區。

　　北京、上海、廣東、天津、江蘇、海南等沿海地區，進口占了很大的比重;而絕大多數內陸地區，進口低于當地工業總產值的10%。

　　對比圖4.98、圖4.99，可清晰地看到，從工業的角度，國土事實上被分為兩個部分：狹長的東部沿海地帶，聚集了主要的工業生產能力，并且對海外的聯系和依賴遠高于對內地的聯系和依賴；而廣大內陸地區，相對而言工業極不發達，同時，與海外的經濟關系薄弱。

　　這種態勢，是二十多年“政策傾斜”、“兩頭在外”、“大進大出”戰略的必然后果。它彰顯出了我國“二元經濟”的地理分布：一個狹長而嚴重依賴海外的沿海工業帶，和工業落后、相對封閉的廣大內陸地區并存。

　　從分工的角度看，工業集中分布并不是嚴重問題。然而工業集中區與國家其他地區的關系則必須認真對待。如果工業集中區熱衷于充當“世界工廠”，無制約地消耗國內的資源、能源、生態環境和廉價勞動力，利用自己在GDP中的優勢地位挾持公共事務決策，謀取政策優勢，而對廣大內陸的生態破壞和經濟凋敝無動于衷；如果一方面靠內地的國民當廉價勞動力，另一方面又視之為“低素質人口”、“不安定因素”，必欲擋在門外而后快；如果這兩個地區的國民在經濟地位、社會地位方面差異巨大，在價值標準、思維方式方面無法溝通，勢必危及國家的統一。用這樣的手段“首先實現現代化”，無異于取亂之道。

　　谷物

　　農業在GDP中份額不大，但民以食為天，糧食關系到社會穩定與國家安全。在我國谷物是糧食的主體，有必要觀察谷物生產的區域分布。統計局網站提供的谷物數據，從1995年覆蓋到2009年(見圖4.56)。數據顯示，谷物生產呈明顯分化的態勢，一些地區有所增強，而另一些地區則顯著下降。

　　圖4.56：各地人均谷物產量/全國人均值

　　多年平均，人均谷物產量超過全國均值的有吉林、黑龍江、內蒙古、寧夏、新疆、河南、江蘇、山東、安徽、湖南、江西、河北、遼寧、湖北(見圖4.57)

　　圖4.57：各地人均谷物產量/全國人均值

　　(高于全國均值者)

　　多年平均，人均谷物產量明顯低于全國均值的有貴州、浙江、海南、福建、廣東、天津、青海、北京、上海(見圖4.58)。

　　圖4.58：各地人均谷物產量/全國人均值

　　(明顯低于全國均值者)

　　15年間相對地位上升超過10個百分點的有吉林、黑龍江、內蒙古、河南、安徽、湖南、江西、遼寧(見圖4.59)

　　圖4.59：各地人均谷物產量/全國人均值

　　(相對地位上升超過10個百分點者)

　　相對地位下降超過10個百分點的地區有新疆、廣西、甘肅、江蘇、海南、天津、上海、福建、青海、北京、廣東、浙江(見圖4.60)。

　　圖4.60：各地人均谷物產量/全國人均值

　　(相對地位下降超過10個百分點者)

　　從國土面積的視角看，我國糧食產能分布見圖4.61

　　圖4.61：2005年糧食產出分布

　　數據顯示：在10.6%的國土上(含江蘇、河南、山東、安徽、上海、重慶、河北、吉林)，產出了42.13%的糧食;再加上湖南、天津、湖北、遼寧、江西、浙江、廣東、四川，共計25.99%的國土產出了70.88%的糧食。這些省市分布在4個大區內：黃淮海（28.60%）、湖廣（12.91%）、長江中下游（11.39%）、川渝（9.05%）、東北（8.94%）。可見，這約1/4的國土就是我們的主糧倉。“無糧不穩”，保障這些地方糧食的持續穩產，是保障國家安定的基礎。區域功能規劃，應該考慮這個問題。

　　圖4.62顯示了2009年的糧食余缺分布。先計算各地人均糧食產出與全國均值之差，再從低到高排序，由此得出圖4.62的縱坐標。橫坐標則為累計的人口比例。圖中曲線與橫軸間的面積，則表征著各地糧食的余缺程度。

