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界的印象中，硅谷似乎永遠與創新、財富、神奇這些詞匯相關。這里吸引了全球最優秀的技術人才，集中了美國超過六成的風投資本，匯聚了上萬家科技公司，誕生了英特爾、蘋果、谷歌這樣市值數千億美元的全球科技巨頭，涌現了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拉里·佩吉(Larry Page)、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數代科技傳奇人物。(注：舊金山已經成為硅谷的創新中心。)

　　半個世紀以來，硅谷不斷引領全球科技的尖端潮流，一次次改變著世界的生產方式與民眾的生活方式。這個狹長的加州海灣地帶也一躍成為全球最受矚目的創業與創新圣地。半導體、互聯網、社交網站、移動互聯網，每一次科技浪潮興起都會誕生偉大的科技公司，也給來到這里尋夢的創業者帶來巨額財富。

　　但在硅谷科技精英改變世界的同時，他們與當地普通民眾的矛盾卻在日益激化，面臨著來自社會底層越來越多的不滿情緒。看似炫目與和諧的硅谷背后，存在著源自貧富差距巨大帶來的戾氣叢生。如果說硅谷是全球科技行業中光彩奪目的太陽，那么日益升溫的社會矛盾就像是太陽黑子;雖然無法遮掩太陽的炫目光芒，卻帶來了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威脅到了未來的持續性發展。

　　這種經濟急劇增長帶來的貧富差距矛盾，對于中國等新興經濟體來說并不陌生，尤其是北京等大城市。大量外來人口的涌入，尤其是高收入人群的到來，直接沖擊了原有居民的生活方式，推高了周邊的整體生活成本，迫使原先居民因為無法承受而離開。在原有居民看來，這些外來精英固然對經濟和社會做出了巨大貢獻，但卻給自己的生活環境帶來了直接沖擊，因而對他們持有一種反感與敵視的態度。

　　游行抗議日益激烈

　　激進的抗議者打出了“谷歌滾蛋”的標語

　　在過去的兩三年間，舊金山地區針對高科技公司的游行活動不斷增加，參加的隊伍人數和社會團隊也在不斷擴大，抗議的矛頭直指那些改變世界的科技公司。在硅谷的普通民眾和科技精英之間，似乎出現了一條越來越明顯的社會裂縫。

　　這種社會矛盾在舊金山表現得尤為突出。過去幾十年的硅谷科技公司，例如蘋果、英特爾和思科，他們的辦公場所和員工住所大多在Sunnyvale、Cupertino、Santa Clara和San Jose這幾個南灣城市，他們給周邊環境帶來的影響很少涉及到硅谷最北部的舊金山。準確的說，近年來硅谷的社會矛盾主要集中在舊金山，而互聯網新貴的谷歌和Twitter則成為了當地居民憤怒抗議的最集中對象。

　　谷歌在舊金山靠近海灣大橋的地區擁有辦公室;更有大量員工居住在舊金山市區，每天需要乘坐谷歌的員工大巴到硅谷中部的Mountain View工作。Twitter則從誕生之日起就一直在舊金山，主要是因為公司幾位創始人和早期員工都喜歡舊金山市區的城市生活;但他們也曾經以搬離舊金山來要求獲得稅收優惠政策。

　　去年年底Twitter在紐約上市的當天，他們的舊金山辦公樓外也聚集著近200人。這些人不是來慶祝社交網站上市的，而是特意選擇這個Twitter的大日子來上門抗議。他們舉著各種抗議標語，“你們上市，我們什么也沒有”，“民眾沒有受益” ，以此抗議Twitter不公平地享受了政府的稅收優惠政策，要求高科技更多回饋社會。

　　由于總部設在舊金山市區，Twitter似乎已經成為民眾發泄怒火的最理想目標，抗議者們甚至不需要坐車就可以直接步行到Twitter樓下進行游行抗議。在過去的半年多時間，幾乎每個月都會有各種社會團體組織民眾來這里舉牌發聲，向Twitter員工們展示他們的呼聲要求。

