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宇《中國困境的政治經濟學觀察》 第三編 兩極分化觀察 第五章：社會分化概覽

　　至此，我們基于對資金流的統計數據觀察了中國社會的分化過程，觀察了生產資料所有權在國民中的分布，觀察了利潤匯集的流程及其機制。正是它們決定了經濟系統的運行特征和國民的生存狀態，決定社會經濟系統的基本性質。據此可對社會分化作出如下概述。

5.1 國民的收入金字塔

　　數據告訴我們，六成以上的勞動力靠家庭小生產生存，他們擁有的生產資料極少，生產效率極低，因而創造資本利潤(營業盈余)的能力很弱，提供生產稅的能力也很弱。但家庭小生產提供的勞動報酬17年累計，高達全社會勞動報酬總額的42.55%，甚至超過了非金融企業部門(41.68%)而位居第一，然而17年來他們的人均勞動報酬為各部門之最低。

　　客觀上，這超過六成的國民對資本的最大意義在于，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后備勞動力池，使資本擁有者可以長期將勞動報酬壓至底線。這是中國資本集團最強大的競爭優勢。另一方面，這六成以上的國民又很自然地被視為“弱勢群體”、“包袱”、“麻煩”、“不穩定因素”，成為中國“人口過剩”的證據。從現代化的視角看，輝煌的現代化成就與這個群體關系甚微，他們其實是被現代化進程拋棄的一群。換而言之，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進程拋棄了六成以上的勞動者。

　　另有35.75%的勞動者就業于非金融企業部門（2008年），他們被卷入了現代化進程，因而其勞動報酬高于那六成以上“被拋棄者”。然而由于巨大的“被拋棄者”群體存在，資本集團可以有效壓低他們的勞動報酬。這個群體的勞動報酬占全社會初次分配總收入的份額從1992年的26.75%，降至2008年的21.36%。

　　在2008年，這兩個群體占就業勞動力的96.76%。而其勞動報酬僅占初次分配總收入的38.76%。

　　在這兩個群體之上，是政府雇員和金融企業職工。2008年他們分別占就業勞動力的2.82%和0.42%。其人均勞動報酬遠高于前兩個群體，2008年分別為家庭小生產群體的9.11倍和11.38倍。

　　更在這兩個群體之上，位于金字塔頂峰的，則生產資料的擁有者、財產性收入的主人。他們占人口總數不到1%，卻控制了幾乎全部“可投資資產”（見圖3.102）。17年來累計，他們分享了初次分配總收入的30.55%，且其所占分額在持續擴張之中，到2008年達到了36.34%（見圖3.107）。換而言之，社會創造財富的三成以上，流入了這不到1%的人群的口袋。

　　圖3.107：資本所得占初次分配總收入的份額

　　前已述及，2003-2004年間，中國就進入了資本過剩階段。歷年的胡潤富豪榜則證實了，2004年后富豪們的資本是如何暴漲的(見圖3.108)。圖中的橫坐標是各年的上榜者位次，縱坐標為上榜者擁有的財富，為展示財富分布的結構，采用了對數坐標系。

　　圖3.108：歷年胡潤富豪榜

　　圖中顯示：每年同一位次的財富都較上一年顯著增加。這暗示我們，盡管具體的上榜者，其財富有增有減，整個財富頂端的群體，其擁有的財富增速可觀。不同年份胡潤榜的門檻不同。2004年是12.5億，2005年是5億;此后為8億。因此，不同年份的胡潤榜缺乏直接比較的基礎。圖3.108提示我們，可以分別比較前100位、200位、300位、400位、500位總財富的變化。由此計算的結果見表3.9：

　　表3.9：胡潤榜上榜群體財富變化

　　表3.9告訴我們，財富最多的前100位，2005年比2004年增加41.6%，2006年又比上年增加61.9%，2007年則比上年增加215.9%。增長速度明顯加速。在各個群體中，均顯示出這種加速。

5.2 要素配置的核心原則--利潤極大化

　　數據證實，17年來利潤極大化原則是事實上的要素配置核心原則。它表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絕大多數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份額持續而明顯下降。人均勞動報酬最低的家庭生產勞動者所占份額萎縮最快，從1992年的26.40%降至2008年的17.41%；位居其次的非金融企業部門職工所占份額亦在萎縮，從1992年的26.75%降至2008年的21.36%。而他們分別占全社會勞動者的61.01%和35.75%，合計占96.76%。換而言之，他們的勞動報酬影響著國民的消費能力。

　　其次，以“公平”為目標的再分配機制持續弱化。在經濟快速增長，初次分配中勞動報酬份額萎縮的大背景下，17年間住戶部門的經常轉移凈收入卻幾無增長，經常轉移凈收入增長最大的部門是政府部門。