　　圖4.62：糧食余缺分布

　　圖4.62提示我們，人均糧食產量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的地區順次為：黑龍江、吉林、內蒙、寧夏、河南、新疆、安徽、山東、湖南。而其中有能力大規模向外輸出糧食的只有：黑龍江、吉林、內蒙、河南。這四個省區的糧食產能，決定了我國在糧食問題上的機動能力和回旋余地。注意，在幾個糧食主產區中，東北的份額是最低的，由此可見，我國在糧食問題上的回旋余地之小。

　　人均糧食產量明顯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地區順次為：上海、北京、天津、廣東、浙江、青海、海南、福建、陜西。考慮到人口規模和人均缺糧程度，需要大量輸入的地區包括：上海、北京、天津、廣東、浙江、海南、福建，全都分布在東部沿海，除了海南，正好是東部沿海的GDP高度密集的地區。沒有了吉林、黑龍江、內蒙、河南大量輸入的糧食，這里的GDP就無以為繼。

　　其他的地區則基本上可以自給，值得注意的是，歷來被視為糧倉的成都平原、太湖流域、華北平原，雖然產糧比重在各地區中名列前茅(四川名列第3、江蘇第5、河北第8)，但由于人口密集，只能大體保障自給，已無力大規模輸出糧食。

　　“蘇湖熟、天下足”、“湖廣熟、天下足”、“川糧外運”已經成為歷史。從糧食凈輸出的角度看，我國已經不再是“南糧北調”，而是“北糧南運”。糧食生產呈現出基本自給、凈輸出、凈輸入三類區域，這顯然是區域功能規劃必須考慮的要素之一。

　　海河流域，從明、清時代就是靠“南糧北運”平衡糧食供需，而今河北平原成了小麥的主產區之一，海河流域基本實現了糧食自給。其后果卻是：流域總用水量中，不可再生的地下水占到的1/3。而海河流域的用水量，農業灌溉占到了7成。這肯定是一個不可能持續下去的格局。

　　在人口密度大、經濟活動強度高的地區，土地用于糧食生產，比較效益低下。客觀上存在巨大的壓力，推動耕地轉化為建設、居住用地。國土資源部竭力防守18億畝耕地的“底線”，在現有的經濟機制下，勢必崩潰。

　　生產能力分區

　　一般說來，人均谷物決定了當地的糧食安全程度，人均工業產值決定了當地的經濟實力。圖4.63是用2009年的這兩個指標作的散點圖。

　　圖4.63：散點圖：人均工業總產值—人均谷物產量

　　兩個指標的全國人均值將圖4.63劃分為4個象限，第一象限兩個指標均高于全國人均值，應為經濟相對富裕且平衡的地區，它們包括江蘇、山東、遼寧、內蒙古四省區，這個地區的國民占全國國民的18.18%。內蒙古位于此列，出人意外，我們后面將專門討論之。

　　當地人均工業總產值高于全國人均值而人均谷物產量低于全國人均值的地區，為偏重工業的地區，它們包括上海、天津、浙江、廣東、北京、福建，這個地區的國民占全國國民的17.73%。這些省市經濟實力強，但糧食無法自給，需仰賴外部供應。

　　當地人均工業總產值低于全國人均值而人均谷物產量高于全國人均值的地區，為偏重農業的地區，它們包括黑龍江、吉林、河南、新疆、寧夏、安徽、江西、湖南、河北、湖北，這個地區的國民占全國國民的36.88%。

　　兩項指標均低于全國人均值的地區為生產力相對落后的地區，包括四川、西藏、重慶、廣西、云南、陜西、山西、甘肅、貴州、海南、青海，這個地區的國民占全國國民的27.20%。

　　進一步觀察，人均地區生產總值與人均工業總產值的相關系數為0.9205；而與人均谷物產量-0.3441。可見在現有的經濟體制下，農業生產對提高一個地區的GDP有負作用。GDP其實是以貨幣計量的財富。對人類社會而言，無庸諱言，糧食是最基礎的財富之一，“民以食為天”、“無糧不穩”、“手中有糧，心里不慌”，無數的民諺反映了糧食的基礎地位。但在貨幣系統的評價中，糧食的價值遠不如那些對人類無益甚至有害的商品，尤其是用于標榜所謂“品味”的奢侈品甚至毒品。