　　谷歌也是底層民眾最反感的科技公司。在普通民眾看來，改變了世界的谷歌卻給他們生活帶來了負面影響，號稱不作惡的谷歌卻實際上對他們造成了傷害。就在上個月，由于谷歌法律部門員工杰克·哈普林(Jack Halprin)動用了《艾利斯法案》驅趕舊金山一座居民樓的數名原租客，其中更有多位中低收入的教師。

　　這一舉動直接激起了舊金山租客維權組織的怒火。他們將此事視為高科技精英逼迫社會普通民眾的最直接體現，在舊金山Mission區的多雷斯公園(Dolores Park)組織了聲勢浩大的游行抗議。數百名抗議者高舉著各種標語牌，“離開我們的家園”，“谷歌讓哈普林住手”，更有人舉著“谷歌滾蛋”的極端標語，來表達對谷歌的不滿情緒。

　　就在此次游行活動結束后，美國科技博客Business Insider報道此事的記者凱利·羅賽爾(Kyle Russell)戴著谷歌眼鏡，在舊金山城鐵(BART)第16街站外遭到了示威者的攻擊。示威者奪走并摔壞了他價值1600美元的谷歌眼鏡。即便所有人都認為這是一種犯罪行為，但當時仍然有很多圍觀者為摔谷歌眼鏡大聲叫好。或許在示威者看來，谷歌眼鏡就是谷歌“邪惡”力量的集中體現。

　　公司員工成為居民憎恨對象

　　抗議者痛斥谷歌風投負責人凱文·羅斯是寄生蟲

　　原本是外界羨慕對象的谷歌員工，在舊金山居民的眼中卻成為了高傲炫富的憎恨對象。和很多年輕的科技精英一樣，谷歌風投負責人凱文·羅斯 (Kevin Rose)把家安在了舊金山市區。但上個月開始，他發現自己家周圍聚集著諸多抗議者，打著“凱文·羅斯是寄生蟲”的大幅標語。抗議者甚至散發傳單，告誡周圍的鄰居要遠離這個來自邪惡谷歌的“風險資本家寄生蟲”。

　　谷歌等硅谷公司每天在舊金山、奧克蘭市區接送員工的班車，也成為了舊金山居民發泄怒火的對象。他們認為這些班車直接侵占了公交車道資源，導致了公交車的擁擠延誤，因而多次聚集在谷歌班車停靠站進行抗議，甚至阻止谷歌班車停靠，試圖以最直接的方式拒絕高科技公司入侵自己的家園。在一起抗議圍堵中， 憤怒的民眾甚至砸了谷歌班車的擋風玻璃，扎破了汽車輪胎。

　　由于班車數月來多次遭到抗議民眾圍堵，無法正常接送員工，谷歌無奈之下甚至想出了用渡輪從海上運用員工的變通招數。從今年年初開始，谷歌雇用了一艘渡輪，每天早晚將舊金山市區居住的員工通過海灣運送到南灣。谷歌發言人很直接地解釋說，此舉就是因為不愿給舊金山居民帶來不便。

　　在民眾連續圍堵科技公司班車的壓力下，一向對科技公司友善的舊金山政府也不得不采取措施，緩解民眾與谷歌等科技公司的對立情緒。按照舊金山政府出臺的新規定，要運營班車的科技公司必須根據他們的停靠站和班車數量向政府繳納一定的班車費用。預計在為期一年半的試行期，需要運營班車的科技公司可能需 要向舊金山市政府繳納平均每家10萬美元的費用。

　　貧富差距是根源

　　收入差距是硅谷居民與科技新貴矛盾升溫的最根本原因。雖然硅谷是美國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擁有著大量高科技公司。然而，如果拋開高收入的科技行業從業者，硅谷普通居民的收入并不算太高。以舊金山為例，政府數據顯示，2013年當地人均月收入還不到4000美元，年薪不到5萬美元。如果刨去美國高昂的稅負，實際稅后年薪或許只有不到4萬美元。