　　其三，原“全民所有制”企業在“現代企業制度”改革中，轉化為典型的利潤極大化機器，在“抓大放小”的方針下大批國企被迅速私有化，為實現這一轉化，政府在1998年至2003年間，在“經常轉移”項目下，為原國企改制投入了巨量無償資金。隨著江蘇省委書記陳煥友對“蘇南模式”的進公開反思，集體經濟迅速退出了中國經濟體系。結果在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就業的勞動力，降至微不足道的地步。就業于私人資本企業的職工，則從1992年的21.62%升至2008年的77.38%，為資本利潤極大化原則開辟了廣闊的空間。

5.3 利潤極大化成效卓著

　　利潤極大化有效提高了資本所得(營業盈余)。原國營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改革，搬掉了利潤極大化的最后一塊絆腳石----3500萬原國企員工，并為管理層設計出強烈的“激勵”機制。此后資本利潤如爆炸般增長。中國迅速地膨脹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這讓絕大多數人始料不及，不但勞動者、資本擁有者沒想到，連官員與學界也沒想到。面對國際上驚訝、猜疑、譏諷、嫉妒、恐懼的反應，學界提不出一個基于系統研究，有理有據的對策。

　　從經濟系統運行機制的視角看，利潤極大化使廣大底層勞動者的收入過低，只能主要用于維持生計，消費資金積累能力微弱;而逐利資金則逐年加速積累，于是兩者間的失衡不可避免地擴大，它迅速惡化了全社會的供需關系，成為經濟系統中一切困境的總根源。

　　圖3.79顯示，2003年后，總儲蓄與資本形成總額間的差距，迅速而系統性擴大。揭示出一個嚴酷的現實：中國在短短二三十年間，即已從“短缺經濟”演化為“過剩經濟”，從“商品過剩”演化為“資本過剩”。從時間點看，商品過剩時代開啟于1996-1998年間，資本過剩時代開啟于2003-2004年間。商品與資本的“過剩”，迫使資本擁有者輸出商品與資本，這是本世紀以來我國外交困境的重要根源。

　　資本過剩導致凈金融投資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放大，尤其值得關注的是，政府和金融企業部門的自有資本，2003年后明顯轉向“虛擬經濟”。這個不生產可交易財富的擊鼓傳花游戲，是地道的泡沫。而政府和金融企業部門卻是社會經濟體統運行的樞紐。一旦泡沫破滅，對整個經濟系統的威脅是全局性、系統性的。在這個意義上，“虛擬經濟”已經綁架了整個國民經濟。

　　三十年前，學術界視“短缺經濟”為中國的痼疾，神往著人家的“過剩經濟”，而今卻發現“商品過剩”、“資本過剩”帶來的是爆炸性的危機。而這一切，早被馬克思、列寧等人詳細分析過。一個標榜“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竟然不知不覺地掉進這個“馬克思陷阱”，實在是歷史的諷刺。問題是誰該反思?有沒有能力反思?有沒有意愿反思?

5.4資本集中觀察：行業

　　2007年胡潤榜有813位上榜者。為分析上榜者的分布狀況，筆者根據胡潤榜提供的公司業務內容，將其分解為若干個大行業。有許多行業只有很少的上榜者或很少的財富，筆者將其統歸為一類：“其他”。不少公司涉及多個行業，由于缺乏資料，按榜中排列在先的業務歸類。

　　筆者計算出各行業上榜者的人數比例與財富比例，取這兩個比例的均值為上榜群體在各行業中的份額。結果見圖3.109：

　　圖3.109：2007年胡潤榜上榜群體在各行業的分布

　　圖3.110從另一個角度顯示各行業上榜者的財富分布。其縱坐標為各行業人均財富與所有上榜者人均財富之差，縱坐標則是累計的上榜人數。

　　圖3.110：各行業人均財富比較

　　數據顯示，只有包裝、房地產、新能源、金融、零售批發、其他礦業這6個行業的人均財富超過上榜者人均財富。這6個行業的上榜者占總數的31%。這6個行業有3個屬第三產業(房地產、金融、零售批發)，而人均財富最低的行業中，除酒店餐飲業外，均為制造業。

　　包裝業人均財富如此之高，是因為張茵家族(玖龍紙業)擁有770億元財富，位居整個排行榜的第二。玖龍紙業為香港上市公司(2689)。

　　房地產業以上榜者之多、人均財富之高引人注目，與之相比，建材業與建筑業顯得微不足道。

　　房地產業占到了平均份額的1/4，它占了上榜者的18.9%、財富總額的31.2%。這意味著房地產業的上榜者，其平均財富(69.95億元)明顯高于所有上榜者的平均財富(42.45億元)。

　　在為社會提供建筑物的相關行業鏈中，建材業提供原材料，建筑業實際蓋房子，而房地產業的功能在于設計、拿地、找錢、買房子。在2007年榜上，建材業占到上榜者的1.4%、財富的1%、平均份額為1.2%;建筑業占到上榜者的1.5%、財富的0.7%、平均份額為1.1%。由此可見在這個產業鏈中，房地產業的地位。

　　統計年鑒的數據顯示：長年以來，房地產業的就業人數僅為建筑業的3%左右。就業分布與財富分布如此尖銳的反差，有助于我們理解所謂“黑包工頭”的由來，理解就業困境的由來，理解勞動者極端軟弱的談判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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