　　在這樣的態勢下，一些學者主張中國放棄糧食基本自給的戰略，根據比較利益，靠國際市場來解決國內的糧食問題。這等于把13億國民的基本生存交給掌控國際糧食市場的跨國公司，其后果不堪設想。好在有關部門尚未如此昏庸，而是提出了確保18億畝耕地的目標。但現行的經濟體制用貨幣評價財富，在這樣的體制下，農業的弱勢已表現得淋漓盡致，根本經不住強勢集團的蠶食。在現行體制下，所謂“18億畝紅線”被突破是早晚的事。“豆你玩”、“蒜你狠”、“姜你軍”、“糖高宗”等層出不窮的農產品炒作事件，一再提醒人們，資本集團的逐利動機是何等強大又何等不擇手段。在它們眼里，利潤高于一切，甚至高于國計民生。一旦糧食產能有虧，它勢必成為投機資金爆炒的標的，而廣大國民勢必陷入生存危機之中，歷史上這樣的局面曾反復出現，曾導致一次次政權更迭和天下大亂。

　　從產業規模的視角，一些學者期望農業實現集約化，以期提高農業的競爭力。但“行業競爭力”的背后，其實是各行業資本在貨幣市場上的競爭力。這種競爭力要求將盡可能多的國民轉化為要素----雇傭勞動者。農業是我國勞動力就業的第一大行業，其主要形態是家庭小生產。早期資本主義國家在農業集約化的過程中，一方面造就了巨富的農業資本家，同時制造了大批一無所有、生計無著的流民，使國內社會矛盾異常尖銳，只能靠向外擴張轉移內部矛盾，這是資本主義發展史上無數戰爭的根源。轉移矛盾成功者，發展為所謂“發達國家”，失敗者（如俄國），則引發了國內革命。自民國初年就有人試圖引入西方大農場。但這一模式與眾多小農的生計尖銳沖突，而中國的工業化過程始終不足以吸納因傳統農業體系瓦解而被拋出的勞力。這就是晚清以來中國動亂百年的社會基礎。

　　2.3生產條件

　　生產能力的發展受到若干條件的影響，為深入理解各地國民的經濟處境，需進一步觀察相關的生產條件。

　　投資

　　投資是最有力的社會資源配置途徑，對各地生產能力的發展有明顯的影響。理解各地的經濟狀況需觀察投資的演化。統計局網站提供的各地區投資數據，最完整的是基本建設新增固定資產投資，從1995年覆蓋到2009年(見圖4.64)。

　　圖4.64：當地人均基本建設新增固定資產投資/全國人均值

　　數據顯示上個世紀90年代后半期，各地投資強度高度分化，最極端的是1997年，最高的上海為全國人均值的6.88倍，而最低的貴州僅全國人均值的31%。上海為貴州的22.2倍。好在此后這種偏重特大城市的投資傾向有所緩解，但貴州的相對強度一直很低，在多數年份位居全國末尾，2009年也僅為全國人均值的38%，而上海人均投資為貴州的9.65倍。

　　15年平均，人均投資高于全國人均值的地區有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蘇、廣東、遼寧、新疆、海南、山東、內蒙古、西藏、福建、青海、寧夏、吉林(見圖4.65)。注意，三個直轄市位列榜首，然后是長三角、珠三角。

　　圖4.65：當地人均基本建設新增固定資產投資/全國人均值

　　(高于全國人均值者)

　　15年平均，人均投資低于全國人均值70%地區有四川盆地、河南、四川、云南、江西、安徽、湖南、廣西、甘肅、貴州。西南的云、貴、川均在此列(見圖4.66)。

　　圖4.66：當地人均基本建設新增固定資產投資/全國人均值

　　(低于全國人均值70%者)

　　相對地位上升超過10個百分點的地區有江蘇、遼寧、山東、內蒙古、寧夏、吉林、重慶、山西、陜西、四川盆地、河南、四川、江西、安徽(見圖4.67)。其中最顯著的是內蒙古，上升了98個百分點，遠遠超過第二位的重慶(42個百分點)。