　　大量低收入人群的存在是拉低舊金山人均收入的重要原因。舊金山市區面積狹小，僅有126平方公里，三面臨海，布滿著大小山丘，這里在歷史上就是美國最為多元化和最具包容性的城市，聚集著大量流浪人群。即便在繁華的舊金山市區，也生活著諸多低收入人群;在最核心的鬧市區，就存在著一個臭名昭著的田德隆區(Tenderloin)。這里到處可見賣藝行乞的乞丐，空氣中不時會傳來大麻的味道，盜搶犯罪案件多年居高不下。

　　與此同時，硅谷科技行業的平均收入卻處在全美最高水平，遠遠超過非科技行業人員收入，更是舊金山中低收入人群的數倍。按照硅谷科技網站Dice的統計，硅谷科技行業雇員2013年平均年薪加獎金超過10萬美元。而根據GlassDoor網站的統計，谷歌軟件工程師平均年薪在12.7萬美元，Facebook在12.2萬美元，蘋果在12.4萬美元。

　　隨著過去幾年硅谷的創業公司熱潮，風投資金大量涌入硅谷，美國風投活動正處在2000年以來的最高水平。諸多科技公司上市和創業公司被收購，都造就了數以千計的百萬富翁。單是Facebook上市就有超過千名員工持股價值超過百萬美元。而Twitter上市也給工齡超過三年的員工都帶來了超過百萬美元的股權。

　　隨著科技精英們的收入急劇增長，硅谷的生活水平也在水漲船高，尤其是房租和房價成本。如今的高科技精英更喜歡居住在繁華熱鬧的舊金山市區。舊金山已經是美國生活成本和房價最高的城市之一，幾乎與紐約的曼哈頓處在同一水平。在面積狹小的舊金山核心市區，一居室的租金已經從5年前的2000美元暴漲到目前接近3500美元的水平，甚至超過了當地居民的人均收入。

　　按照舊金山經濟發展中心(SFCED)的統計，從2009年到2014年的五年間，舊金山平均租金價格上漲了68%。而房屋價格更是連年上漲，今年3月舊金山房屋價格中值已經高達93.8萬美元，單是過去一年就上漲了15%。在美國經濟遲遲未能走出衰退，住房市場整體尚未復蘇的大背景下，硅谷地區的房價卻在連年迅猛上漲。

　　在硅谷的其他地區，房屋租金和售價也同樣在一路高歌猛進。在南灣的Santa Clara郡地區，一居室的平均租金價格已經從三年前的1300美元左右漲到目前的超過2000美元。而San Mateo和Santa Clara地區每年的房租和房價漲勢都在15%左右。在硅谷最核心的Palo Alto，即便是再破舊的單棟房屋價格也動輒100-200萬美元。

　　由于舊金山有租金控制措施，每年房租上漲比例有限，很多多年的租客一直都以極低的價格承租。舉例來說，如今市場租金在3000美元的一居室，如果租客已經連續承租十年，其實際支付的租金可能只有1000美元。很多中低收入人群正是靠著這種保護措施，在房租價格高企的舊金山市區繼續生活。

　　但隨著大量高收入科技精英人群不斷涌入，舊金山房租價格過去幾年直線上升。在租金的誘惑下，很多房東都在通過自用或者轉售房屋的借口，又稱《艾利斯法案》(Ellis Act)，迫使原先長期承租的房客離開，從而可以將房屋轉租給高收入人群。按照地產公司Trulia的統計，過去三年房東趕走租客的案例增長了170%。在那些被迫搬遷的中低收入人群來看，硅谷高科技精英是逼迫他們離開家園的罪魁禍首。