　　圖4.67：當地人均基本建設新增固定資產投資/全國人均值

　　(相對地位上升超過10個百分點者)

　　相對地位下降超過10個百分點的地區有上海、北京、天津、廣東、新疆、海南、西藏、青海、湖北、黑龍江、云南(見圖4.68)。值得注意的是，湖北、黑龍江、云南，既在全國人均值之下，又處于明顯下降中。

　　圖4.68：當地人均基本建設新增固定資產投資/全國人均值

　　(相對地位下降超過10個百分點者)

　　圖4.69是投資與地區生產總值相對地位多年均值的散點圖。數據顯示兩者密切相關，相關系數達0.9589。

　　圖4.69：投資與地區生產總值的相關性

　　位于趨勢線下方且遠離趨勢線的有西藏、四川、寧夏、青海、重慶，顯得投資效率低下。其原因可能有二：其一，整個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投資都偏向東部，導致西部基礎設施相對于東部過于落后，1995年后的投資需有一段時滯方可顯出效果;其二，這個地區的自然環境不適宜發展追逐利潤的經濟模式。這個問題留待后文討論。

　　投資極度偏向東部沿海地區是導致區域間經濟地位差異的重要因素。

　　2007年胡潤榜提供的信息，使我們可以從一個側面觀察資本的地域分布。這就是第三編第三章討論過的“總部經濟”的視角。2007年胡潤榜提供了上榜公司總部所在的省級行政區名稱，為了更細致地觀察上榜者的地域分布，筆者逐一查出了他們的具體所在地，并按地級行政區歸并。省級行政區失之太粗，縣級行政區又失之太細，可能令讀者不知其所在，地級行政區是觀察地域分布的適中尺度。

　　從地級行政區看，胡潤榜的上榜公司分布在127個地級市中(見圖4.70)。

　　圖4.70：上榜者分布----地級行政區

　　(圖中的份額為財富與上榜人數份額的均值)

　　北京、上海是上榜者最集中的地方。北京有87位上榜者，聚集了4,230億元財富；上海有78位上榜者，聚集了4,406億元財富。兩個城市共占綜合份額的22.7%。

　　深圳、廣州、佛山、杭州、香港、南京為第二梯隊，共有192位上榜者，聚集了11,234億元財富。“香港”出現在表中，是因為有23位上榜者，其公司總部在香港。

　　圖4.67中標出的前26個城市集中了上榜者的81.3%，總財富的77.2%，而這些城市除了成都、長沙、重慶外，均位于東部沿海省份。

　　從省級行政區的角度看，上榜者的分布見圖4.71。

　　圖4.71：上榜者分布—省級行政區

　　從上榜者集中的程度看，上海、浙江、江蘇相鄰而集中度高，長三角是一個上榜者集中的地區；廣東與香港合成的珠三角則是另一個上榜者集中區。至于“京津冀”，只有北京獨占鰲頭，河北、天津與之完全不在一個檔次上。因此，不存在一個上榜者集中的“京津冀”地區。另外，次一級的上榜者集中地分布在福建、山東、四川。

　　圖4.72至圖4.74分別為長三角、珠三角、北京市上榜者的行業構成。

　　圖4.72：長三角上榜者行業構成

　　圖4.73：珠三角上榜者行業構成

　　圖4.74：北京市上榜者行業構成

　　比較這三個地區，發現他們的共性是：房地產業綜合份額最高。其中又以珠三角為甚，居然高達4成。

　　從“多樣性”的角度看，長三角產業結構最平衡，提供上榜者的行業最多，而北京最少。一方面，北京是一個以行政功能為主的特大城市，許多行業不適于在此發展，前四個行業就占了75.7%的份額。其上榜者之集中與產業結構之單調形成鮮明的對比。

　　另一方面，聚集了巨量資源的北京未能像上海、香港、廣州、深圳那樣帶動周邊的廣大地區。于是，河北、天津提供的上榜者遠不如浙江、江蘇、廣東，甚至比不上福建、山東、四川。

　　能耗

　　工業靠能源推動，統計年鑒只提供了2005—2009年的各地能耗數據(見圖4.75)

　　圖4.75各地人均能耗/全國人均值

　　圖4.76地人均能耗高于全國人均值者。其中值得關注的是內蒙古和寧夏，它們的能耗為全國最高，且相對地位仍處于上升態勢。這反映出當地以煤和煤化工為主的發展戰略。

　　圖4.76各地人均能耗/全國人均值

　　(相對地位高于全國人均值者)

　　圖4.77對地位低于全國人均值80%者，全是人均工業產值低于全國人均值者。其中的廣西、安徽、海南、江西為最低的集團，反映出當地工業的相對弱小。

　　圖4.77人均能耗/全國人均值

　　(相對地位低于全國人均值80%者)

　　這期間相對地位上升超過5個百分點的地區見圖4.78，能耗超過全國均值且相對地位上升的，只有內蒙、寧夏、青海，而且它們的增速明顯超過其它地區。

　　圖4.78地人均能耗/全國人均值

　　(相對地位上升超過5個百分點者)

　　這期間相對地位下降超過5個百分點的地區見圖4.79。3個直轄市居降幅首位，反映出它們從工業城市向商貿城市的轉化，而山西能耗下降，則反映出基于煤的發展道路在山西已走到盡頭。能耗在全國人均值之下，且處于明顯下降態勢的，有黑龍江和貴州，可見這兩個地區工業發展受到的阻滯。

　　圖4.79：當地人均能耗/全國人均值

　　(相對地位下降超過5個百分點者)

　　外貿

　　多年的“出口導向”政策使外貿對生產力的發展影響深刻。統計局網站公布的各地區進出口商品總值數據，從1993年覆蓋到到2009年(見圖4.80)。

　　圖4.80：當地人均進出口商品總值/全國人均值

　　多年平均，人均進出口商品總值高于全國人均值者見圖4.81。可見出口高度集中于東部沿海地區，尤其是北京、上海，人均進出口總額均超過全國人均值8倍。

　　圖4.81：當地人均進出口商品總值/全國人均值

　　(相對地位超過全國人均值者)

　　與之對應的是有16個省區多年平均相對地位低于全國人均值的20%(見圖4.82)。

　　圖4.82：當地人均進出口商品總值/全國人均值

　　(相對地位低于全國人均值20%者)

　　貨運

　　交通反映一個地區的物流與人流狀態，反映一個地區的活躍程度以及與外界聯系的緊密程度。交通流量統計數據邏輯上只能源自各地交通業的售票數據，因而反映的是各地的發運量。統計年鑒的分省交通數據，只含陸運(包括鐵路與公路)和水運。而空運無分省數據。

　　貨運周轉量是可用數據中最接近與物流的數據。由于陸運與水運功能不同，且水運數據有劇烈的跳動，疑是統計口徑變化所致，故分別觀察之。

　　陸運貨物周轉量

　　1995—2009年陸運貨物周轉量數據見圖4.83。數據顯示，貨物陸運強度隨時間而兩極分化，顯出高者更高、低者更低的態勢。

　　圖4.83：當地人均陸地貨運周轉量/全國人均值

　　相對地位超過全國人均值150%的省市區見圖4.84。其中位于最高位的內蒙古、寧夏，實施基于煤與煤化工的發展戰略，故物流量巨大，且仍在上升。而山西則表現出下降態勢，暗示山西基于煤的發展戰略已到頭。此外河北、天津、遼寧、北京、新疆、甘肅均呈下降態勢。

　　圖4.84：當地人均陸地貨運周轉量/全國人均值

　　(相對地位超過全國人均值150%者)

　　相對地位低于全國人均值80%者見圖4.85。最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做為全國最老、最大的工業城市，其貨物陸運的相對地位如此之低，可見上海通過陸運發向各地的貨物之少。另，著名的工業化大省浙江、江蘇、廣東均在此列，可見他們的產品出發向內地的十分有限。

　　圖4.85：當地人均陸地貨運周轉量/全國人均值

　　(相對地位低于全國人均值80%者)

　　相對地位上升超過10%者見圖4.86。其中的內蒙古、寧夏、山西、青海、陜西、安徽、都是資源輸出大省。

　　圖4.86：當地人均陸地貨運周轉量/全國人均值

　　(相對地位上升超過10%者)