　　多元化一直是舊金山最引以為榮的特征。同性戀和異性戀、高收入、低收入甚至流浪人群、各種人種居民都可以在這里共同生活。然而，科技精英的大量涌入，使得市區生活成本不斷提高，即便是中產階級都難以承擔，大量中低收入者被迫遷出市區。很多人擔心，舊金山會變成為和紐約、芝加哥一樣的發達大都市，而喪失原先的多元文化特性。

　　而政府對高科技公司的傾斜態度也令中低收入人群感到憤怒。舊金山華裔市長李孟賢一直致力于將舊金山打造成全球創新之都，為了吸引科技公司從傳統的南灣地區來到舊金山，他對Twitter等高科技公司提供了減免稅收等諸多優惠條件。從實際效果來看，他對科技行業的招商政策發揮了作用，吸引了Pinterest等諸多創業公司從灣區遷到舊金山市區。舊金山也成為了硅谷實際上的創業創新中心，目前光市區就進駐了2000多家科技公司。

　　但在中低收入人群來看，收入豐厚的高科技公司本該為社會經濟和地區財政做出更大的貢獻，可這些最為富裕的公司卻享受著政府給予的稅收減免政策，實際上是加重了其他行業人群的稅收壓力，對普通民眾來說也是不公平的。

　　擁有巨額財富的科技新貴們，他們的奢華生活方式也引發了普通民眾的反感;這種對科技富人的憎恨態度絲毫不亞于“占領華爾街運動”中對金融富豪的痛恨。Facebook前總裁肖恩·帕克(Sean Parker)，去年年底在加州著名風景區大蘇爾(Big Sur)的原始森林舉辦了一場模仿電影《指環王》 的奢華婚禮。這場耗資上千萬美元的婚禮卻給森林植被帶來了明顯的損毀，遭受了外界的強烈批評。雖然帕克最后又被迫賠償了250萬美元，但這對身家數億美元的他不過是不痛不癢的支出。

　　為了自己的出行便利，谷歌三巨頭，兩位聯合創始人拉里·佩奇、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以及董事長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甚至耗巨資在San Jose機場旁邊新建屬于他們的私人機場，專門用來停放私人飛機。甲骨文創始人拉里·艾利森(Larry Ellison)則是豪華跑車和帆船的愛好者。

　　緩解矛盾之道

　　谷歌班車是最直接的攻擊對象

　　面對著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硅谷已經無法再回復到原有的安靜環境，原本只沉浸在科技創新中的精英極客們也無法假裝視而不見。但對民眾的普遍憤怒情緒，他們卻持有不同的態度：有貴族派依舊站在精英俯視的立場，認為這不過是社會底層針對成功人士的嫉妒和迫害;有回避派則希望通過政治手段進一步左右地 方政府，確保有利政策;也有務實派希望通過回饋社會的行為，緩解民眾對科技公司的不滿情緒。

　　在舊金山和奧克蘭民眾多次圍堵谷歌大巴后，硅谷風投元老級人物、老牌風投KPCB聯合創始人湯姆·珀金斯(Tom Perkins)公開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把這種行為比作納粹德國針對猶太人的“水晶之夜”，認為這是“針對成功的1%人群的迫害”，等同于納粹行為。 他的這種態度很快就引發了民眾對這些“科技貴族”們的更大怒火。即便是風投公司KPCB也不得不發表聲明，與珀金斯的言論劃清界限。

　　另一位風投大鱷蒂姆·德雷珀(Tim Draper)則更加別出心裁地提出，希望推動將加州分拆成六個獨立的州，單獨列出舊金山所在的硅谷州，以便更好地針對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制定相應的政策。雖然他并沒有提出分拆加州與硅谷階級矛盾激化存在關系，但舊金山獨立建硅谷州無疑更有利于科技精英按照他們的需求來影響政府。