　　相對地位明顯下降者見圖4.87。其中的天津、遼寧、北京、浙江、江蘇、廣東、上海位于我國的三個著名的“增長極”：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都是工業化地區，可見工業化地區通過陸地貨運發向其他地區的運輸量整體上持續地相對下降。

　　資源輸出地區與工業化地區在陸地貨運量上的鮮明對比發人深省。

　　圖4.87：當地人均陸地貨運周轉量/全國人均值

　　(相對地位下降超過10%者)

　　水運貨運周轉量

　　至于水運貨運周轉量見圖4.88，同樣顯出兩極分化的態勢。其中天津、上海的數據于1998—1999年間有顯著的階躍，疑是統計口徑變化所致。

　　圖4.88：當地人均水運貨運周轉量/全國人均值

　　15年平均，超過全國人均值60%的地區有天津、上海、海南、浙江、遼寧、山東、廣東、福建、江蘇，全是東部沿海省市(見圖4.89)。2009年，它們占了全國水運貨運周轉量的77.3%。其中超過全國人均值的只有天津、上海、海南、浙江，2009年它們占了全國水運貨運周轉量的57%。

　　圖4.89：當地人均水運貨運周轉量/全國人均值

　　(超過全國人均值60%的地區)

　　水、陸運對比暗示了一個大的經濟格局：各地資源運往東部沿海，經加工或轉手，海運出國。

　　客運

　　我國客運周轉量一直在加速增長(見圖4.90)

　　圖4.90：中國客運周轉量

　　統計年鑒中各地客運周轉量數據從1998年覆蓋到2009年，各地人均客運周轉量/全國人均值見圖4.91。數據顯示出收斂的態勢，意味著各地國民外出機會正在靠近，各地區國民間日益相互了解，不同地區間經濟狀況的鮮明差異直接展示在越來越多的國民眼前，并深刻地影響他們的思想與行為。

　　圖4.91：當地人均客運周轉量/全國人均值

　　當地人均客運周轉量高于全國人均值的地區見圖4.92。長三角的浙江、江蘇，珠三角的廣東位列于此可以理解。畢竟這里經濟實力強大，人們有能力外出。湖南、江西、河北位列于此，更可能反映出大量國民外出打工。值得注意的是新疆位列第三，一方面是因為新疆到內地距離遠，導致客運周轉量大，另一方面提示我們，新疆不再是偏遠的“化外之地”，新疆與內地的聯系正日趨緊密。

　　圖4.92：當地人均客運周轉量/全國人均值

　　(高于全國人均值者)

　　當地人均客運周轉量低于全國人均值80%的地區見圖4.93。西南5省市區全部位列于此，可見與外界交流薄弱仍是西南地區的明顯特征。令人詫異的是上海竟位列倒數第三，且2004年后呈持續下降態勢。這顯然不能用經濟條件解釋之。或許上海人更滿足于本市的環境，而不屑于外出？或許上海人外出主要坐飛機？由于沒有空運的分省數據，無法判斷。一個背景是：1995年空運僅占全部客運周轉量的7.57%，到2009年也就13.59%，似乎空運不足以解釋這個問題。

　　圖4.93：當地人均客運周轉量/全國人均值

　　(低于全國人均值80%者)

　　相對地位上升超過5個百分點的地區見圖4.94。這些地區的多年均值都低于全國人均值，因而其相對地位上升值得歡迎，尤其是經濟相對落后的西藏、青海、安徽。北京與上海的對比頗有意味，北京的相對地位高于上海，且呈上升的態勢，這是否意味著北京人比上海人更開放?或許還有其它更有說服力的解釋?

　　圖4.94：當地人均客運周轉量/全國人均值

　　(相對地位上升超過5個百分點者)

　　相對地位下降超過5個百分點者見圖4.95。其中的寧夏、山西、貴州、云南均低于全國人均值，其相對地位下降趨勢值得憂慮。尤其是云南、貴州，2009年當地人均客運周轉量僅為全國人均值的43.62%和56.76%，可見其相對封閉的狀態仍未有效改善。

　　圖4.95：當地人均客運周轉量/全國人均值

　　(相對地位下降超過5個百分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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