　　在政治環境上，硅谷科技公司無疑占據著明顯上風。谷歌、蘋果、甲骨文等科技巨頭每年都會投入數百萬美元用于政治游說，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設立辦事處，聘用公關公司展開政府公關，確保各項政策不會影響他們的權益。加州是美國民主黨的傳統票倉，民主黨總統奧巴馬一直與硅谷科技公司關系密切，多次來 硅谷拜訪谷歌、Facebook、蘋果等科技巨頭。

　　在輿論導向上，科技行業也在不斷施加自己的影響力。亞馬遜創始人杰夫·貝佐斯(Jeff Bezos)私人收購了美國三大老牌報紙《華盛頓郵報》，并對諸多科技博客進行了投資。(亞馬遜雖然不在硅谷，但在要求有利輿論和政策方面，甚至比硅谷公 司更為激進。)Facebook聯合創始人克里斯·休斯(Chris Hughes)買下了《新共和》雜志。而諸多新興網絡媒體的背后都有著風投的資金支持。

　　為了化解貧富差距巨大的問題，舊金山市長李孟賢則致力于推動在今年投票提高最低收入門檻。他坦率承認，舊金山對勞工家庭來說是一個生活昂貴的地區。不過，提高最低收入標準并不能化解居民對谷歌等科技公司的不滿，階級矛盾終究是硅谷可持續發展無法回避的問題。為了緩解民眾對自己的不滿情緒，改善自 己的公眾形象，谷歌、蘋果、Facebook等公司都通過各種慈善手段，支援周邊的社會設施。

　　硅谷科技富豪一向有慈善捐助的傳統。英特爾的幾位創始人累計向教育領域捐助了數億美元的個人資金，英特爾每年也會投入1億美元用于教育項目。谷歌每年也會投入數億美元用于新興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蘋果聯合創始人喬布斯和他妻子則向斯坦福醫學院捐出了5000萬美元。

　　但這種捐助并不會直接改善到硅谷普通民眾的生活，更無法讓不滿的憤怒民眾享受到科技公司帶來的好處。在這一方面，Facebook則表現得更加 實際和接地氣。扎克伯格夫婦去年向硅谷社區基金會(Silicon Valley Community Foundation)捐出了1800萬股的Facebook股票，價值超過10億美元。

　　而Facebook在搬遷到Menlo Park新總部的過程中，也與地方政府達成了一系列協議。Facebook同意在未來數年向當地捐助數百萬美元，包括承諾出資創立一個社區基金，贊助實習 與就業培訓項目，支持本地企業發展，資助可負擔經濟住房建設，以及翻修當地的自行車道與步行道。Facebook還同意鼓勵員工拼車、搭班車或者騎車上 班，以緩解總部所在地的交通壓力。

　　硅谷著名天使投資人榮·康威(Ron Conway)則推動成立了Sf.citi機構，致力于改善硅谷地區的慈善事業、教育培訓以及可負擔住房，試圖以實際回報社會的舉動來解決民眾的不滿情緒。談到硅谷階級矛盾時，榮·康威坦率地表示，“科技行業意識到，舊金山乃至硅谷地區的住房價格不斷上漲是我們必須共同面對的問題，科技行業必須參與解決 (這一問題)”。

　　但舊金山地區的住房供應緊張是無法改變的事實，除非科技精英們放棄在市區生活的想法，或者出現15年前的科技行業泡沫破滅，否則高收入科技精英 們的繼續涌入會進一步推動舊金山住房成本上漲，迫使中產階級以下的人群遠離他們生活數十年的家園，引發他們對谷歌等科技公司的仇視情緒。

　　硅谷社區住房理事會(Council of Community Housing Organizations)理事長皮特·科恩(Peter Cohen)就直接認為，Sf.citi的倡議不會有什么直接成效，這不過是一個公關形象的舉措而已。

　　但即便是硅谷的科技巨頭，也開始意識到社會矛盾問題的嚴重性。谷歌董事長施密特說，“我們生活在泡沫中，這并不是說科技行業的泡沫，而是我們(科技精英)所生活的小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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